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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第一进士周仪籍考

——兼论桂庄书院（紫阳书院）始末

阿旧 原创

按：周仪作为邵州历史有载的第一个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因其早年苦读于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周仪当年苦读之石室，一般认为在今邵阳县塘渡口书堂山，在清朝时当属武冈州塘田团内，故很多人以为周仪即今邵阳县塘田市镇人，实误。本文将从民间传说、周氏族谱、历史记载和遗迹、人物关系等多个角度，证明邵阳第一进士周仪其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横空出世的进士周仪和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

肇庆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因平武冈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后死于靖康之难。 紫阳周氏，由周仪起，三代三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之张九龄兄弟和宋之“三苏”相提并论：“殆与张曲江苏眉山颉颃矣。” 后又有周昉，族谱载为周仪第六代孙、周钦之曾孙,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详。道光《宝庆府志·选举表》载其为“上舍第释褐”。宋太学“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释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职。上舍第也等同于进士出身。周昉是证明其祖先周仪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的关键人物。周仪籍武冈紫阳乡对于周仪确切籍贯，光绪《湖南通志》云其为邵阳人，“周仪，邵阳人，读书于武冈紫阳石室，后徙武冈，以原籍田庐分赡宗族——姓谱”。《宝庆府志》说周仪为“武冈人”，又对旧志说周仪为邵阳人做了解释，“仪以雍熙登第，（武冈）其时尚属邵州，故旧志皆作邵阳，政可两存也”。同治《武冈州志》之《名臣传》只说其“所居有紫阳山，山有石室”，紫阳山在紫阳乡，那么周仪应该就是武冈紫阳乡人。南宋《舆地纪胜》之《荆湖南路·武冈军·人物》有载：“周仪，紫阳人，登雍熙甲科。”《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中期，和周仪时代较近，可信度高。紫阳，即紫阳乡，周仪为当时的武冈紫阳乡人，应当无误。 宋初武冈县属邵州，崇宁年间升武冈县，置武冈军，和邵州互不隶属。宋初武冈县直辖唯两乡，其西为儒林乡；其东即为紫阳乡，合龙管、龙江、永丰、长溪直至白仓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铺，北至今隆回三阁寺乡，绵延两百多里。今之隆回县三阁司乡，邵阳县之塘渡口、白仓镇、黄亭市镇、蔡桥乡、塘田市镇、金称市镇与新宁县之丰田乡、马头桥镇当时都属于紫阳乡。马头桥镇其时当属紫阳乡长溪里

有关周仪的本地民间流传

新宁县马头桥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有关周仪的传说。说周仪的先祖在武冈县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实为山心团）一个叫三峒陇的山村（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读为乐，幼时在家勤学苦读，日夜不倦，后又到离祖宅不远的扶夷江畔悬崖旁的一个石洞里潜心苦读，并在洞里遇仙翁点化，由此学业大进，后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周仪做官昌言无忌，刚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舍，退休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桥命名。

周氏族房谱

周氏族谱诚公坟山

周氏族谱紫阳书院图

据《周氏总族》，隆回县高平周氏始祖为周朝，字祥光，所谓“尚书公”，原住武冈紫阳乡石洞桥。 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阳周氏， 始迁祖诚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于唐末卜居武冈紫阳乡州尾头，孙仪公。” 武冈《周氏合修族谱》又云，仪少有异禀，博学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读书其中，与一老翁讲古道今，自后文思大进，登宋梁灏进士。后致仕，回家建石室书院讲学，门徒数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廉，又好施舍，并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一桥命名。关于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的说法亦见于周仪后裔应森公支系房谱。

翠岩

因靖康之乱，陈与义“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来到武冈紫阳山，有《书堂山石室铭并序》，序文里说到的周公谏议，“嘉祐名臣”当为周湛，因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而嘉祐元年为公元1056年，时间相差七十余年，设若周仪30岁中进士，而到嘉祐元年则已过百岁矣，又怎么可能为“嘉祐名臣”？周公谏议，周湛曾官迁“右谏议大夫”，可见在紫阳山石室读书的应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阳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仪在马头桥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读的做法。

周敦颐与马头桥

周氏族谱载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这三座桥经过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马头桥在三桥的最下游，族谱说，桥上书有“周氏垂建马头桥”字样，桥头有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的马头桥记事碑。有人误以为这桥是周敦颐所修建，实误。查同治《武冈州志·艺文志》记载：“马头桥记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说明周敦颐只是为桥撰记事碑罢了。“溪南里”，下辖“架冲团”、“城头团”、“三心团”（三心团实应为山心团，因境内有山心寺得名，盖同音误传，“三”、“山”本地同音）和“油头团”。而其实，马头桥就在“三心团”内，当然州志说在溪南里也对。“周氏垂建马头桥”里的周氏当指周仪及其宗族后代。

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

马头桥周氏宗祠大门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一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二

周仪致仕后在家乡建立石室书院，即紫阳书院的前身，后被其后周昉改为桂庄书院，桂庄书院遗址在今坪山小学内。

周敦颐一生致力于文教，每为官一地，首推兴教办学。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学在牙城之中，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先生始至，伏谒先圣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迁于城之东南，逾月而成。”建成后，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又属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作《邵州迁学记》”。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兴教办学，将州学迁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功绩。 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周敦颐生于1017年，两人年龄差距较大。笔者以为，两人在现实中有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颐来马头桥时，周仪应当已经过世了，不过石室书院还在。周仪和周敦颐同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颐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仪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时间当在周敦颐任前，周仪作为前辈乡贤，周敦颐在未到邵州前即当有所耳闻。当周敦颐见到石室书院，见到周仪捐建的马头桥之桥头马头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对前贤周仪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然后应周仪后人之请为马头桥记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马头桥镇南50里的新宁县城犁头湾石崖有周敦颐书“万古堤防”四字，有莲潭菴，为纪念周敦颐泛莲于此。清代周诰编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遗事》，记载：“周子尝过新宁邑，至莲潭，见水深千尺，因镌‘万古堤防’四字于石崖。”又道光《宝庆府志》之“艺文略·金石”：“宋莲潭石刻，今存。在新宁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传周子权邵州军时书‘万古堤防’四字镌于上。字画遒劲，水涸时可见。旧志云：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题并书’九字，今不能识矣。……其曰莲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么，周敦颐到马头桥和到新宁城北犁头湾，当在同一段时间行程前后。周昉与桂庄及桂庄书院同治《武冈州志·文苑》载：“周昉，字晦叔，仪之后也。嘉定间登上舍第，官内史，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这一段记载非常明确，嘉定年间，周昉回祖籍隐居，可知他的先祖周仪就是宋紫阳乡三峒陇人（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周氏合修族谱》有《昉公传》:“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孙，道公之子。公天资不俗，禀性非凡。少时喜读书，好结友。慕朱熹之理学，绍仪公之高风。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辟室为桂庄书院，自称为桂庄主人。” 同治《武冈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团”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仓，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书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风峡：上有张声远、史弥宁、张同器、郑域磨崖题刻，俱见金石卷……”

山心寺社仓，在山心寺旁边。社仓，即义仓，清刘大櫆：“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为南宋朱熹首创。 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二十六字，楷书，凡一行。”

有“史弥宁桂庄石刻”:“史弥宁桂庄石刻（今存）。史弥宁撰，嘉定八年刻石，前书诗二绝，右题‘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节友林居士四明史弥宁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书，凡十四行，字数不齐。” 有“盱江张同器寄题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冈军判官郑域题桂庄诗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风峡”：“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团。” 湖南提刑张声远除题行书“桂庄”二字外，还留题八景，分别是：诗壑、翼然、清风峡、小蓬莱、群玉林、隐真岩、葛梅洞，“为历来金石家所遗表”。

武冈州志艺文志金石

紫阳书院八景之二

史弥宁题赋桂庄二首为：“结屋山垣得许奇，岩犀环拥读书帷。阿姮定与君家厚，留下西风几万枝。”和“家有留馥紫阳乡，洗石疏泉著桂庄。看到花时秋更好，放开冷袖贮天香。”

史弥宁又有七绝，题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万箇，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为赋一绝》：“竹根碧涧落寒声，竹外双溪抵镜明。满袖天风吟不彻，坡头直有放多清。” 张国器题桂庄诗：“蟾窟移根不记年，英材杰出以储贤，树因地胜常常茂，花到秋来得得传。已把诗书供灌溉，定寻泉石伴丝弦，曾看攀折从君始，尚愿云仍与接联。” 从以上诗歌和题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风景，而桂庄之建制规模，亦可模拟得之。 张声远时为湖南提刑，史弥宁为武冈知军，郑域为武冈军通判，这些人和周昉交游，张声远更是远道而来，题刻吟诗于桂庄，可见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冈州志》载周昉“官内史”，宋并无“内史”官职，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最高行政部门，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内史令，唐以后改称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周氏合修族谱》撰写有《昉公传》，说其曾“官兵部侍郎”。 桂庄书院在桂庄内，因依周仪读书之“翠岩”石洞，故原来又称石洞书院、石室书院（据族谱，周敦颐过马头桥，曾在石洞书院讲学，笔者以为，当时的石洞书院应该规模不大，可能称之为书舍或书堂更贴切些），周昉改为桂庄书院。周氏族谱云，周昉曾“讲学于斯”。族谱又云，“宝庆丙戌，史弥宁来知武冈，重建军学，补修紫阳书院，与昉公来往甚密，为倡研理学，常啸傲于庄，以养性灵，以娱天年。” 族谱载周昉倾心理学，仰慕朱熹，而在史籍中，也有迹可寻。周昉除了和朱熹，还与陈文蔚、魏了翁等大文人也有过来往。陈文蔚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卒年不详，进士出身，是朱熹的学生，理学家，终身未出仕，一直从事教育。他有题赠周昉诗《寄题玉山周晦叔家似贤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农臭不自悟，荧荧飞青蝇。一日对此君，炯然又眼明。子猷虽借宅，绿阴仍满庭。雅净两龚洁，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劲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绘画劳丹青。想像不觌面，孔孟何由倾。安知君子交，日日与相迎。手种万苍玉，君家有典刑。清风流至今，修好无渝盟。”表达淡泊名利，鄙薄恶俗，固守高节的情操，与周昉共勉。其时，周昉应在江西玉山一带为官。当时有一个上饶-玉山诗人群体，大多数过着隐居的生活，甘于贫困，又固守高节。周昉在此间自然会受影响，而他本人醉心理学，生性淡泊，族谱传里说他“素性好义”，因而也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致仕还乡，回“紫阳先世所居之地”，醉心于教育，醉心于山水之间了。 魏了翁，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学问家，宝庆元年（1225）被贬谪湖南靖州达七年之久，其间有《渠阳集》，中有答周昉的书信《答周晦叔应辰》，应辰应该是周昉按周氏辈分所取的名字。族谱载周昉为周仪孙周钦的曾孙，查周氏应森公世系和辈分“祥、梦、应、康、世”，周昉正是“应”字辈。魏了翁在信里和周昉讨论理学经典：“……《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 据武冈周氏族谱记载，朱熹曾讲学于桂庄书院，即紫阳书院。朱熹又自称紫阳朱熹，是因为其父朱松祖籍安徽婺源，曾在徽州府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徽州也有一座紫阳山），有刻章“紫阳书堂”，朱熹为怀念父亲，亦表思乡之情，故自称为紫阳朱熹。因而，有人又尊称朱熹为紫阳夫子。 后来书院兴起，各地为尊朱熹，取名为紫阳书院的很多。而武冈之紫阳书院，应非纪念朱熹曾到此讲学，而因本乡地名即为“紫阳”，而且武冈紫阳书院之名早在朱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文脉：千年湖湘书院图记》一书中，记载武冈紫阳书院是在淳熙到绍熙年间创立的。

紫阳书院原为私立，在南宋中期被改为军学，宋转运判官盱江邓均有《重修武冈军学记》：“……又增修武冈邑庠暨紫阳书院，于是士之瞻也，游也，息焉，莫不啧啧曰：‘懿乎此举也，’。” 后史弥宁知武冈军，又重修武冈军学，王之制有《武冈军修学记》，周氏族谱说法与此记文是一致的。 据族谱，桂庄后被周昉改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现马头桥镇清时名为“山心团”，即得名于此寺。明成化十九年留有会稽童煊碑记，上载：“……昉公素性好义，将宅院田土山地，一慨施舍，易此庄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延僧供佛，与乐予之，桂庄即成古建筑佛地……”山心寺现为坪山小学，其景物大部分已废，石刻尚有“松坡”、“云梯”、“翠石”（ 翠岩之误），尚存大水缸一只（原一双），刻有“南宋宝佑戊午年正月廿八日山心寺百兆永远为记”字样。

宋文物紫阳书院水缸

较之祖辈“宋三周”，周昉名气似乎小得多，但他其实应该是紫阳周氏家族里官职最高，对朝廷政局影响也最大的一个人，但也可能是该家族在宋朝最后一位获取朝廷功名的人。据周氏家谱记载，“端平年间(1234年)，忽坐诬削籍,累及宗族”，宋邵州最为辉煌兴盛的紫阳周氏一门就此没落，让人嘘唏不已。

从与周昉交往这些人的年龄结构，和其曾祖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以及他回家乡马头桥三峒陇石洞桥后朋友作诗赋题碑刻显示的年份来看，笔者认为周昉的生卒年可能在公元1170年-1270年之间。

而桂庄书院也因周昉的过世而慢慢没落，不过，到明代时仍有紫阳书院在，但应该是迁移到别处去了。所幸书院去而文气留，马头桥人，紫阳人，武冈人，邵阳人，由此民智初开，民风始变。武冈，原为“黔巫东鄙，蛮獠杂扰”之地。紫阳乡，浙江诸暨有宋《武冈县令杨公墓志》，其中有云，“紫阳乡婆婆鬼啸聚滋炽，既不可以文谕，又不可以武胁”，可见当时紫阳乡民众之愚昧落后。而到南宋末，武冈的风气才开始改变，文天祥说:“虽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学。”而石洞书院桂庄书院，可谓居功至伟。之后，马头桥一带尚学之风日盛，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即便举全家甚至全族之力，都要遣子就学，而这也是马头桥一带至今仍人才辈出的最大原因吧。

桂庄书院已杳然远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武冈紫阳周氏一门，即“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等，其影响力之深远，几乎贯穿整个宋朝。其才华和智慧，光耀紫阳，亦光耀武冈，光耀邵州。乡人后世，以其为荣耀，也以其为榜样。昔有匡衡，凿壁偷光，又有车胤、孙康之囊萤映雪，而至北宋，则有邵州紫阳之周仪周湛父子之石洞苦读。期待新宁桂庄书院的文化遗产，及“宋三周”求学苦读的精神，激励后人，也期待新宁力兴文教，振兴书院学校，如张拭所言，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

来源：武冈人网 阿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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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族谱一般不外传。

祖姓氏族谱一般在家族中会有详细记录。查家谱先要找到家谱。建议去找长辈询问，也可以自己去找，家谱一般在族长、族头那里，或者族里指定的某个人保管，另外祠堂也会有。

谱是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主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记录着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扩展资料：

谱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俗称谱头，内容主要记载姓氏的源流、迁徙、分布、墓葬、祠堂、祭礼图等。第二部分为主体即正文。

谱堂包括总世系图”世系年表。年表行传按生卒葬娶四要素，五世一抬头原则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

除此之外第三部分为附录，俗称谱尾。包括文传和文艺两块，文传记载已故先人典型的事迹；文艺记录家族文人的诗词歌赋、文章等。

电子族谱的前提和修纂方法

　　引起我以电子族谱为例去探讨网络时代的社会和历史事实建构的问题，是2000年在上海举办的一次讨论族谱的会议上宣传的一个名为“寻根网”的网站(www．Chinese—roots．com)。这个在2000年3月推出的网站，是新加坡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的一个新产物。据有关宣传资料称，这个网站“拥有的华人家谱中心可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得以建立自己的家谱，保存家族记录，甚至找到失散的亲属，建立更紧密的家庭关系”。用户可利用多个搜索引擎，去“寻查家谱、查找姓氏起源、寻找失散亲人和可能有的家庭成员”。推出“寻根网”公司的宗旨是“发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家庭关系发展和信息交流，并最终为全球华人锻造一种紧密的亲属关系”；它营造了“一个华人家族成员相互联系的私人环境”，并且“不受地理位置的影响”。骤听之下，这个网站所敲响的，似乎是建立华人大同世界的美好钟声，这在旨趣上和万维网发明者Timothy Berners—Lee期望网络社区将是一个没有中央集权、人人平等的世界的理想互相呼应——虽然这个世界充其量只存在于电子网络之中。

　　到底个人如何在私人的环境中，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编纂族谱呢“寻根网”一类网站的解决办法，就是提供理论上容量无限的资料库，搜查和检索工具，以及编纂族谱的模版给用户使用，这都是近年计算机世界发展出来的数据保存和处理技术的结果。这些资料和工具之所以被认为有助于个人编纂族谱，实际上就是假设搜索引擎和超文本链接所产生的数据之间的关系，可以引申为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而数码世界中数据之间的关系和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之所以被认为能够互相对应，则是基于以下几个假设的。

　　首先，其最基本的假设是每个家庭原来都有家谱，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记录已被改变、遗失或毁坏”。这样的假设，我们在传统的手钞和印刷族谱已是司空见惯，因为这是确立一份文献的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前提。宋代欧阳修便曾经说过：“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不过，欧阳修的见解是，既然家谱已亡，谱学便从此废绝了。据有关研究说，宋代的修谱者往往以幸存的家谱“文字漫灭，世次不明”，而不轻易采用的，欧阳修态度严谨，更是其中的表率者。相形之下，“寻根网”以“每个家庭原来都有家谱”为前提，提醒你“家不可没有家谱，快来登记吧！我们送您一个家谱，真快，真容易!”这个“送”的意思，就是给你一个家谱样本做借鉴，给你一份“建谱必读”的材料作指引，帮助你建立家谱。

　　接下来，如何建谱呢它的指示是：“建家谱前，请先搜索可能与您相关的家谱”，比如说，你输入一个“杨”字，它便会进行搜索，链接到一个“全球杨氏家谱”的画面，并说明“有242个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符合您的搜索要求”。这是编撰电子家谱的可行性的第二个假设，就是同姓就有关系，尽管它没有说明是什么关系，尽管这众多杨氏分散在天南地北。这样的同姓关系之所以可以漠视地理因素，是基于第三个假设的，即每一个姓氏都可以寻查出一个单一的起源。其实，对于类似的现象，早在宋朝便有人提出质疑，但当时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宋人汪澈曰：“自九品中正之法行世，竞以门第相夸。其起家寒微者，往往不爱重币，影附华宗，甚至弃其祖宗而远祖他人。否则凭谬误相沿之语，而令其祖宗谓他人父他人母。又不然则于始祖以前臆增数十百世，俾上接黄、农、虞、夏，以炫其源流之远。”清人彭维新也提出“姓氏族望，自魏晋迄唐，上下矜尚，谱记益繁，而源流益混”。如今，利用网络资源编撰族谱的人，大抵都没有这种功利的动机，但“同姓则同宗同源”的假设，却变得不言而喻，无可疑问；而皇帝、神农、虞舜、夏禹的存在及其与全体华夏子孙的关系，似乎更变得有迹可寻。数码化的历史事实与个人认同在网络空间编撰电子族谱的出现，是有其由来已久的社会和心理基础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个人身份很难孤立地生存，必须凭借群体的身份而存在。明中叶之后，宗族作为一种群体身份的表述，越趋普遍。明代礼制规定，只有品官之家才可以合法地建立家庙式的祠堂，然而，嘉靖以后建立家庙式的祠堂与日俱增，实际上也并不只限于品官之家，但祠堂始终被认为是土大夫身份的文化象征，为了使其祠堂合法化，族谱中“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成为普遍的时尚。我们可以说，人们经历了一场兴建家庙和编修族谱的庶民化过程，或者倒过来说，是庶民通过兴建家庙和编修族谱而土大夫化的过程。与此同时，随着文字的运用越趋普及，作为建立宗族的配套的编谱行动，由于比兴建家庙所需资源少得多，其庶民化的趋势更急剧拓展。走进华南地区的乡村社会，不少家庭都拥有家谱或族谱，无论它文句如何不通顺，字体如何歪歪斜斜，内容如何前后矛盾、错漏百出，人们作出这样的努力，是因为他们觉得有编谱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族谱所表达的历史事实，不在于其记载的内容本身，而在于族谱编纂的过程和社会结果。

　　这两者之间的分裂在离开传统乡村社会环境后尤其显著。当20世纪以降中国城市的知识分子尝试重新发现自己，解放个人的时候，直接的反应就是挣脱家庭家族的枷锁。巴金的《家�6�1春�6�1秋》、老舍的《四世同堂》，甚至是近年苏童的《妻妾成群》，营造出来的世家大族都像魔魇般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如何在意识上和生活上摆脱家庭的阴影，一旦他所属的家族有族谱，管他愿意不愿意，他的名字总是无可避免地被安排到族谱的世系图的某个位置上——在安徽绩溪的胡氏宗谱里，曾高举“无后主义”招牌的胡适，其名字便出现在世系图某个分支里。

　　电子族谱的出现，也许正好说明了五四知识分子及其后继人(包括我们自己)，并没有成功地走出家族的阴影。五四知识分子教导我们寻找自我，释放个人，但个人的身份认同，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他或她所认同的文化和相信的历史上的。因此，在寻找个人身份的过程中，不管是少小离乡的城市知识分子，还是花果飘零的海外华人，都倾向于从找寻自己家庭或家族的历史人手；有一定资源和心力的人土、甚至参与写作或编撰个人传记、家庭史和族谱，重建家乡的祠堂和庙宇。

　　就这一层意义来说，电子族谱可说是把族谱编撰变得更为普及，加快了明代以来编修族谱“庶民化”的过程，可以预料，族谱的数量将会大大增加。就文体结构而言，电子族谱其实是文字世界的一个产物，和二维空间的族谱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由于网络世界存储数据的容量理论上可以无限大，加上超文本链接功能造就了无数个可能的数据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衍生更多更随机的思考路径，我们可以估计，行将大量出现的电子族谱的信息会极大，上溯的渊源可以极为悠长(如果再考虑到这个“寻根网”报道的一条新闻：“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一万年”的话)，横向的关系可以极为多样(“同姓三分亲”的假设引申到“同宗”关系的建构)，这样一种只可以存在于网络世界的族谱建构和族谱构成的元素之间的关系，比起书写／印刷时代的结构将会繁杂得多，但这样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同的人终归会追溯到共同的祖先，彼此的家族史的论述会越趋一致：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这样的结果可能都不是那么重要，问题更在于，拿着这些电子族谱，我们到底可以研究到什么。

网络空间里的虚拟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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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族谱中有关祖宗事迹的追溯，不管是更接近传说还是更接近史实，追溯的叙述本身就见证着整个宗族在当地权益的确立。在地方社会中，族谱的编撰和签立契约相近，它确立了个人和群体的身份，社会的秩序，也划分了具体利益的分配；个人在世系图里是否占一席位，附带着怎样的标签，就界定了这个个人在宗族里的身份、权利与义务。族谱的编撰，见证着一个群体的合法性在地方社会中如何运用国家语言得以确立，它和个人编撰史书文集不同，更多是一个集体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它所运用的文体结构和传说故事，不能脱离地方社会的具体情景。这样的一种地方性知识，容许历史学家透过懈读不同时代和地方的族谱，对我们追求的历史事实有一个更贴近的了解。

　　如果我们可以运用传统族谱重组某个社群在某个时段的历史，从而进一步了解大环境的历史，电子族谱揭示出来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个人在这里有多少选择网站的专家和提供数据的机构有多大的权威性这些问题，似乎得等待更多的实践才能回答。可以估计，华人社会中许多流行于坊间对于姓氏、家庭和宗族关系的信念，支持这些信念的传说和故事，历经印刷物和电视的传播，将藉着网络这个新世代的资讯工具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我们已经有“大禹墓”、“黄帝陵”，最近在岭南又多了一条“珠玑巷”，这许许多多的物质建置，使传说中的历史式历史中的传说得以凝固，从而影响了口述历史，甚至文字历史的表述。如今，网络提供了另一个领域无限的资源空间，在三维的文字世界中，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