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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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 永瑢，纪昀，陆锡熊，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我们家的族谱可能是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很多家族都保留有族谱，最出名的应当是孔府的，孟府的，就是孔子孟子他们的家谱，都传到了多少多少代了。我们这个家族也有族谱，我的辈数是第91代，如果20年算一代的话，算起来应当有快2000年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当然也有的家族没有族谱，但是有族谱的不少。

早前的这次续谱是2017年，他们打电话要我捐了2000块。后来，我的一个老同学开玩笑说你应当捐一万，我说他们只叫我捐两千，我不好意思多捐。为此，在族谱的前部，还加上了捐款人的简介和捐款的数目。

我是早前才拿到这个族谱的，我只要了和我密切相关的那两本。

族谱里以记男方为主线，娶进来的女方配记她的子女情况；如果是本家族出生的女性，只记出生年月和嫁往哪个地方。族谱中，记了每个人和配偶的生卒年月日和安葬地点。只对极少数人加了极简单的颂扬之词。

我对我曾祖父有一个记忆，就是他抱着我弯着腰到柴灶里去点火。

我一直搞不清楚，那是我多大岁数的记忆。这次，在族谱上一查，他是在我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证明这个记忆应当是在两岁半之前，这就证明两岁半之前人的记忆也可以是长久的。

我粗略的查了一下，前几十年，人们活的岁数都比较短，多数都不超过60，有的甚至30、40。可能跟前几十、上百年，中国战乱不断，还经过了困难时期有关系。早前二三十年，这种现象已经很少了，因为生活状况大大的改善了。

族谱用的是宣纸，用的是小直排，这可能是以前留下来的传统，要改，工程量很大，不容易改。但查找起来很麻烦。据说，能做这种排版的已经很少很少，当然，很贵！

姓氏起源——来姓

来姓起源：

一、出自子姓，是汤王后后裔。商王族支孙食采于郲（今山东黄县东南，一说在河南荥阳东），其后遂以封地名郲为姓，后因避难去邑为来姓。见《唐书宰相世系表》。参见《史记殷本纪赞》。路史：系出子姓，殷商之子孙。

二、传说大禹的后代。

三、商朝莱侯的后代，莱侯曾与太公争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后莱侯之子浮柔跑奔至棠（一作唐，在今山东鱼台东），遂有莱氏，后去草头作来氏。 郡望堂号：江都郡 姓氏家谱：萧山来氏家谱 历史名人：来济, 来曜, 来秉奎 下面是我们山东寿光的家谱上的序：来氏序者，序来氏也。周有来章，汉有来歙，唐有来济。来氏之姓，自古有之，非一世矣。即今之世，登莱莒州、益都、朐邑、乐安、寿县，来氏之姓，渤海(这儿还有两个字,我不认识)。嗟夫！古今之不同，典籍之不明者，闻吾姓，愕然惊，哑然笑者，真犹蜀犬吠月，粤犬吠雪，少所见而多所怪。坐井而观天，非天之小，实所见者小也。余自少时，至职参髯澹��淦自啤N沂俏颐悄嵌�牡1世，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是第11世来笑山（字秀春），现在有这位先祖的墓碑，是同治三年岁次甲子五月立石。我们那儿的排辈是这样的：朝城凤常庆，延寿建庭恩。我是延字辈。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萧山来氏，属于子姓，由于未入《百家姓》而被人视为不是古姓。其实，来氏在史传中早有所见，东汉云台28将中就有来歙，因战功被封为征羌侯；三国时蜀有来敏，学识为时人所称；唐朝来氏入仕而有名者更多，甚至有人冒姓。但因谱系失传，世系不易贯穿。据现存《萧山来氏宗谱》所载，萧山来氏是两宋之间，由河南鄢陵迁来，卜居萧山，繁衍生息，成为大姓。来姓后裔有分布四川、湖北、陕西、山东等地者，也有返迁回河南者，惜难详考。从现有资料看，萧山来氏的世系，派脉、事业以及繁衍沿革尚能研究其概貌。 萧山来氏的繁衍外迁 萧山来氏向外省繁衍，大约在宋代后期。始祖来廷绍之幼孙来师周一支，迁回河南洛阳，也可能有回鄢陵老家的，但文献不足，无可征考。据《洛阳来氏家谱》序所记,在明代中期，来氏家族自萧山迁入洛城，至今四百余年，洛阳来氏的始祖名无考，字承甫，迁洛后住城内西北角仓街，卒葬城北金家沟村西，为洛阳来氏一世祖。冢前有碑，相传至五世，有来思信者又迁至距洛阳西南四十里地的延秋村。延秋是唐武则天的避暑盛地，因希望延缓秋凉而得名。洛阳来氏至今已有二十余世，现有二百二十余户，人口近千。洛阳、延秋来氏的前十二世，据延秋来布周考列如次： ①来承甫 ②③④失考 ⑤来思信明末避乱，由洛阳迁延秋 ⑥来秉乾 ⑦来焕 ⑧来迎祺 ⑨来大生来廑生 ⑩来百龄 ⑩来加禄来加福 ⑩来宗有清嘉庆十八年携三子赴陕州 三子太和、遂和、三和(后由陕州迁咸阳)。 洛阳来氏族人有传代排字，在重修洛阳来氏家谱后附有一大段联句称： 来氏祖籍本萧山， 洛城、延秋一脉传， 至十二世有“宗”字， “景、志、朝、大”不一般， “会、启、英、华”归一支， 原定辈字已传完。 民国年间经商议，续十六字作规范， “增、福、延、庆”承华后， “克、绍、祖、武”紧相连， “尊、师、重、道”接着续， “光、耀、家、庭”四百年。 谨遵祖训勿更改， 重名重字应避免， 续字用尽无以继， 后人共商再续写。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①宗字之后有景字、志字和朝字、大字两种排法。 ②据传民国年间有孟县(现洛阳市吉利区)来敬斋过延秋时与族人相议，后续十六个字。 ③十六字排辈估计能传四百年。这一首小诗说明了洛阳地区来氏的渊源、字辈，有重要资料价值。萧山来氏曾有繁衍至四川者，历史上知名者为哲学家、思想家来知德。来知德字矣鲜，号瞿唐，别号十二峰道人。其祖先由萧山迁出，先至湖北麻城。元末时有来泰者由楚入蜀，居于梁山，成为蜀地来氏之始祖，在古之贤等所撰《瞿唐先生年谱序》中已言明其事。其世系如次： ①来泰(元末由楚入蜀，居于梁山。一②来均受一③来晁富一④来志清(以上四世均“潜隐未仕”。一⑤来昭宜良令-⑥来尚廉“好施予”-⑦来朝“拾金还主”-⑧来知德配倪氏，有子二人-⑨来时敏来时升邑廪生-⑩来许来谒来译邑廪生。 其中的来知德是蜀地来氏的第八世，生于明嘉靖四年(1525年)，卒于万历三十 二年(1604年)，享年80岁。来知德专研《易经》，自中举后即隐居万县求溪山中，达30年，生活于“不庐不扇，忘食忘忧”的状态中，著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等，尤以《周易集注》十六卷更为著名，来知德著此书先后经29年，成为易学研究中重要著作，甚至有“来氏易”之说。来知德在《明史》有传。 洛阳来氏和麻城来氏中有向西迁至陕者。如洛阳来氏第十二世携子赴陕州，麻城一支在入蜀途中也有可能向西北经郧西入陕。今人陕西505集团总裁来辉武虽已难追述其始祖渊源，但据本人函告祖籍湖北省郧西县，民国初年其祖父为逃荒，辗转曲折到陕西定居，来辉武即出生于陕西周至县尚村乡，则陕西来氏或亦为萧山来氏之后裔。 在河南除洛阳外还有南阳、柘城等地有来姓族人，其中南阳有上来村、下来村。 据洛阳市志办来学斋编审函告，他的老家是三门峡市、灵宝市阳平镇裴张村下的一个自然村名小阎村，全村400余人，均为来姓。据说小阎村来姓一族最早由洛阳迁来，是洛阳来氏第十二世来宗有于清嘉庆十八年携三子，先移居卢氏，后又迁小阎村。来学斋提供了一篇他的某老师所撰《小阎村的变迁》一文。 文中曾说到村址，在阳平镇的最东边，位于温和、东仓二河交河处的西岸。该村南端高圪塔处，有一座老窑院，住着张、严、来三家人，后来由于窑院倒坍，住户迁到河边外居住。河边与窑院相比，地势较低下，因此被称为“下村”。 下村后来又添一阎姓居民。老阎有一子，聪明能干，在邻村稍有名气，广称“小阎”。时间一长，都以人名代替村名，与下柠并称。张、阎二姓，后来败退……只有来家，人丁旺盛，久传不衰。…… 来姓是不是山西洪洞县移民说法不一．根据来应元(90岁)、来天均、来石固共同回忆、判断，来姓不属于大槐树下移民，其理由有三：一、从老爷庙石碑分析。村东北五百多米处有一老爷庙，上层塑着关羽的坐像，石梯十八阶，铺得非常讲究，是李自成在河南那年修建的。有一石窑炉是清同治十二年刻凿的。下层立一建庙石碑，捐资者90是来姓。石碑立在本村老爷庙内，若来姓是洪洞县移民，在碑文中一定会加以叙述，未叙述，就不会是洪洞县移民。二、爷爷堂古柏可证明。村中爷爷堂边，长一株两人合抱不严的古柏，其历史千年以上。而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下移民令，至今只有610年。三、官坟古柏也可作证。在村东南处(铁王河村东)是来家的“官坟”，坟内曾长柏树几十棵，大的树龄在700年以上。原来来氏，分为七门。大门迁住卢氏村官附近，迁走时潜带“来氏家谱”，至今追查不回。 来氏受姓 公元前十六世纪,夏王桀残暴无道,众叛亲离。商汤带领一些诸候，发兵攻打夏桀。夏桀逃到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被商汤军队追赶后俘虏。商汤将夏桀囚禁于南巢的亭山。后夏桀亡，商汤大胜，把山东莱州分封于各诸侯。到了春秋鲁襄公六年，莱国（今山东黄县东）被齐侯所灭。从此即以国为氏，去草为“来”。这是来氏受姓的一说，《来氏家谱》持此说，后二十二世孙来鸿瑨撰《来莱辨》以驳正前说，并称“来氏子姓，系出于郲。” 来氏受姓，早于我国宋代的《百家姓》，它虽然被摒于《百家姓》之外，但是来氏后裔遍布世界，许多著名姓氏书都备载来氏渊源。 大量的史料表明，来氏系出于殷人玄鸟之裔，他以王侯将相世系蝉联。同虞帝后裔的姚姓、黄帝后的姜姓、周王后裔的姬姓一样，是我国的华夏族的“子姓”。 来氏历经战国、秦朝。齐国时有来章，楚国有来英。西汉时的来歙，因征陇蜀有功，封为征羌侯。三国时的来敏，官典学校尉。来军为羌维参军。隋朝的来护儿官至泉州刺史。唐朝来恒为中黄门侍郎，来济为唐高宗永徽时中书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宋代有来之邵，字德高，哲宗朝为殿中侍御史。来子时，字以中，绍兴初授袁州通判兼劝农营田事，他的孙子来廷绍，为萧山来氏始祖。来氏南迁萧山定居长河 公元1138年，宋高宗正式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南方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促使南宋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嘉泰二年(1202年)，萧；山始祖来廷绍，出任绍兴府事。渡西陵时得了急病，未赴任而卒于萧山祗园寺僧舍。葬：在萧山湘湖方家坞。南宋大名鼎鼎的爱国诗人辛弃疾给他撰写墓志铭：“来廷绍，字继先，号平山，原籍河南鄢陵县，为萧山长河来氏之祖。绍兴二十年(1150年)六月”生于江西袁州。”那时，南宋王朝苟安于江南，当权者终日沉湎于声色•，半壁江山沦于敌手，中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廷绍…“幼负奇才，忠愤激烈”，常念祖宗之耻未雪，时时不忘中原的河南故都，故自号思洛子，但壮志未酬而身先死。 来廷绍曾结识比自己年长8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多次促陈诣阙上书，提出改革政治、经济、军事的方案，均未被采纳，而“朝廷恶其切直”。自此以后，廷绍晦迹读书，志益奋激。绍熙四年(1193年)和陈亮同中进士，当时的士大夫都说：“来、陈俱登第，恢复有期矣!”但不幸的是陈亮未及上任而卒，使廷绍失去了亲密战友。欣慰的是，两年后，廷绍又结识了大词人辛弃疾。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一生主张抗金，对妥协投降谬论力加驳斥，写下了大量豪情满怀、慷慨高歌的词篇。这些词充分反映了他渴望挥师北伐，恢复中原，实现祖国统一的爱国热忱。这对来廷绍感染很大。辛弃疾也非常佩服来廷绍的爱国之情：“庆元龙飞，始交于予。予爱其忠义，恋恋如骨肉”。 庆元五年(1200年)，辛弃疾任浙东安抚使，来廷绍出任朝散郎直龙图阁学士。翌年，廷绍以宣奉大夫出知绍兴府，辛弃疾非常高兴，喜曰：“来君来，事济矣，祖宗耻，可雪矣!”但还未出任，就在萧山病倒，而且病情十分严重。嘉泰二年(1202年)十二月十五日病殁于萧山祗园寺，享年53岁。来廷绍曾在病中，仍未忘怀故国，作《祗园临终诗》一首： 病卧僧房两月多，英雄壮气渐消磨。 昨曾饮药疑尝胆，今天披衣似挽戈。 吩咐家人扶旅榇，莫教释子念弥陀。 此心不死谁如我，临了连呼三渡河。 来廷绍死后，葬于湘湖方家坞。由其子师安、师周延请辛弃疾为父作墓志铭。辛弃疾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撰写了墓志铭：“又卒矣!呜呼，岂天下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哉! 不然，胡为来、陈相继而殁，已焉哉!”(注：陈指陈亮)。墓志铭分为志和铭两个部分，其铭曰： 壮志愤愤兮扶社稷， 忠诚烈烈兮贯金石。 怀抱郁郁兮未获伸， 友义思思兮同扶策。 皇天不整兮夺其年， 国步艰难兮谁共力。 湘水苍苍兮荫佳城， 千秋迢迢兮知来宅。 辛弃疾所作的墓志铭概述了来廷绍一生的经历，充满着对死者高尚气节的颂扬和悼念，寄托了作者对来氏的哀思、怀念和崇敬。再者，墓志铭中“庆元龙飞，始交于予。予爱其忠义，恋恋如骨肉”充分说明了辛弃疾与来廷绍的深厚友情。(注：庆元为宋宁宗年号，公元1195年)来廷绍病故，由他的长子师安守墓，占籍萧山，卜居冠山之阳。师安在萧山长河，生下七个儿子，存三人：大德、大震、大圭。 长河为萧山西部古镇，北滨钱塘江，东邻铁陵关，西连浦沿镇、闻堰镇，南通湘湖水。冠山海拔16l米，是长河的象征。萧山来氏的祖先就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兴旺发展。来师安之“占籍萧山，卜居冠山”，这是来氏在萧山定居的奠基之始。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 按大宋王朝“限田定制”，绍兴府事来廷绍可应得“限田”百亩之数。但是，到了他孙子一代，即来长河十二三岁时，这百亩“限田”仅有七亩。由于本地豪民孔德祖“阴萌嫉妒”、“妄意生事”、“擅行科率”，竟把来长河这仅有的“七亩”田，也勒令“出助役田”。这一恶劣行径，致使来氏无法在萧山立足。当时来长河虽然尚未成年，但为了不受孔德祖之辱，在他的内侄邱本高、眷弟任庸相和国子监助教曲江张经的支持下，“持祖父诰敕陈诉”，经都司、宪台判定，孔德祖已构成“科勒役田”之罪，并勒令其“不得再有妄意生事……” 上述“役户孔德祖妄自科率，胁勒大德出助役田”一案，转县审理台判执行后，使当地豪族对这个南迁的来氏不敢再轻举妄动了，成了民间传说中的“飞来鸟战胜地头蛇”的故事。 据邱本高的《宋处士长河散人来公墓志铭》、张经和任庸相的《附限田状并二跋》语云：“元贞二年岁次丙寅二月初一日，君子来公年七十有二……而亡。”“公讳大德，字维守”，“大父廷绍”，“父师安，娶李氏，生七子．公则长男也”，“自七八岁，则明敏严饬，无复童心。十二三则温良正直，有成人之德。”“里有豪民孔德祖，科勒役田。公持祖父诰敕陈诉。明证罪恶，人咸直之……” 这段“志文”和“跋文”，不但表明了来氏在萧山的权力地位得以确认，而且还给没有入《百家姓》的来氏留下一个空间，保障了南迁到萧山的来氏繁衍发展的自主性。 来长河未出世之前，萧山以西七里的地方，称“夏孝里”、“夏孝乡”，长河公出世后，人们便用他的名字更换了“夏孝里”、“夏孝乡”的地名，称之为“长河”。 长河古为越地，周秦以来为会稽郡所属，隋唐以降为越州永兴县属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始有乡的建制，明清以后隶属于绍兴府萧山县，民国仍之。建国以后萧山划为杭州市属县，长河则为杭州萧山属镇，1996年又划为杭州滨江区所属。 迁萧前鄢陵来氏五代 萧山来氏的祖先起源于河南鄢陵(鄢陵是春秋时郑伯克段于鄢的故地)，据《萧山来氏家谱》记载：来氏河南五世如下： 第一世：来大户，字仲实，宋开封府鄢陵县咸平乡淮安里人，配李氏，子一，名为来之邵。 第二世：来之邵，字德高，哲宗朝为殿冲侍御史，落职知英州，配高氏，子一，名为来时。 第三世：来时，字以中，绍兴初以李光推荐，授予袁州通判兼劝农营田事，因李光与秦桧议事不合，秦桧讽御史何铸劾光谪琼州，时亦遭贬，配钱氏，子一，名为梁叔，卒年五十四。 第四世：来梁叔，字国材，以父为秦桧所抑，隐居不仕，配王氏，子一，名为廷绍，卒年五十八。 第五世：来廷绍，字继先，即迁居萧山为第一世祖。 来廷绍这一支，估计是宋朝南渡时的随迁户。他的祖父来时，宋高宗绍兴初年曾；在江西袁州任官，廷绍即在绍兴二十年(1150年)生于袁州，宁宗庆元六年(1201年)廷绍被任命为绍兴知府，从杭州渡江至萧山西兴时得急病，未能赴任，卒于祗园寺，葬于湘湖，直系亲属定居萧山，奉廷绍为萧山来氏始祖。当时可能有一部分族人先行至绍兴，也就定居于绍兴，所以新编《萧山县志》在《姓氏》章的《部分大姓来历》一节中曾有记载说: “来姓：祖籍河南鄢陵，随宋室南渡，定居绍兴。后分两支，一在绍兴，一居本县今长河乡的长河头，后又分支于今浦沿及闻堰乡等地。全县有1．6万余人，长河一地即达5000余人。” 这一记载与我的推测有所出入，县志认为萧山来氏是由绍兴分支而来，我则根据始祖来廷绍的行踪认为绍兴一支是由萧山分去，或者说南渡时有一支到绍兴，另一支由江西转萧山，但因缺乏足够文献，只能存疑了。 我过去只从家谱上得知萧山来氏来源于河南鄢陵，但未作深究，1983年在《萧山县志》定稿会上遇到河南方志学家杨静琦女士，承相告鄢陵来氏为萧山来氏之始，并邀任《鄢陵县志》顾问。1989年我亲赴鄢陵，当地修志人员相告，该县姓氏中确有来姓，其族人多居住于本县来家村。近年为更多了解来姓，曾函询鄢陵县志办张嘉波主任，经调查后回函相告说：“鄢陵县城西陈化店镇丁集村尚有来氏一族聚居，有30余户，200余人，但始居年限不详。估计两种可能，一是南宋时鄢陵来氏南迁萧山时所遗留，一是后来又由萧山迁还河南的一支。” 总之，河南既是萧山来姓的始源，也是萧山来氏繁衍外省的重要省份。

1、家谱是姓氏文化的载体

族谱兴起于魏晋时期，到了唐代主要有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宋代之后，修谱之风盛行，到明清时甚至到了“既无无谱之族，亦无无谱之人”的程度，而家谱的内容则包括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族规、家训规范，祠堂、祖茔、公田，家族源流和迁徙史等。

2、族谱是家族历史的传承

族谱是记载宗族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它以特定的形式记载了宗族的历史，可以和历史档案中的奏折、题本、信函、日记等并列为一类史料。不但记载了家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

还记载了与家族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与本家族相关的地方风俗习惯、名胜古迹、年节来历等，具有难能可贵的史料价值，是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

3、家谱是宗族血脉的凭证

家谱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家庭渊源与世袭图表是家谱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记载最详细、最精确的部分。因此，家谱历来是人们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

4、后代重拾文化记忆的精神寄托

家谱是孝道文化的体现，在当今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寄托着对祖先提倡的优良道德品行的向往，也是优良家风的承续。家谱是家的根、人的根，作为“家史”的家谱不仅可以补充正史和野史之阙，还可以引发大家“寻根问祖”的热情。

5、家谱是传统教育的生动素材

大多数家谱还记载着家训、家规，表现出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时代风尚，特别是对教育、文化的高度重视，记录着对家族世代为人处世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在阅读这些资料时，历史上的一个个人物便鲜活了起来。

他们的事迹有的令人泣泪哽咽，有的令后人扼腕感叹，是传统教育的生动素材。族规、家训中也保留了许多对我们今天极为有益的东西，如孝父母、和夫妇、尚节俭、戒赌博、戒*秽、戒懒惰、戒奢侈等，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人民网-家谱有何新价值？重拾“家史”背后的温情与敬意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中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中国山东来认祖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