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秦氏家谱

姓氏： 秦 [ 分布地： 益阳 ] [ 本资料收藏于： 中国家谱网珍藏 ]

[ 族谱名 ] 益阳秦氏四修族谱 [ 堂号 ] 天水堂

[ 始祖 ] 始祖：秦商，字子丕，鲁人，世居曲阜县 东善慕道 从事孔子 贤列七十 唐封上洛伯 宋对鄄城侯 明嘉靖时对冯翊 于周敬王十四年冬十月十五子时生 于周考王十七年秋八月癸丑日卒 葬山东 州府曲阜县东岭山 配言氏，赠夫人，于周敬王十六年丁酉六月十七日子时生 于周定王九年辛巳十月十五卒 葬兴子丕公合墓 子二 耀 辉

[ 字辈 ] 一修派语 冥添受胜思 兴伯邦朝自 在大民国正 先有均能致 忠孝流芳远 诗书裕后昆 文章光世泽 淮海振

[ 名人 ]

论程氏家谱

湖南省华容县程氏(义门堂)字辈 本家十四世以前没分派名。约于康熙五年前，由十四世本，十一世大宗等先辈组织族人商议，确定用: 国（15世）运（16世）庆（17世）其（18世）远（19世），

学（20世）正（21世）斯（22世）可（23世）传（24世）。

启（26世）家（26世）惟（27世）忠（28世）孝（29世），

祥（30世）发（31世）在（32世）咸（33世）贤（34世）。

以上是二十字为派名，周而复始。到了1993年程氏族谱第八次续修时，商议确定新增派名为：

盛（35世）世（36世）民（37世）康（38世）乐（39世），

清（40世）平（41世）祖（42世）德（43世）延（44世）。

育（45世）新（46世）重（47世）培（48世）本（49世），

腾（50世）达（51世）永（52世）向（53世）前（54世）。

从此，我程氏带循轮派，以郭一之宜，则蔗乎“义门”两字可永垂於世。

试述先祖陈克让改姓程氏之谜

陈程氏禹支二十一代孙正北

元朝末年，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农民战争和军阀混战，战争频繁的中原地区、湖广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大量的田地荒芜。在湖南、受兵灾最深的地方，如长沙、岳阳、常德、益阳、湘潭等地，至明初时，一片废墟，几无人烟。

明王朝建立后，恢复生产，巩固政权是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朱元璋采纳大臣苏琦、刘九泉、宋纳的建议，推行“移民屯田”，将“窄乡人口，迁往宽乡”。

朱元璋于洪武年初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等地，亦即“江西填湖广。”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迁令初颁，民怨即沸。”尽管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如发移民路费，由官府提供牛具、种子，垦荒归己，三年免征等。人们还是不愿背井离乡，朝廷只好出动大批兵勇，强行搬迁。“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船只，陆路上拖家带口的移民络绎不绝。但无论是船上的还是陆上的都被反捆着双手，由官兵押送。途中内急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一直袭用至今。

明朝移民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得迁居一地。因“条款具备，律森严”，同宗同姓的兄弟，为了能在一地，不得不隐姓埋名，改名换姓。如当时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义门陈鼎、陈鼐二兄弟，于洪武二年迁居河南唐河县，其弟便改郭姓，繁衍后代，建郭庄。后寻根问祖，称之为郭陈氏。还有很多家族分成多个姓氏的。如一些地区，魏姓改马姓、改刘姓的，陈姓改邵姓的，周姓改单姓的，金姓改余姓的……。都有史料记载。

据《陈程氏家谱》记载：我祖克让公于洪武年初携弟友谦、友信（友谦、友信估计当时未成年）迁居华容，“逐波为渔，芟苇而稼”。这很符合明初“移民屯田”的史实。是否还有其他族兄同路迁来，家谱上未明。但同时期迁来华容的有义门陈姓宗亲，却是不争的事实。克让公是否因此而改姓？不言而喻。

民国时期，华容城南还保存有陈、程两族祠堂（现华容人武部址），两祠门对门，均称义门。曾有合族合祠一说，不知因何故未成。我先祖克让公与义门“抱耳陈”先祖是何宗亲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明初时“移民屯田”，是在朝廷的强权高压下执行的。长达五十余年的移民政策，给众多的移民心灵上造成深深的伤害。他们往往把这一政策，归咎于政治原因，从而和陈友谅扯到一起。如传朱元璋“议诛陈姓九族”，对陈友谅及其旧部的后人，一律贬为“疍民”、“贱民”加以迫害。“九渔户”的故事更是传得家喻户晓，有声有色。他们以这种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恨。

其实，朱元璋对陈友谅的家人是优待的。对陈友谅的儿子、父亲、兄长，均有公、侯封号。虽是些虚职，还是保全了他们的名位。对陈友谅旧部，也是怀柔政策，正史上从未有过加害之说。

还有编歌谣骂朱元璋的。被强迁于安徽凤阳的商人，就编有“说凤阳、唱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以此贬低朱元璋。不过其曲子流传下来，成了有名的凤阳花鼓调。（见吴晗·朱元璋传）。

这里还提及一下陈友谅。现经本人反复考证：汉帝陈友谅系南北朝宜都王陈叔明之后，唐朝节度使陈伯万十九世孙。汉帝陈友谅不属义门派，世居祖地湖北沔阳，与江西祖籍无关。

据明代的《华容县志》记载：我二世祖陈安泰，是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孝义之门。元朝时任荆州路总管，携家带口迁居荆州（今湖北江陵）。三世祖克让，于明洪武年初，从荆州迁居华容。

综上所述，我祖克让公改姓程氏，不存在“政治避难”的因素。极可能是明初的“移民屯田”政策造成的结果。先人们为了同宗同姓的兄弟居于一地，以改姓的方式，对抗朝廷移民政策的高压，是一种无奈的抗争。

是不是这个呀 ？

你说的卫丶千户所丶千户丶百户丶起源于明朝的“卫所制”，“卫所制”是明代最主要的军事制度，由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所创立，其构想来自于府兵制。

朱元璋起兵创建王朝的过程中，召募是其军队的主要来源。明洪武时期，天下已定。可是开国初期，国家财力有限，便不再采用召募的方法凑集军队了。为了满足壮大武力，扩充兵员的需要，朱元璋开始设置卫所，军民分籍，实施“卫所制”。

其实，卫所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兵营组织，卫所军户是世居一地的，并代代相传，基本上不再变动。“卫所制”规定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源为“籍选”，即从世袭的军户籍中抽丁而来，每户派一人为正丁去卫所服兵役。由于当时军户的主要义务是壮劳力出丁当兵，其家庭生活负担沉重，为保障生活，稳定军心，故政府多分给房屋、田地，有固定的口粮，并免除户丁徭役。而且正丁服役于卫所，必须携带家属，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因此，军户的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为了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军丁在卫所中轮流戊守、屯田。战争时期，则临时充军从征调发；和平年代，则归还卫所耕地种田。屯田耕作收获所得用来供给军户的生活和正军之所需。

卫所制度所管理都指挥使司大抵5600名军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120人为一个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2个（每总旗辖50人）、小旗10个（每小旗辖10人）。此外，还有一种单独驻扎一个地方，直接归都指挥使司管辖指挥的千户所，叫做守御千户所；还有一种称为“御”（设置数量不多）的军事机构，管2到3个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时，全国共有内、外卫547个，所2563个。

正户是有正式户籍而定居的人。

附户（摘自《中山文艺》）：来自外地，依靠雇主生活，又已落地生根，但不属本地族人者，称“附户”。公元1923年的《香山县志续编》记载，宣统元年民政表及二年户数表综合编列的，香山县一至九区，总户数为184875户，其中正户179911户，附户4964户。附户占总户2685%。附户所含阶层，大体有三种：

一是小价（音介），由外地来应雇为某氏宗祠世代为奴者。如古镇苏家祠有一户罗氏者，海洲袁家祠一户梁氏者，隆都涌边村李氏祖祠一户王氏者，今均有后裔居国内外。古时，名门望族的子孙，不事宗祠之早晚上香，初一、十五点神灯，清明节打点拜扫祖墓等事，称之为下流事务，由公尝出钱雇外姓人为奴专务之。从外地来应雇或卖身的男性，保留原姓氏，入籍为宗祠公仆，专责包手揽该宗祠及祖坟的一切事务，以及为该宗族的上层人物，如族长、值理、村长、长老等人家的红白事、年节备货等奔走。他可以携眷同来，或应雇后婚娶，由公尝划给若干田园鱼塘，与之自营维持生计，又于祠堂近处建小屋给与居栖。“小价”是正式称谓，各地俗称不同，隆都称“佬仔”，古镇称“僮人”或“邦年”，海洲称“下使”，均含辱之意。世俗于请柬左侧或下末处加注“恕乏价催”（今人有以价代价者），意即：“届时不再遗小价来催驾，请你依时光临。”古人对别姓的小价，礼节上尊称“贵价”，如“贵价驰书来指”（见《宋史·曹彬传》）。

二是官宦、地主、商贾、富有侨属等人家买回来的奴仆。正式称谓：男的叫家人、书童；女的叫丫鬟、小鬟、丫头。俗称男的“佬仔”、“僮仔”、女的妹仔、使妹、婢女。男性的一般随主姓，结婚后仍为奴仆，后裔有继承为奴的，也有脱离主家的。有的丫鬟被男主人立为妾，永世服侍主人和主妇；有的婚嫁后脱离主家，随夫籍。

三是从外地来受雇于地主富农或农场主家的长工，成家落籍之后，子孙仍依靠雇主为活者。

在香山，辛亥革命以后，价人与书童日渐少见。而丫鬟则至1950年仍存在，土地改革以后，附户这个阶层始消失，他们始得到与当地氏族同等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