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文传记一般格式

1，传记，单称"传"，属广义散文里的一种文体，是记载人物事迹的文章。

2，传记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记述历史事迹为主，有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等；另一类属于文学范围，多用形象化方法，描写各种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及其历史背景，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文学描写。

3，传记的类别多种多样，主要有：

自传——本人叙述自己生平事迹的文字。

内传——有两种，一种是古代经学家把专门解释经义的书叫内传；另一种是指记载传主的遗闻逸事为主的传记小说，如《隋书·经籍志二》中有《汉武内传》等。

外传——与内传相对而言，也有两种，一种是古代附经作传，广引事例，但不完全以解释经义为主的书；另一种是指凡人物为正史（以君主传为纲的纪传体史书）所不记载，或正史虽有记载而另外作传，记其遗闻逸事的传记文章。如《赵飞燕外传》、《高力士外传》等。

别传——除正式的传记外，文人自己所作的别人传记，或另外传述某人的某些事迹，一般称为别传。

列传——司马迁的《史记》中，用来记述一般人臣和百姓事迹的传记文章。

家传——叙述先人事迹以传示后人的文章，或为同宗人所写，或别人受其后人所托而作。

小传——略记某人事迹的文章，如唐代李商隐写了《李贺小传》（见《李义山集》）；还有在诗文总集的前后或附于篇首姓名之下，略述作者籍贯、履历的文字。

正传——是为塑造的典型人物作传的小说，如鲁迅的《阿Q正传》。"正传"这一名目本是从"闲话休题，言归正传"的套话中借用来的。

2 欧阳修的评传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

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天圣进士。

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

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

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

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

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3 古文中“传”这种文体的基本特点

传记 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形式主要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根据各种书面的、口述的回忆、调查等相关材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描写与说明而成传记和历史关系密切，某些写作年代久远的传记常被人们当史料看待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传记作者在记述传主事迹过程中，可能会渗透自己的某些情感、想象或者推断，但和小说不同，传记一般不虚构，纪实性是传记的基本要求 人物传记的种类，包括一般的传记、自传、评传、人物小传、人物特写、回忆录、年谱、小说化的传记，等等 传记的基本特性： “实用类文本”中的人物传记，是遵循真实性原则，用形象化的方法记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其历史背景的一种叙事性文体其文体特点是真实性和文学性其中，真实性是传记的第一特征，因为传记叙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实姓、居住地点、活动范围等，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但传记不同于一般的枯燥的历史记录，它又具有文学性它是写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内；它通过作者的选择、剪辑、组接，倾注了爱憎的情感；它需要用艺术的手法加以表现，以达到传神的目的从叙述人称看，传记可分“自传”和“他传”：前者是作者自己撰写的，后者是他人撰写的从表达方式看，一般的传记以记叙为主，还有的传记，一面记述人物的经历，一面加以评论，记叙与评论各半，这种传记则被称为“评传”从创作方法看，有的传记以记叙翔实的史实为主，用语比较平实，称为“历史性传记”；有的传记多 用形象化手法，描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其活动的历史背景等，以史实为依据，但又不排斥某些联想性的文学描写，称为“传记文学”。

4 古文中传是什么文体

传是一种用来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章体裁。

一般由别人代为记叙，也有自述生平的，称为“自传”。传记这一体裁在我国产生很早。

两千多年前，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不仅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的名著。它叙事翔实清楚，刻划人物形神兼备，语言生动，堪称世界上最壮丽的传记文学之一。

世界范围里出现过著名的传记作品，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写出著名的《名人传》，分别为《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位传主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天才而创建至伟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们的作品精深宏博，他们的影响历经世代而不衰。现代的传记著作分为历史性传记和文学性传记两大类。

前者记叙史实；后者用形象化的手法描写各种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不排斥作合理的艺术加工。我国历史上还有列传、别传、外传等说法。

列传一般用以记述帝王以外的人物的事迹。也有记载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历史的。

如《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明史》中的《四川土司列传》、《外国？日本列传》等。别传指本传（列于家谱或列于正史的传）以外的传记，或对本传的补充记载。

外传，凡是人物为正史所不记载，或正史已有记载而另为作传，其事迹与正史不同，或是记录一人遗闻轶事的，都称为外传。人物传记也是记叙文体的一种，但人物传记主要是写名人或伟人的生平、事迹。

因此，写人物传记时，要抓住其出生年月、主要事迹、人们的评论等进行叙述。有人把传记称为特定人物的艺术史。

它用文学手法对人物生平进行真实、详尽的叙述，并折射出人物的气质、性格和内心世界。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以记述翔实的史事为主；另一类不排斥文学的虚构和想象。

它的写作强调历史纪实性、庄严崇高感和艺术聚焦点。传记中的不同文体类型，如人物传记、自传、评传、小传、回忆录、长篇或中篇传记文学等，有着不同的文体特征和实用功能。

在使用中要注意区分它们之间的文体差别。人物传记（包括回忆录、长篇或中篇传记文学）：常常属于文学性传记，它的表现手法比较接近于小说，不过其基本人物和情节必须符合真实性原则。

可以运用想象手法，来恢复其失落的事件环节或细节。回忆录则是第一人称的叙述，传主一般是作者自己，也可能作者只是一个见证人。

自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常用事务文书，是干部履历文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它文字平实、简洁，比较客观地展示出传主的社会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轨迹。另一种属于自述性文学作品，比较接近于传记文学，是一种第一人称叙述的人物传记。

评传：这是一种跨类文体。是人物传记夹杂着作者评述的一种带有文学评论色彩的体裁。

它处于人物传记和文学评论之间。小传：是一种主要附着于著述之中的简短文字。

它粗线条、简要地介绍作者的社会经历、思想轨迹、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主要著述等。如老舍写于文集之前的《我的小传》一文。

5 古文中传是什么文体

传是一种用来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章体裁。一般由别人代为记叙，也有自述生平的，称为“自传”。

传记这一体裁在我国产生很早。两千多年前，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不仅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的名著。它叙事翔实清楚，刻划人物形神兼备，语言生动，堪称世界上最壮丽的传记文学之一。世界范围里出现过著名的传记作品，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写出著名的《名人传》，分别为《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位传主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天才而创建至伟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们的作品精深宏博，他们的影响历经世代而不衰。

现代的传记著作分为历史性传记和文学性传记两大类。前者记叙史实；后者用形象化的手法描写各种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不排斥作合理的艺术加工。

我国历史上还有列传、别传、外传等说法。列传一般用以记述帝王以外的人物的事迹。也有记载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历史的。如《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明史》中的《四川土司列传》、《外国？日本列传》等。别传指本传（列于家谱或列于正史的传）以外的传记，或对本传的补充记载。外传，凡是人物为正史所不记载，或正史已有记载而另为作传，其事迹与正史不同，或是记录一人遗闻轶事的，都称为外传。

人物传记也是记叙文体的一种，但人物传记主要是写名人或伟人的生平、事迹。因此，写人物传记时，要抓住其出生年月、主要事迹、人们的评论等进行叙述。有人把传记称为特定人物的艺术史。它用文学手法对人物生平进行真实、详尽的叙述，并折射出人物的气质、性格和内心世界。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以记述翔实的史事为主；另一类不排斥文学的虚构和想象。它的写作强调历史纪实性、庄严崇高感和艺术聚焦点。

传记中的不同文体类型，如人物传记、自传、评传、小传、回忆录、长篇或中篇传记文学等，有着不同的文体特征和实用功能。在使用中要注意区分它们之间的文体差别。

人物传记（包括回忆录、长篇或中篇传记文学）：常常属于文学性传记，它的表现手法比较接近于小说，不过其基本人物和情节必须符合真实性原则。可以运用想象手法，来恢复其失落的事件环节或细节。回忆录则是第一人称的叙述，传主一般是作者自己，也可能作者只是一个见证人。

自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常用事务文书，是干部履历文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文字平实、简洁，比较客观地展示出传主的社会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轨迹。另一种属于自述性文学作品，比较接近于传记文学，是一种第一人称叙述的人物传记。

评传：这是一种跨类文体。是人物传记夹杂着作者评述的一种带有文学评论色彩的体裁。它处于人物传记和文学评论之间。

小传：是一种主要附着于著述之中的简短文字。它粗线条、简要地介绍作者的社会经历、思想轨迹、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主要著述等。如老舍写于文集之前的《我的小传》一文。

6 人物传记作文 25号之前要 评传

第一篇： 郁达夫是一位让人怀念的文人和作家。

某年，无意在电视上看见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春风沉醉的夜晚》，外景是在徽州的郡城歙县，油然而生亲切之感。郁达夫倒是真的来过徽州并留下一篇《屯溪夜泊记》。

与郁达夫同行的还有林语堂。他们因不堪那声名遐迩的徽州府郡歙县城里旅店的龌龊，趁黑赶往屯溪——郁达夫在文中称之为“小上海”的地方，如此的“美称”不知从何年何月已从人们的传说中消失。

小上海果真繁华，这一班大名鼎鼎的作家们竟然投宿无门，大小旅店都挂上客满的牌子，于是，只得求助当地的警察局，可这山沟里的“大盖帽”们并不买大作家的账。直折腾到午夜一点，也未落实住地，最后，林语堂提议租来一只大船，搬上行李，作一回“天随子陆龟蒙”的风雅来。

木船停泊新安江上，浮家泛宅，围灯夜话，船底江流有声，滔滔东去，一直流向郁达夫的老家富春江。离船一箭之地是那座明代的石拱桥。

我在徽州的日子，也常常在江边散步，站在老桥上总会想到郁达夫的那些文字。屯溪虽是文化古城，出了很多的文人，自然也少不了文人的行迹，但在我的印象中恐怕只有郁达夫的这点文字让人怀念，并由此对小城产生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如今已无法想象当年小城的模样，不过这座建于明代的青石板老桥依然葆存着往昔的一些信息吧。

桥头便是那条有名的闻说建于宋朝的“老街”。事实上，在郁达夫的笔下，对这个黄山脚下的小城似乎没什么好的印象，下面便是他的又一遭遇：“我在旧贷铺里，买了一部歙县吴殿麟的《柴石泉山房集》，语堂在那家假古董店里，买了些核船、翡翠、琥珀、以及许多碎了的磁。”

可见，那时的这条老街已是“古董贩子”们活跃的场子了，用现在话来说，这些“古董鬼”那时就开始吃旅游的饭。不过那年头，尽管是“假古董店”也尚能买到一些旧货，现在的旅游店清一色的新产品，专吃那些揣着来掏宝拣漏心态的“聪明人”。

要说屯溪人会经营的智慧那可是由来已久的，这是徽商末流的旧传统。郁达夫说，那天，屯溪下着雨，他们上岸在一家酒店里，要了一碟炒四件，一斤“杂有泥沙的绍兴酒”，被敲去了两块大洋。

于是，郁达夫愤然写道：“这小上海的商家，别的上海样子倒还没有学好，只有这一个欺生敲诈的门径，都学得来青胜于蓝了，也无怪有人告诉我说，屯溪市上，无论哪一家大商店，都有讨价还价，就连一盒火柴，一封香烟，也有生人熟面的市价不同”。郁达夫的牢骚发得可谓“入木三分”。

记得我初来屯溪，倒是特地找了一位熟悉的当地人，来老街买些木雕、砖雕之类的小什件。老徽州的古物已被后人们变卖殆尽，就连这些老房子上的零部件也成为稀罕的古董宝物了。

店家同他讲着一口屯溪土话，谈到“草皮”（钞票），也是叽哩呱啦，神秘兮兮。包好了木雕，出了店口，朋友忽然递给我一些钱，说是店家给他的“回扣”，我这才知道，这屯浦的水真是深啊！文章的末了，“青衫憔悴的才子”，“遇着红粉飘零的美女”，吟哦了一首七言绝句：“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才子佳人，总算又回到风（流）雅（好）上了。 第二篇： 居里夫人，一个感动了全世界的名字。

她朴实的身影，深深地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所铭记；她激人奋进的故事，也被人们一遍又一遍地传颂。 居里夫人出生时，她的祖国波兰正遭受沙俄铁蹄的蹂躏。

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赋予了她良好的修养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当然也将知识精英的聪慧和坚韧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她。开明和蔼的双亲和五个孩子组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尽管沙俄施行严厉的殖民统治，但身为小妹的她，还是幸福地度过了短暂的童年时光。 斯可罗多夫斯基夫妇的教育方式很值得我们今人借鉴。

他们从未对孩子进行过什么“启蒙”，而是放开手脚，让他们自由玩耍，去尽情地拥抱大自然。居里夫人一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想必就是在孩提时代埋下的种子。

父亲虽然是一名颇有才华的理科教师，却从未刻意引导过孩子的兴趣，他甚至不让小玛妮雅过早地接触理科书籍，好让她在上学后能够全面地涉猎知识，从而逐渐找到志趣所向。当然，他对于孩子们的学业还是非常关心，并且要求严格的。

至于母亲，则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放弃了女校长的职务，全心全意地相夫教子。在身患重病、家境窘迫的情况下，她仍旧若无其事地操持家务，不遗余力地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不让年幼的他们过早地承受心理负担。

由此，我看到了家庭的意义所在，它不仅是每个人成长的天堂，更是一个塑造人的殿堂。 后来，为了给姐姐筹措学费，年少的居里夫人饱尝了世态炎凉。

十七岁那年，她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去外省当家庭教师，一当就是六年。这六年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她逐渐意识到了社会的复杂，人性的复杂。

失恋的痛苦经历，更教会她该如何选择终生伴侣，如何从本质上去认识一个人，透析一个人。这六年的磨难也教会了她如何面对挫折，使她在后来的实验中败而不馁，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后见到了缤纷的彩虹。

而居里夫妇的结合更是两颗高尚心灵的碰撞。这碰撞迸发出耀眼的人。

7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读后感要450字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中华文化的传播媒介丰富，尤其在书中到处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缩影文体中涵中华文化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学著作，其文体大多为文言文形式，而这种形式至今仍被人们关注文言文的文章在教材中增多，而文言文也成为了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重要方面书的这一文体，包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无论是《论语》、《史记》还是《红楼梦》、《聊斋志异》都从中渗透出一股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髓诗歌也是一个很平常的文体，但中国的古诗另有一番文化的内涵无论是《诗经》、《楚辞》中的古体诗，还是《唐诗三百首》中的近体诗，都有一股浓浓的中国味道，文化也随之展现于世人眼前中国的文体多样，在书中，则能尽收眼底，从书中，使人不禁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书中艺术涵中华文化艺术是一个反映文化的重要方式，而其载体之一，就是书《天工开物》，让人感叹年味的美妙；《衣装秘语》揭开了中国装饰的奥妙也许，在这些书中，艺术是主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文化暗藏其中，工艺美术是中华文化，年画是中华文化，服饰也是中华文化不久前，听到一则新闻：一位上海女士，想将其设计的旗袍以及旗袍表演团队带到欧洲、美洲等地区但她没有考虑到旗袍早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唐人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穿旗袍的蓝眼睛金发女郎而这一切不仅在于海外华侨的贡献，更多的在于书的作用书的传播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更进一步，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也会永藏于书中文化人传播中华文化读到文化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诗人作家从《小说老子》、《说李白》到《鲁迅评传》、《余秋雨人生哲言》都可领略一代代文化人所折射出的中华文化人是一个国家的代表，璀璨的中华文化也像这些文化人一样不断发展完善中华文化，一个底蕴深厚的名词，而从书中，我们可以不断吸取文化的养料，懂得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修养自己，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从书中，我们感受中华文化，我们理解中华文化，我们为中华文化而自豪。

1、贴窗花和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

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

2、年画

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精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3、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

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

4、年夜饭

春节当然要准备好年夜饭。其中腊味也是年夜饭中的特色菜品。我国许多省份都有腌腊味的习俗，其中又以广东省的腊味最为著名。

另外，年糕因为谐音“年高”，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年糕的式样有方块状的黄、白年糕，象征着黄金、白银，寄寓新年发财的意思。

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要不远千里万里赶回家来，北方的年夜饭都少不了饺子这道菜。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也有炸饺子、烙饺子（锅贴）等吃法。因为和面的“和”字就是“合”的意思；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又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合欢；又取更岁交子之意，非常吉利；此外，饺子因为形似元宝，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包饺子，话新春，其乐融融。

“湖北沈万三”说明了什么的文化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湖北沈万三”说明了什么的文化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江苏省昆山市周庄现存有一部来自湖北省孝感市的《澴川沈氏宗谱》。据该谱序文介绍，它于清顺治戊子年（1648年）创修，又在嘉庆间、咸丰间、民国八年、1995年四次续修。现共28卷（册），分有“宗祠全图”、 “历代溯源考”、“先德烈传”、“行状墓志”、“艺文志”及各屋各房世系支派表等多个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沈氏八十世祖、元末明初巨富沈万三的家世——他的父亲、兄弟、儿孙的记载是非常“另类”的……

　该谱载：沈万三兄弟共六人，父为沈黼朗；沈氏兄弟六人各有不同际遇；沈万三以次子宗卿出嗣弟弟万四，并改名承祀，承祀生观。沈观即为湖北孝感沈氏始祖。

　《澴川沈氏宗谱》有关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有多处，其中最详细的是卷二《溯源考》中的“世系表”：沈万三父，黼朗，为七十九世，下注“子六”。在谱中，此公行状基本空白，只说了他有沈万三等六个儿子而已。

　沈万三兄弟六人，为八十世。万一，下注“原名寿一，江同知（原文如此——笔者注）”；万二，下注“洪武元年攻张士诚，驻跸太湖（原文如此——笔者注），迎忠武王（原文如此——笔者注）徐达及诸王于家之百尺楼，献饷万石，封骠骑将军”；万三，下注“洪武欲诛之，马后谏之，得不死，十四年徒云南，以子宗卿嗣万四，更名‘承祀’，留江南”；万四，下注“原名寿四，字世长，洪武以其孙介（应为“玠”——笔者注）为户部员外郎”；万六、万七，下注“分居越之乌程、归安、仁和诸邑”。

　八十一世共五位。良卿，万一子；永卿，万二子；仲卿，万三长子；传卿，字承祧，万四子；宗卿，字承祀，万四嗣子，洪武辛未以骠骑将军从庆王出封陕西宁夏卫，开府潍州群牧所，子观。

　八十二世共八位。松、柏、俊、清、澄、忠、玠、观。末位的“观”，即沈观，是湖北孝感沈氏始祖。

　沈观的简略行状在谱中“世系表”有记载，介绍了他生南京、迁宁夏、最后落户湖北的全过程：“一名官，字光域，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十月初六日子时，生于南京应天府江宁县水西门外上新河柴家港。从父承祀祖徙居陕西宁夏卫。时孝感徐公讳寅，任宁夏经历，以女字焉。徐公宦成，遂偕来孝感，住洪乐乡……”

　从谱中看，沈万三兄弟六人的遭遇各不相同。该谱卷二《溯源考》中的《江宁世系》对此作了简略交待：“惟万四获令终，万一则走昆山矣，万二游湖湘间矣，其余或迁浙江，或徙河南，不一其地，而万三，则明太祖欲害之，傥（倘）非纳马后谏，虽云南之戍不可得也。”这段文字虽不长但很概括，清楚地说明沈万三兄弟六人，只有万四在朱元璋手下过得比较滋润，文中的所谓“令终”，即为结局圆满，能保持善名而死之意，而其余的沈氏兄弟们的命运就都不太妙了。

　从该谱的这些记载看沈万三家世，其叙述表面上似清楚流畅，称得上是“世次甚详，血脉甚贯，支派甚严，抑扬甚当”。可是，细读该谱诸文，则从字里行间似乎还可以听到修谱者们对于沈万三这样的家世怀有些许不确定的踌躇不安的心跳声。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值得探析。

　该谱实际在明天启间已成稿，但即使是那时也已离沈万三时代250余年了，中间还隔有两个非常时期，因而造成沈万三确切信息缺失的状态。始修者对沈万三家世并不清楚，他在自己的序文中回避了“沈万三”，而由别人来说事。所以谱中有关沈万三家世记载的可靠性从开始时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

　按始修者沈惟炳自己的说法，他“雅意编辑”《澴川沈氏宗谱》的时间始于清顺治戊子年（1648年），但是实际上他的宗谱撰稿工作早在此时的二十多年前就已基本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卷首有叶向高所作的《创修谱序》称：“今年七月，高予告归，将戒行，斗仲来饯，携族谱一箧，问序于余。”文中“斗仲”者，指的是沈惟炳；“今年”者，看叶向高文末标明的撰文时间是“大明天启四年”，也就是说早在1624年，这“头版”沈氏宗谱稿子已经完工，装了“一箧”，已到了请人作序的阶段。

　叶向高不仅指明了《澴川沈氏宗谱》始修的撰稿时间，还提到了该沈氏宗谱稿子的结构。他在序中说：“余见其先为旧简，后系新编，尚未成梓。”由此可见，这部湖北孝感的“头版”沈氏宗谱稿子的主要内容是由两个部分——旧简（沈氏老宗谱摘要）与新编（湖北孝感沈氏当时的繁衍状况）组成。

　接着叶向高在序末又写了如下文字：“至黼朗之于万一，兵燹之际，旧谱未订，而新编固不登，且若为美，表之章之，若为疵，微之削之，一准舆情，毫无臆断。”这个信息给人们的印象是：沈黼朗与他的万一等六个儿子的行状，老的沈氏宗谱并没有记载，原因是“兵燹”，即元末明初的战乱，而这湖北孝感的“头版”沈氏宗谱稿子，即所说的“新编”，对他们也就不作自己的叙述，只是依照当时人们的看法，作了客观记录。这就表明谱中有关沈万三父子两代的文字，只是沈惟炳“采访”——“一准舆情”的材料，既不在旧简又不在新编之中，很可能只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而已——如现在谱中所能看到的《江宁世系》那样的记载。

　但是，沈惟炳当时与沈万三父子的时代已经隔开了250余年的时间，且中间还有过元末明初战乱以及朱元璋打击江南“户家”——即富户的两个特殊时期，而沈万三又是朱元璋重点打击的对象，这三点就使得沈万三父子情况变得非常不明了。对于这最后一点——明初人们纂实录时都惮于当时可怕的抄家杀头迁徙高压政策，对于朱元璋猜忌残忍之迹都采取隐匿回避的态度，作为大明皇朝臣子的叶向高尤其是心知肚明的，但不能提，也不敢提，只好回避，只好单把“兵燹”说事。但实际上确是这三重原因使得有关沈万三的确切信息留传下来的自然会较少，后世传说的相关信息的误差则会更大，沈万三最终变成了扑朔迷离的人物。所以，沈惟炳“采访”的巨富沈万三情况所得材料的可靠性自然是要打折扣的。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沈惟炳在谱中自己的序文中对沈万三家世事就未置一词。

　这个可靠性“打折扣”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了，385年前的叶向高也是意识到的。于是，为了打消人们的这种念头，叶向高特别指出沈惟炳“采访”的客观性：“一准舆情，毫无臆断”，同时还连带赞扬了沈惟炳撰族谱体现出的“才、学、识”史学“三长”：“呜呼，后之读是书者，可以观感而兴起矣。余喜夫三长并集，而知不独可以家，并亦可以国也，遂提笔而为之序。”

　叶向高作文极漂亮，又极具高度：一是为沈惟炳的“采访”的客观性鼓掌叫好，表扬他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是“实话实说”，二是将沈惟炳的撰谱工作提高到修史态度，号召人们以“实话实说”精神，修家谱、撰国史。在这样的高调感染之下，加上叶向高其人，官至内阁首辅，还是明万历、泰昌、天启的三朝元老，可谓是“一言九鼎”式的人物，有他这样地“打保票”，人们还可能对谱中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产生“打折扣”的质疑吗？

　尽管有叶向高这样的名人对谱中沈万三家世事作了“担保”，并且接下来也有人发表言论支持之，但续修宗谱的沈氏后人们却还时不时对谱中相关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流露出不踏实之感……

　叶向高的名人效应是相当明显与持久的。至清嘉庆间《澴川沈氏宗谱》头次续修，为这初续谱作序、曾任贵州学政的萧广运就很认可沈万三家世，并在他所作的《初续谱序》中有进一步的发挥：“君江宁祖八十一世万三沈公，家富敌国，洪武忌之，将没其籍，乃以一子出嗣万四，更名承祀。万四纳粮资饷，太祖大悦，以万四之本孙玠为户部员外郎，辛酉十四年以其嗣子承祀从庆王出封陕西宁夏卫。君之始祖为光域公，则承祀公之季子也。”

　很明显，萧广运在这里解说了沈万三为何要将次子宗卿过继给万四的这样一个敏感问题。为何要解说？是不是因为那时就已经有人质疑了谱中的沈万三家世，且谱中也确没有为“出嗣”一事给出理由，就由作序者出面解说“补台”，以确保其正确性？

　但是，萧广运作序，虽说是在证明沈万三家世的正确性，但他的行文却与谱中记载出现了自相矛盾——或者说他有对沈万三家世并不明了的毛病。一是他把沈万三的辈份搞混了：从谱中世系看，沈万三父，黼朗，是“七十九世”，沈万三是“八十世”，而萧广运却在文中说是“君江宁祖八十一世万三沈公”，弄错了一个辈份！二是承祀赴宁夏的时间，这是一个更大的毛病：萧广运说是“辛酉十四年”（1381年——笔者注），而谱中承祀行状却写明是“洪武辛未”（1391年——笔者注），两者相差10年，孰是孰非？

　当然，对于头个毛病也许是会有解说的。例如说，乾隆时的萧广运已是相当古的古人了，比现在的我们更靠近沈万三的时代，应该不会搞错，恐怕只是一时的“笔误”。那末这“笔误”在编辑时为何没有纠正而成了“刊误”？特别是之后清咸丰间、民国八年、1995年该谱三次续修为何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反而成了一错再错三错四错的“笔误”？而对于第二个毛病，不知又会出现怎样的解说——因为谱中两种时间的说法都是错的。查《明史》、《明太祖实录》可知，庆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只是受封而已，至二十六年（1393年）才“出封”至宁夏！如果这种错误也是“刊误”，人们面对如此离奇的“刊误”，不禁要提问：湖北孝感的沈氏修谱者们对沈万三家世究竟是不是非常清楚？

　另一方面，该谱为证明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除了萧广运的说法外，谱中还有其他一些“论证”。如在卷二《江宁世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话“乙未岁大悟公自镇江归，雅意编辑，会有吴兴宗人讳峨者，携其族兄大司寇演公引文及其追远谱牒，自浙之楚来议宗亲，与大悟公所编旧谱，彼此勘合，并所访于江宁者无不画一。今旧谱尚在也，观其文，乃知吾族所自始，并悉吴兴之世次矣。”

　上文中的“大悟公”，为沈惟炳子沈宜，曾任镇江推官。据谱中介绍，他与父一同创修“头版”沈氏宗谱，也曾“采访”过沈万三家世。这段文字说明，湖北孝感“头版”沈氏宗谱有关家世的记载与吴兴沈氏的谱牒记载完全一致。此话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证明沈惟炳父子有关沈万三家世的“采访”材料是可靠的，接下来的逻辑就是谱中相关沈万三父子的记载也应该是可靠的。

　笔者对上文中“今旧谱尚在也”这句话很有兴趣，因该文未标出撰写时间，此处的“旧谱”似可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吴兴宗人讳峨者”带来的沈万三祖籍地沈氏“追远谱牒”。这可是给我们现在的沈万三研究带来的一条重要线索，今后我们尤要注意在“吴兴”——今湖州一带地区搜索沈氏宗谱，以求证内中有没有如此这般的沈万三家世。一是指“大悟公所编旧谱”。如真是这样，就很可惜了。因为，比萧广运稍晚、参与头次续谱的沈氏族人沈明陟在嘉庆五年（1800年）所作的序文中就称：“惜少宰公（指沈惟炳——笔者注）书成晚岁，未及授梓，是以族间未得人有其书，迄今距修谱之年，百有五十余岁。”才隔了150多年，到清嘉庆时，沈惟炳父子修的“头版谱”在沈氏族人间就已缺失了！

　所以，谱中尽管罗列有若干“确证”的说法，湖北孝感沈氏后人对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始终是流露出疑虑的心情的。如尽管萧广运已在初续谱的序文中明明白白地宣称“君之始祖为光域公，则承祀公之季子也”，即沈观是沈宗卿的小儿子，或者说是第四个儿子，可在谱中的“世系表”“宗卿”条下又只写“子观”，似乎沈宗卿只有一个儿子。由于存在这样的抵牾，卷二《溯源考》中的《秦楚之际》中只好忧心重重地提出了“始祖（即指沈观——笔者注）兄弟，不知几人，亦不知始祖行次第几”的疑问。对自己始祖的情况就已有不明之处，对始祖的祖父、曾祖父情况能够更加清楚吗？沈万三家世可靠性的问题，总是这样无情地折磨着湖北孝感沈氏后人，让他们一直怀有不踏实的感觉！

　如横向比较其他记载，该谱所描述的沈万三家世就存在更大的疑问，在笔者统计的记载沈万三事的126种明清著作中就未见过有类似的记载。而该谱关于沈万三父子情况的一些文字存在的明显悖谬历史的内容，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谱中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存在着疑义。

　沈万三家世，在一些明清著作中是有记载的，但是其中有相互传抄的，也有记录口头传闻的，可靠性大都存在着一定的“折扣”，引用时尤要当心，宜深加考证后再定取舍。在笔者统计的载有沈万三事的126种明清著作中，未见有与《澴川沈氏宗谱》相似的沈万三父子情况记载。但是，在这126种明清著作中，有2书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却是比较可靠的：一是明刘三吾的《坦斋刘先生文集》，一是清陶煦的《周庄镇志》。

　为什么说这2书中的相关记载比较可靠？笔者经过考证认为：前者关于沈万三家世的信息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时间最早的记载之一，明清不少著作有关沈万三家世的内容都是抄自或转抄自该书的；后者虽已是清光绪间所作，但它关于沈万三父子的记载是出土的墓志铭，而该墓志铭又是作于明洪武二十一年，比刘三吾披露相关信息的时间还早数年，且两者能够相互印证，当然更宝贵可靠。

　在《坦斋刘先生文集》中，刘三吾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所作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文中，介绍了沈万三父子情况：“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仆，因家焉。……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墓主沈汉杰是沈万四次子、沈万三亲侄。该墓志铭表述的'沈万三家世比较清楚。

　而且作者刘三吾是洪武年间老儒，曾为翰林学士，受朱元璋指令删去《孟子》一书中85条冒犯君上的言论，编成《孟子节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的开头就作了自我介绍——“自予备官春坊词垣以来，日于班次拱听圣训，恒钱谷所暨，必首称吴中沈氏。国初有万三公、万四公兄弟，率先两浙户家，输其税石者万，玉音嘉叹久之”，可见他不仅是沈万三同时期的人，且还是较为了解沈万三事内情的人。因此，刘三吾对沈万三父子情况记述的权威性、可靠性是无容置疑的。

　更重要的是沈万三的这一家世得到了清道光间在周庄东北杏村沈氏墓地出土的另一篇墓志铭的印证——《故沈伯熙墓志铭有序》：“曾大父祐，由南浔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父旺，丰姿庞厚，有二子，长曰至，季即伯熙也。”墓主沈伯熙是沈万三的孙子、沈万三季子沈旺的季子。作者卢次农稍晚于沈万三，江西南昌人，入昆山籍，其伯父卢熊为明《洪武苏州府志》编撰者。该墓志铭作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这一记载恐怕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关于沈万三家世的信息了。

　综合上述两篇墓志铭，及其他著作中的零星记载，人们可以知道，沈万三家世的基本情况是：沈祐有二子沈万三、沈万四；沈万三、沈万四又各有二子，沈万三的二子是沈茂、沈旺，沈万四的二子是沈德昌、沈汉杰……

　然而，这些情况与《澴川沈氏宗谱》中描述的沈万三家世——沈黼朗有六个儿子——万一、万二、万三、万四、万六、万七等等情况——完全不同！如果谱中不是说到“万三沈公，家富敌国”，“明太祖欲害之，傥非纳马后谏，虽云南之戍不可得也”等情事，人们很可能把这“湖北沈万三”与沈万三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由此看来，《澴川沈氏宗谱》所载沈万三父子相关情况的大部分内容，缺乏墓志铭之类家族文献的印证与支持，很可能是错误的！

　另外，《澴川沈氏宗谱》有关沈万三家世的一些记载有明显悖谬历史之处。如陈述沈万二的情况：“洪武元年攻张士诚，驻跸太湖”，“迎忠武王徐达及诸王于家之百尺楼”，这短短不到30个字的里面，就至少有3处错误：一“洪武元年攻张士诚”，时间搞错了。张士诚在洪武元年的前一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或称吴元年（1367年）的九月就已为徐达等俘执，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战争结束。二“驻跸”一词是皇帝专用的，明清时老百姓用了这词，恐怕就是“僭用”、“犯上”的罪名，能说万二“驻跸太湖”吗？三“迎忠武王徐达”，也是张冠李戴、混淆不清的错误。徐达从来没有做过所谓的“忠武王”——他死后追封的是“中山王”，朱元璋的另一员大将常遇春亡后，追封“开平王”，谥“忠武”。谱中类似这样漏洞百出的说法，不可能是当时的家族实录，颇似后来历史文化知识欠缺人士的手笔。

　所有这些蹊跷与莫名错误，都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谱中沈万三家世记载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湖北孝感沈氏后人因之怀有不踏实感觉的原因至此也就很清楚了。该谱中关于沈万三父子情况的记载大部分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得不到其他记载的印证。这“湖北沈万三”与沈万三之间存在着那末大的差异，看起来几乎是判若二人，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明代在“仁宣之治”以后，朝廷内部激烈斗争的态势趋缓，政治逐渐稳定，使得全国生产得到稳步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社会富裕起来，人们的生活日益安定平和。与此同时，随着财富向往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怀念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名人、巨富代表沈万三，以至于当时著名小说《金瓶梅》中也会出现“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人的名儿树影儿”的民谚，足见沈万三在市井间的知名度、影响力。

　然而，即使是在那时沈万三也已是一位朦胧人物，人们对他的详细信息就已经了解不多了。如明嘉靖年间一位致仕官员董谷在自己的一本书《碧里杂存》中记有沈万三事，说沈万三是“赀巨万万，田户遍于天下”的明初大富豪，但又坦白地承认自己对于“沈万三秀，不知其名”，他关于沈万三的记载，已经是“闻故老言”而已。

　明代《留青日札》是相当有名的一部笔记著述，作者田艺蘅曾被后人称为“学者”。他在该书中说到沈万三家世：“万三名富，字仲荣，弟万四名贵，字仲华，本湖州南浔人。父沈祐，始徙苏之长洲东蔡村。贵之子汉杰，又徙于化周庄。今南京会同馆乃其故宅，后湖中地乃其花园。初居东蔡村时，人以污莱之地归之，祐躬率子弟服劳，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是致富”。这些信息相当清晰，来自何处？未加说明。

　与田艺蘅同处嘉靖年间的郎瑛，为明代文学家，著有笔记《七修类稿》，后人评价该书“卷帙颇富，资料可取”。该书也有记载沈万三的内容：“国初，南都沈万三秀，甚富。今会同馆是其故宅，后湖中地是其花园（原住苏之周庄）。……详《近峰闻略》”——郎瑛是提到消息出处的。

　《近峰闻略》是何时何人著作，郎瑛会征引此书？查该书作者为皇甫録，此人是明弘治年间进士，长洲人，与郎瑛差不多是同时代人。该书有多处说到沈万三，其中称“刘三吾撰沈汉杰墓志。沈之先为吴兴人，后徙家长洲之东蔡村。万三讳富字仲荣，与其弟万四讳贵字仲华，率先两浙输其税为石者万。……”看来皇甫録是读过刘三吾写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的，知道沈万三家世的一些信息，并写进自己的书中。同样，田艺蘅应也是读过刘三吾书或《近峰闻略》的，所以他们三者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才会如出一辙。

　明清两代记有沈万三事的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126种，但除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等三五种著作贴近沈万三时期外，绝大多数是明弘治、嘉靖之后所撰，早已不是第一手材料，而是相互传抄的材料及“闻故老言”，甚至于有一些是以讹传讹的内容。所以，沈万三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权威性，需要认真考证后，才能确定并正确运用，这是现在沈万三研究中尤要注意的。而沈万三过去才170多年，到同是明代的嘉靖年间的不少人——如《碧里杂存》作者董谷那样——就已经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了，这是当初朱元璋“封杀”富户的后遗症之一，也是现在沈万三研究资料缺少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沈万三作为财富的象征，及其助筑南京城、积极纳税等公益性、合法性活动和后来备受打击的种种传奇式遭遇，数百年以来广为人们传诵与同情，至清初甚至出现讽刺朱元璋打击沈万三的传奇剧，后来沈万三更作为“财神”出现在民间年画中。总之，沈万三不是令人憎恨的反面人物，而是人们喜爱、仰慕、广泛传说的平民创业致富的经典性人物。由于这种实际的历史文化背景，至明末清初——距离沈万三已250余年的沈惟炳父子，将沈万三作为自己的先祖，采入了自己撰写的族谱中。但他们缺少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只能以“一准舆情，毫无臆断”的“采访”材料——实际就是只能以当时民间流传纷纭的关于沈万三的部分朦胧传说，作为内容，最终导致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谱中“湖北沈万三”的“另类”家世，应该是很自然、很可理解的事情——人总爱追求美好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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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贤

高密市是春秋名相晏婴、东汉大经学家郑玄、清代大学士刘墉的故乡。

1、晏婴（前578年—前500年）

字平仲，春秋时政治家，夷维邑（今高密市柏城镇李家营社区晏王庙村）人，前556年（齐灵公二十六年）任齐国国卿。

2、郑玄（128年－200年）

字康成，东汉经学家，高密市阚家镇双羊社区郑公村人。

3、刘墉（1719年－1804年）

字崇如，号石庵，高密市柴沟镇注沟社区逄戈庄村（原诸城市）人，清代著名书法家。乾隆时考取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谥号文清。

二、四宝

高密剪纸与号称“中国一绝”的扑灰年画、全国“著名土特名产”的聂家庄泥塑、婉转悠扬的高密茂腔一起，被誉为“民艺四宝”，并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高密剪纸

高密剪纸独具一格，以其在艺术处理中所体现出来的“金石韵味”，为世人瞩目。20世纪70年代末，高密文化部门即对民间剪纸艺术进行了系统地抢救、挖掘、整理，搜集到一大批传统剪纸精品，发现了很多很有才艺的民间艺人。

2、聂家庄泥塑

高密泥塑发源地在东、西聂家庄，据聂氏家谱记载和老艺人的回忆，其先祖明初从河北泊镇迁来。约在明隆庆年间，因生活困难，一个叫聂福来的村民从事“锅子花”制作。用泥土磕出的泥托，形似覆扣的铁锅。

清乾隆年间，在原来“锅子花”的基础上，已向泥娃、泥狮、泥虎、泥猴等各种动物方面发展，基本上形成了泥塑，清嘉庆年间进入成熟期。在向多样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形、色、声、动、趣”特点。

3、扑灰年画

所谓扑灰，是就其制作工艺而言，即制作者根据预先构思好的题材，用柳枝或者豆茬烧成炭条起稿，画出大体轮廓，然后拿画纸在底稿上拓扑，一稿可得扑稿数张；同一张画稿便成了对称的两张，完美的对称性成为高密扑灰年画甄别与中国其他年画品种的一个显著特点。

扑灰年画的题材种类很多，尤以人物画的绘制工艺最独特，扑灰起稿后即手绘，先是平面涂色，勾勒轮廓，而后“粉脸”、“涮手”、“赋彩”、“开眉眼”、“勾线”、“涮花”、“咸菜磕花”、“贴金”、“涂明油”。   

4、茂腔

茂腔自产生、流传、发展至今，虽历经数百年，但名称确定的较晚，1954年，华东地区组织戏剧观摩演出时才由组委会正式命名为“茂腔”。此前，人们多称作“周姑子调”或“肘鼓子戏”、“冒腔”等。

青岛过年从小年开始到送年，经过小年、忙年、办年货、年除日、大年、接年、守年、迎年、拜年、送年。它串起春节一个个符号，串起青岛一段历史，串起青岛民间传统文化习俗。

小年 青岛农村也叫“辞灶”，是腊月二十三。该节旧俗是送“灶君”上天，傍晚在锅灶上方贴“灶马”，以代“灶王”。有以下习俗：

1、大扫除

北方称为“扫房”，南方也叫“掸尘”。因“尘”与“陈”谐音，故扫尘也就是把陈旧的东西一扫而光，也指旧岁中遇到的不快。对于现在的我们，全家大扫除，干干净净迎新春。

2、贴窗花

窗花多以喜鹊登梅、鹿鹤桐椿(六合同春)、五蝠(福)捧寿、莲(连)年有鱼(馀)，鸳鸯戏水、和合二仙等有吉祥寓意的图案为主题，将红色的窗花贴在打扫一新的屋子里，更添喜气。

3、贴春联

小年以后，家家户户都要写春联。民间讲究有神必贴，每门必贴，每物必贴。大门上的对联，是一家的门面，特别重视，或抒情，或写景，内容丰富，妙语联珠。

4、婚嫁

过了二十三，民间认为诸神上了天，百无禁忌。娶媳妇、聘闺女不用择日子，称为赶乱婚。民谣有“岁晏乡村嫁娶忙，宜春帖子逗春光。灯前姊妹私相语，守岁今年是洞房”的说法。

5、吃糖瓜

其实，不同地区小年的饮食习俗各有不同。山区多吃糕和荞面。晋东南地区，有吃炒玉米的习俗，晋西北有“二十三吃麻糖，吃不上麻糖啃指头”的俗话。

6、吃饺子

过小年，民间吃饺子。取意为“送行饺子迎风面”。不知道为啥，一到腊月就开始各种吃饺子了。冬至要吃，小年也要吃，而大年三十，初一初五初七也都要吃饺子。反正重点就是吃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