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老人人物形象分析

栏目:资讯发布:2023-09-22浏览:2收藏

祁老人人物形象分析,第1张

《四世同堂》人物形象分析如下:

一、祁老人

祁老人安分守己了一辈子,没有大富大贵,热情友善、爱面子、疼爱子孙。

老人总是说:“最多不过三个月,事情就解决了。”过去他所经历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对待邻居总是热情友善,但是时不时的不免炫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爱面子,疼爱自己的重孙,每天弄孙为乐。

二、祁天佑

祁天佑为人平易近人,凡事做到面面皆到,宽容。

在那个昏暗的傍晚,街上没有多少人,冷冷清清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想象:希望自己能够顺着河流直入宽广的大海,可是最后的结局却是被湖里的植被拖住,想要安静的离开世间,却没想到连死都不能获得自由,最终离开了。

三、祁瑞宣

祁瑞宣性格温文尔雅,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忠孝面前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想要尽忠,但是无法抛下这一家老小,所以时常内心烦闷,最终在经历一场牢狱之灾之后,他才做出了决定保家卫国。

四、韵梅

韵梅尊敬长,凡事都是劝人少说几句,认为息事宁人,安稳过日子是最重要的。

祁瑞宣之妻,祁家长房长孙媳,操持着一家老小的生计,甚得祁老人喜欢,由于婆婆常年患病,于是家里的事情也就落在了她的肩上。

熟谙世故,总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当的事情,让大家对她不免心生敬意,就连祁老人,有很多事还是需要和她一起商量,是一位擅长操持家的贤妻良母。

五、祁瑞丰

祁瑞丰游手好闲活,无休止的贪婪,爱摆架子,没有是非观念。

认为只要是能够让他享受,让他有地位,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经常得罪人,到处招惹是非,乐于结交富贵,但总是让别人戳脊梁骨,在哪儿都是不受待见,最后的结局也是悲惨的,妻子跟人跑了,自己也是那么大人了,还要靠家里养活,就算如此,他自己还是要摆阔气,要面子,十足的“无赖”,简直就是寄生虫。

祁彪佳(1602~1645),字虎子,又字宏吉,号世培,明山阴梅墅村人。彪佳少年有为,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次年任福建兴化推官。上任之初,当地吏民因其年少而轻视他。处理了几件事后,剖决精明,下皆畏服。崇祯四年(1631)为御史,巡按苏、松。崇祯十四年(1641),起为河南道御史。崇祯十五年(1642),拜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破南京。闰六月初四,清贝勒聘书到。初六夜,给家人先寝,自沉于梅墅寓山园水池中。其绝命词有云:“图功为其难,洁身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存洁身志。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著有《远山堂曲品剧品》、《寓山注》、《祁忠敏公日记》等。

祁寯藻(1793—1866),字春圃、淳甫,为祁韵士的第五子。1814年中进士,1821年入值南书房,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1849年任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登基后,拜为体仁阁大学士,赏太子太保衔,充进讲官。1861年同治皇帝即位后,又被任命为幼皇的四个师傅之一。可谓道咸同三朝官至极品的老资格重臣。卒后谥“文端”。祁寯藻做人有则,为官有道,行政务实,很受时人称赞。《松轩随笔》记载说:“寿阳相国性如玉洁,心比春和,学博而不矜才,丰而不露,见人有善必称道之。其休休有容之度,盖有古大臣之风焉。”鸦片战争时期,祁寯藻支持林则徐禁烟主战,并偕黄爵滋视察福建海防和禁烟事,与权臣穆章阿意见多左,后又与肃顺不和,反对肃顺“铸大钱”,因志不遂而多次请辞,加之又为诗坛盟主、书法中坚,一时颇得士林清望。

就学术而言,祁寯藻虽不废考据,却更为注重秉承乃父“经世”之宗旨。他政务繁多,在西北史地学方面无暇深研专攻,但仍与俞正燮、张穆、何秋涛等著名边疆史地学者密相交游,并广刊边疆史地著作,有力地推动着这股学术新风向前发展。其父祁韵士的名著《藩部要略》《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等,就是他特请张穆等逐一校订之后加以刊行,使之得以较多流传于世的。张穆在校勘祁韵士著作之前,对西北史地已有钻研,然并无杰出成绩。他后来成为道咸时期最为出色的边疆史地学名家之一,这与祁寯藻的识拨、鼓励分不开。其杰作《蒙古游牧记》,堪称清代研究蒙古地理最详博的著作。但该书最初的创作念头,就是产生在校勘《藩部要略》一书的过程之中,因他发现《藩部要略》详于“编年”,而短于“地志”,遂立志补其不足。《蒙古游牧记》完成后,祁寯藻又慧眼识精品,特出资刊行,为这一杰作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序言中,他大赞此书,称其“结构详而有体,征引赡而不秽,考订精而不浮、确而有据”,尤其欣赏其能将经世与考据、今务与古义两相结合的治学精神。他写道:“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从这里,今人不难窥见祁�藻当时的学术旨趣和嘉道学风转移时期的那种真实的过渡形态。

鸦片战争后,世界史地尤其西方和俄罗斯的历史和地理研究,得到学者们的进一步重视,这与西方列强和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略直接相关,也未尝不是此前西北史地研究的自然延续。对于这两方面的学术发展,祁�藻均给予了支持。1858年,何氏完成名著《北徼汇编》后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祁寯藻即为之撰写序言,大加赞扬,赞其记述信而有证,搜采博而不杂,辨别是非“确而不可移易”,堪称实事求是、“能究端末以周知古今”的史地学佳作。他甚至还认为该书“虽所记仅北徼一隅,而考核之精,持较魏(源)徐(继畲)二书,不啻后来居上”。此言或不免有拔高之嫌,然其身居枢要、提倡奖掖边疆史地之学的那种积极情态,却已跃然纸上。

祁瑞宣,老舍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主要人物,一个困囿于“北平文化”中徘徊、迟疑、苦闷的现代知识者。《四世同堂》包括《惶惑》、 《偷生》、 《饥荒》三部,涉及了十七、八个家庭,一百三十多个人物,而以祁家四代为描写的中心。作者通过对祁瑞宣这一人物形象复杂性格的揭示,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和批判。

祁瑞宣,祁家的第三代,维系着四世同堂的长孙和家长的继承人。他温文尔雅,自然大度,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才华。他办事认真,但不剑拔弩张;才华横溢,但不咄咄逼人;俭省,但不吝啬;在行动上则总求全盘的体谅,整个地是从传统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人。他并不热爱韵梅,但他不忍看祖父和父母的眼泪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这样他就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为了得到全盘的体谅,他只好娶了韵梅。他思想上清醒而深刻,行动上却软弱而迟疑。

已经听得到日军侵华的隆隆炮声了。中日战争的爆发必定使世界的历史与地理大大改观。瑞宣知道,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应去为国家做些什么。尤其是在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可是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了。他又需要求得全盘的体谅。于是,当北平的街头已震响着日军的坦克声,三弟瑞全准备南下抗日,并力劝瑞宣一起出走时,瑞宣是叹了一口气:“我永远走不了。”中国式的家庭结构、伦理关系,沉重的家庭义务像一块巨石坠着他的衣襟,压在他的背上,使他不能自由飞翔、搏击。他不能像瑞全那样慨然出走,南下抗日,也不能像日后的钱默吟先生那样只身赴敌。因此,在家庭意识与国民意识的冲突中,瑞宣选择了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尽孝而放弃了为国尽忠的义务!这在瑞宣,这在现代知识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艰难的、痛苦的抉择。他们为此而常常自省、自责,有时甚至到了非常激烈的地步。

小说中另一位也因家庭所累而滞留北平的知识者在瑞宣面前这样自我谴责: “我简直是个妇人,不是男子汉!再抬眼看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瑞宣听罢,也长叹了一声:“我也是个妇人。”这一声长叹里,饱含着瑞宣的多少辛酸、多少痛苦、多少自责、多少忏悔。不断地与自己过不去,不断地看不起自己,几乎把瑞宣连头带脚地埋住了,成为会思想的废物。他知道: “城亡了,他一筹莫展。国亡了,他还是低着头作个顺民,他的文化连丝毫的用处都没有。”他秘密地资助了瑞全南下抗日,他赞叹钱先生的抗敌壮举,他本人却犹豫不决,徘徊不定;诚然,他也消极地保持住了自己的民族节操,他拒绝参加庆祝日军胜利的游行,他拒绝出任日军管制下的学校校长的伪职,他坚持做到不食周粟,但他仍然缺乏更为积极的抗争行为。是正在腐烂的“以柔克刚”似的北平文化窒息了他,是“敷衍”“苟活”的环境包围了他,使他不能有所作为而成为一个“苟活者”、“偷生者”。他和他那个“什么都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的祖父的一段精采的对话,维妙维肖地揭示了他那种软弱的性格及其渊源:

“老大,这一家子都仗着你呀!你怎么好,就怎么办! 好吧歹吧,咱们得在一块儿忍着,忍过去这步厄运!反正我活不了多久,你还不等着抓把土埋了我吗!”

……听祖父说得可怜,他勉强地笑了: “对了,爷爷!咱们就在一块儿苦混吧!”

多么令人战栗!瑞宣似乎从他祖父那里继承了全部品性和气质,于是他就这样苦混着、苦忍着、苦熬着,即便是北平城被日军残酷地践踏着,即便是城里缺煤断粮时,即便是他本人身陷囹圄时,即便是无数的无辜百姓诸如小崔等人的被虐杀时……

但是瑞宣并不麻木。他毕竟是现代知识者、思想者,他不可能像其他市民人物那样糊里糊涂,对于他来说,能够糊涂以至于麻木或许是一种幸福。因此,他在经常的自责之中,又时时处于一种“惶惑”之中, 一种“耽想”之中。他往往能认清自己的长处。不再以为自己是废物,同时,他认清自己的短处,知道如何去坚强自己。可是临了,他又思前想后,左顾右瞻,决定不了什么,越决定不了什么,他就越焦躁。确实,瑞宣没有决定,没有信心,没有一直可以走下去的道路!他或者永远不会被捕,不会受刑,可是他永远没有快乐!他的“心”受着苦刑。

但现实毕竟是严酷的。它逼使着祁瑞宣从他的沉思默想中走出来,试图摆脱家庭重负的羁绊,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钱先生的那首“滴着血”的诗像极锋利的针刺着他的心。而他的入狱,特别是最老成、最谨慎的父亲也被迫投河,给了他更深的震动。因此,在《饥荒》收束的时候,瑞宣见到了那个不属于四世同堂一环的,而是属于独当一面的新中国人瑞全,他终于答应了瑞全的请求,准备以实际的行动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他告诉自己: “说不定,我会跟老三一样有用。”祁家大院的长房长孙瑞宣终于迈出了他的最艰难,最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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