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昭右穆的意思是古人尚左而下右，南向为尊，北向为卑。昭穆仅仅是左右的代称而已，另外，春秋时期的昭穆还有尊卑的含义。

这是一种古代宗法制度，以周代天子七庙为例，自始祖之后，左为昭、右为穆，父为昭，子为穆。排列时，大祖居中，三昭位于大祖的左方，三穆位于大祖的右方,以此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次序、亲疏远近。历代祭孔时孔氏宗族一般也采用左昭右穆的排列次序。

昭穆制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二辈制族外婚。每个氏族内男女各有两个辈份，两个氏族同辈异姓才可以通婚，子女的世系按母亲的世系决定。父子属于不同氏族，是昭穆制的根本意义。

昭穆诗：

由昭穆制而衍生出昭穆诗，翻开一本族谱，赫然入目者必是该宗族的昭穆诗。昭穆诗亦称“字沿”，或四字一句，或五字一句，或七字一句，每一字代表一辈，所以诗中不能有重复字。一般是36字、32或28字，大都取自《四书》、《五经》。

单读是字，连缀起来，一般都是一首祝颂子孙绵绵瓜瓞，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的吉祥诗。诗的作者多是族中贤达。当昭穆诗制成之后，必须举行隆重仪式，祷告祖宗，辑入谱中，并通告合族，以便子孙命名时遵行，称呼不乱，世系有序。

到后世修谱时，昭穆诗必须入谱，以使来裔世代相袭。这种标示辈序排行的世传昭穆至今相通沿用。因有昭穆，子孙不管走到哪里，凭此就能彼此间认祖归宗。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便产生了避讳的方方面面：

1国讳

指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本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故又称君讳、公讳后来扩大,讳及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 秦始皇正月出生,取名“赵政（赵正）”,《史记索隐》在《秦楚之际月表》“端月”下注称因避始皇讳,改“正月”为“端月”又,一九七五年底,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考古发掘战国末至秦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有一批叫做《语书》的竹简,其中几处遇到“正”字,都作“端”字,如“以矫端民心”,“毋公端之心”等,“端”应为“正”显然是为了避始皇讳而改的但在《史记·李斯列传》“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并不讳“正” 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于是把楚地改为“荆” 吕后名雉,当时文书上凡遇雉字,均用“野鸡”二字代替 汉文帝名叫刘恒,于是把恒娥改名“嫦娥”,把恒山改为“常山”,齐国权臣陈恒于是也就成了“田常” 汉武帝叫刘彻,汉初有个知名辩士叫蒯彻,史书上就改称蒯彻为“蒯通” 汉宣帝名刘询,故荀子在汉代成为“孙卿” 汉光帝名叫刘秀,曾一度把秀才的名称改为“茂才” 汉明帝叫刘庄,当时竟把《庄子》一书改称为《严子》 宋仁宗名赵祯,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就得改为“炊”字 更有甚者,宋高宗名构,为避“构”字而牵及“够”等字达五十多个! 宋钦宗名赵桓,故齐桓公宋代成为齐威公 王嫱字昭君,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 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用作书名的春秋改为“阳秋”晋人孙盛所撰史书因名《晋阳秋》 唐太宗名世民,唐人行文用“代”字代替世字,用“人”字代替民字；观世音略称为“观音”,民部改称为“户部” 女真族唐时服属于契丹,因避契丹主宗真之讳,尝改称为“女直” 唐代宗名豫,薯蓣曾经改名为“薯药”；宋英宗名曙,薯药又改名为“山药” 清代入关代明的第一朝皇帝世祖名福临,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曾下诏布恩,特许臣民可不避讳福字,假惺惺说：“不可为联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乃口血未干,有清一代竟大兴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其中多有涉及避讳的奇谈怪论 康熙年间,因明大学士朱国祯生前在经清人庄廷鑨冒名出版的《明书》中曾直书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名,辗转株连冒名的出版者以及修订、校阅、写序、署名、刻字、印刷、卖书、藏书、官员等达数百人,处死刑者七十余人 雍正年间,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作为试题,经人告发说题中“维止”二字是暗示将“雍正”砍头示众,病死狱中惨遭戮尸枭首,儿子处斩,兄侄流放 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说,以“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题中有“乾龙”二字,龙与隆同音,竟判定是影射乾隆皇帝被送上断头台举人王锡侯删改钦定的《康熙字典》,重编作《字贯》,触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名,判处斩刑,封疆大吏也因失察革职治罪

在古代，中华文化圈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避讳。这指的是必须回避君主、尊长的“名讳”的一种要求，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主尊长的名讳一律要回避，可以用其他字代换，或是刻意将该字缺笔；取名时，不能取他们的名讳中字甚或同音的字；否则，可能触犯大不敬之罪。

现代人看来这是莫名其妙，但是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是很严明的，为了维护上级的权威，这个规矩还是立起来了，但是，维护等级制度按理说有很多方式，怎么会出现“避讳”这么一种怪异的规则呢。

至今，中国人仍然极不习惯直接叫尊长的名字，认为这不礼貌。

其实，大家也不要太奇怪，虽然现在已经不存在成体系的“避讳”规则了，但事实上“避讳”这一习俗至今仍对整个东亚社会有一定影响，有吗？有的，虽然文字上的禁忌现在不多了，但是至今东亚人还是认为直呼长辈的名字为不敬，所以会特别注意亲属称谓，起名的时候，有些人也会尽量不取同父辈或祖辈同名或同音的字作为名字，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还规定了：与三亲等以内直系尊亲属名字完全相同者，得以申请改名及消极资格法源。

关于“避讳”这种规则起源于何时，观点不一，有周代说（最传统观点）、秦代说、汉代说甚至先秦说等各种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习俗出现是非常古老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习俗，这很可能和是源于远古时期人类的禁忌，法国学者列维一不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说“原始人把自己的名字看成是某种具体的、实在的和常常是神圣的东西。”这不仅是出现在中土，其实世界各地的原始部族一开始都有类似习俗。然而在中国，“避讳”竟发展成一个极为庞大的文化体系。

一开始，“避讳”的方氏只是改字、改称呼，后来逐渐发展到改音、标讳、缺笔、析字、空字等各种方法。周代在《尚书·金滕》记载的唯一避讳实例中，是将所避之字改为“某”。秦汉时期，改字仍然是避讳的主要方式，而且，从古至今的各种“避讳”手段，有些至今都对汉语产生了重大影响。

“缺笔”的例子，这是避康熙皇帝的名讳

到了汉代，避讳的方法就更多了，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对于汉代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五帝的名字—秀、庄、坦、肇、枯五字皆不书,只标曰“上讳”，亦不作任何说解；而且避讳方式还出现了变体，就是在字上面加减笔画，这种情况导致有些汉字有很多写法。

大家看汉代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现象，很多皇帝名字都是单字，甚至是有双字名都要改成单字，比如汉昭帝初名“弗陵”，汉宣帝初名“病已”，初名“箕子”，但后来都分别改成了单名“弗”“询”和“衎”。这其实就是为了方便百姓，因为如果皇帝起两个字的名，老百姓避讳就更麻烦了，

而且这些皇帝不仅起单字名，还特意用一些生僻的怪字，方便百姓。

“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近百姓多上书触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

三国时期，魏朝出现以“讳”代避讳之字，比如《三国志魏书·后妃传》，甄后曰“讳等自随夫人，我当何忧”，这里的讳字其实就是避魏明帝曹叡的讳，原文就是这么写的，但现代出版的书一般都会在“讳”后加个括号，把“叡”字补进去。

再到后来，避讳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有缺笔的，有空字的甚至把一个字拆成两个的，唐高宗显庆五年正月诏曰：“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连皇帝都亲自干预此事，所谓缺笔，就是将避讳的字缺写尾一笔，比如《于志宁碑》中“世武”把唐太宗的名字李世民中的“世”少写一划，作“卅武”，宋朝还出现了将避讳之字覆以黄纸的办法。

但是，大家知道，有字不能用毕竟是很不方便的事情，所以就要折中，明代有请人填讳之法，就是碰到需要避讳的情况（比如写的字和自己父母名字一样），这个字自己不写，请别人帮忙写。

现在看来，这种事情真的是莫名其妙，真的是难为这些古人了。

其实，历朝历代避讳的程度也不一样，周朝时避讳情况较为宽松，只有完全相同的字才要避讳，同音或近音字大致上不用。周秦之变后，大一统局面形成，避讳开始形成比较严密的体系，地名、物名、官名、人名都要回避当朝天子甚至皇帝祖先的名字都需要避讳，发展到了唐朝，有一个字相同甚至是同音，也必须回避了。

因避讳而无法正常科举的倒霉蛋——大才子李贺

对了，唐朝出现一个著名的倒霉蛋，诗鬼李贺，此人父亲叫“晋肃”，有个“晋”字，所以他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其实也没有规定他不能考，但很多人嫉妒他的才华，以此为由阻止他参加科举考试，这种舆论压力搞得李贺很苦恼，也给了朝堂很大压力），这气得韩愈写了《讳辩》驳斥，“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能为人乎！”，不过没用，李贺还是落榜了，后面再也没去科举。

而且除了文字外，还有其它怪异的避讳，比如唐朝避讳李姓，禁食鲤鱼，抓到鲤鱼必须放掉，贩卖鲤鱼责打60杖。

到了宋代，讳法大兴，需要避讳的字数量急剧增多，元朝因为相对特殊，蒙古人不太讲究这个，所以官方层面的避讳比较特殊，即使是忽必烈行汉法之后，曾下令避讳，但终元一代讳法不严，明朝也相对好一些，规矩是二字之名在用到其中某一字时不避讳，音近而有称名之嫌，亦不需避讳（其实本来就不需要避偏讳，但宋朝规定很严，两字名也要避讳）；这其实可以理解：发展到明朝，人口数量太多了，要是都避讳那实在是麻烦。清代，满人早期亦不避讳，后来汉化加深，从玄烨开始，才跟着汉人那样有了避讳之事，而且避讳的程度比明朝又加深了很多。

太平天国避讳也很严格，大家看上图的湖北省府“武玱”，这就是避北王韦昌辉的名讳

关于“避讳”规则的发展，总体有这么一个规律，首先是避讳的对象要增加，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君主；但后来，君主的父亲，皇后的名字，甚至扩大到曾祖，宋代更是登峰造极，宋统治者追讳先祖至远祖，还有什么孔子的名字也是忌讳，所谓“圣人讳”（这个统治者很喜欢，所以一直延续到清朝），宋代讳法大兴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除了中国，古代中华文化圈内的日本，朝鲜，越南也一样，上图是阮朝年间《大南实录》中的避讳举例

宋代《容斋三笔•十一》云：“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

看来，宋朝的读书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写个字都小心翼翼。

当然，你规矩这么严，自然也要成文，要不然不就乱了套，所以宋朝在《庆元条法事类》、《淳熙重修文书式》、《绍熙重修文书令》等书中将改避讳的字都罗列出来了，不服从呢？当然，刑法（《宋刑统》）规定好了。

明清也是一样，关于避讳有相关法律规定的。

不过，避讳有时候会很麻烦，所以也有例外，清代入关后第一任皇帝名汉名福临（顺治），当时曾下诏布恩，特许臣民可不避讳福字，诏曰：“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这一方面是一种缓和民族矛盾的举措，同时也是无可奈何，“福”字太广了，要避讳实在是麻烦。

其实本来两个名字是可以不用避讳的，《礼记．曲礼上》就指出：“二名不偏讳”，就是说对尊长的双字名，不可两字同说，但两字分说可以不避，因为要不然确实麻烦，但具体实行的时候，还是经常会避讳的，毕竟这个东西，从严不从宽嘛，大家都怕给自己找麻烦。而宋代之后，这个规定更严格了，基本还是要避讳，比过明朝除外，管的比较宽，故亲王可与皇帝共用字辈。但清朝又严格了，皇帝一等级，兄弟们都改名，比如雍正名胤禛，他当上皇帝，兄弟们的名字中表示字辈的“胤”全改成了“允”，和他关系极好的十三弟胤祥除外，他死后雍正特别下旨将“允”字变回“胤”字，于是胤祥成为雍正朝唯一位最终得以在名字中保留“胤”字的皇帝兄弟。不过乾隆朝又不一样，乾隆前期宽松，没有要求他的兄弟们改名字；乾隆之后的皇帝为了方便，自己改名字，比如道光帝，名字由绵宁改为旻宁，免众兄弟避讳，这还算是厚道。

十三皇子胤祥

避讳造成了什么影响吗？其实至今汉语中很多情况都是由于“避讳”导致的

比如秦代，为了避秦始皇嬴政讳，“政月”改“正月”，“正”字改念平声，甚至改称“端月”，这种称呼一直延续到现在。

“秦始皇讳政，呼正月为征月。”——王愚《野客丛书》

现代汉语用“不”来表示否定，也汉代避汉昭帝刘弗陵讳，一开始否定词是“弗”，后来成了习惯（也有改回来的，避汉光武帝刘秀讳，东汉孝廉“秀才”改“茂才”）；还有很多地名也是一样，比如浙江的宁波，之前叫明州，明朝为了避国号讳，改叫“宁波”，韩国今天的大邱也是一样，这里本来叫大丘，1750年，为了避免在文庙祭祀中冲犯孔子的讳（孔子名丘），朝鲜英祖下令将“大丘郡”改名为“大邱郡”；还有些物品也是一样，比如我们现在说的“山药”，这本来是叫“薯药”，宋代为了避宋英宗的名字（曙），改叫“山药”；汉时因避女强人吕后之讳（雉），雉改称野鸡，这个叫法也延续下来了。

宁波古称“明州”，在明朝因为需要避国号讳所以改名

本来避讳对象虽然越来越广，总体还是有限的，除了孔子这种特殊人物一般都是皇族，但有些特殊时期，比如魏忠贤乱政的时候，虽然没有规定，但是地方官吏阿诀奉承的时候，也避他的讳，这当然不是律法规定的。所以说，“避讳”有时候也是个谄媚的手段。所以有时候就会闹笑话，举两例：

据称五代十国时的名臣冯道喜欢听人诵读《老子》，而诵书的侍从为了避冯道的名讳，而将“道”这个字给读成“不可说”，于是他便将《老子》的开头给读成了“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道可道，非常道），你说这叫什么事。

明末有个官员叫宋一鹤，当了湖广巡抚，然而他为了谄媚他的上司、当时的崇祯宠臣杨嗣昌的时候，避他父亲名讳（杨鹤），他在名帖上给自己的署名是：宋一鸟。这实在是谄媚过分了，于是此人成了官场一个大笑柄。当然，他本人是一个忠臣。

魏忠贤得势的时候，很多人为了谄媚也避其名讳

总的来说，避讳就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一种礼教手段，在今天是被大力批判的，而且这种习俗也加大了现在学者理解古文献的难度，但是呢？有时候它也为今天提供了一些方面，因为避讳本身提供了一种文献断代方法，如果某书中避某字讳，则可以断定该书是相对应的某位皇帝继位后著述的。

我国的避讳习俗还广泛影响了周边的汉文化圈其它国家，比如，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 日本一直到二战后的1947年（昭和22年）10月26日，才在宪法废除了对皇室不敬的罪名，不再将避讳列入法律条文之内。

中国古代,在哪个朝代就要避当时皇帝的名讳,直到哪个朝代被取代了为止,避讳期间用那个名字往往在不必要避讳了以后成为别名

换句话说,从汉朝到晋朝前没有避讳,晋朝司马昭即位后避讳,晋朝灭亡后取消避讳

你的从避讳的定义入手看这个问题,避讳就是不能用当时皇朝皇帝或先皇的名字,要用就得加/删笔画,或者改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