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战火连年，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都死于战争之中，最终中原户数是十不存一。

山西四周都是群山峻岭，易守难攻，外敌难以侵入，相对中原而言，环境相对稳定，因此吸引大量流民涌入。

山西拥有汾河谷地等良好地理环境，加之风调雨顺，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相对中原人口锐减而言，山西人口急剧增长。

选择洪洞大槐树原因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笔记史料的记载，以及家谱、碑文、信函资料和大槐树祭祖园留言簿的不完全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12个，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

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解放前的“下南洋”，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到现在，大槐树的后人已经是遍布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徽商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在漫长演进的中国封建社会，徽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的产生、崛起、兴盛和逐渐从顶峰消退，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必然出现，这样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演进，既和古徽州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又和中华文化大背景、和长三角历史地理条件紧密相关。古徽州山多田少人众，许多人必须“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经营四方以就口食”。这一义，无反顾的“丢”，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一条生存新路的开辟，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一步很了不起的迈进。“徽民寄命于商”，是一种生存选择，是一种顺时应变。而徽人之先世又大多为中原移民，顽强的生命力是构成徽人开拓性的重要基因。徽人不仅在儒学原典中发掘到不少“士商异术而同道”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明清实学思潮特别是王学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新鲜的思想营养，“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商贾何鄙之有”的呐喊给徽人为商者“治生为先”信心的坚定以有力的精神鼓舞。最重要的是，徽人一走出大山，展现在面前的首先是江浙等广阔的中国长三角大市场。南宋以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临安(杭州)都城的繁荣，使长三角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徽商凭便利的新安江水运手段输往杭城等地妁徽州土产竹、木、茶、石料、药材、纸张等有较大需求量。在长三角大市场里，徽商进而得咀清朝廷政策之便，抢占先机经营盐业，获得了商业的空前发展。典当等行业也在江浙两淮遍地开花。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徽商，“贾而好儒”，将儒、官、商进行了灵动的．协调，交替为用，以儒饰贾，以仕护商，以商促仕，终于在长三角这一得天独厚的大市场上首先创出了一片天下，赢得了“无徽不成镇”的声望。

正如葛剑雄教授所言，商的兴衰，说到底一靠市场二靠商品，在某些时候，这些客观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清道光以后，江浙两淮的地利之便，泛长三角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崛起。受外国资本主义工商影响，这一带新型工商业快速发展，沿海浙商、广东粤商崛起，而传统工商业则逐渐衰竭，一落千丈。徽商主要从事盐、典当、茶木等传统的商业，随着时间推移，清廷官盐经销制度的改变使徽商失去了盐业专利之优势，机器生产方式又占尽了徽商一类传统商人手工作坊生产之先机。特别是咸同太平天国战乱，泛长三角兵荒马乱，徽商昔日快意驰骋的天地已成为商人的畏途，在徽州本土，战乱将平静的徽商故里变成了拉锯战场和荒野废墟，“十室九空”。这场战乱对徽商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变化了的时势面前，一些在大都市和沿海的徽商迅速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思路，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了自己的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有的则定居经营之地，成了近现代的宁波商、浙商、广商。所以梁小民教授认为，说徽商清末以后衰败并不确切，其实是分化了。当然，也有些徽商像胡雪岩们则在外国列强挤压和自身的种种局限制约之下r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需要注意的是，徽商这种从历史颠峰的消退，徽州各县的徽商并不是同步的，清道光以后，徽商盐业整体消退，而茶、漆、酱行业仍鼎行一时。婺源、黟县的徽商则在道光以后的仍在各地浩浩荡荡开辟新的市场，直至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周仲友、吴荣寿，郑吉仁、周绥之、程霖生、曹廷声这样一大批名传内外的徽商。

至于有人提出，为何当代以来徽商已销声匿迹，风光不再众所周知，公私合营以后，社会主义工商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徽商已不再有生存的土壤和条件，长期的“灭资兴无”一直发展到“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哪个徽人还敢执意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徽商后代湮灭了当年先辈们的开拓闯劲，思想太保守太陈1日，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市场和商品的条件。改革开放以后，深圳、广东，泛长三角商潮汹涌，在“南下”、“东进”打工经商热潮中， 当代徽商也正在崭露头角，上海码头的歙县徽商，把徽菜馆开到欧洲的槐塘农民，把茶叶叫响京城、亮牌大上海的徽州茶商，他们正在和继续承传徽商的优良传统，创造新时期的更大辉煌。

因此，我们只有把“徽商”首先看作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看作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才能理解种种似乎矛盾的徽商现象，恰如其分地评析影响徽商兴衰的内外因素，准确把握历史背景，不至于以偏概全或一概而论。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县自宋以来先后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内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经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统称。历史妁徽商，时间涵盖宋以来直至民国；地域包括一府六县以及周边民众之为商者，也还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经商者。“徽商”是一个百业齐备、组成庞大而复杂，主要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维系的地域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相对于晋商、粤商、龙游商等等而言的一个特定人物群体。

这样一个跨时宋、元、明、清、民国数百年的庞大特定人物群体，在各类史志、各种宗谱、族谱、家谱及有关文献记载上有名有姓有事迹可寻的不下数千上万，仅一部光绪《婺源县志》，就载有婺源徽商千余人，那些因种种原因不见记载的徽商，其数目也不在小。要评析和把握这样一个庞大人物群体的整体特性，准确认知其“主体形象”，似乎有几点是需要充分注：意的：我们既要把握徽商的总体共性特征，又要同时关注其群体内部千差万别的个性表现，从这些丰富的个性内容中准确地归纳和揭示其能代表全貌的特性。我们应该坚持从徽商客观实际，史料文本实际出发，认真对这一庞大人物群体作多种视角、多个层面、多种思维方式的量化统计和分析，将个案分析和整体把握相结合，而且这种量化统计和分析必须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全面的，比较系统的，而不是主观、随意和严重残缺的

出自姬姓，以地名命姓。春秋时，晋献公的少子成师被封于韩（现在陕西省韩城县），他建立了韩国，因为他的爵位是子爵，所以又称韩子。他的后代子孙遂以韩为姓，称韩姓。传到韩厥（即韩献子）时，他的玄孙叫韩康，在赵国为官，得到蔺（今山西柳林县北，一说在陕西渭南县西北）作为封邑，他的后代子孙遂以封邑名为姓，称蔺姓。

另解：与门姓关联

中国人的姓氏有变异的传统，有由封邑而来，如令狐氏，《百家姓》中记述为：周朝时有个名叫魏颗的人屡立战功，受封于令狐邑，后人遂以“令狐”为姓；有因居地而来，如东郭氏，周朝时齐国公族大夫有居住在国都临淄东郭的，后人遂以“东郭”为姓；有由官名、王父之字、爵系、族系而来，如司马、司空、司寇、司徒、太史、即墨、亓官、巫马、乐正、左丘等复姓都由官名而来，公羊、子阳等复姓由王父之字而来，公孙、仲孙等复姓由爵系而来，叔孙等复姓由族系而来。还有的则是为了逃避灾难而改变的，如司马迁因为“李陵案”而受宫刑，他的两个儿子司马临与司马观怕被株连，就改名换姓，隐居乡里。兄弟俩各取“司马”中的一个字，哥哥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改姓"冯"；弟弟在“司”字左边加一竖，改姓“同”。“门”姓的由来也属于此类。 在陕西省西安市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正东偏北两公里处，有一条小河名叫戏河。此河平时水很少，身体一般的人稍一用力就可以垮过去，即使是在雨季涨水时人也可以涉水过河。戏河长期冲刷形成的一条沟叫戏河沟，有二、三十米深，四、五百米宽。这样的河、这样的沟从表面上看起来，在中国的北方尤其是在黄土高原地区，比比皆是，实在是太普通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名。”同样的道理，这条不起眼的河和沟却因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两起历史事件而变得不同寻常。 第一起是“戏河战役”。秦朝末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有一年，陈胜、吴广麾下的大将周文率领一支部队突破函谷关，进军秦王朝的心脏地区——关中。由于当时秦军的主力都被其它起义军牵制在函谷关以东地区，来不及回防，因此秦廷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派出正在修建秦始皇陵的七十万刑徒中一部分，大概有几十万人，稍加训练就由大将章邯统率到前线。当这支由刑徒组成的军队匆匆开到戏河西岸时，周文的大军正好也到达了戏河的对岸，于是两支军队就隔河对峙起来。那时因为植被比现在好，河水也比今天大得多，因而才可能成为两支互相敌对军队的分界线。对峙没几天，秦军就渡河打败了周文的军队，并乘胜把其驱逐出了关中。之后时间不长，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就失败了。史马迁写的《史记》，就记载了这场发生在戏河之滨的战役。 第二起是蔺相如被葬在戏河之滨。如果你沿着临潼——马额镇的公路向东行，当接近戏河桥时，向左下方看，就会看到一个大坟墓，那就是战国时代名相——蔺相如的墓。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知道，蔺相如是战国时代赵国的宰相，而赵国的都城是邯郸（与今天的河北邯郸市位置差不多），那为什么蔺相如死后要葬在千里之遥的敌国——秦国呢？这也正是“门”姓来历奥妙之所在。史书记载，蔺相如是一位颇有胆识的人，由赵惠文王宠用的内侍的一个舍人，受命出使秦国，完成了“完璧归赵”的任务，后又成功陪伴赵王出席渑池之会，两次挫败了秦国企图胁迫赵国侵战其利益的阴谋。赵惠文王对蔺相如沉着冷静、机智勇敢的优秀品质和有理有节的高超斗争艺术非常满意，回到赵国后对众大臣说：“寡人得蔺相如，身安于泰山，国重于九鼎。相如功最大，群臣莫及。”于是便拜相如为上相。也正是上述两起事，使秦国国王和众大臣领教了蔺相如的厉害，也狠透了蔺相如。几十年后，当赵国衰败，秦国要灭亡赵国时，秦王赢政亲自给统帅王剪下命令，要他在攻下邯郸后务必生擒蔺相如。秦军打下邯郸城后，也果然找到了身患重病已卧床多年的蔺相如。被押解到咸阳的蔺相如宁死不屈，被秦王割头剜心后，抛尸于城外荒野。 早在蔺相如被秦军抓获时，蔺家的子弟就感到凶多吉少，他们就尾随秦军来到了咸阳。这些人来到咸阳后，就到处打听蔺相如的消息，当听到其尸体被遗弃到荒郊野外的讯息后，就赶紧找到尸首，稍作装殓后就往回赶。当他们一行人风尘仆仆来到距咸阳百里之外的戏河沟时，一方面看到这里人烟稀少，山水秀丽、风景如画的环境；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家已灭亡，回家的征途还十分遥远，尸体不好长期运输的客观实际，就决定就此埋葬亲人，并驻下来为其守陵。由于蔺相如是秦国当政者深恨的人，戏河流域又是秦国统治的中心地区，故这些蔺家人要想在此长期生存下去，就不敢使用真实姓名，怕引起杀身之祸，又考虑到要祖祖辈辈牢记蔺相如被割头剜心的血仇大恨，就决定由“蔺”姓更为“门”姓（“蔺”字去掉草字头，又去掉中心的部分，就变成了“门”字）。两千多年过去了，生活在戏河之滨的门姓人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代，期间有不少的门姓人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迁往异地他乡，即使如此，今天戏河之滨蔺相如墓西端的门家村，门姓人的人数也有千人之多。可以肯定的是，全国的门姓人早已超过了万人。应当说，无论这些门姓人不管生活在何处，戏河之滨是他们永远的根。

　　1898年5月7日南京下关码头迎来了一艘轮船。下船的旅客中，有一个身材不高的青年，他一手提着网篮，一手夹着铺盖卷，好奇地观望这座两千年来兵家常争的古城，现今，在列强的胁迫下，已被辟为通商口岸，一座新建的大铁桥由下关直通城内，把洋货运往中国的内地。青年人缓步走上铁桥，进了城西北的仪凤门，抬头便见到20丈高的桅杆和耸立的烟囱，那就是他的目的地——江南水师学堂。

这个青年就是日后为人敬仰的鲁迅。这年，他虚岁才十八，第一次远离故乡绍兴，前来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那是一所洋务派培养海军人才的中等学校。鲁迅为什么立志投考军校呢？

瓜分图和“戛剑生”

说起鲁迅决心当兵，还得从一张“瓜分图”说起。这年3月间，他从维新派杂志《知新报》上，看到一篇译自日本报纸的文章，其中大肆鼓噪国际上酝酿的瓜分中国说，宣称英、日、俄、法、德五国，将在春天集会于南京，商量瓜分中国。文中公然附刊了一幅列强瓜分中国的草图（见右图），侵占南京和鲁迅故乡浙江省的，就是那号称雄狮的大英帝国。这张瓜分图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张历史，然而就是这张图，在当时年轻的鲁迅心里，却引起了很大震动。他又听到种种传言，说有英勇善战的苗兵三千入杭州守镇海关，绍兴附近的诸暨县也发生了烧教堂、杀洋人的反抗行动。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再也呆不住了。当时，他已在三味书屋完成了初级的启蒙教育，本应象他的祖辈一样，走所谓的科举应试的老路，也可以象故乡中破产的读书人家子弟那样，去学做幕友或商人。然而，自从祖父入狱，父亲病故，家庭从小康坠入困窘后，鲁迅已越来越厌恶故乡中那些早已熟悉的势利的面孔，以及死水一般的生活。他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看到瓜分图后，更坚定了他这种决心。

他听说南京有所不要学费的培养海军的洋务学堂，所谓洋务，就是学习西方技术，这在当时是被人瞧不起的。但鲁迅却从《知新报》上得知美国和德国建设海军后，大大增强了国力。为了个人的前途，也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毅然不顾社会的奚落，从母亲手里接过8元川资，去学当“水兵”。

可是，在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当监督的远房叔祖，却认为本族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光彩，至少不宜用家谱上的名字，便将鲁迅的本名樟寿改为树人。鲁迅却自取别号“戛剑生”，意思是“戛”的一声拔出剑来参加战斗，决心做一个保卫祖国的勇士。这一思想成为主宰鲁迅青年时代行动的灵魂，即使后来学医，其目的之一也是想在战争时当军医，为国效劳。

鲁迅考入水师不久，光绪皇帝任用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这些消息很使人振奋，但这场变法只存在108天，就被顽固派扼杀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鲁迅已对水师学堂深感不满。这所名为培养“水师”的学堂，却连唯一的游泳池也早被填平，据说是因为淹死过人，所以上面盖了座关帝庙，每逢7月15日，还请一群和尚念经驱鬼。真是乌烟瘴气！这个学校还有着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和令人厌恶的地方宗派观念。看到这些，鲁迅不等学期结束就退学了。

金奖牌和“第一个”

鲁迅转学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新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这也是一所中等军校。为了继续实现报国的宏愿，他学会了骑马，每天总要跑一两个钟头；他自号“戎马书生”，刻了一方图章，鞭策自己做一个能文能武的人。

鲁迅在班上年龄最小，然而是学习最好的学生之一。他在学堂里接触到不少自然科学知识，感到十分新鲜。那时课本印得很少，上课时，老师把整本书写在黑板上，让学生抄写，中间还有插图。由于鲁迅从小经常抄书，影写画谱，所以他抄得快，画得工整：课后还帮助同学补绘插图。那时的讲课内容很少联系中国的实际，鲁迅却能自觉地去了解本国的矿业情况。如有一套美国学者丹纳编的矿物学课本《金石识别》，中文译本是根据在华开业的美国医师玛高温的口译笔录下来的，其中的矿物名称，都是外文的译音，鲁迅在这些佶屈聱牙的译音旁一一注上了中国的传统称呼，还悉心订正了书中的不少错误。

鲁迅不仅专注于课堂学习，课余还广泛浏览各种书籍，有生理学的、农学的、绘画的，也有中国古代的野史杂著、古典小说、戏曲，还有外国的翻译小说。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使鲁迅在中学时代就获得了广博的知识，理解力和观察力大大提高。

在班上，鲁迅的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得到不少银质奖牌。学校规定，满10个银牌能换一个5钱重的金牌，同学中只有鲁迅换得了金牌。不过，鲁迅不慕虚荣，他总是拿了奖牌去换钱买书看，或者买点心请大家吃，从来没有因为获奖而傲视别人。

自强不息的学习精神，科学的学习方法，给他打下了扎实、系统、全面的知识基础：鲁迅在中学毕业的第二年，就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并成为我国一些学科的先驱：是他第一个把科学幻想小说引进中国，连续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是他第一个在中国热情地讴歌居里夫人对镭的伟大发现，称它是“新世纪的曙光”，他所作的长篇科学论文《说□》，距这一伟大的发现只有半年的时间；他又是第一个介绍、撰写本国地质、矿产的人，不仅写出了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还与人合编出版了《中国矿产志》，书中详细罗列全国矿产的所在，并绘图说明，目的是使国人深悉祖国自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决不能为外人所攘夺，鼓舞人们迅速开发，使之成为建国之本。青年鲁迅把他深沉的爱国热情，溶注在对科学的顽强探索中。

“物竞天择”和社会考察

1901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就在祖国身受奇耻大辱的这一年，鲁迅和同学们一起去南京青龙山煤矿实习，看到了中国第一代矿工“鬼一般工作”的悲惨情景。矿上原有的技师早被辞退，换了一个不懂技术的人，结果矿井有的倾塌，有的积水半尺深。煤既然采不出，矿路学堂也势将停办。年轻的鲁迅看到官僚们搞的洋务运动竟是如此腐败，十分愤懑。

1902年初，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秀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了。毕业，自然是他盼望的，但一拿到毕业文凭，想到国困民穷，有知识的人找不到出路的情景，又有些爽然若失。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传播新思想的书报，其中有曾被慈禧太后禁刊的《时务报》，也有留日的中国学生新编的《译书汇编》。他听说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是一部非常好的书，便在星期日到城南的书店里买了回来。翻开一看，就被吸引住了—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名叫赫胥黎的人坐在书房里，想着今天繁华的英国南方是怎样从两千多年前的荒野中变过来的。他想得多么新鲜！鲁迅禁不住一口气把这部介绍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著作读了下去。他第一次听到“物竞”“天择”这样的名词，明白了万物竞争、优胜劣败是生物界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它也影响着人类、国家、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鲁迅对这本书的译者严复更是崇拜，这不仅仅因为他的译文琅琅入口，主要的是他在每一章节后面都附有按语，结合中国的现状，直抒胸臆，向同胞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发愤图强，改革社会，只有这样，存亡生死之权仍操之于我！这震悚人心的铿锵之声激励着鲁迅，他决心去外国学习。

终于，鲁迅被批准去日本留学了。临行前，他又买了不少新书，除了供继续研究进化问题的《物竞论》外，还有两本引人触目的书：《波兰衰亡战史》《日本新政考》。鲁迅选择这样两个国家来考察社会进化的规律：古老的波兰是怎样沦为沙俄的附庸国；小小的日本又是怎样通过明治维新，获得资本主义的成功发展。年仅22岁的鲁迅，还买下了严复的又一部十分艰深的译著—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名著《原富》。年轻的鲁迅是多么迫切地想去认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1902年3月24日，黑云密布南京下关码头的上空，鲁迅冒着雨，带着对人生和社会的满腹疑问，怀着救国的壮志，匆匆登上日本大贞丸，扬帆远离祖国，去寻求振兴中华的道路。

吴姓起源- -

吴姓起源

关于“吴”字：

“吴”字，它的原始意义表示一个人在奔跑时一边高声喊叫，一边回头反顾，寓意着原始狩猪者的召唤。吴字的原始象形：奔跑、回头、高声喊叫。“吴”是一个会意字，由“矢”和“口”两个构件组成。大约到东汉以后，汉字规范化。“矢”部已开始改成“天”。东汉时期有一个学者叫吴平，他和袁康写了一部著名的书叫《越绝书》，他在书的末篇中用拆字的方法，隐语式地道出了自己的姓名。书中说：“文属辞定，自于邦贤。邦贤以口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今天的吴姓人在向初见面的人介绍自己的姓时，往往也都说姓吴——“口天吴”从吴字的两个构件看，“口”表示呼喊，喊叫，“矢”像一个人在奔跑时不时地回头反顾。两个构件结合组成“吴”，它的原始意义就是表示一个人在奔跑时一边高声喊叫，一边回头反顾。这种情形对于当代的我们应该并不陌生，在原始壁画中甚至是一种世界性的主题，因为它描绘的其实就是一幅人类童年时代狩猎生活的图画。当狩猎者发现大野兽时，一边奔跑，一边呼喊，一边不时回头看。这种大喊大叫的动作就叫吴，这种人就叫吴人。原始人类狩猎时常身披虎皮，这从当代非洲原始部落的狩猎生活和原始舞蹈中仍能看到，在《水浒》武松打虎那一回中我们也曾看到过这种身披虎皮的狩猎者。所以，古代“吴”字又常加“（虎-几）”首，作“虞”，吴人又因此叫虞人。先秦文献中常有虞人，是指专门掌管田猎的官吏。

从读音上看，吴字的读音与“呜”、“哇”、“喔”、“喂”等象声词相近，它极可能就是原始人狩猎时喊叫的声音。“吴”字除了会意外，还是一个表声的文字。

“吴”字作为语言的符号，虽然可与“虞”、“（虎-几+鱼-攵）”、“（吾攵）”等字通假，但作为人们血缘出身标志即姓氏的“吴”，却从来不与“（虎-几+鱼-攵）”、“（虎-几+鱼-攵）”等混用；西周以上，“吴”“虞”不分。自秦汉以后，“吴”、“虞”二姓始已区分清楚，除极个别的如《隋书》中“吴卓”也写作“虞绰”外，唐宋以来至今，“吴”、“虞”二字作为姓氏则更加泾渭分明。

吴人

“天吴”这种人面虎身的怪兽作为吴人的图腾兼始祖神，与吴人的狩猎生活密切相关

《山海经》中的《海外东经》记载说：“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大荒东经》中也有近似的记载。据书中描绘，这是一个有八个头、八只腿、八条尾巴、人的面孔、虎的身子的庞然大怪兽。我们从上面转录自古本《山海经》的插图可一睹其神秘、怪异的风采。

这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就是古老的原始狩猎氏族——吴人的图腾兼始祖神。“天”的意思就是“大”，“天吴”，就是伟大的吴。

“天吴”人面虎身，这与吴人的狩猎生活密切相关。吴人以狩猎为生，而“虎为百兽之王”，因此，吴人崇拜一种似虎的动物，这种古动物可能在先秦时变得稀少而绝迹了，吴人便是以虞为图腾，“天吴”的原型即是虞。在前面的吴字解字中，我们曾指出，猎人常身披虎皮作为一种狩猎时伪装和欢庆收获猎物时的摸拟动物动作的舞蹈装扮。所以，像吴常加“产”作“虞”一样，“天吴”不但形象似虎，它的名称在《南山经》和《大荒西经》中又称作“天虞”。

“驺虞”的特点是跑得极快，这与“吴”字下从“矢”密切相关，也与吴人狩猎生活的善于奔跑的特点相同。但“天吴”又是人的面孔。

吴人属于炎黄族系，最初居住在今山西、陕西一带。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吴人在这一带留下了许多以“吴”或“虞”命名的地名，如吴山、虞山、虞城等。大约在炎黄之世，随着炎帝族系和黄帝部族的向东扩展，吴人也被迫大规模东迁，到尧舜之世，吴人已有许多支系都迁徙到东南海滨长江三角洲一带。原来保佑子孙狩猎时多有所获的族神“天吴”，这个时候当然就又得变成保护吴人子孙在与江湖大海打交道时平安、丰收的“水伯”了。也正因为如此，有时又将吴族的吴字，与鱼挂起钩来。在金文里，吴国的“吴”，就可通作“（虎-几+鱼-攵）”了。甚至吴字有时也写成“圣”，像一条鱼。

吴姓起源有三

一、出自姬姓，以国为氏，为黄帝轩辕氏后裔。

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我国乐曲的发明者。

那个因为勇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

吴权属于远古的吴氏族，《路史》已说得明确，其实，吴权不但是人名，它还极可能又是氏族名。正因为这样，有的书又说吴权是颛顼时的人，传说各异，无须深究。陈明远《中国姓氏人全》说：吴权的后裔以吴为氏，成为吴姓的一支。

中华民族以黄帝作为共同的始祖之神，《路史·国名纪》的记载：黄帝的母亲，是古代吴人的一位女姓成员，名叫吴枢。

到颛顼帝时，又有个叫吴回的，他和其兄重黎先后担任火官——祝融。吴回是远古吴人中又一个杰出的半人半神的人物。他是颛顼高阳氏的曾孙，老童之子。到高辛氏 (帝喾)时代，吴因迁居吴人之地而称吴回。吴回之兄重黎担任了高辛氏的火官，叫做祝融，后因办事不力被高辛氏帝喾消灭。这样，吴回接替重黎担任帝喾高辛氏的管火之官，任祝融。祝融之官的职责，一是观测天空的火星火宿，另外掌管部落用以照明、取暖、熟食的大火，这是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一件极神圣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吴回担任祝融后，声威远振，死后被尊为祝融神，典籍把他列为中国远古的三皇之一。祝融与火打交道，死后成为火神，也叫“朱天菩萨”，乡间民俗，一遇火灾，则口中大呼“朱天菩萨保佑平安”，双膝跪地而拜。在五行学说的理论中，火与南方相配，于是火神祝融又成为五方帝中的南方之神。

吴回成为南方祝融部落的首领后，吴氏族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分离成八个氏族，昆吾氏就是其中之一。吴回生陆终，陆终娶西南鬼方氏妹一个名叫女媸的为妻，剖腹生产，一胎生出六个儿子：昆吾、参胡、彭祖、会人、曹姓、季连。这六个儿子，又各成为一个氏族的首领，拥有自己的姓和氏。昆吾氏是陆终的长子，本名叫做樊，他的氏族分离出去后，居住在昆吾，大约在今山西安邑一带，氏族被赐姓为“己”，以地名氏，叫“昆吾氏”。后来昆吾氏东迁至河南许昌一带。传说昆吾氏是陶器制造业的发明者，《说文解字》：“昆吾，圜器也，”昆吾本身就是壶的别称。昆吾氏的后裔繁衍发达，产生出昆吾、樊、昆、吾等姓氏。“吾”字古音与“吴”通，所以，又有一部分吾氏改用“吴”而成为后世吴氏的一支。《路史·后纪》：“昆吾”下注：“氏书又有吴氏”。如果说吴回从吴氏族同化于重黎祝融氏并分化为祝融八姓是古代吴人的一次离异的话，那么昆吾氏之后一支改从吴氏就是吴族的一次小小的回归。但这是《路史》的说法，至今尚未见到有吴姓自称为昆吾之后者。

帝喾时，犬戎部落有一个英勇善战的首领吴将军。吴人在高辛氏时，有一支加入西方犬戎部落，以狗为图腾。吴族中的一位杰出者，以英勇善战成为犬戎部落的首领，史称为“吴将军”。吴将军能征善战，与中原高辛氏领导的华夏部落集团为敌。帝喾高辛氏克敌无方，只好以重赏求才：谁能砍下吴将军的人头来见，就许诺将自己两位美丽倾城的公主嫁他为妻。诏令下达后，无人应征，后来高辛氏身边养的一条狗杀死了吴将军，娶了公主。

夏代少康时有个人叫吴贺，他以善射著称，曾和当时的神箭手后羿比射，《帝王世系》载有其事。《中国姓氏大全》说：“传说中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有吴氏”。吴贺见于《帝王世纪》，他曾与羿比射。其实，吴贺就是古代吴人中的一员。吴人所建立的氏族政权即吴，它在夏商时代一直存在。《路史·国名纪》就说：“(商)纣时亦有吴伯。”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吴姓历史上记述的远古初祖，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相传黄帝娶了四位贤淑的妻子，生了25个儿子，其中得姓者14子，其后分14支部族。黄帝正妻嫘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继承了黄帝的本姓姬，吴姓就是从玄嚣这一支传递下来的。玄嚣的孙高辛氏帝喾做了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娶有邰氏之女姜螈为正妻，姜螈是周族的母系祖先。古《诗经》记述了关于姜螈生周族首领弃时的传说。相传姜螈一天出去游玩，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出于好奇，用脚踩了一下，回家后竟有了身孕，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姜螈对此又惊又怕，把这孩子视为怪物丢到荒郊野外。然而更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先后有牛羊来喂养他，樵夫来解救他，大鸟用翅膀温暖他，致使这孩子三弃而不死。姜（女原）认为一定有神灵保佑他，于是就决定抱回去抚养他，并因此为之取名弃。弃小时非常聪明，喜欢模仿大人的样子种植麻、豆之类的庄稼，成年后非常善于农耕之事，他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一块地适合种什么庄稼，因此，附近的老百姓纷纷效仿他，尊他为农师。

弃被后世周部落奉为先祖，世称之为转周弃。周弃大约生活在舜、禹时期，他曾协《助大禹治水，为大禹的农官，故世称后稷。周弃死后，被后世奉为农神后稷。终夏之世周弃子孙世为夏代农官。传至不窋(ku)之时，正值夏代末年，《史记·周本纪》记述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夏代末年政局混乱，周族首领不宙不再做夏农官，他率部族迁徙到了戎、狄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北地区。周族生活在戎、狄之间，经常受其骚扰，从不窋到古公（颤-页）父十余代，周部落一直在不断地奔窜、迁徙之中，但他们仍能父子相承，世系保持不乱。公刘时期，周部落为躲避戎、狄的侵扰，又举族迁居到豳地(今陕西彬县一带)。豳地土地肥沃，周人在这里恢复了祖先的农耕传统，农业得到发展，百姓生活富足。周族在首领公刘领导下开始了复兴，《史记·周本纪》描绘了当时周人富足的社会情景：“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因公刘在周族发展史上贡献很大，周人作诗《公刘》来歌颂他、纪念他。

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室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颤-页）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周原可谓周人居住的祖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多种庄稼生长，古公亶父一改周人沾染上的戎狄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建立城市和村庄，让族众过定居的生活，并在周人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官职，建立了近似国家职能的行政管理制度。周人、周族的称呼就是因为古公宣父及其部落定居周原而来。

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首领，他发扬光大了周人数代奋斗的事业，为周人取代商建立周王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世周文王称其为太王，《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则把其作为一位仁君加以颂扬。在吴姓的一些家谱中，尊古公室父为上古最近先祖。周人自古公室父始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我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太任生昌时曾出现吉祥的征兆，昌自小天资过人、品德高尚，深受祖父的喜爱。古公亶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按照周人的社会传统，古公宣父去世后，应有长子太伯继承王位，如太伯早死，接位者应是仲雍，季历排行第三，不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昌作为季历之子更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古公亶父生病了，太伯和仲雍借口外出为父亲采药，离开了周原。史书记述，兄弟俩从陕西岐山一带出发，来到荆蛮吴越地区(今天的江浙一带)，吴越地区居住着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和中原风俗迥异。兄弟俩入乡随俗，纹身断发，在周人看来这哥俩已成为蛮人、残人，再无资格继承王位。

太伯、仲雍奔吴后，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后传位给文王昌。周文王昌不负祖父古公亶父的厚望，为灭商振兴周族苦心经营，他生前虽未能灭商，但三分天下，周据其二。其子武王发继位后，向商王朝大举进攻，四年后，一举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最终完成了复兴周族的大任。周初，太伯、仲雍受到周王朝表彰，其后裔受封于吴，建立起强大的吴国，后世吴姓子孙则多把太伯、仲雍尊为得姓始祖。

按照古史的记述，太伯、仲雍所到达的荆蛮地区，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一带。太伯、仲雍一支就是古书记载的痰阳诸姬 (古代居住在汉水北岸的周人的分支)的一支，他们与楚国为邻，楚国是为五帝之一的颛糠帝后裔所建。楚国强大起来以后，汉阳诸姬受到来自楚人的威胁，被迫迁徙，其中太伯、仲雍一支，东迁到江苏吴地，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二，吴，在蛮夷。”武王克商后，分封太伯、仲雍后裔，其中的一支又分封到太伯、仲雍始迁之地虞，即山西虞地，另一支留封于当时尚未开发的东南之地吴。不管后世对其迁徙过程有多少种解释，但姬姓周人太伯、仲雍一支最后到达了江苏古吴地是没有争议的。

太伯建吴

太伯、仲雍到达江苏吴地后，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当地土著吴人的普遍欢迎，他们纷纷前去投奔。太伯、仲雍兄弟周围很快聚集了一千多家吴地百姓。他们被太伯、仲雍兄弟的高风亮节、仁义之德所感化，自愿拥立太伯为君长，因太伯所居处属吴地，故太伯在这里建立的姬姓国家称“句吴”(句为发声词头，无实际意义)，简称吴。

太伯建吴之时，已到了殷商末年，中原诸侯混战不已。太伯恐怕战乱涉及吴地，影响吴地人民的生活，就在今江苏无锡市东南梅里营造了一座城市，相传此城的内城周长三百步，外城周长达三百余里，人们在里面像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一样，耕作种庄稼，自给自足，生生息息，不受外界干扰。太伯无子，他去世后，仲雍继立为吴君，他把哥哥太伯葬在无锡梅里，后人在其坟墓附近修建至德庙来纪念这位让贤的吴姓先人。

江苏省苏州、无锡一带有关太伯遗迹很多，至今无锡市东的鸿山(又名梅里山)仍存有太伯墓，是江苏省重点文化保护单位之一，墓用青色大理石砌成，周围常年绿草如茵，墓碑呈正方形，刻有“泰伯墓”三个古朴典雅的篆书大字。

相传太伯去世后，吴人无不悲痛欲绝。太伯入葬那一天，吴人纷纷前去送行，因太伯生前喜欢种麻，人们就各采一束麻子在腰间，以表达对太伯的怀念和哀悼之情。此后这一风俗在民间流传了数千年，一直到今天，为去世的长辈披麻戴孝仍为中华民族某些地区的丧葬礼俗。

太伯没有子孙，后世吴姓人称其为开氏始祖，称其弟仲雍为吴姓传代血缘始祖。仲雍接任吴国国君后，继续开拓哥哥所奠定的基业，在吴姓发展史上，仲雍其地位仅次于太伯，可谓至德第二人。仲雍去世后，吴人把其葬在吴国虞山。仲雍墓在今天江苏省常熟市西北虞山山腰间, 仲雍墓门在山麓下，面临北门大街，门前牌坊是清乾隆年间所建，上书“敕建先贤仲雍墓门”，进墓门，沿山坡往上先走数十步，可见有第二道牌坊，正面刻有江南督学使曹秀先题写的“南国恭友”四字。墓穴前立有第三道牌坊，正面有“先贤虞仲墓”五字横额，两侧石柱上刻有一幅对联：“一时逊国难为第，千载名山还属虞。”墓上立有四块墓碑，正中一块为清康熙年间所立，石碑保存完整，上刻有明江南巡按御史路振飞的题字，“商逸民虞仲周公墓”。仲雍至今仍为常熟一带人民所景仰，仲雍葬地虞山已成为海内外吴姓子孙寻根问祖之地。

仲雍下传四代至周章，周章在姬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周人的后裔，故名为周章。周章继位做吴君时，武王已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周初实行分封制，封周王亲族、灭商功臣、历代先圣后裔到各地做诸侯。周王朝寻找太伯、仲雍后裔封诸侯，因周章已做吴君，就因地正式封周章为句吴国君，周章之弟仲被封在周原附近的虞(今山西平陆县境内)，列为诸侯，建立了虞国，其后人以虞为姓。仲因此称为虞仲，如其先祖仲雍同号。

吴、虞兄弟之国，历经整个西周，传国十余代，一直到东周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变革，周天子丧失了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人们不再遵从传统礼法，各诸侯为扩张自己的地盘掀起了兼并战争，可谓礼崩乐败，天下大乱。虞国当时是一个小国，版图面积不过今天的山西平陆一县，它北邻强大的晋国。晋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地，它和吴、虞、虢同属姬姓封国，起初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小国，但经过晋国君主数代经营，版图日益扩大，到春秋初期已成为诸侯强国。春秋时期的晋 国国君晋献公是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一心想扩大晋国国土，称霸诸侯。

虞国和虢国 (在今河南省陕县)位于晋国南方，控制着晋国南下中原称霸的通道，因此成为晋国首先兼并的对象。虢国和晋国之间隔着虞国，为避免虞、虢两国联合抗晋，晋国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先灭虢然后再破虞。公元前658年春天，晋国大臣荀息和晋献公密谋，设计了一个“假虞伐虢”的阴谋。晋臣荀息出使虞国，以晋国出产的名马、垂棘出产的玉璧向虞公行贿，请求虞国借道给晋讨伐虢国，虞公果然上当，不仅答应借道给晋国，而且还答应出兵助晋攻虢。宫之奇是虞国著名的贤臣，深为晋国所忌讳，史书记载：“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他听说此事后，急忙面见虞公，力陈借道于晋讨伐虢国对虞国的种种不利后果，但是虞公听不进去。此前，虞国边城墩邑曾遭西邻冀国侵犯，晋国看到事态的发展对自己不利，就出兵讨伐冀国，解除了虞国的危机。在虞公看来，这次晋国讨伐虢国，虞国理应助晋伐虢。晋臣荀息终于说服了虞公，晋虞联军进攻虢国，虽未灭虢，但极大削弱了虢国的力量。三年后，晋国看到灭掉虞、虢两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又重施故伎，再次向虞国借道伐虢，大臣宫之奇听到后惊恐万分，他断定这次晋国借道伐虢，回师途中必定灭虞，急谏虞公，力阻借道于晋。

虞公不听劝谏，同意借道给晋。宫之奇无可奈何，他预知虞国行将灭之，就率族人离开了虞国，临行前叹息着说：“虞国恐怕连腊月祭祖的日子也等不到了。”三个月后，晋军灭虢，回师途中又灭掉了虞国。自周章之弟仲封虞，虞国共历 12君。虞国灭亡后，后裔为纪念故国以虞为姓，虞姓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姬吴的早期分支，与吴同属太伯、仲雍之后。

吴国与吴姓

北吴虞国被灭亡了，南方吴国却兴盛起来，成为春秋时期的大国，曾一度称霸中原。自周章接受周天子封号下传到寿梦已历十五代，寿梦做吴君时，历史已进入春秋时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国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吴国国力增强，已敢于与中原强国抗衡。寿梦在位期间，中原以楚晋争霸为主，两国之间发生了城濮之战，这次战争，楚国虽然失败，但实力未损，楚庄王时又卷土重来，楚与吴越结盟重新对抗中原大国晋国，此后楚军又北上与晋爆发了（必阝）之战，这是楚晋争霸以来的第二次大战。（必阝）之战楚国战胜了晋国，使楚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陈、蔡、郑、宋以及淮泗流域的其他小国都降服于楚。失败后的晋国时刻寻找机会想战胜楚国，因此，晋楚间小规模的战争接连不断。为调解晋、楚之间的争端，避免各国受到牵连，公元前579年，以宋国大夫华云为主发起了解除楚晋争端的“弭兵之盟”，但不久即告破裂，楚晋两国仍处于明争暗斗之中。后来，楚国国内发生权力之争，楚国大臣申公巫臣因与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反争夺权利，失利后逃到了楚的敌国晋国。他蓄意报仇，向晋国献计献策削弱楚国。晋国采纳了申公巫臣联络新兴的吴国以牵制强楚的建议，并派申公巫臣代表晋国出使吴国。申公巫臣在吴国教习吴人兵法战阵，训练吴人采用中原兵车作战，怂恿吴国讨伐楚国。吴国一年内数次出兵，在吴楚边境声东击西，楚国疲于奔命，国力减弱，吴国从此开始强大起来。

吴王寿梦生有四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余昧、四子季扎。其中季扎精通中原文化，智慧而又仁义，有远祖太伯、仲雍遗风，寿梦想把王位传给他，季扎认为这样做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度会引起内乱，坚辞不就。寿梦只好立长子诸樊为太子。寿梦临终时留下遗命，将来一定要传王位给季扎，吴人也要求立季扎为君。季扎为了躲避就君位，离家逃到了荒野之中。诸樊不得已只好做了吴王，并立下规矩，他百年后，君位继承采取兄终弟及制，一定要把君位传给季扎。吴王诸樊一心要传位给弟弟季扎，就不太爱惜自己，打仗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公元前508年，诸樊亲自率军伐楚，直逼楚国边境城市巢邑(今安徽巢湖市)。楚国巢邑守将牛臣对部下说：“吴王做事勇敢而轻率，如果打开城门，他必定第一个冲入城来，我埋伏在城门，乘机射死他。他一死，楚国边境就安定了。”楚卒按吩咐打开城门，诸樊果然抢先冲入城门，被躲在暗处的牛臣一箭射死。诸樊在位13年，按约定传位于余祭。余祭即位后，封四弟季扎于延陵，故季扎又号延陵季子。余祭在位期间，因季扎通晓周礼，曾代表吴国出使中原诸国。余祭在位4年，死后传位于三弟余昧，余昧在位17年。此时吴国霸业初成。余昧死时，遗命传位季扎，了却了父兄的心愿。吴国百姓也要求季扎继承王位，季扎仍旧谦辞，后见难以推脱，再次出逃。

季扎出走后，吴人立余昧的儿子僚为国君，这引起诸樊之子公子光的不满。公子光认为自己是诸樊之子，叔父季扎推位后，按继承顺序，理应由他继位。于是公子光“阴纳贤士，欲以袭僚”，夺取王位。这时，楚国楚平王听信谗言，诛杀了楚国大将伍奢，伍奢之子伍子胥逃亡到吴国，后来被公子光收留。伍子胥为人勇敢而有谋略，他得知公子光的意图后，就把逃之途中结识的勇士专诸推荐给公子光，专诸受到公子光的极高礼遇，他愿意为公子光效命刺杀吴王僚。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死去楚国举行国丧之际，派弟弟盖余、烛庸率军伐楚，同时又派季扎出使晋国，观察中原诸国的动向。楚国早已做好准备，派大军截断了吴军的退路。吴军进退两难，吴王僚的两个弟弟盖余、烛庸不能回归吴国，吴王僚坐立不安。公子光见时机成熟，假意宴请僚，让专诸伺机刺杀僚。据《史记》记载，吴王僚为防万一，自王宫至公子光家，沿路设护卫军士，连公子光家堂前、阶上、席旁都有卫兵带刀护卫。公子光推说足疾故意离开现场，而在窟室中布上带刃甲士。专诸把匕首藏在炙鱼腹中，借献鱼之机，得以靠近了吴王僚。专诸突然拔出鱼腹中的匕首，刺死了僚。此匕首就是名传后世的鱼肠剑。混乱中，刺客专诸被吴王僚的卫士砍死，公子光率窟室甲兵杀散僚的卫兵。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为感谢勇士专诸，阖闾封专诸之子为卿，重用伍子胥执掌国政。远在楚国作战的吴王僚的弟弟盖余、烛庸听到公子光弑君自立的消息后，感到大势已去，弃军逃走。后来兄弟俩又投奔了楚国，楚把养邑 (今河南沈丘一带)分封给他们。从此，吴王余昧的后裔就在河南沈丘一带繁衍生息其后代分别以两公子的名字盖余、烛庸为氏，成为姬吴的两大分支。

季扎回国后，不愿看到吴国再闹内乱，就承认了阖闾为君的合法性。《史记》记载季扎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

吴王阖闾即位后，实施富国强兵之术，他立城廓，设军备，实仓廪，治兵府。相传现在的苏州(古称姑苏)就是伍子胥协助阖闾修建的都城，姑苏城仿效中原城廓的建设，又兼及南方水乡的特点，它周长47里，有 8个陆门，8个水门，是一座设计精巧、攻守兼备的都城，它的建成提高了吴国的军事实力。在伍子胥推荐下，著名军事家孙武从齐国投奔吴，把自己著名的13篇兵法进献给阖闾。阖闾为测验孙武兵法，在宫中选了180名美女充当士兵，以两名爱妃做首领，让孙武试演。演习过程中，两位爱妃对孙武排兵布阵视如儿戏，在孙武三令五申下仍嬉笑不止。孙武按照军事法令斩杀了阖闾的这两位爱妃。据史籍记载，阖闾痛失两位爱妃后，食无味，寝不安。然而阖闾看到孙武确有用兵的本领，就没有责怪孙武。他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军操练军队，为进击强邻楚国做准备。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孙武率兵大举攻楚，在唐、蔡两国军队的引领下，吴军五战五胜，长驱直入楚国都城郢，楚昭王逃跑。伍子胥找不到楚王，就掘开平王之墓，鞭尸三百，报了杀父之仇。楚国忠臣申包胥指责伍子胥鞭打王尸无道之极。伍子胥解释说：“吾日墓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后来，申包胥不畏路途险远，远奔秦国求救兵。申包胥感怀祖国君民蒙受苦难，在秦宫庭外，痛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秦答应发兵救楚。秦楚

一、“系统叙事诗”的命运主题

关于希腊神话与传说中的那些美丽动人的故事，最初是由荷马和赫西俄德等“黑暗时代”①的游吟诗人从民间流传的散乱片断中整理编纂而成的，这些散乱片断一方面是“黑暗时代”的人们对已逝的迈锡尼时期阿卡亚人的血与火的英雄业绩的依稀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希腊初民们对宇宙起源和演化过程以及其他自然现象进行原始思维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修记》不过是以神话化的方式追忆了迈锡尼时期的英雄传说。史诗中的英雄们，如阿伽门农、阿喀琉斯、赫克托耳、奥德修等等，都是迈锡尼时代希腊和爱琴海地区的部落首领。而赫西俄德的《神谱》则将流传于民间的散乱神话缀结为一个有机的体系神话，并且以朴素的方式表现了初民们的原始宇宙观——从卡俄斯(混沌)、该亚(大地之母)、乌剌诺斯(天宇)等最古老的神祗，经由以克洛诺斯为首的提坦神族，再到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族的神系发展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宇宙起源和演化的过程。在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关于命运的意象虽然已有朦胧的表述，但是并没有成为神话和英雄传说的主题，悲剧的色彩亦未大加渲染，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仅仅只是一些叙述性的故事。只是在稍晚出现的“系统叙事诗”中，命运才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被凸现出来，从而产生了最初意义上的希腊悲剧故事。

“系统叙事诗”是希腊文明曙光出现时期产生的一些史诗之通称，它以英雄传说为主要内容，盛行于荷马和赫西俄德之后的时代(约公元前7~前6世纪)，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塞浦路斯之歌》(描写三女神的金苹果之争和特洛伊战争的起源)、《埃提奥皮斯》(描写阿喀琉斯与阿马宗女王彭忒西勒亚和埃塞俄比亚国王门农的战斗以及阿喀琉斯被帕里斯之箭射中致命之处——脚踵——而死的故事)、《小伊利亚特》和《特洛伊失陷记》(这两部作品都描写了阿喀琉斯死后希腊英雄继续与特洛伊人战斗并最终以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的故事)以及《归来》(描写特洛伊战争结束后除奥德修以外的希腊英雄返回家园的种种经历)等等。这些叙事诗将分散凌乱的希腊民间传说联系为彼此相关的有机体系，并且填补和充实了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作品中的许多忽略处与空缺处。因此，“系统叙事诗”与荷马史诗、赫西俄德作品一样成为古典时代希腊悲剧和文学艺术的重要题材来源。但是，“系统叙事诗”与荷马史诗不同之处在于，它把某些英雄的家族历史和不幸遭遇当作叙述的主题，并且开始明显地突出命运和神谕的重要性，从而具有了最初的悲剧色彩。就此而言，“系统叙事诗”构成了从向往邈远国度和神奇遭遇的古老民间传说(如特洛伊战争或奥德修历险记等)向悲壮凝重的希腊悲剧——它的永恒主题就是英雄家族的厄难命运——过渡的重要中介。例如，关于伯罗奔尼撒家族的故事、忒拜家族的故事，以及诸如此类的命运悲剧，都已经在“系统叙事诗”中初现端倪。在这些叙事诗所展现的每一个英雄家谱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这只无形的、然而却在发挥着不可抗拒的巨大作用的手，就是所谓的命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系统叙事诗”和紧随其后产生的希腊悲剧所讲述的内容，大多取材于以血缘关系而维系的氏族社会向以财产关系而维系的公民社会转化时期的传说。迈锡尼时代和“黑暗时代”的星辰已经在新兴的希腊文明的曙光面前迅速地消隐，每个传统的家族集团都面临着分化瓦解的危机。亚里斯多德曾指出：“现在最完美的悲剧取材于少数家族的故事，例如阿尔克迈翁、俄狄浦斯、俄瑞斯忒斯、墨勒阿格洛斯、堤厄斯忒斯、忒勒福斯以及其他的人的故事，这些人碰巧都受过可怕的苦难，作过可怕的事情。”②这种以典型化的形式表现为英雄个人厄运的悲剧故事，实际上只不过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许多家族悲剧故事的缩影。在社会转型期间，每一个古老家族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解体和重构的考验，这就是它们共同的历史命运。而“系统叙事诗”和希腊悲剧则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这种历史命运。下面我们来看看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一幕命运悲剧——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

关于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和忒拜家族的悲剧，早在希腊民间流传的传说和《俄狄浦斯》、《忒拜之战》、《追随者》等“系统叙事诗”中就已经有了一些记载。这个家族的不幸命运最初可以追溯到俄狄浦斯的父亲拉伊俄斯那里，拉伊俄斯曾经在流亡伯罗奔尼撒的时候诱拐了珀罗普斯的儿子克律西波斯，致使这孩子自杀身亡。这件事激起了神灵们的愤怒，从此就注定了忒拜家族的不幸命运。

拉伊俄斯暮年膝下无子，遂至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祈求神佑，他从阿波罗的祭司那里得到了下述神示：“拉布达科斯的儿子拉伊俄斯啊，我答应你的请求，给你一个儿子；但是你要小心，你命中注定会死在你儿子手中！这命运是宙斯注定的；因为他听了珀罗普斯的诅咒，珀罗普斯抱怨你杀死了他的儿子，想要复仇，才祈求宙斯给你这样的命运。”③拉伊俄斯回到忒拜后不久，他的妻子伊俄卡斯忒果然生了一个儿子，慑于神谕，拉伊俄斯将这个儿子刺穿双脚后抛弃于荒野(“俄狄浦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即“肿脚的”)。大难不死的俄狄浦斯被一位牧人送到科林斯国王的宫中，为同样无子的科林斯国王所收养。长大成人后，俄狄浦斯从阿波罗口中知道了自己将会杀父娶母的命运，由于误把养父养母当作亲生父母，俄狄浦斯决定远走他乡，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在流浪途中，俄狄浦斯杀死了不肯让路的一位长者和三个侍从，不料这个长者正是他的生身父亲，忒拜城国王拉伊俄斯。继续前进的俄狄浦斯来到了忒拜城，以他的智慧战胜了正在危害忒拜人民的怪兽斯芬克斯④，因而被忒拜人民拥戴为国王(此时俄狄浦斯和忒拜人民都不知道杀死前国王拉伊俄斯的人正是俄狄浦斯)，并且娶了前国王的遗孀伊俄卡斯忒为妻。阿波罗的神谕就这样鬼使神差地成为现实，命运的必然性或不可抗拒的宿命正是通过当事者的自由行动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十多年后，当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忒已经生了两儿两女，正沉浸在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中时，命中注定的报应开始降临——一场“最可恨的带火的瘟疫”袭击了忒拜城，使整个城邦“在血红的波浪里颠簸着”，麦穗枯萎，牛群瘟死，妇女流产。德尔斐神庙的神示表明，唯有放逐了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后灾难才会消除。这场搜寻凶手的活动最终将事实的真相昭示于众，俄狄浦斯终于发现不祥的神谕已经借助他自己的力量而得以实现——“我成了不应当生我的父母的儿子，娶了不应当娶的母亲，杀了不应当杀的父亲。”面对着自身的行为所酿成的苦酒(尽管在这种自由意志背后潜伏着深刻的决定论)，伊俄卡斯忒自杀身亡，俄狄浦斯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为了从此以后不再看见由自己所造成的罪恶。直到此时，俄狄浦斯才真正认识到命运的巨大威力；然而当命运的这种不可逆转的必然性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时，俄狄浦斯的自由也就到了终点。索福克勒斯以歌队长的一段富有哲理的独白来结束全剧：

忒拜本邦的居民啊，请看，这就是俄狄浦斯，他道破了那著名的谜语，成为最伟大的人；哪一位公民不曾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他的好运他现在却落到可怕的灾难的波浪中了！

因此，当我们等着瞧那最未的日子的时候，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⑤

忒拜家族的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俄狄浦斯的子女们也遭受了同样不幸的命运。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和《安提涅戈》中、埃斯库罗斯在《七雄攻忒拜》中都继续记载了这个家族的悲剧：俄狄浦斯的儿子们手足相残而死，他的女儿亦自杀身亡，这个家族的最后结局是彻底毁灭。但是整个家族的厄运，大部分都已经落在了俄狄浦斯这个悲剧英雄的身上，尽管这厄运的根源、这罪的起因与俄狄浦斯本人的自由意志毫无关系！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朦胧看到一种类似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的深刻思想。

二、希腊命运意象的发展

这种通过自由意志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这种由当事者或剧中主人公本人用自己的手来为自己掘墓——而且是以自由的方式——的结局，就是希腊悲剧的最富有魅力的特点；而这种被自由所遮蔽着的不可逃遁性本身，就是命运。希腊悲剧与近代悲剧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在希腊悲剧中没有善与恶的明确区分和截然对立，在那里这两种力量尚未分裂为外在性的对立，而是以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出现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因此在希腊悲剧中，既没有高尚典雅的唐•罗狄克，也没有邪恶奸狡的伊阿古⑥，每个悲剧人物的行为都很难用通常的善恶标准来评判，因为在剧中激烈冲突的不是两种对立的自由意志(善与恶)，而是自由意志与潜藏在它背后的决定论；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否定，而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概言之，希腊悲剧的根源不在于恶的力量从外部对善的力量进行压制、摧残、吞噬，而在于某种从根本上超越了善恶的形而上学的决定论(命运)。就此而论，希腊悲剧是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悲剧，它不是把悲剧看作人的自由意志(恶)的结果、看作某种人为的插曲或某种超出常规的意外，而是把它理解为生活或生存的一般规律和某种终极性的宿命、理解为人的自为存在(自由意志)与自在存在(命运)之间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永恒冲突。因此希腊人对待悲剧就不是以一种悲悲切切的惨楚之情，而是以一颗轻松泰然的平常之心。当然，希腊人对悲剧的这种理解仍处于直观的阶段，尚未达到反思的高度，因此命运在希腊悲剧中还仅仅只是一个朦胧的意象。

尽管如此，这种关于命运的朦胧意象仍然是早期希腊思想中最深刻的东西，同时也是真正具有宗教色彩的东西。罗素指出：“在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情感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祗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⑦在赫西俄德的《神谱》和埃斯库罗斯等人的悲剧(如《普罗米修斯被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