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佩蒂班德约）

在阅读本篇文章时,萨提亚对成长的殷切满望深深地打动了作为一名治疗师的我。同时,萨提亚对治疗师自身持续成长的关注也激励着同样是一名家庭治疗师的我。她走着与他人建立内在联结的天赋、自发的创造性,关注个人积极资源的态度,以及敢于冒险的勇气。这些品质让她成为家庭治疗领城真正的先驱。因为萨提亚对人类的这种延续不断、繁荣发展的精神充满好奇,所以她对探索和挖倔人类的内在资源一直保持着浓厚兴趣,再加上她具备与个体进行深层次联结的天赋,这些都使她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天赋和技巧的家庭治疗师。

在本章的开头,萨提亚简短地介绍了她在1951年是如何“无意中闯入后来被称为‘家庭治疗’的领域”。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她与来访者及其家庭工作时的创新风格。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其他同行还在遵循关注病理学的心理动力学观点工作时,萨提亚采用了关注个人积极资源的创造性治疗工具。随后,她找到了新的可能性和前景。她与唐·杰克逊、朱尔斯·里斯金在帕洛阿图合作建立了心智研究院。萨提亚一直致力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她的自尊理论。当萨提亚1964年来到伊沙兰后,她对其他同行和他们的治疗模式更加熟悉,包括弗瑞兹·皮尔斯和他的格式塔治疗、艾瑞克·伯恩和他的交互分析、艾尔·劳文的生物疗法等。萨提亚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合作者,她不仅与来访者合作,也与同事合作。

随着与更多家庭的接触,萨提亚更加确信自尊的重要性。除了致力于发展自尊理论,萨提亚继续创建不同的治疗工具,包括生存应对姿态、模拟家庭、家庭重塑、原生家谱图,所有这些工具到现在仍然受到家庭治疗师的欢迎。对家庭的治疗经验也让萨提亚断定,治疗联盟是促进来访者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她指出:“我看到了我所做的事情能够潜在地促进家庭中每个成员自我的发展,促进家庭成员间形成彼此滋养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治疗联盟的重要性也受到当代许多学者、临床治疗师和研究者的关注

本篇文章对那些有兴趣发展家庭治疗工具的治疗师很有帮助,这里将介绍众多的治疗策略。萨提亚对人们言语和非言语信息互动的敏锐觉察令人印象深刻;她与来访者在更深层次联结的直觉力非同一般。她坚信,一个强有力的治疗联盟对来访者冒险去改变和成长是极其关键的,这个观点在治疗界有着持久而重要的影响。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家庭治疗师,就必须能与每个家庭成员建立内在联结,并持续不断地关注家庭成员之间言语和非言语的互动。这些内容在本篇文章中都将得到体现。

1951年1月,我无意中发现了我的第一个带有“治疗”性质的家庭。一不留神,我闯人了后来被称为“家庭治疗”的领域。那时的我作为一名心理分析师已经有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心理分析治疗让病人发生改变的时间需要很长,但整体来说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才敢私人执业。在“闯入家庭治疗”以前,我有六年的中小学教学经历和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当时,我接手了一名二十四岁的女病人,之前她被诊断为“门诊精神分裂症”。(译者注:指症状较轻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不需要住院治疗,只需定期到门诊复查,这是国外的设置。)她每隔一周来我这里治疗一次,大约六个月的治疗疗程后,她的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就在这时,她的妈妈给我打电话,威胁说要起诉我使她们母女情感疏远。尽管表面上她在威胁我,但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是隐藏在威胁背后的恳求和伤痛。因此,我邀请她参加她女儿和我的治疗会谈,她马上就接受了邀请。母亲加入会谈后,病人立即退回到我和她初次见面时的状态。病人所有的成长都从我眼前消失殆尽。我瞬间陷入了怀疑、愤怒、自责等许多情绪的包围之中,直到我的大脑告诉我要跳出情绪,停止责备自己,去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冷静下来之后,不再只是去关注谈话的内容,而是试着去观察母女间的非言语信息。我注意到其中有重复的模式在她们之间发生,似乎女儿在与妈妈的互动模式与其和我的互动模式是不同的。接下来的观察更让我发现,似乎她与妈妈之间的互动模式比与我之间的互动模式更加强大。后来,我从理论上认识到,她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她和妈妈的关系是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而与我则不是。再后来,我意识到除非病人转变为行为的主动发起者,而不仅仅只是回应者,否则她将毫无希望地成为他人行为的受害者。

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但是我开始理解对当前互动线索的回应，如何影响了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当时我也并不了解这些模式又是如何交织成一个系统来满足生存需要的,但我很清楚自已正在违背心理分析治疗的一条规则:不要见病人的亲属。后来,在与那个女儿和她的妈妈一起进行治疗到第五或六周的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关系中可能还有爸爸。我询问她们后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因为过去的那幅病理性的画面只有妈妈,它是不完整的,所以我邀请那位父亲加入。我再次违反了心理分析治疗的重要规则。爸爸接受了邀请加入我们的治疗,他的参与使那些模式有了更多的互动,这与我所看到的母亲和女儿之间的情况是兼容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所看到的就是后来被贝特森和杰克逊命名为“双重束缚”的现象。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属家庭共有的互动模式。后来,病人的所谓“好”哥哥也加入了会谈,这个家庭的画面终于完整了。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治疗进展得很好。我认为,拯救我并鼓励我继续进行下去的是我忘记了治疗,我只是观察和评论我所看到的,将其理论化是后来的事情。当时,文献中除了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个案和沙利文的人际理论,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我所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任何人在治疗中接待除了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我当时觉得非常孤独。此外,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生计完全依赖私人执业的收入,所以我必须有“令人满意的客户”(能够支付治疗费用的病人)。同时为了职业的声誉,我不能让病人出现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情况。为了我的职业操守,我当然也不能强迫任何病人为我个人的目标服务。那个年代,心理治疗基本上采用的都是精神分析的方法,我也试图遵守这一状况。此外,这也是我治疗的唯一途径,我当时拥有的唯一工具就是精神分析。

此后,我开始逐渐邀请其他病人的家庭成员加入到治疗会谈中,观察是否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对于观察到的这些现象,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如何去创造性地解决。

后来,我基于这些经验,发明了一个新的治疗工具,我称之为“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在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我会记录每个家庭成员生活事件中的基本事实,即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并不是社会史,而是家庭编年史。我侧重记录那些具有发展意义的事件和创伤性的经历。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只是简单地认为,如果我列出家庭中的父母从出生到现在每年发生的事件,就能够获得一些有关这个家庭的发展的完整感受。这个工具让我有机会了解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对“编年史”中的事件是如何体验的。

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少有家庭成员真正了解的事实,他们彼此的观点也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事实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也许“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谈论的是过去的事情,事实上却是在构建该家庭当下的现实情境。在这个真实情境中,家庭成员开始彼此的沟通,包括添加、纠正、告知和正视各种信息此外,这一工具也有助于我理解他们过去的情况,并获得纠结于当前家庭的各种力量的线索,而正是这些力量提供了家庭发展的动力。“家庭编年史”成为一种按时间和地点排列家庭事件的可信赖的工具。我试图将这些事件呈现给冒险而来的家庭,对于家庭中所发生的不管是正性还是负性的事件我都会给予同等的关注,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让家庭成员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个人对互动信息的回应方式上

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个编年史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被证明是一种可以信赖的并易于理解的工具,它能真正地揭示当前家庭的互动方式。

我开始真正了解家庭中每个人对其他人的想象和期待,而事实上在他们之间这些从未被澄清过。这一点就是我现在的沟通理论的基础。

在完成了几百个案例后,我开始看到家庭中各种系统的出现和影响,由此我的信心倍增。这一工具也成为我现在帮助个体做家庭重塑(我发展的另外一个工具)前做准备的基础。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在生命早期所形成的认知常常成为他衡量所处世界及其他人的标准,似乎他仍然生活在儿时的情境中。这并不一定是个新观点,我称其为“过去的学习经验”。我有所创新的部分是,我能够帮助人在他觉得安全的情况下重新认识和理解他实际所处的情境,而不再继续停留在早年的感觉水平。我是在与小组中的家庭开始工作后才发展出这一工具的,我会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使用这些工具。假定我们所具有的任何知识都是来自过去的学习,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个人经验的积累,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知识,但它也可能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过去积累的经验去看待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一直被教导用病理学的观点看待病人的行为,但当我开始观察家庭时,我发现他们的行为大多反映了当前情境中相应的自尊需要。这些行为反应有些能够被他们自己意识到,有些则不能意识到,于是我开始认真地审视心理分析的概念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特别是在1955年到1958年间,我在伊利诺伊州心理治疗所给住院医师上课时,我不得不反思我所教授的内容,因为住院医师们会问一些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这些经历让我觉得有必要真正地形成我自己的理论基础,于是新的图景开始在我面前展现出来

我与杰克逊和里斯金在帕洛阿图合作建立了心智研究院,此后,我继续完善沟通的概念,我把沟通看作保持人类系统运转的能量源泉。接下来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系统的功能是健康的什么样的系统的功能不健康人们做此判断的线索是什么

当我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一个语言信号实际上包含言语和非言语两种信息的时候,我就能够理解两种信息可能会相互矛盾。我往前走了一小步。将这一点与我正在发展的自尊理论相结合,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人际关系的核心动力是获得心理上的生存。接下来,另一个观点就浮现出来:人们对自己的大部分行为是觉察不到的。那么,我能做些什么才能帮助人们觉察到他们的行为,并让他们有机会决定是否需要做出改变呢结合我所知道的关于连续性、沟通和自尊的知识,后来我很快又发明了”模拟家庭工具”“沟通姿态”和“游戏”技术

顺便说一下,我大部分的治疗工具都是在偶然事件中或根据某一刻的治疗需要形成的。例如,“模拟家庭工具”是在1962年到1963年期间我在科罗拉多州据利大会进行家庭治疗演示时发明的。当时因为有人忘记去安排一个我所要工作的家庭,当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努力克服随之而来的恐慌，我告诉自己:“好的,维吉尼亚,如果你对家庭系统是如此熟悉,你应该能够进行模拟家庭演示。”这是我头脑中突然冒出的想法。我尝试着这样去做,后来证明它不仅效果显著,而且成为我一直使用的工具。我会在和很多家庭一起工作时使用它,我也会把学习家庭治疗的学生安排在不同类型的模拟家庭中,在做家庭重构时我也会用到这个工具。在模拟家庭中形成的体验有助于人们快速理解家庭系统的动力,同时认识到家庭系统的共性

“沟通姿态”是某一天我正在思考我所遇到的各种沟通应对方式时形成的。我头脑中自发地出现五种不同的行为应对方式,这与我多年来观察到的情况惊人地相似。这五种行为似乎都是为了生存,但表现出这些行为的人们对此没有觉察。现在我相信一个人的内心感受与外部表现可能并不相同,我将其称为不一致。这并不是新观点,但是我在其中增加了一个生动的身体姿势画面

由于我认为身体姿势比言语更有效、更清晰,所以我发明了所谓的“沟通姿态”。我已经发现,特定类型的语言会伴随着特定类型的身体姿势和情感。我只是把它们加以扩展,变得更加夸张化。例如,对一个抑郁的人,我让他以一个笨抽的失去平衡的姿势跪着,头向上看,肩膀弓着像是在乞求某人的拯救,似乎这才是他生存下去的理由。

随看时间的推移,这些姿势表现出互动的方式,展现了人际间的距离和地位的高低。我也能够看到人们如何同时表达两种信息,例如“过来”和“走开”。我称这样的形式为家庭雕塑。这一工具在使用中被不断发发展,现已成为引发觉察的有力工具。

1964年,伊沙兰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它被统称为情感领域。在那里我遇到了那些终身对此进行研究的人们,至此我才意识到在治疗领域我所观察到的只是一部分,而其他一些人已经探索得更深入了。这些人都对理解和改善人类的境况很感兴趣,那也是我的兴趣所在。这些人包括:皮尔斯和他的格式塔治疗、伯恩和他的交互分析、艾尔·劳文的生物疗法、夏洛特·塞尔文和伯尼·冈瑟对身体的觉察、唐·早川嘉会的普通语义学、乔治·普林斯的团体激荡法。我还了解了催眠术、电休克疗法法、迷幻药、超心理学、睡眠研究、意识状态转换、马拉松、裸体和穿衣按摩及身体形象工作、占星术、心理治疗以及瑜伽、艾伦·瓦兹及其东方的思维方式。上述这些人和他们的治疗方法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我通过三个层次来理解这些方法:这些学派如何解读人类存在如何解释人类的功能失调如何帮助功能失调的人们重新获得成长我发现每个学派都能带给我一些东西,我又转而可以把它们用于家庭治疗。

关于自尊的概念一直是我工作的重点。现在对我来说,似乎自尊与我们的灵魂和精神(自己神圣的部分)的密切程度就如同它与我们的身体、情绪、智力、我一你关系的体验及信念的相关程度一样。

于是,我似乎开始明白,无论何时,当我们试图开始帮助其他人时,就必须对人类的灵魂带着深深的欣赏。二十年前我非常小心地避免谈论,甚至提及灵魂,因为那是在组织严谨的宗教领地,而心理治疗的“科学”中尚没有它的位置。

但是我现在认为,如果宗教真的有用,那么心理治疗可能水远不会诞生。我发现人类的灵魂会用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对我而言,灵魂的感受反映在我们如何评价自己,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身体、情绪及我们周围动物的生命。滋养是一个经常在我头脑中出现的词,它不同于依赖或纵容自己,而是意味着一种自由一一真正爱自己和尊重自己。我相信一个真正受滋养的个体是不会虐待自己或他人的。此外,我认为,人类的灵魂的确是一种生命力和能量的展现,这种生命力和能量可以继续或重新创造自我

我相信我们正在开始突破性地进入一个完整的新的精神世界。我发现,获得自我价值感的人是不需要依靠别人而“不劳而获”的。他们明白,因为他们有能力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主宰着自己的反应和行为,所以他们能够更好地生存。他们坚信,生命是一个发展过程,总是能够改变,而且他们有勇气愿意冒险。我现在认为,治疗师的工作就是帮助来访者形成这些品质。我也清楚如何改变人们的互动系统,使它朝向实现这一目标迈进,而不是去相反的方向。

随着我的不断成长,我已经拥有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人类存在某些可以被称作生命力或普遍精神的东西。我知道这种力量包含了许多方面,它们强有力地塑造着人类行为。对我来说它有点像电流,总是在那里。等着人们去识别它,并学会如何使用它以实现有益的目标,这大概就是被称为精神力量的东西,某些我们体验到的类似于氛围的东西。常常有一些观点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像一个发电单位。我们的能量发动机、能量的多少及它的用途都是由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程度和感受所控制的。我知道当我处于低自尊状态时,我的能量就会低,并且常常指向错误的方向,即大多数目时候都是反对自己的。对我来说,这些体验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前进方向。不过,很多时候,我认为我很难自已帮助自已,因为涌现出这么多的体验,我需要强迫自已才能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观察和探索。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另外一个“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有趣的部分。它在我对家庭系统和公共系统进行类比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事实上,我发现在家庭中看到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组织、社会和政府机构中。我把家庭看作所有人类系统的缩影,与家庭的工作为我现在与更大的机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之后我有了一些新的观点。通过类比不难发现,家庭和机构的功能是相似的。父母和孩子的角色类似于总统和内阁大臣的角色,夫妻间的角色关系类似于议会和总统。事实上,几乎从任何团体中都能够发现这些相似性。如果家长像一个老板,系统就可能以惩罚一奖赏的方式运转,他和他的“婚姻伙伴”可能是竞争或是联盟的关系,而孩子们不得不成为奴隶。他们只有通过竟争或者暗中合作来获得奖赏。事实上每个人都在遭受痛苦。这听起来是否似曾相识

相反,如果家长是一个领导者,他可能会拥有一些富有才干和创造性的“孩子们”,也可能会拥有一个可以真正分享的“伙伴”。你可以试着对学校、企业教堂或任何单位进行这样的比较。

我曾经有机会在完整的省级机构、医院及学校组织中中工作。这些组织中存在一些独特的机会和问题,并且,因为我知道组织的规律和特征,我认为它们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也完全可能被创造性地改变。例如,如果某个组织系统中没有来自外部的监督者,那么它就不会保持开放。这个监督者并不是扮演警察的角色,他更像雷达塔中的飞机着陆导航员。因为如果没有外部的监额,组织中的人们就会习惯自已已有的角色,慢慢地整个组织都会适应这种方式,比如会放弃每次挑战、不再获取新的信息、总是通过想当然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有时,系统中某个成员会死亡或者离开,或者有新成员加入,这些变化都可能会引起其短暂的骚动,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变化,家庭随后将慢慢恢复过去的状态,每个人就好像是“旧机器的齿轮”,周而复始地生活。

作为家庭治疗师,我现在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地促进每个家庭成员自我的发展,并在家庭、社会机构及整个世界中建立滋养型的人际关系。

这显然不仅是个技术问题。作为治疗师或老师,我发现,如果要很好地帮助人们开始去冒险改变并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我自身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否则在家庭治疗和培训中都不可能产生太好的效果。

因此,我自己继续前行的方向就是观察和体验所有能够开启新蓝图的事情。正是在那条路上,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将随着我面前打开的蓝图而继续延伸。

意大利首都罗马建在7座山丘之上，被称作7丘之城，因此市内道路坡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西西里奴隶起义

公元前3至2世纪，罗马的奴隶制获得发展，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矛盾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奴隶主残酷压迫和剥削奴隶，激起奴隶起而反抗。从公元前2世纪初起，奴隶不断发动武装斗争。公元前198年，一些拉丁城市中的迦太基奴隶曾密谋暴动，后因叛徒出卖而失败，被处死者达500余人。公元前196年，伊达拉里亚发生了乡村奴隶和农民起义，波及全区，罗马派去一个军团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公元前186年，南意大利的阿普利亚牧奴发动起义，起义者达7000余人，使该地区的道路和牧场都变成了危险地带。这些斗争预示着大规模起义风暴即将来临。半个世纪之后，西西里奴隶大起义便爆发了。

西西里土壤肥沃，素以粮仓而著称。在那里奴隶制大田庄产生较早，大田庄中聚集着成百上千个奴隶，大多数来自同一民族或地区，有利于反抗斗争的组织发动。恩那城的庄园主达莫披洛斯以虐待奴隶出名，他不仅不给奴隶起码的衣食，还打发奴隶抢劫过路的旅客，并要分赃一半。奴隶们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公元前137年夏，在叙利亚籍奴隶攸努斯领导下，400名奴隶以锄头、镰刀、斧头、长竿、短棒为武器，冲进恩那城，得到城里奴隶的响应，占领了城市。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在恩那城建立了政权，取名“新叙利亚王国”，攸努斯被推选为国王，取号“安条克”。在国王之下，还设立一个由足智多谋的奴隶组成的顾问院。恩那城建立起来的奴隶政权，固然带有东方王国的色彩，但它在本质上是作为与罗马奴隶主政权相对抗的一种独特的奴隶政权形式而出现的。

恩那城奴隶起义，得到西西里其他地区奴隶的积极响应。在该岛西南部阿格里根特，西里西亚籍奴隶克勒翁领导一支5000人的起义队伍，与攸努斯汇合起来。克勒翁尊重攸努斯，自愿当其副手。起义范围迅速扩大，西西里东部和中部许多城市如墨萨纳、托洛明尼亚、卡塔涅、列昂提尼等，先后落到起义者手中。起义者人数日益增多，据狄奥多拉记载，达到20万人之众。起义奴隶到处摧毁大庄园，杀死庄园主，但他们对小庄园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则加以保护，因而得到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同情和支持。

起义军屡败罗马军队。公元前134和133年又击败罗马两个执政官分别带领的罗马军团。公元前132年，罗马派遣大军前往镇压，攻陷起义军主要据点马尔干提纳和托洛明尼亚，最后围攻恩那城。在突围中，2万奴隶阵亡，克勒翁英勇牺牲，攸努斯被俘后死在狱中，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

不久，西西里又爆发了第二次奴隶起义。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由总督涅尔瓦停止释放奴隶而引起的。当时罗马在北非进行朱古达战争，又和北方入侵的日耳曼人作战，需要大量军队。但许多行省和同盟国的自由民因债务沦为奴隶，不能提供兵源。因此，元老院下令行省总督审查自由民出身的奴隶，予以释放。西西里总督涅尔瓦释放了800名奴隶，后因接受奴隶主的贿赂，停止了审查。于是，渴望自由的奴隶愤然举行起义。公元前104年，西西里西部赫拉克利城附近的奴隶在萨维阿斯领导下首先发动起义，后在卡普里恩山建立根据地，并击溃涅尔瓦派来的军队。不久，在利利贝附近又聚集了一支在阿铁尼奥领导之下的起义队伍。为了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两支起义队伍在特里奥卡拉城会师，并在该城建立政权，共推萨维阿斯为王，取号“特里丰”，阿铁尼奥为军事统帅。下设议事会，作为共商大计的机构。大批奴隶和农民投奔起义队伍，力量迅速壮大，挑选强壮的奴隶组成2万步兵和2000骑兵的起义军。公元前103和102年，起义军先后击败了两个执法官带领的罗马军队。这时，起义烽火燃遍西西里大部分地区。起义军分兵出击，四出活动，捣毁大庄园，袭击行省机构，毁坏驿站，切断城乡交通联系。

不久，起义者遇到了不利情况。萨维阿斯在公元前102年不幸死亡，使起义者失去了一位杰出领袖。粮食匮乏也使起义者面临困境。罗马在战胜日耳曼人后，便集中力量镇压奴隶起义。公元前101年，执政官阿克维里乌斯率领大批军队进攻起义军，在墨萨纳附近发生激战，阿铁尼奥英勇牺牲，起义军败退特里奥卡拉。不久特里奥卡拉陷落，许多奴隶被俘后都被钉死，剩下1000名奴隶坚持斗争，后来受骗归顺阿克维里乌斯，竟被卖为角斗士。他们发现受骗后，互相刺杀而死。

西西里两次奴隶起义，因历史条件和奴隶阶级本身的局限性，最终归于失败。但起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起义奴隶曾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军队，标志着罗马奴隶起义斗争发展到较高水平。西西里奴隶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罗马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揭开了共和后期大规模社会斗争的序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格拉古兄弟改革

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烈火尚未完全扑灭，罗马城乡平民在格拉古兄弟领导下，掀起了一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运动。当时罗马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已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失地农民迫切要求重新获得土地，而贵族中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农民破产有损兵源和安定，也在筹划复兴小农的土地改革方案。格拉古兄弟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循着罗马贵族的传统仕途先后担任神职和军职，在人民中颇有威望。他们根据形势发展，从奴隶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怀着富国强兵之志和忧国忧民之心，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运动。

公元前133年，在罗马平民和贵族改革派的支持和拥护下，提比略·格拉古就任保民官，随即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规定，每户家长占有公有地限于500犹格，如有儿子，则其子尚可各占250犹格，但每户占地总数不得超过1000犹格。所占公有地永久使用，免交租金。超占部分收归国有，划为30犹格的份地，分给无地农民。此种份地须要交纳少量租金，世袭使用，不得出卖或转让。肥沃的坎佩尼亚土地，不在此法案范围之内。提比略提出土地法案后，遭到元老贵族极力反对。他们唆使提比略的同僚保民官奥克塔维乌斯使用否决权阻止法案的通过。元老贵族的破坏和人民的拥护，都推动提比略采取激烈的措施，召集公民大会付诸表决，结果，奥克塔维乌斯被罢黜，并通过了土地法案。同时，选出提比略本人、他的岳父克劳狄乌斯和他的弟弟盖约三人组成委员会，负责处理收回和分配土地事宜。可是，法案的实施遇到许多实际困难，元老院拒不提供必要的经费。于是，提比略趁帕加马国王将其王国遗赠给罗马之际，提议把该王国金库作为贫穷农民的补助资金，并把该王国的处理权交给公民大会。这就和一向把持外交和财政大权的元老院发生严重冲突。为了实施土地法案，提比略竞选连任下一年保民官。元老贵族以连任保民官出乎常规为借口，乘机攻击提比略心怀叵测，欲施暴政。公民大会选举时，农民忙于夏收而无暇进城，贵族反对派策划阴谋，寻衅滋事。大祭司长纳西卡纠集一群元老、被保护人和奴隶，冲进会场，在混战中打死了提比略及其拥护者300余人，当晚把死难者尸体扔入第伯河。

提比略殉难后，改革运动并未停止。元老院不敢贸然取消土地法。三人土地委员会经改组后仍继续活动。据李维记载，公元前125年罗马公民人数约有395万人，比公元前131年增加75万人，一般认为这是失地农民分得份地而具有公民资格的结果。但是，土地分配日渐困难，大土地所有者百般隐瞒地产，产权纠纷也难以裁决，而且还牵涉到意大利同盟者的交界地区，引起同盟者的不满，他们也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因此，土地改革运动便在更加复杂的形势下高涨起来。

公元前133和132年，提比略之弟盖约在罗马平民的支持下连任两届保民官。任职之初，盖约即向反对改革的权贵发起进攻，提出法案禁止被人民罢免的高级官员和保民官再次任职，规定非经人民审理不得判处公民死刑，然后便转向社会和经济改革。他不仅恢复提比略的土地法案，而且还实行一些其他的重要法案。因为公有地分配已近枯竭，所以他提出殖民法作为土地法的补充，在南意大利建立了米奈维亚和奈普图尼亚等殖民地，甚至设想建立海外殖民地。为了防止粮荒，他实行了粮食法，由国家从海外购入谷物，储存于公共粮仓，以低于市价每月一次定量卖给公民。盖约还实施筑路法，亲自筹划修建一些大道，以改善交通运输，同时解决无业平民就业问题。又实施军事法，禁止征召17岁以下的人服役，由国家出资供给公民战士军装。为了争取骑士支持改革，盖约实行亚细亚行省包税法，规定该省采取包税方式征集什一税、关税和牧场税，由监察官把包税权拍卖给骑士。同时还制定审判法，打破了元老对法庭的垄断，使骑士获得担任法庭成员的权利，并惩处司法审判方面的腐败行为。此外，还颁布法律，规定元老院应在执政官选举前确定其卸任后担任哪一行省总督，以免以最好的行省私相授受。

元老贵族施展诡计，反对改革。他们利用盖约的同僚保民官德鲁苏提出法案，建议在意大利建立12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移民3000人。在当时意大利已无可供殖民之地，德鲁苏的殖民法实属欺人之谈，旨在笼络人心，破坏改革。他还蛊惑人心地提出禁止鞭笞拉丁人的法案。针对反对派的阴谋，盖约借助同僚保民官卢布里乌斯提出新的殖民法，即在原迦太基领地上建立朱诺尼亚殖民地，安置6000人，一些意大利人可能也包括在内。公元前122年春，盖约到北非筹建殖民地，反对派乘机造谣惑众，破坏盖约的殖民计划。盖约返回罗马后，斗争进入决定性阶段。他采取坚决措施，毅然提出公民权法案，授予拉丁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意大利同盟者以拉丁公民权。但是这一法案不仅遭到元老贵族的激烈反对，而且也引起那些不愿把公民权分给意大利人的公民强烈不满。而大批意大利同盟者在当时又被排斥于罗马城之外。因此，法案未能通过，盖约的威信随之下降。同年夏，盖约竞选第三任保民官失败。在他卸任后，反对派便进行报复。取消北非殖民地的法案被提到公民大会，集会时双方发生冲突。元老院借机镇压改革派，盖约及其支持者占领阿芬丁山进行抵抗。最后，盖约被追逼而死，3000余名支持者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也被投入第伯河。

格拉古兄弟实行改革，企图通过限制占用公有地和分配土地给农民的立法，遏止土地兼并，保护小农经济，以维护罗马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但是，当时罗马处在城邦危机时期，小农的分化和破产已成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已不可能维持小土地所有制。盖约死后不久，罗马又通过了允许出卖份地的法案，土地委员会也被取消。不过，格拉古兄弟改革在历史上仍有重要意义。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集中进程，改善了部分平民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盖约在形势推动下由单纯的土地改革发展到实行多方面的社会改革，沉重地打击了元老贵族势力，改进了国家行政和司法管理机能。这些都是符合当时罗马社会发展要求，在后来罗马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到肯定和充实，因而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马略军事改革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罗马社会内部斗争继续发展，形成所谓民主派和贵族派，双方在朱古达战争（公元前111—105年）期间和战后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努米底亚王室发生内讧，朱古达占领塞尔塔城后，利用当地居民反罗马情绪，杀死了住在该城的罗马和意大利商人以及高利贷者。罗马于公元前111年向朱古达宣战。战争伊始，罗马贵族政治和军事制度的腐败暴露无遗，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接受贿赂，士兵为所欲为，军纪松弛，士气涣散，致使战争连连败北。公元前109年，执政官麦特鲁斯到达北非，整顿了军队，开始扭转局面，但未能迅速结束战争。骑士因其利益受到损害大为不满，加剧了他们与元老贵族的矛盾。

此时，军人出身的马略崭露头角。他和骑士有着密切关系，在平民中也有一定威信。在民主派的支持下，马略当选为公元前107年执政官，获得朱古达战争的指挥权，并在后几年中连任执政官，率军作战。在此期间，为了增强罗马军事力量，取得战争胜利，马略实行了军事改革。罗马原来实行公民兵制，公民须有一定财产资格才能参军服役。由于战争需要大量兵源，财产资格便逐渐降低，在布匿战争中最低财产资格曾降到4000阿司。同时在军队中也出现志愿兵，不过他们多半为服役期满的老兵。到公元前2世纪，特别是在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罗马兵源危机日趋严重。马略为了迅速征集军队，取消了财产资格限制，吸收无产者入伍，即以募兵制代替了公民兵制。实行这一制度，使他很快征集到补充北非军团所需的新兵，大约有5000—6000人。不过，马略采用募兵制后，公民兵制并未完全废除，在公元前1世纪，当招募志愿兵不能满足需要时，往往又强制征集公民参军。马略实行募兵制后，士兵除获得薪饷外，还可得到国家提供的武器给养，不再在军饷中扣除。服役期限也有明确规定，一般认为马略把士兵服役期限延至16年，服役期满的老兵可从国家分得一块份地作为补偿。随着财产资格的取消，罗马公民在军团中只当重装步兵，而骑兵和轻装步兵改为从同盟者和行省中征集。

马略军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改革军团组织。为了加强军团的机动灵活性，马略在军团中推行联队制。联队是介于军团和连队之间的组织，配有600名重装步兵，能够单独执行战术任务，独立进行军事行动。每个军团有10个联队，每个联队辖3个连队（6个百人队）。联队制军团的作战阵式仍保持三列队法，前列配置4个联队，后两列各有3个联队，各列联队之间留有空隙，前后列联队交叉排开，以便插上和退却。马略还统一军队的武器装备，重装步兵一律配备投枪和短剑，并改进了投枪构造和运载工具。此外，马略对军队进行严格训练，把当时角斗学校训练方法引入军中，以提高士兵的战术技能。在训练中，注重锻炼军队适应艰辛的作战环境和生活条件。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和独立作战能力，马略要求士兵在行军中除携带武器外，还背负行军背架，内有挖掘工具和其他装备，以致于当时马略军中士兵获得“马略骡子”的谑称。

经过军事改革和整顿，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马略依靠改组的军队，于公元前105年胜利结束了朱古达战争。这时，原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部落为寻找新的居住地，向西南迁徙，侵入那尔旁高卢，威胁意大利。罗马派兵抗击，屡遭失败，损失惨重。公元前102年马略第四次就任执政官，率军与条顿人激战于阿克维·塞克斯提埃，条顿人几乎全军覆没。次年，又在维尔凯列附近大败森布里人。日耳曼人的入侵终被粉碎，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公元前101年，马略的副将玛尼乌斯·阿奎里乌斯率军镇压了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马略军事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次改革冲破旧的城邦制度的传统，改变了罗马以公民兵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募兵制代替公民兵制，使得大批无业游民加入军队，部分地解决了小农破产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安定。同时，通过广开兵源和提高军队战斗力，解决当时罗马军队出现的问题，符合奴隶主阶级加强统治和进行对外战争的需要，进一步推动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这次改革对罗马社会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改革导致罗马军队社会成分的变化，使罗马军队由农民为骨干的公民兵变成了以无产者为主要来源的职业军队。改革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老兵分配份地的制度，也改变罗马土地问题的性质，即由破产农民要求恢复土地的斗争变为老兵争取份地的斗争，这就在共和后期罗马社会斗争中增添了新的因素。职业军队长期追随和服从自己的统帅，而统帅则笼络收买军队，并利用军队作为争权夺利乃至夺取政权的工具，这样就为后来罗马奴隶主权贵建立军事独裁提供了条件。

同盟者战争 罗马征服意大利后，经过长期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文化交流，意大利逐步罗马化。一些具有部分罗马公民权的公社地位上升，获得完全的罗马公民权。在新建的拉丁殖民地中，罗马移民越来越多，新老拉丁殖民地都享受拉丁公民权。但是，众多的意大利同盟者的地位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他们在名义上是罗马的同盟者，实际上则是罗马统治下的属民。同盟者没有罗马公民权，不能参与罗马政治活动和担任官职，也分不到公有地和战利品，但却要为罗马提供辅助部队，而这种“血税”随着战争的频繁和扩大日益加重。罗马元老院加紧控制和经常干预同盟者的内部事务，同盟者还受到罗马人的歧视和虐待。因此，同盟者对罗马的统治和压迫深为不满，他们强烈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和其他权利，或者与罗马完全脱离关系，争取独立地位。于是，意大利同盟者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便和罗马社会改革运动汇合起来。

在罗马统治阶级中，不少有识之士主张给予意大利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公元前125年，执政官弗拉库斯首次提出向同盟者授以公民权的议案，但由于元老院的阻挠，弗拉库斯被派往高卢出任总督而被迫放弃了提案。此事引发了弗列盖列城居民起义，后遭罗马镇压。公元前122年盖约·格拉古又提出公民权议案，大批同盟者涌入罗马表示支持，但被执政官赶出城外，结果议案未获通过。公元前103和100年，萨杜尔尼努斯两次当选为保民官，他依靠平民和骑士的支持，颁布了粮食法等法案，并与马略结盟强行通过土地法案，将阿非利加和那尔旁高卢行省的公有地分给马略老兵，每人100犹格，其中包括服役期满的意大利同盟者。可是，萨尔尼努斯运动以失败告终，使同盟者的幻想再次成为泡影。公元前91年，保民官德鲁苏企图调和矛盾，实施粮食法和殖民地法，向贫穷公民廉价售粮并分配坎佩尼亚和西西里余下的公有地，还提议法庭成员由元老和骑士共同组成，授予意大利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可是，这个妥协方案遭到普遍反对，不久德鲁苏也被暗杀了。意大利同盟者通过和平和合法途径争取罗马公民权的希望完全破灭，于是他们愤然拿起武器，发动了同盟者战争。

意大利同盟者以马尔西人为核心，秘密结成反罗马联盟。他们互相交换人质，商议联合发动起义。公元前91年，皮凯努姆的奥斯库伦城首先起义，参加反罗马联盟的城市和公社纷纷响应，除伊达拉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以外，几乎所有的意大利同盟者都卷入了起义。起义的同盟者建立联盟共和国，定都于皮里根尼的城市科非尼姆，更名为意大利，并按罗马国家模式，设立公民大会、元老院、执政官等。还发行铸币，镌有公牛掀翻母狼的图案，象征意大利战胜罗马。起义者的军队有10万人，马尔西人西罗和萨莫奈人穆提鲁斯作为意大利执政官并担任起义军统帅。罗马征集了18个军团，派遣执政官率领出征，一些著名将领如马略和苏拉等担任副将。战争主要分成南北两大战场进行。战争初期，起义军在南北战场都占据明显的优势。迫于形势的严重性，罗马元老院采取让步政策，对同盟者进行分化瓦解。公元前90年底，罗马通过尤利乌斯法，向所有迄今仍忠于罗马的意大利同盟者和拉丁殖民地以及在罗马军队服役的同盟者授予罗马公民权，很可能还向放下武器的同盟者授予罗马公民权。这一法案的公布，有效地制止了起义的扩展，加强了罗马的统治基础。伊达拉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率先取得了公民权。公元前89年初，罗马又颁布了普劳提乌斯-帕皮利乌斯法，进一步补充了尤利乌斯法的实施细则。于是战争局势发生变化，罗马逐渐掌握主动权，在两个战场上都发起了进攻。在北方战场，罗马军队击溃北上的起义大军，占领了奥斯库伦。不久，西罗率军向南撤退，同盟者的首都失陷。在南方战场，苏拉击溃萨莫奈人的主力部队，攻占其首府波维亚努姆。但西罗撤到萨姆尼乌姆与穆提鲁斯汇合，以爱塞尔尼为中心，坚持抗击敌人，甚至一度收复波维亚努姆。后来，终因力量悬殊，在公元前88年被镇压下去。同时，阿普利亚的起义军也遭到失败，同盟者战争遂告结束。

同盟者战争是意大利同盟者要求罗马公民权，即争取与罗马人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平等权利而发生的，因而具有民主运动的性质。同盟者在战场上虽被罗马人打败，但经过战争终于达到他们的目标。罗马不得不把公民权授予波河以南所有的意大利同盟者。然而，罗马对这些新公民作了限制，把他们单独编成8个（或10个）特里布斯，使他们在表决中对拥有35个特里布斯的老公民处于劣势地位。不过，从此同盟者的上层得以跻身于罗马显贵的行列，而广大中下层居民也享受到罗马公民权带来的财产权、婚姻权、税务豁免权以及人身的保障，等等，从而扩大了罗马国家的社会基础。同时，这次战争冲破了旧的城邦制度的框架，改变了意大利社会政治结构，把罗马控制下的意大利各城市和部落组成的联盟，变成了以罗马为核心的意大利统一国家，因而也加速了意大利各地区和罗马的融合过程。总之，同盟者战争对于罗马社会历史发展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苏拉独裁 正当罗马和同盟者酣战之时，在小亚细亚发生了密特里达提战争。本都国王密特里达提六世乘罗马无暇东顾之机，于公元前89年进军亚细亚行省，当地居民苦于罗马的压榨，把他当作解放者。占领小亚细亚后，密特里达提派兵从色雷斯进入马其顿，同时本都舰队控制了爱琴海。此时，雅典也发生反罗马的起义，希腊各邦纷纷倒向密特里达提一边。因此，罗马在东方的霸权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

同盟者战争结束后，罗马抽出力量对付东方，但在派遣战争的统帅人选上，贵族派和民主派发生了争执。公元前88年，在元老院主持下，担任当年执政官的苏拉抽签获得了指挥权。可是，苏拉的军队尚未离开意大利，马略和保民官卢福斯结盟，在公民大会通过提案，免除苏拉的指挥权而代之以马略。苏拉旋即带兵向罗马进军，开创了罗马人进攻自己祖国的先例。苏拉攻下罗马后，杀害了卢福斯和大批民主派分子，并宣布马略等人为“公敌”。还废除民主派法律，规定任何议案不经元老院批准，不得提交公民大会表决，所有议案一律提到森都利亚大会。恢复了元老贵族的统治，苏拉于公元前87年率军出征东方。他在希腊围攻雅典，血洗了这座文明古城。接着又战胜本都和希腊联军，挫败了密特里达提进入欧洲的计划。

这时，罗马的形势发生逆转，马略从北非返回意大利，在伊达拉里亚纠集军队，联合执政官秦纳占领了罗马。他们进行血腥报复，捕杀苏拉的拥护者，取消苏拉的法律。公元前86年马略和秦纳当选为执政官，但马略就任第七任执政官后不久即死去，大权落在秦纳手中。秦纳采取一系列有利于骑士和平民的措施，如取消部分债务，实行币制改革，把意大利新公民分配到35个特里布斯等。不久，秦纳死于兵变，但罗马政局仍控制在民主派手中。

与此同时，小亚细亚也起风云。当地居民不堪忍受密特里达提专制统治和战争负担，相继发动起义。秦纳当政时曾派弗拉库斯率军代替苏拉出征，但他因内讧被杀，接替其职务的费姆布里亚转战到小亚，占领了帕加马。苏拉副将鲁库鲁斯指挥的舰队也夺回了爱琴海的岛屿。这样，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重又归于罗马。军事上的失败迫使密特里达提求和，而苏拉也急于结束战争，赶回罗马夺取权力。于是，双方于公元前85年缔结了和约。密特里达提放弃战争以来所占领土，交出舰队，赔款2000塔兰特，苏拉则承认他为本都国王和罗马的同盟者。第一次密特里达提战争结束后，苏拉策反了费姆布里亚带领的军队，并在小亚严厉惩罚亲密特里达提的城市，在行省摊派巨额军费和赋税，恣意劫掠和搜括行省居民。

公元前83年，苏拉率领4万大军在南意大利的布隆迪西乌姆登陆。克拉苏和庞培等一批贵族青年闻讯后立即投奔苏拉。民主派在小马略等人领导下组织抵抗。最后，苏拉在科利那城门外击败民主派和萨莫奈人的联军，以征服者姿态进入罗马。他宣布“公敌”名单，大肆屠杀民主派分子和无辜平民，抢劫其财产和土地，至少有40名元老和1600名骑士遭到杀害。同时，释放原属其政敌的1万名奴隶，组成一支卫队，赐姓“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之姓）。苏拉还对背叛的意大利城市实行残酷报复。他在没收的土地上建立10个军事殖民地，安置了12万老兵，这些老兵成为苏拉建立军事独裁的重要支柱。

稳定局势后，苏拉开始实行所谓宪政改革。他授意摄政弗拉库斯恢复独裁官职位，并将此法案提到公民大会通过，批准苏拉为独裁官，任期不限。无限期独裁官职务使苏拉集国家大权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这在实际上破坏了共和制的基本原则，但他却又维持共和机构和官职，并在共和体制下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他从忠于自己的骑士和意大利自治市贵族中，选拔300人补充元老院，使元老名额增至600人。元老院恢复了旧日的权力和特权，在立法上任何提案非经元老院审议不得提交公民大会；在司法上原由骑士控制的常设刑事法庭收归元老院掌握。保民官的权力被剥夺殆尽，其立法创制权受到元老院的钳制，司法指控权也被废除，否决权则受限制，还被禁止继任其他高级官职。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苏拉把执法官由6人增至8人，财务官由12人增至20人。2名执政官和8名执法官任职期满后出任10个行省的总督，他们就职于哪个行省则由元老院决定。并规定行省总督无权发起战争，禁止总督带兵离开行省或把军队调出行省境外。苏拉还重申和规定高级官职的年龄资格、任职间隔期，以及财务官以上高级官员卸任后进入元老院等制度。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苏拉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设立了7个常设刑事法庭，制定了审判程序。法庭的法官

胡本鸽系中小体型，聪明、灵动！适合300－700公里比赛。\x0d\\x0d\胡本鸽系是后发体型，小时候黑爪，灰黑头，铅笔头的头型，羽色脏灰较多。\x0d\\x0d\胡本鸽的特征来源：一品轩鸽舍 \x0d\\x0d\（一）胡本鸽子近些年在公棚飞的有声有色，大家都把胡本当成一路公棚专用鸽系，实则认识有误区，只能说用胡本血系的人多，发挥面自然就广了，胡本鸽子具备耐打抗磨的特性也是原因之一。 \x0d\（二）胡本的超级种源年轻艺术家无疑是又稳又快的好东东，可近多少年的作育，胡本自己在国家赛、省赛中的成绩江河日下，佛卡门的加入使胡本稍有起色，近两年拉苏特年皇后血使胡本增光不少，但是胡本要想回到往昔在国家赛、省赛场上的光辉历史，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x0d\（三）看胡本近些年引进的鸽子，来路颇多，有飞巴赛、波品那等超长距离家族，也有飞利蒙治、布里福等长距离的家族，中距离鸽系也是猛往里掺，这个现象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胡本自己也在实验，也在摸索，其一说明他不知道自己缺什么还是需要用实验来证明，其二说明他的鸽子与各类鸽子融合性较好。 \x0d\（四）胡本鸽适应公棚赛，也代表着公棚鸽的特性：抗打耐磨，稳中有快。了解了公棚鸽的特性，也就了解了胡本，咱也就可以自己育出自己的公棚鸽来。首先在赛距上要求能打到700公里，这样在比赛当天冠军分速在900到1000时，你的鸽子还能够挺住，能够稳定归巢的基础上再谈快吧。\x0d\（五）胡本鸽在公棚中飞的相对较好，说明自身是稳定和快速结合的好，但凡事有利总有弊，在飞高分速的比赛上，胡本鸽子显的有点力不从心，所以说在以胡本为主打公棚时，要适当掺配速度型鸽子，如詹森、凡龙为代表的安特卫普中距离鸽系，适当提速可能是进入高位的法宝 。\x0d\（六）胡本鸽定型定质做的好，如何融合进去其他优秀血脉提升自己，这个瓶颈是卢克这个新掌门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要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新胡本时代必将来临，但这条路确实很漫长，卢克是否具备这个实力和运气，让我们等待吧。\x0d\（七）胡本鸽系能在公棚飞好，和咱个人引进胡本飞好是两个概念，胡本鸽系的发挥是面，而咱个人只是点，面未必完全含点，点也不能代表面。所以，为打公棚而求胡本的理念是错误的。要玩公棚，优选胡本。不用胡本，亦战公棚！只有深刻剖析公棚赛与胡本鸽特性之间的关系，才是咱普通鸽族取胜之道。\x0d\（八）胡本鸽子算一路好鸽子，和其他成名成系定型定质的血系一样，也只是一路普通的好鸽子而已，优点和缺点俱在，了解了胡本鸽的特性，知鸽善用，就是赢之道。\x0d\（九）古语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咱们研究胡本，未必要用胡本，只不过是透析胡本现象，研究胡本特性，用胡本鸽子成功的例子启迪自己而已，古语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咱的理念，融合属于自己的鸽子，和名家高手的王牌在赛场上搏杀，打赢他们，这才是赛场的乐趣！\x0d\\x0d\《比利时胡本鸽系》\x0d\\x0d\鸽友对“年青艺术家和胡本”如雷灌耳，历经悠悠岁月，胡本家族鸽系中程及超快速鸽至今仍代表比利时鸽界的最高水平。\x0d\\x0d\布尔日初露锋芒\x0d\胡本家族住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东南约25公里的爱迪冈镇海贝鲁格大街12号，远处可看到红色屋顶上的鸽舍。鸽赛当天午后，胡本家门口通道附近挤满了来观看比赛的人。这天是布尔日鸽赛日，人们争以目击名门胡本鸽舍第一归巢鸽而先睹为快。\x0d\\x0d\噢！有人欢呼。一羽鸽子出现了，一落到红屋顶上转瞬即逝，打钟时间为2点13分。至布尔日实际翔距476公里，分速1210米。不久结果见分晓，它在7848羽参赛同岁幼鸽中获胜，这是胡本鸽舍初次获胜。\x0d\\x0d\胡本鸽舍已500次获俱乐部优胜，这次大赛获胜始料不及，获胜的是灰斑雄鸽，后爱称为“戚皮”\x0d\。\x0d\优胜鸽父亲就是一直作为胡本鸽舍顶级鸽的“年青艺术家”（Jonge Aptlest），它与异血V格曼尔作出鸽配对。\x0d\\x0d\基础鸽是克莱默系\x0d\“年青艺术家”名血远翔至杰夫的父亲那辈人的竞鸽时代。父亲杰拉德胡本自1925年已开始养鸽。最好将手里的鸽子掺入迪斯美特马太依斯血脉。\x0d\\x0d\胡本鸽舍基础鸽“盖希鲁普特丢奔”就是与迪斯美特马太依斯系著名的“古纳迪”直子“伯老艾河”之女交配作出。杰夫籍此掌握了有效使用混血产生更优秀系统的诀窍。\x0d\\x0d\“盖希鲁普特丢奔”生于1964年，比它早出生4年的胡本鸽舍重要养育者是“古迪伯劳艾它还是日后成为胡本鸽舍众多辉煌战绩的传奇名鸽“巴龙”的父亲。还有一羽同年出生的有超凡育种能力的名鸽，就是古迪伯劳艾之父“奥迪伯劳艾”全兄弟直子“年青莱迪欧”。它令其子“古迪斯瓦鲁切”11次优胜夺冠而出人头地；女儿“古迪代斑妮克”亦为世界冠军鼻祖，为“年青莱迪欧”选定的雌鸽是“奥德里黑特斯坦”。配对所生女儿“福鲁斯特”是“年青艺术家”的母亲。“年青艺术家”的父亲是胡本鸽舍功绩卓著的“艺术家”。\x0d\\x0d\谱写胡本家谱的名鸽\x0d\“艺术家”（Artlest）不愧是胡本鸽舍的顶梁柱，仅提及直子大名便清楚了。\x0d\芬达斯特、普林斯岂、里黑特艺术家、姆斯坦克、达比、年青艺术家直子豪杰辈出，不胜枚举。\x0d\杰夫从巴西友人处借来种鸽“伯劳艾詹森”一年与“古迪里黑特”交配作出“艺术家”。里黑特是杰拉德过去在赛事活跃时养育的名鸽，伯劳艾詹森用作种鸽不过一年，但对胡本鸽舍来说却非同寻常，82年“艺术家”与“福鲁斯特”配对生下“年青艺术家”。\x0d\同年，“年青艺术家”与“古迪代斑妮克”这一盼望已久的配对出生了与“年青艺术家”结下不解之缘的“希希”，这两羽血源近似的鸽子不久成为胡本鸽舍典型配对而傲视群雄，直子中超级明星不断。\x0d\代表冠军鸽之一是“索尼”，一直参加竞翔，布尔日大赛11206羽第6名，同年还获得8393羽第9名、14042羽第80名，成绩超卓。95年获比利时皇家鸽会KBDB中程鸽王奖全国亚军，之后又四次获鸽王奖。\x0d\杰拉德、杰夫和卢克三代人共同交持当今的胡本鸽舍，才令其名鸽系统继往开来，“年青艺术家”血脉至今仍充满活力、奋争进取，真正原因是胡本家族与时代同步、推陈出新。\x0d\“索尼”和其妹“斯泰拉克”\x0d\至今仍神话般支撑着胡本鸽舍的年青艺术家与基础配偶、最佳伴侣希希育出过众多名鸽，这一配对鸽威力超越时代，经久不衰。\x0d\83年出生的“索尼”在85年分别两次在布尔日赛上获8393羽9名和14042羽80名，\x0d\95年KBDB中程精英赛亚军及87年布尔日快速鸽赛11206羽第6名获奖等，不断刷新纪录，其矫健竞翔雄姿令人联想到“飞行器”。“索尼”脚环号为B83-6376407，尾数“406”是同胞海金克的环号，直子“波特斯凯”获KBDB幼鸽精英赛冠军而一举成名。\x0d\比“索尼”小两岁的斯泰拉一如兄长骁勇善战，小型赛事埃当普优胜，豆丹赛获单项奖；移师大型赛事亦未见逊色：86年布尔日赛8869羽中获第9名，87年5月与“索尼”同在布尔日参赛获29名；同胞希罗是杰出种鸽，可谓直系中新秀辈出。使翔幼鸽陆续参赛，80年代中期“年青艺术家”和“希希”黄金配对的全盛期令胡本鸽舍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