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尧虞舜启族首，三郡五堂济阳叟。

末汉恭祖溧阳侯，戎马群雄牧徐州。

齐梁贞白隐道山，鄙弃金笼画双牛。

长沙郡公开国臣，闲逸四海栽五柳。

楚陶三绝僧密庵，知行如一车马前。

革命北伐创光复，术数丰功当哲轩。

上启圣明下至贤，旷古烁今仍自谦。

花开百蒂遍华夏，品性流传洁如莲。

陶姓可谓尊贵无比，只因其姓起源有二，一为唐尧，二为虞舜，家谱一事事关重大，不敢造次，粗笔滥言，万望海涵

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 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

柳宗元(773--819)唐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解人(今山东运城县解州镇),世称柳河东他出身于官吏家庭,21岁时中进士,官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被贬为邵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贬为永州司马同时被贬的还有七人,史称"八司马事件"在长期的谪贬生活中,柳宗元接近了人民,他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后任柳州刺史,故后人也称之为柳柳州文学上与韩愈一起提倡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并称"韩柳"他的文学主张是"文道并重",强调创作态度必须严肃认真他的创作可分为传记,论文,山水游记,寓言四种,以山水游记和寓言的文学成就最高他的游记代表作《永州八记》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他的寓言短小精悍,含义深远《三戒》是很有影响的代表作柳宗元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也主要体现在山水诗的创作上他的诗不同于其他人的山水田园诗,而是借诗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自身不幸的感叹他在哲学上,提出天地,元气,阴阳不能"赏功而罚祸",打击了当时流行的因果报应思想,但对佛教妥协,有儒,释,道三教调和的主张,有《河东先生集》

李白（701——762），字太白，别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人，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从小聪明博学，兴趣广泛。26岁时，辞亲远游，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后经道士吴筠荐举，入长安供奉翰林。不到三年，李白因感朝政腐败，再度开始漫游生涯。晚年生活困顿飘泊，卒于当涂（今属安徽）。李白的诗（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雄健奔放，无所拘束，语言自然明快，达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他的思想既有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更有道家的自由放达情致，并杂以游侠意念。李白诗现存900多首，有《李太白集》。画面上，李白身着白衣，独自站在江边，眺望着逐渐消失的孤帆远影，超脱飘逸，似正在酝酿诗句。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唐代大诗人。早年漫游各地。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杜甫一生饱经忧患，历尽坎坷，晚年生活极为贫困。杜甫的诗大多反映下层人民疾苦。其诗抒写个人情怀，往往紧密结合时弊，思想深厚，境界广阔，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特色，后世称为“诗史”。其诗作在艺术上博采前人，融合众长，形成特有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今存杜甫诗1400余首，其中《春望》、《北征》、《丽人行》、“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最为脍炙人口。现有《杜工部集》。画面中杜甫衣着简朴，坐于太湖石上，正提笔沉吟。画面突出了对杜甫脸形和颜面皱纹及眼神的刻划。几条皱纹，埋藏着杜甫不幸的遭遇；沉郁的眼神，则流露着伤时感世的心情。

韩愈（768——842），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因其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故后人称之为韩昌黎。曾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他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任。坚决反对佛、道二教，反对藩镇割据。在文学上，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其文气势雄浑，说理透彻，逻辑性强，感情充沛。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独辟蹊径，颇具独创性。现有《昌黎先生集》。画面上的韩愈宽衣博带，拱手正立，显示出为人正直、庄重严肃的形象。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是唐代的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其诗文均为反映现实的力作。寓言讽刺小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是柳宗元的创新。其中的代表作如《三戒》等，文章短小简洁，意味深远，语言犀利，风格严峻。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尤为突出，文笔秀丽清新，描写景物细致生动，极富诗情画意。其代表作如《永州八记》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柳宗元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现存有《柳河东集》。画面上反映的是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等人的革新运动，被贬南方，在溪边撰写诗文的形象。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散文家。他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的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遭贬。卒后追谥文忠。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

欧阳修（1007-1072），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嘉佑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熙宁四年 （1071）六月， 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

欧阳修一生博览群书，以文章冠天下。他文史兼通，造诣很深，对宋代文风的改革颇有贡献，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在史学方面也很有成就，编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并与宋祁等修《唐书》(《新唐书》)。 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这位散文宗师还是一位金石收藏学的先驱开拓者，编辑和整理金石遗文上千卷，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其中金文跋二十余篇，其他绝大部分为石刻跋尾。这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松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市)第二年退居洛阳,花费15年时间主编《资治通鉴》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持国事,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全部废除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为相8个月病逝,追封温国公,谥文正他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他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全书共294四卷,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取材于各种正史,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200余种,经过作者加工剪裁而成该书语言简练晓畅,叙事清晰严谨,有些篇章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有《司马文正公集》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南宋山阴人。12岁即能诗文， 一生著述丰富，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数十种存世。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为最。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其中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

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乾隆四年（放矢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是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自此，他就在这里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从事诗文著述，编诗话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当时诗坛所宗。袁枚24岁参加朝廷的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总督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

诗文有《小仓山房集》的卷。诗论：《随园诗话》16卷，《补遗》10卷，《子不语》24卷及续篇10卷。尺牍、说部等30余种。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江宁名人陶保晋 （又名陶锡三，1875—1948），生于江宁，系我国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后裔，清末毕业于格致书院，上世纪初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长期从业律师并兼任江宁律师公会会长，历任金陵政法学校校长、江苏咨议局议院、江苏银行检查员、南京总商会法律顾问等职。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学者和南京有名的大律师，他也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和宗教慈善家（道名：陶道开）。

1907年他与留日学者濮仲寅先生选址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学宫，“废科举、创新学”携手共建新式学校——江宁府属中学堂，如今，百年名校“夫子庙小学”由它发展演变而来。

1919年他与同乡好友、上海报业巨子史量才先生，为开发江宁故土的地热资源，共同成立“南汤山兴业公司”，最早高起点科学开发、建设汤山。他们开山筑路、引水凿泉、以汤山的地热点燃江宁民族实业的火炬，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开创了汤山温泉经济和温泉文化的空前辉煌。

1920年陶保晋投资、首建中西合璧的私人温泉别墅，因景仰和纪念先德陶渊明“吾爱吾庐”之意，取名《陶庐》。不久，为了扩大温泉奇特疗效“济渡众生”而举家迁出。《陶庐》迅速成为远近闻名的疗养身心的一大名胜——被誉为：各方宾客共享的“华清池”，以及人与自然融合的“第二天国”、。《陶庐》于1937年夏出版了著名的江宁地方志书《南汤山志》——这是一部歌颂江宁人民奋发图强、建设家乡、崇尚自然、追求理想的史诗；也是陶保晋留给世人的一部爱国志书。

陶保晋“取之于汤山，回报于社会”，他以《陶庐》等民族实业为慈善基地，于1922年创办了著名的道教慈善救助团体——“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并担任会长，历时26年——直到他去世。陶保晋身体力行他的 “卍会宗旨”；“世界红卍字会为纯粹世界性之团体，不涉党派，不谈政治，不作慈善范围以外之企图，专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陶保晋立法办会、道律严明、慈业公透、诚信至上、享有盛誉。南京红卍字会竭诚地布道扬善，集多年的精益进取，他们的社会救助、赈灾济贫等慈善业绩，以及战乱安置和掩埋日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等历史功勋都已记录在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存有一批珍贵的《红卍档案》，1946年，这部《红卍档案》在国际法庭上成为震惊中外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铁证。

陶保晋曾于1923年和1927年两次率会参与日本关东、关西大地震的救助。红卍字会跨出国门的赈灾义举，是我国宗教界对国家和民族的杰出贡献，为中日两国人民的睦邻相处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精神品格和道德风范以及对道院宗旨的宣扬，当之无愧的列入了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他们对精通日语、赴日救灾的陶保晋“恩将仇报”，并处心积虑地利用他红卍字会长的身份和社会影响力，强逼他担任伪职。尽管陶保晋托病拒任、只身逃亡、公开发布“辞职书”，，，，。在国难当头，血流成河的南京城，他竭尽全力支撑红卍字会的生存——弘道展慈、对苦难中的百姓实施各项战乱救助，历经艰辛，呕心沥血在所不辞，，，，但在日寇的铁蹄下，陶保晋始终在劫难逃，屡 遭迫害。

日寇不仅野蛮霸占陶保晋在汤山的《陶庐》为日军司令部所有，并接二连三地疯矿抢占了支撑红卍字会慈善事业的夫子庙、将军庙等处的商铺和地方实业。 1938年元旦，陶保晋在日寇的“突然袭击”之下，强逼他出任自治会长并逼迫他在鼓楼市民大会上宣布自治会的成立。当日即受到“道训”和良心的谴责而卧病不起，正式告病假——离任会长一职。日寇在他养病期间，步步紧逼、残酷辱躏陶保晋；一面不断入室骚扰，派员“送梨”——探病为虚，以“生离{梨}死别”威胁为实。一面秘密劫洗南京市府路陶氏私宅，所有贵重物品、古董字画、佛堂珍藏经书、敬奉的道祖神龛以及陶氏五柳宗族家谱均被日寇洗劫一空。 1942年在被逼担任“立法委员”期间 ，因不忍目睹南京市民遭受日寇制造的粮荒之苦，他利用合法身份弹劾了汪伪粮食部长，但汪精卫政府官官相护，对他“秘密缉拿”和“撤职查办“。陶保晋再次被迫四处逃亡，但他仍然坚守“道旨”，以救济灾患为己任，万分艰难地支撑着红卍字会的工作。

1946年，当《红卍档案》在国际法庭上，为审判日本战犯公布南京大屠杀时间、地点、人数等铁证之际，军统特务机关却违背历史、颠倒黑白地将“红卍会长”陶保晋判下“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和“全部财产没收”的重罪和重罚。瞬间，将日寇野蛮霸占的民间产业，突变“逆产”而“充公”，甚至改造为私人所有，“总统专用温泉别墅”即是一例。陶保晋步出冤狱两个月后的1948年6月，不幸倒在南京火瓦巷24号——他再也无力支撑下去的红卍字会办公室里，含冤惨然离世。蒋介石政府利用民族情绪而制造的这起冤假错案，使陶氏家族蒙冤受屈半个多世纪——苦熬至今。

分散在海内外的陶氏后人，为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正式向台湾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政府制造的乱世冤案提出了质疑和申诉。台湾国民党马英九主席已于2010年（民国99年）5月12日责成“中央政策委员会”回复说：“如陶先生遭遇，深感遗憾。这也是中华民族百年积弱及内忧外患下的历史悲剧。”

1)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文学家。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两种精神。前期（41岁以前），他渴望进取，渴望干一番事业，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于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后期（41岁以后），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

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本文写作年代大约是宋永初二年（421年），其时陶渊明已经五十七岁了。他拒绝同刘裕的来政权合作，不满黑暗的政治现实，同时由于他和农民接近，理解他们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所以写了本文。本文是《桃花源诗并序》中的“序”，可独立成篇。

作者虚构这个故事是有寄托的。他生活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的环境里，长期隐居农村，对农村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对人民的愿望更有了切身体会，于是构想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理想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2)这一理想社会表现了作者对没有剥削、 没有战争，人人生活平等、幸福的向往和憧憬，

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寄托,所以无法实现。

如何评价陶渊明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其实这是对陶诗的一种曲解。 陶渊明作为一代诗宗，他在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内，曾不为人所重视，后来又长期为人所歪曲和误解。现在是到了应该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给以正确而全面的评价和欣赏的时候了。

沈德潜在《说诗 语》中说："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托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 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 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 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 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 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但是，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 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 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 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 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 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 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 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 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 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 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 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1)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文学家。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两种精神。前期（41岁以前），他渴望进取，渴望干一番事业，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于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后期（41岁以后），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

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本文写作年代大约是宋永初二年（421年），其时陶渊明已经五十七岁了。他拒绝同刘裕的来政权合作，不满黑暗的政治现实，同时由于他和农民接近，理解他们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所以写了本文。本文是《桃花源诗并序》中的“序”，可独立成篇。

作者虚构这个故事是有寄托的。他生活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的环境里，长期隐居农村，对农村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对人民的愿望更有了切身体会，于是构想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理想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2)这一理想社会表现了作者对没有剥削、 没有战争，人人生活平等、幸福的向往和憧憬，

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寄托,所以无法实现。

如何评价陶渊明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其实这是对陶诗的一种曲解。 陶渊明作为一代诗宗，他在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内，曾不为人所重视，后来又长期为人所歪曲和误解。现在是到了应该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给以正确而全面的评价和欣赏的时候了。

沈德潜在《说诗 语》中说："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托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ca>

陶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零六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六。

寻根溯源

陶姓来源有六：

1、出自唐尧。据《元和姓纂》和《姓苑》所载，尧担任部落首领之前，以制作陶器为业，其后子孙有以其职业技艺命氏，称陶姓。

2、亦出自唐尧。据《辞源》所载，相传尧帝初封于陶（故城在今山东定陶西南），后徙封于唐（故城在今河北唐县），其后子孙以封地为氏。

3、出自虞舜。据《元和姓纂》所载，西周初年，舜之裔孙虞思，官至陶正（即管理陶质器物制作的官职），其子虞阏承袭父职，其后子孙以官为氏。

4、以职业为姓。据《风俗通》所载，商朝七族中有陶姓，都是以陶治（陶工和铸工）为职业，从事制陶的庶民也有以“陶”技为姓的。

5、避讳而改。据《宋史本传》所载，宋有陶谷，原姓唐，避晋祖讳，改姓陶。

6、出自他族改姓。满族陶佳氏、托和罗氏、达斡尔族吐钦氏、古隆氏，锡伯尔族托库尔氏汉姓均为陶；今白、傣、京、苗、瑶、彝、布朗、蒙古、回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唐尧。上古圣帝。在其担任部落首领之前，曾在今山东定陶西北居住，以制作陶器为职业，其地世称为陶丘。另说尧帝少年智慧，十三岁时就助其兄挚帝治理天下，因功封在陶丘，十五岁时又改封在唐，所以史称陶唐氏。尧开创了禅让制，死后把帝位禅让给了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舜。尧贤明民主，为世所敬重。后世子孙或以技艺为氏，或以封地为氏，称陶姓。他们尊唐尧为陶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由上可知，陶姓最初是以山东定陶为发祥地。周以前，陶姓于史书不显。春秋时才出现了第一位名载史册的人物，即以节义传论千古的女性陶婴。春秋战国时期，陶姓逐渐南移到今河南兰考一带，后经繁衍发展，形成了陶姓历史上的第一大郡望——济阳郡。西汉时，有陶舍、陶青出仕长安，而陶青功封开封侯，子孙世袭其职并家于当地。两汉时期，陶姓人逐渐南迁于江苏、安徽一带，并在长江之南落籍，如东汉徐州州牧、溧阳侯陶谦即为丹阳（今安徽宣城）人。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士族大举南迁，河南、山东陶姓开始南迁江浙，而原居苏北、皖北之陶姓亦渡江入浙赣。此期在江南一带涌现出了不少陶姓名人，如东晋侍中太尉、鄱阳（今江西波阳）人陶侃，其后迁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著名诗人陶渊明即为其重孙。南朝宋孝昌相陶贞宝，晋安侯陶隆均为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后经不断繁衍，陶姓在上述地方形成了族大人众，子孙昌盛的局面，于是后世陶姓以丹阳、浔阳为其郡望堂号。宋代以前，陶姓发展依旧以上述两地为主源，在江南各地缓慢播迁，并有陶姓一支进入湖南。宋代时，陶姓在北方得以发展，陕、豫、鲁、晋、冀等地均有陶姓人。南宋末年，江南一带狼烟四起，陶姓有播迁于湘、鄂、闽、粤、桂之地者。明初，陶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北京等地，而两湖之陶姓则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入居四川，进而播迁云贵高原。清时，陶姓已广布全国，并有渡海赴台，进而播迁海外者。如今，陶姓分布以江苏、上海、浙江三省为多，三省陶姓约占全国汉族陶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

郡望堂号

陶姓在长期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如下郡望：

1、济阳郡，治所在济阳，辖境相当今河南兰考东，山东东明南；

2、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3、浔阳郡，治所在浔阳（今江西九江）。

堂号：

“丹阳”、“爱菊”、“浔阳”、“五柳”、“寸阴”等。

宗族特征

1、陶姓南迁要早于其他姓氏。早在两汉时期，陶姓已有人渡过长江并繁衍发展。

2、陶姓多品性高洁之人。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山中宰相陶弘景，率众起义的陶峙岳，不同流合污的陶铸等。

名人精粹

陶侃：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东晋名臣，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性聪敏，笔翰入流，为政慎密。人称其书法肌骨相媚。陶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东晋大诗人、文学家。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其诗更卓然高标，别树一帜，影响深远。代表作有诗歌《读山海经》、《咏荆柯》、《归园田居》，散文《桃花源记》，辞赋《归去来辞》等。有《陶渊明集》。陶弘景：秣陵（今江苏南京）人，陶隆之孙，南朝梁道教思想家、画家、医学家、书法家。入梁不仕，武帝礼聘不出，但朝廷大事辄就谘询，时人称为山中宰相。善琴棋，工草书，精图画，隶书不类常式，骨体遒媚。有《图象集要》。陶守立：池阳（今安徽贵池）人，五代时南唐画家。长于释像鬼神、庭园殿阁、子女奴隶、车马山水、靡不精妙。陶弼：永州祁阳（今属湖南）人，宋代诗人，以功授阳朔县主簿，后任邕州东上阁门使。有《陶邕州集》。陶裔：京兆户（今陕西户县）人，宋代画家。精于花竹翎毛，选翰林待诏，其笔法与黄荃相似。陶复亨：新昌（今属浙江）人，宋末元初诗人。元初充兴国军教授。以文行名，有《梅花百咏》。陶宗义：浙江黄岩人，元末明初书学理论家、文学家，号南村。能诗工书，工小篆，著有书学理论书《书史会要》。另有《南村辍耕录》、《南村诗集》。陶成：江苏宝应人，明代画家。多才艺，诗文古朴，书善四体，擅画花鸟人物，芙蓉称神品，为世所珍。陶澍：湖南安化人，清代大臣。嘉庆进士，道光时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兼管盐政。陶窳：湖南湘潭人，清代书画家。工诗文，精书法及篆刻，尤长画花卉。陶峙岳：湖南宁乡人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一九四九年在新疆起义，一九五五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一九八八年逝世。陶勇：安徽霍丘人，中共高级将领，作战勇猛，一九五五年授中将军衔，文革中含冤而死。陶铸：湖南祁阳人，中共高级***，解放后任广东省委书记，文革中为文革小组成员，因不愿与林江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被迫害致死。陶行知：安徽歙县人，近代教育家。最早注意到了乡村教育问题，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著有《中国教育改造》、《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