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消失的民族——契丹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然而，自元末明初以来，契丹族却从史籍中突然消失。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昨日，记者对契丹族的源流问题做了进一步追踪调查。

用DNA技术破解契丹消失之谜

曾经创建了持续219年之久的辽王朝的契丹民族，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踪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是否如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复存在了？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这些业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到吗？

两份家谱述说着这个耶律姓人家的家史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稿件来源：新华网）

参考资料：

http://itsohucom/7/1003/47/column214724744shtml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于公元1125年亡国后，一部分契丹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剌契丹”）。西辽最终灭亡于公元1211年，此后中亚地区遂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一般认为，在西辽亡国之后，中亚地区的契丹人可能就逐渐融合于回鹘和蒙古族之中了。

西迁中亚的契丹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契丹遗民在辽朝亡国后成为金朝的臣民。在女真人建国之初陆续归附金朝的契丹人，被编为契丹猛安谋克，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南迁中原，到了金代中后期逐渐汉化，及至元代已被视为汉人。[1]这些契丹人虽然早已融入汉族，但今天也不是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而契丹耶律氏自辽金以来译汉姓为刘，故耶律各庄刘姓人家的先世当为契丹人。又宝坻县有达子庄、达子屯、哈喇庄，蓟县有黑家庄、科科庄、野王庄、律家庄，滦县有野里庄；从地名来看，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2]

金朝治下的契丹人多数仍旧生活在长城以北地区，他们大致分为两个部分：（1）没有南迁的契丹猛安谋克，主要分布在西京路和北京路境内；（2）没有编为猛安谋克的那部分契丹人，主要分布在金朝北境和西北边境，他们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当时被称为“乣人”或“乣户”。本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契丹遗裔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一是云南契丹后裔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涉及到金代长城以北的契丹人。

（一）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

达斡尔旧作达呼尔。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呼尔人的要求成立了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而当时达呼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为了确定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195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派遣由傅乐焕、林耀华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组赴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达呼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由此引起了关于达呼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

有关达呼尔人族源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达呼尔人追述本族历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对于更早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所以自清朝以来对达呼尔人的族属就有契丹、蒙古、室韦、索伦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

契丹后裔说始于乾隆时期，在乾隆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中，最早提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部落联盟大贺氏的译音，此后的清代官书多因袭此说。据说清政府还曾经两次派员去达呼尔地区调查其族源问题，第一次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被调查的达呼尔人自称是女真后裔，但清廷不肯轻信。于是又在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调查结果为契丹后裔。[3]另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主张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达呼尔族即契丹人的后裔，但他除了因循清人发明的对音之外，并没有举出什么新的证据。[4]

蒙古分支说盛行于民国时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具有很多的相近成分，尤其是《蒙古秘史》中的某些古蒙古语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但却在达斡尔语中保留了下来。1930年，达呼尔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提出达呼尔是塔塔尔部的后裔。此书问世后在达呼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斡尔蒙古”说盛行一时，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许多达呼尔人自认是蒙古族。应当说明，“达斡尔蒙古”说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满清时期，达呼尔人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享有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在当时“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一些达呼尔知识分子为了依附于一个大族，遂竭力主张蒙古分支说。

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引起的有关达呼尔族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傅乐焕先生为代表，他在为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中，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能对达呼尔的族源问题下一定论，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另一种意见以陈述先生为代表，他先后发表《关于达呼尔的来源》、[5]《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6]《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7]三文，力主达斡尔族为契丹人后裔。

综合陈述先生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理由：

（1）达斡尔人关于本族北迁的传说与契丹人北迁的史实相吻合。有关记载表明，达斡尔人在十七世纪以前居住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河谷地带，清朝初年才南迁到嫩江流域。在达斡尔人中有一种传说，谓其先人是辽末金初从西剌木伦（潢河）、哈剌木伦（黑河）北迁到黑龙江、精奇里江流域的。而根据元许谦《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8]和黄 《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9]的记载，在辽亡以后，曾有一部以迪烈乣人库烈儿为首的契丹遗民向北迁徙，至今在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温都儿（库烈儿山）这样的地名。

（2）达斡尔人名与契丹人名相同。1953年，中央民院调查组在达斡尔地区听到这样一种传说：过去曾有人见过“辽时帐本”，其中记载的契丹字人名用语与达斡尔人名用语相同；同年呼纳盟统战部提供的材料也有类似说法。[10]另外辽代契丹人名如脱罗华察儿、明里帖木儿等，就正与达斡尔人名相同。

（3）达斡尔语言和歌谣反映了金代契丹人的史实。金代的部分契丹人分布在北境和西北边境，为金人驻守界壕和边堡。而达斡尔语中的“乌尔库”即指边堡，在区别氏族地望的时候，往往称某某“斡尔阔”（乌尔库），这是因为契丹人为金廷守边的时候，习惯于用各段边堡的名称来区分彼此的地域和氏族。又达斡尔人叙说本族史事的歌谣云：“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11] 歌中所唱的边壕，就是指金朝的界壕。

（4）达斡尔的族称可能源自契丹世居之地的塔兀儿河。陈述先生认为，清人提出的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的对音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辽金时的泰州是契丹人的聚居之地，辽代泰州境内有达鲁河，元朝称讨浯儿河（塔兀儿河），达斡尔的族称可能即源于此。

（5）达斡尔族的风俗习惯与契丹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如达斡尔人的服色、烧饭、骨卜、求雨仪式、打毬、角抵、吹布楞、穿冰钩鱼等等习俗，都可以从契丹人的习俗中找到根据。

近几十年来，陈述先生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中外学者试图以达斡尔语对契丹语言文字的因袭成分来进一步证实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指出，契丹人称铁为“曷术”，在今天中国北方各民族的语言中，只有达斡尔语的“铁”字才保留了这个读音。[12]沈汇先生认为，达斡尔语与契丹语之间可能有比蒙古语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他举出一个例子说：辽代契丹人耶律白，字习捻，“习捻”一词仍保留在今天的达斡尔语中，意为孝服；“这个例子使我们感觉兴趣的，不是侥幸发现一个被遗忘的契丹语词，而是这个词能使我们从语言、风俗文化的历史中将达斡尔族与其先民契丹人联系起来”。[13]刘凤翥教授在将11个契丹小字的音义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达斡尔语对于契丹语肯定存在因袭关系，并称“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14]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达斡尔族为契丹苗裔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定论，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就依然是两种观点并存：《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主一说，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15]而《达斡尔族简史》则持契丹遗裔说。[16]近年仍有人撰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但论战双方提供的论据均没有超出傅乐焕和陈述先生所论述的范围。[17]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目前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推测只能主要依赖于历史传说，自然很难得出一个确信无疑的结论。持契丹遗裔说者虽然指出达斡尔人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与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胡系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间的共同点。要想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应该寄希望于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对达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的填补。

（二）云南契丹后裔问题

云南契丹后裔虽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直到近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0年，云南潞西县勐板土司蒋家杰曾向云南民委反映滇西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受到重视。1956年，陈述先生根据中央民院研究部蒋家骅（蒋家杰胞弟）提供的线索，在《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一文中指出：“现在云南龙陵有一部分蒋姓，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先世耶律氏，显然是从军著籍云南的。”可惜这个信息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和云南民族学研究者杨毓骧等人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于1990至1992年先后两次深入滇西地区，对云南契丹后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数十万字包括族谱、碑刻在内的各种资料，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18]就是上述调查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报告。另外，在此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陈乃雄教授曾专程赴云南施甸对契丹后裔的语言及有关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进行考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检验了施甸县契丹后裔的遗传基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也曾前往滇西进行契丹后裔的民族历史调查。我们今天能够对云南契丹后裔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该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孟志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云南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地区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其中保山地区施甸县是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他们今天自报的民族很不一致，计有汉、布朗、彝、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八个民族，同时他们一般又自称为“本人”或“本族”（意即本地土著民族）。

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是首先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问题。根据《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和《矩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的记载，元世祖至元间，管军万户耶律忙古带率领一支契丹军队远征云南，后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长期驻守于云南。目前人们一致认为，今天滇西的契丹后裔便是这支契丹军队落籍云南的结果。

近年来对云南契丹后裔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综合考察，基本上证实了其族源的真实性。调查者们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

（1）族谱资料等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丰富的族谱资料，其中如《勐板蒋氏家谱》即明确记载他们的先世是契丹耶律氏。明代所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有一幅青牛白马图，[19]并附诗一首，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即施甸）世袭长官司。……”这首诗明确叙述了施甸土司的族源以及他们与耶律忙古带的关系。

据族谱记载，大概在元明之际，云南契丹后裔改耶律为阿氏，据说是取自辽太祖阿保机名字的第一个字；后又先后改为莽氏、蒋氏。今天的滇西契丹后裔主要冠以阿、莽、蒋、杨、李、赵、郭、何、茶等姓氏。为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他们以“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等相称。座落在施甸县由旺镇木瓜榔村的蒋家宗祠，建于光绪年间，祠堂正门刻有一副楹联，上联为“耶律庭前千株树”，下联为“莽蒋祠内一堂春”。在一些蒋姓契丹后裔家中供设的祖宗牌位，均贴有“耶律庭前千株茂、阿莽蒋氏一堂春”的对联。这表明他们对契丹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清末以迄民国，滇西地区存在契丹遗裔至少在当地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抗战期间，第11集团军某师长为龙陵蒋氏祠堂题写过一副楹联，上联是“溯族源出自古代契丹”，下联是“考姓氏却为耶律后裔”。又当时在云南省府供职的蒋宗旦，在视察龙陵时应邀题联，上联为“契丹古族汉化久”，下联为“岂知遗裔此间多”。[20]

（2）语言

孟志东、陈乃雄两位学者试图将云南契丹后裔的语言（本语）与被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以及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以证实其中的契丹语遗存。孟志东在这方面独具优势，因为他是达斡尔族人，同时又懂蒙语。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生活在坝区的本人语言汉化程度较高，但生活在山区的本人，其基本词汇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有某些相近成分。陈乃雄教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他对1326个山区本语语词的分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百多个词似乎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21]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孟志东自己也承认，本语中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相似的那些词，一般也与布朗语相似，而布朗族是与云南契丹后裔长期杂居的一个主要民族，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可造次。与陈乃雄教授同赴施甸进行契丹后裔语言文字调查的蒙古族学者那顺乌日图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他认为对本语的比较研究还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所谓广泛，是指不仅把它同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还应同阿尔泰语系的其它语言进行比较，同当地各民族语言如布朗语、佤语、德昂语甚至当地汉语土语进行比较；所谓深入，就是不仅要对词汇进行比较，还应对有关各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进行比较。[22]

（3）文字

1990至1992年，云南契丹后裔调查组从施甸等地明清时代的碑刻中发现了21个契丹小字，其中时间最晚的一方墓石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孟志东和杨毓骧分别对这些契丹小字做了考释。[23]闻讯前往考察的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释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24]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此次在云南发现晚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契丹小字，确实令研究者们兴奋不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用人类遗传学的手段探索本人的族源，1994年1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郝露萍等三位学者会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调查了施甸县木老元乡哈寨村104名本人的四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并将其基因频率与九个南方少数民族及包括达斡尔族在内的八个北方人群进行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本人”与几个南方少数民族遗传距离较近，并最先聚合，而与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及黑龙江汉族的遗传距离较远。但郝露萍等人认为，这个结果并不能否定本人源出于契丹，因为本人之间历来互不通婚，而只与当地其他民族婚媾，所以他们的契丹血统势必已经变得十分微弱。[25]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云南契丹后裔从血统上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早已被南方民族所同化，有人说他们的体形还保留着北方民族的特征，与当地民族有显著区别等等，[26]大概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吧。

综观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

第一，施甸等地发现的契丹小字，被认为是确定云南契丹后裔族属的最有力证据，但实际上它却是最成问题的。据我初步研究的结果，这所谓的21个契丹小字，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成立。

这些“契丹小字”最初是这样被发现的：调查者们将他们取得的碑铭拓片上凡是不认识或不理解的字都拿去与《契丹小字研究》[27]所列出的原字相对照，只要能够找到相似的字形，即被认定为契丹小字，然后对其字义加以附会解说。在已认定的21个“契丹小字”之外，还有3个不认识的字，因为在《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中找不到相似的字形，才未作结论，但怀疑它们也是契丹小字。[28]

这21个“契丹小字”之所以被误认，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堪舆家言，因今人不理解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孟志东编号为①、②的“穴”，见于阿苏鲁墓石，石上共刻有以下三行文字：[29]

甲山庚向穴

皇清待赠 孝友和平 阿苏鲁千秋之 墓基

一世祖讳

道光癸卯年十二月初四 日蒋姓子孙重修

左侧第一行小字“甲山庚向穴”是用于标记此墓的形势格局的，龙（即山）、向、穴、砂、水是堪舆家所谓的地理五要素，穴指土中气脉凝聚处，“”是一个符号，用以表示此穴的形态。如果说“穴”是代表阿苏鲁官衔的契丹小字，怎么会附在“甲山庚向”之后呢？又如编号为③、④的“丙—”，见于施甸县长官司的一段残碑，左侧第一行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 ”（以下残缺），这也是一句典型的堪舆家言，全句当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分金”（“丙”字后面应该是十二地支中的某一个字，而“—”则显然是一个残字），山、向只能表明大的方位，墓穴的具体朝向要用堪舆家的罗盘来确定，罗盘上的准确定位称为“分金”。《云南契丹后裔研究》附录的《蒋德昌墓志》中就有“用丁山癸向丙午分金名焉”这样的话。据我看来，在21个“契丹小字”中，大部分都与堪舆有关。

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不认识碑刻中的异体字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编号为⑧的“凢”，见于《保阿墓志》：“今合族公议，凢在族党嫡孙，悉皆后裔。”文中的“凢”即“凡”字的异体，梅膺祚《字汇》几部：“凡，俗作凢。”又如编号为⑥的“ ”，见于《蒋德昌墓志》：“苍龙入海，金羊 癸甲之灵。”“ ”即“收”字，此乃碑版中常见的异体字。这句话也是堪舆家言，清尹有本注《催官篇》卷四云：“右旋龙必自艮丑癸子壬亥逆行，俱属癸水，生卯旺亥库未，此金羊收癸甲之灵也。”[30]

总之，云南发现的所谓契丹小字均属误解。试想，在契丹文字已经消亡六七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在通篇用汉字写成的碑文中，怎么会夹杂一两个契丹字呢？这实在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了。我准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只举例说明如上。

第二，孟志东在《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中对云南契丹后裔的世系做了详细考证，将阿莽蒋一支的世系追溯至东丹王耶律倍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这里面存在着不少纰漏。

根据现存的族谱和碑刻资料来看，阿莽蒋的谱系只能上溯到元末明初的阿苏鲁，而《元史》记载的忙古带后裔又只到其子火你赤为止，作者将阿苏鲁推定为火你赤之孙，即缺乏可信的依据。又据《元史》记载，忙古带曾祖耶律秃花金末降于蒙古，秃花父脱迭儿仕金为尚书奏事官，祖撒八儿为金桓州尹，而《辽史》、《金史》中有一位辽末曾使金议和的契丹人突迭，于是作者便毫无根据地认为秃花父脱迭儿就是突迭。试想，辽末金初的突迭怎么可能会是金末元初的秃花之父？更使人不解的是，辽金文献中对突迭的身世本无任何记载，而作者却无端地认定他是阿撒之子。让我们看看作者的推理过程：《金史·太宗纪》有这样一条记载：“天会九年，……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作者据此推论说，这里提到的撒八就是脱迭儿之父撒八儿，因为撒八、突迭既然同随耶律大石北走，必是父子；其次，撒八亦即耶律淳之子阿撒（奇怪的是，撒八和阿撒这两个人名怎么能划等号？），理由是耶律淳擅立遭到天祚帝斥责，故其子、孙随大石北走顺理成章。这段考证煞费周章，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和阿撒之父、辽宗室耶律淳拉上关系。这样的考证不禁令人感到惊讶。

尽管从本人的血统中找不到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尽管可以肯定在云南发现的契丹小字纯属误解，尽管对阿莽蒋的世系考证不可信据，但我并不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今天的云南确实生活着一部分契丹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元朝南征的一支契丹军队。

达斡尔的传说

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人就繁衍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

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当地的一个传说引起了民族史学家们的兴趣：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这个传说把达斡尔与契丹联系在一起，但传说中的故事会是历史的真相吗？

早在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源于契丹，也有现代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

但他们找到的都是间接证据，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之前，是不能给出定论的。

云南“本人”是契丹后裔吗？

就在达斡尔人的寻根工作山穷水尽的时候，寻找契丹后裔的另一条战线在云南拉开。

施甸，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县，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了民族学家的注意。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小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

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在 莫洛惹松ꃀꇈꌺꌕ 波澜壮阔的历史衍变发展进程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彪炳史册的英雄人物。上世纪初到四十年代，地方军阀邓秀廷（丁家阿呷 ꄀꏤꀊꇢ ）横行凉山近半个世纪之久，令人闻风丧胆，谈之色变，夙夜难安，莫洛格子挺身而出，于1927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左右，刺杀丁家阿呷，上演了一场“荆轲刺秦王”式的悲壮一幕。此举，莫洛格子本人和莫洛家族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改变了莫洛家族的发展走向和生活轨迹；此举，莫洛惹松家族更为人所熟知，直到现在，有不少文人学者，都写文写诗赞颂莫洛格子，民间有很多有识之士和德古苏依 ꅡꈭꌟꒉ ， 也认为莫洛格子是刚烈人物，莫洛家族是英雄家族！ 莫洛格子不仅仅是莫洛家族的英雄，也是凉山彝人的英雄！我们应该为之自豪，应该铭记历史，铭记我们的英雄祖先！

注：资料上写的是“莫洛额子”、“莫勒额子”，其实，按照彝语读音，应该是 “莫洛格子ꃀꇈꈩꊪ”

一、莫洛格子家世

莫洛格子为莫洛家族中的 “阿热ꀊꌫ” 支，莫洛格子本名叫 “莫洛布都ꁰꅐ” ，又叫五惹格子，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前后出生，家住 凉山州喜德县博洛拉达乡阿各吉村。

上图：本文涉及到的重要地名地图

莫洛格子的家谱是： 莫洛 ꃀꇈ →阿热 ꀊꌫ →阿乃ꀉꆽ →阿多ꀉꅂ →吉初 ꏣꐍ →俄坡 ꊈꁇ →阿色 ꀋꌋ →吉说 ꐝꎰ →尔族 ꇓꍘ →比俩 ꀘꑎ →阿果 ꀊꇫ →史加 ꏂꐜ →布都 ꁰꅐ （格子 ꈩꊪ ） ，从莫洛到格子是13代。

格子的爷爷 “阿果 ꀊꇫ ” 有四个儿子，人称 “阿果 ꀊꇫ 惹尔 ꌺꇖ ” ，意思就是“阿果四子”：

老大为“阿机 ꀊꏢ ” ，其后代家谱为： 阿果 ꀊꇫ →阿机 ꀊꏢ →依古 ꒉꈬ →路伍 ꇈꃶ →里达 ꆓꄿ →大日 ꄇꏜ →克且 ꈌꐂ ，这一支主要分布在 云南大理 等地；

老二为“史加 ꏂꐜ ”， 就是格子父亲，史加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莫洛格子了，“ 史加 ”这一支因格子刺杀邓秀廷而全遭覆没 ；

老三为“做加 ꍘꐜ ” ，其后代家谱为： 阿果 ꀊꇫ →做加 ꍘꐜ →拉机 ꆿꏸ →尔古 ꇖꈬ →克哈 ꈌꉐ →古哈 ꈬꉐ →克布 ꈌꁬ ， 其后代主要分布在 越西普雄 等地；

老四为“做初 ꍘꐎ ” ，其后代家谱为： 阿果 ꀊꇫ →做初 ꍘꐎ →拿打 ꇂꄇ →作哈 ꊚꉐ →有古 ꑿꈬ →杨加 ꑸꐷ →曲哈 ꐎꉐ ，其后代主要分布在 凉山州越西县书古镇倮伍巴嘎、越西县中所镇和西昌礼州 等地。本文有关格子家谱及其部分生平事迹等相关内容，就是老四“做初”的后代莫洛杨加木（16代，现住西昌礼州）提供的。

仅仅从上述家谱来看，“尔族比俩”支系的“阿果惹尔”四子后代，现在已经达到17代了，当然，除上述家谱以外，有可能超过17代都有。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有限，所以，上述“阿果惹尔”四子后代家谱，每一子（支）只选择了一家后代的家谱作参考，希望相关家人们能正确理解和谅解。

莫洛格子身强力壮，平时穿一身彝族服装，戴黑头帕，平常少言寡语，吃苦耐劳，手脚勤快。通过在邓秀廷家当兵的莫色某某推荐，莫洛格子到邓秀廷家当了个弁兵（警卫员），在邓家除保管库房外，大小家务都在干，深得邓家大人小孩喜欢。听说，“格子”这个名字就是邓秀廷取的，他至少在邓家待了多年。

二、邓秀廷其人

邓秀廷，原名文富，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彝名叫 “木呷克底 ꃈꇢꈌꄸ ” ，但是，绝大多数彝人都称其为 “黑呷丁家惹 ꉌꈲꄀꏤꌺ ”、“丁家阿呷 ꄀꏤꀊꇢ ” 。 其祖籍一说是应天府（今南京市境内）兴化县邓家村，另一说是安徽泗县大陆口乡邓大营。明洪武四年（1371年），其远祖邓宝带兵绕道云南沿着安宁河流域北上，驻守冕宁菩萨渡，随后寓居附近的枧槽沟，逐渐子系繁衍，分居各地。后来，邓秀廷的曾祖父邓成鳌迁居甘相营（现喜德县城）附近彝汉杂居的烂坝村（现喜德县且托乡）。

邓秀廷长得又高又黑，严厉时面色铁青，嘴唇乌黑，眼露凶光，给人以威慑之感。邓八九岁时，砍柴度日；十七八岁时，改做生意，因邓精灵乖张，生意越做越活，家境亦越来越殷实；十九岁的时候，邓从烂田坝迁到甘相营居住。21岁时，当上甘相营总团（相当于现在乡镇长兼派出所所长）。小山护路期间，邓由总团升营长小山：又叫小相岭，是一座位于喜德县和越西县之间的山岭，是古南方丝绸之路零关古道段，为当时的贸易大通道。

以上两图：位于小山（小相岭）南麓的登相营，因邓秀廷办理小山哨务期间，在此安营扎寨，所以，很多人称其为“丁家阿呷房子”、“丁家阿呷营房”

从邓秀廷办理小山哨务起，家里就开大锅饭，每天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开饭时，按汉官、黑彝、曲诺、一般人员、士兵不同等级，分别对待。带有马儿的，加发马料。邓自小生活在彝汉杂居区，其生活习惯，一如彝族，精通凉山各地彝语方言，对答如流，人情往来或逢年过节，都按彝族风俗习惯办事。自当营长开始，邓上身常穿军装，斜挎指挥带，肩不离披毡（擦尔瓦），有时候头包胡绉纱帕，上挽天菩萨，看起来很像一个有官职的黑彝摸样。

邓秀廷知道彝人好酒,专开一座烧房酿酒供应。来者以酒招待,大家席地而坐,边饮边谈,东拉西扯,随随便便。当彝人有酒意的时候,什么事都会讲出来，谈话内容涉及家支内情、亲疏关系及冤家矛盾时,邓秀廷就特别注意,并暗暗记下。邓秀廷没读过书，目不识丁，但本能性的直觉感极强，记忆力又特别强,事无巨细,入耳不忘,结果彝人的什么事情都瞒不了邓秀廷。所以有彝人说：“小山（小相岭）有一个麻雀飞过，邓秀廷都会知道！”或是“小山有一只老鹰飞过，邓秀廷都会知道它是公还是母”。

只要一有机会,邓秀廷便利用他记下的这些“情报”,对彝人或分化、瓦解,或威胁、收买,各个击破。一段时间内,家支、兄弟、父子、郎舅、翁婿之间互相残杀,互不信任。亲戚进门,提心吊胆,亲戚离去,才松一口气,总算又过了一关。比如在1929年，邓秀廷就指使罗红阿渣子杀掉他的亲叔叔罗红耳虎只，像这样被邓秀廷逼得至亲间相互残杀的例子不胜枚举。

邓秀廷对付对手、政见不合者和彝人的手段，主要是暗杀、挑拨离间，挑起彝人内部相互残杀。邓秀廷最毒的一招是：只要他对哪个家支、哪个人不安逸，就用银子雇凶杀人灭口。如果第一个刺客不成功，那他就派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最后将人杀死为止。通过暗杀，邓秀廷杀害了不知多少人，其中比较出名的有曲木藏尧（被邓下毒致死）、蒋儒珍（被刀劈致死）、吴山（邓的结拜兄弟，后反目成仇，被邓用彝人暗杀）、肖绪三（清末最后一科举人，因骂邓“蛮不蛮，汉不汉”——当时民间对邓父有“蛮娘汉老子”之说，被邓用汉人暗杀掉）等等，至于其他被邓暗杀掉的人，不尽其数。

到底邓秀廷屠杀了多少彝人，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在岭光电（彝名“牛牛慕理”）传记《忆往昔—— 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中描述的岭光电和龙云的对话中可以窥见一斑：

……龙云又说:“有一件事至今还在我心里,就是我在云南的时候,准备送一点枪弹给邓秀廷,后来没有送成。”我（岭光电）说:“好啊,邓秀廷枪杀彝人不到一万也不下五千,如果你再送枪弹给他,那死在他手下的彝人就更多了。”他大吃一惊,忙问:“他（邓秀廷）不是彝族吗”“不是,是彝族他哪会忍心下手。”“啊,我原来以为他是彝族,几乎误事!”

当时，有彝族妇女歌谣是这样唱：“自从出了乌洋芋，没有一天不饱的；自从出了丁家阿呷，没有一夜不愁的”。邓秀廷听到以后，竟让唱歌谣的彝女到邓家来解释清楚。该彝女提心吊胆，抱着必死的心态到丁家阿呷家，没想到凭借自己聪明善言，巧妙化解，不但化险为夷，还意外获得邓的赏赐。当时，彝人有小孩啼哭，大人就会用丁家阿呷的名字来吓唬小孩，小孩就不敢再哭了。

1944年7月19日下午六时，邓秀廷病死于甘相营，时年56岁。邓自己也知道树敌太多，仇家无数，害怕死后遭报仇，就采用迷惑的手段，让别人不知道自己葬在哪里。现居北京的彝族作家冯良在《甘相营看到的景象——<喜德县>之四》一文中说的是，邓秀廷的坟墓 “原来是我县举行体育运动和群众集会的灯光球场呀。邓秀廷居然把自己的坟地安排在离家不到百米的地方。 ”

三、刺杀丁家阿呷

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彝海结盟》里面的邓秀廷够乖张暴戾、阴险毒辣了吧，其实，现实中的邓秀廷，比影视剧中的邓秀廷还狡诈、阴险、毒辣和残暴！邓秀廷的恶行在凉山可以说罄竹难书，双手沾满了彝族人的鲜血。当时的黑彝和白彝都对邓秀廷暗暗咬牙切齿，不将邓秀廷除掉，大家都是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无法清静。

在邓秀廷身边当弁兵，更是亲眼目睹邓秀廷的种种暴行的莫洛格子、祝尔铁祖（也是在邓手下当弁兵）和祝尔、瓦扎、吉尔等住在甘相营附近，最感受到邓秀廷威胁的彝族家支密谋，决心除掉邓秀廷。

以上三图：邓秀廷在甘相营的住宅，人称“邓公馆”（最后一图为俯瞰图），现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1927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左右，邓秀廷和其母、大老婆、罗洪瓦尔等数人在甘相营的屋里（人称邓的老公馆）闲谈，弁兵们多已外出，一切都很安静。莫洛格子和祝尔铁祖两人认为时机已到，便相互暗递眼色。祝尔铁祖就去街上巡哨，莫洛格子悄悄躲到天井门侧边，举枪向屋内的邓秀廷瞄准，也许是邓秀廷命不该绝，莫洛格子正要扣动扳机之际，突然被十二、三岁的小黑彝罗洪史哈（尼别支黑彝）无意中出来看见，罗洪史哈就急忙连指带喊：“阿普（爷爷），阿普，格子！格子！”邓秀廷一怔，一看格子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立刻侧身趴下，埋头哈腰躲过一劫，子弹从邓秀廷的肩头擦过，打在墙上折回来，打伤站在背后的邓母手臂。罗洪瓦尔急中生智，一下子将邓秀廷按倒（也有一种说法是，邓秀廷是通过机关暗道逃走的）。

莫洛格子见邓秀廷已倒下，冲出来，见邓的三姨太吕世春从天井边经过，一枪将她打死在门边。莫洛格子认为邓秀廷已死，思量着这枪声一响，隐伏在城外南山沟打援的各家支彝人就会来，所以没有外逃，跳进邓家珍藏枪弹、金银、鸦片等贵重物品的碉房，将门死死抵上，以待外援。

谁知邓秀廷没有死，几分钟后，回过神来，大声喊：“抓刺客！”顿时弁兵齐集，立刻将大门关上，同时封锁四座城门，通街戒严，搜索盘查。一个彝民见状惊慌，语言对答不当，当即被砍死。一时间，甘相营鸡飞狗叫，一片混乱。

原约定隐蔽在城外南山沟打援的一伙彝人，听到枪声响，认为得手，立即潜行到城边，谁料城门已经关闭，戒备森严，无法进入。

莫洛格子进碉房后，未等到外援的彝人，又听到邓秀廷说话的声音，知道邓还活着，自己就必死无疑，但格子毫无惧色，大气凛然。据说，他在碉房内翻箱倒柜，将邓秀廷珍藏的华丽上装穿上，一边喝酒，一边大喊：“丁家阿呷，你天怒人怨，想干你（杀你）的人很多，他们不干，我今天干了！”又喊：“你们要钢洋的、要大烟的，快来拿去！”将邓氏储藏在碉房内的银元和大烟饼从窗洞往外扔，扔得遍地都是。

这碉房结构坚实，墙厚门牢，内储有枪弹，既不能用炮轰，又不能用火烧，一时间邓秀廷他们无计可施。有人出主意，搜集附近一带的农家辣椒，再烧辣椒烟熏。此时，弁兵巴且帕拉、巴久博施、博海卡拉为在邓秀廷面前“尽忠”和洗刷自己（据说，他们也参加了刺杀邓秀廷的密谋），齐说：“不用再烧辣椒了，我们三人上房！”，就抢先上到房顶，刚揭开两块瓦片，格子眼疾手快，一枪射出，将巴且帕拉的头帕打飞，吓的巴且帕拉立马滚向另一侧，双方就这样躲闪射击。莫洛格子边喝酒边射击，相持到太阳将近落山时，莫洛格子已醉，巴且帕拉从瓦缝间瞄准向下一枪，子弹从莫洛格子肩头斜穿过腰部，格子由此失去对抗能力。博海卡拉、尔基火沙（马海木牛）两人持大刀破门而入，把莫洛格子砍死（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莫洛格子在博海卡拉、尔基火沙二人破门而入之前就已经自杀，二人为了在邓秀廷面前邀功，特意在莫洛格子遗体上砍了几刀，说格子是被他们杀的），将格子遗体拉到东门河坝示众，挖出心脏切开两瓣放在石板上让太阳晒。

死里逃生的邓秀廷愤恨已极，更加凶残无比。将莫洛格子一家及有关彝民抓来,关在街头关帝庙内,严刑铐打审问,然后游街示众三天,通知周围数十里范围内的彝汉数千人前来观看。由弁兵将彝民押至东门外白杨林边,先由邓秀廷给刀斧手吴朝清(外号吴敲狗)挂红绫、赏酒、赐刀,然后开杀。前面的彝人被砍得血肉横飞,后面的妇女吓得发抖,自知难逃一劫,索性用披毡蒙住头,听其砍杀。杀后搜索,发现一女尸长裙下一个婴儿,竟然被丧尽天良地戳在刺刀上抛死。据后来统计，当天共有54人惨遭屠戮。邓还将37颗人头挂在城门示众，数日后泼上煤油将尸体烧毁。莫洛家有的人已年迈体衰,不能行动,自愿请死在家,邓秀廷竟不同意,叫抬来亲自看其自死。为此事直接、间接受牵连的达130多人,其中被残杀、吊打、服毒致死者70多人。莫洛家基本上被赶尽杀绝，有幸逃生的也改姓“曲木”隐姓埋名逃亡他乡。所以至今在喜德县一带很难见到“莫洛”一姓的彝族，有的“曲木”是原来的“莫洛”改姓过来的，叫“莫洛曲木”。邓秀廷恨屋及乌，穷凶极恶，据说有一种名叫“汶洛”的树，因名字与“莫洛”读音相近，所以这种树也遭殃，邓秀廷命令把所有的这种树连根铲除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依乌的诗《莫洛和峨洛》中所言，这“汶洛”是指泡桐树——依乌教授诗中写的树名是“峨洛”，其实和“汶洛”是一种树。依乌老师的诗见本文末尾。

另一个和莫洛格子合谋刺杀邓秀廷的弁兵祝尔铁祖,当时在街上替莫洛格子放哨,枪声响,认为得手,随即溜出城外通知彝人打援,途中得知事败。他先是逃去两河口深山躲藏,后又躲到舅父尔哈古尔家避难,邓获密报,即派吉尔支的安家娃子阿苏尼达前去私查暗访,过不了多久,阿苏尼达将祝尔铁祖杀掉,获得邓秀廷重赏。因阿苏尼达行径为有正义感的彝人所不耻，人们贬称其为“阿苏发财”。

刺杀邓秀廷的莫洛格子,属于祝尔(黑彝)家的白彝,百姓惹祸,主子自难脱手。事情发生后,祝尔家黑彝十分害怕,出银锭托人向邓求饶说:“事情是祝尔铁祖和莫洛格子两人干的,事前家支头人确实不知。现在祝尔铁祖跑了,我们把他弟弟祝尔哈祖杀来抵命。”邓不答应。祝尔铁祖有个妹妹已嫁给罗洪家吉胡支，邓说反正她是祝尔家的人，硬逼着罗洪吉胡支把这媳妇交出,送到西昌。临行时夫妻抱头痛哭,难舍难分,在场的人都落了泪。这媳妇到西昌后,邓用毒药连随侍丫头一齐毒死。祝尔家既恨又怕,多次出牛、出银,向邓赔礼道歉,邓还是不称心。此后数年,邓或直接命令祝尔家黑彝迁走,或发给白彝枪支,造黑彝的反,黑彝被驱逐打杀后,留下的奴隶、土地均归邓管。未逃跑、驱逐的黑彝规规矩矩,小心度日。

四、后人评价

关于对莫洛格子“刺邓事件”的影响和评价，杂志《诺苏》2010年第3期《凉山的“荆轲”莫勒额子》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莫洛格子目睹邓秀廷所作所为,多少彝族死在他的屠刀下。特别可怕的是邓秀廷废除杀人抵命的彝族传统以后,人与人、家支与家支之间相互残杀,人人自危、人人自卫。

莫洛格子刺杀邓秀廷事件虽然不排除两种可能性,即一半是自己愿意为民除害，一半是受人指使而干的。但这个事件绝不是偶然发生的。莫洛格子耳闻目睹了当时社会的各种人吃人的残酷现实,苟且偷安还不如轰轰烈烈干一件大事的英雄气质使他一夜成名，成为闻名于世的英雄。有人可能认为不排除莫洛格子多少是受了黑彝赏银的诱惑而去玩命的想法。笔者认为其主要动机是为民除害而不是几个赏银——可以说连命都不要的人还要钱有什么用呢当然如果成功了,那名利双收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荆轲刺秦王,绝不是为了当秦王,也不是为了赏银去干的。汉族有句俗话叫“官逼民反”，哪里有暴政，哪里就有荆轲式的英雄人物出现！

天下苦秦久矣，同样，在那个时候，整个宁属地区（现凉山）亦苦邓秀廷久矣。有些冒犯了邓秀廷的黑彝，想在邓秀廷面前自尽，邓秀廷都不肯，只说一句“我先不杀你，你先回家等死吧！”于是，这些彝人痛哭流涕，生不如死，回去后精神压力太大而崩溃，过不了几天，这些人的尸首依然会被送到邓面前！可以说，那个时候，邓秀廷就是一个大魔王、屠夫！苍茫八百里大凉山，第一个敢对邓秀廷开枪，敢对残暴亮剑的就是我们的莫洛格子！更令人敬佩的是，面对刺杀失利，莫洛格子仍然没有显示出一丝懦弱，视死如归，大气凛然，这难道不就是一个大英雄吗？这就是活生生的近代大凉山彝族的荆轲！这英雄的荆轲是莫洛格子，是属于我们整个莫洛家族，亦是属于敢于反抗压迫的凉山彝族人民！我们不能以胜败论英雄，荆轲刺秦王虽然也失败了，但这丝毫不影响荆轲在后人心目中英雄的光辉形象！虽然莫洛格子本人和我们莫洛家族为刺杀事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也由此彰显了我们莫洛家族不畏强暴，英勇刚烈，敢于反抗，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和为民除害的侠义壮举！英雄的莫洛家族由此更加名扬四方！

由此，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彝族作家、编剧、导演兼诗人于一身的依乌老师感慨赋诗：

莫洛和峨洛｜依乌

邓秀廷下令

遇到莫洛家族格杀勿论

遇不到就砍光山上的峨洛

峨洛是指泡桐树 

对一个人的恨

会殃及音近的树

也只有邓秀廷能做得出来

1927年

莫洛格子刺杀邓秀廷未遂

家族后来基本上被赶尽杀绝

幸存下来的也都只有改姓曲木

隐姓埋名逃亡他乡

所以现在

每逢遇到莫洛曲木家族的人

我都会

肃然起敬

 

鸣谢：

1 莫洛杨加木：现住西昌礼州，“尔族比俩”支系“阿果惹尔”四子中最小的一支后代，16代。

2 毛安林：现住凉山州越西县河东乡宝龙村，莫洛阿热“尔族比俩”支，15代。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 《喜德县志》：1992年11月第一版；

2 杂志《诺苏》：2010年第3期《凉山的“荆轲”莫勒额子》；

3 喜德县文史资料第七辑《邓秀廷事略、四十八甲源流考》：1990年十二月资料本；

4 《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志》：2002年9月第一版；

 6《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 岭光电 著，1988年6月第一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它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现在已经没有正真意义的契丹了。

甲斐宗运在甲斐氏家谱中留下的名字叫甲斐亲直，宗运是他的法号，但由于当时的军记、野史、日记等资料都称其为宗运，所以本文也采用甲斐宗运这一称呼。其父亲亲宣去世后，作为嫡子的的宗运继承了亲宣所担当的阿苏家笔头家老一职。最初，依靠世袭父辈官职当上家老的他并没有引起阿苏家当主惟丰的重视，同时，其他家臣对此也颇有微词，但是历史给了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

永正十四年，阿苏家内乱，过继给菊池家的菊池武经（阿苏惟长）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惟前当上阿苏神宫的大宫司，于是将已经坐上大宫司宝座的惟丰赶出了阿苏家督居所矢部“滨之馆”。惟丰向甲斐宗运求助，身为家臣的宗运自然责无旁贷，率兵收复“滨之馆”，挫败了武经父子的篡权图谋，恢复了惟丰的家督地位。在这一变故中作为第一大功臣的宗运自然得到了惟丰的完全信任和重用，掌管阿苏家的军政一切大权，可以说从那时起，宗运一族的命运便与阿苏大宫司家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天文十年（1541），阿苏家另一重臣御船城主御船房行在岛津家的策动下叛乱，阿苏家决定讨伐。惟丰派了他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千寿丸担任御船讨伐军总大将，宗运随军辅佐。实际上，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千寿丸的年龄也太小，根本不懂行军打仗的事情，他担任总大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指挥权完全由甲斐宗运掌握。军见坂一战，宗运计谋成功，很快便攻陷了御船城，平定了叛乱。为了表彰宗运的战功，惟丰将御船城奖赏给他做为居城。

惟丰死后，宗运继续侍奉惟丰之子大宫司惟将（千寿丸）。不久，同为甲斐一族的隈庄城主甲斐守昌在岛津家的策动下背叛阿苏家，宣布归顺岛津。守昌之妻是宗运之女，守昌也就是宗运的女婿了，女婿的背叛让宗运怒不可揭，于是率兵讨伐，双方在舞原一带展开激战，守昌不敌，退回城中坚守不出。宗运军笼城。两年以后守昌才开城降服。宗运没有杀他，但给了一个追放的处罚。自此，隈庄城也为宗运所掌控。 为了对抗南方咄咄逼人的岛津家，阿苏、相良、大友三家结为了盟友。顺便插一句，在那次盟会上，甲斐宗运代表阿苏家与相良义阳在神前交换了誓书，这是他与义阳的初识。

耳川一战，大友家大败，精锐尽失，从此一蹶不振，只得在岛津家的攻势面前采取守势，于是岛津家便可以腾出手来与正踌躇满志南下的龙造寺家争夺肥后了。大友势退出后的肥后形成了力量的真空，当地众多的弱小家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岛津与龙造寺两家之间摇摆不定。

天正八年三月，加入岛津军阵营的城、合志、隈部、鹿子木、名和等肥后豪族在岛津家的发动下，组成联军打算进攻阿苏家。得到这一消息的甲斐宗运决定先发制人，迅速出兵隈本城，与赶来支援的御船、甲佐、矢部、砥用、菅毛、小国等豪族军队回合后于北上竹宫原布阵，军势总人数约八千。随后，岛津方豪族联军于白川渡口北岸列阵，与阿苏军隔河对峙。三月十七日夜，下起了大雨，白川河水暴涨，豪族联军中的城氏、合志氏、隈部氏等豪族的军队以为阿苏军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渡河，于是放松了警惕，在营中摆宴饮酒。这一情报被阿苏军中专门监视豪族联军动向的忍者探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