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八大贵族，即佟佳氏，瓜尔佳氏，马佳氏，索绰罗氏，赫舍里氏，富察氏，那拉氏，钮祜禄氏。

这八个姓氏，是满州八旗除了皇族爱新觉罗以外最高贵的姓氏，或者说家族。

这里面有许多咱们都应该比较熟悉，比如富察氏，之前大火的《延禧攻略》里面，最受欢迎的富察皇后就是出自这个家族，当然他弟弟富察傅恒也是，甚至于《还珠格格》里面那个心机BOY尔康，也是出自富察氏，其历史原型乃是富察傅恒之子，福长安。

此外还有钮祜禄氏，盛产皇后，比如乾隆皇帝他妈孝圣宪皇后就是出自钮祜禄氏。当然更出名的是和珅，他也是钮祜禄家族的人。

众所周知，清朝入关后，统治了华夏大地近三百年，和所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他们都避免不了被汉化的过程。于是，改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清朝改姓是有规矩的，一般取的是“其名之第一字”，不过后来也比较随便了！

1满族姓氏数量

满语称姓氏为哈拉（hala )“哈拉”为满语，汉译就是“姓氏”。《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记载了645个姓，《皇朝通志．氏族略》又增补了33个姓。刘庆华先生又从各地方志、满族各氏族家谱、碑铭、有关图籍、走访调查全国各地满族老人及全国各地满族同胞来信来函提供的姓氏资料等，又集得官书外满洲八旗姓氏315个，至此，满洲八旗姓氏可考者共993个。其中不含满洲八旗内的蒙古、各类汉、高丽姓氏。

2“改姓”并不是始于清朝灭亡

满族先世冠以汉姓早在靺鞨、渤海时期就已经有记载，金朝中后期和清末民初是盛行时期。清朝中期冠汉姓就有出现，《清稗类钞》中记载：乾隆皇帝多次告诫满族人要保持“国语骑射”，“对满洲旧族，有命名如汉人，以钮祜禄氏为郎者，深鄙之，恐忘本也”。但是，此风并未禁止得了，反而越来越盛行。

满族姓氏研究专家刘庆华先生认为：通常所说的“满族冠汉姓”之语不确，称为汉字姓较为妥当。其理由，一是现满族中的图、德、大、暴、呼、阿、恒、布、西、肇、仓、海等姓氏为汉族所无，二是满族中的沮特赫氏简姓温，富察氏简姓富，赫舍哩氏简姓赫，宁古塔氏简姓宁，那木都鲁氏简姓那等等，这些简称姓氏，虽然汉族姓氏中亦有，但却不是汉姓，而是原满族姓氏的简称。

3清亡后的皇族姓氏

清亡后，皇族并没有都改姓。溥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户口本上仍然写的是“爱新觉罗溥仪”。1990年代我在北京上大学，同学中有爱新觉罗氏，学籍上就是“爱新觉罗恒某”，同学和老师有时候称呼他的名字“恒某”，有时候昵称为“爱新”，反正除了点名都没有称呼全名过，都觉得6个字拗口。

皇族在清亡后，多以“金”为汉字姓氏，因“爱新”在满语中就是“金”的意思。还有以赵、罗、艾、肇、毓、骆等为姓氏的。

1沿用金代旧姓。满族的先人冠以汉字姓从文献中看盛行于渤海国及金代时期，到清代盛行冠汉字姓时，有些就是沿用金代所冠之姓。如完颜氏在金代冠以王姓，至清代仍冠以王姓；清代的伊喇氏，就是金代的移剌氏，冠以刘姓；清代的尼玛哈氏，就是金代的尼忙古（亦写作尼庞古）氏，金代冠以鱼姓，清代冠以俞或于姓（音同字异）；金代的温迪罕氏，即清代的温特赫氏，同冠以温姓；金代的女奚烈氏，即清代的钮祜禄氏，同冠以郎姓；金代的徒单氏，就是清代的都善氏，同冠以杜姓。

2谐音取姓。即依满族的多音节姓氏，取其中一个音节作为姓氏，或与某汉姓音相近而取以为姓，或数音节相切求其相近汉字作为姓氏。如“他塔拉切音为唐”（《他塔拉氏家谱》重修序）。瓜尔佳，“切音为关”（《吉林他塔拉氏家谱》），或“瓜尔佳即关姓之转音耳”（《黑龙江库雅喇氏宗谱》满洲氏族渊源考），由此而冠以关姓。达尔充阿氏冠以戴；墨勒哲埒冠以葛；乌勒锡氏冠以呼；墨克勒氏冠以孟；锡玛喇氏冠以纪；布雅穆济氏冠以阎；都勒氏冠以杜；西克特哩氏冠以西；栋鄂氏冠以董；倭彻赫氏冠以魏；辉和氏冠以何；富察氏冠以富；舒穆禄氏冠以徐、舒、宿等；赫舍哩氏冠以何、赫等；乌苏氏冠以吴；叶赫那拉氏冠以叶、那等；敖济氏冠以敖；布尔察氏冠以卜；文札氏冠以文；奇德哩氏冠以祁；珠锡哩氏冠以朱；恒吉哩氏冠以恒；佟佳氏冠以佟、董；马佳氏冠以马等。在满族改为汉字姓氏中，这种情况是最多的。

3以父祖辈的名字为姓氏。以父祖之名字为姓氏，从资料中看，可能是满族入关后出现的情况，往往取名字的第一个字作为本家族的姓氏。西林觉罗氏的四世祖鄂拜，在康熙初年官国子监祭酒，其子孙俱以鄂为姓，如鄂尔泰、鄂容安、鄂实、鄂津等等。礼部尚书顾八代，本姓伊尔根觉罗氏，因其父名顾纳禅，其子孙即取顾为氏，如顾苏、顾俨、顾琮等等。

4译义求相近字为姓氏。根据满语姓氏的含义，以求相近之汉字或汉姓作为姓氏。如巴颜，汉译为富有之意，故取富字为姓；倭赫，汉译为石头，即取石字为姓；沙拉，汉译为边角之边，即取边字为姓；哈斯呼，汉译为左右之左，即以左字为姓；毕拉，汉译为江河的河，故求与河音相同之何字为姓；阿克占，汉译为雷电之雷，即取雷字为姓；敖托，汉译为槽盆（即整木制的槽盆），取其音相同之曹字为姓；萨察，汉译为盔甲之盔，而取音同之隗字为姓；尼玛哈，汉译为鱼，取其音同之于或俞字为姓等等。

5复用原汉姓。早期加入满族共同体的汉族人，由于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基本满化，因此，在姓氏上，也慕效满族的多音节姓氏，就在自己原姓后加上“佳”字或“尔佳”字。清末文廷式认为“凡满洲人姓马佳、王佳、李佳等字皆借用作家”。“虽奉旨不许妄增，然莫能禁也”（《纯常子枝语》载）。后来满族盛行冠以汉字姓时，这些人又去掉“佳”或“尔佳”字，而复姓其原姓氏。如孙尔佳氏姓孙；郑佳氏姓郑；崔佳氏姓崔；庞佳氏姓庞；苏尔佳氏姓苏；蒋佳氏姓蒋；范佳氏姓范；姜佳氏姓姜；陈佳氏姓陈；方佳氏姓方；丰佳氏姓丰等等，在满族姓氏中此类姓氏有八十余姓。

6明朝所冠姓氏的沿用。15世纪后，明朝对女真人首领多有赐姓，除赐李姓居多外，尚有张、郭等姓氏，这对下层女真人会产生很大影响。从《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等书中看，当时女真人冠的汉字姓有佟（童）、李、赵、张、王、刘、董、郭、林、杨、崔、朱、金、于、罗等等，可能就是在这种影响下所冠以汉字姓。当清代满族人盛行冠以汉字姓时，一些满族人就会沿用之。如萨克达氏冠以李、罗等姓；费莫氏冠以马、麻姓；伊尔根觉罗氏冠以赵、佟等姓；佟佳氏冠以佟、董、高等姓；那木都鲁氏冠以那、南等姓，恐怕即由此而得。

7乱改。满族所冠的姓氏，还有一些无从印证，难以推断是何时所冠之姓氏。特别是清亡以后，满族人冠以汉字姓，出现了任意冠以一字作为姓氏，甚至有的冠以母族或亲朋之姓氏，失去了冠姓规律，造成了混乱，难以考查清楚。

殷时，邓氏一支发展成以邓为名的侯国。邓国历史悠久，直至战国时代，才被楚国所灭。其子孙便按当时的习惯，“以国为氏”将此姓传了下来，就是邓氏。

对此，唐代的《元和姓纂》概括说：“邓，曼姓，殷时侯国也。春秋时，邓侯吾离朝鲁，后为楚文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

邓氏在繁衍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过外族外姓的成员。据《安化邓氏谱序》载，南唐中主李璟，曾封其第八子李从镒为邓王。

南唐亡国后，其子李天和为躲避宋太祖的斩杀，而以其父封号为姓氏，改为邓姓保住了性命。

邓姓人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及沿海一带，其中江西、湖南、河南为最，四川、广东、福建、江苏次之。

邓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在当今姓氏榜上位居第二十六位，属于超级大姓系列，人口约九百一十万左右（截至2015），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57%左右，并以四川、广东、福建、湖南、江苏、江西、台湾等省最多，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也有少量的邓氏族人分布。

邓姓名人

1、邓通

西汉时蜀中以邓氏钱遍天下而闻名，为邓氏家族第四十二世祖。

2、邓禹

跟从光武帝刘秀破王匡、刘均等军，名震关西。天下平定，功勋显赫，封高密侯。后绘图云台，居二十八将之首，为邓氏家族的第四十七世祖。

3、邓艾

曹魏名将，官任镇西大将，率军灭蜀汉，为邓氏家族第五十四世祖。

4、邓世昌

清末海军名将、爱国将领，在1894年的黄海战役中，率致远舰奋勇作战，全舰官兵壮烈殉国。    

5、邓小平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扩展资料

邓姓资料

1、姓氏始祖

是被颛顼赐姓为曼姓的金天氏的后裔。传说几千年前，黄帝之孙颛顼高阳氏，曾赐少昊金天氏的一个有功德的儿子为曼氏。曼氏开姓之后，世代繁衍，并分出许多支系，而邓氏就是其中之一。

2、主要源流

源于曼姓，出自商高宗武丁给叔父曼季的封地，史称邓国（今河南省邓州市），属于以国名为氏。《贵姓何来》关于邓姓的解释："邓氏出自曼姓，是以国名为氏的。

在殷商时期，国王武丁封他的叔父为邓侯，建立邓国，故址在今河南邓县（今邓州市）。春秋时，邓国为楚国所灭，其国君的后代有的就用国名'邓'作自己的姓氏。”

两周时期，邓国是周王朝南方较为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历经西周、春秋，一直延续了有六百多年，后邓况徙居南阳新野。楚灭邓后，楚公子被封到邓陵，后称邓城，在今湖北襄樊市襄城郊区西北，其封邑楚公子的后代，姓"邓陵"。

递传到曼公第47代孙禹公，禹公中兴汉室，辅佐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因“云台首功”而受封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

汉和帝刘肇在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去世，禹公孙女邓绥进入了刘氏东汉王朝权力中心，直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后。我邓氏家族也成了东汉王朝最具权势的外戚家族。

禹公世居新野，而新野在东汉时归南阳郡管辖，故我支邓氏在东汉因禹公“云台首功”、“禹公十三子，后世皆可法”被称为南阳郡邓氏。

自曼季之后，邓国历、邓晁侯→邓徽侯→邓庆侯→邓恒侯→邓昆侯→邓忠侯→邓辉侯→邓浩侯→邓煦侯→邓杞侯→邓熹侯→邓怡侯→邓沛侯→邓壁侯→邓淳侯→邓衡侯→邓略侯→邓宣侯→邓尚侯→邓粹侯→邓明侯，计二十二代，经六百余年，连续世袭侯爵，这是邓氏先世的鼎盛时期。

亡国之后的邓侯子孙，为纪念故国便以国名为姓氏，称邓氏，史称邓氏正宗，亦称曼姓邓氏。

参考资料-邓姓

栋[栋，读音作dòng(ㄉㄨㄥ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上古黄帝后裔轩栋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轩栋氏，为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之一，是上古时期古老的姬姓氏族部落名称之一。

在轩栋氏的后裔子孙中，确有省文简化为单姓栋氏者，但源流详情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证实之前暂不祥述。

第二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古代建筑工匠栋甍，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栋”：框架结构屋的正梁，即屋顶最高处的水平主梁，支承着椽皮的上端房子的大梁；也叫正梁。“梁”：水平方向的长条形承重构件。木结构屋架中专指顺着前后方向架在柱子上的长木。

“栋梁”，人们后来用它来比喻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

代，在进行房屋建筑之时，上栋即上大梁时是非常隆重的，要由最有名望的工匠大师进行，这个“挑大梁”的大师就称作“栋甍”。

在栋甍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称号为姓氏者，称栋氏。

本书按：

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临川康王刘义庆(公元403～443年)，自幼才华出众，精擅文学，撰有著名的《世说新语》。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赏誉》中第一次使用了“栋梁”之辞：“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庾子嵩，子嵩，颖川人，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仕至东晋王朝的豫州长史。时有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舆在东晋王朝东海王司马越的太傅府任长史，刘舆很有才华，看不起其他人，因此在他任职期间，有许多名于故世之人多都被他构陷，只有庾子嵩不把心思放在世事上，使他没有空子可钻。

后来，刘舆抓住庾子嵩生性吝啬而家境富裕的特点，怂恿司马越向庾子嵩借千万钱，希望他表现出吝啬而不肯借钱给东海王，自己就可以找到可乘之机予以劾陷。司马越果然上当，真的就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宴席之上向庾子嵩借钱。

当时庾子嵩已经醉醺醺的，头巾都颠落在小桌上，他把头伸进头巾里戴上，然后慢吞吞地回答说：“下官家里原来大约就有两三千万，随您取多少！”

在一旁等待机会的刘舆傻了眼儿，这才万分佩服庾子嵩，以后也不再找他的麻烦了。后来有人向庾子嵩谈起这件事时，庾子嵩说：“这可以说刘舆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第三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时期建州女真与黑龙江女真，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栋阿氏，亦称东鄂洛氏，满语为Dongga Hala，属于黑龙江女真的一支，世居那木都鲁(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海参崴)，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栋氏、佟氏、邓氏、东氏、洛氏等。

②满族栋佳氏，亦称董家氏、董佳氏，满语为Dongiya Hala，属于建州女真的一支，世居董佳城(今辽宁新宾)、嘉木湖(今辽宁新宾)、嘉哈(今辽宁新宾夹河村)、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栋氏、董氏、邓氏、陈氏、冬氏、侗氏等。

③满族栋鄂氏，亦称董鄂氏，满语为Donggo Hala，以居住地“董鄂”为姓氏，董鄂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宽甸县一带。后多冠汉姓为董氏等，亦有称栋氏者。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清朝时期著名经学家惠栋，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惠栋，公元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厓；江苏元和人(今江苏苏州吴县)，著名的清朝时期汉学家，汉学中吴派的代表人物。

惠栋生在经学世家，家学渊厚，师有专门。祖父惠周惕，字元龙，又字研溪，是吴学派的开山祖师。《清史稿·儒林传》说：“清二百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惕其创始者也。”惠周惕少年传其父惠有声(字朴庵，明贡生，曾以九经教授乡里，尤精于《诗》)之学，受业于时人汪琬，而与徐枋雅相友善，结为知己。工诗及古文词，皆有规度。至于中年，为贫困所厄，于是遍游四方，得与当代名士相交。当时已成为社会名儒的朱彝尊曾极口称赞他的学问，因之文名益著。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惠周惕举博学鸿儒科，因为丁忧，未得参加考试。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惠周惕成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他不习国书，改任密云知县(今北京密云)，有善政，不久即卒于官上。惠周惕不仅有学，而且富于才华。就其学问来讲，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诸书。就其才来说，有《诗说》、《研溪诗文集》。他论《诗经》，认为大小雅的区别在于其音不同，而不以政别，澄清了附在《诗经》上的一些误会。他还认为，无论天子还是诸侯，均可以有颂。这些，对其继承者惠栋都有直接影响。

惠栋的父亲惠士奇是使吴学派由发生而走向成熟的过渡性人物。惠士奇，公元1671～1741年，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号半农。惠士奇十二岁就能作诗，其“柳未成阴夕照多”的诗句，曾得到先辈们的极力赞赏。二十一岁时，惠士奇正为诸生，却自愿不参加省试，自谓“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从此奋志力学，晨夕不辍，终于博通六艺，对诸子及《史记》《汉书》《三国志》诸史书皆能背诵。一次，名流宴集，坐中一客故意难之说：“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于是惠士奇当场背诵终篇，竟然不漏一字，众皆惊服。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惠士奇得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官编修、侍读学士。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惠士奇典试湖南，督学广东，在任上积极提倡经学。三年后，通经者多。惠士奇曾举荐海阳进士翁廷资为韵州府学教授，部议格置不行，不过清圣祖康熙皇帝亲自干预说：“惠士奇所举，谅非徇私，著如所请，后不为例。”惠士奇盛年经史兼治，晚则尤邃经学。著有《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交食举隅》二卷、《琴笛理数考》四卷、《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时术录》一卷。内容除经学外，还包括天文、音乐、文学诸方面。

惠家本来住在吴县的东渚村，后来迁居到城东南的香溪北面，当时附近的东禅寺内种着一株红豆，本来早已老而枯干，此时竟然复生新枝。惠周惕移一枝栽于阶前，更是生机盎然，焕发出勃勃活力，四方名士过吴门者，必停舟相访。因此，惠周惕即自号为红豆主人。同里乡人习惯上把他唤做老红豆先生，而把惠士奇称为红豆先生，把惠栋称为小红豆先生。

惠士奇有子七人，惠栋是老二，在兄弟中学问最好。他自幼笃志向学，孜孜不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子集到百家杂说、稗官野乘、释道二藏及儒家毖纬之学，无不津逮。由于他生长在一个书香世家，又赶上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乾嘉盛世”，因而得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当时他父亲的朋友李绂一曾竖指称赞说：“仲孺有子矣！”

惠士奇督学广东期间，惠栋形影相随，时广东高材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天，有“惠门四子”之称，随从惠士奇讲论文艺，与惠栋为莫逆交，但四人皆自以为学问不及惠栋。以后，惠栋又来往于京口一带，因父亲在清雍正初年“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削籍”，饱尝饥寒困顿之苦，甚于寒素。不久，父母双亡，惠栋恪守孝道，并不以贫废礼，终年教授学生自给，任凭甑尘常满，处之坦然。

生活虽然困苦，但惠栋对古代典籍甚为爱惜，每得一善本，不惜倾囊，也要买来，有时还借读手抄，精审地予以校勘，以至对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惠栋读书主张从名家入手，而在远大处着眼。当时学者余萧客写成某书，向他求正。他说：“子读书撰著，当务其大者、远者。”余萧客闻之深受触动，当下执弟子礼。

在学派上，惠栋与皖派经学代表人物戴震既有师生之谊，更为忘年交。清乾隆大帝登基后标榜风雅，鼓励士子们从事经学考究，免得成天琢磨“反清复明”，因此在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诏令各地举荐明经行修的士人。当时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与惠栋并无半面之识，但因早闻他的学行，因此交章论荐，认为他“博通经史，学有渊源。”然而，因为惠栋因为没有及时将著作呈递给掌权者，更不擅长胁肩谄笑的贿赂，再加上他名大招忌，因而罢归，失去一次极好的入仕机会。此后，他与仕宦再无半分缘分，故而专事著书立说，在大半辈子的治学生涯中，培养出一大批封建时代最优秀的第一流学者，余声所及，及于今日，犹自未绝。如著名的余萧客、江声、钱大昕、钱大昭、王鸣盛、戴震、王兰泉、顾广圻、王昶、江藩等等诸人，都与惠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没有这些学者，所谓“乾嘉学派”也就失去了光彩。因此，惠栋可以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对《周易》的研究，是惠栋学术的顶峰。他著作有《易例》二卷，“乃熔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实为栋论《易》诸家发凡。”《易汉学》八卷，“掇拾孟喜(汉宣帝时博士)、虞翻(三国时传孟喜之易者)、荀爽(东汉治古文费氏易者)绪论，以见大凡。”其末篇附以己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证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可惜的是，这部书并未完成，缺《未济》以上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后来，他的再传弟子江藩代为补注，作成《周易述补》一书。

惠栋治《周易》有两大特点：一是专主 之说，二是混淆家法。这两个特点主要来自惠士奇。惠士奇有《易说》六卷，专主汉说，认为《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这种观点，沿袭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传统讲法。清朝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十分强调汉族人的最重家法和师法。汉族人最讲学有专门，而惠士奇则有意混淆汉朝的家法与师门。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玄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分别说《易》，实际各不相同，但惠士奇却认为：“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这就不管汉朝的门户界线，而给以综合融汇的功夫。此外，对孔子据以正名的《春秋》，也是事实据左氏，论断多采《公》、《谷》。至于汉朝以后，他认为自三国魏王弼以玄言注《易》，其古义便荡然殆尽了。到了惠栋，几乎全部承袭其父的观点，但更加精审详实。不过他认为唐朝李鼎祚《周易集解》还是保存了一些汉朝精华。

除《周易》外，惠栋还遍通诸经。他有《九经古义》十六卷，讨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的古音古字古义。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其中《左传补注》六卷因有别本单行，有目无书，故称“九经”。他论证详博，考证精确，因而又被人誉为“惠九经”。

对于《春秋》三传，惠栋尊郑玄之《周礼注》、韦昭之《国语注》，而对杜预《集解》多所驳正。他认为，严彭祖所传《公羊春秋》，即熹平石经所刻；颜安乐所传乃为何休所注。讨论古代明堂制度有《明堂大道录》八卷、《谛袷说》二卷，认为古代的帝礼(一种祭祀)乃在明堂举行，而明堂制度来源于《周易》。于史部有《后汉书补注》十五卷，取《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太平御览》诸书，补谢承、薛宝、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七家之亡。又有《诸史会要》《竹南漫录》，惜未成。《王文简公(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太上感应篇注》二卷、《山海经训纂》十八卷、《九曜斋笔记》二卷、《松崖笔记》二卷、《松崖文抄》二卷。除此之外，惠栋还曾帮助卢见曾手定《雅雨堂十种》、《山左诗抄》、《感应集》。

值得强调的是《古文尚书考》二卷。讲到东晋枚赜所献伪孔传本《尚书》，人们总是先提到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实际上，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与阎百诗相比，别具特色，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据 、钱大昕的惠书序，阎百诗著成《疏证》之前，“先得定宇之指，定宇书不谋而与之合，文词未及其半，而辨证益明，条贯亦清益。”阎百诗之书终“未若先生之精而约。”可见惠书之特色。从外，阎百诗沿袭许多前人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其价值。如周公摄政称王，封康叔于卫，阎百诗相信蔡沈在《书集传》中的臆说，以“武王诰命为卫侯”。又相信宋人王柏之说，认为《诗经》所谓郑卫*风非孔子手订，为可删。这些又反衬出惠书的价值。惠栋则坚持认为，郑玄所传的二十四篇《尚书》乃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的二十五篇为伪。对唐人所说郑玄所传乃张霸伪造的百二篇，今文《泰誓》出于伪造，都一一予以驳证。创见颇多，在史学界产生过深远影响。

学者皮锡瑞认为，惠栋为雍乾以后汉学大宗，但未尝废宋学。实际上，他认为只有汉朝学者才保存了圣人的真谛，因此在惠栋的著作中，几乎全是发明汉朝人的言论。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评论说：“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休)、服子慎(虔)之间，马融、赵歧辈不能及也。”也是把他同汉朝学者相比。因此，惠栋可称是汉学大师。

但是，惠栋固守汉儒之《易》说，而且不复甄别，以致当时及后世人对其有“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之讥。

惠栋为世人留下的著述有《古文尚书考》、《易汉学》、《易例》、《周易述》、《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厓文钞》、《春秋左传补注》等，为清朝吴派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得乾嘉学者推重。

在惠栋的后裔子孙中，就有栋氏、李氏两支别于惠氏之原姓。栋氏，当取先祖之名为姓氏，而李氏因何而变出，惠栋的后裔子孙皆讳莫如深，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郡望：

苏　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苏州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苏州古称吴，现简称苏，拥有姑苏、吴都、吴中、东吴、吴门和平江等多个古称和别称，苏州城始建于周敬王六年(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阖闾城，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在吴都城设会稽郡、吴县，自此，当时的苏州称为吴县，或有时称为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定名为苏州，以城西南的姑苏山得名，沿称至今。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代宗设苏州为江南唯一的“雄州”，从此，苏州名称被固定作为通称。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宋徽宗曾改苏州为平江府。苏州城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时期原来的位置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

三历史名人：

栋阿赖：(生卒年待考)，亦称董鄂洛；满洲正白旗人。著名清朝将领。

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时归附，以护军参领从征，其后屡建军功，授一等轻车都尉，累官至副都统、都察院副都御史。

栋阿赖逝世后，其子栋闪袭其世职。

顿[顿，读音作dùn(ㄉㄨㄣ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周族姬弱的封国顿子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西周初期，姬姓周族有王裔名弱，受封于顿(今河南商水)，建立顿子国，也称弱顿子。到了西周末期，顿国为妫姓的陈国所逼，被迫南迁至今河南项城西南一带，因而又称为南顿国。

南顿国(顿子国)最后的确是被楚国所灭亡的，但时间是在河南省项城市 所说鲁僖公十七年(公元前629年)的一百三十四年后的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顿国从公元前1046年建立，经历了比较稳定的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自春秋中期开始，在陈、楚、鲁、宋、晋等大国争霸中原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或失或续，到公元前496年终为强楚所灭，总共存在了五百五十来年。顿国的存续，是西周至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幻。

到了秦朝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顿国故地设置了南顿郡。到了汉朝时期，汉高祖刘邦将其改置为南顿县。

亡国后的南顿国(顿子国)王室子孙和国民们，以原国名为姓氏，称顿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 。

中国西北地区除了有较多的马氏外，还保留了许多 的传统姓氏和稀僻姓氏，如：拉氏、陕氏、摆氏、靠氏、者氏、喜氏、牙氏、乜氏、糟氏、绽氏、扇氏、底氏、朵氏、敏氏、勉氏、把氏、初氏、满，洒氏、撒氏、尕氏、阿氏、讷氏、塔氏、纳氏、哈氏、虎氏、沙氏、喇氏、宝氏、和氏、贴氏、鲜氏、计氏、水，亢氏、仁氏、且氏、腊氏、百氏、花氏、冶氏、妥氏、黑氏、佑氏、拜氏、咸氏、茹氏、顿氏、芥氏、海氏、消氏、铁氏、笪，轿，密氏、查，朝氏、雒，踏氏、剡氏、销氏、终氏、阐氏、锁氏、母氏、明氏、嗽氏、邺氏、乍氏、佘氏、弥氏、元氏、帖氏、弭氏、来，脱氏、禹氏、关氏等姓氏。其中就有顿氏。

在这些姓氏中，有许多是汉族姓氏中所也没有的，这就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姓氏的文化，也为 姓氏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不过， 顿氏起源于何时、何地，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迁徙分布：

目前，天津，河南博野顿家庄，内蒙古，山东平度，山西太原、大同、阳泉，甘肃酒泉，黑龙江嫩江县，河南卢氏，湖北武昌，湖南芷江等地，均有顿氏族人分布。

三历史名人：

顿　肃：(生卒年待考)，魏郡人。为邵阳长。

顿　琦：(生卒年待考)，广州人。著名西汉孝子。

据《广州先贤传》记载：顿琦至孝，母丧感慕，哀声不绝，飞凫白鸠庐侧，见人即去，见琦而留。

顿　起：(生卒年待考)，蔡州人。宋朝泰州通判。

顿　钦：(生卒年待考)，明洪武年间举人

顿　锐：(生卒年待考)，字叔养，号鸥汀；涿州人(今河北涿州)。著名明朝学者。

明正德年间进士。著有《鸥汀集》十卷。

顿嵩元：(公元1932～今)，河南郾城顿庄人。著名基础教育家。

曾执教小学，并任校长。

1953年考入许昌师范，1956年考入河南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中文系。曾从国学大师黄侃和词学专家吴海的高足高文先生攻《说文》及宋词。毕业后任教于南阳农专。农专停办，调入桐柏高中。三下放时，回郾城完中、二中。后为驻马店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兼许慎研究会副会长、省社科院郾城许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许学研究集刊》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驻马店地区方志协会理事。并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终身会员。协助成立许慎研究会、许慎研究所，创办《许学研究集刊》。还协助举办许镇与说文学及中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为许学做出了贡献。

先后参加八次国际学术会，四次在大会宣读论文，七篇论文被选入论文集。出版《许慎与郾城》、《许慎生平事迹考辨》等论著。发表《浅谈训诂学与古籍整理》、《杨雄方言及对说文的影响》、《中原胡姓与北方胡人考》等论文四十余篇，其中《范缜生平事迹考》等四篇论文转载于台湾《中原文献》。

《许慎故里考辨》获1990年省语言学会论文二等奖，《浅谈训诂学与古籍整理》获1991年省社科院优秀成果奖，《许慎年谱》获1991年河南驻马店地区地方志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许慎生平事迹考辨》获1992年省语言学会优秀论著一等奖。撰有十余万字的《许慎年表》待出版。还协助写出十集《字圣许慎》电视剧。其事迹被收入美国ABI《世界名人录》。

顿铁军：(公元1938～今)，河南漯河人。著名石油地质专家。

任西安工程学院教授兼工程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稠油研究所所长，系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学会、地球物理学会、陕西科技学会会员。

兼任西北地质出版社特邀编委、中国波浪镶嵌构造委员会终身理事、中国地学哲学委员会陕西分会副理事长等职务。被誉为中国当代地球科学家。

主要从事石油地质及中国稠油研究，先后在辽河、玉门、新疆、长庆、鄂尔多斯、河南、苏北等油田进行过科学研究，承担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局级奖励。

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出版有《中国稠油油藏》、《地学的哲理》等专著，开创了中国稠油研究之先河。召开了两次全国石油地质新进展学术会，1995年赴加拿大参加国际重油会议，被中外石油界称为石油地质专家。

顿长庚：(公元1955～今)，天津人。著名铁路集通正镇白旗工务段职工。

毕业于内蒙古包头铁工校。现任内蒙古集通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正镇白旗工务段段长。

主要业绩：白旗工务段成立于1994年，现有正式员一千五百七十人，临聘员工三百十五人，担负着集通线西部三百九十五公里正、站线，四百三十八座桥涵及附属房建的养护维修任务。

集通铁路是全国最长的一条合资铁路。地处内蒙古大漠腹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设备质量差，人员素质低，开通运营时，任务最为艰巨的首届工务系统。为提高设备质量，1995～1997年带上检查锤徒步行走一千四百多公里，先后多次检查了管内线桥设备，发现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并组织工区及时进行解决，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全段线路优良率大幅度上升，设备质量显著提高，轨检车动态检查时全部达到优良。

他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起草并制定了白旗工务段的“奖惩制度”及各项“管理办法”共计九个重头文件。严格经济责任制，实行科学的侧重于“险、苦、累”的按劳分配制度，为企业适应改革开放，进入市场，走向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顿耀武：(公元1946～今)，湖北江陵人。国家首批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总农艺师。

1963年毕业于华中农学院农学系，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先后成功地推广了“敌稗”、磷肥、红兰花草子、水稻高杆改矮杆、“IR”、杂交稻、优质稻、两膜秧、趸秧下水田、温室有土秧、无土秧、两段秧、多效咄育秧、百万亩碳按全层深施、水稻白叶枯病栽培防治、双季稻、麦(油)稻两熟制、麦田盖草、大秧无土地植等新技术。

1989年参加“全省百万亩杂交稻丰收计划”，获农业部一等奖。先后发表论著24篇(本)，其中，几种不同育秧方式的比较效应研究被《中国农业文摘》摘用。《荆门县农业区划报告(农作物)》获1983年省一等奖。1993年获国务院 特殊津贴。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于公元1125年亡国后，一部分契丹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剌契丹”）。西辽最终灭亡于公元1211年，此后中亚地区遂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一般认为，在西辽亡国之后，中亚地区的契丹人可能就逐渐融合于回鹘和蒙古族之中了。

西迁中亚的契丹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契丹遗民在辽朝亡国后成为金朝的臣民。在女真人建国之初陆续归附金朝的契丹人，被编为契丹猛安谋克，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南迁中原，到了金代中后期逐渐汉化，及至元代已被视为汉人。[1]这些契丹人虽然早已融入汉族，但今天也不是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而契丹耶律氏自辽金以来译汉姓为刘，故耶律各庄刘姓人家的先世当为契丹人。又宝坻县有达子庄、达子屯、哈喇庄，蓟县有黑家庄、科科庄、野王庄、律家庄，滦县有野里庄；从地名来看，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2]

金朝治下的契丹人多数仍旧生活在长城以北地区，他们大致分为两个部分：（1）没有南迁的契丹猛安谋克，主要分布在西京路和北京路境内；（2）没有编为猛安谋克的那部分契丹人，主要分布在金朝北境和西北边境，他们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当时被称为“乣人”或“乣户”。本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契丹遗裔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一是云南契丹后裔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涉及到金代长城以北的契丹人。

（一）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

达斡尔旧作达呼尔。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呼尔人的要求成立了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而当时达呼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为了确定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195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派遣由傅乐焕、林耀华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组赴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达呼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由此引起了关于达呼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

有关达呼尔人族源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达呼尔人追述本族历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对于更早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所以自清朝以来对达呼尔人的族属就有契丹、蒙古、室韦、索伦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

契丹后裔说始于乾隆时期，在乾隆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中，最早提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部落联盟大贺氏的译音，此后的清代官书多因袭此说。据说清政府还曾经两次派员去达呼尔地区调查其族源问题，第一次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被调查的达呼尔人自称是女真后裔，但清廷不肯轻信。于是又在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调查结果为契丹后裔。[3]另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主张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达呼尔族即契丹人的后裔，但他除了因循清人发明的对音之外，并没有举出什么新的证据。[4]

蒙古分支说盛行于民国时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具有很多的相近成分，尤其是《蒙古秘史》中的某些古蒙古语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但却在达斡尔语中保留了下来。1930年，达呼尔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提出达呼尔是塔塔尔部的后裔。此书问世后在达呼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斡尔蒙古”说盛行一时，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许多达呼尔人自认是蒙古族。应当说明，“达斡尔蒙古”说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满清时期，达呼尔人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享有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在当时“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一些达呼尔知识分子为了依附于一个大族，遂竭力主张蒙古分支说。

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引起的有关达呼尔族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傅乐焕先生为代表，他在为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中，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能对达呼尔的族源问题下一定论，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另一种意见以陈述先生为代表，他先后发表《关于达呼尔的来源》、[5]《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6]《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7]三文，力主达斡尔族为契丹人后裔。

综合陈述先生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理由：

（1）达斡尔人关于本族北迁的传说与契丹人北迁的史实相吻合。有关记载表明，达斡尔人在十七世纪以前居住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河谷地带，清朝初年才南迁到嫩江流域。在达斡尔人中有一种传说，谓其先人是辽末金初从西剌木伦（潢河）、哈剌木伦（黑河）北迁到黑龙江、精奇里江流域的。而根据元许谦《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8]和黄 《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9]的记载，在辽亡以后，曾有一部以迪烈乣人库烈儿为首的契丹遗民向北迁徙，至今在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温都儿（库烈儿山）这样的地名。

（2）达斡尔人名与契丹人名相同。1953年，中央民院调查组在达斡尔地区听到这样一种传说：过去曾有人见过“辽时帐本”，其中记载的契丹字人名用语与达斡尔人名用语相同；同年呼纳盟统战部提供的材料也有类似说法。[10]另外辽代契丹人名如脱罗华察儿、明里帖木儿等，就正与达斡尔人名相同。

（3）达斡尔语言和歌谣反映了金代契丹人的史实。金代的部分契丹人分布在北境和西北边境，为金人驻守界壕和边堡。而达斡尔语中的“乌尔库”即指边堡，在区别氏族地望的时候，往往称某某“斡尔阔”（乌尔库），这是因为契丹人为金廷守边的时候，习惯于用各段边堡的名称来区分彼此的地域和氏族。又达斡尔人叙说本族史事的歌谣云：“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11] 歌中所唱的边壕，就是指金朝的界壕。

（4）达斡尔的族称可能源自契丹世居之地的塔兀儿河。陈述先生认为，清人提出的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的对音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辽金时的泰州是契丹人的聚居之地，辽代泰州境内有达鲁河，元朝称讨浯儿河（塔兀儿河），达斡尔的族称可能即源于此。

（5）达斡尔族的风俗习惯与契丹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如达斡尔人的服色、烧饭、骨卜、求雨仪式、打毬、角抵、吹布楞、穿冰钩鱼等等习俗，都可以从契丹人的习俗中找到根据。

近几十年来，陈述先生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中外学者试图以达斡尔语对契丹语言文字的因袭成分来进一步证实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指出，契丹人称铁为“曷术”，在今天中国北方各民族的语言中，只有达斡尔语的“铁”字才保留了这个读音。[12]沈汇先生认为，达斡尔语与契丹语之间可能有比蒙古语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他举出一个例子说：辽代契丹人耶律白，字习捻，“习捻”一词仍保留在今天的达斡尔语中，意为孝服；“这个例子使我们感觉兴趣的，不是侥幸发现一个被遗忘的契丹语词，而是这个词能使我们从语言、风俗文化的历史中将达斡尔族与其先民契丹人联系起来”。[13]刘凤翥教授在将11个契丹小字的音义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达斡尔语对于契丹语肯定存在因袭关系，并称“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14]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达斡尔族为契丹苗裔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定论，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就依然是两种观点并存：《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主一说，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15]而《达斡尔族简史》则持契丹遗裔说。[16]近年仍有人撰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但论战双方提供的论据均没有超出傅乐焕和陈述先生所论述的范围。[17]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目前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推测只能主要依赖于历史传说，自然很难得出一个确信无疑的结论。持契丹遗裔说者虽然指出达斡尔人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与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胡系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间的共同点。要想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应该寄希望于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对达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的填补。

（二）云南契丹后裔问题

云南契丹后裔虽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直到近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0年，云南潞西县勐板土司蒋家杰曾向云南民委反映滇西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受到重视。1956年，陈述先生根据中央民院研究部蒋家骅（蒋家杰胞弟）提供的线索，在《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一文中指出：“现在云南龙陵有一部分蒋姓，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先世耶律氏，显然是从军著籍云南的。”可惜这个信息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和云南民族学研究者杨毓骧等人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于1990至1992年先后两次深入滇西地区，对云南契丹后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数十万字包括族谱、碑刻在内的各种资料，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18]就是上述调查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报告。另外，在此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陈乃雄教授曾专程赴云南施甸对契丹后裔的语言及有关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进行考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检验了施甸县契丹后裔的遗传基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也曾前往滇西进行契丹后裔的民族历史调查。我们今天能够对云南契丹后裔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该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孟志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云南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地区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其中保山地区施甸县是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他们今天自报的民族很不一致，计有汉、布朗、彝、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八个民族，同时他们一般又自称为“本人”或“本族”（意即本地土著民族）。

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是首先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问题。根据《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和《矩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的记载，元世祖至元间，管军万户耶律忙古带率领一支契丹军队远征云南，后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长期驻守于云南。目前人们一致认为，今天滇西的契丹后裔便是这支契丹军队落籍云南的结果。

近年来对云南契丹后裔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综合考察，基本上证实了其族源的真实性。调查者们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

（1）族谱资料等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丰富的族谱资料，其中如《勐板蒋氏家谱》即明确记载他们的先世是契丹耶律氏。明代所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有一幅青牛白马图，[19]并附诗一首，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即施甸）世袭长官司。……”这首诗明确叙述了施甸土司的族源以及他们与耶律忙古带的关系。

据族谱记载，大概在元明之际，云南契丹后裔改耶律为阿氏，据说是取自辽太祖阿保机名字的第一个字；后又先后改为莽氏、蒋氏。今天的滇西契丹后裔主要冠以阿、莽、蒋、杨、李、赵、郭、何、茶等姓氏。为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他们以“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等相称。座落在施甸县由旺镇木瓜榔村的蒋家宗祠，建于光绪年间，祠堂正门刻有一副楹联，上联为“耶律庭前千株树”，下联为“莽蒋祠内一堂春”。在一些蒋姓契丹后裔家中供设的祖宗牌位，均贴有“耶律庭前千株茂、阿莽蒋氏一堂春”的对联。这表明他们对契丹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清末以迄民国，滇西地区存在契丹遗裔至少在当地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抗战期间，第11集团军某师长为龙陵蒋氏祠堂题写过一副楹联，上联是“溯族源出自古代契丹”，下联是“考姓氏却为耶律后裔”。又当时在云南省府供职的蒋宗旦，在视察龙陵时应邀题联，上联为“契丹古族汉化久”，下联为“岂知遗裔此间多”。[20]

（2）语言

孟志东、陈乃雄两位学者试图将云南契丹后裔的语言（本语）与被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以及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以证实其中的契丹语遗存。孟志东在这方面独具优势，因为他是达斡尔族人，同时又懂蒙语。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生活在坝区的本人语言汉化程度较高，但生活在山区的本人，其基本词汇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有某些相近成分。陈乃雄教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他对1326个山区本语语词的分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百多个词似乎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21]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孟志东自己也承认，本语中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相似的那些词，一般也与布朗语相似，而布朗族是与云南契丹后裔长期杂居的一个主要民族，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可造次。与陈乃雄教授同赴施甸进行契丹后裔语言文字调查的蒙古族学者那顺乌日图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他认为对本语的比较研究还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所谓广泛，是指不仅把它同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还应同阿尔泰语系的其它语言进行比较，同当地各民族语言如布朗语、佤语、德昂语甚至当地汉语土语进行比较；所谓深入，就是不仅要对词汇进行比较，还应对有关各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进行比较。[22]

（3）文字

1990至1992年，云南契丹后裔调查组从施甸等地明清时代的碑刻中发现了21个契丹小字，其中时间最晚的一方墓石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孟志东和杨毓骧分别对这些契丹小字做了考释。[23]闻讯前往考察的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释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24]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此次在云南发现晚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契丹小字，确实令研究者们兴奋不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用人类遗传学的手段探索本人的族源，1994年1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郝露萍等三位学者会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调查了施甸县木老元乡哈寨村104名本人的四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并将其基因频率与九个南方少数民族及包括达斡尔族在内的八个北方人群进行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本人”与几个南方少数民族遗传距离较近，并最先聚合，而与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及黑龙江汉族的遗传距离较远。但郝露萍等人认为，这个结果并不能否定本人源出于契丹，因为本人之间历来互不通婚，而只与当地其他民族婚媾，所以他们的契丹血统势必已经变得十分微弱。[25]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云南契丹后裔从血统上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早已被南方民族所同化，有人说他们的体形还保留着北方民族的特征，与当地民族有显著区别等等，[26]大概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吧。

综观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

第一，施甸等地发现的契丹小字，被认为是确定云南契丹后裔族属的最有力证据，但实际上它却是最成问题的。据我初步研究的结果，这所谓的21个契丹小字，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成立。

这些“契丹小字”最初是这样被发现的：调查者们将他们取得的碑铭拓片上凡是不认识或不理解的字都拿去与《契丹小字研究》[27]所列出的原字相对照，只要能够找到相似的字形，即被认定为契丹小字，然后对其字义加以附会解说。在已认定的21个“契丹小字”之外，还有3个不认识的字，因为在《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中找不到相似的字形，才未作结论，但怀疑它们也是契丹小字。[28]

这21个“契丹小字”之所以被误认，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堪舆家言，因今人不理解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孟志东编号为①、②的“穴”，见于阿苏鲁墓石，石上共刻有以下三行文字：[29]

甲山庚向穴

皇清待赠 孝友和平 阿苏鲁千秋之 墓基

一世祖讳

道光癸卯年十二月初四 日蒋姓子孙重修

左侧第一行小字“甲山庚向穴”是用于标记此墓的形势格局的，龙（即山）、向、穴、砂、水是堪舆家所谓的地理五要素，穴指土中气脉凝聚处，“”是一个符号，用以表示此穴的形态。如果说“穴”是代表阿苏鲁官衔的契丹小字，怎么会附在“甲山庚向”之后呢？又如编号为③、④的“丙—”，见于施甸县长官司的一段残碑，左侧第一行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 ”（以下残缺），这也是一句典型的堪舆家言，全句当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分金”（“丙”字后面应该是十二地支中的某一个字，而“—”则显然是一个残字），山、向只能表明大的方位，墓穴的具体朝向要用堪舆家的罗盘来确定，罗盘上的准确定位称为“分金”。《云南契丹后裔研究》附录的《蒋德昌墓志》中就有“用丁山癸向丙午分金名焉”这样的话。据我看来，在21个“契丹小字”中，大部分都与堪舆有关。

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不认识碑刻中的异体字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编号为⑧的“凢”，见于《保阿墓志》：“今合族公议，凢在族党嫡孙，悉皆后裔。”文中的“凢”即“凡”字的异体，梅膺祚《字汇》几部：“凡，俗作凢。”又如编号为⑥的“ ”，见于《蒋德昌墓志》：“苍龙入海，金羊 癸甲之灵。”“ ”即“收”字，此乃碑版中常见的异体字。这句话也是堪舆家言，清尹有本注《催官篇》卷四云：“右旋龙必自艮丑癸子壬亥逆行，俱属癸水，生卯旺亥库未，此金羊收癸甲之灵也。”[30]

总之，云南发现的所谓契丹小字均属误解。试想，在契丹文字已经消亡六七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在通篇用汉字写成的碑文中，怎么会夹杂一两个契丹字呢？这实在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了。我准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只举例说明如上。

第二，孟志东在《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中对云南契丹后裔的世系做了详细考证，将阿莽蒋一支的世系追溯至东丹王耶律倍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这里面存在着不少纰漏。

根据现存的族谱和碑刻资料来看，阿莽蒋的谱系只能上溯到元末明初的阿苏鲁，而《元史》记载的忙古带后裔又只到其子火你赤为止，作者将阿苏鲁推定为火你赤之孙，即缺乏可信的依据。又据《元史》记载，忙古带曾祖耶律秃花金末降于蒙古，秃花父脱迭儿仕金为尚书奏事官，祖撒八儿为金桓州尹，而《辽史》、《金史》中有一位辽末曾使金议和的契丹人突迭，于是作者便毫无根据地认为秃花父脱迭儿就是突迭。试想，辽末金初的突迭怎么可能会是金末元初的秃花之父？更使人不解的是，辽金文献中对突迭的身世本无任何记载，而作者却无端地认定他是阿撒之子。让我们看看作者的推理过程：《金史·太宗纪》有这样一条记载：“天会九年，……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作者据此推论说，这里提到的撒八就是脱迭儿之父撒八儿，因为撒八、突迭既然同随耶律大石北走，必是父子；其次，撒八亦即耶律淳之子阿撒（奇怪的是，撒八和阿撒这两个人名怎么能划等号？），理由是耶律淳擅立遭到天祚帝斥责，故其子、孙随大石北走顺理成章。这段考证煞费周章，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和阿撒之父、辽宗室耶律淳拉上关系。这样的考证不禁令人感到惊讶。

尽管从本人的血统中找不到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尽管可以肯定在云南发现的契丹小字纯属误解，尽管对阿莽蒋的世系考证不可信据，但我并不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今天的云南确实生活着一部分契丹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元朝南征的一支契丹军队。

达斡尔的传说

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人就繁衍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

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当地的一个传说引起了民族史学家们的兴趣：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这个传说把达斡尔与契丹联系在一起，但传说中的故事会是历史的真相吗？

早在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源于契丹，也有现代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

但他们找到的都是间接证据，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之前，是不能给出定论的。

云南“本人”是契丹后裔吗？

就在达斡尔人的寻根工作山穷水尽的时候，寻找契丹后裔的另一条战线在云南拉开。

施甸，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县，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了民族学家的注意。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小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

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据有关专家证明，“付”与“傅”是同一姓氏的不同书写方式。“付”是“傅”的白字。这是历史动荡和文字改革(简化)所致。由于建国后中国文字改革在某些方面还不成熟，因而在户籍管理和各类档案中出现了“付”姓的书写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民众也接受了“付”变“傅”的替代。实际上，在姓氏的表述上，这是完全错误的。从文字学上考证：

“傅”，字从“人”，起初有逐渐相传之义，后意会为辅助、教导。本意上讲，“傅”字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是新兴奴隶制社会的产物，与“赵(赵)”字同时诞生。“傅”，是贴身于奴隶主的高级仆人，就是当今从教授到家教、以及白领主管一类的角色；而“赵”，则是贴身于奴隶主的高级侍卫，就是当今警卫、保镖、保安一类的角色。作为奴隶主，当然希望得心应手的大奴才代代相传地为自己服务，“傅”字便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