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

多尔衮十五岁时，皇太极矫旨，迫其母阿巴亥（乌拉纳喇氏）为努尔哈赤殉葬，多尔衮的生母名阿巴亥，乌

爱新觉罗·多尔衮（全身坐像）

爱新觉罗·多尔衮（全身坐像）

喇那拉氏，是乌喇贝勒满泰的女儿，生于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比努尔哈赤小三十一岁。她早在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满十二岁时嫁给努尔哈赤，为努尔哈赤生了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与多铎。在努尔哈赤晚年她是最得宠的人，被立为大妃，努尔哈赤给她的三个儿子分别掌管三旗。可是这位薄命的红颜佳丽在三十七岁的盛年，因为努尔哈赤的病逝，而殉葬，香消玉殒了。（清史原文：大妃，纳喇氏，乌喇贝勒满泰女。岁辛丑，归太祖，年十二。孝慈皇后崩，立为大妃。天命十一年七月，太祖有疾，浴於汤泉。疾大渐，乘舟自太子河还，召大妃出迎，入浑河。庚戌，舟次叆鸡堡，上崩。辛亥，大妃殉焉，年三十七。同殉者，二庶妃。妃子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1]）父母死时，多尔衮年仅15岁。父母早丧，对少年多尔衮是最大的不幸，这对他一生的成长和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少年从征

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在母亲死去的竖年，多尔衮就随其兄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有战功，破敌人于敖穆楞。皇太极赐给他“墨尔根戴青”的美号，这一年，多尔衮才16岁。

皇太极在位期间，多尔衮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逐渐成为著名的军事统帅。在攻打大凌河城的战役中，他亲自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后金军多有伤亡。事后，皇太极怒责他的部下不加劝阻，说：“墨尔根戴青也冲锋而入，倘有疏失，必将你等处以严刑，断不宽容！”进攻锦州城，他又一马当先，冲在前面。明将祖大寿的军队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的军队则由南向北发炮，多尔衮受到夹击，几乎被击毙。（清史原文：从上围大凌河战，多尔衮陷于阵，明兵堕壕者百余人。上切责诸将之不阻。）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向他谈及当时的险状，祖大寿说：“果有此事？如炮火击中大王坐骑，后果不堪想象！”多尔衮却说：“当时两仇相敌，唯恐打不中啊。”

明确提出对明“残毁”战略。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商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询问他们征明及察哈尔、朝鲜，应该以何者为先？多尔衮力主以征明为先。他从动摇明统治根基，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的出发，建议皇太极每年整顿兵马，乘谷子熟时深入明境，围困燕京截其援兵，残毁其屯堡，消耗其国力。（清史原文：诏问征明朝及察哈尔、朝鲜三者何先，多尔衮：“宜整顿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多尔衮的建策，得到皇太极采纳。因山海关外一带地方尚为明朝重兵把守，于是八旗军队绕道蒙古地区，越过长城，多次深入明境，蹂躏土地人民，给明朝以沉重打击。

攻灭蒙古察哈尔部，获传国玺。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各部时，惟独察哈尔部在林丹汗率领下，不肯降服，始终采取与后金对抗、周旋的态度。天聪八年，林丹汗出天花死在青海打草滩。皇太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天聪九年二月命多尔衮等率精兵万人，前往黄河河套地区，招抚察哈尔部众。此次进军，进展顺利，先后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晋、苏泰福晋、林丹汗的儿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林丹汗曾得到元朝传国玉玺，上有“制诰之宝”四字，多尔衮将玉玺呈献给皇太极。群臣因而奏请皇太极上尊号称帝。多尔衮也晋封和硕睿亲王，更加受到重用。[2]

拥立福临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农历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猝死于盛京后宫，他生前未立嗣子，因此，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多尔衮自立为皇帝。多尔衮诛杀阿达礼、硕讬，与诸王、诸贝勒、群臣奉福临即位。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左右辅政，等福临年长后，当即归政。这个方案，打破了僵局。多尔衮顾全了大局，虽然没有得到皇位，却也不是这场争斗的失败者，由于拥立6岁的福临，一切实权掌握在他手中，与济尔哈朗商议罢黜诸王贝勒在六部的官职。顺治元年正月，禁止外国馈赠清朝诸王贝勒。济尔哈朗谕令诸大臣，凡事先奏请摄政王多尔衮，书写名子时，多尔衮亦先之。由是多尔衮始专政，成为清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

奠基北京

顺治帝临政时，关内正一片混乱。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声威日壮的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灭。消息传到清廷，朝野震动。当权的多尔衮决定立即入关，争夺政权。这时，本已投降农民起义军的镇守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因不满起义军对其家属的侵犯，遂一怒而去。李自成得到消息，于顺治元年农历四月十三日与刘宗敏率兵前往征讨。吴三桂自料不敌农民起义军，遂请求清朝出兵援助。顺治元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农民起义军抵达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激战。顺治元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晨，吴三桂眼看就要战败，遂出关至欢喜岭上的威远台谒见清摄政王多尔衮，再次请求清军入援。多尔衮立即下令清军三路入关，向农民起义军阵地发动猛攻。起义军寡不敌众，刘宗敏受伤，李自成只得下令撤退，于顺治元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顺治元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大典，顺治元年农历四月三十日，以郊外祭天为名撤出了北京。顺治元年农历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城。[3]顺治元年农历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商议决定，迁都北京（时称燕京）。

　　清朝迁都北京既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目光，也是基于退可出关外的战略考虑。清廷以多尔衮为首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须迁都北京，只有占据这个关口才能进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农历八月二十日，清朝开始迁都。顺治元年九月，顺治帝从盛京（沈阳）到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赐穿貂蟒朝衣。命礼部为多尔衮建碑纪绩，加赐多尔衮册宝、上饰十三颗东珠的黑狐冠一顶、黑狐裘一袭，金银、马驼等。顺治元年农历十月初十，皇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统治。[4]

统一中原

清军进入北京后，顺治元年农历十月十九日，多尔衮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部三万余骑，由大同经榆林、延安迂回入陕进攻大顺军；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所部进军江南。由于此前李自成为扭转大顺军在山西、河南的颓势，自十月十二日起反攻河南怀庆（今河南沁阳），连克济源、孟县，在柏香镇大败清军，斩杀怀庆总兵金玉和等人。[3]多尔衮闻讯，急命正在南下进攻南明弘光政权的多铎转兵向西，先解怀庆之围，然后由河南渡黄河，与英亲王阿济格形成南北夹攻之势，两路清兵同时进攻大顺军。李自成亲率刘宗敏、刘芳亮等精锐部队北上，准备与阿济格军决战于陕北。顺治元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多铎部进攻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在灵宝境内击败大顺军后趋向潼关。李自成闻讯后急忙率兵掉头赶赴潼关。清军为保证此次战役的胜利，增调固山额真阿山、马喇希等部经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市西北）援助潼关清军，并调来红衣大炮加强装备。清军与大顺军在潼关激烈争夺，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多铎率领的南路军于潼关大败大顺军。同时，英王阿济格率领北路军也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与多铎会师西安指日可待。南北受敌的李自成弃西安南逃，出蓝田，走商州（今陕西商县），转战湖广地区。顺治二年二月，多尔衮命阿济格继续挥兵追击大顺军。顺治二年三月，刘宗敏率所部大顺军占领守备空虚的武昌，清军追踪而至，围攻武昌。顺治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刘宗敏率所部大顺军弃城突围，遭清军伏击，大将刘宗敏负伤被俘，后清军用弓弦将其勒死。在此之前李自成率已部分大顺军从汉阳经嘉鱼、蒲圻退至通城。顺治二年五月十七日，李自成在湘鄂赣交界处的通城县九宫山玄帝庙中拜神时遭当地乡民误杀，大顺政权至此灭亡。[5]

重用汉人

清朝入关，百废待举，多尔衮令戒饬官吏，网罗贤才，收恤都市贫民。用汤若望议，厘正历法，定名曰时宪历[2]。倚重汉官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将内三院改为内阁，设大学士，行使原先明内阁的职责。承袭了明代“票拟”制度，即内阁对内外大小臣工的题奏本章草拟出批复意见，供皇帝审阅定夺。

轻徭薄赋

顺治元年农历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后，宣布自顺治元年起，薄税敛。令曰：“明朝弊政，实行三饷，辽饷之外，复还有练饷、剿饷，数倍加派，近者十余年，远者二十年，以致民不聊生，朝不保夕。更有粮料、召买诸多名目，各种私派巧取殃民。今与民约，凡正额赋外，一切加派尽予删除。官吏若有不从者，察实治其罪。”[2]

革除弊政

多尔衮进入北京后，还下令：“自明朝祸乱，刁风日竞设机构讼，伤财败俗心窃痛之！自今皆予以维新，凡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罪无大小悉行豁免。有违谕讦讼者，以所告之罪罪其自身。田、婚、斗殴细故，就有司告理即可。重大案情者经抚按结案，不是机密要情，无许进入北京越级诉诉。有讼师诬陷良民的，加罪一等反坐讼师。”[2]

诛除异己

肃武亲王豪格，清太宗的第一个儿子，封肃亲王。顺治初立，肃亲王怨多尔衮不拥立他为皇帝，有嫌隙。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夏四月戊午朔，以语侵睿亲王多尔衮，为固山额真何洛会等所讦。讦告肃亲王豪格怨望悖妄罪，多尔衮就以豪格“图谋不轨”，削去他的王爵，废豪格为庶人，其党俄莫克图等皆论死。大臣扬善等以谄附，坐死。顺治元年十月，大封诸王，又恢复了他的王爵。顺治三年，多尔衮派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往四川镇压张献忠大西军。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凯旋回京，没有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以豪格犯有包庇部属、冒领军功及提拔罪人扬善弟吉赛等罪名，将豪格囚禁于牢狱。顺治五年三月，豪格死在狱中。多尔衮纳豪格福晋为妃。（事见《清史稿·豪格传》[6]）

剃发易服

清入关之初，多尔衮颁布“剃发易服”令，清廷明令清军所到之处，限全体汉族人10日之内尽废明朝衣冠，依从满族剃发垂辫、着马蹄箭袖的服饰习俗，违抗者处死，引起全国各地民众的强烈反抗，很多人为此献出生命。

占房圈地

清军入关后，以明末战乱造成大批无主土地为由，强行将京畿土地无偿分给八旗王公贵族，造成大批被圈土地的百姓流离失所，社会更加动荡。

清朝定都北京，大批满族官民随同迁入关内，分布在北京及京畿地区。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多尔衮下令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北京内城（又叫北城）的几十万汉民强迫迁往外城（南城），腾空内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汉人搬迁时虽然给一点搬家费，但根本不够买房或盖房。许多汉民倾家荡产，或流离失所。另一件事，是在京畿地区跑马占地。清廷派出官员，骑在马上，拉开户部发给的绳索，纵马圈占百姓良田，俗称“跑马占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田，分给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兵，实际上是把农民的大量土地无偿占有了。

投充逃人

清朝王公旗人富户并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圈占的田地上设立农庄，因为缺少劳力，便实行逼民“投充”的政策，招收农民供其役使。许多汉人不愿离开故土，或经济破产，纷纷投充到八旗名下，充当奴仆。他们的处境非常悲惨，又引发大批逃亡问题。

多尔衮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法律，规定：抓获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者正法，家产没收；左邻右舍，各鞭一百，流放边远。这种肆意株连、刑罚过重的做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恶果，与多尔衮“满汉一家”的思想当然也是南辕北辙。

身后荣辱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农历八月，多尔衮追尊生母太祖妃乌喇纳拉氏，尊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享太庙。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农历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顺治七年十二月（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薨于古北口外喀喇城，年三十九岁。顺治闻之震悼。率王大臣缟服东直门外，迎多尔衮奠。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正月，尊多尔衮正宫元妃博尔济吉特氏为义皇后。祔享太庙。

　　多尔衮无子，赐以豫亲王子多尔博为后袭亲王，俸禄是其他诸王的三倍。又以多尔衮的近侍詹岱、苏克萨哈为议政大臣。顺治八年农历二月，苏克萨哈与詹岱讦告“多尔衮薨时，其侍女吴尔库尼将要殉葬，请以多尔衮所制八补黄龙袍、黑貂褂、大东珠置棺内。多尔衮活着时，欲谋篡位。”

固山额真谭泰亦言“多尔衮纳肃王福晋，复令肃王之子至第较射，何洛会以恶言骂之。”于是巽亲王满达海、郑亲王济尔哈朗、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及内大臣等疏言：“昔太宗文皇帝龙驭宾天，诸王与大臣共矢忠诚，拥戴皇上。皇上方在冲年，令睿亲王多尔衮与臣济尔哈朗同辅政。后多尔衮独擅专权，不令济尔哈朗干预朝政，以多尔衮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言行妄自尊大，自称为皇父摄政王。构陷威逼肃亲王，使其死，遂收其财产，且纳其王妃。更悖理僣妄入生母于太庙。臣等从前畏惧吞声，今冒死上奏，原重加处治。”

顺治遂下诏削多尔衮爵位，撤去庙享，并废除孝烈武皇后谥号、庙享，罢黜宗室，收籍财产入官，养子多尔博归豫亲王宗。

乾隆三十八年，高宗诏曰：“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自专，殁后其属人首告定罪除封。念定鼎之初王实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功劳未可尽泯。今其茔域榛芜，后嗣废绝殊堪悯恻。交内务府派人员修葺，并令近支王公按时祭扫。”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又下诏曰：“睿亲王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边疆。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大业，厥功最著。身后为苏克萨哈所构陷，首告诬陷以谋逆。其时世祖未尝亲政，经诸王大臣定罪除睿亲王封。朕念王若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其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入敛服僣越用龙衮，证为觊觎有是理乎？朕每览《世祖实录》至此，未尝不为睿亲王堕泪。睿亲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感厚恩明君臣大义。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岂可不为睿亲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忠，配享于太庙。依亲王园寝制度，修建其茔墓，令太常寺于春秋致祭。其王爵世袭罔替。”[2]

　　多尔衮是清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皇太极死后，顺治帝 年仅六岁。他作为摄政王，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是 入关后清政权的真正缔造者和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杰出奠基人。

　　统一东北 征服蒙古

　　多尔衮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卒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其母为大妃乌拉纳喇氏，同母兄阿济格，弟多铎。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死于沈阳附近的瑷鸡堡，多尔衮的生母被逼殉葬。接着，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即位，即清太宗。当时多尔衮年仅十五岁，被封为贝勒(贵族封爵)。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

　　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十七岁的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获敖穆楞大捷。因其作战英勇有功，深得皇太极赏识，被赐以美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王。从此，聪慧多智、谋略过人的多尔衮，逐渐成为后金军的主要统帅之一。

　　多尔衮几乎是每战必出征，而且每次都表现得无比英勇。天聪三年(1629年)，他随皇太极自龙井关入明边，趋通州，直逼明都北京城下，败明的援兵于广渠门外。天聪五年(1631年)，又随皇太极攻明于辽西。大凌河之战，他亲自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后金军颇有伤亡。事后，皇太极怒责他的部下不加劝阻，说：“墨尔根戴青亦冲锋而入，倘有疏虞，必将你等加以严刑，断不宽容。”攻锦州时，他又一马当先。祖大寿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军由南已向北发炮，多尔衮被夹击于中，几乎被击毙。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曾向他谈到当时的危险情形。祖大寿惶恐不安地说；“果有此事!如彼时炮中王马，为之奈何!”多尔衮则坦然说：“彼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诚为可笑!”

　　由于多尔衮在军事、政治上已经成熟和可以信赖，在天聪五年皇太极设立六部时，命他掌吏部事，更全面地参与军政大事。

　　多尔衮不负皇太极的厚望。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探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询问他们征明及察哈尔、朝鲜，何者为先？多尔衮以锐敏的目光，直抒了他的战略思想。他从夺取全中国的目标出发，力主以征明为先，他说：“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这种深入内地，蹂躏明朝土地人民，消耗明朝国力，然后再与之决战的战略，深得皇太极的赞同，以后的几次征明，基本上都是照着这个方针行事的。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多尔衮从皇太极征明，克保安，略朔州。次年，在招抚蒙古察哈尔的归途中，多尔衮自山西平鲁卫侵入明边，在山西、宣大一带，又捣毁了明朝的宁武关，骚略了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及应州等地，俘获人畜七万余。崇德三年(1638年)，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将左翼，岳托将右翼，自董家口等地毁明边墙而入，越过明都至涿州，分兵八道，西掠至山西，南徇于保定，击破明总督卢象升。又南下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北还时复掠天津、迁安等地，出青山关而还。此役，纵横豕突数千里，蹂躏城池四十余座，掳掠人口二十五万有余，夺取财物更是不计其数，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给山西、河北、山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明人夏允彝记述这次事件的影响说：“所至屠掠一空，祸为至剧。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而多尔衮则因为此役，被皇太极赐马五匹，银二万两。

　　对察哈尔和朝鲜，多尔衮全力贯彻皇太极“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方针，使统一全国的后顾之忧得以早日解决。

　　早先，当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各部时，唯独，强大的察哈尔部在雄主林丹汗的率领下，不肯降服，始终采取与后金对抗、周旋的态度。察哈尔部虽亦不与明廷合作，终究是后金南下伐明的一大后患。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死于青海打草滩。皇太极以此为契机，于次年二月命多尔衮偕岳托等将领，率精兵万人，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去招抚察哈尔部众。此次进军，政治目的明确，秋毫不犯，进展颇为顺利。先在西喇朱尔格地方，招降了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四月二十八日，就抵达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驻地托里图，多尔衮令已降的额哲的舅舅南楮前去劝降。额哲在父亲新死、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只好率部投降。八月，多尔衮率师凯旋。林丹汗曾得元朝的传国五玺“制诰之宝”，这时，多尔衮使额哲呈献给皇太极。因为元朝的这方玉玺象征“一统万年之瑞”，皇太极大喜，第二年(1636年)便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多尔衮同时被晋封为和硕睿亲王，更加受到重用。

　　朝鲜本是明朝的属国，世代忠于明廷，虽多次受到清的分化、威胁，也始终不渝，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总和明朝相呼应，因而始终是清侧翼的一大忧患。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为彻底解除这一忧患，亲率大军侵入朝鲜，围朝鲜国王李宗于南汉城。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多尔衮偕豪格别从宽甸入长山口，克昌州，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突袭江华岛。当时，朝鲜王妃、两个王子，以及很多大臣及其眷属都转移在此岛避难。多尔衮在这里遇到了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经过激战，清军杀伤守军一千余人。围城之后，多尔衮恩威并用，立刻执行皇太极的招降政策，停止杀戮，使江华岛得以投降。对投降的朝鲜王室成员，多尔衮不加侮辱，并颇能待之以礼。朝鲜国王因妻子、儿子及很多大臣已被俘虏，各路援军又被清军打败，于是只好放下武器，穿上朝服，率领群臣，向皇太极献上明朝给的敕印，投降清朝。皇太极凯旋盛京时，命多尔衮约束后军，并携带朝鲜质子李洼、李昊及大臣子以归。朝鲜国王因为多尔衮全其妻子，以礼相待，所以一直不忘此情，给清朝诸王送礼时，多尔衮的一份总是最厚。

　　在顺利地解决了蒙古和朝鲜的问题之后，多尔衮便集中力量协助皇太极，和明朝在辽西地区进行了激烈而持久的较量。

　　崇德三年(1638年)，为进军明朝作准备，多尔衮监督修治了盛京至辽河的大道。接着就如前所述，自董家口侵入明境，残毁了山西、河北、山东大片地方，崇德四年(1639年)方回。为最后夺取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地方，崇德五年(1640年)，多尔衮屯田义州，并不断向锦州、松山、杏山等城进攻。由于进展迟缓，受到·皇太极的责备，被降为郡王，罚银万两，夺二牛录。受处分后，多尔衮更加兢兢业业，崇德七年(1642年)，终于下松山，俘获明朝统帅洪承畴；克锦州，迫使明朝大将祖大寿最后投降。持继三年之久的松锦战役，明朝受到巨大的打击，多尔衮威望大著，被恢复亲王。这时，皇太极已抱病在身，军国大事便经常委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这两个亲王共同处理。

　　在清军入关前，多尔衮追随皇太极转战南北，为清朝统一东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成绩，其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

　　摄政亲王 帝王之权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暴疾而死。由于生前未能预定后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满洲贵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清入关以前，继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贵族诸王议立。皇太极死前，诸王已渐渐分成党派：一派以多尔衮为核心；另一派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早已露出了争立的苗头。皇太极刚死，双方的拥立者立即展开了活动。皇太极自将的正黄、镶黄两旗及豪格主管的正蓝旗，誓立豪格。图尔格、索尼、图赖、巩阿代、鳌拜、谭泰、塔瞻等大臣齐往豪格家，策划立豪格为君。索尼等六人更“共相盟誓，愿死生一处”。豪格又派人去探寻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意向。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当时颇有影响，他也倾向于立豪格为君，但是又主张要与多尔衮商议。另一方面，多尔衮和多铎所统率的正白、镶白两旗，则主张立多尔衮为君。多尔衮的两个同母兄弟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一些贝勒大臣，曾“跪劝睿王，当即大位”。双方各不相让，形势极为紧张。清政权处于严重危机之中，随时有发生混战的可能。

　　多尔衮虽然觊觎皇位，但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未敢贸然行动。

　　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尔衮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君。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顶点。天刚亮，两黄旗大臣就盟誓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的巴牙喇兵(精锐亲兵)张弓箭，环立宫殿，摆出兵戎相见之势。正式开会之前，多尔衮还在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冷冷地说：“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我就是这个意见，没有别的可说。”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说，应当让豪格继承皇位。豪格在已占优势的情况下，略表谦让之意。这时，阿济格、多铎展开了反攻，他们劝多尔衮即帝位。老于世故的代善也跟着见风转舵，圆滑地说：“睿王若应允，实是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不再坚持立豪格。两白旗大臣进一步发动攻势，说若立豪格，我们都无法生活，坚决反对立豪格。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应允，甚至又摆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形势更加混乱，不可预测。代善以年老固辞，退出会议。多尔衮也不同意立多铎。这时，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吾属食于帝(皇太极)，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多尔衮看到，与豪格相比，他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蓝旗坚决支持豪格，镶蓝旗主旗贝勒济尔哈朗、正红旗主旗贝勒代善．也是同意或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多尔衮强自为帝，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为双方接受，这样，既排除了他的政敌豪格，又可使他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

　　在达成协议两天之后，代善之子贝子硕托、孙郡王阿达礼，又图谋推翻成议，劝多尔衮自立。多尔衮从大局出发，揭发了这一乱国阴谋，并忍痛将他们诛杀。崇德八年(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岁(五周岁)的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同辅政，继而称摄政王；“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王(多尔衮)专掌之”。济尔哈朗仅管“出兵等事”。

　　不论多尔衮主观上如何打算，他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并且争取了两黄旗一部分大臣，如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对他都表示了支持。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很重要的。

　　多尔衮辅政以后，到入关前，他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旗主、加强集权的措施。

　　崇德八年十二月，他以“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与济尔哈朗定议，“罢诸王贝勒管六部事”，削弱了诸王贝勒的权力，只让贝子、公等管理部务。而贝子、公要向摄政王负责。同时，又向各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克矢公忠”，听命于摄政王，否则决不宽容；又传谕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诸王贝勒的行动，有事应纠参者，必须据实奏闻，不许瞻循隐匿。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又定：“嗣后凡外国馈送诸王贝勒礼物，永行禁止。”进一步限制了诸王贝勒同外界的联系，从而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摄政王手中，不久，济尔哈朗宣布：“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济尔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这当然不是他慷慨让贤，而是多尔衮巧妙地运用计谋取得的。这样，诸王预政的权力既被削弱，济尔哈朗也已在多尔衮之下，“王由是始专政”。这时，礼部也议定，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平起平坐，于是多尔衮实际上享有了帝王的尊荣。

　　多尔衮在争得摄政王首位之后，即着手打击政敌豪格。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原来支持豪格的固山额真何洛会，告发豪格有怨言，语侵多尔衮，图谋不轨。借此，多尔衮以“言词悖妄”、“罪过多端”为由，要置豪格于死地。只是由于福临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同时，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

　　至此，在短短的八个月内，多尔衮便集大权于一身。多尔衮这一系列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清的军政大权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正是不久之后，清兵入关的必要前提和可靠保证。

　　把握时机 占领北京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

　　在这之前，正月二十六日，多尔衮曾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书大顺军诸帅，“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这是要和农民军搞统一战线。四月初．多尔衮还不知道农民军已占北京，他在沈阳作了伐明的紧急军事动员；征调满洲、蒙古军的三分之二，以及汉军的全部。四月九日。他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以“便宜行事”的大权，率领阿济格、多铎以及归降的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向山海关进击。四月十三日，清军抵达辽河。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遣人至清军，报告农民军攻陷北京的消息，并向清军乞援。当此形势突变之时，多尔衮显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他没有丝毫迟疑，而是立刻改变策略，接受了临行前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把农民军当成主要敌人。他又征询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除同意范文程的建议之外，还着重指出，应派先遣官宣布，这次进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逆乱、消灭农民军，有作内应及立大功者，将破格封赏。为了争取时间，应计算里程，精兵在前，辎重在后，限以时日，直趋北京。十九日，清军到达翁后，吴三桂再次派遣副将杨坤致书多尔衮。多尔衮正式复信吴三桂，表示对“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声称这次出兵的目的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并且一定要做到“唯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明确表示要统一中国才肯罢休。同时又拉拢吴三桂说：“伯(吴的爵位)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俨然反客为主，以全国最高的统治者自居。以这封信为标志，清政权彻底改变了打击目标，最终完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转变。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一昼夜行军二百里，至日昏黑时，距山海关十五里驻营。是日，李自成亲率二十余万大军到达山海关，将吴三桂部包围于关城之内，并即刻开始了夺关激战。吴三桂自知不敌，屡屡遣使向清军告急，但多尔衮与多铎、阿济格计议后，仍不敢轻信吴三桂，故当夜清军“披甲戒严，夜半移阵”。李自成与吴三桂激战的隆隆炮声，彻夜不止。二十二日凌晨，清军进迫关门五里许，吴三桂见清军至，遂炮轰大顺军，率诸将十余员、甲数百骑突围，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多尔衮在军前将吴三桂晋爵为平西王，树立了一个给明朝降将加官晋爵的样板。多尔衮令吴三桂先行，开关迎降，多铎与阿济格分率劲兵一时驰入关门，竖白旗于城上，多尔衮自统大军继入。复以吴三桂军作右翼先发，出关敌李自成。李自成自知边兵强劲，成败在此一举，挥军与吴三桂死战。山海关城内闻炮声如雷，见矢集如雨，清军蓄锐不发。及午，多尔衮见吴三桂不支，乃命三吹角，三呐喊，始派多铎、阿济格率铁骑数万从三桂阵右出，直冲敌阵，发矢数巡后，但见刀光闪烁。是时狂风大作，一阵黄埃自近而远，直扑大顺军阵，农民军败溃。仅“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是役，刘宗敏负伤，李自成收残卒急退北京。在李自成的大军被击溃之后，多尔衮下令关内军民皆剃发。并谕令全军，“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又在进军途中，以汉宫范文程的名义，四处张贴安民文告，文告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这就完全改变了以往清军数度入关到处烧杀抢掠的野蛮做法，使得关内的官兵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这样，清兵每日奔行一百二三十里，未遇任何抵抗，五月初一日便到了通州。在这前一天，李自成已满载辎重，放弃北京，向西撤退。

　　五月二日，明朝的故将吏出北京朝阳门外五里，以帝王之礼，迎接多尔衮。多尔衮乘辇入城，升座武英殿，正式接受明朝降官降将的拜谒。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的同母兄、武英郡王阿济格曾提出，“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被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这个野蛮而愚蠢的建议，遭到了多尔衮的断然拒绝。多尔衮继续采纳汉宫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明朝士人的措施。为崇祯帝、后发丧：多尔衮入京伊始，就“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三日，以帝礼葬之。同时将周后、袁贵妃、熹宗张后、神宗刘贵妃等，“丧葬如制”。改变对明王室的态度：规定“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有一个叫朱帅钦的宗室来投诚，受到欢迎，后来还让他作了保定知府。表彰。明朝殉难诸臣，照旧录用故明各衙门官员，对一些有影响的人还加以重用：如冯铨、陈名夏等明朝降官，都任命为大学士或尚书。对降官穿戴明朝衣冠也暂不加限制：七月，山东巡抚朱郎碟向他请示，新补官吏能不能仍以纱帽圆领的明朝官服“临民莅事”，多尔衮说，目前“军事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各官，姑依明式”。对明陵采取保护措施：六月，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又“以故明太祖牌入历代帝王庙”，还规定“明国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员户”。申严军纪，取悦百姓：当时，多尔衮把多数清军留在城外，“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规定“军兵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对于清军中一些违反禁令，“毁伤民间，动用家伙者”，则“悉置重典”。所有这些安抚明朝统治阶级、整肃军纪的做法，都是为了收买人心，即范文程说的：“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事实证明，这些办法确实起到了笼络明朝士大夫、安定民心的作用。当时随清军入关的朝鲜人就指出，“九王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这对清朝统一中国，有着很大的影响。

　　清军入关后，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统一中国等问题，在满洲贵族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当时，由于到处是战火，漕运不通，北京一带的“公私储积，荡然无余，刍粮俱乏，人马饥馁”。而这时的关外，则是“禾稼颇登”。因而八旗官兵“皆安土重迁”，对于立即移居北京，“多有怨苦者”。在这内外交困的同时，五、六月间又谣言四起，“有讹传七、八月间清兵东迁者”，“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就主张，将诸王留下来镇守北京，而大兵或者还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这样才无后患。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清朝在全国统治能否建立和保持的战略问题，多尔衮非常坚定，他驳斥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特别是在目前人心未定的情况下，更不可弃而东还，动摇人心。他坚定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为了安定民心，六月间多尔衮明确宣布：建都北京。并派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去迎接幼主福临。他还反复宣谕说：“民乃国之本，尔曹既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曹试思，今上(福临)携将士家属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转运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这既是对京师人民而发，也是对八旗内部的军民而发。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力排一切困难，决计建都北京，以统一中国。

　　九月，福临入山海关，多尔衮率诸王群臣迎于通州。福临到北京后，马上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为他“建碑纪绩”。多尔衮的同母兄阿济格、弟多铎也都升为亲王。济尔哈朗则仅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至此，摄政王只有多尔衮一人。

　　十月一日，福临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绥中国”，“表正万邦”。从此，清王朝把统治中心从关外转移到关内，在统一全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缓和矛盾 扩大战果

　　多尔衮在北京立住脚跟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又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以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取消加派；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数目之多，已为明朝政府正常赋税的数倍，实是明末最大的苛政。这种无休止的加派，使得明末人民处于贫困交迫之中，人民对加派恨之入骨。清军入关后，有人建议清朝也按明末的数字进行加派，遭到多尔衮的反对。他在顺治元年十月下令，革除三饷及正税之外的一切加派。同时，他要求“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抚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于是，每年赋税减少了数百万两，穷困已极的人民得以缓一口气。

　　反对贿赂：多尔衮对明末广行贿赂的恶劣作风也严加斥责，顺治元年六月，他在《谕众官民》中说，“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亦不得见用”，“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因此，他责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俱在，必不轻处，定行枭首。”因此，当时的一些汉宫都认为，“王上(多尔衮)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

　　打击太监势力：明末太监势力极为猖獗，除操纵朝政外，对一般百姓迫害亦甚。当时宫廷中，宫女多达九千人，内监更多至十万人。清入关后，太监的势力仍然非常嚣张，当年七月，太监要照旧例，到京郊各县皇庄去催征钱粮。多尔衮认为这样“必致扰民”，没同意这样做。八月正式下令，不准太监下去征收，而改为地方官征收。这是对太监势力的第一次打击。对太监的第二次打击是，禁止太监朝参。本来，明熹宗以后，每值上朝，太监也要着朝服参加。清政府迁京后，这种制度并无改变，每遇朝参，太监总行礼在文武诸臣之前。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批准礼部的奏请，规定上朝时“内监人员概不许朝参，亦不必排列伺候”。经过这两次打击，太监在宫廷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得以收敛。

　　暂时妥协，平息反抗：剃发问题是清朝统治者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之一，早在努尔哈赤时，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凡是投降满洲的，都要以剃发作为标志。清兵入京后，多尔衮仍以剃发与否，“以别顺逆”。但他很快发现，“剃头之举，民皆愤怒”。于是，在进京的当月，多尔衮就改变前令，宣布“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在剃发问题上的暂时让步，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颁剃发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北方汉族人民的矛盾。另外，多尔衮对当时北方农民军和各地人民的反抗，采取大力招抚的政策，下令各地方官，按能否招抚农民军将士，定各官之功劳。对投降的农民军将士，则委以不同的官职。顺治元年六月，顺天巡抚柳寅东见“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认为很不妥当，主张“慎加选择”一番。多尔衮则说，“经纶之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可苛求”。多尔衮这个重要政策，对于瓦解农民军的反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很快被招抚平定，使刚刚入关的清政权有了一个能够保护自己，进攻敌人的战略基地。

　　审度形势 各个击破

　　以武力统一全国是多尔衮既定的方针。然而，当时主力退保西安的李白成的大顺军和活动在西南的张献忠的大西军，加在一起有四十余万。明福王朱由嵩刚刚在南京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集合江淮以南各镇的兵力，仍有五十万部众，并且雄踮长江天险。而清军入关时，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总共不过二十万人。清军要在辽阔的中国腹地同诸多对手作战，兵力不足，并且顾此失彼，很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多尔衮审度形势，根据柳寅东的建议：“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农民军)。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攻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需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制订了统一全国的作战部署，先怀柔南明政权，集中力量攻击农民军。这样做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一，证明多尔衮宣称的清得天下于“流贼”的口号，正付诸军事行动，以便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第二，便于清军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避免两面同时作战，从而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地位。

　　确定了作战部署之后，多尔衮命英王阿济格经土默特、鄂尔多斯，由绥德攻击西安；命豫王多铎在攻打江南之前，也顺道追击大顺军；命肃王豪格征大西军。

　　与此同时，多尔衮抓紧对南明的迷惑工作，他传檄江淮等地说：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攻“贼”，共保江左者，也在情理之中，我不禁止你们。但是应当通和讲好，不负我朝，要永记我们替你们复仇灭寇之恩，共同发展睦邻之谊。这就给弘光政权造成一种错觉，好象清朝准备同南明搞南北分治，只打农民军，而不再进攻江南。南明果然放松了对清的警惕，不但不抵抗清兵，反而派出使臣，携带大量金银绢缎，到北京与清谈判，幻想效法宋朝故事，以每岁贡银十万两为条件，向清求和；还幻想联合清军，共同镇压农民军。

　　随着军事上不断取得进展，北京日趋稳固

1、定都北京

清军到达北京后，在是否将首都由沈阳迁到北京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争论。以阿济格为首的反对派，主要以清兵入关太快、补给不足为理由，反对迁都。而多尔衮从统一和管辖整个中国的总战略出发，主张迁都北京。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终于统一诸王、贝勒、大臣的意见，决定迁都北京，派遣辅国公吞齐喀等携奏章迎驾。 

2、创立制度

在政治体制上，多尔衮接受了明朝的现成制度，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诸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

到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

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朝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

3、重用汉官。

清朝入关，百废待举，多尔衮令戒饬官吏，网罗贤才，收恤都市贫民。用汤若望议，厘正历法，定名曰时宪历 。

并且倚重汉官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设大学士，行使原先明内阁的职责。承袭了明代“票拟”制度，即内阁对内外大小臣工的题奏本章草拟出批复意见，供皇帝审阅定夺。

3、诛除异己

顺治初立，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哥怨多尔衮不拥立他为皇帝，有嫌隙。顺治元年（1644年）夏四月戊午朔，以语侵睿亲王多尔衮，为固山额真何洛会等所讦。

讦告肃亲王豪格怨望悖妄罪，多尔衮就以豪格“图谋不轨”，削去他的王爵，废豪格为庶人，其党俄莫克图等皆论死。大臣扬善等以谄附，坐死。十月，大封诸王，又恢复了他的王爵。

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派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往四川镇压张献忠大西军。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凯旋回京，没有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以豪格犯有包庇部属、冒领军功及提拔罪人扬善弟吉赛等罪名，将豪格囚禁于牢狱。三月，豪格死在狱中。多尔衮纳豪格福晋为妃。

扩展资料：

外交

清初与李氏朝鲜的往来比较频繁。多尔衮入关之时，带着入质世子在军中，顺治二年（1645年）又同意世子等回国。但是，他也曾多次令朝鲜贡米、水果等物，并令朝鲜为他选美女，搞得朝鲜王国人心惶惶。

日本一直对清抱敌视态度，当时的德川幕府似乎有意支持南明。但在顺治元年（1644年）发生的漂倭事件中，多尔衮却对那些日本人十分优待，又多次召见他们，“恳切地问话”，并在第二年送他们回国，向日本传达了友善的态度。

西方传教士自明末以来就进入中国，但多尔衮并未以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待他们，这从他优待和信任汤若望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

但对葡萄牙人入广东贸易的要求仍加以拒绝，这表现出多尔衮对少数为自己服务的外国人十分优宠，政策开明，而对有可能威胁清朝安全的较大规模双边交往则持保守态度。

清军入主中原是在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做皇帝时期。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大顺政权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死。四月，固山额真何洛会等人以悖妄罪告发肃亲王豪格，福临废豪格为庶人，他的党羽俄莫克图等人全部处死。晋封阿巴泰为多罗饶馀郡王。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进谏，应当趁机进入中原。福临命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并赏赐多尔衮以及从征的诸王、贝勒、贝子。

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遣使向多尔衮乞师讨伐李自成。四月二十一日，答应援吴的清军便在一片石击溃了李自成派去切断吴三桂后路的唐通部农民军，四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军激战于山海关前，一时难分伯仲，双方鏖战至中午，吴军逐渐实力耗尽，为农民军包围。接着清军猝然袭击，农民军失利，李自成败退京师。清军正式入关。

五月二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六岁的福临迁都京师。六月，福临令洪承畴仍然担任兵部尚书同内院官一起处理政务。九月，自盛京迁都北京，十月初一，在多尔衮率领的诸王以及满、汉大臣的劝进下，福临在南郊天坛祭天，然后再次即皇帝位于皇极门（今太和门），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此举标志着清王朝由地方政权开始转化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

扩展资料

清朝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清朝统治者统一蒙古诸部，将新疆和西藏纳入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乾隆年间，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国的格局最终确定。极盛时期的清朝，西抵葱岭和巴尔喀什湖，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南达南沙群岛。包括50多个民族，国家空前统一。 

期间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也推向了最高峰。清朝前期农业和商业发达，江南出现了密集的商业城市，并在全国出现了大商帮。在此基础上，人口突破四亿大关，占世界总人口十亿的近一半。

-爱新觉罗·福临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大顺政权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死。[8]四月，固山额真何洛会等人以悖妄罪告发肃亲王豪格，福临废豪格为庶人，他的党羽俄莫克图等人全部处死。晋封阿巴泰为多罗饶馀郡王。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进谏，应当趁机进入中原。福临命命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并赏赐多尔衮以及从征的诸王、贝勒、贝子。[9]

定鼎燕京

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遣使向多尔衮乞师讨伐李自成。[10]四月二十一日，答应援吴的清军便在一片石击溃了李自成派去切断吴三桂后路的唐通部农民军，四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军激战于山海关前，一时难分伯仲，双方鏖战至中午，吴军逐渐实力耗尽，为农民军包围。接着清军猝然袭击，农民军失利，李自成败退京师。清军正式入关。[11]五月二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六岁的福临迁都京顺治二年（1645年）初，清廷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16]四月，农民军来到湖广通山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通山九宫山。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扬州。多铎陈兵江北，于五月初九占镇江。[17]多铎遣贝勒尼堪、贝子屯济等率军追击弘光帝于太平。不久，多铎将弘光帝及伪太子一并解往北京斩首。[18]

虚构的。

《大清风云》里的剧情。

第13集：

多尔衮暴躁的脾气引得王公大臣的诸多不满，同为摄政王的济尔哈郎迫于压力向孝庄皇太后请辞，豪格依然伺机打击多尔衮，代善的孙子硕果因升任将军的变故而记恨多尔衮，听从了豪格要刺杀多尔衮的安排。范浩正也出于对多尔衮的顾及而不能处置贪赃枉法的多铎。

豪格、螯拜、硕果三人密谋在济天寺祭天的时候刺杀多尔衮，计划正在进行中，多尔衮却毫不知情。多尔衮不忘对孝庄的爱意，再次求婚，被孝庄婉言推迟。

扩展资料：

作为皇太极长子的豪格，出生自带光环，自幼跟着父亲征讨蒙古、察哈尔、鄂尔多斯部落，17岁跟着大贝勒代善出征，亲手斩杀蒙古扎鲁特部首领，先后击败明军和蒙古军队，被晋封和硕贝勒，这都是实打实的战功。

皇太极称帝后，豪格封为和硕肃亲王，兼管户部，与多尔衮一起攻打锦州，与济尔哈朗一起攻克塔山，可谓战功卓著。

多尔衮利用何洛会和豪格之间的矛盾，怂恿他揭发豪格与扬善、俄莫克图、伊成格、罗硕等两黄旗大臣结党营私，暗中夺权，还常常恶毒攻击多尔衮是“有病无福”之人，多尔衮召集大臣商议，将豪格的四个信服大将判处死刑（弃市），断了豪格的左膀右臂。

本来豪格也是同罪，但7岁的顺治无论如何不答应对哥哥下手，不吃不喝、大哭大闹，无奈之下，多尔衮只好削去豪格的肃亲王爵位，免于死罪。

皇太极突然驾崩，这时多尔衮31岁，正是好年龄，而且战功卓著，是接班人中最优秀人选。这时皇太极的大儿子豪格出来与多尔衮争，多尔衮无奈只好妥协，让爱新觉罗福临继位，他当摄政王。就这样他又与皇位失之交臂。

顺治五年，豪格平叛张献忠凯旋归来，顺治嘉奖豪格。而多尔衮以部下冒功，和任用罪臣杨善之弟吉赛为由，把豪格治罪，关入大牢，不久死于狱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杀死豪格，多尔衮就是为解心头之恨。豪格死后，多尔衮纳了豪格的妻子。

参考资料：

姓爱新觉罗，女真人。清王朝的奠基者,通汉语,喜读《三国演义》，二十五岁时,在祖居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平定中国东北部，并屡次打败明朝军队，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割据辽东，建元天命。萨尔浒之役后，迁都沈阳。次年于宁远城之役被明将袁崇焕炮石击伤。忧愤而死。 清朝建立后，尊为清太祖。1619年年三月，明征集十四万军队讨伐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掌握有利战机，集中兵力，“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明军，歼灭明军约六万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大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兵败被斩，王化贞下狱论死。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117—16501231），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顺治帝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全力处理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同时，他还不得不陷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由于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亦纷纷上疏支持吴达。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大概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从根本上说，多尔衮并未压制某一派、支持某一派。同时，也将冯铨一派的孙之獬革职，永不叙用。多尔衮只是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虽然汉人的党争会影响到政局，但对多尔衮利害关系更大的是八旗内部的勾心斗角。由于皇太极死后争位的余波未息，豪格显然是多尔衮最需严加防范的政敌。还在顺治元年四月，豪格就对何洛会、杨善、俄莫克图等人发泄对多尔衮的不满。后来还屡次说多尔衮不是有福之人，没有几天的寿命。多尔衮自然对他怀恨在心，先后派他征山东、攻四川，尽管取得大捷，但并没有给予应得的奖赏，反而找借口处罚了正黄旗干将鳌拜等，最终幽禁了豪格。没有多久，豪格便死于狱中。这样，主要政敌正黄旗势力群龙无首，谭泰、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又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剩下几个强硬分子图赖、索尼、鳌拜等，都遭到了残酷打击。　多尔衮也不遗余力地分化中间派。豪格死后，所领正蓝旗已转给多铎，旗中宗室博洛也已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封为端重亲王，成为摄政末期理事三王之一。正红旗中代善家族已经衰落，满达海和勒克德浑被多尔衮所笼络，且长年在外打仗，至摄政末期才参预议政。一旦犯了小错，还要受到多尔衮的惩罚。镶红旗是不同势力的混合体，一方面是代善系统的罗洛浑、喀尔楚浑等，但年轻而逝，构不成威胁。另一方面是皇太极系统的硕塞和褚英的后代，前者已被多尔衮笼络，后者多是一勇之夫，尼堪也因投靠多尔衮而受到提拔。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倒是个潜在的威胁，也被多尔衮几次打击，连辅政王的职位都被多铎取代了。　多尔衮真正依赖的后盾还是自己兄弟的两白旗，在扩充势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关前后的战争中，他多次让阿济格和多铎充任主帅，就是让他们功勋卓著，地位难以动摇。多铎是个文武全才，很受多尔衮重用，顺治四年七月任辅政王，成为多尔衮的左膀右臂。但多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跟多尔衮，有时还颇受多尔衮的斥责，特别是顺治六年多铎死于出痘，使多尔衮一派的力量不甚稳固。阿济格是一勇之夫，脾气暴躁，容易坏事，多尔衮不敢十分重用。然而，尽管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在对付外来势力时却是团结一致的。就这样，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逐渐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后，俸禄、冠服、宫室之制均超过一般亲王。据说他的府第“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顺治二年五月，根据赵开心的建议，多尔衮称“皇叔父摄政王”，重新规定了各项仪注，如跪拜等等，几同于皇帝。顺治四年，他又根据群臣的意见，元旦朝贺时不再对福临跪拜。到顺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至此，他的权势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多尔衮大权在握，“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　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个人的生活穷侈极欲日益发展。顺治二年时就曾想仿明制为己选宫女，后来还“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他曾逼朝鲜送公主来成婚，但发泄欲望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他又于顺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还亲临其地勘察，不料竟死在这里，工程才告停顿。　多尔衮身体一直欠佳，据他自己说，是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而种下的病根。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他自己也知道“素婴风疾”，即患有脑血管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一代枭雄多尔衮病死在边外喀喇城。噩耗传到京城，福临下诏为他举行国丧，“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国丧之后，他被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正月十九日，又将多尔衮夫妇同祔于太庙，二十六日，福临正式颁诏，将尊多尔衮夫妇为义皇帝、义皇后之事并同祔庙享之事公诸于众，并覃恩大赦。　但是，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恢复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在这种形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