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又称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

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霞浦一带，谱系分正谱、副谱（草谱）。副谱可以查阅，而正谱修好后，要入箱上锁，将开锁的钥匙丢入祖祠神龛，以示此谱交祖先收存，以后禁开锁。若遇副谱丢失，有事要查谱时，要先做“牲福”，祭请祖先同意，方可开锁。

旧时一些宗族修谱，每逢初一、十五日要祭祀祖宗。族谱告成后，还要造灵厝、做功德，请和尚法师观灯；观灯时造3座大灵厝（纸糊房子），供已超度的神魂居住，另设一些黑龛，供无子孙后代及未超度的神魂居住。福建省连城一带宗族，每年正月要拜“代图”（即写在布上的族谱）。行仪时，本族男丁都要到场，先是“新丁上图”（即新添男丁的名字入谱），上图之家要给执笔者一个红包，并烧香燃炮，用三牲祭祖。若逢大祭，要用整头猪羊置于下厅的支架上；继而是鸣锣击鼓放鞭炮；最后会餐，座位严格按辈份排列。族人围坐喝酒谈心，气氛很好。连城人把正月“拜代图”的宗族聚会称为“闹花灯”。

南宋时期的北人南迁淮扬，淮扬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人口迁移。

南宋时期淮南东路辖楚、扬二州，下辖沿运河的淮阴、山阳、宝应、高邮、江都五县及沿海的盐城一县，这六县在南宋淮南东路中受战乱影响较大，又是今天江淮方言淮扬片地域。

金人南侵后，中原移民大量移居江淮。太原失守后，朝廷认为“淮泗不可居”，向发运使方孟卿借船，船刚过闸，潮水就落了。洪泽闸因为要涨潮时才能开启，所以在闸前聚集了很多北方流民，他们被统治者诬为盗贼。这些京东路（今豫东、山东、苏北部分地区）和宿州（治今安徽宿州市）的民众显然是沿着汴河和泗水到达洪泽湖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三记载山东梁山泊“水贼”张荣在建炎三年率领军队沿泗水南下，到达楚州鼍潭湖，积茭为城，有部众万余人，次年在抵抗金军不利后，又转移到兴化县缩头湖，作水寨自保。次年三月水浅，金朝挞懒军队进攻的小船困在泥沼中，张荣部大败金军，挞懒奔逃楚州。南宋政府任命张荣为泰州知州，缩头湖后来改名得胜湖至今。

当时在楚州聚集了很多北方移民，“山东忠义，聚于山阳十万”，除了汴河、泗水外，还有通过海路南迁的移民。楚州很多民众在战乱中逃亡他乡，《夷坚志·支甲》卷九记载楚州巨富张遭乱流离，骨肉散落，只和一个仆人栖身于射阳湖（在今淮安、扬州、盐城三市交界处）中，险些被盗贼杀掉，幸好被仆人搭救，绍兴和议后才返回楚州，又积累起百万资产。他是侥幸逃生，很多人只能魂散他乡了。《清波杂志》卷七说：“扬州仓猝南渡，扬子江中遗弃物尤多。后镇江渔户于西津沙际，有得一囊北珠者。”西津是镇江往来扬州的重要津渡，这里的“仓猝南渡”指建炎三年扬州大溃败一事。当年二月，赵构在扬州，金兵南下，黄潜善、汪伯彦不仅瞒报军情，还不让百姓搬迁出城，等到金兵逼近扬州，赵构仓促渡江。扬州居民争出城门逃亡，践踏致死者无数。金人游骑至瓜洲，还有十余万民众尚未渡江，奔走坠江者约有一半。金人占领扬州后纵火焚城，存活的只有几千人，这是南宋时扬州受祸最惨的一次。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扬州城内居民又逃跑一空，部分居民被刘琦用船送到江南，部分居民逃到泰州。隆兴和议后，扬州有所恢复。宋末李庭芝坚守扬州，死不降元，扬州又是“积骸满野”，大量居民逃亡。

元代孔齐在《至正直记》卷四有一段总结得很好：女真之寇乱扬州，百里之间虚无人烟，至隆兴以后复盛，德末兵乱又废。父老尝云，自扬州至中原七百里无人烟，至元贞以后复盛，至正甲午以后，今如荒野，不知何时复兴也？不靠运河的盐城县也有南迁移民，元军占领临安后，陆秀夫等人拥立赵罡、赵于海上。祥兴二年(1279年)山之战失败后，陆秀夫背着赵跳海殉宋，南宋灭亡。

根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家谱中也有淮扬民众南迁的记载。吴县《管氏家谱》说其祖先原籍山阳，靖康之乱时徙居苏州城东之东河。常州《新河唐氏家谱》、江阴《唐氏支谱》说唐氏祖先华甫公在宋元之际从高邮迁到常州白鹤溪，《润东北龚氏族谱》说龚氏祖先在南宋时从高邮迁往润州（今镇江市）。古代家谱不可全信，但是如果南宋家谱要伪托出地的话，总会选择河洛汴梁而不是淮扬，所以上述几则还是比较可信的。 淮扬地区在南宋时期迁出了大量人口，又接受了中原、江南很多移民，给淮扬地区的方言带来深远影响。首先，南北方文化在此得到了进一步交融，今天淮扬方言的面貌介于北方话和吴语之间，其成因至少可以追溯至此。其次，淮扬地区因为处在运河边上，战争中死亡、逃亡人口和迁入的北方移民都要多于东面的通泰地区，今天的江淮方言淮扬片比通泰片更接近北方话，原因可能也在这里。淮扬地区的迁出移民还对邻近地区方言产生很大影响，比如镇江和扬州隔江相望，接收了很多淮扬移民，这使得镇江方言更加接近淮扬地区，今天的镇江市区附近属于江淮方言的淮扬片分布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