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种差别不大，但四川重庆的社会形态和中国其他地方是不同的。四川重庆这么大的地方和人口规模，除了个别县几个镇讲客家话的，通行四川话语法语音语调日常用语基本完全相同，主要只有有些地方部分人的称呼和个别昆虫动物叫法不同。

　　自诩为四川人移民祖宗的湖南人，说西南官话、湘语、赣语、客家话的人各占一块地方，各说各的话。同样划为湘语的，十里不同音，很多乡镇语言相互都听不懂不沟通的。　　

　　北到陕南甘肃部分，南到贵州云南广西北部湖北湖南小部分用的和四川话非常相似的西南官话，这是多少百年的教育（专门有读书人去教）和移民才可能形成？清朝殖民分化统治绝不可能允许传播形成如此大范围互通的语言，现在的四川话肯定是以明清之前四川本土语言为主体而不是受清朝外来移民方言影响。可以看出在明清之前某一朝代四川人的政商势力和巴蜀地区文明影响的范围和所达到的高度。

　　”湖广填四川“仅是一种传说，甚至是清朝一些地方族系的知识分子为了自身利益和配合清朝统治分化四川社会故意歪曲夸大和到处散布的，要那么高比例的移民连可追溯的来源只有一个小小的麻城孝感乡怎么可能，甚至现在有的说法麻城下面根本就没有孝感乡。从语言现象可以看出，清初外来移民确实是有但比例不会太高，很显然外来移民和平融入原有四川社会更统一主流高度发达的文明。

　　现代四川话和四川人仍是元朝之前朝代之前巴蜀主导文明的直属传承。拿陕南汉中做例，若汉中元朝才从四川划入陕西是事实，那如果元朝之后明或清出现特高比例人口减少和被外来移民文化主导同化的现象，汉中处于陕西地域政治意识强势影响和湖南什么人歪曲引导之下（给四川人搞不清楚自己的文明传承情况一样，陕南几年前没有多少人较强烈认为自己是巴蜀文化圈的了），怎么可能形成的是和成都重庆整一片相同的四川话

　　大片相同语言区的形成，只有三种可能，一是同语言的一批人为中心不断繁衍往四周移民，另一个就是专门有读书人去传播教授语言，再就是更高度进步族群分散分布外来人群分散融入。

　　看看中国从南到北，除了部分地方，几乎每个省甚至每个市几种基本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听不懂方言占一块地方的，湖南什么的甚至很多乡镇语言相互都不通听不懂的，要真是同地方成规模的移民清朝才进入四川，明清民国四川人基本军政商势力都没有，或者说四川社会地域族群相互敌视冲突严重，语言有改变统一成四川话的可能吗？

　　现代四川人和四川话的主体在元明清之前就已经形成，是元明清之前主流中华文明的延续和传承。明清进入四川的移民是有，包括冒籍买祖籍合宗现代四川人知道自己清朝前祖籍的人很少的，说明移民的基本都是平民，富人也是进川之后才发迹的，极少经济条件好的移民经过战乱屠杀后逃难到四川多半能比较珍惜四川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四川人口构成在明清民国中前期没有发生过根本的改变。

还湖南永州什么的，以前永州倒可能是纯粹西南官话的区域，从清中晚期就因为一些败类投靠外人的结果。现在永州已经是什么方言都有混杂的区域，哪个族系谁是谁都分不清楚了。

　　湖南现在只有个别市是高比例西南官话的区域，但不是永州，如果要清算历史以前可能整个湖南大部分地方都是西南官话的区域。

　　清朝中晚期开始，湖南就是投靠清朝祸害他人的长沙话区域是既得利益者。湖南除了过过苦日子穷人出身的彭什么好一点，富人和知识分子祸国害民的多。

　　已经被长期控制愚昧利用的人，永州什么的现在也就靠投靠配合长沙话区域向桂柳和四川等地输出点儿童色情视频和助学小学生陪睡的什么的垃圾烂人倒是真的？

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岑牟，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岑牟，就是岑鍪，原指是仪仗队中鼓角士身着的甲胄。鼓角士，就如同今日的军乐队，身着岑牟后，甲胄鲜明，威风凛凛，好不神气，因此也就俗称其为“岑牟”。这在史籍《通史志》中有记载：“岑牟，鼓角士胄也。鍪，通作牟。”

在岑牟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俗称为姓氏者，称岑牟氏，后省文简改分衍为岑氏、牟氏，皆世代相传至今。该支牟氏正确读音作mù(ㄇㄨˋ)。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根牟国，属于以国名家氏合姓为氏。在史籍《东莱先贤传》中，记载有曹牟氏，其代表人物即南北朝时期的平昌人、兖州刺史曹牟君卿。春秋时期，鲁国的邻边有一根牟国，传说为颛顼的后裔，是姬姓曹氏小国，子爵，境不过五十里方圆，国都在根牟(今山东沂南东南部)。周定王姬瑜七年(鲁宣公姬馁九年，公元前600年)，根牟国被鲁宣公发兵吞灭。

在亡国后的根牟国王族子孙中，有以国姓加国名为姓氏者，称曹牟氏，后省文简改为单姓曹氏、牟氏，世代相传至今。该支牟氏正确读音作mù(ㄇㄨˋ)。 源于东夷族，出自商贾时期鲜牟国，属于以国名为氏。鲜牟，是上古东夷民族中的一个古国，传说为祝融的后裔。在西周初期，有东夷民族建立的鲜牟国，当时的鲜牟国在山东半岛之南，其国东面临海，莒国在北，鲁国在西，三个诸侯国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三足猗立之势。

在周成王姬诵七年(公元前1096年待考)，周成王开始亲政，他在宗周的岐阳(今陕西宝鸡岐山南部)召集诸侯们会盟，以树立自己亲政之威。当时楚国、鲜牟国也都参与了会盟会议。由于鲜牟国人是火正祝融之后，就负责职守庭燎祭神的火堆。但是，周成王认为楚国和鲜牟国皆属于蛮夷小国，无法与帝王世系的亲叔子侄之后、列侯们相比，因此拒绝与他们结盟。这在典籍《国语·晋语》中有记载：“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鲜牟国后为己姓莒国所灭，具体被灭的时间在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春秋初期，莒国从计地(今山东潍坊青州)迁莒地(今山东日照莒县)，国势渐强，不断与齐、鲁、晋等大国会盟，还对周围小国持续发动战争，吞并了一些小诸侯国，鲜牟国当为此际遭到灭顶之灾。

在鲜牟国灭亡之后，有王族子孙以及国民以故国名为姓氏，称鲜牟氏，后有省文简改为单姓鲜氏、牟氏者，世代相传至今。该支牟氏正确读音作mù(ㄇㄨˋ)。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杞国牟娄、根牟之地，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牟娄、根牟，是春秋时期杞国的两个邑地，先后被莒国夺占。在史籍《春秋·隐公四年》中记载：“莒人伐杞，取牟娄。”又在《左传·宣公九年》中记载：“莒取根牟。”牟娄，在今山东潍水上游，而根牟在今山东沭河上游，殷商时期属于古牟国，西周时期则为杞国之地。周桓王姬林元年(杞武公三十二年，公元前719年)，莒敖穆公执政的莒国出兵占据了牟娄之地，之后的周定王姬瑜七年(莒渠丘公己朱九年，杞桓公姒姑容三十七年，公元前600年)又吞并了根牟。

失去国邑的杞国国民，遂以原先的居邑名称为姓氏，称牟娄氏、根牟氏，如六国时贤者根牟子，著书七篇。牟娄氏、根牟氏后又省文简改为单姓牟氏、娄氏、根氏等，皆世代相传至今。该支牟氏正确读音作mù(ㄇㄨˋ)。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司马弥牟，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地方叫邬(今山西介休)，在周敬王姬丐六年(晋顷公姬弃疾十二年，公元前514年)秋季，晋顷公派大夫司马弥牟去治理邬邑。

在司马弥牟的后裔子孙中，一部分人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称司马氏；一部分人以先祖任官地名为姓氏，称邬氏；还有一部分庶支则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弥牟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牟氏，世代相传至今。该支牟氏正确读音作mù(ㄇㄨˋ)。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灵公之孙子南弥牟，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子南弥牟，字子之，又名木，是卫灵公姬元(公元前534～前493年在位)的幼子公子郢的儿子。公子郢，字子南，他在周敬王姬丐二十七年(公元前493年)拥立侄子姬辄(太子蒯聩之子)为国君，是为卫出公。公子郢的儿子弥牟后来以父亲之字为姓氏，称子南氏，因称子南弥牟。子南弥牟作为公孙，一直担任卫国的将军，在卫悼公姬黔执政时期(公元前455～前450年)还担任了国相。子南弥牟逝世后，得谥号为“文”，在史籍《大戴礼记》中记录了他和孔子的贤弟子子贡的一段著名对话，被后世称之为“卫将军文子”。他的孙子，就是卫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称“候”的卫平侯姬郢(子南劲，公元前332～前283年在位)，其后任君主自降为“君”，即卫怀君。

在子南弥牟的支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弥牟氏，后皆省文简改为单姓弥氏、牟氏，皆世代相传至今。该支牟氏正确读音作mù(ㄇㄨˋ)。 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蒙古族毛忽来氏，亦称牟乎来氏，源出蒙古扎剌亦尔部首领木华黎的后裔子孙，即木华黎的蒙语读音。

扎剌亦尔·木华黎，公元1170～1223年，奴隶出身，蒙古民族的伟大英雄。他为人沉毅多智略，又骁勇善战，在辅佐孛儿只斤·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战功卓著，被誉称为孛儿只斤·铁木真属下“四骏”开国元勋之一。孛儿只斤·铁木真被众人推立为成吉思汗后，敕封扎剌亦尔·木华黎为左万户，并赐誓券金印，后来还是攻灭金国的蒙古大军的最高统帅，爵至体仁开国辅世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逝世后赐谥“忠武”。扎剌亦尔·木华黎的后裔子孙皆以其名字为姓氏，称毛忽来氏，世居鄂尔多斯(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原境包括今伊克昭盟的大部地区，明朝成化年间改称“鄂尔多斯”。

明朝中叶以后，毛忽来氏族部落多以先祖名字的谐音分别改姓为牟氏、何氏、李氏等。蒙古族牟氏正确读音作mù(ㄇㄨˋ)。 春秋时期，齐国与鲁国不断发生摩擦，牟子国夹在大国之间深受其害，被迫不断向东北方向迁徙。至周灵王姬泄心五年(齐灵公姜环十五年，公元前567年)，齐灵公在东击灭莱国(今山东龙口一带)、今烟台地区皆入齐国势力范围以后，齐国掉头西扩，不断攻击鲁国北鄙(北部边境地区)，齐、鲁之间持续爆发了一系列的“城之战”、“防之战”、“崔杼攻鲁”等战争。为了攻击鲁国并抗击与鲁国联盟的吴国，齐灵公在周灵王十四～二十四年期间(公元前558～前548年)，将已经向东北迁至营丘边缘地带(今山东淄博临淄)的牟子国再东迁至今山东省烟台市的牟平区、福山区一带，史籍《路史》中记载为“牟逼近临淄，乃迁于东海。”然而到春秋末期，牟子国仍然被齐国吞灭，之后称牟子国被灭时的国都为“牟平”。亡国之后的子孙后代，有以故国名为姓氏者，称牟氏，史称牟氏正宗。后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记载的战国时期齐国大夫牟辛，在史籍《后汉·牟融传》中记载的东汉时期的重臣、经学家、北海安丘人牟长，都是牟子国的王族后裔。显然，在宾牟贾的后裔子孙中，肯定沿袭先祖的姓氏，称宾牟氏，后皆省文简改为单姓宾氏、牟氏，世代相传至今，但宾牟氏复姓反而消失了。该支牟氏正确读音作mù(ㄇㄨˋ)。

牟氏族人大多尊祝融、陆终为得姓始祖。该支牟氏正确读音作mù(ㄇㄨˋ)。 清朝时期，由山东栖霞牟东美携夫人王氏始迁关外，居于今大连市金州区。牟东美落户大连市金州区后，是否回到原籍抄写家谱，牟东美是否还有同胞兄弟，均已无据可查，故牟东美逝世后，该支宗族即以之谓第一世祖。

第一世：牟东美，妻王氏

第二世：牟思海，妻曲包氏；牟思玉，妻刘氏；牟思荣，妻赵氏

第三世：牟协，妻于氏；牟韶，妻张逄氏；牟觔，妻孙氏；牟勣，妻张氏；牟勲，妻李氏；牟胜；牟劼

第四世：牟朝柱，妻滕氏；牟朝槟，妻王氏；牟朝相，妻张氏

第五世：牟仁，妻于都氏；牟义，妻孙氏；牟兴，妻刘氏；牟发，妻刘崔氏；牟恒，妻杨氏；牟荣，妻范氏；牟礼，妻梁氏

第六世：牟德禄，妻夏氏；牟德兴，妻张氏；牟德龙，妻张氏；牟德奎，妻张氏；牟德祯，妻侯氏；牟德元，妻闫吴氏；牟德章，妻王氏

第七世：牟乾，妻张氏；牟坤，妻刘氏；牟温；牟彬，妻刘国氏

第八世：牟廷思，妻刘氏

第九世：牟云镐，妻周氏；牟云升，妻梁氏；牟云路，妻赵氏；牟云祥，妻李唐氏

第十世：牟维藩，妻于蔡氏；牟维玉，妻蔡氏；牟维有，妻孙氏

第十一世：牟喜平，妻李氏

第十二世：牟存志，妻王氏；牟存厚，妻杨氏

第十三世：牟瑞芳，妻王氏；牟瑞忱，妻王氏；牟瑞章，妻魏氏；牟瑞和，妻冷氏；牟瑞环，妻宁氏

第十四世：牟玉勋，妻李氏；牟玉涛，妻姜氏

第十五世：牟大鹏、牟赟鹏 相传张献忠屠川，然后湖广填四川，湖北桃源牟姓4兄弟入四川，然而四兄弟迁徙战火之中，为了防止走失后后代不能相认，所以兄弟四人把镜子一块，碎为四块，各执其一，四块镜子背后依次有风·雷·云·雨，四个字，以后找到安身之所，各一手持镜子上的字开头，形成字辈，执雷字的人来到合江，所以合江牟姓以“雷尚可学应”开头

发生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四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当前形势下,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有必要对过去的研究成果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便进一步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湖广填四川”问题值得引起新的关注

“湖广填四川”问题是一个早就引起学界关注的老问题。但是,由于研究者所处时代不同,其所关注的热点、亮点也必然大不一样。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重提“湖广填四川”研究,意义究竟何在

(一)“湖广填四川”是四川历史的一大亮点发生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持续时间长。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大规模展开,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止,前后共历时105年之久。

移民规模大。据推算,在一个世纪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95万人,川中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215万人,川南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312万人;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623万人,占是年四川总人口的62%。

省籍来源广。据清末《成都通览》对当时成都人口构成所作的统计:“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在同一时期之内,居民省籍来源如此广泛,竞相迁入同一个省区之内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外界知名度高。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四川籍革命元勋和知名政要,毫无例外地都是出自清代四川移民的后裔,如朱德的先祖来自广东,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等。通过名人效应,无形中提升了“湖广填四川”的地位,扩大了其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

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

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

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

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

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

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

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

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

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

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

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

。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

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

、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

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

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

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

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

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

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

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

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

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

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

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

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

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

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

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

。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

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

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

。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

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

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

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

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

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

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

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

，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

、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

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

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

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

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

。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

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

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

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

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

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

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

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

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

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

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

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

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

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

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

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

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湖广”一词，最早是指元代设立的“湖广行省”，相当于湘、鄂、桂及粤黔部分地区，元末明初，因连年战乱，湖广一带田园荒芜，人口减少，明朝政府将江西等省民众迁徙至湖广地区，允许其“插旗占地”，明末清初，历经战乱的四川荒凉凋敝，地旷人稀，清政府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就是广泛流传于巴蜀地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民谣的历史背景。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湖广填四川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湖广填四川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湖广填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湖广填四川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湖广填四川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湖广填四川

　　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麻城

　　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编辑本段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前不久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向国家社科办提交的研究成果《“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却表明，“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难道这些有名的历史移民真的是破坏四川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发生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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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张家族谱(张氏来源)2009-04-19 12:45(1) 张氏来源之始

　　挥祖是黄帝第九子（有谱载第五子）挥祖善制弓矢，赐姓张世居清河，故今之姓张者，通称曰清河。以后子孙繁兴，世代相传，至丕光、光祖以上世系不详，待考，光祖至九龄共九十五世。

　　由汉代良祖第一世起传至曲江张族始祖“君政”公共二十四世。

　　君政公是岭南之始祖。

　　君政公以上世系，可参考张氏世系简表便明白。

　　君政公以下世系本谱较为详细。

　　第一世，岭南始祖

　　君政公高祖守礼之子，原籍河南散骑里，唐朝贞观中，官为韶州别驾，卒于官，因居曲江，为岭南之始祖，妣 氏，生六子，长子虔、次子胄、三子冲、四子卿、五子誉、六子猷。（唐贞观中，约公元640年距今1341年）

　　公葬于曲江田岭， 氏葬于皇岭。

　　第二世

　　祖子胄君政公之次子，越州郑州县令，妣姚氏生四子，长弘藏、次弘毅、三弘智、四弘愈。

　　公葬于韶州平圃，妣姚氏葬于仁化，江口。

　　伯祖虔君政公之长子

　　叔祖子卿君政公之三子

　　叔祖子冲君政公之四子

　　叔祖子誉君政公之五子

　　叔祖子猷君政公之六子

　　第三世

　　祖弘愈子胄祖之四子，唐官、新州索卢丞，广州都督，妣卢氏、李氏，生四子。长九龄、次九臬、三九章、四九宾。

　　龄生之夕、母梦九鹤盘天而下，故有是名。

　　愈公生于河南洛阳，随祖赴任，侨居南海而生九龄。

　　祖与妣卢氏葬于洪义里、武临原、又曰牢原。

　　妣李氏葬于金鸡坑，天心堂。

　　第四世

　　祖九龄，字子寿，号博物。愈公之长子，长拯、次挺。

　　立学堂于始兴县清化乡，学堂前山律水旗冈，有人作始化族谱序，开元进士，幽州节度使，为唐玄宗左丞相，赐紫金光绿大夫，封始伯，谥文献公，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距今1244年。因安禄山之乱，李林甫当叔公恐被害，故罢政归田，总章元元，庚辰岁，二月二十五日受生，开元二十八年五月初七日逝世，享寿六十三岁。赠善佑夫人谭氏，桂阳郡循州司马，谭海之女，至德三年十月初六日逝世，享寿七十七岁。俱葬于曲江洪义里，武临罗坡，即愈公茔下。

　　叔祖九臬愈公之次子，生二子，长受、次捷，历宋、襄、广三州刺吏，受铨试，品字出身，官至中奉大夫，捷、端州刺吏，徒居长安。

　　三叔祖九章愈公之三子，历温、吉、曹三州刺吏，生一子，捍，为建阳令。

　　四叔祖九宾愈公之四子，为十道僧统。

　　(2)广东(开平市) 张桥村(乡)立村前的范围及经过

　　张桥村户首曰张喜户，原系陆万庄公所管。喾祖买受新兴静德里（今张桥地面）租谷五千余石，后分与我祖。华翁配陆万公之长女陆氏，就产而居于此，其始也新兴陆屋桥所管，后割归恩平县改名张桥。又于清顺治八年设立开平县，长静都二图一甲所管，以前村界东至开平城十五里，西至新兴九十里，南至恩平一百里，北至鹤山高明城一百二十里，现在各村为下：上截(杰)，长间，边头，村心，维新，坎底，横巷，四间，东昌，及后有三踏(现龙)，龙门，塘尾，聚龙，长安均在一处居住；以后子孙繁兴分居沙湾，桥新，竹林，卓山，官渡，张屋，新咀里，梧村，古坪，龙湾，连桥，北布（即北桥），上桥，胜桥，罗桥，安桥，沙桥，黎村等皆是张桥分居。华公之一本也。

　　长宁寺（解放后拆平）

　　张桥东边一里地，土名长坪。华祖祠之左，有一座长宁寺，南向用以卫张桥风水，面积有五、六亩；一连三座，后座观音殿左原为捐钱留名及和尚居住，右原为亡过和尚；中座为六祖禅师殿，左原为韦驮地藏殿；前座为关帝，张王殿，左原为华光北帝殿，右原为炼施公殿。常有和尚数人在此奉祀香灯。

　　寺中常租谷五、六十箩，为奉祀之用。

　　寺的东边有座敦义祠，凡本乡无嗣者在此，均由和尚奉祀。

　　本寺追于明万历年间，约在公元1602年，距今379年。原建于狮山尾，用以暮鼓晨锺，惊醒睡狮，因狮山是睡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