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族谱制作谱书尺寸如何把握?

栏目:资讯发布:2023-12-08浏览:4收藏

家谱族谱制作谱书尺寸如何把握?,第1张

家谱制作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

如果开本选用不合理,将使边料增加,纸张的有效利用面积减少。家谱一般采用16开本,可以节约纸张。如果开本太小,折数和光边材料损耗也较多。为了便于印装,尽量不用或少用不规则的开本,这样可降低印装成本。 

设计家谱封面时,要注意根据图书成品尺寸、书脊厚度及勒口大小来进行设计。在设计勒口大小时,一般在不浪费纸张便于印刷的情况下可使勒口稍大些,多数在30mm以上。

修家谱但有些封面设计人员不了解纸张规格、开数及印刷机性能,在进行封面设计时,不根据纸张开数随意把勒口的尺寸固定下来,制版后往往不符合纸张规格开数要求而造成浪费,现在大部分图书封面印后需要覆膜,因而又提高了覆膜成本。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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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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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目的与意义 目地: 整理李氏源流史,理顺各族传承脉络,研究聚落其人口现状,生存背景,民风民俗,人文地理,宗族制度的演变,居住地的交通、物产、旅游资源,地名沿革,李氏居住地分布(自然村);总结古代,近代、现代李氏族人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树立先进楷模,发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教育后代,启迪来人,构建和谐社会,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服务和中华崛起服务。

意义:开展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意义重大,特别是在两岸关系中,怎样来开展文化艺术的交流,加强对中华民族根的认同感,凝结民族的团结力量,在当前的形势下更有重要的意义。编纂《世界李氏族谱全书》主要是服务于“中国根”活动,在全世界各地李氏族人中掀起一次宗谱大检阅、大寻根、大归宗活动,为祖国的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编好《世界李氏族谱全书》为世界李氏族人的寻根问祖提供最便捷,最有效的行动指南。

家谱之体现,能合书、图、史、表、志为一体者,它的利用价值就显得大些。家谱主要以文字内容为主,资料为副,但一张好的、照片仍是能将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特质传达出来。

将、照片纳入家谱的意义在于,为家族传承提高了一个最直接的环境背景,使家谱不在局限在文字文字记录、整体概念也变得鲜明而生动起来。

只要是能让人对家谱有更进一步认识的古地图或老照片,均应该被收入家谱里,包括:

1.老照片:家中存有的古老黑白照片、一家人的合照等,都有其历史价值,也是见证家谱的最原始材料。

2.祖先(遗像、人物画、肖像画):中国历代以来多有大量之人物画及肖像画,其中有大部分是为了纪念先人,或表达对圣贤亲人的追慕。也有些家谱将家族先人中显达之人,画出其仪容,置于卷首,以求达到光大族望,启迪后人的目的,有些也刊载一些先人手泽遗墨。

3.风水图(祠堂图、墓图):祠堂是供奉先人的地方,在古代更是家族聚会之所,所以一般的家谱均有记载和刊载建物版图、描绘实状,有些更是附刊墓图,有些甚至详记地理方位。人们相信一个家族的兴衰和祖辈所居住、埋葬的地点有很深的关系,这些都蕴涵着丰富的“风水”内容,所以也被称为“风水图”。

4.故居/村庄图:明清族谱中不但记述居址迁徙,很多富家所修的谱书中,还以精美的版图,印制出他们家族的庭院、楼阁、书斋、房舍等。 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议决大事的重要场所。每个祠堂大凡都有自己的堂号,从某种意义上讲堂号是宗族的标志。堂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王氏“三槐堂”、赵氏“半部堂”等;另一类是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世德堂”、“崇本堂”等。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其来源大都伴有寓于某些含义的典故,它重复出现于该姓氏的不同支族。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大部分分别为某一支族特有或与其他宗族的堂号甚少重复,其馀少量的堂号则在同姓和异姓宗族中间着较高的重复出现率。而其他的堂号辅以姓氏、地域的限制,也能在判断宗族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如“世德堂”,杨、丁、王、李、吴、何、沈、邵、周、胡、秦、徐、陆、陈、孙、黄、曹、许、张等数十个姓氏都有此堂号,而且同姓中的不同支派也有,出现的重复率极高,但加以姓氏、籍等条件限制,就可缩小范围。

堂号名称一般取自于郡号名或为纪念家族史祖或名人而自创。

一般来说,堂号多取自于郡号名,郡是秦、汉时期对行政区域的建置,郡号名又取自于郡名,或诸侯国名,地方府、州、县名。随着姓氏家族的发展壮大,就出现了以各姓氏名门望族发祥地的郡名作为郡号的由来。

大家族日久人众,或是遇至天灾连年之时,族人就会因迁徙流离,而散布各地。于是就有了在“总堂号”之下,再加入“分堂号”名称的方法。“总堂号”代表家族(姓氏)的发祥地,寓后人以不忘本源,“分堂号”则是族人迁徙至新地,成为当地有名望家族后,以该地的郡号作为堂号,“总堂号”和“分堂号”统称为“郡望”。

因为各族姓基本上都是以郡名作为自己家族的郡号,所以就有了若干姓氏同为一个堂号的现象。例如:王,胡这两个姓的郡望都是“清河堂”。

堂号名称的另一出处:自创堂号,乃家族中人自立的堂号,该堂号名称一为有别于各姓氏的分支别派,二为铭记祖先或名人的公德事迹或教诲。例如:杨氏的“四知堂”寓意“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为人风范。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家谱体例演变与内容更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体例的变化与内容丰富是此前谱牒所少有的。正德元年所纂《余氏会通谱》内容包括新旧序、跋、辨、图、外传、外纪图、世系图、茔域图、卷末跋、后序。《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内容已较全面,包括序、凡例、列士、金氏该国、世系、事略、行实、行状、墓志铭、杂著、记、诗、赞、规约。嘉靖十八年许璞、许汉纂《许氏统宗世谱》内容涉及序、名人传记、行状、墓志、世系。嘉靖三十四年朱世恩纂《朱氏统宗世谱》内容涵括历代谱序、敕命、凡例、像赞、祠屋图、墓图、传、世系图。嘉靖三十七年黄侍、黄仁德纂《左田黄氏孟宗谱》内容包括序、图、地理志、姓氏源流、世系、文翰。隆庆六年许可复、许凤翔纂《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吸收并总结了嘉靖以前家谱的有关内容,且有所扩展。该谱涉及历代谱序、目录、世系图、考、先世文翰、序、说、传、记、寿叙、赋、诗、歌、词、挽诗、行状、赞、祭文、谱说、后骗子、领谱字号等诸项内容。万历以后,字谱内容较前更为丰富。隆庆、万历年间歙县殷氏宗族“始为谱,其大凡有姓氏、本原、世系三考”,其后内容又扩充了“世德、规范、训典、文献、宅第、丘墓、遗文、遗迹、里社九考。”万历五年吕仕道纂《吕氏续修宗谱》涉及目录、书法、凡例,历代谱序、像赞、迁源源流、祠墓寺图表、里居图、姓氏来源、世系、世德、规范、训典、文献、遗事、丘墓、祭田、家规、修谱衔名、修谱总论、后序、跋等内容,该谱的列诸项涵盖了后世家谱所具备的基本内容。万历十八年程弘宾纂《歙西严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分谱序、谱例、纪源、传疑、传信、世系、世传、内传、保莹、遗翰、族约、续后十二篇。万历末年修成的休宁《曹氏统宗世谱》涉及序列、题辞、谱引、谱歌、谱诗、恩荣录、曹氏先达、迁徙源流、坟墓、后序、跋、谱约、支谱图、统宗谱系小叙、系图、事略、重修族谱叙略、家乘序、诗集序、遗嘱、跋等内容,名目纷繁,同万历以前所修宗谱相比,内容得到大规模扩展,几乎囊括了与宗族相关的所有事项。通过对上述明代宗谱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宋元谱相比较,明谱新增加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家规家训、祠产族产等宗族制度的相关方面,这也正是明代宗族制度较前有所发展的一个反映。

关于体例方面,明谱在因袭欧苏谱例的同时,增加了“志”“图”“考”“录”等项新内容,这是明修宗谱进一步吸收正史和地方志编纂学上成果的重要体现。据翟屯建先生研究,明代宗谱体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纲目体,以纲统目;二是条目体,一事一目,互助统辖;三是纲目与条目的混合体。且愈往后,这种混合体的方法在宗谱编纂中愈益得到广泛的运用。与明代以后所修宗谱相比较,有明一代所修宗谱的体例已比较完备,且大体上已定型,此后清、民国年间所纂宗谱在体例上基本承袭明谱,变更甚微。

2016年3月媒体报道:仙桃市张沟镇新西村81岁陈江培老人保存的《义门陈氏江州老谱》。扉页楷书“义门陈氏江州老谱”字体古朴苍劲,纪年“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清晰可见。族谱为黄绫质地,手工抄写。族谱记载了义门陈氏牛公庄的3位先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由江西吉水迁至湖北沔阳越舟湖,世袭至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的家族历史。现在这一支系已发展到近2万人,分布于仙桃各地。全国“非遗”评审专家、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认为这部《义门陈氏江州老谱》是迄今发现的成书最早、保存最好的谱牒,极具史料价值,够得上“国家级历史文物”。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

  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霞浦一带,谱系分正谱、副谱(草谱)。副谱可以查阅,而正谱修好后,要入箱上锁,将开锁的钥匙丢入祖祠神龛,以示此谱交祖先收存,以后禁开锁。若遇副谱丢失,有事要查谱时,要先做“牲福”,祭请祖先同意,方可开锁。

  旧时一些宗族修谱,每逢初一、十五日要祭祀祖宗。族谱告成后,还要造灵厝、做功德,请和尚法师观灯;观灯时造3座大灵厝(纸糊房子),供已超度的神魂居住,另设一些黑龛,供无子孙后代及未超度的神魂居住。福建省连城一带宗族,每年正月要拜“代图”(即写在布上的族谱)。行仪时,本族男丁都要到场,先是“新丁上图”(即新添男丁的名字入谱),上图之家要给执笔者一个红包,并烧香燃炮,用三牲祭祖。若逢大祭,要用整头猪羊置于下厅的支架上;继而是鸣锣击鼓放鞭炮;最后会餐,座位严格按辈份排列。族人围坐喝酒谈心,气氛很好。连城人把正月“拜代图”的宗族聚会称为“闹花灯”。

中国家谱保存至今的,以清代和民国的为主,约占全部数量的将近90%。就这部分现存家谱来看,尽管其编纂形式有所不同,编纂体例有详有略,记载范围有大有小,记载内容有多有少,编修重点各有侧重,但其格式基本上是相同的,是统一的,是有章可循的。一部体例完整的家谱,大致应有以下各项: 1谱名 一般均称为家谱、宗谱、族谱、家乘、世谱、统谱、支谱、祖谱、合谱、联宗谱、大成谱、房谱等,也有的称为谱传、真谱、渊源录、源流考、清芬录、世典、世牒、世恩录、故谱、族谱图、族系、族讲、石谱、世家、私谱、本书、大同谱、乡贤录、传芳集、家传簿、先德传、系谱、谱志略、家谱汇编、家模汇编等,可谓名目繁多。 2谱序 稍具规模的家谱,卷首一定会有一篇至几十篇不等的序文,它是每部家谱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谱序包括新序、旧序、族外人的客序、跋语、目录和刻印人名以及其它关于本族的记述。 3谱例 又称凡例,主要是阐述家谱的纂修原则和体例。一般而言,一些家谱在每一次续修时都会订出若干条适合社会潮流与需要的规则,以作为修谱时所要遵循的原则。 4谱论 许多家谱都专门辟有谱论一章,专收先贤的谱说、谱论、谱议的篇章和古代经典中的有关论述,对修谱的作用、功能、意义、历史、原理、方法等加以发明和阐述,是研究谱学的宝贵资料。 5恩荣录 主要内容为历代皇帝对家族中的官员及其家谱的敕书、诏命、赐字、赐匾、赐诗、赐联、御谥文、御制碑文以及地方官府的赠谕文字等,以显示和炫耀朝廷对该家庭及其成员的奖励和表彰,同时反映高家族的地位和身份。 6像赞、遗像 祖先及家族中历代英贤、重要人物的图像资料,一般为正面是遗像,背面是像赞。 7姓氏源流 中国家谱素来有“叙本系,述始封”的传统,明清以来各家谱也大多有记姓氏源流的一章,或称姓氏源流,或称宗族源流。它主要是用来记述本姓来源、本族的历史渊源、始祖、世派、迁徙、各支派间关系甚至改姓的原委等。 8族规家法 是宗族家族成员共同制定的、用以约束和教化族人的宗族法规,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名称各异,种类很多,诸如家规、家约、家戒、家法、家礼 、家典、家仪、家条、族规、族约、祠规、祠约、规范、规条、规矩、条规、戒谕等。 9祠堂 记载宗族、家族祠堂修建的历史,介绍祠堂的建筑规模、地理位置,收录有关祠堂的碑文、诗文、祠联、祠匾、祠堂图,建祠捐资人名,记录祠堂内神位世次、配享、附享、祭祀情况等。 10五服图 又称服制图。所谓五服,就是指古代丧服制度中的五种服色,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丧服是根据生者与死者的远近亲疏关系而穿着的一种服饰。因五服本身就表明生者与死者的亲疏远近关系,同时又表明与死者同有关系的生者与生者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所以不仅在执行丧礼时要涉及到,而且在执行宗族、家族事务及执行法律时也必须涉及,所以家谱中一般都载有五服图。 11世系 这是家谱中的主体部分,又称为世系图、世系考、世系记等。这部分内容为所有中国家所共有,因而成为家谱区别于正史、地方志的最明显的标志。世系表除欧阳修、苏洵所发明的欧式图谱和苏式图谱外,还有两种比较常见:(1)宝塔式图谱:这一图谱形式何人所创、创于何时目前尚元定论,不过至迟已在南宋时出现,因此很可能也是北宋人的产品。(2)牒记式图谱:这一图谱的特点是分别按世代以文字叙述先人的事迹,既不用线条,也不用图表。 12传记 家谱中的传记又称行状、行述、行实、事状、志略等,其体裁有传记、行状、寿文、贺序、墓志、祭文以及抄自史传中的资料,主要载录家族成员中“方行可书”的“忠臣孝子”、“节妇义夫”的事迹和传记资料。 13谱系本记 也称作世序、世系录、先世考等,主要内容与世系部分大致相同,记载本族成员的简况即本人名讳、父名讳、排行、字号、生卒年月、寿数等。 14族产 记录家族、宗族的集体财产如祀田、坟地、义庄、学田、义墅、山林、房屋等。 15契据文约 专门登载与记录和族产有关的契据文约、管理制度以及宗族、家族内部关于承嗣、婚姻、分家等的文书及契约。 16坟茔 记载族中公共坟地的情况,包括墓地图、坟向、祖坟及各支派墓地分布等。 17名迹录 记载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堂舍、庵寺书院等。 18任宦记 记载族中成员历代官宦名人事迹,其内容与传记部分大致相同,包括履历、科第、政绩、功勋、著作、学说等。 19年谱 是按照年、月、日专门记载一个人生平事迹的一种体裁。 20艺文 收录家族、宗族成员的著述,包括奏疏、殿试文、万言策、诗词和各式文章等。 21字辈谱 又称派语、派行诗、行第、派引、排行等,专门登载族内成员姓名排行的字语。 22领谱字号 中国古代家谱修好后,在派发给族中成员前,对每部谱都编以号码。 23续后篇 或称余庆录。指家谱修完后,专门留空白纸数页,留待后世子孙续,以示绵延不绝。 24纂修、捐资人名 家谱的纂修或续修,是家族、宗族中的一件大事,涉及族中许多人员,且须动员全族成员捐款助修。 以上是家谱的基本格式。一部家谱也许不可能将上述基本格式全部用到,但格式中的主要部分如谱序、凡例、世系图、传记、家规、艺文、字辈谱等肯定会有,家谱也正是任借上述内容将家族的历史渊源、迁徙情况、历代英贤等保存下来,并流传后世。 其实一部完整的家谱就是一部宗族、家族史或宗族、家族百科全书。通过这部家谱,我们可以了解到该家族的历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变迁,居地变迁,婚姻状况,该家放成员在科第、官职等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事迹,该有族的经济情况和丧葬、礼典、家规、家法等典章制度等。而家谱也正是将这些内容以书、图、志、表、史的形式记录下来,从为可与正史与方志并列的又一文史宝库。

有家规,家训,家族成员等资料。纸质的录入后修改麻烦些,换个方法,修成电子版本的,等最终定稿后就可以打印成纸质的。能在线聊天,在线查看宗亲信息,更新家族大事件等等。参考百姓通谱把。希望我的回答帮到你。

我国具有悠久的家谱档案研究传统,春秋时左丘明著《春秋左氏传》,大量采用当时公卿贵族如鲁国三孙、晋国六卿等家族的家谱档案资料,成为家谱档案利用研究的篙矢。汉代司马迁编撰《史记》,更是大量采用家谱档案,使家谱档案利用研究正式起步。晋代贾弼撰《姓氏簿状》,这是第一本家谱档案研究专著,家谱档案研究利用趋于成熟。南北朝王僧儒继承发挥贾弼研究成果,编撰《十八州谱》,家谱档案研究利用达到鼎盛。唐太宗、武则天撰《姓氏录》、《氏族志》,林宝撰《元和姓纂》,家谱档案研究虽在发展,但水平没有太大突破。宋代郑樵撰《通志•氏族略》,收录百余部家谱,延续了家谱档案研究的传统。明清时代,虽然私家编撰家谱风气很盛,但家谱档案研究已经接近尾声。“五四”运动以来,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利用开发家谱档案,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呼声,著名学者潘光旦、杨殿询适应时代要求,对家谱档案经过科学推理分析,发表大量有关家谱档案研究著作、论文,初步完成家谱档案研究从古典到现代、从手工到科学的转变。可惜此后家谱档案研究陷于停顿,具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稀少,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作为现代档案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

根据家谱自身状况和相互关系,进行全面完整系统整理,可以发现家谱档案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生死。家谱档案中最首要、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详细记录本家族男性成员的出生、死亡的时间、地点、状况,全面、完整、准确地反映本家族人口发展繁衍变化状况。二、血缘。家谱档案详细勾画了本家族男性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构成一幅完整复杂的男性中心、直系血亲关系网络。三、婚姻。家谱档案还描绘了本家族男性成员的婚姻关系网络,每个男性家庭成员妻、妾的姓氏、年龄、家庭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记载内容。四、籍贯。家谱档案对本家族的祖籍、原籍、现籍都有详细记录,这些记录综合反映出该家族长时期迁徙移居的漫长过程。五、事迹。撰制家谱档案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本家族成员树碑立传,在家谱档案中记载本家族成员的主要经历,取得的身份、地位、成就等,理所当然。六、规则。家谱档案大多附载了本家族的清规、戒律、训示,这些清规、戒律、训示的思想内涵,不外是告诫后代要忠君报国、光宗耀祖、弃恶扬善等,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七、文献。家谱档案中附录了大量的家族文献,如家族成员创作的著作、文章、图画、书法等,家族成员获得的旨意、封赠、官诰等,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不可多得。

家谱档案作为一个特殊的专门档案种类,与其它档案种类相比,它所蕴含的信息资源自有其固有的特性。一、家谱档案信息资源具有隐秘性。家谱档案的形成、保管、利用都是由本家族、甚至本家族中特定的人物负责的,往往秘不示人,外人不能接近,这就决定了家谱档案信息资源具有强烈的私有性、隐秘性,更需要开发利用,使其变成公共资源,为社会服务。二、家谱档案信息资源具有长久性。家谱档案本身和它的信息资源都是在长达数百年或数千年间形成的,信息涵盖时间跨度较长,可供长期开发利用。三、家谱档案信息资源具有原始性。家谱档案的内容是记载者或保管者的亲自经历,是未经加工的第一手资料,没有经过后天雕琢加工,朴素无化,其信息资源经过加工,便可成为精美玉雕。四、家谱档案信息资源具有稳定性。家谱档案的内容、形式长期以来都已形成固定格式,变化极少,其信息资源比较稳定,有规律可循,开发利用较简易。当然,勿庸讳言,家谱档案信息资源也存在某种缺陷、不足,有的宣传反动血统论,有的鼓吹个人英雄观,还有的散布封建迷信说,这些都是家谱档案信息资源中的糟粕,应当予以废弃。

家谱档案信息资源的提供利用,有许多途径,直接提出原件供查阅,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家谱档案提供利用形式之一,利用者根据自己利用目的,直接从家谱档案上采用信息资源,使之转化为社会或经济效益。但是,这种提供利用形式,会损害家谱档案本身,还属于初级、简单、低效的提供利用手段。为了避免损害家谱档案,有的档案机构尝试利用照相缩微技术,将家谱档案制成缩微胶片拷贝,供利用者检阅,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提供利用方式。随着微机网络时代的到来,将家谱档案输入微机网络,供利用者调阅查询,已经成为可能,并已付诸行动。如上海、新加坡联合设立寻根网站,将家谱档案输入微机网络系统,供利用者使用,使家谱档案提供利用上升到高级、复杂、高效的层次。

对家谱档案进行科学研究,开发家谱档案信息资源,具有多种形式、方法和手段,编辑加工是家谱档案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家谱档案的编研成果主要有:一、资料汇编。资料汇编的种类有全录式、节录式、全录节录结合式。全录式家谱档案汇编就是将全部家谱档案整理加工出版,它能全面、完整地向利用者提供家谱档案资料,为他们的利用提供选择机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节录式家谱档案汇编主要有名人望族家谱汇编、地区家谱汇编、时期家谱汇编、专题家谱汇编等,但它对全面利用家谱档案则稍显不足。全录节录结合式家谱档案汇编的好处在于既吸收了上述两种汇编的长处,又摒弃了它们的不足,可谓鱼与熊掌二者兼得。二、年表。利用家谱档案编辑名人年表,也是编研成果之一。利用家谱档案资料,按年代、月份、日期、时间顺序,详细记载某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人生过程,就是某人的年表。年表对利用者了解某人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图集。由于受古代落后科学技术局限,我们已很难识古人庐山之真面目,而家谱档案中保存了大量古人相貌、住宅形状、墓地地势等图画,这些图画绘制精美,真实可靠,把它们从家谱档案中提炼出来,编成图集,是非常难得的珍贵资料。四、论著。开展家谱档案科学研究,撰写论文、著作,既是利用家谱档案信息资源的产物,同时又是开发家谱档案信息资源的工具,它们是最普通、最常见的编研成果。五、传记。家谱档案还是编撰人物历史传记文学、**、电视的主要资料来源。人物历史传记的最显著特点是真实可靠,新颖独特,可读性强。要保持这些特点,都离不开家谱档案,家谱档案是传记的原型和基础。六、电子软件。把家谱档案编制成电子软件,输入微机网络,也是科研成果之一,它与将家谱档案直接输入微机网络的区别在于,它对家谱档案信息资源已经进行了加工,体现了编制者的意图,并非简单地把家谱档案从文字向电子载体转换。

通过开发利用家谱档案信息资源,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家谱档案信息资源是编史修志的助手。编史修志是家谱档案最基本、最传统的作用之一。由于年代久远,有许多重要历史事实已不能得窥全貌,给编史修志带来极大困难。家谱档案中的有关记载,往往成为解开历史之谜的关键。1992年,全国第六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举行,家住浙江的诸葛亮第49世孙诸葛方成向大会提供《诸葛氏家谱》,解决了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即诸葛亮后代2000年间的生存的情况。河北省邯郸市档案局在编写辛亥革命烈士张廷辅著作时,由于史料缺乏,工作陷于停顿,后来通过查阅《张氏家谱》,搞清了许多疑问,终于将该书编辑完成。

家谱档案信息资源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家谱档案有很多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这些传统文化绝大部分都有其积极意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责任继承,加以发扬光大。陕西旬邑县发现《肖氏家谱》,详细记载了该地名人肖之葆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窥视古代科举制度之一斑。

家谱档案信息资源是统一祖国的桥梁。近年来,海外侨胞、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纷纷回原籍查阅家谱,寻根访祖。特别是台湾同胞根据家谱记载,到祖国大陆原籍地认祖归宗,真正认识到自己是真正的中国人,而不是台独分子所说的“台湾人”,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向心力,对反对台独,促进统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即使台独死硬分子吕秀莲,当初也曾回福建访问故居,查阅家谱。

家谱档案信息资源是发展经济的工具。受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家庭经济在我国主要经济成分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特别是三胞家族财团,更是比比皆是。近年来,祖国实行吸引外资政策,三胞纷纷来大陆投资设厂,他们投资设厂的首选地点,往往就是家谱档案记载的祖籍、原籍地。有一位祖籍河南新乡市的林姓华侨,通过有关部门收集本宗家谱,建立全国林姓宗亲会,发动会员在桑梓投资办厂,极大的促进了新乡市经济发展。

家谱档案信息资源是民族团结的纽带。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0余个少数民族,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少数民族史料极其缺乏,而家谱档案信息资源,却弥补了这个空白。云南腾冲县刘氏家谱《彭城春秋》中,记载了许多刘姓少数民家族发展变化史实,难能可贵。

家谱档案信息资源是人口资料的来源。我国人口发展史料缺乏,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而家谱档案信息资源则恰恰弥补其不足,成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从家谱档案信息资源中,我们可以搜集出古代人口发展流动资料,总结出人口发展流动分析报告。如明万历年间编撰的河北武安《白氏家谱》,详细记录了该家族永乐年间(1403-1425年)从山西移居邯郸的历史。从河北磁县《谢氏家谱》中可以发现自明初洪武元年(1368年)至清初乾隆五十四年(1736年)368年间,该家族从一对夫妻已发展到180余人。

家谱档案信息资源是水文地质的资料。由于家谱档案中大多记载着本家族住宅、坟墓周围的风水脉穴等情况,我们可以对它加以利用,从中寻找古代地形、地貌演变历程,了解地质水文概况,为经济建设服务。

《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该书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他判断《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所谓“有国”据史书记载,吴越在宋太祖开国后,还存在一段时间,至宋太宗兴国二年才率土归降。可见这本书是北宋初年问世的。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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