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二千年历史速写

每一页的教会历史都是救恩历史的一部分，借着教会的宣讲及生命的见证，把神的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况活现出来，成为一种改造生命的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教会每一页的历史都是坚贞不移的信徒用血和汗写成的。不少信徒为了忠于神所托付的使命，不辞艰苦地将福音带到不同的地域与文化，并且在面对逼迫时，不惜将生命浇奠。他们的血便仿佛种籽一样，在不同的地区萌芽生出教会来。然而，在过去一千九百多年中，教会也经历了多次的挫败，有时面对挑战时畏缩妥协；有时被外在的势力渗入，分化教会，使教会沦于败坏光景；有时因人的软弱，在高举教义真理时却忘记了爱心的实践，因而造成教会分裂，使神的名受到莫大的亏损。正因为教会经历过多次的挫败，我们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教会的历史是神的信实不断展现的历史。无论在什么时代，当教会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神便兴起瓷的仆人，配合各种环境的因素，洁净教会，复兴教会，使她从颓败中起来，拓展神的国度。

在我们比较深入去谈论教会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之前，我们不妨概略地将教会接近二千年历史的一个轮廓勾划出来，好让大家先有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

为了方便起见，很多史学家都将教会的历史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初期教会史，由基督及使徒建立教会开始，直到第六世纪末年。史学家以六世纪末作初期教会史的完结，乃因教会于六世纪末已进入一新的历史形势。自五世纪开始，罗马政府对西罗马帝国已失去控制，西罗马帝国渐趋全面崩溃。然而与此同时，那里的教会却日益壮大，渐渐成为普世教会的领导。使西罗马帝国的教会兴盛的关键人物乃大贵格利（或作贵格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 约540-604 AD），他被视为最后的教父，也是第一位教皇，是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开山祖师。因此大多数史学家都以贵格利一世登基作教皇的那年为罗马天主教传统兴起的肇始。正因这缘故，第二段的教会历史便是由主后五百九十年（即贵格利一世即位那年）开始，直至主后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发动改教运动为止。史学家称这段历史为中古教会史。第三便是现代教会史，由改教运动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

每一段教会史都有其特色，有它时代独特的契机，也有其独特的问题与危机，更有其独特的成就。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几个不同阶段的历史独特的地方。

初期教会的发展本身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当使徒们一个接一个离世以后，教会便进入一个新的里程。教会一方面要继续使徒宣教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分散于不同地域的教会在失去使徒属灵权威的领导下，如何保持纯正信仰及合一的见证？这是教会当时的问题。在这时期，教会一方面尽量保留使徒在世时的言论与教导，在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属灵领袖必须被坚立起来。我们通常称这时期为"后使徒时期"。这时期大概从主后一百年开始至主后一百七十年左右。在这时期，教会权威的形式开始产生变化。起初使徒直接地从基督承受使命去见证、传递瓷的启示，因此对于教会信徒，他们的言行，都带有代表基督的权威。但他们去世后，教会便得依据另一种信仰、生活的指标，于是一些被教会普遍公认的文献及信条开始出现，以作为信徒信仰、生活最可靠的参考。圣经的正典便是在这时期开始形成的；比较详细的信经（如使徒信经）也纷纷在这时期出现。在这时期，信仰的表达都是非常单纯，没有深奥抽象的阐释，并且非常着重信仰在生活上一些实际的问题。这时期也是教会经历很大的逼迫，却又扩展非常迅速的时期。教会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教会的组织还很简单，异端的影响仍未太猖獗，因此信徒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时的信徒绝大部分是基层的。这时期史学家称之为"后使徒时代"（Post-Apostolic Age）。

接着便是"尼西亚前时期"（Ante-Nicene Age）的历史，由主后一百七十五年开始至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尼西亚会议为止。这段时期无论在内忧和外患上，教会都经历很大的压力。外患方面，就是教会接二连三的受到国家严重的逼迫，而异教徒的哲学家、文学家也多方面提出问难与攻击。内忧方面，就是教会内极端的信仰表达以及异端也多起来。因此在这时期，教会不单要向政府申辩，更要对应敌基督思想的挑战，同时也要为纯正的信仰争辩。因此，这时期最大的特色，便是基督教正统神学思想的发展及护教运动的兴起。同时，教会在迅速的扩展中，开始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崇拜的内容也慢慢丰富起来。此时的教会不再是低下层所独占的了，基督教已渐渐渗入中、上层，因此不同阶层相处的种种问题便开始出现在教会中。

"前尼西亚时期"之后便是"尼西亚时代"了。这时的基督教，因着君士坦丁大帝的归信，已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逼迫的忧虑没有了，但内部的种种问题却浮现出来。最严重的问题是教会开始趋于世俗化和结构化。为了避免受这种趋向的败坏，不少信徒退到荒漠中，企图透过在独处中的安静与严谨的操练，保持圣洁的生活。修道主义的兴起便是这时代的特色。这时代另一个特色是神学争论的普遍。为了要排解这些神学争论，教会就得继续不断地召开大公会议。教会的分裂也因这些争论和会议渐趋严重。

进入第二段的历史，我们看到罗马帝国不断萎缩，蛮族经常入侵，罗马军竟无力抵御。主后四百一十年，哥特人攻入罗马城，使整个罗马帝国举国震惊。当时便有不少人认为这事件是罗马亡国的先兆，是罗马人背弃他们的天神所招致的惩罚。主后四百七十五年，蛮族再攻入罗马城，四处抢掠，若不是罗马的大主教苦苦央求他们不要焚城，恐怕罗马城便付之一炬。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已不在罗马，而在小亚细亚旁边的君士坦丁堡。自从主后三百一十五年君士坦丁迁都以来，整个罗马帝国的重心便从意大利向东迁移，这便造成意大利及意大利以西的国境空虚。小小的一队蛮族往往可以攻城劫掠，来去自如。帝国因无暇西顾，竟任由罗马帝国的西边自生自灭。正因如此，罗马的大主教便渐渐成为西边的政治、经济及宗教领袖，蛮族入侵后，协助及***民重建家园的，往往是罗马的大主教。罗马天主教也就是这样渐渐壮大。在东边，神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下来，一个神学问题的纠纷解决了，另一个又出现。信徒的信仰生活已渐渐失去其活泼的能力。就在此时，大约是在主后六百三十年，回教突然兴起。回教徒在主后六百三十七年攻入耶路撒冷，不到两年，整个叙利亚也陷入他们手中。在五十年内，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大部分都落在回教徒手里，而教会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带的小小角落，教会可算损失惨重。

当时的形势的确非常不利，西罗马帝国经常受蛮族的侵扰，人民不能安定生活；而东罗马帝国则落在回教徒手中。这真是令人觉得黯淡的时候，因此很多史学家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我们要弄清楚，"黑暗时代"并不是指教会内部黑暗，而是指整个罗马帝国的文明趋于崩溃，在多方面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不少文化的遗产也渐渐失落。反过来，教会是保留那些文化遗产的使者；例如在很多地区，在蛮族入侵时，农民往往迁逃，以致不少农地荒废，甚至连耕作的技术也都失传了。教会很多修士便负起耕作的任务，并且保留了耕作技术。其实这时期也有它光明的一面。这时期是教会向欧洲西边及北边扩展神速的时期。以罗马为基地，教会差遣传教士带领蛮族归主。从主后六百年到七百五十年间，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盘踞于现今德国、法国地区的蛮族，全部归信基督。再过不多时候，北欧也归入了基督教的版图内。

由于东边的教会大大的萎缩，罗马的大主教便渐渐成为大公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人，而罗马教会因其宣教的成就，也成为欧洲所有教会的母会，受她的牧养与管辖。于是罗马天主教便日益壮大，而一度极具影响力的东方教会在历史上竟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以后教会历史的焦点，几乎完全在西方教会的发展。

教皇的势力日益壮大，教会的地位日高，权力的斗争及各式各样的腐败也开始出现。意大利的贵族经常控制教皇的推选及其他的政策，因此，一些德性败坏的人竟也当起教皇来。从主后九百年开始，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几经改革也无法扭转。在上的如此，在下的也如此，很多主教主管数个教区而从来不负牧养的责任。不单如此，他们竟将一些有利可图的圣职售卖，很多圣职人员的道德生活败坏非常。因此缺乏牧养和真理的教导，民间的各种迷信渗入平信徒的信仰生活中；有时圣职人员更利用这些迷信鱼肉信徒，如颁布、售卖赎罪券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神学方面，经院学派兴起，神学的反省几乎完全被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系统俘虏。理性的论证往往取代了对神话语的聆听与阐释，神的道被化成一套一套抽象玄奥的系统，与信徒的信心经历及生活相去不知千里。

在这情况下，上至教皇，下至信徒，都觉得教会急需改革，但他们不知从何着手。偶尔有几声旷野的呼喊，但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到了十六世纪初，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及文化意识的蜕变已由渐变而转速，急剧变革已如箭在弦。当一切条件就绪，马丁路德于一五一七年发动的改教运动便展开，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作出全面的检讨、批判与改革。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如星火燎原一样地迅速蔓延，最初在德国，后来在瑞士、法国展开。不久，英国因亨利八世未能取得教皇批准他与皇后离婚，因而与教廷决裂，另一形式的改教运动也在英国展开。在德国的改教运动产生了信义宗的教会；在瑞士，因慈运理（Zwingli Ulrich Huldrych, 1484-1531 AD）及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 AD)领导的改教运动产生了改革宗的教会；在英国就产生了圣公会。信义宗与改革宗在欧洲不同的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丹麦、瑞典、挪威受信义宗的影响极深，而苏格兰、荷兰、比利时则受改革宗的影响较深。在英国，一些不愿接受圣公会体制的信徒在十七世纪远渡重洋到北美洲寻求教会自由，这是美国立国的先祖，他们大都受改革宗的影响极深。然而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波兰这些地区，改革运动因着各种因素而节节失利。所以改革运动以后，天主教的传统依然很牢固地坚立在这些地区。如此一来，教会便呈现分裂之势；天主教与改革派三百多年来一直彼此敌视。而在改革派中，不同的宗派因着信仰表达的重点不同及体制上的差异，也形成了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势。

在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方面将精力倾注于传教的事工上，他们在拉丁美洲、亚洲，甚至在欧洲本身都有相当的成就。而此时，改革派却纠缠于宗派间或宗派内的神学争论中，将不少精力虚耗，在传教方面几乎交了白卷。

十七世纪开始，整个欧洲的精神文明正发生很大的变化。理性主义渐渐抬头，科学也相应快速地发展。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所谓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一种机械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就好像一个机械的系统，里面一切的现象都可以用机械的科学原理解释。于是，信徒的信心受到严重的考验；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多方面的质疑，为了应付这些挑战，一些神学家竟削足适履地将传统的信仰妥协，因而产生所谓自由派神学。在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刺激了工业的发展，西方在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之间，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这却带来西方精神生活的空虚，而教会也因此感受物质主义很大的压力。教会面临世俗化的危机。

然而在另一方面，十八、十九，以至二十世纪初期却是教会复兴更新的时期。自十八世纪末，复兴的火焰由英国燃烧至美国，再由美国蔓延到其他地区。这股复兴的火与教会传教的热忱相辅相成。因此，在这二百年来，改革派教会的增长也是空前未有的。

到二十世纪，教会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挑战，就如共产主义，物质主义，民族主义等。因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二十世纪是基督教节节败退的时期。共产主义在六十多年内席卷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而欧洲的教会似乎不断萎缩。然而，教会的生命力真是惊人的，在种种狂潮的冲击下，教会却不单没有退缩，反而有扩展之势。在主后一九八二年牛津大学出版的一份研究中，发现基督教仍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教会也在不断地增长中。

二十世纪是西方传教士撤退时期，也是本土教会兴起的时期。许多第三世界的教会在负起自治、自养、自传的责任后，发展极其迅速。而教会史也从以西方教会历史为主导的阐述转向多元的历史阐述，而从多元的历史发展中寻求普世的意义。

二十世纪也是合一运动开展的时期，但可惜合一运动稍为开展，在仍未能将不同宗派的距离拉近前，便大谈世界宗教的对话与合一，因而在推动天主教，东正教及基督教对谈、合作与合一方面，没有产生突破性的果效。而不久，合一运动的焦点也渐渐转移，从比较着重合一的讨论与活动，转移到政治及经济的解放，因而在第三世界的神学及教会生活，引起颇大的变化，也同时迫使普世教会正视信仰与处境的关连。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教会的宣讲是从过往回应理性思辩的时代潮流，转向回应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形势。

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教会最大的发展会在非洲和亚洲；在非洲，教会的宣教工作已经有相当的成就，而在亚洲，我们仍在起步的阶段。面对这么广大的禾田，亚洲基督徒的责任真是重大。

《复制来的》

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公元一世纪中叶，基督教产生于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135年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宗教。 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逐渐成为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罗马公教（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东正教）。十六世纪中叶，公教又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陆续派生出一些脱离罗马公教的新教派，统称"新教"，又称"抗罗宗"或"抗议宗"，在中国称为"耶稣教"。所以，基督教是公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的总称。

　　新教派别众多，但以三大主流教派为主，即分布于德国大部和北欧诸国，包括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国的路德宗，分布于瑞士、荷兰、苏格兰和德国一部分的归正宗以及分布于英格兰的安立甘宗。全世界新教徒约36亿，三分之二集中于欧洲和北美。

　　东正教的信徒主要分布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美国等地区，在中国人数不多，1984年，中国有东正教徒8000 人左右，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东正教主要的自主教会有君士坦丁堡牧首区、耶路撒冷牧首区、俄罗斯正教会、格鲁吉亚正教会、塞浦路斯正教会、塞尔维亚正教会、保加利亚正教会、罗马尼亚正教会、波兰正教会、希腊正教会、美国正教会、日本正教会、芬兰正教会等。

　　目前，天主教是基督教的第一大派别，全世界共有天主教徒88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85%，在各大洲的分布大致为：拉丁美洲约有37亿，欧洲约有25亿，北美洲和非洲各有约8000余万，亚洲和大洋州各有约7000余万。

在华夏大地,有且只有四姓是所谓的“通天家谱”，这四姓就是孔、孟、曾、颜。这四家的祖先都分别追溯到孔丘、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四家所用的字辈千百年来完全相同。

这四姓始祖，古往今来，皆以圣人尊之。至圣为孔子，孟子被尊为亚圣，他是孔子之再传弟子，而复圣颜回、宗圣曾子均是孔子的嫡传高足。

孔孟颜曾四姓在现实世界虽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却以“斯文在兹”的信念为后世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精神家园。

这个看似与国家民族没有多大关系的同族谱之字辈，实际上却折射出一个民族血脉相承的缩影。

一

该四姓后人的现取名，正式订出行辈是从孔门第五十六代开始的。明朝初年，朱元璋曾赐孔氏八个辈字：即“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供起名用。后因洪武元年五十六代孔希学及洪武十七年第五十七代孔讷先后袭封衍圣公。

明末由第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孔荫植)奏准，崇祯帝赐字“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至清朝乾隆皇帝又赐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由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立二十个字咨请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公布。亦即第八十六代至一百零五代。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到现在为止，已知最小的辈是孔门第八十三代“念”字辈。因此，不少孔孟等四姓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

有待指出的是：这并非是孔、孟、颜、曾传人一直使用的，而是在清乾隆九年（1744年），由礼部调查整理，报皇帝钦定作为孔孟颜曾后裔行辈的顺序的。现家谱如下：

希、言、公、彦、承，

弘、闻、贞、尚、胤；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肈、彝、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二

上述四姓族谱，据说“卜”姓亦遵照之。卜商为卜姓始祖。不过，卜子的影响力远不及上述四圣。

说到四姓该族谱，尤以“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惟垂佑，钦绍念显扬”而耳熟能详。在当代四姓的族人中，许多人都会当做家谱来背诵。甚至有不少外姓人也说这是孔孟两大家的家谱，也有些人说这是孔孟颜曾四大家的共同家谱。

严格的讲，这些表明辈分的名子开头“字”不是家谱，家谱是记载某个家族世系传承情况——即各个支脉的男性家庭成员及其配偶、儿孙年龄职业住址等情况（封建社会中女性长大成人要出嫁，所以不计入家谱）的花名册（类似家族内部的户口登记薄）和家族成员中重要人物重大事迹的记录本。

近来，历年清明节至，来自海内外的三百余名孔子后裔必然在山东曲阜孔林孔子墓前祭奠了共同的祖先——孔子，子孙们依次向一世主孔子深深鞠躬行礼、敬献花蓝，并诵读祭文。之后又分别来到二世祖墓、三世祖墓、中兴祖孔仁玉墓和远代诸墓望祭之坛前，按照释奠先祖“必丰、必洁、必诚、必敬”的礼仪要求，举行了传统释奠祭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恢复祭孔活动以来，曲阜的祭孔活动都是在孔子诞辰日举办，属于“秋祭”。而在传统上，最隆重、最重要且必不可少的都是“春”“秋”两大祭。2008年，曲阜恢复了传统的春季祭孔。如今的春季祭孔大典定于4月3日在孔子出生地尼山隆重举行。曲阜的孔氏家族墓地，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墓葬最多和最集中的家族墓地，也是世界延时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墓葬群。自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其子孙接冢而葬，两千多年从未间断。

据悉，目前，孔子后代有三百多万人，至今已繁衍八十多代。其中，曲阜的孔子后裔占曲阜人口的五分之一，大约有23万！

孔子家族嫡长孙（第四十六代）自宋仁宗至和二年起世袭爵位“衍圣公”，主要任务为祭祀孔子、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台湾已故的孔德成是延续八百九十余年的“衍圣公”最后一代。

不过，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民国时代的大财阀孔祥熙，并非孔门嫡传后裔。因其母嫁入孔门时已有身孕。

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回民，姓孔，这是很特殊的。或许会有人问，孔子是汉族，为什么他的子孙是回族哪。原因是：孔子的第59代子孙孔彦嵘娶了一名回族女子，名叫马甲尕，夫妻两人生育了3个儿子。马甲尕要求一个儿子加入回族，并且信仰伊斯兰教。她缝制了一顶穆斯林戴的白布帽子，三儿子年幼好奇，争着戴这顶帽子，于是顺从母亲的意愿成了穆斯林。在甘肃永靖县，孔氏穆斯林被当地人称为“孔回回”。

孔孟四姓的后裔中除了有回族外，还有土族、东乡族、藏族、满族、保安族、土家族、朝鲜族和撒拉族，他们分别信仰伊斯兰教、佛教、喇嘛教、基督教等宗教。

三

现在，我们具体谈谈该四姓共同族谱的由来。

先说是否存在“孔孟一家亲”。当前，“天下孔孟是一家，看字排辈论高低”的说法很流行。由于孔子、孟子的后人共用一个家谱，不管姓孔姓孟走到哪里都要当一家人来对待。还说在旧中国孔家孟家子弟外出旅行，即使逃荒讨饭，来到陌生的孔孟人家，只要一提自己姓孔或者姓孟，就会被当一家人来看待。要按照姓名中的“字”表明的辈分论高低，岁数大辈分低的人也要给岁数小辈分高的人磕头行礼，称“叔”喊“爷”。东道主要给讨饭者安排吃住，走时还要送些粮食。这是和外姓人的区别之处。

要搞清孔孟是否真的一家，就需要看是不是两家真的共用一个家谱。经查阅家谱网得知：《孔子世家谱》是专门记录孔子家族繁衍脉络的谱牒，从孔子时代至今已传承了二千五百多年，跨越了八十多个代次，共登记近200万人。2005年，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在法兰克福宣布，中国的《孔子世家谱》被认定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

《孔子世家谱》原为手抄本，明朝时《孔子世家谱》形成“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之约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只大修过四次，分别在明朝天启年间、清朝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和1937年民国时期。

而《孟子世家谱》也记载了从孟子到第七十五代孙孟祥拹（1990年在台湾继任亚圣奉祀官）的历代孟氏子孙繁衍情况。清朝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孟子六十五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衍泰修编了一部较为完整的族谱，分送族众。康熙六十一年(172Z年)秋，孟子六十五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衍泰重校《三迁志》。

孟氏族谱规定，续谱之时要将旧谱缴入谱馆，一旦新谱修成，要将旧谱销毁，所以清代以前的孟氏族谱已经没有了，现在传世的只有《道光谱》、《同治谱》两种木版刊印本。

由此可见，孔孟两家各有独立的家谱，家谱中都没有两家合并为一家之说。至于曾、颜，亦如是。我们进而可以推断，从宗族的角度讲，孔家就是孔家，孟家就是孟家，曾家事曾家，颜氏仍是颜氏。颜氏之源与孔子母亲无涉。

据说，这四个通天谱的后裔，是不需要说“免贵”的姓氏。

也有此分析出：四姓具备共同族谱，并非是春秋战国时代相约而定的，而是后来的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强行以定。

当然，无可否认，四姓之始祖确实亦渊源甚多。众所周知，孔子及其学生的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西方人看来，孔子无疑是足以与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柏齐名的思想家。

而孟轲，也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是影响了很多执政者的至理名言。

关于曾参，其实是孟轲的老师的老师，其在孔学中的地位，很长时间以来未被认识，唐宋之后才被高度认可。他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被称为“上承孔子道统，下开思孟学派”。

而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徒弟，有评价说“颜渊独知孔子圣也。”颜回所认同的“天人合一观”所表现的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是那个年代的精神瑰宝。

其实，儒家学派以孝道为先，排序以入道为先，应该是孔、颜、曾、孟才对。原因很简单：颜回和曾参是孔子的学生，颜回是曾参的师兄，曾参却是孟轲的师祖！

孔孟颜曾四姓在现实世界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却以“斯文在兹”的信念为后世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精神家园。

师徒时代每天领受圣餐是一种宗教信仰活动，通常指的是基督教中的洗礼和圣餐。

在基督教中，洗礼是信徒加入教会的一种仪式，通过洗礼可以表示对上帝的忠诚和信仰。而圣餐则是在特定时间举行的仪式，信徒们会分享面包和酒，象征着与基督同食并获得他的力量和救赎。

因此，师徒时代每天领受圣餐意味着徒弟在成为正式的基督教徒后，每天都要进行洗礼和圣餐等宗教仪式，以表达自己对上帝的敬畏和感恩之情。

亚伯拉罕（Abraham）或易卜拉辛（Ibrahim），原名亚伯兰或阿巴郎﹝Abram﹞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是上帝从地上众生中所捡选并给予祝福的人。同时也是传说中希伯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共同祖先。

基督教堂

二十世纪初叶，全世界的基督徒主要集中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基督徒在全球的分布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三世界基督徒的人数不但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而且其迅猛发展的趋势有增无减。反观后现代主义主导下的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却在不断的衰退之中。基督教神学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进一步地分化，而教会对后现代主义缺乏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这一切导致信徒数量下降，教会老化并缺乏属灵的活力。

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西方不但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一些学者已经观察到圣经文化在西方社会中衰微的迹象，并大声疾呼教会应该奋起大力提倡圣经。但是西方教会显然在这方面力不从心，这种对圣经的无知已经渐渐蔓延到教会内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有的学者认为下面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圣经语言从西方文化中消失：一方面教育系统未能有效地传递圣经及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内涵，另一方面教会疏于将基督教信仰与年轻一代的需要结合起来。

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和各种大众媒体的普及，现代社会正在加速远离圣经的年代，因此如何解读圣经、如何在后现代社会中应用圣经中的道德标准，对当代人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时常令人感到困惑不解。为了建立在圣经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桥梁，自由派神学自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在尝试用不同的方式修改正统基督教教义。但是其结果不但未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反而给基督教本身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基督教神学毫无例外地再次经历分流与重组。与历史上自由派神学的分流不同，这一次在保守派与自由派两大阵营内部均出现相当程度的改变。这是后现代主义时代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基督教保守派的阵营中，传统主义者（tranditionalists）坚持自宗教改革以来的教会传统，反对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他们认为基督教教义完全可以跨越所有的文化、语言、区域和时代，并无必要进行修改或以其他方式诠释。但是改革主义者（reformists）则强调在建设性的神学研究中应当继续寻求新的发现，在上帝的话语中寻求新的真理，以应付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另一方面，在自由派的阵营中，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s）承袭了十九世纪以来自由派神学的衣钵，而后自由派神学则继承了巴特（Karl Barth）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回归自由派神学之前的传统。后者以耶鲁神学院为主要代表，成为后现代主义时代基督教神学最为活跃的一个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