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庭法，名字有误，家谱为“廷”字。李庭法之父系十三世李士富，李庭法之祖父系十二世李之有，李庭法之曾祖父系十一世李垣，再往前直至始祖李子信。李庭法之子系十五世李香，李庭法之孙有二，系十六世李李立金、李立玉。（据《河南林州李家岗李氏族谱》介绍，供你参考。）

南京高淳有李世民后代。

高淳县淳溪镇有一个村落，这里聚居了一部分唐太宗的后人，因为家家都姓李，久而久之形成“李家村”。从第一代李氏家族成员定居在此开始，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村民中许多人都知道自己是皇室后裔，唐朝的故事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丰功伟绩，让他们津津乐道。

李建峰，身高一米八左右，瘦削的脸庞棱角分明。由于老家面临拆迁，他把家谱保存在了办公室的柜子里。据称，李建峰保存的这部家谱，极有可能是李家村这一家族分支最后一套家谱。见到记者到来，李建峰拿钥匙打开密封的柜门，一摞陈旧的线装书出现在眼前，一本又一本，20本家谱封面上都写着：“莲溪李氏宗谱”。

书长约40厘米、宽20厘米左右，淡棕色，书从左向右翻页，里面的纸张酷似现在的油画纸，感觉很古老。其中有3本家谱已破烂不堪，还有十多本保存比较完整，只是纸张上有明显水渍。家谱里面是从上至下工整的字，对李氏每一代都有详细的记载和划分。

家谱是由李建峰的祖上传下来的。“我爷爷和我父亲都是农民，不识什么字，只知道这些祖宗留下的家谱很重要，一直作为传家之宝相传。”李建峰告诉记者，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郑重地对他说，其他的可以不管，但是这些家谱一定要保存好。“文革”“破四旧”期间，家谱面临被毁，李建峰的爷爷李维化冒着危险，千方百计把这部家谱保存了下来。

李世民后裔避难到高淳

李姓的来源有颇多典故，传说是出自嬴姓，为颛顼帝高阳氏之后裔。根据宗谱的记载，汉景帝时李家就出了个骠骑都尉李广，李广一生戍守边关，与匈奴七十余战，因为李广行动快，箭法精，忽来忽去，叫人摸不准他的路子，匈奴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飞将军”。

李渊是唐朝的开国皇帝，也是这套家谱中记录的李家第24世子孙。宗谱中记载：“讳渊，字叔德，袭封唐公，隋末起兵，受恭帝禅国号大唐，庙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唐高祖在位9年后，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以立为太子，而后继帝位。

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他励精图治，出现了天下升平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这套族谱对李世民的情况也进行了详细记录，宗谱记载：“讳世民，高祖次子，初封秦王。唐得天下，勘定祸乱，削平偕伪，皆其功也。高祖因传位焉，庙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唐懿宗去世后，太子李俨即位，是为僖宗，在位15年，后唐昭宗李晔即位。李晔也是懿宗的儿子，僖宗排行老三，昭宗第七。唐昭宗是一个悲剧性的皇帝，此时的唐朝已经积重难返，回天无力。昭宗所做的，只能是勉强使大唐多存在了几年而已。

而高淳李家村人就是唐昭宗的子孙。

想把这些家谱传下去

从家谱记录来看，唐昭宗的重孙就是李德鹏。而现在高淳李家村人是以李茂学为始祖的，李茂学的祖先从家谱中可以清楚地查阅到，李茂学的祖宗是唐昭宗的重孙李德鹏。李茂学是李氏家族的第54代子孙，也是高淳李家的第一代，属李世民一脉相传的正统后代分支。

宗谱记载中有这样的文字：“茂学，行区入迁溧水俞家滩，即今分隶高淳县老莘圩莲溪村。”据李建峰解释，唐灭亡后，李氏家族许多子孙被迫分散，到处都有李家后人。其中李茂学这一支流落到溧水俞家滩，当时高淳和溧水还没有分开，俞家滩也就是后来的高淳县老莘圩莲溪村，因此他们这一支被称为“莲溪李氏”，修的宗谱也被命名为“莲溪李氏宗谱”。他还解释，莲溪村也就是现在的高淳李家村。

李建峰的爷爷李维化在家谱中亦有记载，是作为最终的辈分名单出现的。李维化是第71世，由此算来，李建峰应当为李氏家族第73世。若是以唐太宗李世民算起，李建峰就是李世民的第48代子孙。

从家谱上的记录看，这套家谱在清朝和民国都曾经重修过。但从民国以后，家谱就没有重修过，时间长了，由于纸质问题，已经损毁不少。李建峰觉得，他还想把这些家谱传下去，但怕这些破旧的家谱保存不了，因此他打算尽快修复这些家谱，并重新复印一份，让这套家谱一直保存下去。

东蒙李氏家族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新泰市李家楼、南鲍及蒙阴县一带。《族谱》，七册，胶印，线装。初修于清道光二十六年，一九九七年春由李因俊等人主持续修。

据《东蒙李氏家庙记事碑记》和《东蒙李氏族谱》记载：李通、李成（山）为同胞兄弟，祖籍南宋京西北路滑州白马县（今河南滑县）井店镇河道村，祖义增，北宋河南东路安抚使，驻镇太原，宣和元年（1119年）致仕回籍，李通之妹李翠萍系岳飞之妻，李通与岳飞是至亲。北宋末年，金兵南侵，灭北宋后，兵锋直抵泰山一带。南宋绍兴年间，岳飞部下李通、李成兄弟及李通儿子李顺德南渡，念念不忘收复失地，来到当时由金兵占领的新泰，秘密组织“忠义社”抗金。后加入岳飞抗金大军，冲锋陷阵，屡立战功。祖孙三代坚持抗金，世称“元帅李家”。建炎四年（1130年），李成因战功升江南西路兵马副都监，与兄共随岳家军北伐。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父子遇害，李通驻防鄂州，继续组织抗金。绍兴十九年（1149年）李成升鄂州驻扎御前破敌军统制、福建路马步军副总管，是年，因“岳党案”牵连，离军赋闲，李通亦辞职。李通先至新泰李家楼安家，翌年李成亦携眷到新泰麒麟庄定居。后孝宗曾起用李成，询以治国之策，任命为山阳郡镇抚使，驻扎楚州。数年后告老还乡，仍回新泰麒麟庄隐居。通、成殁后，分别葬李家楼东园和麒麟庄李氏族林。今两墓尚存。

《东蒙李氏族谱》卷首有李通、李成的画像和李通故里碑。还有《新泰市东都镇人民政府关于修建李通、李成纪念馆的申请报告》、《新泰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修建李通、李成纪念馆的批复》、修谱理事会名单、宋史暨岳飞诞辰八百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新泰市人民政府把李通墓、李成墓确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以及序、跋、碑文等。

李氏行辈：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立谱时公布二十辈：（二十二世至四十二世）“树瑞大宗因，长修广正遵，怀成全本茂，培乃一家仁。”

一九九二年复印旧谱时公布二十辈：（四十三世至六十二世）“进秀安敬现，贵珍吉祥勤，孟季恒荣昌，英才育寿林。”

一九九七年续谱时公布二十辈：（六十三世至八十二世）“贞益鸿俊运，伟业润新民，惠善延续久，禄奉庆泰云。”

《东蒙李氏族谱》按表格式排列，有配氏、女儿，有行政级别、学历等。入谱者至二十九世。

《东蒙李氏族谱》由主修人李氏二十六世李因俊于一九九七年赠。

1895年，李家瑞出生在云南剑川县，这是一个白族之乡，民族民间文艺非常发达。1910年，李家瑞考入剑川小学读书。1916年升入到大理第二中学继续学习，次年，他考取了昆明成德中学，以后，又转入昆明二部师范学习，以优异的成绩争取 了当时为数极少的公费待遇。1920年夏，李家瑞从温暖二部师范毕业后，为自谋生计，去嵩明高等小学读了半年书，尔后又回到昆明参加高考，被南京东南大学所录取。入学后，他因不满该校的文科教学，决定再次报考，以入他校。1922年秋，二十七岁的李家瑞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这个“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他耳目目染，接受到不少新鲜的知识和思想。不久，北大的《歌谣》周刊创刊问世了，这张“小小的报纸”唤起了他对童年生活的回顾，同时，也使他慢慢懂得了流传在民间的文艺和风格，也有那么高深的学问可作。两年以后，李家瑞升入高校中国文学系攻读。随着专业知识的增长，他对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兴趣也逐步加强。1925年秋，刘半农从法国留学归来后，担任了李家瑞的老师。从此，李家瑞就在这位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先驱者的指导下，刻苦学习，博览群书，为日后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做着系统的准备工作。

1928年秋，李家瑞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经刘半农先生介绍，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做了练习助理员，后又转为正式助理员。并在刘半农先生的指导下，专刊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资料搜整和研究工作。1929年，李家瑞在协同刘半农编写学术专著的同时，发表了《中国傀儡戏考略》等研究论文。1930年2月，李家瑞与刘半农合作《宋元以来俗家谱》一书，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专刊印行于世。此后，他又积极帮助刘半农搜整《中国俗曲总目稿》〈1931年5月刊行〉，为此书的编校和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同时，也使自己在实际的锻炼中走向成熟。1931年秋开始，李家瑞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对北京俗曲的搜索中，他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大量材料汇集起来，进行系统地分类和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写出了专著《北京俗曲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该书于1933年出版后，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同一时期，他还写了《乾隆以来北京儿歌嬗变举例》等与民间文艺有关的重要论文，1934年，李家瑞又遵循刘半农先生生前的嘱咐，将学术探寻的注意力，转回到两年前就已开始的另一个课题上，即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史书、方志、笔记、民间俗曲等书籍中，去查寻有关涉笔到北平风俗民情的材料，并将它们系统地抄整和编排出来。1935年，李家瑞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撰写和发展了《打花鼓》、《说大鼓书的起源》、《劈破玉》等专题文章，并开始进行元明两代戏曲里的方言俗语的研究。1936年，是李家瑞学术撰述生涯中最为高产的时期。在这一年中，他除继续积极抄录和整理北平地区的风俗材料外,还撰写和发表了《唱本词》、《说弹词》、《两处码头调之比较》、《关于妓家供种的传说》、《谈嫁娶喜歌》等近二十篇研究民间文艺和民间风俗的文章。1937年5月，李家瑞推出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北平风俗类征》上、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继《北平俗曲略》一书之后，奉献给当时学术界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说新编弹词考证》、《十杯酒》等论文。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李家瑞为避寇乱，携眷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迁徙由北平至上海，尔后又由上海至南京，淞沪战事后，他亲眼目睹到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仓惶溃逃，国土破碎，百姓落难的种种劣迹，从而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任和希望。回到剑川后不久，李家瑞接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电邀（1938年初该所亦迁至昆明），立即赶回该所继续从事于1935年就开始的元明两代戏曲里的方言俗语的研究。与此同时，他还曾打算编撰一部《北曲方言俗证》并对《北平俗曲略》一书作一些修补。但无奈一些原有的主要资料，已在避难中散失，许多工作都得从头做起。加之当时昆明又常遭日寇飞机轰炸，几个藏书较多的图书馆都无法正常开馆，这样就大大减慢了李家瑞学术研究的进程。1940年，亚当李家瑞开始全力投入撰述时，又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离所回乡休养，以致使《北曲方言议证》成了未能完成的书稿，《北平俗曲略》也未能修订再版，这对中国现代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1941年，李家瑞的病势稍有好转，即应大理中学之聘，担任了该校高中部的国文教师。他一面授课，一面进行学术研究。但由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所限，李家瑞不得不中断自己所喜爱的民间文艺研究，转而从事对云南地方的民族文物和考古的探索。他曾多次深入剑川县石钟山窟等古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考查，并在自己经济较为拮据的情况下，花钱请相馆的师傅去古文化遗址拍摄昭片，采集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1943年秋,李家瑞离开大理中学，到丽江中学任教。在此之后的六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工作在中学教育战线上，并继续从事一些学术活动，曾利用假期去滇西地区作考古调查，并撰写了《滇西白族火葬墓初探》等一些研究云南地方的民族古迹和风俗的文章，

1949年12月，李宁瑞在自己的家多，迎来了三南省的解放。1950年春，他受云南省文教厅的委派，到鹤庆中学高中部任教，不久，又调至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在此之后，他曾先后担任过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省博物馆副馆长兼研究员、省史学会理事、云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兼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的会员。

1951年至1953年，李家端除随中央和地方的文物机构，多次赴剑川县石钟山石窟作科学工作考查外，还织极参加了云南省博物馆的筹建工作。1955年，李家瑞参与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物展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又多次带领考古工作人员赴晋宁、剑川等县的古文化遗址调查，发掘出不少重要的文物。与此同时，他还积极从事云南的民族历史和文物古迹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剑川县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发掘情况及我的一些看法》、《古代云南用贝币的大概情况》、《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等近二十篇论文，并与周泳先等同志合作，编著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一书。六十年代初，李家瑞在担任云南省博物馆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云南地区文献史料讲座等学术教学活动，并亲自讲授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有关文献，为促进云南的民族文化研究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十年内乱期间，李家瑞虽已年近古稀，但仍不能免于其难。在“史无前例的冲击下，他被迫放下了手中的学术研究，以后又被“疏散回乡,生活上遇到了诸多困难，精神上也颇受压抑，因而成病，加之他年老体衰，所以未能等到“严冬散尽，就于1975年11月在云南逝世，享年八十岁。

在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李家瑞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研究家。他较早地闯入了民间说唱文艺的园地，为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流传于北京地区的民间曲艺和民俗材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北平俗曲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研究多类民间曲艺的专著。在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对说唱鼓书、大鼓书、竹板书、快书；蹦蹦戏，傀儡戏，济南调、湖广调、福建调、马头调、四川歌；打花鼓、跑旱船，儿歌、秧歌、夯歌等六十二种民间说唱文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一方面，他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一一介绍了各类民间说唱的特点，并对其渊源和流变作了必要的考证，同时还修正了一些为前人所弄错了的问题〈如指出别人在大鼓书研究中的某些错误等等〉。另一方面，他又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北平俗曲的“来源、“材料、“分类、“特点”、“唱者和“歌唱地方等问题，作出了初步的探索。他指出：北平俗曲“中间保存了许多史料，研究者们“可以由此看一点人民对于各种事件的见解和态度。由于李家瑞的这部《北平俗曲略》材料丰富，涉面甚宽〈其研究对象虽是在

“北平唱过的俗曲，但所涉及的民间曲艺种类却广及大半个中国〉，加之有介绍，有考订，有实例，所以它作为一部带有某些工县书性质的学术著作问世后，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民间说唱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材料，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正因为如此，刘半农先生才称《北平俗曲略》“是中国人研究民间文艺以来，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叙述。

1937年出版的《北平风俗类征》〈上、下两册〉，是李家瑞继《北平俗曲略》之后又部颇有影响的著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第一部较为详细而系统地搜集北平民间风俗的类书。在这部言近四十万字的资料辑本中，李家瑞不仅收录了许多珍贵的民俗材料〈其中包括一些主要的民间文艺材料〉，而且把它们分成了“岁时、“婚丧、“饮食……、等十三个类别〈每一类别下面又分若干小类〉”并按各类材料的时间顺序将其编排了起来,李家瑞所做的这项工作。不但为搜整和保存古代书籍中关于北平地区的民俗记载，帮助人们广泛了解北京地区传统的生活习俗，进而深入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可靠的直接或间接材料，而且，也为后人进一步搜集和整理民俗材料，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因此，这部书于1937年出版以后，颇受民俗、民间文艺学界的重视和欢迎，直到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应读者的要求，将这部书原版付印出版，足见它在中国民俗、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