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宣汉县土黄镇廖氏字辈： 刚嗣理荣讯，中光鉴淇林，点城万天梦，孙泰海询琮，年二孝日时，五尚仲侗添，思贵永大琇，正文希元显，可绍先人志，宜谋百代光，家声期振作，德泽自延长，如树能培植，蓬勃竟发扬，千秋锺毓秀，才华出栋梁。

　　广东连州市城西上河村廖氏所取用的清朝咸丰年间重修宗祠碑记上所刻的班辈词句即为：

　　国家兴隆，定有贤良，缵承基绪，世代修积，乃生才俊，光耀门庭。

　　广西全州县廖氏民国十七年重修《廖氏族谱》时，从《千字文》中选出60个字，作为廖氏新增60代辈派：

　　宏惟嘉晋运，达士志连承。启盛长思建，益安宝惠新。

　　任朝如茂学，济义敬超明。与庆良生广，作康景以文。

　　受贻宗道远，秉定咏业敦。用振为发永，则章万世英。

　　廖氏新的统一字辈：

　　三、才、四、维、正、学、行、宗、泽、立、伟、尚、承、

　　章、钟、书、俊、志、锡、鸿、业、敏、哲、体、道、达、

　　远、康、荣、和、超、咸、障、葆、化、华、国、任、重、

　　树、弘、良、兰、玉、秉、德、文、望、新、光。

　　重庆奉节县久发公后裔廖氏的字辈谱是：

　　久为德有 永吉祥应 宏开泰运

　　江西龙南廖氏的字辈谱是：

　　绍庭为国瑞，光彩振家声。

　　大雅乡马冈厝德安公的字辈谱是：

　　德（十五世）先春荣瑞景明，祥公衍庆自天成，文章显达仁为贵，远绍渊源启俊英。

　　东势镇武威千十公的字辈谱是：

　　汝（九世）宗登玉岳元衍，孟仁上世庆昌期，朝廷承裕随芳锡，华国文章启应时。

　　三岑乡田尾三口灶盈汉公的字辈谱是：

　　日（六世）大玉英圭，锡钦绍盈世，文才登科甲，振作泰隆兴，家声布春晖，光前子孙贤，祖泽喜超然。

　　观音乡武威世崇公的字辈谱是：

　　国（十五世）泰民安逢景运，文经武纬振家声。

　　厚福道烈、道顺公的字辈谱是：

　　寿则吾宦，永世朝恩，以承天禄；椿松千载茂，兰桂四时春，燕翼诒谋远，鸿图德业新。

　　厚福道昭公的字辈谱是：

　　崇（十二世）天有荣华，富贵万年嘉，克守祖功德，兴隆同一家。

　　平寨嵌下天兴公的字辈谱是：

　　再（一世）友永元道，天理振仕，宜可时世，大有进德，继述显名扬，传家礼义长，箕裘隆百代，宗绪庆荣昌。

　　清武溪口日享公的字辈谱是：

　　宗（一世）友永元道，日大继子心，为朝廷国土，良名万世钦，文章千载荣，中恕一生金。（按：此派及以下七派皆属于张廖）

　　老六大位公派：

　　信（二十一世）能攻先德，作述照古今，本基源流远，诒谋正清深，克治祖家法，基庆式五金门。

　　台北市武威安溪的字辈谱是：

　　文（三十世）章克立，修德为先，乃能世守，受福于天。

　　台北县土城乡子燧公的字辈谱是：

　　子（九世）邦文士，心上慕鹏程，绳武光前烈，诒谋奕世享。

　　台中市西屯区勤朴公的字辈谱是：

　　光（十五世）明正大，克夺世德，耀振家昌。

　　台中市西屯下庄仔问公的字辈谱是：

　　傅（十八世）家德谊惇仁礼，华国文章本史书。

　　桃园县大溪镇大鱼池及马坑的字辈谱是：

　　烈（十四世）世文国以，丁财福禄昌，苍梧千载茂，丹桂五枝香。

　　田背港尾日旺公的字辈谱是：

　　上（十世）国朝廷时士天，正心大学本宜先，荣光献瑞成名世，列位圣君亦尚贤。

　　武威根标公的字辈谱是：

　　（大房）相（十四世）朝镇贵天新振，庆运兴文元德昌；

　　（晚房）相（十四世）朝镇庚水集瑞，德胜荣华国家兴，

　　（大房、晚房共同）盛（二十八世）登凤彩传芳发，修学文武锦兰清，忠良仁义鸿龙王，桂汉雄光万世英。

　　西螺镇下浦里元表公的字辈谱是：

　　文（十六世）明登仕锦松国恩，武有正镇奉天发隆。

　　西螺镇小茄苳理明公的字辈谱是：

　　利（十三世）文士子日初兴，必世居仁郁乃登，恒立良心存美德，宜昭孝义有芳称，时逢茂对宜恭仰，秉礼传家蔼善能，溶哲向辉延博庆，扬光大智缵高腾。

　　郑坑的字辈谱是：

　　荣（十四世）后登朝上，光华振世昌，松青千古茂，富贵庆绵长。

　　湖南衡南县相市镇有个廖家铺里辈谱是：

　　英育元济广，人义道相同————资料提供者，（紫砚斋）

　　广西融安长安镇塘寨村的廖氏字辈谱是：

　　红氏惜定玉,日汉兆光(十四代)天 ,世代荣华贵,长明富万年

廖姓家谱介绍　　谱牒是记述姓氏家族世系的书，有“家谱”、“族谱”、“宗谱”、“家乘”等名称，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并无多少区别。谱牒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因为有了甲骨文，于是商王的世系就被记录下来了，这实际上就是商朝王室的家谱。到周朝的时候，已经设置了专写王室家谱的史官，有了我国最早的谱牒著作《世本》。谱牒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司马迁写《史记》就从中得到很大帮助。《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修谱　　修谱的目的在于敬宗收族。如果一个家族没有族谱，那就不可能了解家族的世系源流，连先人是谁都不清楚，自然也就谈不上尊祖敬宗了。加上年代过得越久，子孙后代不通采往，亲情就会日益淡薄，因而也就失去了家族的凝聚力。所以古人把修谱看得很重，认为国无史就会有失国政，家无谱就会有失家法，国史、家谱二者同等重要。宋代苏洵曾经说：“人家三世不修谱，则为小人矣。”明代方希哲认为修谱能够起到垂范后世的作用，他说：“古之贵乎谱者，非特以著世次，纪官位，而夸于人也。盖将使后人观之，而考人品之醇疵，明流泽之广狭，而益思所以自立云尔。”

　　廖姓族人历来重视修谱工作，如张廖家族谨守的“七嵌”中的第七嵌就规定：“迁籍外出，姓张姓廖听其自便，然必须修谱，庶几知木之有本，如水之有源，乃序谱之宗—旨也，子孙分布虽远，序谱一查，天下犹一家焉。”

　　族谱的倡修以欧阳修、苏洵最为得力，他们不仅亲自编写本族的家谱，而且提出了编写族谱的体例和方法。他们的谱法、谱例影响很大，成为后来族谱形式的规范。

　　从廖氏命姓帝世、食采周初来看，年代是相当的久远。叔安、伯廖和皋陶的后代都有自己的封国，召伯廖虽然不是诸侯，但他的身份是周朝的卿士，应该算是贵族。古人看重家世，屈原写《离骚》，开篇就是叙述家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按常理推测，最迟在周初廖姓就有了自己世系的记录，尽管名称不一定叫谱牒或家乘。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七雄并起，像廖国这类小国陆续被大国所兼并，且不说沦为奴隶，起码诸侯、贵族的名分是保不住了。再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隐姓埋名都惟恐来不及，能够顾得上祖宗的人大概不会很多。汉代廖姓出了个名人廖扶，人称北郭先生，教过许多学生，算是凤毛麟角了。此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打仗的日子很多，社会动乱，而廖姓从叔安至子璋的各代世系仍得以流传下来，实属不易。虽因时代久远，其中不免有错乱的地方，但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唐宋时期，廖姓人文蔚起，谱牒随之而兴。从唐代天宝年间廖琳碹所撰谱序来看，《虔化廖氏族谱》当是现在确知的廖姓最早的族谱。既有谱序，族谱的存在也就无容置疑，只是可惜现已失传。宋代廖姓人修谱的盛况，从欧阳修、朱熹、陆九渊、文天祥等名人所撰序、跋中得到充分反映。自明清以迄民国，可以说是举国上下，无族无谱。

家谱体例　　从家谱的体例上看，大多采用前序、后跋、中正文的体例，分别阐述修谱源起、家族起源、各支谱系、族规家法、宗祠祭祀等内容。

　　从编排体例上看，尽管在门目设置和内容详略上不尽一致，但就整体而言，其基本格式是一致的，即一般说来大都有谱名、谱序、凡例、谱论、恩荣录、图像、源流考、五服图、世系表、仕宦记、家传、祠堂、坟茔、族产、族规、昭穆、后跋等内容。如民国十四年廖佩珣先生监修，廖佩鎏等编纂的《惠阳廖氏家谱》，全书分上下二卷，上卷首载宗支谱，内分族姓源流、宗图及各地始祖简明图等；次载恩荣谱，内分进士、举人、贡生、仕宦、封赠、文学、国学、学校毕业、保举，及捐纳、旌节、耆寿等目。下卷首载坟茔谱，内述各代墓域；次载艺文谱，内分经、史、子、集四目；次载家传谱；末载杂录谱。清宣统元年世彩堂本（湖南衡山）《廖氏七修族谱》 18卷，卷一至四谱序、碑记、传记、寿序、墓志铭，卷五至十四齿录，余卷为宗规、墓图、祠堂记、祭田、契约、四礼、山图等。民国十六年本《嘉定廖氏宗谱》6卷，卷一序、氏族源流，卷二世系，卷三世纪表，卷四传状、碑铭，卷五撰述志，卷六宗祠志。有朱熹跋，陆九渊、廖鸿章撰文。 ”

《廖氏族谱诗》一　　作者：廖鸿章

　　源头深处话流长，本固根繁万代扬。敦义人伦明上下，家兴孝友乐虞唐。

　　天伦莫大尊亲至，人道当归太古常。幸得名公文叙谱，笔端花彩永生香。

《廖氏族谱诗》二　　作者：廖文旦

　　武威世德绵千载，衍秀分支绪万重。五岭东南联一气，八闽遐迩旧同宗。

　　渊源悠远传忠孝，恩义周全笃友恭。还望光前无遏佚，根深实固比乔松。

编辑本段祭祖大典　　[2]世界廖氏齐聚唐河县

　　首席记者郭启朝通讯员韩学广张子阳

　　本报南阳讯前日上午，“古蓼国国王廖氏始祖叔安公纪念馆开工仪式暨己丑年世界廖氏祭祖大典活动”在蓼山山顶举行。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唐河是中华廖姓之根，蓼国故地被公认为世界廖姓华人的祖地，千百年来，廖氏子孙秉承世训，孜孜以求，有的旅居海外，有的在国内创业发展，但是，他们始终牢记着祖籍发源地——唐河县湖阳镇。

　　据廖氏宗亲总会会长廖泽云介绍，2006年9月世界廖氏宗亲总会在广东省惠州市成立，2007年4月15日，该宗亲会在湖阳镇蓼山成功举办了“丁亥年世界廖氏宗亲祭祖大典”及“蓼王庙廖氏始祖叔安公纪念馆”奠基仪式。这次廖氏宗亲回唐河寻亲祭祖，是该宗亲总会组织的又一次大型活动，对传承血脉，汇聚廖姓力量，共筑祖地辉煌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编辑本段门楣题辞　　万石流芳：源自北宋顺昌人(今福建顺昌)廖刚，又名世芳，字用中，又字仁庵，号高峰，宋神宗(赵玥)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出生于顺昌县交溪乡，三十六岁时宋徽宗(赵佶)崇宁五年丙茂科进士，宋崇宁至大观年间(公元1102～1107年)赐进士第出身，御史中丞改宋工部尚书(掌管全国水土工程的大臣，从一品)，封少师，宣和二年，岁次辛亥，盗贼入顺昌，公遣其子谕贼，贼知公素守信义，遵命散去，地方得赖安宁，甚为君主倚重，召封为吏部员外郎，请营建康(南京)亲拥六师，以杜金人窥伺，历拜御史中承，知无不言，当时蔡京秦桧专权，亦为之畏惧、任吏部尚书至士卒，至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逝世，享年七十三岁。不但是宋朝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位军事家。子四皆士，皇上赐每人官禄两千石，父子五人共享万石，时人号称万石廖氏。诗云：“万石家声远，三州世泽长、瓜锦欣瓞衍，栾世庆荣昌。”

编辑本段廖姓宗祠通用联故四言通用联　　三州世泽；万石家声：上联典指自晋至唐历时数百年廖氏家族之显赫。“三洲”是指廖氏先祖廖彦光的六世孙有三兄弟封为郡公，长为廖延邦，封清河郡公；次为廖延龄，封武威郡公；三为廖延春，封太原郡公。这是廖氏首次分为三郡，也就是三洲的由来。下联典故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据说汉时廖扶(即北郭先生)聚谷万石救济百姓灾荒，故而家声远播；另一说是宋时廖刚和四个儿子均年薪二千石，共万石，父子号称十贵，其居舍门额宋皇帝御封为“万石家风”、“世彩堂”。“万石”指廖刚，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官至工部尚书；他的四个儿子廖迟、廖过、廖遂、廖遽同朝为将帅，年俸禄都在两千石(一石为六十千克)谷以上，五人皆重信义，一门官俸累计超过一万石。

　　绿荔名族；紫桂书堂：此联为廖氏宗祠“汝南堂”堂联。

　　名荣万石；性慧六龄：上联典指北宋顺昌人廖刚，字用中，号高峰，少年时曾跟从杨时学习，崇宁年间进士。宣和初年官监察御史，当时蔡京专权，他奏论无所回避，后出知兴化军。南宋绍兴年间历官吏部员外郎、御史中丞，对于朝政知无不言，曾建议起用有德望的旧相，因此得罪了秦桧，改任工部尚书。著有《高峰文集》。他四个儿子廖迟、廖过、廖遂、廖遽都任将帅，做到太守一级的官，当时人称“万石廖氏”。下联典指宋代顺昌人廖衡，幼年时机敏过人，六岁能写文章。县尉下乡催租时遇见他，把他抱到县衙，他当场吟诵《雨中山茶》诗，人们大为惊奇。十三岁中乡举，后任转运判官。

　　山茶咏句；性慧六龄：全联典指宋廖衡，幼警敏绝人，六岁能属文。吟雨中山茶诗，人皆大奇之。

　　著归田集；称谪仙人：上联典指北宋将乐人廖正古，字明远，治平年间进士，任西安知县，有惠政，曾多次提出王安石的“青苗法”于民不便。后辞官回乡，著《归田集》。下联典指北宋初顺昌人廖执象，字逊父，七岁能写诗。道士陈抟见到他时，说：“你是谪仙人(才学优异，如谪降人世的神仙)啊，但是不能久留尘世。”他不到二十岁就进京城向朝廷进献诗文，太宗看到后也称好，后参加省试时，得急病而死。

　　绿荔名族；紫桂书堂：上联典指北宋宜宾人廖有衡，字致平，熙宁年间进士，官至朝议大夫。家中有两棵荔枝，果实为绿色，味道甜美，他的好友黄庭坚称他家为“绿荔廖氏”，后来人们便用这个称呼来区别他和其他廖氏家族。下联典指北宋荆州人廖君玉，字国华，元祜年间以朝请郎知英州。他平生好学，此时在桂山建书堂，名叫“紫桂堂”，政务闲暇时就在堂中读书、吟诗。

　　名荣万石；世彩名堂：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廖刚，忠正耿直，疏陈无所避，官御史中丞，不阿权贵，几欲抗秦不成，改工部尚书，所生四子，皆居高官，人称“万石廖氏”。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廖莹中，建书堂名“世彩堂”。

　　汝南世泽；五经家声：上联典指廖郡望族居汝南郡。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廖谨，恬静力学，淹贯经史，人号“廖五经”。

五言通用联　　武功垂汉史；威德冲神朝：此联为廖氏宗祠“武威堂”堂联。联以鹤顶格，由首句的第一个字“武”和第二句的第一个字“威”构成“武威”堂名，是指武威郡廖氏。武威廖氏由得姓始祖飂叔安，至春秋时，飂伯高 改飂为廖之后，至汉朝便有廖氏祖先因武功而记载大历史上。上联“垂汉史”的“垂”是指流传，记载的意思，即是指汉朝的历史已有记载。“飂”，是古廖字。

　　万石家声远；三州世泽长：此联为廖氏宗祠“汝南堂”堂联。

　　力行仁义事；奉献忠孝心：福建省南平市樟湖镇溪口村廖氏宗祠联。溪口村是南平廖氏最为集中的一个行政村，人口约五千人，廖氏宗祠就座落一村后的一小坡上。晋末永嘉之乱，中原人民为了避乱事，相携外迁，廖氏祖先就于其时入闽。今日溪口廖氏始祖廖钱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由尤溪入溪口村，从此繁衍生息，是为溪口廖氏开基始祖。宗祠南向，占地约五亩，原址现湮没于水库区内，九五年迁于现址。祠宇系仿清建筑风格，宽大敞整洁，门墙中额为清嘉庆甲子年石刻“廖氏宗祠”，昭然醒目。门前平台左侧面立有数方清代重修祠碑记，以及现今《迁祠记》碑。祠之正厅设一神龛，龛中供廖氏祖先神牌，上额“武威隆望“，”“武威”即其郡望，各地廖氏多同此，以示宗族源流长远。祠厅内的这一副对联题味隽永，是廖氏先祖对后代的谆谆教诲，其后代遵循祖训，力体身行，历代努力不辍，终使家族兴旺昌盛，蕃衍各地，其中海外尤以台湾、东南亚颁较广。在香港，廖氏为当地四大姓氏之一，其祖先多源出于延平，在台湾的安平、彰化、淡水等地，延平廖氏裔亲亦不在少数。按照旧例，溪口廖氏于每年正月初六，春秋致祭，宗祠逢每年八月秋风便邀请五十岁以上老人相聚于此，增进亲谊。有清康熙、乾隆及民国七年三修《廖氏族谱》，1995年又新修有《南剑龙溪廖氏族谱》。

六言通用联　　肇候封于德庆；倡节义于南宫：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巢湖(今属安徽省)人廖永忠，征南将军，封德庆侯。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南京大理少卿廖庄，是一个生性刚烈、恬淡的人，喜面折人过。因一封奏折惹怒了明景帝，被贬至四川宁羌驿，充任驿丞。景泰八年正月，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廖庄被起复回到南京。

七言通用联　　派衍天横源流远；郡封武威世泽长：此联为廖氏宗祠“武威堂”堂联。

八言以上通用联　　慈孝友恭，一堂吉庆；诗书礼乐，满室荣华：此联为廖氏宗祠通用堂联。

　　感念恩深，小姑呕血；伤心春尽，嫠妇悲吟：上联典指廖忠臣妻欧阳氏抚养小姑，与亲女同乳，欧阳氏殁后，小姑泣至呕血，病年余。下联典指清廖云锦为马氏妇，早寡，其《咏秋燕》诗云：“伤心春雨香泥尽，羡尔先归到故乡。”

　　二水绕金盆，源长流远；三峰朝祖庙，人杰地灵：福建省宁化县地区廖氏宗祠通用联。

　　世彩堂高，历代多贤承祖训，武威望重，传家有道起人文：此联为廖氏宗祠通用堂联。

　　崇连祠堂，诏邑山连鲲岛峙；远寻地脉，官陂水合虎溪流：福建省诏安县官陂镇廖氏宗祠崇远堂联。此联以鹤顶格镶嵌“崇远”堂名。上联“诏邑”，指的就是福建省诏安县，“官陂”，指的就是诏安县的官陂镇，而“虎溪”，指的就是位于台湾省云林县的虎尾溪。如此一对楹联简单而清楚地说明此支廖氏族人所从而来的问题。

　　甘肃武威，承前启后源流长；闽杭觉坊，继往开来子孙昌：福建省上杭县蓝溪镇觉坊村廖氏大宗祠联。上杭蓝溪镇觉坊村的廖氏大宗祠为廖氏花公始祖祠。该祠堂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分前后两殿，内有木柱，外有围墙，砖木结构，造型独特，称“蟹型”二宝地，寓意为“家庭旺，子孙昌”。此支廖氏始祖花公与冯夫人仙逝后合葬于上杭庐丰公路旁，形曰“田鸡浮塘”。1983年重修，每年春秋祭祀，前来进香拜祖裔孙，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据廖氏族谱载：“花公官汀居杭，卒于官地汀州，运回觉坊安葬，路经杭之庐丰绿荫水口时，突然风雨大作，扛夫们只好把棺柩停放在路旁一块高地上，急于避雨休憩，待雨后回到停棺场，棺柩却没于地下，故而草草筑坟，放上一块小墓碑以作纪念……此坟筑起后，附近人家每晚都能听到处处蛙鸣。而逢暴雨，四周田园被淹，唯此坟始终浮于水面不没，故而传之为‘田鸡浮圹’。”

　　竹杖青奇，万里河山归杖下；青囊元妙，一天星斗隐郎中：江西省兴国县三僚村廖氏杨公祠联。廖屋村杨公祠安放的是杨救贫祖师和廖金精的塑像。三僚廖氏尊奉的开基祖和杨救贫勘舆术的传承人是廖金精。廖金精名瑀，字伯瑀，相传其曾入山学道，长居虔化县(今宁都)翠薇峰金精洞，自 号“金精山人”，故后世称其为廖金精。相传他年方十五，已经精通四书五经，乡人称其为“廖五经”。唐末兵荒马乱，科举不继。廖瑀的父亲廖三传擅长堪舆，廖瑀自幼耳濡目染，转而研究堪舆之术。杨救贫在兴国、宁都、于都一带活动时，廖瑀与杨筠松相遇于虔化，起初他不服杨救贫，年轻气盛，屡屡与杨公斗法。有一次，黄陂廖氏请杨救贫去堪定一个门楼位置。廖金精预先用罗盘定准了方位，并在地下埋了一个铜钱做标记。杨救贫来后，却不用罗盘，只是用手里的一根竹竿，随手往地下一插，却正中了铜钱中间的方孔。廖金精这下服了杨公，虔诚地拜杨公为师。廖金精原来住在宁都中山坝。为早晚追随杨公，他随师傅迁到兴国三僚村居住，后来得到杨公亲传青囊秘籍。三僚廖氏杨公祠大门的这副对联，就暗寓了这个故事。廖瑀著有《怀玉经》、《俯察本源歌》、《一盏灯》等著作传世。

　　学术仿西欧，开弟子新知识；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廖氏宗祠“万源祠”联。为纪念三世祖政廖妣梁安人，廖政第七世孙旺生、九生、曹福、石崇、汝贤等五大房后裔于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岁(公元1848年)在上杭古田建廖氏宗祠“万源祠”，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前堂为议事厅，厅前正中上悬“廖氏宗祠”匾额，后堂为祭祀厅，配祀一脉宗支神位。左右横舍二落四间，还有天井、门坪等。祠宇建筑精巧，典雅堂皇，周边古木参天，壮观秀丽，龙脉腾起，堪称风水宝地。民国初年，为推行新学，该祠改设“和声学校”。祠堂大门横批石刻“北郭风清”(为纪念先祖扶公，字文起，号北郭先生，东汉时人，博学多才)，两边镌刻着这副对联。此联实为办学宗旨，意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本族培养新型弟子，继承弘扬优良家风。1929年红四军进驻古田后，该祠又改为“曙光小学”。1929年冬，著名的古田会议在廖氏宗祠“万源祠”召开，该祠成了古田会议会址而永载史册，誉传五洲。

　　武不屈、文不惊，须立丈夫志气；威可畏、仪可象，乃为君子规模：此联为廖氏宗祠“武威堂”堂联。以鹤顶格嵌堂名。

　　溯源本于西周，祖德文谟昭百代；肇冠堂兴南宋，家声世彩振千秋：清朝时有翰林院学士廖甡返乡拜祖，嘉庆皇帝封送这一副饯别送行对联作廖氏堂联。这副对联对仗工整，气势磅礴，上联点出了廖氏是“周文王之后”的悠长历史；下联通过嘉庆皇帝赞誉廖刚德行，激励廖氏子孙弘扬“世彩家声”。

　　祖德溯三洲，源远流长，看此日人文蔚起；宗功承万石，根深叶茂，喜今朝景远维新：此联为廖氏宗祠“汝南堂”堂联。

　　源远流长，自唐朝为御史、中丞祖德宗功，当思发扬光大；溪清水秀，由博州迁豫章、南墅瓜繁椒衍，毋忘好友新朋：江西省上犹县仔阳乡源溪村廖氏宗祠联。

　　尧时著姓，周代分支，念先人志砺雄师，树侯封于德庆，疏陈大本，倡忠义于公庭，骏声振播而骏业开，早负千秋才望；籍隶漓江，宦游贺水，喜此地瑞云毓秀，绍世彩之明堂，桂井飘香，荐宗功之庙食，燕翼贻谋则燕毛聚，律成万古家风：广西贺州市贺街镇廖氏宗祠正堂楹联。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司马迁后代一说(ZT)

司马迁自称“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又称其数世祖茔均在高门，即今陕西韩城；但此地至今无一姓司马者。据韩城县文化馆介绍，距司马迁出生地“龙门砦”仅三里之续村，今为鬼东嵬阳村，同、冯两姓却历来均自称为司马之后。同姓祖陵存碑文录于下：

“维兹同族，世传司马。初序天地，系出重黎。至周失官，尝典史笔。去周适晋，分散他乡。错在秦朝，夏阳居处；喜及后代，高门成茔。官太史者谈，作《史记》者子长。葬史坡而山明水秀，生临观而子孝孙贤。史通因避莽乱，隐居嵩阳；徽为长门嫡孙，改姓同氏。追归故里，徙居徐村。坟墓先茔，不能悉志。自茂至杰，略表所知。”

此碑勒于清嘉庆二十二年，来源于清康熙二十二年韩城知事翟世琪所撰《重修太史庙记》。该碑文称：“自康熙八年，众为太史公庙会而不能得太史公生辰。适有华山方外士自言知其详，谓：司马子长四柱为甲寅、戊辰、庚午、丙戌，寿七十三岁，卒于丙寅年九月初四日。有二子，长临，字与仲；次观，字何求。史通，临之孙也。莽为安汉公，封史通。史通避莽乱，偕逢萌居嵩阳。司马徽正临嫡派，今子孙或在洛阳，同姓；或在襄阳，马姓。观之八世孙为懿，传帝十五叶，辟刘宋之祸，去司返高门。又有女为杨敞夫人。敞后传帝二世，前五代终始，皆子长之裔也。而观裔司马君实，与临裔司马徽，皆别有不朽，以德不以位。”宋武帝刘裕灭东晋之后，难免要追杀司马后代。司马子孙为避株连遭祸，改姓同、冯，返回高门，颇近事理。至于华山方外士所言，来自遗闻传说，虽无史籍可考，却不能一概视为荒诞不经，至少可作为史学家研考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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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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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史记

史记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者与成书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周末曾为铁官,秦惠王灭蜀的大将司马错就是司马迁的先人)，司马谈继承先人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随行，于路重病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第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办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第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蓻”。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内容

《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皇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共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个章节。其中，〈本纪〉是“天下”统治者的事迹，〈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至于文章内容，《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本纪

五帝本纪 夏本纪 殷本纪 周本纪 秦本纪 秦始皇本纪 项羽本纪 高祖本纪 吕后本纪 孝文本纪 孝景本纪 孝武本纪

表

三代世表 十二诸侯年表 六国年表 秦楚之际月表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惠景间侯者年表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王子侯者年表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书

礼书 乐书 律书 历书 天官书 封禅书 河渠书 平准书

世家

吴世家 齐太公世家 周公世家 燕世家 管蔡世家 陈杞世家 卫世家 宋世家 晋世家 楚世家 越王勾践世家 郑世家 赵世家 魏世家 韩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陈涉世家 外戚世家 楚元王世家 荆燕世家 齐悼惠王世家 萧相国世家 曹相国世家 留侯世家 陈丞相世家 绛侯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三王世家

列传

史记卷六十三 伯夷叔齐列传 第一

史记卷六十三 管晏列传 第二

史记卷六十四 老子韩非列传 第三

史记卷六十五 司马穰苴列传 第四

史记卷六十六 孙子吴起列传 第五

史记卷六十七 伍子胥列传 第六

史记卷六十八 仲尼弟子列传 第七

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第八

史记卷七十 苏秦列传 第九

史记卷七十一 张仪列传 第十

史记卷七十二 樗里子甘茂列传 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三 穰侯列传 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四 白起王翦列传 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五 孟子荀卿列传 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六 孟尝君列传 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七 平原君虞卿列传 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八 魏公子列传 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九 春申君列传 第十八

史记卷八十 范睢蔡泽列传 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一 乐毅列传 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二 廉颇蔺相如列传 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三 田单列传 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四 鲁仲连邹阳列传 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五 屈原贾生列传 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六 吕不韦列传 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七 刺客列传 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八 李斯列传 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九 蒙恬列传 第二十八

史记卷九十 张耳陈余列传 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一 魏豹彭越列传 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二 黥布列传 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三 淮阴侯列传 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四 韩信卢绾列传 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五 田儋列传 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六 樊郦滕灌列传 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七 张丞相列传 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八 郦生陆贾列传 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九 傅靳蒯成列传 第三十八

史记卷一百 刘敬叔孙通列传 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一 季布栾布列传 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二 袁盎晁错列传 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三 张释之冯唐列传 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四 万石张叔列传 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五 田叔列传 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六 扁鹊仓公列传 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七 吴王濞列传 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八 魏其田鼢列传 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九 韩长孺列传 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十 李将军列传 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一 匈奴列传 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十二 卫将军骠骑列传 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十三 平津侯主父列传 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十四 南越列传 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十五 东越列传 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十六 朝鲜列传 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十七 西南夷列传 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十八 司马相如列传 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十九 淮南衡山列传 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 循吏列传 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汲郑列传 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儒林列传 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酷吏列传 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大宛列传 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游侠列传 第六十四集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佞幸列传 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滑稽列传 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日者列传 第六十七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龟策列传 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三十 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一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

《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

史记

史记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者与成书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周末曾为铁官,秦惠王灭蜀的大将司马错就是司马迁的先人)，司马谈继承先人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随行，于路重病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第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办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第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蓻”。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内容

《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皇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共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个章节。其中，〈本纪〉是“天下”统治者的事迹，〈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至于文章内容，《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

《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