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一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八四。

　　寻根溯源

　　1、据《元和姓纂》所载，出自嬴姓伯益之后裔，以国为氏。

　　2、据《路史》所载，出自姬姓。周平王之子唐被封于南梁，南梁被楚所灭后，其子孙以“梁”为氏。

　　3、据《通志·氏族略》所载，出自地名。春秋时晋国有解梁城、高梁、曲梁之地，则梁益耳、梁弘、梁由靡之姓便依所居之地而来。

　　4、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战国时，“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迁都于大梁，亦称梁国，后有人以“梁”为姓。

　　5、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孝文帝迁洛后，改拔列兰氏为梁姓。

　　6、其他源流。满族有良佳氏，苗族有郎你氏改姓梁者。

　　另外，壮族、台湾土著、仫佬、侗等众多少数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伯益。相传颛顼帝有一孙女名女修，因偶拾燕子蛋食后生了大业，大业娶少典氏之女为妻，生下伯益。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赐他嬴姓，伯益便为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西周时，因其后裔中秦仲父子征讨西戎有功，周宣王封秦仲次子康在夏阳梁山（今陕西韩城附近），建立梁国，立为国君，称梁康伯。公元前六四一年，秦穆公攻灭梁国，梁伯的后代遂以国为氏，称梁姓，伯益也就成为梁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梁姓支派较多，但据史料所载，其最早发源地当是今陕西一带。晋代以前，梁姓多集中于北方居住，且以西北为主要分布点。秦汉时期，梁姓散居于山西，据载，汉景帝时，有梁林任太原太守。汉末，山西梁姓迁往陕西耀县、富平一带。汉平帝时，梁姓集中于安定（今甘肃东部及宁夏大部分地区）、扶风（今陕西关中西部一带）地区。其中安定梁姓最为旺盛，成为当地一支望族。此时，天水一带也有梁姓郡望，为少数民族改姓发展而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为避战祸而南迁者络绎不绝，梁姓自然也不外其列。据载，西晋“永嘉之乱”时，有梁芳率家族随晋南迁于浙江杭州与广东河浦之间。又有梁遐开基福州，被视为闽、粤始祖。此时，梁姓遍布南方的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浙江、广东、福建一带。隋唐时期，梁姓在南方又有了大的发展。宋元时期，由于金兵及蒙古军队的入侵，致使梁姓又一次大举南迁，进一步推动了梁姓在南方的繁衍发展。明清时期，梁姓已遍布全国，且以广东、福建、浙江为主要聚居地。今日梁姓以广东为多，约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七，占全国梁姓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

　　郡望堂号

　　梁姓在长期的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过许多郡望，据《广韵》所载，主要有四个：1、安定郡，治所汉代在高平（今宁夏固原）、东汉在临泾（甘肃镇原东南）、东晋在安定（甘肃泾川北）；2、扶风郡，治所三国时在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西晋在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3、天水郡，治所在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4、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堂号：

　　“仪国”、“怡庆”、“集贤”、“梅镜”、“安定”等。

　　宗族特征

　　1、梁姓忠贞爱国，尊学重教，其历代名人以文人墨客居多。

　　2、梁姓发源于北方，后成为一个典型的南方姓氏。

　　3、字行辈份排序分明有致，反映出其鲜明的家族特征。如清宣统年间由梁道生所修撰的《梁氏族谱》中有陕西梁姓一支字行为：“世贵端本，元孝承嗣，道安靖贤。”

　　名人精粹

　　梁丘贺：琅邪诸（今山东诸城）人，西汉今文易学“梁丘学”的开创者。梁师都：夏州朔方（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人，隋朝任鹰扬郎将，隋末发动农民起义，在朔方称帝，国号梁。梁肃：安定（今甘肃泾川）人，唐代文学家，官至右补阙、太子侍读、翰林学士等职。梁令瓒：蜀（今四川）人，唐代画家、文学家。梁颢：郓州须成（今山东东平）人，北宋官至右司谏。梁楷：东平（今属山东）人，南宋画家，擅画人物、山水、道释和花鸟。梁红玉：楚州（今江苏淮安）人，南宋名将韩世忠之妻，我国古代杰出的女军事家，在抗金斗争中，多次立功，被封为安夫人、扬国夫人。梁兴：平阳（今山西临汾南）人，南宋抗金义军首领。梁辰鱼：昆山（今属江苏）人，明代戏曲家，创作了以昆腔演唱的《浣纱记》，对昆腔的发展和传播有很大影响。梁佩兰：南海（今属广东）人，清代文学家。梁诗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东阁大学士，官至礼部、刑部、户部、吏部侍郎，兵部、工部尚书。梁章钜：福建长乐人，清代文学家。梁同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书法家，笔力苍劲，与同代的翁方纲、刘墉、王文治齐名。梁国治：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书法家，任职军机大臣。梁化凤：陕西长安人，清代任职江南提督。梁士诒：广东三水人，曾任职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兼交通银行总理，后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启超：广东新会人，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与康有为一起“公车上书”，倡导维新变法。其学识渊博，所著被辑为《饮冰室合集》。梁实秋：北京市人，现代文学家，著有《雅舍小品》、《雅舍杂文》、《雅舍谈吃》等作品。梁方仲：广东人，历史学家。梁思永：上海人，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之子。

佘太君名赛花，西京大同人，乃后周四镇节度使折从阮之孙，永安节度使镇府州折德（户衣）之女。折太君自幼随父折德（户衣）镇守府州，善于骑射，配与北汉名将杨业为妻。折太君生性敏慧，弓马武艺拥熟，深知兵法，辅佐杨业屡立战功，官居云州观察使，号称杨无敌。后来在征辽之时，潘美挂帅，杨业为先锋之职，不意潘仁美向怀私怨，包藏祸心，逼孤军而临绝险，陈家峪矢尽力穷，番将则乌屯云集，遂致全军皆陷，杨业被俘，三日不食而亡。

佘太君,名赛花,和其他传说中的杨门女将不同，历史上确有其人。曾祖父曾任后唐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十里)刺史,隶属李克用；祖父折从远,公元930年后唐明宗授他为府州(今陕西府谷县)刺史；父折德扆，后汉隐帝特任府州团练使。据清代兵部尚书毕沅《吴中金石记折克行碑 》中记载:折恭武公克行神道碑,在府谷县孤山堡南,叙折太君事,世以此碑为折太君碑。考折太君,杨业妻折德扆女也,墓在保德州南折窝村。折太君即是历史上的佘太君。佘姓是后来说书人以讹传讹，用了同音字所致。

编辑本段 回目录 佘老太君 - 历史内容佘赛花，封号太君。生于后唐清泰年间（934年），后汉乾佑二年（949年）与杨业成婚。卒于宋大中祥符三（1010年），寿七十七岁。历史资料，清康基田《晋乘搜略卷二十》载：“乡里世传，折太君善骑，婢仆技勇过于所部，用兵克敌如蕲王夫人之亲援桴鼓然。”人们把她比作蕲王韩世忠亲援桴 鼓退金兵的夫人梁红玉，推崇备至。清代光绪《保德州志》载“杨业．．．．．．事北汉为建雄军节度史，娶折德扆女。”

佘太君生长在一个爱国名将的家庭里，自幼受其父兄武略的影响，青年时候就成为一名性机敏、善骑射，文武双全的女将。她少年时便与普通的大家闺秀不同，她研习兵法，颇通将略，把戍边御侵、保卫疆域、守护中原民众为己任，协助父兄练兵把关，已具备巾帼英雄的气度。折杨两家结亲后，佘太君随夫杨业侍北汉，居住在太原北汉“杨府”。夫君边关打仗，她在杨府内组织男女仆人丫环习武，仆人的武技和忠勇之气个个都不亚于边关的士兵。

杨业归宋后，举家迁至开封府，杨业七年抗辽，威震雁门。但因受奸臣潘美的陷害，于公元986年不幸殉国。佘太君上书陈述杨业战死的原由，使潘美受到官降三极，王侁和刘文裕被削职为民的处分。杨业殉国后，他的八个儿子大都先后为国捐躯，那个时代以家族组成的军事力量，男将战死疆场，能够统领杨家兵的人绝非他族战将。佘太君做为一名历史人物，虽史书记载很少，但她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杨门女将”中的核心人物。

在山西代县杨忠武祠保存的《杨氏族谱》中，对佘太君作了全面的评价：“中心乐善，内助教忠，受龟寿五福之多，邀象服六珈之贵。不我先不我，后睹星月之重明；俾尔炽俾尔，昌焕乾刊之新渥。爰稽邦典，益进郡封。汝有子，若汉室功臣山河永誓；汝有德，如鲁侯寿母松伯弥坚。被我宠光，贰缓休祉，可特封郑国君太君夫人。”

岳飞的顶级领导是张俊，在陷害岳飞的道路上却充当了急先锋，主要有三个原因——张俊妒忌岳飞，牛头山战役张军逃跑生恨，岳飞势力越来越庞大！

妒忌岳飞

应该这样说，岳飞和张俊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岳飞的顶头上司就是张俊，在岳飞还是一个小兵的时候，张俊就已经飞黄腾达，很有势力，只不过岳飞发展的非常迅速，越来越有战斗力。你越来越得到皇帝的赏识。因此张俊对岳飞便逐渐有了妒忌之心！妒忌之心在后来的历史事件中主要体现在牛头山上的事件上！

牛头山之战

牛头山之战中，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宋国几乎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尤其是张俊所率领的张家军，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最终全部覆灭，在张家军全部覆灭之后，张俊竟然独自一人逃跑！逃跑之后竟然没有告诉皇帝，幸好岳飞及时赶到，并且运用灵活的军事政策，将辽军围困到了牛头山，而且在牛头山上岳飞开展了两面夹击，中间突破，擒贼擒王等战术，最终将辽国的金兀术彻底击败！这也引起了岳飞的顶头上司张俊的严重嫉妒！

陷害岳飞

在秦桧陷害岳飞之前，其实存在着岳飞的顶头上司张俊陷害岳飞的时候。而张俊确实是岳飞的顶头上司，可是张俊看到岳飞实力增长如此之快，而且在牛头山一站张俊逃跑，而岳飞却能够大圣而归确实让张军十分的恐惧，他认为岳飞一定会威胁到他的官位，最终在皇帝面前大肆的说岳飞的坏话，让宋高宗对岳飞的印象越来越不好！

1 常同字子正文言文翻译

常同（1090—1150）宋邛州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字子正，号虚闲居士。

常安民子。政和进士。

宋高宗南渡，召为大宗正丞。绍兴三年（1133）除殿侍御史。

论张浚在陕西丧师失地之罪；又因金使入见，言：“先振国威，则的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四年，除中书舍人、史馆修撰，重修神宗、哲宗实录。

累官礼部侍郎、御史中丞。七年，以显漠阁直学士知湖州，与秦桧不睦，请祠。

退居海盐十余年卒。著有《虚闲集》、《乌台日记》等，今佚。

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绍圣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进士第。

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敌难不赴，辟元帅府主管机宜文字，寻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帅机幕。

建炎四年，诏：“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谏江公望，抗节刚直，触怒权臣，摈斥至死。今其子孙不能自振，朕甚悯之。”

召同至行在，至则为大宗丞。绍兴元年，乞郡，得柳州。

三年，召还，首论朋党之祸：“自元丰新法之行，始分党与，邪正相攻五十年。章惇唱于绍圣之初，蔡京和于崇宁之后，元祐臣僚，窜逐贬死，上下蔽蒙，豢成夷虏之祸。

今国步艰难，而分朋缔交、背公死党者，固自若也。恩归私门，不知朝廷之尊；重报私怨，宁复公议之顾。

臣以为欲破朋党，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则公道开而奸邪息矣。”上曰：“朋党亦难破。”

同对：“朋党之结，盖缘邪正不分，但观其言行之实，察其朋附之私，则邪正分而朋党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党。”

同又对曰：“君子之党，协心济国；小人之党，挟私害公。为党则同，而所以为党则异。

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谗谤，窜殛流死，而后祸乱成。今在朝之士，犹谓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孙不可用。”

上曰：“闻有此论。”同对以：“祸乱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

今可谓是非定矣，尚犹如此，盖今日士大夫犹宗京、黼等倾邪不正之论。朋党如此，公论何自而出？愿陛下始终主张善类，勿为小人所惑。”

又奏：“自古禁旅所寄，必参错相制。汉有南北军，周勃用南军入北军以安刘氏，唐李晟亦用神策军以复京师，是其效也。

今国家所仗，惟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将之兵耳。陛下且无心腹禁旅，可备缓急，顷者苗、刘之变，亦可鉴矣。”

除殿中侍御史。时韩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

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骄狠尚气，无所忌惮，一旦有急，其能相为唇齿乎？望分是非，正国典。昔汉诸侯王有过，犹责师傅，今两军幕属赞画无状，乞先黜责。”

上以章示两军。吕颐浩再相，同论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罢颐浩者，岂非以其有复辟之功乎？臣谓功出众人，非一颐浩之力。

纵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张九龄所谓不以赏功者也。”颐浩罢相。

论知枢密院宣抚川陕张浚丧师失地，遂诏浚福州居住。同与辛炳在台同好恶，上皆重之。

金使李永寿等入见，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上因语及武备曰：“今养兵已二十万。”

同奏：“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 伪齐宿迁令张泽以二千人自拔来归，泗州守徐宗诚纳之，韩世忠以闻。

朝论令世忠却泽等，而械宗诚赴行在。同奏：“敌虽议和，而两界人往来未尝有禁，伪齐尚能置归受馆，立赏以招吾民，今乃却泽，人心自此离矣。

况宗诚起土豪，不用县官财赋，募兵自养，为国障捍，今因受泽而械之，以沮士气，非策也。”诏处来归者于淮南，释宗诚罪。

四年，除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先是，同尝上疏论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积恶造谤，痛加诬诋，是非颠倒，循致乱危。

在绍圣时，则章惇取王安石《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其间所载，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

恭惟宣仁保佑之德，岂容异辞，而蔡确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厚诬圣后，收恩私门。陛下即位之初，尝下诏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国史院摭实刊修，又复悠悠。

望精择史官，先修《哲宗实录》，候书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证修定，庶毁誉是非皆得其实。”上深嘉纳。

至是，命同修撰，且谕之曰：“是除以卿家世传闻多得事实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尝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为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诬谤。

欲辨白其事，须重修《实录》，具以保立劳效，昭示来世，此朕选卿意也。”同乞以所得圣语宣付史馆，仍记于《实录》卷末。

张俊乞复其田产税役，令一卒持书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彦参，彦参系之狱。后诉于朝，命罢彦参，同并封还二命。

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辞，除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七年秋，以礼部侍郎召还。

未数日，除御史中丞。车驾自建康回临安，同奏：“旋跸之初，去淮益远，宜遣重臣出按两淮，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扰，纵民耕垦，勿收租税。

数年之后，田野加辟，百姓足而国亦足矣。”乃遣枢密使王庶视师，同乞以此奏付庶，询究罢行。

又言：“江浙困于月桩钱，民不聊生。”上为减数千缗。

又言：“吴 玠屯师兴、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顷年尝讲屯田，愿闻其积谷几何，减馈运几何，赵开、。

2 常同字子正文言文翻译

常同（1090—1150）宋邛州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字子正，号虚闲居士。

常安民子。政和进士。

宋高宗南渡，召为大宗正丞。绍兴三年（1133）除殿侍御史。

论张浚在陕西丧师失地之罪；又因金使入见，言：“先振国威，则的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四年，除中书舍人、史馆修撰，重修神宗、哲宗实录。

累官礼部侍郎、御史中丞。七年，以显漠阁直学士知湖州，与秦桧不睦，请祠。

退居海盐十余年卒。著有《虚闲集》、《乌台日记》等，今佚。

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绍圣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进士第。

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敌难不赴，辟元帅府主管机宜文字，寻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帅机幕。

建炎四年，诏：“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谏江公望，抗节刚直，触怒权臣，摈斥至死。今其子孙不能自振，朕甚悯之。”

召同至行在，至则为大宗丞。绍兴元年，乞郡，得柳州。

三年，召还，首论朋党之祸：“自元丰新法之行，始分党与，邪正相攻五十年。章惇唱于绍圣之初，蔡京和于崇宁之后，元祐臣僚，窜逐贬死，上下蔽蒙，豢成夷虏之祸。

今国步艰难，而分朋缔交、背公死党者，固自若也。恩归私门，不知朝廷之尊；重报私怨，宁复公议之顾。

臣以为欲破朋党，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则公道开而奸邪息矣。”上曰：“朋党亦难破。”

同对：“朋党之结，盖缘邪正不分，但观其言行之实，察其朋附之私，则邪正分而朋党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党。”

同又对曰：“君子之党，协心济国；小人之党，挟私害公。为党则同，而所以为党则异。

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谗谤，窜殛流死，而后祸乱成。今在朝之士，犹谓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孙不可用。”

上曰：“闻有此论。”同对以：“祸乱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

今可谓是非定矣，尚犹如此，盖今日士大夫犹宗京、黼等倾邪不正之论。朋党如此，公论何自而出？愿陛下始终主张善类，勿为小人所惑。”

又奏：“自古禁旅所寄，必参错相制。汉有南北军，周勃用南军入北军以安刘氏，唐李晟亦用神策军以复京师，是其效也。

今国家所仗，惟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将之兵耳。陛下且无心腹禁旅，可备缓急，顷者苗、刘之变，亦可鉴矣。”

除殿中侍御史。时韩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

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骄狠尚气，无所忌惮，一旦有急，其能相为唇齿乎？望分是非，正国典。昔汉诸侯王有过，犹责师傅，今两军幕属赞画无状，乞先黜责。”

上以章示两军。吕颐浩再相，同论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罢颐浩者，岂非以其有复辟之功乎？臣谓功出众人，非一颐浩之力。

纵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张九龄所谓不以赏功者也。”颐浩罢相。

论知枢密院宣抚川陕张浚丧师失地，遂诏浚福州居住。同与辛炳在台同好恶，上皆重之。

金使李永寿等入见，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上因语及武备曰：“今养兵已二十万。”

同奏：“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伪齐宿迁令张泽以二千人自拔来归，泗州守徐宗诚纳之，韩世忠以闻。

朝论令世忠却泽等，而械宗诚赴行在。同奏：“敌虽议和，而两界人往来未尝有禁，伪齐尚能置归受馆，立赏以招吾民，今乃却泽，人心自此离矣。

况宗诚起土豪，不用县官财赋，募兵自养，为国障捍，今因受泽而械之，以沮士气，非策也。”诏处来归者于淮南，释宗诚罪。

四年，除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先是，同尝上疏论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积恶造谤，痛加诬诋，是非颠倒，循致乱危。

在绍圣时，则章惇取王安石《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其间所载，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

恭惟宣仁保佑之德，岂容异辞，而蔡确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厚诬圣后，收恩私门。陛下即位之初，尝下诏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国史院摭实刊修，又复悠悠。

望精择史官，先修《哲宗实录》，候书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证修定，庶毁誉是非皆得其实。”上深嘉纳。

至是，命同修撰，且谕之曰：“是除以卿家世传闻多得事实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尝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为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诬谤。

欲辨白其事，须重修《实录》，具以保立劳效，昭示来世，此朕选卿意也。”同乞以所得圣语宣付史馆，仍记于《实录》卷末。

张俊乞复其田产税役，令一卒持书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彦参，彦参系之狱。后诉于朝，命罢彦参，同并封还二命。

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辞，除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七年秋，以礼部侍郎召还。

未数日，除御史中丞。车驾自建康回临安，同奏：“旋跸之初，去淮益远，宜遣重臣出按两淮，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扰，纵民耕垦，勿收租税。

数年之后，田野加辟，百姓足而国亦足矣。”乃遣枢密使王庶视师，同乞以此奏付庶，询究罢行。

又言：“江浙困于月桩钱，民不聊生。”上为减数千缗。

又言：“吴玠屯师兴、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顷年尝讲屯田，愿闻其积谷几何，减馈运几何，赵开、李。

3 翻译常同,字子正这篇文言文

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绍圣御史安民之子也。

登政和八年进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敌难不赴，辟元帅府主管机宜文字，寻除太常博士。

高宗南渡，辟浙帅机幕。建炎四年，诏：“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谏江公望，抗节刚直，触怒权臣，摈斥至死。

今其子孙不能自振，朕甚悯之。”召同至行在，至则为大宗丞。

绍兴元年，乞郡，得柳州。三年，召还，首论朋党之祸：“自元丰新法之行，始分党与，邪正相攻五十年。

章惇唱于绍圣之初，蔡京和于崇宁之后，元祐臣僚，窜逐贬死，上下蔽蒙，豢成夷虏之祸。今国步艰难，而分朋缔交、背公死党者，固自若也。

恩归私门，不知朝廷之尊；重报私怨，宁复公议之顾。臣以为欲破朋党，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则公道开而奸邪息矣。”

上曰：“朋党亦难破。”同对：“朋党之结，盖缘邪正不分，但观其言行之实，察其朋附之私，则邪正分而朋党破矣。”

上曰：“君子小人皆有党。”同又对曰：“君子之党，协心济国；小人之党，挟私害公。

为党则同，而所以为党则异。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谗谤，窜殛流死，而后祸乱成。

今在朝之士，犹谓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孙不可用。”上曰：“闻有此论。”

同对以：“祸乱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谓是非定矣，尚犹如此，盖今日士大夫犹宗京、黼等倾邪不正之论。

朋党如此，公论何自而出？愿陛下始终主张善类，勿为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所寄，必参错相制。

汉有南北军，周勃用南军入北军以安刘氏，唐李晟亦用神策军以复京师，是其效也。今国家所仗，惟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将之兵耳。

陛下且无心腹禁旅，可备缓急，顷者苗、刘之变，亦可鉴矣。”除殿中侍御史。

时韩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骄狠尚气，无所忌惮，一旦有急，其能相为唇齿乎？望分是非，正国典。

昔汉诸侯王有过，犹责师傅，今两军幕属赞画无状，乞先黜责。”上以章示两军。

吕颐浩再相，同论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罢颐浩者，岂非以其有复辟之功乎？臣谓功出众人，非一颐浩之力。纵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张九龄所谓不以赏功者也。”

颐浩罢相。论知枢密院宣抚川陕张浚丧师失地，遂诏浚福州居住。

同与辛炳在台同好恶，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寿等入见，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

上因语及武备曰：“今养兵已二十万。”同奏：“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

伪齐宿迁令张泽以二千人自拔来归，泗州守徐宗诚纳之，韩世忠以闻。朝论令世忠却泽等，而械宗诚赴行在。

同奏：“敌虽议和，而两界人往来未尝有禁，伪齐尚能置归受馆，立赏以招吾民，今乃却泽，人心自此离矣。况宗诚起土豪，不用县官财赋，募兵自养，为国障捍，今因受泽而械之，以沮士气，非策也。”

诏处来归者于淮南，释宗诚罪。四年，除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

先是，同尝上疏论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积恶造谤，痛加诬诋，是非颠倒，循致乱危。在绍圣时，则章惇取王安石《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

其间所载，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岂容异辞，而蔡确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厚诬圣后，收恩私门。

陛下即位之初，尝下诏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国史院摭实刊修，又复悠悠。望精择史官，先修《哲宗实录》，候书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证修定，庶毁誉是非皆得其实。”

上深嘉纳。至是，命同修撰，且谕之曰：“是除以卿家世传闻多得事实故也。”

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尝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为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诬谤7a686964616fe58685e5aeb931333361306361。欲辨白其事，须重修《实录》，具以保立劳效，昭示来世，此朕选卿意也。”

同乞以所得圣语宣付史馆，仍记于《实录》卷末。张俊乞复其田产税役，令一卒持书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彦参，彦参系之狱。

后诉于朝，命罢彦参，同并封还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辞，除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

七年秋，以礼部侍郎召还。未数日，除御史中丞。

车驾自建康回临安，同奏：“旋跸之初，去淮益远，宜遣重臣出按两淮，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扰，纵民耕垦，勿收租税。数年之后，田野加辟，百姓足而国亦足矣。”

乃遣枢密使王庶视师，同乞以此奏付庶，询究罢行。又言：“江浙困于月桩钱，民不聊生。”

上为减数千缗。又言：“吴玠屯师兴、利，而西川人力已困。

玠顷年尝讲屯田，愿闻其积谷几何，减馈运几何，赵开、李迨相继为都漕，先后馈运各几何，令制、漕、帅司条具以闻，然后按实讲究，以纾民力。”又言：“国家养兵，不为不多，患在于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

今韩世忠在楚，张俊在建康，岳飞在江州，吴玠在蜀，相去隔远，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枢臣王庶措置边防，宜令庶会集将帅，谕以国体，协心共议御敌，常令诸军相接以常山蛇势，一意国家，无分彼此，缓急应援，皆有素定之术。”

诏付王庶出示诸将。同乞郡，。

4 学弈文言文翻译

原发布者： 亚

学弈文言文翻译原文篇一：学弈文言文翻译原文注释弈：下棋。（围棋）弈秋：秋，人名，因他善于下棋，所以称为弈秋。数：指技艺。致志：用尽心志。致：尽，极。不得：学不会善：善于，擅长。诲：教导。其：其中。惟弈秋之为听：只听弈秋（的教导）。虽听之：虽然在听讲。惟：同“唯”，只。以为：认为，觉得。鸿鹄：天鹅。援：引，拉。将至：将要到来。思：想。弓缴：弓箭。为：因为缴：古时指带有丝绳的箭。之：谓，说。虽与之俱学：虽然这个人和那个专心致志的人在一起学习。弗若之矣：成绩却不如另外一个人。弈者：下棋的人。通国：全国。使：让（动词）。之：他，之前一个人。（指第一个用心听讲的人）俱：一起。弗：不。若：如。矣：了。（语气词）为：同“谓”，指有人说。其：他的，指后一个人。与：同“欤”叹词，相当于“吗”。然：这样。也：是。译文现在你把下棋作为技艺，是小技艺；不专心致志，就学不到手。弈秋是全国的下棋高手，有人让他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话；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弈秋的教导，但是心里却想着天上有天鹅飞过，想要拉弓搭箭把它射下来。虽然他俩在一起学习，但后一个人不如前一个人学得好。难道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别人好吗？有人说：“不是这样的。”启示通过弈秋教两个人学下围棋的事，说明了做事必须专心致志，决不可三心二意的道理。来源文言文的简洁精炼由此可见不一般啊。《学弈》通过弈秋教学生下棋的事。说明了在同样的条件

5 和同之异 文言文 翻译

原文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中的故事，即：

原文内容：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 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 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 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 《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 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 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 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 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原文大意：

齐侯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梁丘把驱车前来诣见。齐侯说：“只有据跟和和协啊！”晏子回答说：“据也不过是相同而已，哪里能称得上和协？”齐侯说：“和协和相同不一样吗？”晏子回答说：“不一样。和协好象做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太过就减少调料。君子食用羹汤，内心平静。国君和臣下之间也是这样。国君所认为可以的而其中有不可以的，臣下指出其中不可以的而使可以的更加完备。国君所认为不可以的而其中有可以的，臣下指出其中可以的而去掉不可以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仪，民众没有争夺之心。所以《诗经》说：‘有着美味调和的羹汤，五味具备浓度适足。神灵来享无所指责，上下不急忙平气和。’先王调匀五味，谐和五声，是用来平静他的内心，完成政事的。声音也象味道一样，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互相组成的。是由清浊，大小，短长，缓急，哀乐，软硬，快慢，高低，出入，疏密，互相调节的。君子听了，内心平静。内心平静德行就和协。所以《诗经》说：‘德音没有瑕疵。’现在据不是这样。国君所认为可以的，据也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可以的，据也说不可以。象清水调剂清水，谁能食用它？象用琴瑟老弹一个声音，谁能够听它？相同不可以的道理也象这样。”

6 文言文“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原文翻译

原文翻译：

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是绍圣年间御史常安民的儿子。常同政和八年考中进士。靖康初年，被授任为大理司直。高宗南渡，征召任用常同为浙帅机幕。建炎四年，皇帝下诏说：“已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坚持节操、刚直不阿，触怒权贵，被排斥而死。如今，他的子孙不能自立，我非常怜悯他们。”征召常同到皇帝所在地，到了以后便任命他为大宗丞。

绍兴元年，向朝廷请求到郡县任职，得以担任柳州知州。绍兴三年，朝廷召他回朝，他首次论述了朋党的祸患：“朋党的症结，是由于邪正不分，只要观察他们的实际言行，知晓他们互相勾结的私心，那么邪正就会分明，朋党也就消除了。

常同请求到郡县任职，授任显谟阁直学士、湖州知州。又被朝廷召回，请求做祠禄官，皇帝下诏让常同担任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二十年去世。

1出自：

《宋史•常同传》

2原文节选：

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绍圣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进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敌难不赴，辟元帅府主管机宜文字，寻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帅机幕。建炎四年，诏：“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谏江公望，抗节刚直，触怒权臣，摈斥至死。今其子孙不能自振，朕甚悯之。”召同至行在，至则为大宗丞。

3赏析：

从本传记中可以看出常同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敢于触怒权臣，也敢于跟皇上提出直谏。

4人物简介：

常同（1090—1150）宋邛州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字子正，号虚闲居士。常安民子。政和进士。宋高宗南渡，召为大宗正丞。绍兴三年（1133）除殿侍御史。论张浚在陕西丧师失地之罪；又因金使入见，言：“先振国威，则的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著有《虚闲集》、《乌台日记》等，今佚。

7 爱莲说 文言文翻译

原文：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译文：

水中、陆地上的各种花草树木，可爱的很多。晋朝的陶渊明惟独喜爱菊花。自从唐代以来，世上的人们都很喜爱牡丹。我惟独喜爱莲花，它从淤泥中成长出来，却不受污染，经过清水的洗涤却并不显得妖艳。莲花的叶柄中间是空的，外面是直的，不牵牵连连，不枝枝节节的，香气传播得越远就越显的幽香；笔直的挺立在那里，只可以在远处看，而不可以在近处玩弄。

我认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是花中的富贵人；莲花，是花中君子。啊！对于菊花的喜爱，陶渊明之后就很少有听闻了；对于莲花的喜爱，像我一样的还有什么人呢？对于牡丹的喜爱，当然很多了。

方腊起义是北宋末年东南地区一次颇有规模的农民起义，数十万之众，坚持了半年多时间，然而它的余波一直延续了二十余年。由于史籍记载的歧义，有关起义首领方腊的一些事迹，至今没有完全搞清。

北宋徽宗时期，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朝政，穷奢极欲，赋役沉重。徽宗在六贼的怂恿下，更竭天下以自奉，大肆搜括民间奇花异石，以纲船运入都城开封，建筑宫殿苑圃，时称“花石纲”。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一带出产各种花石竹木，民众受害尤深，百姓忍无可忍，终于在宣和二年(1120)十月，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两浙苦花石纲已久，人民争起响应，聚众至数十万，攻破睦、歙、杭、处、衢、婺等州，声震东南。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设官分职。第二年，朝廷发兵十五万南下镇压。四月，方腊退守青溪帮源洞，因腹背受敌，战败被俘。八月，在京城被杀。这次起义，有一些细节问题，由于载籍歧异，存在不少疑点，这些疑点实为方腊起义中的关键问题。

一是方腊的出身与籍贯。南宋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还有方勺的《青溪寇轨》及所附洪迈《容斋逸史》等史籍，都记载“方腊家有漆园”。曾敏行《独醒杂志》说得最为详细：“方腊家有漆林之饶…”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腊数被困辱，因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其中方腊还自言：“吾家本中产”。如此看来，方腊至少属中小地主阶层。方勺《青溪寇轨》还明确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竭村居人”。《宋史·方腊传》也清楚载：“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

保存在《桂林方氏宗谱》中的元人徐直之、刘彭寿的两篇传记，即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即《方庚传》)和刘彭寿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载方腊为睦州青溪县万年乡地主方庚的“佣人”。还有，清人方象璜《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序》中称，方腊为方世熊家佣，方世熊为方庚的兄长。此外，歙县、淳安的方氏谱牒，也一般称方腊是“佣工”，是“桶匠”，如南宋的《甲戌谱》到近代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等。诸谱都载方腊为“歙人”，《山郭方氏宗谱》详细考察了方氏宗族的源流，认为方腊出于歙县柘源方氏。也就是说，方腊是徽州歙县人，而来睦州青溪县佣工。

有学者指出，家谱的记载一般是不太可信的，如上述《桂林方氏宗谱》中关于宋代事迹的记载矛盾百出，是不能作基本史料来用的。尤其是写《方庚传》的徐直之，他是方庚一个五世孙女的孙子，他记述方腊为方庚家的“佣人”，只是来源于他祖母在他幼年时的口述，并没有任何宋代的文献史料作依据。元人刘彭寿是当时的淳安县令，他是应方庚的六世孙、七世孙的要求而写《墓亭记》，既然要称道方庚之“忠烈”，自然主要根据家谱中原有的材料略加拔高而已，所述方腊事迹无非抄之家谱。

也有学者指出，方腊家有漆园的说法，以《独醒杂志》记载最为详尽，而此书“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该书：“盖以记录为主，不以考证为主。”所以对旧说错误之处“皆不辨而述之”。所以其有关方腊成分的记载，也是难以深信的。《宋史》方腊“世居县碣村”之言来自《青溪寇轨》，而后者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碣村居人”，其“居人”顾名思义并非指其籍贯。

两说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从史籍的作者方面来看，北宋末至南宋初的方勺、洪迈、陈均都异口同声地肯定方腊“家有漆园”，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对方徐直之、刘彭寿诸人都在离方腊起义已有二百余年之后的元代，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徐直之是以一些与方庚生前活动直接相关的原始材料作依据的，但我们毕竟没有看到这些原始材料。由此是否可以说，方腊为中产阶层的说法要略占上风呢？

二是方腊是否为摩尼教的首领。众多史籍都把方腊起义与妖魔鬼怪、旁门左道牵扯在一起，如《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诸史籍说：“腊以妖术诱之，数日之间，哨聚响应者至数万人。”《宋史·方腊传》其言“托左道以惑众”。“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诛”。《宋会要辑稿》也说：“方寇者，本狂愚无知之民，传习妖教，假神奇以惑众，遂谋僭道。”所载江东转运副使奏曰：“访闻贼徒虽多，全少器械，惟以人众为援……童子妇人在前，饰以丹黛，假为妖怪，以惊我师……又为长人服大衣，作机关以动，上执矛戟，旗帜饰以丹黛，为鬼神之貌，以惑官兵，皆不足畏。”此类记载，不一而足。

那么，方腊起义军的上述情况，到底是一般的鬼神迷信活动，还是用当时流行的摩尼教在组织起义呢？《宋会要辑稿·禁约》载，宣和年间，江浙一带诸州村民多学妖法，自称明教，又号吃菜事魔，各村建有斋堂或道场，其经文与道、佛诸教不同，人们夜聚晓散，时而结集社会，习以成风。这就是摩尼教，其敬摩尼为光明之神，或尊张角为教祖，提倡素食、戒酒、禁欲、裸葬等教规。如起义与此教有关，方腊就应该是摩尼教的首领。然而此点，宋代史籍记载相当含混，致使近代学者的看法也完全不同。

不少史学著作认为，方腊起义时盛传的“妖术”、“左道”应与当时的摩尼教有关。首先，起义队伍中不少将领都是摩尼教徒或首领，如教徒兰溪朱言、剡县仇道人裘日新、仙居吕师囊，还有郑魔王、方七佛、八大王、俞道安等人。其次，史籍中关于摩尼教的“妖法”记载，常与方腊起义有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说：“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陆游在《条对状》中这样说：“淮南谓之二桧之，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容斋逸史》说得最清楚：“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煸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庄绰《鸡肋篇》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当时，睦州一带确是吃菜事魔教秘密活动的重要地区，信教的人很多，所以方腊以宗教为掩护，组织起义队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有人认为方腊是青溪摩尼教首领，或称其为睦州一带的魔头，或称其是食菜事魔教的首领。

宋史专家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一文提出异议，认为方腊不可能是摩尼教的首领，甚至不可能是教徒。首先，许多史籍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方腊“托左道以惑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素以治学严谨出名，也只说方腊“善妖术”。如果方腊果真是摩尼教首领，史籍不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方腊的身份职业也不允许他当摩尼教首领。按照教义，摩尼教徒不能积聚财产，且禁止结婚。如方腊为中产之家的漆园主，就不能为摩尼教首领。如方腊为一贫如洗的佣工，为了维持生活，须终岁勤劳，他也不可能有什么闲暇时间去进行传教活动。方腊有妻室、儿子，起义失败时一同为宋军俘获。再次，摩尼教主张断荤戒酒，而方腊起义伊始，就召集百余名骨干“椎牛酾酒”、“饮酒数行”，以发表著名的誓师演说，这些做法显然与摩尼教教规格格不入。由此，方腊起义所采用的“妖术”、“左道”之类，应是当时农村中流行的一些“星云神怪”、“役使鬼神”、“指挥阴兵”等迷信活动，或也利用了有关道教、佛教的一些活动。

当然如吕师囊、裘日新、郑魔王、俞道安等人，根据史料分析应是摩尼教的僧侣或首领，他们率领部分摩尼教徒参加了方腊起义，接受方腊的领导，作为起义军的几个方面军与官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但他们不是方腊起义军的主力，因此在整个战场上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这几支队伍参加起义军都较晚而先后不一，也使他们没能在对付官军的镇压方面，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所以，方腊起义只存在部分摩尼教徒参加的情况。

三是有无政治纲领及其口号的读法。有学者认为，方腊起义没有政治纲领，理由是在史料上没有发现其起义过程中提出过什么简明口号类的纲领。而史学界一般认为，方腊起义是利用了佛教《金刚经》的经文“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作为口号，表达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愿望，所以其政治纲领是“法平等”。

然而，史籍却如此记载起义者对这句口号的读法：《鸡肋篇》载，食菜事魔教“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就是说《金刚经》中的经文，教徒们读作“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法一改，意思就相反了，即认为佛法所谓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容斋逸史》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只是“其说经”，改为“其说不经”。而叶梦得《避暑录话》还谈到了如此读经的原因：“近世江浙有事魔吃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诵《金刚经》，其说皆与今佛者之言异，故或谓之《金刚禅》。”就是说，吃菜事魔教徒不是照本诵读佛经，而是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变动原意地诵读。所以，这只能说起义者在用佛经解释现实世界，而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口号。

有学者如此进行辩解：教徒们这样解释佛经，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佛经上所谓的“平等”，不过是欺骗，从现实社会中他们深深感受到等级的森严，人世的极不平等。所以将《金刚经》的改读，是对当时社会本质的揭露，也是对佛经的一种批判。起义农民在批判佛经的过程中，反映出他们向往一个真正“法平等”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正是他们奋斗的目标。所以，尽管起义首领方腊没有直接宣布“法平等”主张，但这一主张就从批判佛经的经文中折射出来，并指导着这次农民起义的实践。

也有学者提出，食菜事魔教的信仰者并不会误读佛经，《鸡肋篇》等史籍这样描述起义农民对佛经的错读，实是对方腊起义的诬蔑。

四是方腊起义失败被谁擒获。许多学者根据苏州灵岩山《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认为方腊就擒于韩世忠。碑文详细记载了方腊在青溪帮源洞被俘的经过：韩世忠时为王渊裨将，率军潜行溪谷间，询问村妇路径，终于到达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越险数里，直捣巢穴，先抓缚八大王，格杀数人后，遂擒获方腊，并缚俘以出。这段碑文收入《名臣碑传琬琰集》，与《容斋逸史》的记载也可相印证。后来，《宋史·韩世忠传》、《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以及《续资治通鉴》诸书都采用这一说法。

然而许多史籍却说方腊为陕西名将辛兴宗等捕获。《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宋史·徽宗纪》亦载：“忠州防御史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载，官军合围击败方腊起义军，在“翌日搜山”中“王禀、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徽宗皇帝》也说：王“禀寻及辛嗣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此“辛嗣宗”应是“辛兴宗”之误。应该说，载“辛兴宗擒方腊”的史籍并不少于载“韩世忠擒方腊”者，是否因为韩世忠以后成为中兴名将，后人便将此功往名将身上揽呢？然而《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又这样讲述：韩世忠率兵入洞“擒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洞口，掠为己功”。《续资治通鉴》也采此说法。当时辛兴宗为剿方腊官军的主将之一，而韩世忠只是裨将，那么是否主将在掠取裨将之功呢？

有学者根据《桂林方氏宗谱》所载徐直之的《方庚传》，认为方腊是为方庚所诱捕。其如是说：宣和三年四月，起义已大部被官军镇压，就是没有捕得方腊。不离方腊左右的方京，一次出洞寻食品，被方庚抓住，方庚以利诱之，使方京回去骗方腊，说：“刚出洞，就看到两个太阳在相斗，天象如此，不是在说圣公要东山再起嘛！”并请方腊出洞观看，方腊以为是真的，便走出帮源洞以观日影，方庚正埋伏了打手，将方腊生擒，献给官军。这简直就是一篇传奇小说的片断，你觉得可信吗？而清人方象璜的《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叙》是说，方庚奔命江淮，迎领官军，为韩世忠军向导，乃诱擒方腊，并其党羽。方庚本人在《上郑寺丞札子》中也说：“投身军前，为之乡导，大破贼徒，安复州县，立功非一。”这好像有一些可能，然也只是韩世忠军的向导，其作用有多大呢？

有学者根据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认为也可能是折可存捕获了方腊。铭文说：折可存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将士用命，方腊被擒，迁官武节大夫。有学者指出，据《宋史·杨震传》，杨震虽“从折可存讨方腊”，但折可存当时率军是在浙东一带镇压吕师囊等部，没有参加围剿帮源洞的战斗，所以铭文不可信，不如理解为：方腊起义被镇压后，折可存官升武节大夫。另外，《舆地纪胜》卷八说：“宣和初，腊陷睦州，命刘光世、姚步仲擒之，斩于都下。”似乎方腊是被刘光世、姚平仲二将擒获的。其实，查有关史籍可知，刘光世当时正率部攻打衢、信等州，俘获郑魔王，后又攻下龙游、兰溪、婺州等地。姚平仲也正率部征讨浙东一带，四月下旬才攻下浦江县。两将都不可能参加四月下旬围剿帮源洞的战斗。

此外，据《严州府志》等书记载，擒获方腊者，还有王马、余木杓、余宗德诸将，但也均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另有方腊就擒于宋江说，由于宋江是否投降官军都还存在疑问，所以此说更悬，且看另一专节的分析。

张家港民俗文化特色及其成因探析

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西晋太康二年（281），境内设置暨阳县，县治杨舍镇。在千年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张家港人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包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从笔者所了解的相关资料和社会实际看，择其要者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8个方面:

一、重教兴学

自古以来，张家港民间就有重教兴学、读书上进之风。《杨舍堡城志》曰：“步趋圣贤，砥砺名节，士之上者也；修身好学，士之次者也；能文知名，士之下者也。” 境内名门望族无不以知书达礼、耕读传家为立身之本，纷纷办私塾，设义学，建书院，以儒家经典教育子孙。普通老百姓也以家有“读书声、织布声、小孩哭声”为评判家庭兴旺的表象依据。较为典型的，以妙桥金家村为例，明清期间即有“二十余井井井流甘，一百余家家家识字”之说，翁同和有诗赞金村“马队文人集，牛行旧德多。笘毕家家墨，机丝处处梭”，其重教兴学之风可见一斑

重教兴学之风孕育了一大批跻身仕途的达官贵人。唐宋至清末，境内共出了2名状元、1名榜眼、4名探花、数百名进士。其中，章卿赵氏自宋至清出了37名进士，鹿苑钱氏明代有“一门九进士”之誉，清代康乾年间港口蒋氏出了父子宰相。境内官至大学士、尚书、御史、巡抚、总督者代不乏人。重教兴学之风还造就了一大批擅长经史文学、工于书画篆刻、精通医学音乐的名彦硕儒，事迹载于国史或方志，这里不再赘述

重教兴学的社会风尚在境内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延至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沙洲沿江地区。解放前，这一地区长江洪灾频发，百姓生活困苦；五六十年代，普通农民生活水平仅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但人民群众笃信读书，渴望“书包翻身”，宁愿“住草房、吃麦粞、喝腌菜豆瓣汤”，勒紧裤带也要千方百计供子女读书。一批贫寒子弟通过勤奋苦学，成为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张家港6名中科院院士中，合兴曹楚南、三兴章申、兆丰薛永祺，都来自贫穷的沙洲地区。在张家港籍正教授级的知识分子中，沙洲片的子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二、忠勇报国

张家港地处江尾海头，系由海入江之咽喉，兵家必争之要冲。频繁的战乱给境内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也造就了港城人民抗御外侮、不畏权奸、忠勇报国的一代民风。面对强敌险境，无论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均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在悲壮激烈的战斗中，“慷慨捐躯者有之，从容赴义者有之，若男怀屈子之诚、女抱蟂姬之烈者，更不胜屈指”。

南宋建炎三年（1129），韩世忠率兵驻防江阴、常熟一线，深得境内百姓拥戴，军民和衷共济，合力抗金，留下了马嘶桥、茯苓山、庆韩镇、弄里芹菜等古迹和传说。开僖年间（1205～1207）权臣韩侂胄兵败师溃，引得金兵自涡口直逼江淮。我市南沙丘家埭人丘崇时任江淮宣抚使，率部奋力抗敌，亲自督阵，终于使金兵未能越江淮防线一步，成为一代抗金名将，乡人引以为自豪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屡犯江南，我市河阳桥人钱泮（官江西参政）、邵舍人徐察（官太医院吏目）在三丈浦与倭寇血战，壮烈牺牲，参与战斗的数十名乡亲均慷慨捐躯，无一人苟且偷生。杨舍人许蓉率家丁乡兵，在杨舍一带同倭寇多次决战，虽家园被毁而斗志不减。在建造抗倭工程杨舍堡城的过程中，江阴县令为经费严重匮乏而一筹莫展，又是在许蓉首倡下，杨舍及其周围的士民百姓慷慨捐资、义务出工，仅90天即完成这一旷世工程，显示了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抗御外敌的民意民心和爱国爱乡、精忠报国的传统意识。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阉党专权，杨舍及其周围地区在朝为官的东林党人缪昌期、李应升、黄昭、贡安甫拍案而起，以死抗争，最终青史留名，成为乡里先贤忠勇报国又一典范。清代学者叶廷甲赞曰：“吾江清淑所钟，蔚为人文，如前朝名贤焯著寰宇内，贡公生华士，黄公生杨舍，李公生赤岸，缪公生白鹿，百余年中贤豪挺生，都在杨舍二十里而近，可谓盛矣。"

清代顺治乙酉（1645），江阴典史阎应元抗清，守城81日，城内外殉难14万余人。张家港境内挺身参战、城破死义者不计其数，仅白鹿乡东兴里缪氏一门，就有17人同时捐躯，“子死父、妇死夫、弟死兄、仆死主，无不视死如归”。

三、务实兴业

张家港境内著姓大族，大多自晋唐以来从外乡迁入。考其家谱，除章卿赵氏、杨舍郭氏等少数几家是先祖来此当官任职而占籍外，其他均因政局动荡、流离辗转，或为养家糊口、四处谋生，最后定居到此。正因为如此，这些家庭都安分守己，勤勉持家，脚踏实地，艰苦创业，由此形成务实兴业之风

以庞氏为例，其始迁祖百源公于元末明初从吴江来到塘桥，仅是背井离乡、身无余资的一介平民。初在潘姓豆腐店帮佣，入赘为婿，后靠几代经商，家业大振，至清代中叶始登科夺魁，遂成望族。叶氏始迁祖爱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浙江寿昌挑了一付草药担子到杨舍定居，靠广结善缘，耕读传家，其后裔始兴旺发达，江阴最大的藏书楼叶氏静观楼和叶氏所修《杨舍堡城志》得以名留青史。南沙张氏始迁祖南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靖江来到江南，卜居香山北麓，合族子孙围垦江滩，又开凿河道，发展灌溉运输，此河即为今日张家港河之前身。像这样先祖艰苦创业、率先垂范，子孙谨遵祖训、薪火传承的事例，在张家港境内可谓不胜枚举

这种务实兴业之风发展到近代，造就了一批工商实业家。解放前，杨舍的焦氏布厂、赵氏铁厂，后塍的汤氏酒厂、祝氏帽厂，塘桥的庞氏油厂，塘市的徐氏米厂等，以及境内各镇著名商号的经营者，无不靠惨淡经营、务实创业而发家致富

解放以后，港城人民务实兴业的习俗一直未有改变。50年代末，境内即有社办工业，60年代曲折发展，70年代后期提出“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抓钱”，并以“四千四万”精神大办乡镇工业，以“泥腿子闯世界”气概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践中，务实兴业的民俗民风升华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造就了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县级市前列的辉煌业绩

四、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样是张家港人自古以来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理念。历代志书对境内先人衣、食、住有如下记述：“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邑中治家多从朴素，衣冠、筵宴恒不轻举。惟家有喜庆及入泮乡举，乃具柬邀客，以八盘八碟为上筵。”，先人节俭持家之风可见一斑。

古人深知“勤俭持家”重点在“勤”。不勤则难以寻觅生计、养家糊口。故务农者“仰事俯畜，勤动三时，不敢游惰”；泥瓦木工成衣者四时外出打工，“勤作不苟”；作经纪者“谨小慎微，唯恐亏折”。 由于懒惰奢靡必导致家业颓败，故境内所有家谱的“祖训”篇均不乏“勤以持家、俭以养廉”之类的谆谆教诲。以《章卿赵氏宗谱》为例，其“祖训”篇载：“我赵氏江常子姓数以千计，贵在各守职业，各安本分。若有习于游惰、耽于博饮、荡废家业者，则传通族于祠堂，惩以家法。”

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是勤俭持家的又一要义。张家港民间有谚语：“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生活大多拮据，在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之余，便起早带晚从事小手工业和家庭种养业，即使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仍痴心不改。当时有句顺口溜“春秧夏瓜秋白菜，冬杀羊肉捞外快”⑽，就是农民利用自留地和冬闲时间从事家庭种养业的真实写照。直至现代，许多家庭在合理安排日常生活的同时，考虑日后买房、子女读书、赡养老人等项支出，常节衣缩食，存款防后，很少超前消费，更无挥霍无度，力求收支平衡，稳步提高生活质量

孔孟之道在中国沿袭数千年，反映到民俗民风方面，表现之一就是老百姓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敬宗睦族事象。古训谓“两间有大伦，曰君曰亲；人生有大节，曰忠曰孝。为人臣而不鞠躬尽瘁者即非忠臣；为人子而不慎终追远者即非孝子”， 至今仍是张家港境内老百姓笃信无疑的传统理念

从《杨舍堡城志》记载的岁时节庆习俗看，其主要内容就是虔诚地祭祀祖宗。如，大年初一晨起煮糕圆、点香烛，供奉家堂祖像；“四立”日、冬至日拈香拜宗祠；清明节合家上坟祭扫祖墓，谓之“飘山”；中元（农历七月十五）食茄饼、祭先祖，合家会餐；十月朔（初一）祭扫祖墓如清明节。时至今日，张家港农村大部分家庭尚延续保留这些习俗，希望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幸福。有的人即使住在城里，如逢上述节庆，还要专程回到乡下折锭烧纸，祭拜祖先，礼仪不稍减

敬宗睦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编修家谱。老百姓认为家谱是寻根问祖、联络宗亲的重要依据，所谓“天下事莫大乎敬宗，敬宗莫大乎收族。收族者，千子万孙皆祖宗之所由出也；敬宗者，水源木本皆子孙之所当崇也。其载之而不朽者惟谱。”“文化大革命”中，家谱被视作封建“四旧”而大多付之一炬。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张家港境内目前已有56部家谱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