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腾冲白族先民聚居考

关健词永昌；腾冲；白族；聚居

史籍和出土文物证明，永昌、腾冲一带，唐至元代有白族先民聚居，并且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主体民族之一。

《保山地区志》下卷载：“据1990年普查，全区有白族人口34168人，占总人口的163%”;“其中保山市（古永昌今隆阳区）30821人，腾冲县1824人，昌宁649人”。“永昌（明、清‘永昌’曾辖腾冲），是白人的主要聚居区。明代洪武年间随着大批汉族人口的迁入，白族分布区域向山区周边地区收缩，或与汉、彝等民族融合。至今白族在保山的集中分布只剩下保山市（今隆阳区）北部和西部的瓦窑、杨柳、瓦马三个乡，其它白族人口大多为清末及民国年间从大理、鹤庆、剑川、云龙等地经商、做木活、教书等迁入的。解放初，边纵七支队部分白族指战员随军进入保山各县，后转业在当地工作，成为解放后迁入保山地区的白族群体”[1]p487---488。据此志说明，古代保山，曾是白人的主要聚居区，而笔者考证，唐至元代在永昌、腾冲一带，白族还一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主体民族。

一、“濮”、“僰”之变

白族属秦汉僰人，春秋前濮人（非两晋以后之濮），“濮”、僰、“白”一音之转。据《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载，黄帝正妃漯祖生二子：玄嚣、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濮，昌濮生高阳”，“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生启遂有夏朝。《竹书纪年》进一步说:“帝高阳氏即位，居濮”[2]p30。“濮”即濮水，在今濮阳为中心一带，《文献通考·舆地三》说：“实于濮州，颛顼与昆吾之墟也，故谓帝丘”[2]p30。可见颛顼与昆吾同在濮地，是昌濮之后的表亲两族。与昆吾、昌濮同为蜀山氏之后的柔濮，《山海经·大荒东经》又说：“有柔濮是雏赢土之国”；李正清解释《诗·商颂》“挞彼殷武，奋发荆楚”说：“柔濮之民和昆吾之国这两支夏人的远裔、盟友（因商人的讨伐）不得不逃到南方，一支流浪于汉水流域，被称荆楚”[2]p32。可见蜀山氏商时已分三支；昌濮后人为夏族，昆吾之后称荆楚，流于汉水者称濮（柔濮）。故白族颂歌与楚辞相同。《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家于西羌”，《诗·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所以夏、周、濮同祖于羌。因而《逸周书·伊尹朝献》：“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逸周书·王会解》还说：“成周之会，卜（濮）人以丹砂（献）[3]p63。一个强制性的“令以······献”，一个是会中主动献，在周武王伐纣时，濮人也盟誓参加，而且诸多史家都解释濮与周都是羌人后裔，“他们是近亲”。

可见濮人与商周的关系。

“濮”称之为“僰”，史家多认为与濮人的不断迁徙有关。“濮”，有论者研究甲骨文的字形，认为是手捧葫芦祭天的象形，即“濮人”就是崇拜葫芦的“葫芦民族”，“自古以来，汉、壮、布依、侗、水、黎、仡佬、彝、白、苗、瑶、畲、德昂、佤等民族都有以葫芦为原始共祖的神话传说。”濮人分出上述如此多的支系，所以史称之“百濮”[4]p179。有论者联系上述“卜（濮）人以丹砂（献），”的说法，认为“濮”是人在制作东西的象形，濮人是擅长手工制作的部族，流动性很大，如《民族研究论文集》。其实甲骨卜辞中，“濮”多用“卜”代用，如“丁丑贞，卜又布”的卜辞，郭沫若就诠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4]p176。他们的流动实因外族的逼迫。汤伐夏桀，当然也伐柔濮和昆吾，于是昆吾奔楚，濮逃汉水。“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徇立，是为熊徇”;周恒王十六年（公元前704年），“楚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五月，“楚舟师以伐濮”。这样“在荆楚的打击下，（濮人）沿长江而上至朱提江流域，在这里建立了僰侯国，被人称为僰人”；“战国末期，楚将庄蹻西征，通过僰侯国区域，许多濮人随楚军进入滇池、邛都、叶榆等广大地区，濮人成了覆盖西南最广的民族群体”[2]p28---34。公元前二世纪，僰侯国为秦所灭，濮人终于退出了朱提江流域，向滇西迁徙。这就是这个悲壮民族从“濮”到“僰”的历史。“僰”之族名始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氏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夷裔考》：“僰人者，其先世本华人，有罪贬往远方”[3]p17—18。僰人、野(越)人，篇（编）竹为筏，一个筏接一个筏，像龙舟送人一样，男女老少站在筏上，一窝峰地冲向抢劫目标。这种无君长、无组织的大迁徙，必然侵犯土著利益，受到土著的仇恨和厌恶，所以《广韵》说：“僰、贱称，丑也”。《礼记·王制》说：“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汉郑玄注：“棘当为僰，僰之言逼。按《汉书》云‘西南有僰夷’，知非彼夷而读为逼者，以与‘寄’之相对、‘寄’非东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则僰亦非西方夷名，故以为逼近夷独也”[5]p84。这就是说，僰人，其先本是华人（与夏周有亲缘关系的柔濮），因为与当政者（商、楚）有矛盾，被迫迁入远方，他们与越人（野人）杂居，从江汉入川滇黔，虽有抢掠，实属被逼，寄于夷戎。故“僰”一直称为“羌僰”。杨雄《长杨赋》就说：“羌僰东驰”，《汉书·五被传》也说：“南越宾服，羌僰贡献，东瓯入朝”。颜师古注：“僰，西南夷也”。可见“濮”、“僰”一脉相承，并非越人，也非孟高棉语系的汉晋以后所称的“濮人”（上述德昂、佤等的先民）。《史记》、《汉书》对此民族只称“僰”而少用“濮”，东晋《华阳国志》以后，“濮”只专称孟高棉语系民族，其中缘由待研究。继秦灭僰侯国，汉武帝元封二年（109年）又派巴蜀兵击灭滇东北今曲靖一带的劳浸、靡莫（“僰”之对音）；地皇五年（公元20年），王莽残酷镇压僰人的反抗，改胜休县为胜僰县。僰族大批逃亡，“僰”之名慢慢消失。如此，濮、僰之族在不断迁徙中不断发展，不断与周边民族融合，两汉以后从僰道往南折向滇西直到保山一带，与当地的部分昆明人融合，又吸收了屯守当地郡县的汉族人口，成为生产文化水平都很高，开放性、包容性很强的蜀汉夷帅大姓，隋唐时又称之“白蛮”；元代以后直称“白人”、“白族”了。尽管这样，他们都在自己的旅途中留有“熊耳”、“濮水”、“濮岩”、“濮人冢”的遗址，表明他们一脉相承的光辉历史。

二、永昌之“僰”

白族何时聚居永昌，史籍无载。虽新石器时期属氏羌文化的大理江川白羊村型文化遗址遍布保山五县区（旧石器时期至今仍未发现氏羌遗迹），但当时还未分化出今天具体的族属。西汉时，据东晋常琚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濝溪置巂唐（今漕涧）、不韦（今隆阳区金鸡村）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班固《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天子（孝武帝）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等人余辈间出西南夷······。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之”[6]p243—253。始知永昌始设郡县，并派有太守、县令等官员族人进入统治，同时募有豪民大族到永昌屯垦“入谷于外县，受钱于内府”，以巩固朝廷的统治。“汉族移民的活动，主要是在通往内地的交通道路沿线的平坝区，接触的土著民族是西南夷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僰族”；“汉晋时期先后进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口，后来都逐步融合入僰族之中”[3]p23-2

4。可知当时已有僰人（白族先民）定居于此。

东汉初年，哀牢王柳貌归汉，在此又设了博南（今永平）、“哀牢”（今保山城太和坊之东）二县，移入部分官族、军队、民众屯垦戌守。这些汉族逐渐“僰族化”，“因为当时云南的土著，只有僰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原始的氏族部落界线已经破坏，容许汉族人口迁入与之共居，并与僰族的奴隶主大族发展成南中大姓”（同上注）。这些大姓“恩信著于南土”，“为夷汉所服”。永昌的吕凯大族“凯恩威内著，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节”。“吕氏世官领郡，于今三世矣。大姓陈、赵、谢、杨氏”[6]p254。明万历《云南通志·永昌府》说：“诸葛营，在府城南十里，诸葛孔明南征屯兵之所。孔明既凯旋，汉人有遗于此者，聚庐世居，至今犹称为旧汉人。曹遇诗：‘孟获生擒雍闿平，永昌南下一屯营。僰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阳说孔明’”。“直到明朝时期，仍然存在的诸葛营的‘旧汉人’，实际是僰人”[3]p31。即进入永昌府的汉族人口，明以前已融合变成“僰人”。据《永昌府志·戎事》载：“唐武后延载元年，永昌蛮酋董期率部落二万户(《资治通鉴》作‘20余万户’)内附”[7]p122；《永昌府文征》卷四载：“杨兴，永昌郡人。蒙氏时为布燮，天宝八年，率所部入附，玺书褒美，旌其门，子孙进为永昌酋长，历段氏、高氏”[8]p3136---3142。“董”、“杨”为白人大姓，而且唐初只有白人有姓氏，即董期、杨兴两氏应为“僰人”（白族），而且其内附的部落有2万——20万户之多，可见，唐初永昌已有“僰人”聚居。

三、白族的聚居

唐代，永腾属南诏重镇。“自澜沧江以西，越赕、朴子，其种并是望苴子。倘尚勇力，土又多马。开元以前，闭绝与六诏不通。盛罗皮始置柘俞城，阁罗凤以后，渐就柔服。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9]p88。南诏第六代孙盛罗皮所置的柘俞城，即今天的保山城（疑哀牢废县旧址一带，南诏建城喜依山临水）。“柘俞”，为僰文“拓西”之意，即“明德圣君将开辟西边险阻无人的关隘之地”的意思，与40多年后，其孙凤迦异在善阐府（今昆明市平定乡）所建的柘东城“意义相承。既已置城，必派有官族军队镇守。尤中先生说：南诏王朝“其王虽然是蒙舍的‘乌蛮’，但大臣如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等等，几乎全部是‘白蛮’杨、赵、董、段等姓中的贵族分子充当。‘白蛮’在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3]p93。这些军政首脑、官员部族应该是白族。这以明正德《云南志·名宦传》所载的保山城南的张罗疋碑为证；“张罗疋，南诏清平官，永昌郡都督，以破蛮功升大监军，故有碑在城南，称其义勇有度量”[10]p183。“大监军”已属朝臣却筑墓于永昌，可见族人已定居永昌。又据樊绰《云南志》载：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爨)崇道（南宁都督爨归王兄之子，两爨大鬼主）俄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及归义卒，子阁罗凤立，守偶（被崇道所害死的归王之子）并妻（阁罗凤之妹）归河赕，从此与皇化隔绝。阿姹（守偶之母，归王之妻）自为乌蛮部落主，从京朝参，大蒙恩赏。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白族）以兵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语言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自曲、靖州（今昭通地区）、石城（今曲靖市）、外麻川、昆川（今昆明市）南至龙和（今禄丰）以来，荡然兵荒矣。日用子孙今并在永昌城界内”。“西爨，白蛮也······。当天宝中（公元742——756年），东北自曲、靖州（今昭通市），西南至宣城（今元江），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今马龙）、晋宁、喻献（今澄江、江川、玉溪、通海）、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9]p47-48。从今昭通、曲靖和整个昆明市至江川、玉溪、通海大片地区20万户的白族，迁到永昌城内（疑为永昌城辖区），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因而“乌蛮以言语不通”，“故得不徙”，可见永昌城界内（辖区）早已为白族聚居区，与这20万户白族是语言相通的。

至于腾冲白族的迁入，《元史·地理志》说：“腾冲府，在永昌之西，即越赕地。······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赕，逐诸蛮，有其地，为化府，其后白蛮徙居之改腾冲府。元宪宗三年，府酋高救内附”。尤中先生注释说：“如此，则南诏以前腾冲无‘白蛮’。至南诏重新统一越赕之后，设化府、腾冲府，迁一部分‘白蛮’驻守于府城之内，‘白蛮’的分布区便从过去的永昌（今保山）向西延伸到腾冲。元宪宗三年内附的‘府酋高救’的民族成分便是‘白蛮’”[3]p94。南诏以前，至今确实仍无实证和史籍证明有白族聚居，但阁罗凤刊木通道“西开寻传”以后，不仅在今隆阳区置永昌节度（永昌府），而且也在今盈江旧城设押西（白语义为“镇西”）城，在今密支那（金宝城）西南的蛮莫置摩零都督城，设丽水节度。押西城与摩零都督城双管伊洛瓦底江上淘金兴起的诸城。即樊绰所说的“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即丽水城）、长傍（今拖角）、摩零（蛮莫）、金（金宝城）、弥（弥城在今盏西）城等五道事云”[9]p24。只是因为押西城、摩零都督城等气候炎热，烟瘴甚毒，“河赕人（今大理）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赕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逐罢去不复往来”（同上注）。而作为中转、控制押西城、摩零城的腾冲，也不可能没有南诏官员和军队驻守。唐代宗时宰相贾耽（736---803）的《皇华四达记》就载：“一路自诸葛亮城（今镇安古城山）西去腾充二百里”[8]p3138。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樊绰《云南志》也载：“从藤充过宝山城（今昔马），又过金宝城（今（密支那）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9]p21,腾冲作为“藤充”、“藤冲”的城名早已存在。“腾冲”、“藤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白汉词典》注为“De`wart:腾冲”音为“藤弯”，为唐前腾冲城（今西山坝西源城址）名，白语义是：“养马狂奔的坝子”。可见异牟寻取越赕以前，腾冲已是重镇，与阁罗凤所建诸城已有联系，交通，不可能没有官员和军队镇守，而南诏的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多为白族。这可以腾冲来凤山的杜光庭子墓为证。杜光庭父子投降南诏后，夷化为白族。杜光庭是阁罗凤的清平官，（应是阁罗凤“西开寻传”时，书《南诏德化碑》的杜光庭），其子分驻腾冲，死为永昌都督张罗疋所葬，清·腾冲知府屠述濂《腾越州志》评：“知腾冲南诏时有清平官也”（11）p51。张罗疋后因破蛮功升任大监军，说明至迟异牟寻取越赕之后，为取代押西城、摩零城管制伊洛瓦底江诸城及淘金诸族的职能，而设“软化府”（应为“ 化府”）之后，腾冲的政治、经济地位上升，使大批量地迁入白族到此屯垦驻守成为可能，因为既“逐诸蛮”，必然留下大批闲置耕地。

四、白族成为主体民族

宋元时期，白族已成为永腾的主体民族之一。

在中原唐朝灭亡的五代十国纷争中，南诏王朝也分崩离析，先后出现了“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三个王朝。直到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73年12月），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在高、董大族的内应下，联合“乌蛮”三十七部夺取了杨干贞义宁国的政权，改国号为“大理”，才使政局得到稳定。虽然收缩了西南边疆的领土，但也基本恢复南诏时期的范围，十六个府郡中，永昌腾冲建制基本无变：永昌府驻今隆阳区，辖今腾冲外的保山市、临沧地区和德宏东部；腾冲府驻今腾冲，辖今德宏州龙川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永昌腾冲皆为段氏、高氏大族统治，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民族。其证据是史载从元宪宗三年内附的“府酋高救”，到明初降王真又构麓川兵“屠永昌城”，“俘指挥使王真”的“土府”高泰、高惠，都是统治腾冲的白族高氏大族。永昌则“宋乾德间，段氏仍置永昌府······封高明信为演习，世守其土”；“元丰间，高氏因之”[7]p38。“永昌府和腾冲府都不是‘金齿白夷’的主要居住地，而是南诏大理以来的白族官吏们的驻地，居民多白族和‘乌蛮罗罗’”[3]p207。永腾爨僰军（寸白军）史载明初仍存，洪武十六年腾冲归附后设腾冲守御千户所，因元代军制，设汉、土两军，土军即爨僰军，诸多家谱亦可证实。今存的孟观音庆墓（腾冲知府）、尹明墓碑（元腾冲府吏）、烈女史梅风墓碑等均可为证。遍布永腾的白族阿叱力教遗迹如隆阳区白塔、陶官，如腾冲来凤山、石牌、绮罗、顺江等地出土的大量火葬墓群；隆阳栖贤山报恩寺碑、观音山兰若碑的记载，腾冲金轮寺、黑塔寺、宝峰寺、护珠寺、天应寺的大量阿叱力遗物也可作证。腾冲绮罗、和顺、来凤山史载的“景帝庙”（有论认为正统间所建，其实70多年后的正德南京户部侍郎张志淳《南园漫录》已明确指出是祀南诏主世隆，世隆死后谥景庄，非汉人明时所建，《腾越州志》也如此说。我们认为也可以这样看，古汉语“景”有“大”的意思，“景帝”即“大帝，”多指广开疆域的君主，是白族普遍的本主神，是白族本主神的泛称，既可称专用的英雄，也可称抽象的神灵。据统计，大理白族地区的英雄本主庙近150座，其中景帝庙不下30座，有育物景帝、南诏主世隆、渔民之神、地方神、英雄人物等。白语多保留古汉语习惯，也可为“濮”“僰”之变的证据），腾冲小西的“娘娘庙”（祀大理总管段功及其阿盖公主），城西的西盟寺（元代与麓川等族会盟之所），吴邑的土主灵祠等的本主崇拜遗迹也可为之证据。（清）腾越知州屠述濂《腾越州志》所述，“腾冲所系守御千户所（明洪武时置），多土人(即原爨僰军子弟)”。其中，副指挥同知四人，有王胜、陈福是本卫人；指挥佥事十人，有冯睿、张善、刘睿、尹晟、明贵、黄谦、王敏、王文用8人系“本卫人”。“方言出之夷罗（白族、彝族）者，实难晓其义，如山川村落多用‘矣’（眉批注：方言蛮呼‘水’为‘矣’，然‘水’未有‘以’音，夷不知书、汉因书为‘矣’也）字打头。村哨谓之‘喧’，保甲谓之‘牛丛’，曰‘甸’、曰‘赕’、曰‘睑’，皆沿蒙段遗法”。其俗：“服礼教久矣······”。“火把节，即星回节。六月二十五日农民持炬照耀田间以祈年”[11]p122-247,显然系白族语言风俗。近年出土的，有的号称原籍南京的家族祖先的墓志铭上仍有“原籍土著”的字样。总之不少遗迹可证，白族曾是唐宋至元代，永昌腾冲的重要主体民族。只是后来白族大姓如高惠、高泰等的叛乱遭到镇压（“高氏始绝”）；明王朝对爨僰军的“以夏变夷”政策和军费不投入而役战频增加，白族的大量逃亡和与汉族的融合，爨僰军的瓦解，大批的军屯、民屯、商屯，汉族的大批涌入，白族才终于从城坝消失。

参考文献：

[1]云南省保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保山地区志》下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1。

[2]李正清，《僰人考》，赵怀仁主编《大量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二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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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懿陆，《滇国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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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耿德铭《哀牢国与哀牢文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7]（清）刘毓珂主编，徐鸿芹点校，《永昌府志》，昆明雅昌图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印，保新出（2007）准印字第65号。

[8]李根源辑，校本主编杨文虎、陆卫先，《永昌府文征》第四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12月。

[9]（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10]徐鸿芹，《永昌钩沉》，香港天马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春。

[11]（清）屠述濂修，张志芳点校本主编，《腾越州志点校本》，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12月。

傣泰民族是国际化的民族，泰国、老挝都是以傣泰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二战前，泰国曾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要索取祖先居住过的故土，就是曾经的南诏国领土，中国为了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全方位篡改了南诏历史。将南诏国的族属嫁接给了彝族白族，因为彝族白族是中国自有民族，没有境外同胞，南诏由他们继承不会引起国际纠纷。

白族，有人口1594827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部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少部分散居在四川、贵州、湖南等地。

驰名中外的白族聚居区大理，苍山终年白雪皑皑，洱海碧波荡舟，素有“东方端士”、“鱼米之乡”的美誉。

白族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稳定的白族群体。汉、晋时期，白族先民被称为“昆明”。唐代称为“河蛮”、“松外蛮”、“白蛮”。元、朝时期称为“（上棘下人）人”。由于白族风俗尚白，历史上曾有“白人”、“白王”、“白史”之称。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白族人民的自愿，正式定名为白族。

白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白语支。大多数白族通晓汉语，并作为与其他民族的交际工具。

白族是个古老的民族，有着自己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在天文、历法、气象、医学、文学等领域都有许多发明创造和优秀作品。大理崇圣寺三塔，剑川石宝山石窟造像，《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大理画卷》等都显示了白族人民悠久的历史和在建筑、雕刻、绘画等方面的卓越才能。

白族主要从事农业和渔业。他们聚居的区域已成为我国西南边陲的主要产粮区之一。

大理三塔

大理历史悠久，素有“文献之邦”之称。早在西汉武帝时，这里就设置了叶榆县。唐代的南诏国、宋代的大理国，都在这里设都，一度曾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在众多的文献古迹中，大理古塔星罗棋布，遍及山乡城野。崇圣寺三塔、弘圣寺塔、阳和白塔、佛国寺塔、北川塔、火焰山塔、温水塔、灵宝塔、母猪塔、文笔塔等等古色古香，把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点缀得分外迷人。

大理三塔与崇圣寺毗邻，所以又称“圣崇三塔”。位于大理城北约1 公里的点苍山应乐峰下，巍峨挺拔、雄浑秀丽，成为大理众塔之首和大理古城的重要标志。

大理三塔是一组唐宋的群塔，大塔居中，二小塔稍后，成鼎足之势，布局统一，造型和谐，相互辉映。三塔的主塔，又名千寻塔，高6 9 1 3 米，为1 6 级密檐式方形砖塔。每级四面有龛，相对两龛内供佛像，另两龛为窗洞。塔的基座呈方形，分两层，下层边长为335米，四周有石柱，栏的四角柱头雕有石狮；上层边长21米。塔基两面设塔门，塔内装有木架，循梯可达顶峰。南、北两小塔，均高43米，为十级密檐式八角空心砖塔。外观基本与主塔相似，顶端均有金铜刹、宝顶。如有幸登上塔顶远眺，大理古城、银苍玉洱的旖旎风光便一览无遗。 三塔旁，原有规模宏大的崇圣寺，千余年来，毁于兵火和强烈的地震，遗下一片残亘。只有三塔，饱经风霜，玉柱标空，成为大理的一处胜景。

大理三塔，作为国家的重要文物，20世纪70年代文物工作者对该塔进行了精心修葺。在维修的过程中，于千寻塔塔顶和塔基内清理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像，写本佛经等文物6 0 0 余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南诏、大理国时期文物中最丰富、最重要的一批。其中一尊金质造像，重1135克，高24公分。此外，还有刻字铜片、佛经、各式铜镜、各种药物。这些什物，为研究南诏、大理时期的历史、宗教、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道茶

在白族村子，外人如赶上节期，肯定会被当做贵客受到款待。白族是一个知礼好客的民族，以“三道茶”敬客，是一种高尚的礼仪。三道茶的形成出于一个寓有哲理的传说：一位老木匠教徒弟多年，临出师前带徒弟去苍山伐树锯板，干了一天活，徒弟口渴难熬，随手抓了把鲜树叶放入口中咀嚼，苦涩得皱眉咂舌。师傅说：“要学好手艺，不先吃苦头是不行的！”等把木板锯好，师傅给徒弟一块红糖，郑重地说：“这叫先苦后甜！”待徒弟出师临别时，师傅递上一碗茶，放上蜂蜜和花椒叶，让徒弟喝下。徒弟咂舌品味道：“有苦、有甜、还有麻辣，真叫人回味。”老木匠高兴地说：“对了！一苦二甜三回味，学手艺和做人的道理都在这里。”从此，白族兴开了“三道茶”，成为喜庆迎客的茶道礼俗。第一道茶，选取较粗、较苦的茶叶装进小砂罐用文火烘烤，再冲滚烫的开水。此茶虽香，却也很苦，称之为“清苦之茶”。第二道茶，加进红糖、乳扇、核桃仁、芝麻，香甜可口，叫做“甜茶”。第三道茶有蜂蜜和4 至6 粒花椒调拌，甜中有苦，苦中有甜，还夹带一丝麻辣味道，便是“回味茶”。今天，三道茶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白族人民迎接海内外宾的传统礼俗。

别致的民居

白族是个酷爱艺术的民族，在他们的居住建筑上就能充分体现出来。

位于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的大理喜洲，是白族居民建筑的精萃所在。据史书记载，这里曾是唐代南诏王异牟寻的都城。在那古代文化兴盛的年代，白族工匠吸取了丰富的中原建筑艺术并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才能，逐渐形成了自己民族的建筑风格。

喜洲的民居建筑均为独立封闭式的住宅，有点象北京的四合院。一座端庄的民居院落主要由院墙、大门、照壁、正房、左右耳房组成。由于过去的人民生活地位不同，所以房屋的建筑格调和形式也有所区别。一般的建筑形式是：“两房一耳”；“三房一照壁”，少数富户住“四合五天井”，即四方高房，四方耳房，一眼大开井，四眼小天井。此外，还有两院相连的“六合同春”；楼上楼下由走廊全部贯通的“走马转阁楼”等等，真是五花八门，犹似迷宫。不过这种古老而又造价昂贵华丽的住宅已不被当地白族人采用了。现在多是一家一户自成院落的二层楼房。但雕刻、彩绘仍不减当年，而且有所发展。

白族民居往往注重门楼、照壁建筑和门窗雕刻以及正墙的彩绘装饰。门楼是整个建筑的精华部分。门楼建筑艺术水平的高低，可以确实其主人的经济地位，也是一种光宗耀祖的标志。它通常使用泥雕、木雕、大理石屏、石刻、彩绘、凸花砖和青砖等材料组成一座串角飞檐，花枋轻巧，斗拱重叠、玲珑剔透、雄厚稳重的综合性艺术建筑。白族门楼建筑不仅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在建筑结构技巧上也独具风格。有的地方整个门楼不用一颗铁钉或其它铁件，而联结却十分牢固，几十年风雨如故，再装上两扇较有厚度的铁黑色木大门，甚是庄重威严。

白族居民门窗木雕，无处不闪现着剑川木匠高超的手艺。一般均用剔透和浮雕手法，层层刻出带有神话色彩和吉祥幸福的白鹤青松、鹭鸶荷花、老鹰菊花、孔雀玉兰，以及几何图案。门窗的表面上还涂有褚红色的油漆，显得光滑明亮，古朴典雅。室内清洁、整齐，左右为卧室，当中为客厅，放有嵌镶彩花大理石的红木桌椅和画屏。

照壁是白族居民建筑不可缺少的部分，院内有照壁，大门外有照壁，村前也有照壁，可见照壁的作用和重要性。照壁均用泥瓦砖石砌成。正面写有“福星高照”、“紫气东来”、“虎卧雄岗”等吉祥辞句。照壁前设有大型花坛，花坛造型各异，花木品种繁多，一年四季，花香四溢。

大理三月好风光

在白族人民的心目中，阳春三月是最美好的时节。雪峰掩翠的点苍山，碧波荡漾的洱海湖，竞相怒放的山茶花……，交织成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卷。然而，白族人民讴歌“大理三月”，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一年一度的“三月街”盛会，是那样地使人留连忘返！

三月街是白族最盛大的节日，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二十在点苍山麓举行，其宗旨是祈盼五谷丰登。三月街过去叫做“观音节”。还有一种“月亮会”的传说：大理国的三公主爱上了一个渔民小伙子，两人在三月十五这天去月亮上赶会，没买到农具，也没买到渔网，便回到家乡。众乡亲把月亮上的街子移到地上，于是大理便出现了赶街的盛会。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三月街做为规模宏大的物质交流会出来已久。清代大理学者师荔扉写的《三月词》中写道：“结队相携赶月街”。至今，大理人仍习惯称三月街为“月街”。每到会期，货棚栉比，游人如潮。争相选购自己所需的物品。三月街也是白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的大舞台。会街期，歌舞不绝，戏曲连台，传统的赛马、赛龙船，敲金钱鼓，耍霸王鞭，白族古调，精雕细刻，民族风味吸引着白、回、汉、藏、彝、纳西、傣等民族前来赴会，每天达10万人次以上。每年都有英、美、德、意、日、港澳同胞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友人前来游历观光。

三月街还是白族青年男女结识相会、谈情说爱的佳期。在大理，情人相恋的美好去处，莫过于蝴蝶泉。一对青年男女为坚贞不渝的爱情而跳潭化蝶的传说，使蝴蝶泉成为大理地区最富浪漫色彩的胜景。“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这动人心弦的歌曲，带着三月盛会的祝福，飞出大理，飞遍祖国四面八方。

少数民族白族的传统节日大全

　白族的传统节日有哪些我们都知道，白族山美、水美、人更美，而白族的人们都有着什么样的传统节日跟文化风俗呢在节日当天白族的人们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举行什么样子的活动呢我收集了相关资料供大家参考!

　白族的传统节日

　1、青姑娘节：农历正月十五日

　这天剑川县甸南、羊岑等地的白族妇女都要参加活动，她们纷纷捐钱，聚会在一起，专门请人扎一个青姑娘的偶像，给她穿上白族的盛装，把她抬到秋千架上荡秋千，众人围着她边舞边唱，娱乐一番，然后到海尾河边举行祭奠仪式。晚上，由一人举着“青姑娘”偶像作前导，众妇女随后，绕遍村中的大小街道，边走边唱叙事长歌《青姑娘》。随后再回到村中的场地上，和“青姑娘”荡秋千，直到深夜。最后把“青姑娘”送进海尾河里。

　传说剑川白族妇女的青姑娘节是为了纪念古代青姑娘的。青姑娘聪明美丽，从小父母双亡，被迫当了一家的童养媳，在婆家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还受着婆婆的百般虐待。一天小姑挑唆其丈夫毒打青姑娘，她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跳入海尾河自尽。这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日，白族妇女便于这一天集会纪念她，以此反对封建礼教和对青姑娘的怀念。

　2、白族接三公主：每年农历二月十三日

　白族接三公主时间是每年农历二月十三日，始于南诏时期。据史籍记载，南诏时期，白子国酋长张乐进求把王位禅让给乌蛮细奴罗时，为保持和乌蛮蒙氏部族的友好关系，同时把白蛮女三姑娘给细奴罗为妻，并于每年都到蒙舍川(今巍川接三公主回大理过节。后来三公主逝世后，大理白族群众在呢好山建三公主殿，于每年农历二月十三日到这里举行祭扫活动，并按生前习俗接三公主回大理过节。

　每年农历二月十一日，大理地区的白族群众身着白族盛装，按时到达龙于山举行念经和朝拜三公主的纪念活动，并和当地彝族群众举行联欢，打霸王鞭、打歌和对唱调子，于十三日凌晨用白马驮着从三公主身上换下的白族服装(表示接三公主)，接三公主回大理参加绕三灵等节日活动。他们打着红旗，吹着喷呐，敲锣打鼓，边走边喝白族调子，兴高彩烈地离开巍山返回大理。如果接三公主这天下雨，他们更是欢天喜地，认为这一年大理坝子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绕三灵后，他们又将三公主送回巍山。这个传统的民俗节日，从南诏至今，年年如此，历久不衰。1978年以后，因受条件的限制，接三公主时已不用白马，改为用人背三公主的衣服来代替白马，节日仪式和隆重盛况依旧。

　3、树花会：农历二月十五日

　二月十五白族农家会，又叫白族树花会。这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唐朝初年，自恃兵强将勇的蒙舍诏主皮罗阁调兵遣将进犯浪穹诏。浪穹诏主命令数万将士，从山花烂漫的灵映山上折了很多树枝花枝，栽插在广袤的三营坝子里，并在树枝花枝上洒了很多蜜糖水。浓郁的蜜糖气味和各种花儿的清香，使得远远近近的蜜蜂彩蝶闻香而至。

　几天后，数万蒙舍诏将士浩浩荡荡开进了三营坝子。面对呈现在眼前无边无际的“花海”，他们一个个眼花缭乱，拍手称奇，继而争先恐后去摘花。被惊动、激怒的蜂群，猛叮入侵者。一个个被叮得鼻青脸肿，叫天喊地。千千万万只蝴蝶，也在蒙舍诏将士眼面前飞来飞去，使得他们辨不清东南西北。在惊天动地的战鼓声中，埋伏在坝子里的浪穹诏将士乘势追杀敌人。一场有“蜂兵蝶将”助战的伏击战，很快就结束了。

　浪穹诏的白族村民，煮好了毛驴汤锅，端来了白面馒头和大麦酒，犒劳将士。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十五日，为了纪念这不寻常的日子，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人们都来这古战场遗址上赶会做买卖。会期前几天，白族村寨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买来白布彩线，相互邀约，在一起挑花绣朵，赶做绣花巾。白族绣花巾呈正方形，边长两尺左右。绣花巾的四角分别绣一个彩蝶，绣花巾中央绣的是绿叶红花和蜜蜂。人们以此表达对蜜蜂、蝴蝶的感激之情。

　树花会前后，白族村民总要在房前屋后栽上几棵“蜜蜂树”，种上几株“蝴蝶花”，以表达“怀古思祖”的`心情，三营坝子有“花果坝”的美称，在一定程度上，是和树花会的传说和风俗分不开的。

　4、三月街：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

　三月街，又名“观音市”，是白族盛大的节日和街期，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于每夏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大理旧城西的点苍山麓举行。传说“观音大士”开辟了大理地区，各族人民为了纪念他，每届这个时期，都要远道而来聚会，表演各种舞蹈和赛马等。后来三月街又逐渐变为一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明清时期，甘、青、川、藏、江南各省都有商人到此贸易，以骡马、山货、药材交易为大宗，农民也在会期购置耕畜、农具，以备春耕。

　5、绕三灵：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共3天

　绕三灵，追根溯源是由祈雨活动演变而成。相传，过去大理常因干旱无雨而无法栽秧，白族先民只好对天祈祷。于是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栽秧季节到来之前，都要组织大型祈雨活动。而祈雨期间正是人们聚会的好时机，于是就派生出盛大的农家乐――绕三灵民俗盛会。

　绕三灵，又称绕山灵、绕三林。白语叫“观上览”，观就是“逛闲”或“游览”之意。三灵，指3个地方：位于云南大理古城西、三塔寺旁的佛都――崇圣寺，位于苍山脚下庆洞村的仙都――圣源寺和位于洱海西北岸的神都――金圭寺。

　6、蝴蝶会：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

　传说是为了纪念白族男女青年霞郎和雯姑坚贞爱情的一种民俗节日。相传古时候，在大理苍山云弄峰麓的蝴蝶泉边住着一户白族人家，有父母女儿三人，女儿名雯姑，一家靠打柴为生。女儿雯姑和玉局峰的白族青年猎人霞郎结识相爱。后来榆城世袭领主榆王慕仰雯姑的美貌人材，杀死雯姑的双亲，将她抢进宫中霸为姬，雯姑抗拒不从，被关在宫中。霞郎冒死，于深夜**入宫救出雯姑，骑上稚鹿逃到蝴蝶泉边，后榆王家的打手也追至蝴蝶泉，霞郎和雯站无路可逃，就相抱跳入泉中。后从泉中飞出一对彩蝶，栖息在蝴蝶泉边的合欢古树上，四面八方的彩蝶飞来朝贺，首尾相连，从树上直垂到泉中，形成奇观。这天是农历四月十五日，周围的白族群众纷纷前来观看，于是就有了一年一度的蝴蝶会。

　7、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

　火把节是中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都过的一个传统民族节日;时间一般为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节日这天，各村寨都要坚一把大火把，在上面插上写有“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吉祥语言观看过大火把之后，各家各户的小孩耍玩小火把，并在大人的带领下，到田边园内用火把驱逐害虫，还在火把上撒把松香，以除害避邪，直至火把燃尽为止。耍完火把之后，各家聚会吃水果和食物。晚上睡觉时，妇女和小孩要用一种捣烂的“凤仙花根”包捂手指头，第二天即把指甲染红，传说是以此纪念邓赕诏主皮罗造的妻子柏洁慈善夫人，象征忠贞的爱情。大理地区的火把节历史悠久，一说始于汉代，是纪念阿南夫人的;一说始于唐代，是纪念慈善夫人的;一说是纪念古代战争胜利的，众说纷法，各说其是。

　根据史籍记载，火把节属于火崇拜，火把节古称“新火节”，因为火是光明的象征，代表理想和希望。其始于时间，应在古代部落时期，古代先民取来火种，重新生火，目的是为了除旧布新，让火永不熄灭。记载大理火把节最早的史籍是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是书《诸夷风俗》条说：“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谓之躯攘。”

　8、耍海会：从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开始，一般三至五天不等

　耍海会又叫“捞尸会”。关于此会，民间有两个传说故事：一是从邓川到喜洲一带，相传为纪念打捞南诏时期投入猕 苴 河殉节的柏洁夫人;二是大理、下关一带则相传为纪念打捞南诏时期除蟒救民葬身海底的民族英雄段赤诚。

　由于起源传说不同，耍海会的时间也有前后，一般三至五天不等。邓川、上关、喜洲一带的耍海时间从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大理、下关一带的耍海时间从农历八月初八开始，耍海的内容大同小异。

　邓川、喜洲的白族群众身着民族盛装，聚会于猕 苴 河两岸和洱海之滨，举行用彩船游河泛海、唱山歌对调子等活动，持续三至五天。会期，家家户户都要接姑娘请客，节日隆重程度如同过春节。大理、下关沿海的白族群众除举行划船耍海对歌活动外，还要举行规模盛大的龙船比赛活动。赛前，参赛的各村都要彩画龙船，并在船上挂彩和插旗，将龙船装扮得绚丽多姿。比赛时，看谁最先绕过海心的标记转回到岸边，最先回到者为冠军。观看和助战的人群汇集在海边，摇旗呐喊，为参赛龙舟助威。

　9、石宝山歌会：农历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初一

　石宝山歌会是白族地区盛大的民族传统节日，会期从农历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初一。剑川，洱源，大理，丽江，兰坪等地的白族群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此，唱曲对歌，观光游览。弦歌之声，夜以继日地飘荡在山间林莽，不管男女老少，只要上得山来便会尽情抒展歌喉。老年人认为，在歌会上唱白曲，可以得到吉祥，亦或是平日在家已向神灵许下愿心，为保清吉平安，会期便一定要上石宝山唱上百十个调子，于是在歌会唱调子便成了还愿之举;中年人借歌会抒发情怀，表现自己的歌才;青年男女则多数以歌为媒介，寻找知音伴侣。曲调均为流行于大理州西北部地区的剑川白族调，以龙头三弦或吹树叶伴奏，唱词均为白族诗歌"三七一五"的传统格式，格律严谨，不能跑调跑韵。因此，对歌既展示歌喉，也比试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优秀的歌手在熟悉掌握传统民歌的基础上，面对当时的情景，加上即兴创作，往往妙语连珠，动人心扉。一旦棋逢对手，便对答如流，连日连夜唱下去而难分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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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是我国西南边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碧江、保山、南华、元江、昆明、安宁等地和贵州毕节、四川凉山、湖南桑植县等地亦有分布。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白族人口数为1858063。使用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绝大部分居民操本族语言，通用汉语文。元明时曾使用过“焚文”(白文)，即所谓“汉字白读”。

白族的先民，史称“滇焚”、“叟”、“爨氐”、“白蛮”、“白人”、“民家”等。纳西族称之为“那马”，僳僳族称之为“勒墨”。本族自称“焚子”、“焚儿子”、“白尼”、“白伙”，意为焚人或白人。早在新石器时代，洱海地区已有居民生息繁衍，过着半穴居生活。秦汉时期，洱海地区同内地关系日益密切，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向这里大批移入汉民，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这里。东汉时改属永昌郡管辖。唐朝在此设立姚州都督府。后建立了以彝、白族先民为主体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又于907年，建立了以白族段氏为主体“大理国”，并与宋朝以臣属关系相处。1253年，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在大理地区设置大理路和鹤庆路。明朝改为大理府、鹤庆府，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清代继续延袭明代这一政策，但在边远山区委任了一批土官和土司。

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前，白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总的来说，封建地主经济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在一部分山区尤其是高山地区，还保持着封建领主制、奴隶制以至原始公社残余。农业是白族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在封建地主经济地区，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60％～80％的土地，而人口占90 9／6以上的农民只有20％～40％的土地。70％以上的农户沦为贫雇农。地租剥削一般占收成的五、六成，多达七八成；高利贷、雇工剥削也很严重。商业资本比较发达，先后出现一些进口洋纱、洋货和出口石磺、黄丝、猪鬃、茶叶的商行。白族商业资本是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家又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集中大量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白族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白族主要聚居的大理中心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相同的方式，于1953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并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残存着封建领主制的沪水、六库等土司统治的白族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完成民主改革。在碧江、福贡等人数不多和阶级分化不明显的白族地区，没有把民主改革作为一个运动来进行，而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1956年11月，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

建国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州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自治州首府下关市，由建国前的一个消费城市，发展成为滇西重要的工业城市；全州建立了电力、机械、汽车修配、化工、造纸、纺织、皮革、制荣等工业部门。1990年，全州工农业总产值达334531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43369万元，农业总产值191162万元；全州人均工农业总产值1111．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76元。全州各乡镇都通了汽车。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白族人民已经有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教授、作家、医生和各类科研人员。建国以前蔓延很广的血吸虫病，已基本得到防治。现在白族地区已出现了生产一年比一年好，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的繁荣景象。

文化艺术

白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祖国的文明作出贡献。苍洱新石器遗址中已发现沟渠的痕迹。而在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遗址中发现居民已从事饲养家畜和农耕的遗迹。春秋、战国时期，洱海地区已出现青铜文化。蜀汉时，洱海地区已发展到“土地有稻田畜牧”。唐代白族先民已能建筑苍山“高河”水利工程，灌田数万顷；修治高山梯田，创建了邓川罗时江分洪工程。南诏有自己的历法，明代白族学者周思濂所著《太和更漏中星表》以及李星炜的《奇验方书》等，都是总结了古代天文和医学的代表作。

白族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其建筑、雕刻、绘画艺术名扬古今中外。唐代建筑的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高近六十米，分十六级，造作精巧，近似西安的小雁塔。剑川石宝山石窟，技术娴熟精巧，人像栩栩如生。它具有我国石窟造像的共同点又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在我国石刻艺术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元明以来修建的鸡足山寺院建筑群，斗拱重叠，屋角飞翘，门窗用透雕法刻出了一层层的人物花鸟，巧夺天工，经久不圮。它们都出于有名的“剑川木匠”之手。白族的漆器，艺术造诣很高，元明两代王朝政府所取的高艺漆工，大都从云南挑选；大理国的漆器传到明代，还一直被人视为珍贵的“宋剔”。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帝国主义盗走的“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是八九九年白族画家张顺、王奉宗的杰作。它将南诏建立的神话传说，用连续的短画形式精妙的描绘出来，生动优美，是我国珍贵的文物之一。一一七二年张盛温创作的“大理画卷”，被称为“南天瑰宝”。该画全长十丈，一百三十四开，以“护国人王经”为主题，画着六百二十八个面貌不一样的人像。笔法精致娴熟，工巧细腻，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珍品。

古代白族有音乐舞蹈相结合的踏歌。民间流传的《创世纪》长诗，叙述了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追述了白族在原始社会“天下顶太平”、“不分贫和富”、“百姓肥胖胖”的没有阶级压迫剥削的平等生活。南诏白族诗人杨奇鲲的《途中》、杨义宗的《题大慈寺芍药》、《洞云歌》等诗被称为“高手”佳作，收入《全唐诗》中。《望夫云》、《蛇骨塔》、《杀州官》、《钩日头》等文学作品，歌颂了古代白族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南诏有名的《狮子舞》，在唐朝时已传入中原，《南诏奉圣乐》在唐朝宫廷里被列为唐代音乐14部之一。《白族调》是流传甚广的“三七一五”(前三句七言，后一句五言)的格律诗。15世纪中叶，有些文人应用这一民歌形式写下了有名的诗篇，如杨黼的“词记山花碑”。白剧“吹吹腔”是在早期“大本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性的艺术。

根据《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所载，南诏时已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庙、西洱河等记》的历史著作。大理国时期也有《白史》、《国史》，都已失传，仅《白史》片断散见于明代碑文中。元代白族史书《白古通》、《玄峰年运志》虽已失传，但都是明代云南地方史著作《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书的蓝本。根据史籍考订洱海地区历史的，有明代白族学者杨士云的《郡大记》，该书为另一白族学者李元阳采入嘉靖《大理府志》，是万历《云南通志沿革大事考》的底本。清代白族史学家王崧在总纂道光《云南通志》时，汇集了记载云南的书籍61种，编为《云南备征志》2l卷，取材广泛，体例谨严，是研究云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风俗习惯

白族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儿子成婚后即行分居，父母一般从幼子居住。在地主阶级中，有少数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同宗同姓不通婚，但例行姑舅表婚。婚姻一般由父母包办，要门当户对。有女无儿的可以招赘，无儿无女的也可以抱养同族弟兄的子女(过继)或养子。赘婿和养子要改名换姓，才能取得财产继承权。

白族在元代以前盛行火葬。元代以后，因受汉族的影响而改为土葬。丧葬仪式一般比较隆重。

平坝地区白族人民主食稻米、小麦，山区的则以玉米、养子为主。白族人民喜吃酸、冷、辣等口味，善于腌制火腿、弓鱼、油鸡棕、猪肝酢等菜肴，又喜吃一种别具风味的“生肉”或“生皮”，即将猪肉烤成半生半熟，切成肉丝，佐以姜、蒜、醋等拌而食之。白族人民还喜喝烤茶。

白族服饰，各地略有不同。大理等中心地区男子头缠白色或蓝色的包头，身着白色对襟衣和黑领褂，下穿白色长裤，肩挂绣着美丽图案的挂包。大理一带妇女多穿白色上衣，外套黑色或紫色丝绒领褂，下着蓝色宽裤，腰系缀有绣花飘带的短围腰，足穿绣花的“百节鞋”，臂环扭丝银镯，指带珐琅银戒指，耳坠银饰上衣右衽佩着银质的“三须”、“五须”；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辫于后或盘辫于头，都缠以绣花、印花、或彩色毛巾的包头。

白族住屋形式，坝区多为“长三间”，衬以厨房、畜厩和有场院的茅草房，或“一正两耳”、“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瓦房，卧室、厨房、畜厩俱各分开。山区多为上楼下厩的草房、“闪片”房、篾笆房或“木垛房”，炊爨和睡觉的地方常连在一起。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白族崇拜相当于村社神的本主，信仰佛教。本主有的是自然神，有的是南诏、大理国的王子，有的是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佛教约于唐代晚期盛行于洱海地区，最初传来的是“婆罗门”和瑜珈密宗，密宗僧人称“阿闺黎”，所以又名“阿阉黎(阿叱力)”教。元明以后，内地禅宗传到大理，佛教寺院遍布各地，使洱海地区很早就有“古妙香国”的称号。

“三月街”又名“观音市”，是白族盛大的节日和佳期。每年夏历三月十五至二十日在大理城西的点苍山脚下举行。最初它带有宗教活动色彩，后来逐渐变为一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明清时期，川、藏及江南各省都有商人到此贸易。新中国成立后，三月街已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和民族体育文艺大会。“火把节”是另一盛大节日，每年夏历六月二十五日举行。它是白族人民在秋收前预祝五谷丰登、人富兴旺的活动。这天晚上，每家门前都竖有火把一柱，村口有全村公共的大火把，上插红绿纸旗，书写一些吉祥语句。村民们则高举火把在田间游行一周，以表捕灭虫害。此外还有“绕三灵”、“耍海会”等节日活动。

历史: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文化艺术: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

彝族：能歌善舞的民族

凉山是歌舞之乡，彝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

凉山彝族音乐风格古朴，品种繁多，民族特色鲜明而浓郁。民间音乐中的民歌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很多普遍流传的抒情长诗，如《阿莫尼惹》、《阿依阿呷》、《阿惹妞》、《阿丝牛牛》等。都是用歌曲形式传唱的。除叙事性的歌曲外，有结婚时唱的歌曲如《惹打》，火把节唱的歌曲如《都火》、劳动时唱的歌曲如《犁地歌》、《牧学歌》等。此外还有山歌，如布拖高胜山歌、儿歌等。

彝族民歌因地区的不同，其风格也有差异。凉山南部地区的民歌高吭激越，中西部地区的民歌轻柔优美，东部依诺地区的民歌敦厚朴实。过去的彝族民歌，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低沉之感，但其朴素优美的民族、地区韵味十分鲜明。民间器乐不是供作伴奏，而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引人注目的是它展示的历史时空跨度极大。常见的有口弦、月琴、马布、葫芦笙、胡琴、彝箫、坚笛、唢呐等。此外，吹木叶，即以一片树叶来吹奏乐曲也是彝族人民喜爱的民间音乐。口弦和月琴十分普遍，几乎所有的妇女．无论老幼，襟前都挂着一付口弦，随时可以演奏。口弦是一种独特而简易的乐器，由几片长约七八厘米的薄簧片组成．有竹片和铜片两种，最少的两片，最多的达五六片。竹制的音色深厚、低沉。铜制的音色清脆、秀丽。吹奏时以手指拨动黄片，利用口腔共鸣变化音色。簧片除发出本音外．还发出十分优美的泛音，构成音乐较宽的曲调。月琴多为中青年男子喜爱，其中不乏优秀的民间月琴手。50年代．凉山彝族姑娘沙玛乌芝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奏的月琴．受到热烈赞扬。

凉山彝族的民间舞蹈往往和歌唱、器乐的演奏分不开。民间舞一类是产生于生产劳动中的舞蹈如荞子舞、包谷舞、织毡舞等，大多是模拟劳动动作和表现生产过程。另一类是在节日或在婚嫁欢乐场面中常见的舞蹈如跳锅庄、跳“都火”、对脚舞、被毡舞、芦至舞。有的表现耕牧的勤劳。丰收的欢乐，有的表现征战的勇敢、爱情的追求。

从彝族民间艺术中开出的凉山歌舞之花，不仅在中外舞台上一展辉煌，而且在现代生活中遍地开放。今天，在凉山城乡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踏着民族风味的节拍，欢乐地跳着达体舞。达作是彝语的音译，意为踏地舞或脚踏舞，是在传统的彝族歌舞基础上编创而成的一种集体舞蹈。动作简练明快，音乐悠扬流畅，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色彩强烈。80年代一经形成，迅速普及全州并以大西南民族交谊舞的态势，很快向州外、省外推开。在94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上来自国内外的客人和彝族同胞手拉手，围着一堆堆青火．跳在一起，融为一家，场面热烈壮观．气氛亲切感人。

彝族的民族音乐包括歌曲和乐器。

彝族的歌曲有：史诗歌、情歌、喜歌、风俗歌--内中又有喜酒歌、叫魂歌、送鬼歌、巫师调等多种曲调；从名目上分，歌曲有俄、雅、左、格等。“俄”是唱的意思，可以在各类场合中演唱，气氛较为轻松随意；“雅”是一种独唱山歌，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为触景生情；“左”是一种婚礼歌，在举行婚礼大夜晚，由主客双方各出两名歌手边舞边唱；“格”是一种悼念死者时或祭祖活动时演唱的合唱歌曲，一人领唱，众人学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兴创作；“毕”是指彝族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唱的歌，我们称之为宗教音乐，以与“俄”进行区分。音乐则有歌舞音乐、口弦音乐、吹叶子音乐，其中也各有许多曲调。此外，还有多种乐器：月琴是彝族最喜爱的乐器之一，弦普遍为两根，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口弦是用竹质、铜质制成形状象竹叶的簧片，在中间有一簧舌，靠控制呼吸来调节音色；“玛布”是彝族独特的乐器之一，其吹奏特点是利用鼻孔吸气，让鼓腮连续不断送气，可模仿婴儿啼哭，鸟雀鸣唱；葫芦笙和唢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