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伶俐名字含义

王伶俐名字的含义为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功成名就、聪明伶俐、慧心巧思、口齿伶俐、伶牙俐齿、聪明伶俐、冰雪聪明之义。

王伶俐名字含义具体解析如下：

王读wáng；王字音调为：阳平；

王字声母为：W；王字韵母为：áng；

简体笔画：4画；王字五行为：土；

王字含义：王字指地位、圣帝明王、学识之义。

伶读líng；伶字音调为：阳平；

伶字声母为：L；伶字韵母为：íng；

简体笔画：7画；伶字五行为：火；

伶字含义：伶字指聪明、机灵、伶俏、乖巧之义。

俐读lì；俐字音调为：去声；

俐字声母为：L；俐字韵母为：ì；

简体笔画：9画；俐字五行为：火；

俐字含义：俐字指伶俐、聪慧、机灵、聪明之义。

王伶俐名字寓意

王伶俐名字寓指成功、文静、温柔、可爱、多才、财富之意。

与伶字搭配的名字有：王伶颜，王伶程，王伶慧，王伶炜，王伶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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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伶俐名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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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三才为：土土木

三才寓意为：虽获得成功发展,但因基础不稳而易生变化转移。　　

天格：5 （五行之数）五行俱权，循环相生，圆通畅达，福祉无穷。

地格：16 （厚重） 厚德载物，安富尊荣，财官双美，功成名就。

人格：11 （旱苗逢雨）万物更新，调顺发达，恢弘泽世，繁荣富贵。　

外格：10 （终结之数）终结之数，雪暗飘零，偶或有成，回顾茫然。　

总格：20 （屋下藏金）非业破运，困难重重，进退维谷，诸事难成。

王姓宝宝名字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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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各个姓氏，公认炎帝，黄帝为其人文始祖，而中华王氏大多数都为黄帝姬姓之后裔也。明代科学家王世贞曾说：“王于义大也，君也，天地人一贵三为王”。王姓标志着源远流长，群贤辈出，光耀华夏，辉煌腾达，王者之后。

早在公元前564年，周灵王太子姬晋，字子乔，赐厥王姓，为我族之始祖，子孙繁衍，以王为姓，故称姬姓之王，封邑于晋阳，秦划为太原郡。故又称太原王氏。到唐末五代时，曾做滑州黎阳令的王言，居山东莘县。据《王氏宗谱，三槐王氏》载：“其先太原人，世居渭南，唐季占籍魏郡，家大名莘亭（今莘县），生唐懿宗咸通十年乙丑（869年）世唐为滑州黎阳令，卒于唐明宗兴元年庚寅（930年）年六十三（虚岁）。合葬山东东昌府莘县城东北二里群贤堡”。后来，因其曾孙王旦故，被追封为许国公。

三槐王氏的发迹，以王祜为肇端。王祜在《宋史》中有传：王祜时任兵部侍郎，因以百口之家，担保魏州节度使符彦卿无谋叛事，而违背了宋太祖赵匡胤的本意，不但没做成宰相，反而贬为镇国军（今陕西华县）行军司马。王祜心有不甘，手植三槐于庭，并预言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后其次子王旦果成为一代名相。

一代贤相——王旦，字子明，又名延皊。（生于957年，卒于1017年）享年60岁。王旦出生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自由少言寡语，聪明好学，文才出众。24岁考中进士，任大理评事。后任平江（今属湖南）知县，继任殿中丞，郑州通判，濠州（今安徽凤阳）通判。宋真宗拜王旦为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兼知审官院，再进银台封驳司。真宗赞其“致太平者”，意即“太平宰相”，时年40岁。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加拜王旦为尚书左丞。北宋景德三年，王旦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登上宰相之位，时年49岁。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九月初十，王旦病逝，享年60岁。宋真宗废朝三日，亲临祭奠，钦命京城十日内不得举乐。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十余人。服孝期满后，诸子又各进一官。真宗追赠王旦为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其曾祖父王言为许国公，加太师；祖父王彻为鲁国公，加尚书令；父王祜为晋国公，加中书令。王旦棺柩暂厝于开封祥符县大边村（今属开封县新里乡），其外祖父家新辟的坟地中。王旦有遗文集二十卷传世。

宋仁宗赵祯即位后，下诏让王旦灵位配享真宗庙，亲书“全德元老之碑”的碑额。之后，欧阳修奉旨为王旦墓碑撰写了碑文，再后，苏轼为王氏宗祠撰写了《三槐堂铭》。

北宋元祜六年（1091年），王巩，王震率王祜后人在汴京开封东门外建王氏宗祠，定名“三槐堂”。从此，三槐王氏声名鹤起。

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三槐王氏祖墓所在地大边村，地处黄河畔，常受洪水侵袭，加之金兵南犯，三槐王氏裔孙决定将先祖遗骨迁葬故里山东莘县群贤堡，并建宗祠“三槐堂”。

以王祜，王旦为代表的三槐王氏，历经千余年的历史演变，已形成了名扬海外的“三槐文化”。其核心为忠诚、仁义、宽容、善良。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文化的瑰宝，文明的源头，已植根于广大的中华王氏人心中，并将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王氏裔孙的健康成长。

山东莘县群贤堡乃三槐王氏发祥地，祖陵所在地。“莘县群贤堡”，故名思义，就是三槐王氏代代贤才居地之所。据《宋史》载，王旦、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王伦、王楠诸人，均曾居于此。王旦墓保存至今，其黑色的墓碑正面，清晰地镌刻有“宋相王文正公旦子明墓”十个大字。在莘县王化村，三槐裔孙王虎臣家，收藏有极其珍贵的木质三槐堂牌匾，匾长225米，高085米，厚004米，黑底金字“三槐堂”三字。笔力遒劲，外涂金**，据说为北宋文字家欧阳修所书。

山东莘县于2003年12月26日

成立了莘县三槐王氏文化研究会，出版并发行了三槐王专辑《槐荫千秋》一书。三槐堂协会副秘书长王传友及诸宗亲，现在四处奔波，寻亲联谊，在做一件功德千秋，永垂后世大事，将三槐王氏祖陵尽快修复起来。

2012年11月25日

，“首届中国开封三槐堂文化王氏宗亲联谊会”如期在河南大学第四会议室召开。

三槐堂王氏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守忠，秘书长王金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玉洁博士（女）（研究会总顾问），河南大学副教授张明华（女）及开封和外地宗亲代表（含笔者）5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长王守忠致欢迎词。王金超宣读中华王氏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王听兰的贺信。张明华畅谈三槐王氏文化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河南垦岳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代表王玉环（女）向大会宣布，该公司正筹备拍摄**《风雨三槐堂》。主持人王钦昭向大会宣读并通过《三槐堂复建方案》。

12月26日

上午9时正，参会亲宗前往曹门村三教堂，举行隆重地祭祖大典活动。王守忠宣读祭祖文，全体王氏宗亲先后向列祖列宗进香，敬礼。

三槐堂遗址位于今开封曹门三教堂街一带。北宋灭亡后，三槐堂被金兵焚毁。清朝同治五年（1866年），王氏后裔出资在三槐堂遗址上，修了一

　　前高庙村三槐王氏支系的形成与发展

　　杨巨源 杜言青

　　莘县莘亭办事处前高庙村的王姓是莘县三槐王氏的一个支系，但就目前资料来看，其源头只能上溯至明初，与群贤堡、王化村的三槐王氏尚难以合谱。1996年7月，莘县明天中学征用前高庙村的土地，施工中发现明工部郎中王嘉祥家族墓群，出土墓志铭数方。其中王贺墓志铭中有“公讳贺，字良会，伊原其别号也……世为有莘之名族……莘有三槐王氏，伊原公乃其裔也”之语，铭文中又有“槐荫再茂，庇称后人”之句，由是知前高庙王氏乃三槐王氏支系无疑。

　　据墓志铭与家谱资料显示，前高庙村王氏于明永乐三年(1404)由山西洪洞县迁到莘县城西南前杨庄村(今属燕塔办事处)及城西北35华里小三门村(今属莘县河店镇)，始迁祖名王从义。传至四世，有兄弟五人，长子王贵迁至县城西北三里庄(今前高庙村)，第五子迁至牌坊王楼(今属莘县俎店乡)，二、三、四子皆留居原地，“三门”村名可能由此而得。至七世，又有王聘迁至城东南4华里处的黄河村(今属东鲁办事处)，王聘之子即为王嘉祥。十四世又有王常福迁往县城西北16华里处的柿子园村(今属莘县燕店镇)，十五世王新民迁往城西1华里处的郝庄村(今属燕塔办事处)。这些迁出的支系，皆以前高庙为祖居地。新中国建立后，该王氏支系又有人陆续迁往山西、河南、黑龙江及县内一些村庄，但人数不多。据家谱资料分析，前高庙村王氏既为三槐王氏之裔，其祖居地就在莘县。元际战乱，中原涂炭，为避难迁至山西，明初又在全国大移民时回到祖居地。这一去一来，历时不下百年，与一直居于莘县的群贤堡、王化王氏的谱系就很难接续了。前高庙村王氏曾于清初修谱，但今已无存。新出土的墓志铭显示出了该支系明代前期的传承情况，并证实确实派衍三槐王氏，这应是三槐王氏研究中的一大幸事。

　　前高庙村王氏自始迁祖王从义由山西迁莘，至今已传25世，人口已繁衍至三千多人。其历世主要代表人物有：

　　王贵，山西迁莘四世祖，三门迁高庙始祖。躬耕陇亩，积德行善，邻里景仰。生子王琮、王琳，以王琮故赠为寿官。

　　王琮，字廷璋，王贵长子，明成化已酉(1465)科举人，授山西翼城知县，宽严相济，兴利除弊，不法之徒畏而隐迹，人称“神君”。生子王经、王纬。

　　王聘，字良相，别号伊庵居士，王纬次子。自幼聪颖，山东督学来莘，奇其才，拔为弟子员，不幸英年早逝。孀妻任氏守节，获立节孝坊于县城大隅首南，并以子嘉祥赠为太安人。

　　王贺，字良会，别号伊原，王纬四子。明嘉靖壬戌(1562)贡士，选授八闽建宁(今福建三明)主簿，终因操劳过度，病逝于任上。建宁官民为其建去思碑，并附祀名宦祠。

　　王嘉祥，字兆兴，号乾峰，王聘独子。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曾任山西临晋(今滥漪)、河南陈留(今开封)知县、工部主事、工部郎中，勇于革故鼎新，兴利除弊，官声颇佳。穆宗皇帝曾赐其纱衣、金罗衣、布料等，父、母、妻子皆获封赠。长子王一纯曾任河南卢氏县主簿，其余二子皆为生员。

　　王嘉遇，字际名，号隆吾，王贺独子，好读书不入仕途，醉心诗文书画，尤精风水和医术，又常扶孤济贫，德誉遍于乡里。生子王一鲸、王一鳌、王一鲔、王一鳣，皆读书应试，但仕途不畅。王一鳣 ，号士奎，王嘉遇四子，明末武举人，曾任莘县民团总团长，受命维持全县治安。他以“精忠报国”为志，一心维护明朝统治，与起义军为敌，后被义军抓获处死。生子王钦祚、王绍祚，皆业农。

　　王云官，山西迁莘后的第十九世传人。1940年加入中国***。曾任莘县销金寺乡乡长、二区区长、区财政助理、区抗联农会会长等职，积极投入抗日斗争，1943年被日军杀害，时年34岁。

　　建国后，前高庙村三槐王氏支系中仍然人才辈出，他们或参军立功，或学有所成，或实干升迁，或科研受奖，或勤劳致富，总之是各展所长，无愧盛世。

　　1996年秋，前高庙村建宗祠一座，院落占地12亩，有正房三间，门楼一座。原立于王嘉祥墓前的两通残碑被修复后重立于宗祠院内，碑皆龟跌龙冠，可惜字迹已漫漶难辨。

　　莘县三槐王氏祖陵筹建委员会

　　二0一二年三月

哈哈，我是37代。你呢？

王姓是中华第二大姓，在王姓历史上形成的21个郡望中，太原王、琅琊王、三槐王影响较大。三槐王的发祥地在今莘县莘城镇王化村。三槐王氏宗祠以“三槐堂”命名。王化村现有近2000多人，本村人都姓王，现有九代人。“三槐王氏遍天下，忘不了群贤堡和王化。

“王”用作姓氏，有四大源头，即舜时的妫姓、商代的子姓、周代的姬姓和来自域外的虏姓。三槐王氏源于姬姓。周的始祖名后稷，姬姓。至东周灵王时，长子晋被立为太子，人称“太子晋”。晋因直言敢谏触怒了灵王，被废为庶人。晋体恤民情，深受百姓爱戴，虽然最终没能登上王位，百姓却仍以帝王视之，称其为“王子晋”，称其家族为“王家”。久而久之，晋的后人便以为姓。后世的太原王、琅琊王、三槐王皆指晋为始祖，来历即在于此。

秦未，姬姓王氏后人王元因避秦乱迁居琅琊皋虞城（今山东即墨），后再迁至临沂，成为琅琊王氏一世祖。西汉未，王元之弟王威迁居太原，成为太原王一世祖。

东汉未年，姬姓王氏裔中出了王祥、王览这对名噪一时的异母兄弟。王祥性至孝。母病思食鱼，隆冬无鱼可买，王祥乃脱衣卧冰，化冰求鱼，后被列入《二十四孝图》。

东晋时，姬姓王氏后裔王导成为晋元帝司马睿的首辅。东晋的元、明、成帝在位期间，王导一直任宰相，是稳定东晋统治的重要人物，琅琊王也因而名声大噪。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是琅琊王氏后人，他善行、隶，笔势“飘若游云，矫若惊龙”，被后人誉为“书圣”。

唐代，姬姓王氏后裔王练出任莘县尉，携家迁居莘县（《初篆王氏家乘受姓源流序》：“方则，光禄卿，再传至练，为莘县尉，遂徒莘。历数传，至言公，令黎阳。”此事《新唐宰相世系表》亦有记载）。

关于姬姓王氏移居莘县的时间，史有两说。范仲淹为三槐后代王质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其先太原人”，至王言时才“占籍大名”。元代赵孟頫为王言撰写的简历《宋尚书兵部侍郎许国公赠太师尚书令王公纪略》中亦说自王言起定居大名莘县。这是“王言迁莘说”。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纂修的《新唐书》和《三槐王氏家谱》则认定王练任莘县尉时携家居莘，这是“王练迁莘说”。王练和王言均为唐代人，王言是王练的六世孙。

宋太祖未年，王祐复回朝任知制诰，不久又被奸相卢多逊排挤出京任镇国军（今陕西华县）行军司马。直至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才以六十四岁的年龄出任兵部侍郎，但任职一个多月即病死。王祐才华横溢，英名远播，文才人品皆在同僚之上，因而在朝中声誉颇高，大家都认为是当宰相的材料；但其仕途却是才能难展，坎坷连连，以至壮志未酬，郁郁而死。他心有不甘，又见其子王旦聪敏过人，前程可喜，便于逝世前不久亲手在自家院中植槐树三株，十分自信地预言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宋代，太尉、司徒、司空三要职合称“三公”，是众臣之首。

　　据传，周代宫廷外植有三株槐树，百官朝见天子时，三公皆面槐而立，后人遂以“三槐”代指三公。王祐植三槐于庭，无非是要用以表达子承父志，大展抱负的原望与信心。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王祐的三个儿子果然个个聪颖，先后踏入仁途；老二王旦是脱颖而出，一步步登上相位，使王祐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目前王化村除留居本村的人外，在东北居住的还有1000余人。他们有的是民国年间逃 茺去的，有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去的，有的在林业部门工作，有的地当地农村安家落户， 都为开发东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黑龙江的穆棱镇河北村，因王化人多，村干部都是王化人 ，故有“新王化”之称。在尚志县一面坡等地，也有不少王化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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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州，（今大名县东北大街乡一带）有“魏桥”，唐朝引永济渠绕城，夹河而成聚落。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九月，“刺史卢晖移永济渠，自石灰窑引流至州城西，却注魏桥，夹水制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2]魏州在唐朝后期为魏博节度使治所，其前身——隋武阳郡，原仅辖二个小县：贵乡、昌乐、永济渠修成后，因控据魏桥水路枢纽，地位重要，才发展成统辖14个县、拥众数十万户的大郡。唐朝中后期屡为强蕃、官军所争。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马燧、李怀光与朱滔等战于魏州城下，滔堰永济渠水入王莽河故道绝官军粮道及归路，马燧退保魏县（今大名西北，原治永济渠南），双方隔渠水列营相拒，互争魏桥，最为惨烈。[3]

贝州，唐懿宗咸通（860－874年）以前城址在今清河县西北，永济渠在城东南十里，有“孔桥”。唐朝贮江淮租布甲仗于此，以备河北军用，号称“天下北库”。[4]孔桥北接冀、深、瀛（今河间县）、莫州（今任邱莫州镇）之间的华北平原中央地带的南北交通大道，南连博（今山东聊城）、济（今聊城西南）、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及黄河重要津渡口：济州津、杨刘渡（今东阿杨柳村），恰与永济渠形成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故军事地位尤为重要。武则天永昌年间（689年）原在永济渠东南30余里的清阳县缘地久积碱卤，遂西移于永济渠东孔桥置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又移于永济渠西岸[5]。懿宗咸通中贝州亦东徙，南临永济渠为城，以清河、清阳二县附郭，直至北宋，即今清河县西城关镇。[6]

内黄县（今内黄县西旧县村），永济渠在县北二百步，有“永定桥”。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朱全忠击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于内黄，五战皆捷，至永定桥，斩首万余级。[7]内黄当魏、贝去洛阳之要途，又兼桥渡之利，故有所争。

馆陶县（今南馆陶镇），永济渠在城西十里，有“永济桥”，为兵家必争之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刘黑闼至馆陶，永济桥未成，不得渡，自视作桥成，而过桥西。[8]又，德宗兴元初（784年）朱滔谋取汴州（今开封），使人见魏博节度使田悦，约会馆陶，偕行渡河。[9]也是由于馆陶位在道中，又有永济桥之便。但是，馆陶县毕竟与运河还有十里之距，不如其北面的永济县跨渠为城来得方便，所以北宋以后县治北移永济。

永济县（今山东北馆陶东南肖城），此县城建置较晚，原来只是永济渠上的一座桥，因行旅客商住店、买卖，渐渐形成市廛聚落，称“张桥店”、“张桥行市”。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始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奏于张桥行市置县，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170尺，深2丈4尺，穿县入临清，故以为名。[10]

临清县（今临西县），永济渠在县西门外，为魏、贝之间蓄积粮粟之地。唐末五代，凡欲取贝、魏者，皆先顿兵于临清。北宋因地处宋辽驿道，为迎候宋辽使臣曾设驿馆。[11]

武城县（今山东武城县旧城西北），隋开永济渠时，地址在渠西北十里之外，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武城县迁至永济渠北义王桥西二里，扼义王桥东通德（今山东陵县）、棣（今山东惠民东南）二州之道。[12]北宋末年，迫于河患，复徙渠东，即今旧城关镇。[13]

长河县，原在今德州市东，永济渠在县西十里，有“白桥”。城为水所环，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十月移就白桥于永济渠西岸置县，十年（815年）又在渠东置小胡城。[14]晋一度移德州治于此，旋废为长河镇。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复移将陵县治于长河镇，即今德州市。[15]

安陵县（今景县安陵乡），城东临永济渠（即今南运河），有“柏杜桥”。隋开永济渠时置曾县，然城址并不临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移至柏杜桥，于运渠西岸建新城。[16]

东光县，永济渠在县西二百步，渠上有桥名“白桥”。自桥西有路通景州弓高县（今景县），桥东北有道去沧州（今沧州市东南旧城），史称“白桥路”。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王承宗遣兵2万入东光，断白桥路。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杨师厚亦自弓高渡御河而东逼沧州。[17]白桥显然是维系河北平原腹地与东部滨海地区之间地交通孔道。

截止于北宋末年，汴河沿岸的州府县城共有14座，镇11座，除开封、雍丘（今杞县）、应天府（今商丘县）、虹县（今泗县）四城起源较早，汉代就已筑城，其余皆随通济渠——汴河开通而出现。汴河沿岸城镇位置的选择也是既考虑到汴河航船上、下行的航速和航程，较均匀地分布；而且多就水陆交会点设置，城镇内普遍建有横跨运河的桥梁，以利南北往来。这一点在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溯汴河自泗州至汴京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20]成寻的日记讲到他的船每每皆在大桥下过夜，桥上有市，入夜灯火万千，买卖繁昌，店家多得不可计数，歌舞之声很远就能听到。为了让船工上岸买卖，成寻两次路过宿州皆停船逗留多时。当时规定汴河内的船只在宿州一次上岸出售的干姜不得过三十石，南京应天府不能超过五十石，反映沿河城市交易买卖的频繁使官府不得不有所干预和限制。汴河桥市的买卖活动，无论从空间位置、或是时间规定上，无疑都是唐朝中期以后市坊制度解体和夜禁制度驰废的结果，也是刺激沿河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汴河水运码头和桥渡职能的限制，汴河沿岸的城市布局形态亦呈现跨河为城，以一条市街为主干，有别于北方平原一般州县城市的特点。

宿州，最初只是一座桥，名埇桥。中唐以后自宋州取东南直路入淮成为正途，“埇桥为舳舻之会”，[21]路扼彭城（今徐州），西接睢阳（今商丘），南临淮甸，当漕运之要，水陆之冲。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置州，跨河为城，临河街巷分布着馆驿、酒楼和仓储，每日众多官私船只停泊城内。咸通九年（868年），庞勋乘夜攻入城内，一次劫获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资粮，顺流而下，[22]可以想象其城内运河的容量甚为可观。北宋时，宿州久无兵乱，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居民日增。自唐以来修建的罗城已嫌狭小，居民多散在城外，就草市买卖，使朝臣曾萌动拓城之念。[23]南宋之际，宋金屡次交兵于淮、汴之间，皆为争夺宿州控扼的主动权，宿州城受到摧残破坏。宋金隔淮而治以后，金人曾重修宿州城。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09年）楼钥出使北行，路程所见就是刚刚修过的宿州城，他写道：“又六十里宿宿州。自离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宿）州城新筑，雉堞甚整，闻是五月下旬上畔指挥重修……城中人物颇繁庶，……大寺数所，皆承平时物。酒楼二所甚伟，其一跨街，榜曰‘清平’，护以苇席，市肆列观无禁。”[24]“皆承平之物”指的是北宋时期的建筑，推想金朝之重修只在培筑城垣，宿州城内结构未有动改。今天所能见到的宿州市老城区是明朝初年缩筑的，周回只有六里，主要建筑和城市布局仍遵循宋金旧址。[25]今东西横贯全城的红旗路（旧中山路）是主干商业街，高出两侧地面15～2米。据当地老人讲：此街即建在隋堤上。紧傍其南侧20米处，有一平行的东西向小街，现仍名“大河南街”，当是以旧在汴河之南而得名。宿州老城为一东西狭长型轮廓，多东西横街，南北纵巷甚短，只有淮海路贯通南北，或许其与红旗路相会的十字路口（此地地势最高）就是埇桥故址，也是符合当时水陆交通区位的。汴河虽然堙废了，但是东西向陆地交通干线的传统优势并未减弱，从而制约了明清时期城市的形态，仍然保持沿河城市布局依从河流走向延伸的特点。（见附图）

灵璧县，灵璧一名早在楚汉相争之际就出现了，项羽败刘邦军于彭城，“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26]不过那时的灵璧在今濉溪市境内，不在今县。汴河开通以后，宿州和虹县相距过远，往来的船只不得不在中途停靠过夜。地点选择在位置适中、又是运河两岸唯一有石质山丘的南麓，即今天县城所在的位置[27]。慢慢地这里开始出现为过往船客服务的店家，有桥相连，起名为零壁（意为孤独零丁的村落）。北宋汴河的繁忙也带来了昌荣，零壁发展成镇市，买卖的兴隆竟使政府在此地收取的商税（熙宁十年税额2156贯）超过了所从属的虹县税额（2042贯）。为了便于管理，哲宗元佑六年（1086年）不得不把零壁镇升为宿州属下的一个县，[28]后又因此地产磐石，改零壁为灵璧。南宋两次北伐，皆与金人争夺灵璧城，居民流散，城郭为墟。元代，自徐州南下扬州的陆路取道楮兰（今宿州东北楮兰乡）、三村（灵璧西北，久沉于水），经灵璧东去虹县（今泗县）、青阳（今泗洪县），而不由宿州，[29]灵璧的地位因驿路所经又有回升。

灵璧县城垣始于北宋，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8年）陈泰交始修《灵璧县志》以为：“自宋立县，历金元至明初尚未有城，弘治八年始筑城。”其实不然，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宿州之役，李显忠败金将肖琦于灵璧城下，“遂复灵璧，入城。”[30]乾道三年（1169年）楼钥《北行日录》也记载“灵璧两岸人家多瓦屋，亦有小城，始成县”。又，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宋将毕再遇和金兵战于灵璧，尝发誓言：“宁死灵璧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31]由此可知宋代灵璧县城虽小而城垣具备，县署就在城内东南隅。又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嵩重修县志云，“设县之初，民居夹堤”，“（汴）河形久失，县治东西大路即其堤也。”这也证明明朝重筑砖城一仍宋金旧址，只不过把县署、馆铺移至城西街路北，而北宋城市初创时形成的运河桥与汴河十字型交通骨架仍然保存在县城东半部。今天的灵璧县东西长800米，南北不足500米，主要是一条东西大街穿城而过；距东门不远，为一短而弯曲的南北街与横街相交，两端各通一门。这条横街就是当年的汴河，那十字街口自然应该是城市的生长点——汴河桥的位置了。（见上附图）

类似的情况还有永城县，受运河交通机制的吸引，城市移至汴河岸侧，夹河筑城。[32]城垣东西狭长，中山街斜贯全城，高出两侧地面，也应该是昔日汴河之所在，受泥沙淤高而造成的。中山街在东关附近向北折曲，随即又回复到汴河原来的走向上，当是唐宋以后受某种偶然因素或建筑的影响。汴河在永城县的流向完全制约了城市平面布局和房屋建筑设计的主导方向，使永城县城市形态违法了中国北方平原城市设计一贯采用的座北朝南的定式。

虹县（今泗县），该城历史很久，早在二千年前，西汉曾设立了夏丘县。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移虹县治此，以临汴河，北宋因之。清朝乾隆年间因泗州被洪泽湖淹没，徙州治于虹县，取其地势高，不惧水患，虹县名称遂改。[33]

虹县城东南为一系列北北西向砂礓缓岗，高程为373米，使城东地势明显高于城西的徐淮黄泛平原。当年汴河不易开凿，只得偏向东北，绕行今枯河头，再折向东南。当地盛传隋炀帝乘舟东下扬州，行至枯河头，因水涩舟止，不得不“纳粟行舟”，即在缺水河段用稷子拌香油铺于河底，两岸由人拽船而进。文献记载虹县以东汴河河道唐宋时期也确实屡有兴作，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河南采访使齐瀚以江淮运漕经淮水波涛，有沉溺之忧，遂开广济渠下流，自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十八里合于淮，逾时毕工，后以水流湍急，行旅艰阻，旋又停废，仍由旧河。[34]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遣宿、亳丁夫自泗州至虹县沿汴河修作踏道擗岸，其浅处为锯牙，以束水势，使其浚成河道”。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都水监丞侯叔献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概深三尺至五尺。惟虹县以东，有礓石三十余里，不可疏浚，乞募民开修。”徽宗大观中泗州知州胡师文因创开泗州直河，筑签堤阻遏汴水，兴师动众，费钱谷累百万计，寻复淤淀，生事功而坐降。[35]以上事例皆说明虹县城东的砂砾缓岗给汴河行水载舟带来很大不便，汴河不得不在虹县由东南流向折转东北。虹县城恰好处在两种不同地貌景观的分界带上，按照城市地理学观点，正是城址长久不废的原因所在。汴河河道的改向亦导致了虹县城市布局也是违背正南正北的传统主导方向。（见附图）

今泗县城区东西长约1公里，建筑形势呈东北－—西南走向，东西门之间的老街集中了全县最主要的商店、旅馆、饭店和影剧院，行人熙攘。此街北侧十余米又有一条同方向的大街紧邻，现已辟作穿过城区的干线公路，其地面明显低于两侧，形成相对高差3米多的南北陡坡。据文献记载：“汴水由虞姬墓经阴陵、鹿鸣二山入州境，穿城东注。西关外为西汴河，东关外为东汴河。”“城内汴河一道，穿泮河而东，长二百八十丈。万历四十四年……以城内汴河道淤塞，城外水冲反跳，乃于水口筑石坝以截其流，开通东、西水关，浚深内河，旧河道凿泮池，使河口往来无滞。由是潼、汴二水之赴于虹者，会城西，穿城东，出东水关南绕，复迤逦而西注，始旋转而东流。”[36]这条低于城内地面的行车干道就是当年汴河的遗址。经县文管会同志指引，找到了它的西端——西水关旧址，砖砌券拱式水门宽3米，拱顶离地面2米，门内水道已为砖填塞。今泗县城的老街当年可能是汴河的南堤，沿河形成市街，买卖业集中的传统迄今不改，还保存着“牛市巷”之类具有商业功能含义的地名。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会馆也邻街选址。城内汴河北岸依次集中着州县衙署、文庙、城隍庙等行政职能机构和受官府政权直接管理的科考、祀典场所。

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郑刚中尝沿汴路西去陕西凤翔，留下一部记述沿途见闻的《西征道里记》，其中关于虹县的一段是这样说的：“虹县城因隋渠为壕，潴水深阔，城具楼橹。虹以西诸邑往往皆城，虹独坚密……隋渠自虹以上为陆，木已丛生，县以东水接淮口。”文意表明虹县护城壕水也与汴河相通，这与今日泗县城周围水道的形势是相符的。骑河筑城，城内行船，壕河相通的结构可能是汴河城市的显著特点。由此观之，汴河道上的宿州、虹县、灵璧、永城无论为州为县，皆遵其制。受运河流向和水运码头机制的影响，汴河城市沿运河走向的横轴拉得很长，而城市纵身相对很短。上述特点也影响了汴河故道上的村镇聚落，如：青阳镇（今泗洪县）、马翁店（今马公店）、通海镇（今通湾店）、静安镇（今大店乡）、蕲泽镇（今四铺集）、白禅（白善集）、柳子镇（今柳孜）、酇阳镇等，房屋建筑皆沿汴河而建，拉得很长。甚至影响了今天公路行车的速度和安全，交通部门正在着手改线，绕行村镇外圈，因为这些村镇房舍纵深不大，改线无需绕行过远。由于汴河淤废以后，河床改作车路，继续保持交通干道的功能，沿线城市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故能长久不废，很少有城址迁移的现象出现，这与前文介绍的永济渠——御河沿线城市的发展演变有所不同，虽然双方都处于易遭受洪水威胁的黄淮海大平原上。至于城市布局，则因为永城以西至开封间金元以降屡遭黄河溺荡，地面淤高，汴河形迹不存，旧城堙没，驿路改途。原来受汴河水运机制影响而出现的市街码头布局特点也渐渐丧失，故汴河西线带上的城市格局又转而服从明清北方平原城市方整的布局规律，不再显示运河沿岸城市的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