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拼音yāo。

要姓最远追溯到春秋时期要离，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春秋末年，吴国有个刺客叫要离。相传他由伍子胥推荐给吴国国君，谋刺住在卫国的吴公子庆忌。要离请吴王砍断他的右手，杀掉他的妻子儿女，假装和吴王有仇而跑出国境。他到卫国之后，又假意向庆忌说了些如何攻灭吴国的办法，为的是能得到庆忌信任。后来他果然骗取了信任。在一次与庆忌同舟渡江时，刺杀了庆忌，他也自刎而死。

扩展资料：

要姓名人：

1、要敬，唐朝中期人，武将。朔州尚德府左果毅上柱国赏赐绯鱼袋。

2、要谦，唐朝中期人，武将。宁远将军守左卫翊府中郎将上柱国赐紫金鱼袋。

3、要崇，唐朝中期人，武将。游击将军守左武为翊府中郎将上柱国赐紫金鱼袋。

4、要逸，唐朝中期人，武将。游击将军守左清道率府率上柱国赐紫金鱼袋。

5、要秀，明朝人，为河北三思要氏家族第五世；成化中女为宪宗妃，拜光禄署正。

-要姓

颜是颜真卿，柳是柳公权，赵是赵孟頫，欧是欧阳询。颜柳就是人们所说的颜筋柳骨

锺指锺繇、王指王羲之、颜指颜真卿、柳是柳公权

颜真卿(709～785)中国唐代书法家。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开元(713-741)年间中举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为人刚正不阿，为权□杨国忠所排斥，出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叛乱，颜真卿在平原联合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奋起抵抗，河北一带十七郡纷纷响应，被推为盟主。后颜杲卿和侄颜季明被安禄山杀害，颜真卿怀着悲愤的心情写成著名的《祭侄季明文稿》。肃宗时至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封鲁郡公，因此后世又称他为颜鲁公。由于颜真卿笃实戆直，敢于直言谏诤，德宗时遭到虞杞的妒恶。当李希烈叛乱，虞杞奏请使颜真卿前去劝降，不断遭到李希烈的威逼，颜真卿不屈，并叱责李希烈，被李希烈杀害于狱中。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

颜真卿自幼勤奋好学，有文学才能，他的书法受家庭和外祖家殷氏的影响，同时得到张旭的指导，他又广泛地向历代书法名家如蔡邕、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汲取营养，经过融会贯通，创造了出类拔萃、雄伟刚劲、大气磅礴的独特风格，被称为颜体，成为代表有唐一代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后世书法影响极大。颜真卿的楷书具有庄严雄伟的气派，他用笔横轻竖重，笔力雄强而有厚度；在结构上方正茂密，方中呈圆。竖笔向中略呈弧度，刚中有柔，富有弹性感，兼以笔画重，力足中锋，更增加他那气势宏大、圆润浑厚的美感。

中国楷书发展到唐代可以说达到顶峰阶段，其成就以颜真卿为代表。稍晚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亦受到颜真卿的影响，后世并称为颜柳。颜真卿的书法筋力丰满，气派雍容堂正；柳公权的书法则偏重骨力劲健，所以又有“颜筋柳骨”的称谓。颜真卿的行草书具有既凝练浑厚，又有纵横跌宕的特色。他用笔气势充沛，巧妙自然，并有篆籀气息，但他的行草书仍不失魏、晋的准绳。颜真卿的书法理论，流传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传世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比较多，著名墨迹，楷书有《竹山堂联句诗帖》、《告身帖》；行草书有《祭侄季明文稿》、《刘中使帖》、《湖州帖》等。其中除《祭侄季明文稿》公认为真迹外，其余作品真伪尚有不同意见，但都是流传有绪的墨迹。《祭侄季明文稿》为草稿性质的遗迹，书写自然，手稿满纸涂改，却表现出颜真卿书法的神韵。

颜真卿一生书写碑石极多，流传至今的有:《多宝塔碑》，结构端庄整密，秀媚多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清远雄浑；《谒金天王神祠题记》，比较端庄遒劲;《臧怀恪碑》，雄伟健劲；《郭家庙碑》雍容朗畅；《麻姑仙坛记》，浑厚庄严，结构精悍，而饶有韵味；《大唐中兴颂》，是摩崖刻石，为颜真卿最大的楷书，书法方正平稳，不露筋骨，《宋暻碑》，又名《宋广平碑》，书法开阔雄浑；《八关斋报德记》，气象森严;《元结碑》，雄健深厚;《干禄字书》，持重舒和;《李玄静碑》，书法遒劲，但笔画细瘦和其他碑刻不大一样。《颜勤礼碑》，1922年出土，字画完好如新，是颜真卿碑刻中最能传达出原迹面貌、神气的碑刻。其书法雄迈清整，为晚年代表作品。《颜氏家庙碑》，书法筋力丰厚，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作品。

颜真卿书法刻成法帖的也很多，历代汇集的丛帖大都有颜真卿的作品。单帖有《争坐位帖》、《奉使帖》、《送裴将军诗》、《小字麻姑仙坛记》、《送刘太冲叙》等。其中以《争坐位帖》最为著名。此帖为行草书，是根据真迹上石，现在西安碑林；此帖为他的手稿，信手挥笔，纵横跌宕，笔墨淋漓，是不经意的杰作。米芾认为有篆籀气息，为颜真卿的书法第一。专门汇集颜真卿书法的法帖有宋刻《忠义堂帖》，共收集颜真卿书法作品45种，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宋拓孤本。

王羲之生平

　　王羲之（约321-379），字逸少，东晋琅琊临沂人。他的家族是晋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士族。他的祖父王正为尚书郎。他的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曾倡议晋室渡江，于江左称制，建立东晋王朝。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更是名闻于世，是东晋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伯父王敦是东晋的军事统帅。琅琊王氏在东晋可谓权倾一时，炽盛隆贵。

王羲之因为这样的出身，一出仕便为秘书郎，后为庾亮的参军，再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最后做到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

　　王羲之为人坦率，不拘礼节，从小就不慕荣利。《世说新语》里载有王羲之“坦腹东床”的美谈。　　

　　晋代的另一大士族郗鉴欲与王氏家族联姻，就派了门生到王家去择婿。王导让来人到东厢下逐一观察他的子侄。门生回去后对郗鉴汇报说：王氏的诸少年都不错。他们听说来人是郗家派来选女婿的，都一个个神态矜持。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坦胸露腹地吃东西，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一样。郗鉴听了，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佳婿。”后来一打听，知道坦腹而食的人是王羲之，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从这则逸事上看，王羲之从小就具有旷达的性格，很少为一些小事戚戚于心。也许这就是他的书法雄浑开阔，具有自由气象、潇洒神态的原因之一罢。也因为这个典故，后来人们就把“东床坦腹”、“东床”作为女婿的美称，或称呼他人的女婿叫“令坦”。

王羲之因为少有美名，朝廷公卿都喜爱他的才干，屡次征召为侍中、史部尚书等职，他都坚辞不受。他不喜当官、更喜欢清静。他在任职期间，曾对宰相谢安和参与朝政的殷浩等人发表过重要而切实的政见。他还对饥民开仓赈济。这些都说明他不慕荣利但为人正直的品格。

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幼年时他曾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过书法。渡江后，他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曹喜、张芝、张昶、蔡邕、锺繇和梁鹄等人的书法。这使他的书法融合各家所长，自成一家。再加上他的家族中擅长书法的人济济一堂，父辈王导、王旷、王异等都是高手，这对他的书法学习的帮助也是极为显着的。

王羲之对真书、草、行诸体书法造诣都很深。他的真书势形巧密，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长浓纤折衷；他的行书遒媚劲健。人们称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

王羲之的书法刻本很多，像《乐颜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楷书作品，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行草书传世墨宝有《寒切贴》、《姨母帖》、《初月帖》等十余种。这些墨宝虽然是唐人双勾廓填摹本，但也都不失为难得的珍品。他的行书《快雪时晴帖》只有二十四个字，被清乾隆皇帝列为《三希帖》之首。

《兰亭序》是王羲之最著名的代表作。从文学的角度，它文字优美，情感旷达闲逸，是千古绝妙的好文章。从书法的角度，它被誉为法贴之冠，被各代名家悉心钻研。

王羲之还善于绘画，是历史上比较早的兼精绘画的书法家之一。他的夫人郗氏和他的七个儿子都善于书法，是一个闻名于世的书法世家，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他的小儿子王献之，继承父学，且进一步独创天地，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以至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1．皇家侍书生涯

公元778年，唐代宗大历十三年，柳公权诞生于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字诚悬。其祖柳正礼，唐邠州士曹参军，其父柳子温曾任丹州刺史，其兄为唐名臣柳公绰。

宪宗元和三年（808），三十一岁的柳公权进士及第，当年宏词登科。从此，柳公权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竟然历仕七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

在宪宗时，柳公权任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旧唐书》）。李听与柳有此交谊，故柳晚年还为其书过碑。

穆宗即位，柳公权入奏事。穆宗召见柳公权，说：“朕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从此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书禁中。皇帝的宠幸、生活的优裕，并不给柳公权带来欢乐。他内心却有无法排遣的苦闷与隐隐的羞愧。他酷爱书法艺术，但他不想以此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建功立业的进取雄心，时时跃动在胸间。而随从皇帝的侍书，其地位仅与“工祝”一类相等。因此其兄柳公绰曾写信给宰相李宗阂，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于是改为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

唐文宗颇爱柳公权书法，又召为侍书，迁谏议大夫，后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开成三年又转工部侍郎，累迁学士承旨。

武宗朝，罢内职，授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用为集贤学士、判院事。

宣宗时，左授大子詹事，改宾客，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

懿宗时，咸通初年，柳公权改为太子少傅，改少师；在咸通六年（865）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

柳公权仕途通达，只是在八十二岁那年，因年老力衰，反应稍迟钝，在上尊号时不慎讲错，御史弹劾他，结果被罚了一季的俸禄。各朝皇帝都爱他的书法，爱他的诗才，甚至他的谏议也乐意接受。柳氏的一生，除了少许时间在外任官，基本上都在京城，在宫中，在皇帝身边。其一生，一直在不断地为皇家，为大臣，为亲朋书碑。柳公权颇像一只关在禁笼中的金丝雀。这样的生活使他缺少壮阔的气度、宽广的视野、浩瀚的生活源泉。颜体一碑一碑曾不断地变，柳体在其成熟以后变化较少；颜真卿像奔腾咆哮的洪流，柳公权却似流于深山老林的洞水。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情调。

2．高尚的人品素养

柳公权从小接受《柳氏家训》关于“德行”的教导，因此终身以德行为根株，“博贯经术”。他于人生、书艺都具儒家风范，柳公权的“笔谏”，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典范”：

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旧唐书》）

穆宗怠于朝政，柳公权以书喻政，由此及彼，巧妙地进谏。从此“心正笔正”说一直流传至后世。柳公权在“侍书中禁”时敢于直言或婉言进谏的行这，于此可见一斑。

柳公权当着皇帝、臣子的面表现书法，又是他“侍书”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其诗才、书才，使帝王“奇惜之”。

尽管如此，柳公权的心灵并不偏溺于这一端。外部的荣耀，消不去内心的苦闷。他“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新唐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习儒学之时，又同时研习《庄子》，而且深得精微。柳公权同时从儒、佛、道中汲取心灵之滋养，求得互补与平衡，求得某种超脱。他对于佛、道方面接触颇多，并有多种书法创作。《金刚经》他多次挥写过，如今虽只见敦煌拓本，但前人著录柳书《金刚经》者颇多。另外公权还书有《阴符经序》，以及《清静经》、《度人经》等。他对唐代僧人的碑志、塔铭多有挥写，其《大达法师玄秘塔铭》即此中最为著名者。柳于佛寺庙观也多书碑，有名者如《回元观钟楼铭》、《复东林寺碑》，即此中佼佼者。柳公权既有佛道慰藉心灵，故在滚滚红尘中颇能超脱。他甚至对于钱财不屑一顾。他给人写碑，每年有巨额收入，家奴海鸥与龙安常盗用其钱财器物，他都淡然处之。

此外柳公权还“性晓音律”，但“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旧唐书》）柳公权有多方面的学识素养，因而由其心灵滋养而出的书艺也是摇曳多姿。其性刚毅正直和超尘脱俗的佛道风范，都熔铸于柳书的风骨之中。

柳体之路

在柳公权面前，久已名家林立。如何超越前人，如何在新的历史时空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来，这是柳公权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并不畏缩，而是以积数十年的不倦磨炼之功，广泛熔铸，终于创造出自具新理异态的“柳体”，在唐中晚期一新面目，一展风采。

1．通向绝顶的跋涉

柳公权书学上的成功，决非一蹴而就，可分四期将其历程粗略扫描（此仅述其楷书情况，行草见“柳书流观”部分）。

（一）早期：望尽天涯路。

这一时期是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岁。宋赵明诚《金石录》载：贞元十七年（801），柳公权二十四岁时已书碑《河东节度李说碑》；此碑由郑儋撰文，原石在洛阳，已佚，但或可想象其为年少妍华之书。元和十五年，四十三岁时柳书《左常侍薛苹碑》；长庆四年（824），四十七岁时书《大觉禅师塔铭》等。虽然这些书迹都已不存，但可以看到他二十多岁时的书艺已为社会重视，否则是不会被这些权贵所青睐的。柳在五十岁以前的作品，今只有《洛神赋十三行跋》、《金刚经刻石》（敦煌本）可睹风采（见下文介绍）。从中可见其学锤繇、王羲之的书体，仿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的体态。

柳公权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据《金石录》载，有：《涅盘和尚碑》（五十一岁），《李晟碑》（五十二岁），《王播碑》（五十三岁），《将作监韦文恪墓志》（五十四岁），《太清宫钟铭》（五十四岁），《升玄刘先生碑》（五十六岁），《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五十九岁），《赠太尉王智兴碑》（五十九岁）等。柳五十岁以后，只有《李晟碑》、《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以及墨迹《送梨帖跋语》，可见其楷书概貌，虽能看到又有进境，但尚未大成。康有为说：“柳诚悬《平西王碑》学《伊阙石龛》而无其厚气，且体格未成，时柳公年已四十余，书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后人或称此碑，则未解书道者也。”（《广艺舟双揖》）如果柳公权不能享高寿，那末六十岁之前，虽有很好声名，但终未能成一书坛巨擘。

（二）鼎盛期：柳体之大成。

六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书进入鼎盛时期，如丽日当空。这一时期，文献载有《冯宿碑》、《检校金部郎中崔稹碑》、《淮南监军韦元素碑》、《义阳郡王苻磷碑》等等将近二十通碑，而以《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为柳体的典型，声名最为卓著。

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柳体已大成。它一变中唐肥腴之风，用笔骨力深注，爽利快健，以方为主，济之以圆，且在蹲锋与铺毫之间显示瘦硬劲挺之线条，这便是“柳骨”（下文再作阐述）。在笔画之间已有自家面目，横之长者瘦挺舒展，横之短者粗壮有力；竖画较之横画为粗，以为主笔，求其变化；其撇，长者轻，而短者重；其捺必重，显示矫健力度；其钩、踢、挑必顿后回锋迅出。柳体在结字上，也似颜真卿书正面示人，左右较匀衡，但纵长取势，且中密外疏。在整体书风上，柳体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岑宗旦书评）：“书家谓惊鸿避弋，饥鹰下（韦冓），不足喻其鸷急”（王士禛《池北偶谈》）。柳体法度森严，面目又变颜体之肥，而为清劲挺拔，瘦硬通神，在唐晚期以一种新的书体及其劲媚之美引起了人们对柳体的赞赏。

（三）中期：斜阳的魅力。

七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公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阶段书碑记载很多，即据《金石录》所载，便有七十岁时书写的《商於新驿记》、《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碑》等，七十一岁书有《牛僧孺碑》、《太子太傅刘沔碑》，七十三岁书《普光王寺碑》等近十通。今天仅见《太子太傅刘沔碑》与《魏公先庙碑》、《高元裕碑》等。

从以上这些碑中，可以看到柳公权似乎想继《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淋漓尽致地表露柳体之后，再辟一新的境界。欲以淡拙渗透笔法，以平易渗透结体，以古雅渗透气韵。因此中期那种刀切钢铸般的用笔就有所收，抛筋露骨的结体有所隐，森严峻峭的风棱有所敛。清杨守敬对此悟识尤深，云：“《苻璘碑》、《魏公先庙碑》、《刘沔》、《冯宿》皆敛才就范，终归淡雅。”（《学书迩言》）他甚至认为，“《高元裕》一碑，尤为完美”。虽然《苻璘碑》（六十一岁）、《冯宿碑》（六十岁）都为七十岁前所书，但七十岁以后的变化，其思想之根早已潜伏于彼。不过“柳骨”已经过数十年千锤百炼而成，柳公权也终未能再化出全新的另一番面目来。我们只看到柳书在这一时期冉冉斜阳的一种魅力。

（四）晚期：柳书的晚霞

八十岁以后的八年中，柳公权进入人生和书艺创作的晚期。他依然让生命与书艺交互滋养：生命在书艺创作中前行，书艺又为生命润色辉映。他至八十七岁仍书有《太子太保魏謩碑》（《宝刻类编》著录）。从其代表作品《复东林碑》可以看到他以生命最后一段晚霞映染在碑的字里行间。那种风采已不是朝阳般的充满蓬勃生机的光辉，也不像灼灼当午的炎日，而是一片灿烂的晚霞；笔锋的利铦转入内部，气韵与自然贴近，通篇之旨趣与大化亲和，是宗匠晚年的心智所悟，老笔所致。柳公权就像一位得道之人向青山深处走去，攀上极顶，又终于消逝在山阿里，将书魂凝刻进书学的峰峦中。

2．站在巨人的肩头

柳公权成功的桂冠既是由辛勤刻苦的荆棘编成，又是站在巨人的肩头上去摘取的。他善于吸取书艺大家的智慧与成果，变化成自己一家书艺。

（一）从锺书、王书中化出。柳公权学锤繇书，《金刚经》中可见一斑，柳玭早已有所指。唐人多学“二王”书，但柳公权学王书能取其神而离其形。王世贞曾云：柳公权“所书《兰亭》帖，去山阴室虽远，大要能师神而离迹者也。”（《书林藻鉴》）而董其昌最为知音，他从柳公权学王书中看到其形与王离，神与王合，悟用笔之古淡，由柳法而趋右军（《书林藻鉴》）。其实从柳公权的行草书札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品不仅得王的血脉、风神、韵趣，且字形结体也类王书面目。从王书中汲取书学营养，是柳书生命源泉之一。

（二）从欧、褚中化出。柳书从欧阳询、褚遂良书中化出，论者颇多。米芾认为，柳师欧。康有为说：“诚悬则欧之变格者。”康有为还认为，崔浩是瘦硬派，其后褚遂良、柳公权、沈传师均属此派（《广艺舟双揖》）。刘熙载认为柳与欧、褚密切，即如《沂州普照寺碑》系后人集柳书成之，然刚健含婀娜，乃与褚公神似焉（《艺概》）。欧书的筋骨显露，结体谨严，褚书用笔的蹲锋纤劲、流利秀美，给了柳公权有益的启示。

（三）从颜书中化出。柳书从颜真卿书中所得最多。苏轼云：“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东坡题跋》）朱长文云：柳书，“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续书断》）从具体书作而言，有的说“《玄秘塔》出颜之郭家庙”（刘熙载《艺概》）；有的说鲁公《臧怀恪碑》“最为开张”，“柳谏议学颜即是由此入手”（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有的说颜的《李元靖碑》“结体与《家庙》同，道劲郁勃，故是诚悬鼻祖”（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如此等等。柳学颜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学颜之法度。颜真卿楷书在笔法、结字方面，法度甚备，柳在此基础上损益，使之更加完备。二是学其雄媚之书风，变其雄中有媚为自己的秀中有雄。三是学其人格与书品的结合。颜的高尚人格与颜书的风格二美并具，柳公权亦是书美、人美契合的典型。四是学颜之变法精神。颜在王书的樊篱之外，另拓一恢宏境界，不仅比肩王羲之，而且为盛唐创立属于自己时代的书风，奏响了盛唐之音。柳则又变之，创元和以后的新书体，丰富了大唐之音。

当然柳公权所学极广，他不仅向其他书家学习，也向民间书艺（例如北碑）汲取养料，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特别要指出的是柳公权的成功还在于拥有一个群体，互相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如长于柳公权十岁的沈传师，以及小于公权十三岁的裴休，都被视为与柳公权同一类型的书家：尚“清劲”、“命新体”。柳公权的名碑《玄秘塔》即是裴休撰文，裴休的名碑《圭峰定慧禅师碑》即由柳公权篆额。而裴氏此碑，可见柳书的影响，“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昕合无间”（《语石》）。柳公权之兄柳公绰也精书法，相互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柳公权能够化身为巨人，既需一颗慧心，取质、取量、取度，炼形、炼神、炼韵，加以冶铸，又需要不凡的身手，刻苦的磨炼，尤要以自己的性灵和人格去化入。柳公权之所以成为柳公权，也正在于此。

柳书流观

颜真卿书碑累累，足以建成一座碑林，而柳公权所书碑碣同样可以环立成林。不过，颜体一碑有一碑不同面目，柳体则一碑与一碑有相同面目。如果自其同者观之，那末颜体在异中有其大同，正因为如此，才表现出颜体的总体风貌。反之，自其异者察之，那末柳体在同中又有不同。只不过柳书同多异少，这或许与他专写别人撰写的碑文有关，也与他作则立规、定型示法的心态有关，又与他狭小的生活空间有关。但是柳书也有各种风华、多样美妙。

书论命题

柳公权的著名书论命题当属“人正笔正”，学书者几乎无人不晓；“颜筋柳骨”之评语，也广为人知。

1．“心正笔正”

“心正笔正”，是柳公权对唐穆宗的委婉谏言。这句名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它的含义。

首先是从伦理观去解析人格与书法的关系。

儒家重伦理道德，在儒学的文化座标中，书法被视为一种“心学”。刘熙载《艺概》即云：“故书也者，心学也。”这一渊源出自汉代。扬雄《法言·问神》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扬雄看到“书”与内心世界相沟通，君子可以从“书”这一“心画”中流美，而小人也可以在“心画”中显现其真面目。三国时锺繇在《笔法》中又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柳公权则又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的“心正笔正”说，以新的命题将人格、伦理与书法的关系联通起来，不仅是这一唐代书家巨擘自身的写照，而且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笔谏”，收到了某种效果。这使后代文人大感兴趣，赞颂备至。宋代苏轼在诗中曾云：“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元代赵岩诗云：“右军曾写《换鹅经》，珠黍仙书骨气清。看到柳公心正处，千年笔谏尚驰名。”（《题唐柳诚悬楷书（度人经）真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仅如此，后人又将此说加以阐发光大。明代项穆就曾由“心正笔正”开掘，组成正心一正笔一正书的书学次序，并认为“正心”当“诚意”、“致知”、“格物”。然后通过“笃行”，达到“深造”，书法也就可以出新意、妙意、奇意（见《书法雅言·心相》）。哲学史上有“心学”，宋陆九渊、明王守仁都把“心”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项穆认为书法，也是一种“心学”的历程，其逻辑起点当以“正心”出发，而最终就会达到“自由的王国”。清代刘熙载又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艺概》）这些都与“心正笔正”有血肉联系。

“心正笔正”强调书家的品格修养，后世多以人品高下作评书的标准之一。苏轼说过：“柳少师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东坡题跋》）因此书史上宋代权奸蔡京被排斥在书家之外，因其人品卑劣。从创作的角度看，此一命题正是深刻揭示了书法与书家内心世界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也是书家人格在书法中的外化和表现。由此也可观照书家的心态，进而对其作品作出恰当的评价。

其次是从书艺技法本身去解析。

清梁同书《频罗庵论书·复孔谷园论书》云：“心正笔正，前人多以道学借谏为解，独弟以为不然，只要用极软羊毫落纸，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浅恍惚之患，自然静矣。”其实不仅梁同书，早在宋代，姜夔在《续书谱》“用笔”一节中说：“心正则笔正”与“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皆名言也。清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曾云：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笔正则锋易正，中锋即是正锋。他又说：“古人谓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此正是先天一著工夫，省却多少言思拟议，所谓一了百了也。”这些都是从技法上生发出去，加以评述，不无道理。但其重要性不及“人品”说。

2．“颜筋柳骨”面面观

前人评颜真卿的字多“筋”，柳公权的字多“骨”，故有“颜筋柳骨”之说。宋范仲淹诔石曼卿文云：“延年之笔，颜筋柳骨。”

“骨”是指字刚猛有力，气势雄强。晋卫夫人《笔阵图》云：“善力者多骨，不善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书学史上多有论“骨”者。以“点如坠石”举隅，那是说一个点要凝聚过去的运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艺术家内心的表现，但并非剑拔弩张，而是既有力，又秀气，这就叫做“骨”。现代美学家宗白华云：骨，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挥一种力量，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力量《美学与意境》。

“筋”有多义，或指笔锋，或指执笔悬腕作书时，筋脉相连有势而言。筋也与肉联，称为“筋肉”。颜、柳并称，比较两人显著特点是：颜书筋肉较多，但也并非无骨，颜真卿书也重骨力；柳书露骨较著，但也并非无肉，仅是趋于瘦削而已，而柳公权特重骨法。“柳骨”一词尚可理解为：

（一）骨力。柳公权最醉心于骨力之体现，精心于中锋逆势运行，细心于护头藏尾，汲汲于将神力贯注线条之中。他增加腕力，端正笔锋，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其笔势鸷急，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之内；在挑踢处、撇捺处，常迅出锋铦；在转折处、换笔处，大都以方笔

首先是行书。王羲之，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汉族，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中国东晋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其子王献之书法亦佳，世人合称为“二王”。。此后历代王氏家族书法人才辈出。东晋升平五年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王羲之出身于名门望族（琅琊王氏），从曾祖王览与《二十四孝图》中的王祥为同父异母兄弟，王览官至大中大夫，王祥官至太保。从伯父王导官至太尉，父亲王旷官淮南太守 。14岁时，家族助晋室南渡建立东晋于江南建康(今南京市），与陈郡谢家同为东晋著名家族，唐诗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句。羲之16岁时，被太尉郗鉴相中为“东床快婿”。初为秘书郎，后由征西将军庾亮荐为宁远将军，改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辞官不再出任。 　　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公元345-公元347），曾置宅于临川郡城东高坡，名曰“新城”（今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学校内），宅内挖有生活用井和练习书法用的洗墨池，对此南朝刘宋时期著名文学家、临川内史荀伯子的《临川记》和宋朝文学大家曾巩的《墨池记》均有记述。《墨池记》全文285字，介绍了墨池来历，颂扬了王羲之苦练书法的精神。“文革”期间，墨池遭毁。2002年6月，抚州市政府引进外资500万元，重建洗墨池，恢复旧貌，供游人观赏。 　　王羲之擅长书法，少从卫夫人（铄）学书法，后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圆转流利之风格，隶、草、正、行各体皆精，被奉为“书圣”。其作品真迹无存，传世者均为临摹本。其行书《兰亭集序》、草书《初目贴》、正书《黄庭经》、《乐毅论》最著名。 　　在《王羲之集》中，有一则《临川帖》：“不得临川问，悬心不可言。子嵩之子来，数有使，冀因得问示之。”表达了对临川的牵挂情怀。他在临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墨池”精神，一直鼓舞着临川学子。

作品风格

　　王羲之代表作品有：楷书《黄庭经》、《乐毅论》、王羲之书法作品(11张)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集序》、《初月帖》等。其中，《兰亭集序》王羲之的兰亭序(20张)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传说王羲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墨色。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被后人誉为“书圣”。有关于他的成语有：入木三分、东床快婿

王献之，字子敬，汉族，东晋琅琊临沂人，书法家、诗人，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王羲之第七子。死时四十三岁。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书迹有宋米芾临的《中秋帖》等。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但是宋代书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献之学习。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胡小石更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颜真卿（709-784，一说709-785），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中国唐代书法家。 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颜真卿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中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今属山东）任太守，人称“颜平原”。肃宗时至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建中四年（783），遭宰相卢杞陷害，被遣往叛将李希烈部晓谕，后为李缢杀。　颜真卿的书法初学禇遂良，后又得笔法于张旭，彻底摆脱了初唐的风范，创造了新的时代书风。颜真卿的真书雄秀端庄，结字由初唐的瘦长变为方形，方中见圆，具有向心力。用笔浑厚强劲，善用中锋笔法，饶有筋骨，亦有锋芒，一般横画略细，竖画、点、撇与捺略粗。这一书风，大气磅礴，多力筋骨，具有盛唐的气象。他的行草书，遒劲有力、真情流露，结构沉着，点画飞扬，在王派之后为行草书开一生面。 传世颜真卿的作品比较多，著名的墨迹，楷书有《竹山堂联句诗帖》、《告身帖》；行草书有《祭侄文稿》、《刘中使帖》、《湖州帖》等。其中除《祭侄文稿》为公认的真迹外，其余的作品真伪尚有不同的意见。但都是流传有绪的墨迹。颜真卿一生书写的碑刻极多，流传至今的有《多宝塔碑》，结构端庄精密，秀美多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清远雄浑；《勤礼碑》，雄迈清整。另外，还有《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元结碑》等。他的书法刻帖也很多，历代汇集的中帖一般都会有他的作品，单帖有《争座位帖》《奉使帖》等。《祭侄季明文稿》，行草墨迹，纵 282厘米，横723厘米， 25行，共230字。此帖本是稿本，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但正因为无意作书，反成为颜氏不可多得的佳作。他用笔苍率，不着意而有自然生动之妙。所以此帖神彩飞动，姿态横出，笔势雄伟，超神入圣，誉为颜书行草第一。元鲜于枢曾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原迹现藏台北故宫

再说草书，其实草书王羲之王献之他们写的都不错，就不再重复啦。草书当推二张，也就是张芝和张旭。

中国东汉书法家。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出身官宦家庭，其父张奂曾任太常卿。张芝擅长草书中的章草，将古代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新写法，富有独创性，在当时影响很大，有草圣之称。书迹今无墨迹传世，仅北宋《淳化阁帖》中收有他的《八月帖》等刻帖。

张芝（公元？--约一九二年），字伯英，东汉大书法家，人称之为“草圣”。敦煌郡渊泉县（今甘肃安西县东）人。对张芝的籍贯，在《后汉书·张奂传》中说是“敦煌酒泉人也”。一字之差，错传一千多年。经清人钱大昕考证，系敦煌渊泉人，渊泉为敦煌郡所司六个县中一个县。 　　有关张芝的史料很少，《后汉书·张奂传》仅记长子芝最知名，及弟昶并善草书。西晋书法家卫恒（公元？--二九一年）著《四体书势》 ，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实，亦称皆工，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韦仲将谓之草圣。韦仲将韦诞（一七九--二五二年），三国魏光禄大夫，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他认为：“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崔氏法之。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说明张芝虽以杜、崔为师，但后来居上，“超前绝后、独步无双”。唐开元时著名书法家和评论家张怀瓘，在其名著《断书》这部中国书法史上杰出的专著中有数百字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张芝，其他历代书法家大都引用和认同韦诞、卫恒、张怀瓘、孙过庭等人的论述，张芝草圣的地位自此就赫然屹立于华夏书坛之上，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尤善章草，有「草圣」之誉，当时的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评价相当高，尤以草书为最。

张旭(675-750)，字伯高，一字季明，汉族，唐朝吴（今江苏苏州）人。曾官常熟县尉，金吾长史。善草书，性好酒，世称张颠，也是“饮中八仙”之一。其草书当时与李白诗歌、裴文剑舞并称“三绝”，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之一。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又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张旭，生于唐上元三年（675），卒于玄宗天宝九年（750），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　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有人说他粗鲁，给他取了个张癫的雅号。其实他很细心，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到的事物，都能启发写字。偶有所获，即熔冶于自己的书法中。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支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真藏。那时候，张旭有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就写信给张旭，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邻人，便在信中说道: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可上百金。邻人将信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不到半日就被争购一空。邻人高兴地回到家，并向张旭致万分的感谢。

怀素（725-785）唐时人，字藏真，僧名怀素，俗姓钱，汉族，永州零陵（湖南零陵）人。幼年好佛，出家为僧。他是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与唐代另一草书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

怀素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可以说是古典的浪漫主义艺术，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也能做诗，与李白、杜甫、苏涣等诗人都有交往。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他的草书，出于张芝、张旭。唐吕总《读书评》中说：“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宋朱长文《续书断》列怀素书为妙品。评论说：“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在草书艺术史上，怀素其人和他的《自叙帖》，从唐代中叶开始，一直为书法爱好者谈论了一千两百多年。怀素，十岁出家为僧，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少时在经禅之暇，就爱好书法，贫穷无纸墨，他为练字种了一万多棵芭蕉，用蕉叶代纸。由于住处触目都是蕉林，因此风趣地把住所称为“绿天庵”。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勤学精研，盘、板都写穿了，写坏了的笔头也很多，埋在一起，名为“笔冢”。 　他性情疏放，锐意草书，却无心修更饮酒吃肉，交结名士，与李白、颜真卿等都有交游。以“狂草”名世。唐代文献中有关怀素的记载甚多。“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王公名流也都爱结交这个狂僧。唐任华有诗写道：“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盘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之后始颠狂。”前人评其狂草继承张旭又有新的发展，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极大。 　　怀素善以中锋笔纯任气势作大草，如“骤雨旋风，声势满堂”，到“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境界。虽然如是疾速，但怀素却能於通篇飞草之中，极少失误。与众多书家家草法混乱缺漏相比，实在高明得多。是知怀素的狂草，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这确实要归功他从极度苦修中得来。怀素传世的书迹较多：计有千字文、清净经、圣母帖、藏真帖、律公帖、脚气帖、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四十二章经等。 　　就以上怀素作品加以研究，其风格并非全部相同，大到可分为三种：一是尚未完全摆脱前人作风的：如圣母、食鱼、苦荀、藏真、诸帖，保留晋法甚多，圣母帖且多有颜真卿作风。二是他自成一家本领作风，如清净经、四十二章经、自叙帖（堪称标准的怀素书）。三是循和平澹的书风，如小草千字文，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完全换过一番面目，也可说是他过人之处。

隶书名家

蔡邕 (133-192)，字伯喈，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圉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

 蔡邕 六世祖勋，好黄、老，平帝时为郿令。王莽初，授以戎连率。勋对印绶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所创蔡氏五弄（《游春》《渌水》《幽思》《坐愁》《秋思》）与三国魏末嵇康创作的《嵇氏四弄》（通说为《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并称九弄。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菟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灵帝命工修理鸿部门（东汉时称皇家藏书之所为鸿都），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邓石如（1743—1805）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创始人。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人。少好篆刻，客居金陵梅镠家八年，尽摹所藏秦汉以来金石善本。遂工四体书，尤长于篆书，以秦李斯、唐李阳冰为宗，稍参隶意，称为神品。性廉介，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

邓石如出生于寒门，祖、父均酷爱书画，皆以布衣终老穷庐。邓石如九岁时读过一年书[1]停学后采樵、卖饼饵糊口。17 岁时就开始了靠写字、刻印谋生的艺术生涯，一生社会地位低下。他自己说：“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识字人相待。”邓石如30岁左右时，在安徽寿县结识了循理书院的主讲梁巘，又经梁巘介绍至江宁，成为举人梅镠的座上客。邓石如在江宁大收藏家梅镠处8年，“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寒暑不辍”。不久得到曹文埴、金辅之等人的推奖，书名大振。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80寿辰之际，户部尚书曹文六月入京都，邀其同往。秋，途经山东，遂登泰山观览。进京后，邓石如以书法响誉书坛。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两湖总督毕沅处做了3年幕僚。张惠言、包世臣都曾向他学习书法。

邓石如为清代碑学书家巨擘，擅长四体书。其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他以隶法作篆，突破了千年来  玉筯篆的樊篱，为清代篆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的篆书纵横捭阖，字体微方，接近秦汉瓦当和汉碑额。隶书是从汉碑中出来，结体紧密，貌丰骨劲，大气磅礴，也使清代隶书面目为之一新。楷书取法六朝碑版，兼取欧阳询父子体势，笔法斩钉截铁，结字紧密，得踔厉风发之势。行草书主要吸收晋、唐草法，笔法迟涩而飘逸。大字草书气象开阔，意境苍茫。总观其四体书法，以篆书成就最大，楷、行、草次之。邓石如又是篆刻家，开创皖派中的邓派。他以小篆入印，强调笔意，风格雄浑古朴、刚健婀娜，书法篆刻相辅相成。邓石如的印章有着“疏处可以跑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特色。 　　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隶书则从长期浸*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

林散之，自幼喜欢书画。1972年中日书法交流选拔时一举成名，赵朴初、启功等称之诗、书、画“当代三绝”。 1989年12月6日因病辞世，终年90岁。林散之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也正因为其出大名很晚，数十年寒灯苦学，滋养了其书之气、韵、意、趣，使之能上达超凡的极高境界。也因其书具有超凡脱俗的境界、深邃隽永的意韵，才能使书界中人对之品赏愈久，得益愈多，感受愈深，认识愈深。他对现代中国书法艺术事业的贡献，真可谓“功莫大焉”。为了纪念这位当代杰出的书法大师、诗人、画家，后人为其建立了纪念馆和艺术馆。

林散之（1898-1989），名霖，又名以霖，字散之，号三痴、左耳、江上老人等。安徽和县乌江镇人，生于江苏江浦。建国初，林散之当选安徽省第一届人民大会代表，曾任江浦县（时属安徽,现改名为浦口区）农田委员会副主任、江浦县副县长。六十年代初入江苏省国画院任专职画师。曾为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1972年中日书法交流选拔时一举成名，赵朴初、启功等称之诗、书、画“当代三绝”。1989年12月6日因病辞世，终年90岁。

《人民中国》杂志选拔现代中国书法精品向日本介绍，林的草书作品得到郭沫若、赵朴初、启功诸位权威人物的高度赞誉，名列榜首，代表现代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那一幅作品确可以称之为林散之书法衰年变法前期的代表作。其在有意无意间，既循法又破法，随意自如，时出天趣，又恰到好处，令人赞叹不已。 　　但林散之并末以所获殊荣为满足，他对越来越多的赞扬声和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淡然处之，默不作声地、我行 我素地向自己认定的更高境界不懈追求，使其书法在八十岁前后全面进入化境。他在七十人岁时曾有感赋诗一首：“不随世俗任孤行，自喜年来笔墨真。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可见其对性灵境界的追求毫不含糊，他视书法为性情中物，自喜能“写到 灵魂最深处”，纯乎真性灵的显现，这是一种“天籁”之境。 　　他八十三岁时所作论书诗云：“自攫神奇人画图，居心末肯作凡夫。希贤 希圣希今方，无我无人无主权。一种虚灵求不昧，几番妙相悟真如。浑然天趣留多少，草绿山中认苾刍。”这亦是进入化境后才能深刻体验到并道得出的心声。他将此诗写作丈二整宣横幅，气势撼人心魄。通幅真气弥满，既雄厚又狂放，用笔亦圆亦方，斩钉截铁，又柔韧有节，变化莫测。其涨墨、浓墨处厚重而不滞，枯笔散锋 渴墨处有如烟云腾绕，字形笔画散漫而神意在，内力更强。长锋羊毫在其手中经数十年的运使、研究，创出一套独特的笔法，笔锋的正侧翻转，无不如志，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笔法与墨法互为作用。林散之从王铎书法中悟得涨墨之妙，又从黄宾虹画法中承取焦墨、渴墨与宿墨法，随其兴致所至，施之于书法创作，其八十岁后作品，有时通幅以浓墨焦墨为之，聚墨处黑而亮，神采夺人，枯墨散锋处一枯再枯，墨似尽而笔仍在擦行，只见笔墨化作虚丝，在似有若无间尤显其意韵、精神之超凡。有时又以宿墨为之，时而墨晕中见有浓墨凝聚，乃运笔之实迹，时而变枯、变淡，笔意一翻转，又变润、变浓。他充分利用长锋羊毫蓄水多、下注慢，便于连续书写的特性，笔毫内所蓄水、墨不匀，即可随笔锋翻 转、运笔速度的快慢产生浓淡干湿的无穷变化。 　　由于这种种技巧的作用，使长锋羊毫在笔画的粗细和点画形态的表现上不易产生很大变化的局限性，通过水墨的丰富变化得到了奇妙的补充，笔法与墨法互补相发，是林散之书法对中国书法技法宝库提供的创造性成果。而这一神奇的技巧，成了其书法化境的重要表现手段。

王羲之(三○三-三六一)，字逸少，因曾为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琅邪

国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古代杰出的书法艺术家。他承续钟繇、张芝，变

革古法，创立今体，并把今体书法推向文人书美的极致，被后世尊为一代‘书圣’。

王羲之系出琅邪王氏，父王旷，母亲姓氏不可考(据清康熙年间王国栋编《王氏

宗谱》(现藏北京图书馆)，羲之母亲系河东安邑卫氏，因系孤证，暂不从。)。琅邪

王氏自西汉时由琅邪皋虞迁至临沂，至西晋羲之伯曾祖王祥、曾祖王览始成为‘士族’。

西晋末年，司马氏政权外受北方新起势力刘渊的威胁，内则‘八王之乱’甫定，元气

大伤，政局岌岌可危。羲之父亲王旷献策琅邪王司马睿移镇江南以求自保和发展，并

与羲之从伯王敦、王导(又《世说新语·赞誉》刘孝标注：‘按王氏谱，羲之是敦从

父兄子。’今从《晋书·王羲之传》。)辅佐司马睿渡江。后王旷率兵北征，战败后

下落不明。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名重一时，有‘王与马，共

天下’之称，居江南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之首。但此后，王敦起兵反叛，王导晚

年昏聩，琅邪王氏势力日渐衰落。

王羲之五岁随家族过江，入住建邺(今南京)乌衣巷。不久父亲失踪。年幼的他虽

身在名门大族，却‘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晋书·王羲之传》)。

特殊的环境养成了他骨鲠孤傲的性格，以致成年后，太尉郗鉴在王氏诸少中选婿，羲

之东床坦腹，满不在乎，郗鉴大为欣赏，以女妻之。

约于明帝太宁三年(三二五年)，王羲之按当时贵族子弟出仕惯例，起家为秘书郎，

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至永和十一年(三五五年)誓墓不仕，王羲之先后任临川太守、

征西幕府参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有晋一代，玄学兴

盛，清谈成风，士族子弟及各级官吏浸*于清谈，崇尚风流，不以政务为要。王羲之

从‘事君行道’出发，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晋书·谢安传》)，无论是在

朝中为官，还是出使外任，均亲理政务，勤求民隐，于种种弊政深切痛恨。在护军将

军任上，他深入调查，力欲纠治营中弊端，发布《临护军教》，提出‘公役均平’。

在会稽内史任上，他针对吏治腐败与赋役黑暗，努力推行慎选°吏与均平赋役之策。

在连年大旱、民生困顿之际，不等朝廷下令，果断开仓赈灾，救民于危难。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晋书·王羲之传》)。东晋偏安江南，收复北土的呼声

终朝不绝，并成为政要权力之争的砝码。王羲之洞察时政，对历次北伐之举、将帅人

选有着清醒的认识。永和八年(三五二年)，殷浩为与桓温对抗，上疏请求北伐。羲之

以为此举必败，便致书竭诚劝阻，殷浩不听，终致大败。羲之怅惋不已。

永和十一年，骨鲠气傲的王羲之，不堪忍受上司扬州刺史王述的百般刁难，率子

女在父母墓前誓墓不仕，从此退出官场。但他在优游山林之余，仍关注朝臣进退，深

以国事为念。

在东晋政坛上，王羲之可谓勤谨务实、体察民情的良吏，但处于君昏政暗、‘虚

谈废务’的时代，他难以有所作为，故而政绩不显。然而作为一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他为中国书法艺术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书法乃琅邪王氏家族世代相传之艺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从伯王敦、王导，叔

父王�ND447�等，都有书名。尤其是王�ND447�，多才多艺，‘画为晋明帝师，书

为右军法’(南朝王僧虔《论书》)。王羲之受家学熏陶，得自卫夫人、王�ND447�

等名家指点，一经启蒙便乐此不疲，勤习苦练，表现出极高的习书天赋。他苦苦临习

王导赠予的钟繇《宣示表》，从中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为日后辉煌的艺术成就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

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

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

晋人的美》)在这一时期，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

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

形式的妍美。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极富天才、敢于创新的文学家、

艺术家，冲破传统的樊篱，以‘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的气概，建立了新的体式法度，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境界。王羲之就是书法领域中最

杰出的代表。

在王羲之以前，汉字书体上承汉魏，已开启今体草、行、楷书的体式，但以钟繇、

张芝为代表的书体，尚未脱尽隶意，稚拙古朴。王羲之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引入时

代审美意趣，在精研钟、张书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革。楷书变横向取式为纵向

取式，端庄匀整。行书脱尽隶意，欹侧取妍，遒媚紧敛，势巧行密，笔法上中锋侧锋

互用，运笔迅疾，便于书写，加强了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草书则改章草的作书缓

慢、多波挑、笔势不连贯为今草的运笔自由、笔势连贯、减省笔画而不失字形。至此，

草、行、楷书体式定型，汉字书体的发展基本完成。王羲之不仅完成了汉字书体的定

型，而且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变质为妍的重大转变。

王羲之于书法艺术堪称备精诸体。唐张怀�NF146�《书断》列其隶书(即楷书)、

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为神品，八分为妙品。行书《兰亭序》被奉为天下第一行书，

楷书《乐毅论》、《黄庭经》亦被尊为极致。王羲之妍美流便、飘逸洒脱的书风，千

余年来令无数书家心驰神往。梁武帝评其书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梁萧衍《古

今书人优劣评》)。唐太宗则赞叹‘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

(《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影响甚大。以临摹他的书作或师其笔意自成一家的书法名家，

有陈隋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怀素、张旭，

五代杨凝式，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赵孟�NFDA2�、鲜于枢、柯九思，

明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黄道周、王铎，清刘墉等。清中叶后，包世臣、康有为

提倡北碑，一时北碑南帖抗衡于世。但习碑者亦尊崇王羲之包括王献之在内的‘二王’

法书。自唐时起，王羲之书法作品随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而东渡日本，对日本的

书体书风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仍被视若珍宝，研究学习者不绝。

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自东晋末，经南朝至隋朝，历经战乱，佚失、毁灭者甚多。

到唐初，由于太宗高价收购，共得二千余纸，其中不乏赝品。部分名作，太宗甚至令

响拓高手冯承素等摹出副本，分赠宠臣。后不少真迹殉葬昭陵，部分则由皇族自内府

窃出，终致散佚。五代温韬发昭陵，陵内法帖全遭毁弃。宋初，刻本丛帖出现，如

《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内中多收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是以真迹亦或摹本为

底本刻木刻石，无法详考。由宋至清，丛帖更多。至今，书于绢上及纸上的摹本约有

三十余帖，大多藏于国内外(多在日本)博物馆、美术馆，部分为私人收藏，传世羲之

书法精品，多在其中。石刻拓本(如集王书圣教序、定武兰亭)及宋明清木刻丛帖中各

帖，因真伪交杂，总数难以确定。

晋穆帝升平五年(三六一年)，王羲之因长年服散致疾，辞世而去，终年五十九岁，

葬金庭(今属浙江嵊州)。诸子遵其遗嘱，辞却朝廷‘金紫光禄大夫’的赠官。王羲之

有文集十卷，唐代散佚。明张溥、清严可均各有辑本，均不全。

第一辑琅邪名族

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以各郡大姓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