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名尚，字子牙，周朝时齐国的第一任国君其死后，谥号为太公，所以人们一般称他为姜太公。姜太公自然姓姜，但由于其先祖曾被封在吕，所以他又以吕为氏，被称之吕尚。

注意在三代时期即夏商周时期，姓和氏不是一回事，姓一般来说是不变的，子子孙孙相沿。而氏则不同,可能在短期内就变好多次，或者亲兄弟的氏也不相同。不同姓可能会有相同的氏。

比如子姓，他的氏有宋氏、华氏（如华元、华督）、牛氏、萧氏（如萧叔大心）、孔氏（如孔子的家族）比如姜姓，它的氏有高氏、庆氏、齐氏、申氏、吕氏等至于姬姓，就更多了。

相同的氏可能有不同的姓，如孔氏，除了孔子的家族外，在当时的郑国、卫国等国也有孔氏。郑国、卫国的孔氏是姬姓孔氏，与孔子家族的子姓孔氏毫无关系。

从战国后期开始，社会发生了很大变革，先前的世家贵族对当时的政治影响力已日落西山，而平民的地们有了很大上升，区别贵贱的氏不在重要，而作为人名的一部分氏渐渐渐地固定下来，与姓逐渐趋同，到了汉，姓与氏已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司马迁《史记》中根本就是把姓氏混在了一起。

古代“姓”和“氏”分用。姓是总的，氏是分支，后来姓和氏不分，可以混用。秦汉以前，“姓”和“氏”不同，“姓”为“氏”之本，“氏”自“姓”出。夏、商、周三代，氏是姓的支系，用以区别子孙之所由出生。

扩展资料：

姜姓

同义词：姜氏（姓氏）一般指姜姓

姜姓源出神农氏，炎帝生于姜水，因以水命姓为姜，裔孙姜子牙周初封于齐，到战国中期，为田氏所灭，子孙分散，有以国名为氏是齐氏，或以姓为氏是姜氏。秦汉时，姜姓以关东大族向西迁徙充实关中，之后在天水形成著名的郡望，如今姜姓广泛分布于中、朝、韩、菲、泰和印尼等国。 

姜姓在《百家姓》排第32，在2007年全国姓氏人口排名第60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34%。据考证，从齐国第一代国君姜太公起到现在，共有102个姓氏由姜姓繁衍而来，包括吕、许、谢、纪、丘、卢等64个单姓和淳于、东郭、高堂、子雅、雍门、公牛等38个复姓。

-姜氏

由三宗史料可以看到，在荀况、韩婴和司马迁的心目中，太公见文王时的年龄，都是七十二岁。尤其是荀况，虽为赵人，但曾三作“稷下领袖”，其言必定源自齐人或齐典。那么，这一“认定”，能和其它有关的典籍相容吗？我们说，可以的。比如，《说苑》里有“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⑻的话。《说苑尊贤》里有：“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这里“年七十钓于渭渚”、“年七十而相周”中的七十，因系整数，故可视其为约数。又如《尉缭子·武议篇》里有：“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非‘武议’安能此合也？”这里所说的“过七十余而主不听”后“及遇文王”，也是支持太公投靠文王时是七十二岁的。当然，不同的说法也有，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太公八十而遇文王”，我们以为这种说法比较晚近，其中多有文学夸张的性质。如李白的《梁甫吟》里，就有“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的句子，有论者也把其当着史料信从⑼，或是把“姜太公时年八十有三”当作史料应用⑽，就不足取了。二是有人主张“‘七十’、‘七十二’、‘七十余’均非具体数字，乃我国古代表示‘至大无极’的一种神秘数字”⑾。落实到年龄上，如前所述，认为是古人用以表示年长的意思，并不能代表姜太公的年龄，太公当时的年龄应更小许多。我们以为，把七十二岁减少十岁，或者二三十岁，也许并不影响太公老骥伏枥的形象，甚至从生理上说，还更加合乎常情，比如牧野大战之时他可以更年轻些。然而，仅凭想象得到一个数字，既无新发现的史料支持，又和现有文献记载相抵触，恐怕也是不足取的。 第二，是太公投靠文王的具体年分。据前面“文王在位时间”的讨论可知，机动的范围并不大，也就是文王被从羑里放归到其卒年，即公元前1056--1050共七个年头的初年或次年。因为，即使排除神话性质的“同梦说”⑿不论，参照《尚书大传》的“羑里营救说”、《楚辞·天问》的“屠市偶识说”以及《鬼谷子·忤合第六》的“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等史料，都不难想象得到，太公和文王的相识，并非始于渭水之阳的鱼钓。《太公六韬》和《史记周本纪》里说的，太公和文王的初遇，是因文王做了一个梦，又经卜师占卜，结果果然在荒山野岸遇到了“坐茅以渔”的太公，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信从的。比较之下，还是宁可相信《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的话： 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须密、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另外，在《说苑·指武》篇里，还有细节的记载：“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讨论到此，初步的结论已经有了：即太公投靠文王之年，最大的可能应是文王从羑里回归的初年，即公元前1056年。这年他是72岁；72加上1056，姜太公应生于公元前的1128年。 第三，是太公的卒年，相关的史料主要也是两种。一是《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一是《古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今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薨”。不难看到，司马迁的说法是“盖”字当头，无从追索；而《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定位明确，毫不含糊。问题是，《竹书纪年》的这一记载，可信程度又如何呢？须得作进一步的考证。 众所周知，出土于西晋汲郡（今卫辉市）古冢的《竹书纪年》，宋代时已经亡佚。今天所流行的本子，无论是“今本”还是“古本”，都是后人依据西晋以后的各种史籍汇集而成，难免真伪互见，参差不齐。不过，所幸的是，有关太公卒年的记载，却是实证仍在，而且来路明确的。所谓实证，就是著名的“齐太公吕望表”碑文，碑文中有：“（晋）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而得竹策之书，藏书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百一十余岁。”文中的“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正是今、古二本汇集之源。原碑虽已丢失，但“下真迹一等”的拓片，各大博物馆均有收藏。所谓来路明确，又包括两个环节：一是该碑的落款清晰--“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太康十年是公元289年，距汲冢被盗的太康二年（一说太康元年或咸宁五年），中间只有八年。另据《晋书》束皙、荀勖、卫恒等人的列传，《汲冢书》原为“蝌蚪文”竹简，随即被转运收藏到了朝廷秘府，翻译过程有相当的时间。立碑人卢无忌，应是在京都洛阳的秘府，亲自目验了那支（或为两支）“四十字”⒀的牍简。碑文中有“太公之裔孙范阳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的文字，可为佐证。二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公元前213年，“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是在公元前299年，也就是说，《汲冢书》确是在地下埋了近六百年的战国真迹；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至少确是战国时期，约略与荀子同时的魏国人的看法。 查核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周康王六年是公元前1015年，太公的享年应为公元前1128年--1015年，即113岁。它和“齐太公吕望表”中所说的，“盖寿百一十余岁”也是相应而不悖的。此外，还可以参照《吕氏家谱》、太公故里（今卫辉市太公泉镇）人对始祖太公的祭祀，续加说明：太公的诞辰是农历八月初三，冥诞是农历十月二十。一生经历了商武乙、文丁、帝乙，帝纣和周武王、成王、康王等七代王朝，服务了包括殷帝乙、纣王和周文王在内的五位帝君。可以说，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唐叔虞是成王的同胞幼弟。《左传·昭公元年》说：“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余命尔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史记·晋世家》说：“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圭以与唐叔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封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尔。’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我们姑且不论故事中的“神话”部分，是当时的人编造或是其后不久的人附会。还是同样的理由，若说唐叔也系和武王年龄相仿佛的后妃所生，就更不易解释：何以武王和该王后结婚二十年内（时间或许还更长）一直未曾生育王子，而是过了四十岁却一生再生？现在，若是把王后定位于晚嫁的邑姜，就简单多了。邑姜正当青春年少，先生了成王，隔年又生唐叔虞，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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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吕不韦、吕雉没有关系，只是都姓吕。吕雉跟吕后是同一人。

1、吕布

吕布（？－199年），字奉先，五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西北）人。原为丁原部将，被唆使杀害丁原归附董卓，与董卓誓为父子，后又被司徒王允唆使诛杀董卓。旋即被董卓旧部李傕等击败，依附袁绍，又被袁绍猜忌，依附张杨。

兴平元年（194年），吕布趁曹操攻打陶谦时与陈宫等联络而进入兖州，占据濮阳，与曹操血战两年，曾使曹操数战不利，但最终被曹操击败转而去依附徐州刘备。

又趁刘备与袁术作战时袭取了徐州，与刘备时而和好，时而相互攻伐。期间，以辕门射戟化解刘备与纪灵的争斗。

建安三年（198年），吕布先后击败刘备与夏侯惇后，曹操亲自出马征讨吕布，水淹下邳。吕布被部下叛变，于十二月癸酉（199年2月7日）城破被俘，被处死。

2、吕不韦

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国丞相。

扶植秦国质子异人进入秦国政治核心，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前249年以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门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万人。

庄襄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政立为王，吕不韦为相邦，号称“仲父”，权倾天下。

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后因嫪毐集团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让其举家迁蜀，吕不韦饮鸩自尽。

3、吕雉

吕雉（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0年8月18日），字娥姁（xū），通称吕后，或称汉高后、吕太后等等。砀郡单父县（今山东菏泽市单县）人，后世把她与唐朝的武则天并称为“吕武”。

吕雉是汉高祖刘邦（前202年—前195年在位）的皇后，高祖死后，被尊为皇太后（前195年—前180年），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

同时吕雉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皇帝制度之后，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性，被司马迁列入记录帝王政事的本纪，后来班固作汉书仍然沿用。她开启了汉代外戚专权的先河。

扩展资料：

吕布、吕不韦、吕雉生平大事介绍：

1、吕布诛杀董卓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二十三日清晨，董卓乘车前往皇宫计划参加皇帝的庆祝会，吕布随从护卫。

当董卓车队行至北掖门外时，李肃等人持长戟冲出，刺向董卓，董卓朝服内穿铠甲，所以未伤及要害，而李肃刺伤董卓手臂，并将其刺下车来，董卓疾呼：“吕布何在？”

这时候吕布不慌不忙的掏出准备好的诏书，喊道：“有诏讨贼臣！”直到此时，董卓才发现吕布背叛了自己，大骂吕布：“庸狗敢如是邪！”

吕布则率众人上前将董卓当场斩杀。太师府主薄田景及仆人上前抱住董卓的尸体，吕布又将他们杀死，杀了这三人之后，在场其他的人都不敢动了。

随后，王允立刻让信使往各政府部门送达赦免诏书。董卓的死讯传出，士兵们都高呼万岁，百姓在路上载歌载舞，很多人把珠宝去换成酒肉来庆祝。

2、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

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

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

《吕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道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

3、吕雉诛戮功臣

吕雉归汉后成为汉决策集团重要人物。吕后性格刚毅，她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开始杀人立威。第一个被她选中的就是已被废为淮阴侯并监视居住的韩信。

她趁刘邦在外征战之际，与萧何用计杀掉了韩信，从而成功震慑了其他功臣。不久，梁王彭越被刘邦废为庶人、削职流放蜀地。途中遇吕雉，彭诉说无罪，吕雉答应为他说情，将其带回咸阳。

她对刘邦说：“你把彭越放走，等于放虎归山。”刘邦遂将其处死，杀掉并剁成肉酱分赐与其他诸侯王。

刘邦称帝八年间，吕后协助刘邦，镇压叛逆、打击割据势力，对巩固汉朝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并为她日后掌权作了充分准备。

——吕布

——吕不韦

——吕雉

孔门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门弟子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许因为孔子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门弟子相对说来还是一个比较团结的利益集团。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孔子毕生有心为政而不果，只好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他们如众星拱月般地推崇孔子，也正是他们一传再传彰扬光大孔子的学说。可以设想，假如孔子没有这些忠实的弟子，他个人或许依然可以成为圣人，但其学说则未必能如后来那样流传久远与广大。

当然，这数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时师事孔子，否则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去推想，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似乎都将成为重大问题。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早期弟子与晚期弟子或许不曾接触或不曾谋面。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响，当然也应该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长。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评价，在他这些及门弟子中，如若粗略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状况，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语方面成就出众的，如宰我、子贡；四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绩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评价是："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颜回）也屡空。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看来都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或许因为孔子对这些及门弟子出众者有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有专长、术有专精的专门人才。他说："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此，我们从现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孔子就同一问题，在不同场合，或因面对的对象不同而解释与回答的侧重点一般也就不同。这样一来，不仅孔子的教育方法颇富个性与特色，而且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孔门弟子之所以学有专长、术有专攻，除了他们的天赋、个性等原因外，也与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别培养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孔门后学在学术上的分野与分化，除了外界环境使然外，恐怕也与孔子的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孔子在教学内容上对弟子们分别对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别呢其实，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孔子整理的那些经典主要是用来教授弟子的，弟子们所凭借的"课本"恐怕都是经孔子删定的那些文献，《孔子世家》说quot;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孔子在对弟子们进行因材施教的同时，依然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教学内容。换言之，孔子在对弟子进行教育时，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和价值准则，从而使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标准，而这些信仰与标准便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孔学传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在进行共同教育的同时，似乎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对待。

基于后一个考虑，我们看到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虽不曾另立门户，但事实上这些及门弟子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便为儒家的后来发展与分化埋了了伏笔。陶潜《圣贤群辅录》说，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这种详尽而明白的说法虽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当然不必尽信。但揆诸情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的及门弟子之所谓学有专精；恐怕正是指他们各人守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从事某一项或几项专门研究。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门情况说：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诸人复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矍，再传而为子弓，复三传而为田何；《书经》之学由孔子授漆雕开，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春秋》之学自左丘明作传，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成为子夏所传，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礼》、《乐》三经，孔门弟子传其学者尤多，如子夏、子贡等皆深于《乐》，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礼》，六国之时传《礼经》者复有公孙尼子、五史氏诸人，而孔门弟子复为《礼经》作记(如子夏作《丧服记》)，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礼之言，依类排列，荟萃成书(即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学》；又有子夏之徒赓续《尔雅》，以释六经之言。刘师培的这些排比，虽然于细节也不可尽信，但它足以说明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决不是偶然的，就其学术渊源而言，实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门弟子的学有所长、术有专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已可看到儒学必然分化的端倪。但这种分化毕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终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长逝。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泅上，弟子皆服丧三年。叉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赣(贡)庐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词孔子家，而诸儒亦讲礼乡饮于孔子家。显而易见，孔门弟子虽然学有不同，但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同样尊敬，估计他们在为孔子眼三年之丧，守三年心表的时候，可能尚未发生别立门户等分化现象。

孔门后学的分化大概发生在弟子们为孔子眼三年之丧结束的时候或之后。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三年的时候，"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然后归。子贡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坚决反对。他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来，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或学术团体，似不必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分裂。子贡即使没有担当孔门领袖的资格和能耐，但他毕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二者之间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贡在孔子死后团结维系孔门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quot;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妆来何其晚也”显然，孔子对子贡寄予相当的期望。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以及子贡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们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丧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贡主持和料理。他不仅出面批评鲁哀公为孔子致悼词并不合乎情理，以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场，为孔子守六年之丧。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治任将归之时，皆大揖于子贡，相向而哭。于此我们感到，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帅旗"，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当子贡的地位逐渐确立，孔门之内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的时候，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却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他们期望以有若来取代于贡将要获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欲明白个中的奥秘，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子贡方面说，由于其"利口巧辩"，性格使然，"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恶"，似乎在某种场合得罪过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当子贡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子贡过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与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贡。另一方面，如果从子夏等人的立场来观察，他们对有若的推举，除了出于对子贡的反感外，似乎也与孔门弟子的凝聚力日趋削弱有关，因而他们才推quot;似圣人"的有若作为"盟主"，以期重振孔门声威。

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曾子的响应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与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知道，曾子虽是孔门弟子中谨遵师说的忠诚弟子，但他和子张、子夏等人并不是关系非常密切。《论语·子张》记曾子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表面上对子张似乎很推崇，但实际上也不无贬损之意。至于对子夏，《札记·檀弓》、《论衡·祸虚》都曾记载曾子指责子夏的事：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妆于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岛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日妆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这段指责虽然晚出，但他们之间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则，似为事实。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赞同子夏的主张，推举有若为孔门盟主呢更何况有若无论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见解、人格修养都不可能真正与孔子相比。

有若没有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门遗视而绝不自标宗旨的人生态度，故而曾子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曾子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的建议时，孔门弟子的分裂便已从一种潜在的危险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强者实际上都各奔东西，自谋前程，自立门户去了。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发生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取决于后来者所处时代的需要以及继承者各人的才学识德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更何况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没有统一的解说和范式呢因此，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而且是学术史上的必然趋势。

至于孔门弟子的实际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孙民之儒，有东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邓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入，墨离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显然，这里的儒学八派已不仅指孔子的及门弟子，而且应该包括韩非所处的时代即战国时期的儒学情况。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们我们暂且勿论，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那些及问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况。

在孔问及问弟子中，应该有所作为的子贡原本以"言语"著称，似乎在学术见解、思想见识方面也应该能有所作为。但是，可能由于发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贡在为孔子守了六年丧礼之后便基本上与孔门弟子失去联系，而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之中，并没有在学术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且未被归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传他的天赋并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终于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作领袖的企图，继则可能聚徒讲学，从事著述，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和宣传孔子的遗说。《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王应麋《汉志考证》称："《隋志》、《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礼记》。其学术要旨只是阐发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以孝为人生哲学的第一义，是"天地之大经"，是"众之本教"等等。在思想倾向方面，似已偏离孔子的路线，当然也更合乎曾子"战战兢兢"的本然性格。

有子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荀子在《解蔽》中说，"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勤勉与好学，使他颇得孔子的赏识与喜爱，不时受到孔子的夸奖。在学术见解上，有子也大体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quot;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钦。"虽不若曾子极端重视孝道，但也强调孝悌是仁的基础。他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还强调，"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固不失其亲，亦可亲也。"由此可见，有若不仅在相貌上关于孔子，其见解似亦得孔子真传。有子后来的情况史枫有问，不得而知。但最可能的情况是承袭孔子的遗教，聚徒讲学。只是由于经过同门弟子的打击，其学难以显赫而已。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大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寓于毕，傅涝陀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翟年长元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翟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翟年四十后当有五仗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经此打击，其后当然声望不显，恐也难创造什么宗派了。子游，胜言名偃，字子游。据说少孔子四十八岁，但由于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被孔子列为文学第一，对古典文献及礼乐教化似乎深有研究，与子夏齐名，故而应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作过相当的贡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可见子游的名声、贡献实不在子夏、子张之下。《札记·礼运篇》记载，背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堰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或许正是得之于这种难得而又特殊的机会，我们相信儒家们所谓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即便不一定是子游及其门人所记录，但由于是子游亲耳所闻，想必在其思想宗旨方面一定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故而康有为《孟子微》自序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

显然，子游之学应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子游一样，子夏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他姓卜客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荀子·大略》说，子夏家贫，平时穿得破破烂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说："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可见其性格略有点怪异，而向志于学，故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与子游同列。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的勤奋好学是相当突出的，并因此获得孔子的赞赏和鼓励，孔子也尽可能地加以引导和训练，从而使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似乎是最全面地掌握了乃师的学说。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说，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最有资格统领孔门弟子。然而由于其怪异的性格，使其与其他弟子并不能友好地相处。他在孔子去世之后策划推举有若而未果，只好离开孔门，前往他国聚徒讲学。

子夏的怪异性格是相当突出的。早在他追随孔子问学的时候，好谈论别人是非的子贡就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日："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日："过犹不及。"孔子的这种评价令人寻味，子夏的性格弱点似乎相当明白。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而且，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种告诫虽不能说是针对子夏的弱点而来，但按照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决不至于无的放矢，随意闲谈。

从《论语·子张》的记载看，子张，子游等人似乎也瞧不起子夏的为、人，子游说过，"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当子夏之门人间交于子张，子张问道："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怒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大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再则，如果从我们前面已反复谈到的子夏策划推举有若看，子夏并不是以学术才识道德素养作为标准，肯定别有人际关系的原因在。

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便离开了鲁国，先在卫国为卫灵公做些事情，然后应邀去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甚者如曾子后来所指责的那样，西阿之民一度将子夏比拟为孔子再生而尊敬之，可见其影响之大。其知名弟子可考者，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黎等等。故而前辈学者如梁启超等人谈到子夏西河传经时都给予高度重视，以为此一环节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阿。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魏文侯则别无他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子夏西阿传经的情况略作说明。

子夏西阿传经时在孔子辞世、孔门弟子发生分化之后，其详细情况四史阙有间无法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子夏得到孔子的学术真传，因此，儒家的一些重要经典不仅差不多都经过他的传授，而且许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还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东汉学者徐防说quot;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也就是说，所谓儒家经典，其大部分都和子夏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关系。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一节中说得更明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正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买受之于子夏。觳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木。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quot;综合徐防、洪迈二人的说法可知，后世所谓儒家经典最主要的部分，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论语》、《公羊》、《觳梁》等都和子夏有关。

徐防、洪迈的说法当然不必尽信。但当我们尚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之前，我们也不必过于怀疑，姑且存之。我们现在的兴趣是，如果按照徐防、洪迈的说法，儒家重要经典与子夏无关者似为《左传》，而我们如果稍加考定，就不难发现《左传》实际上也与子夏有相当的关联。

关于《左传》的作者及其早期传授系统，学术界向有争议。《经典释文·叙录》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侍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锋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这个传授系统大体可信，但对若干细节比如左丘明其人则均不明了而存在分歧。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quot;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俱弟子从异端，各安其意，失真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锋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来《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正相，亦上观尚吉，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招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记。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由此看来，《春秋》原本是孔子据旧史而删定的当代史，但限于政治气氛与环境，七十子之徒只能口授其传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耳相传总不是办法，于是有鲁君子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还有锋椒、虞卿等人出于其他原因也著有类似的著作。

左丘明作过《左氏春秋》不必怀疑，问题在于这个左丘明的情况实在模糊。《汉书·艺文志》自注渭：左丘明，鲁大夫。《颜氏春秋·观周篇》及《孔子家谱》都指出，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左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果如是，左丘明身为鲁史，又在孔门弟子之列，与孔子同修《春秋》经。只是如《经典释文·叙录》所说，担心弟子退而异言，恐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显然，此左丘明非孔子弟子者莫属。

然而，遍考孔门诸弟子，知名且有能力作《左传》者似乎尚未见。《论语·公冶长》确实提到过一个左丘明，但关于此人的情况依然模糊。子曰quot;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由于孔子在此一再引左丘明以自重，因而使许多学者都怀疑此左丘明不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而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者。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作如此判断。然而我们就此想指出的是，孔子引左丘明以自重，并不能证明左丘明一定早于孔子，更不能证明左丘明定非孔子弟子。因为孔子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同时代人乃至自已的学生并不乏赞美之辞。如《论语》同篇中关于"闻知"的问题，孔子就对子贡说："弗如也。吾与汝(指子贡，弗如(颜回，也。"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说颜回的年代早于孔子，且不在孔门弟子之列。要言之，左丘明确为孔子之门人，而他的才学也一定是孔门弟子之中最出众者。

但是，说到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即左丘明是以"左"为姓抑或以"左丘"为复姓，实在也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疏》以为姓"左"，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主张以"左丘"为复姓，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则认为，左是官名，正是姓。如此分歧，真令人不知所从。于是乎，便有人否认左丘明确有其人，而是别人的假冒。

那么，这个假冒的人又是谁呢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据《韩非子·外储说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以及《内储说上》“乃以左氏易之”等语推断quot;《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真学，故名之日《左氏春秋》。"怀疑《左传》或成于吴起之手。钱穆《吴起传(左氏春秋，考》更明白地说："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耶？”并进而推断："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显然，这些猜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自圆其说，也使我们不必怀疑吴起是否真的有能力有时间作《左氏传》。但是我们由此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已相信《左传》作于吴起，那么如何理解太史公所说的"左丘失明，乃传《国语》的说法呢太史公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有根据的。因此，《左传》作于吴起说，虽能自圆其说，但总有使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其证据不足，多为推测之辞。当然，他们的探讨无疑也是一个方向，离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远了。

循太史公的提示，再阅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子夏材料，使我们突然觉得《左氏传》不是作于吴起，而是吴起的老师子夏。所谓左丘明者，也不是吴起以左为姓而来的，而是子夏晚年的自号或别称。故而《左传》便极有可能出于子夏之手或出子夏历传。

《仲尼弟子列传》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殃，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正义》云quot;西阿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也。"西阿，战国魏地，一说在今昔、陕黄河左右。实际郡治在洛水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