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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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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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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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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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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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江苏淮安山阳阮氏族谱一卷，（清）阮应徵辑，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复印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江苏省淮安县档案馆。

江苏淮安山阳阮氏家谱三卷，（清）阮蕴村重修，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

江苏淮安山阳阮氏家谱三卷，（清）阮葵生、阮芝生重辑，阮钟琦增订，复印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勺湖草堂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江苏省淮安县档案馆。

江苏淮安山阳阮氏续谱存草一卷，阮家骏重辑，复印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江苏省淮安县档案馆。

江苏淮安山阳阮氏家谱，（清）阮葵生、阮芝生等修，清乾隆五十四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苏扬州阮氏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手写本。现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鄞县鄞东鹿峰阮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吴之才纂修，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名贤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慈溪阮氏宗谱四卷，（清）阮开除、阮思明纂修，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敬思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绍兴山阮氏家乘不分卷，（清）阮汝昭修，阮大有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安徽潜山潜阳阮氏宗谱六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广东新会阮氏族谱不分卷，（清）阮有才编，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广东云浮阮氏族谱不分卷，（清）阮麦秋编，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石印本一册。现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阮氏宗谱八卷，（清）阮易路重修，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文焕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阮氏族谱二卷，（清）阮国珏纂修，清咸丰年间刻，清光绪间续修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浙江金华铜峯阮氏宗谱四卷，（清）周泰文拜撰，清光绪元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暨阳阮坞俞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三斯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浙江绍兴越州阮氏宗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民国）阮彬华、陶念钦纂修，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世懋堂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

浙江诸暨暨阳西安西湖阮氏宗谱四卷，（清）阮松臣等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余庆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安徽合肥阮氏宗谱十五卷，（民国）阮辑五纂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敦善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奉化奉川阮氏宗谱十三卷，著者待考，民国七年（公元19l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仅存第九～十三卷）。

江西兴国阮氏宗谱，（民国）阮占魁等修，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浙江永康雅庄村志（有李、汪、阮、施、陈、周、林、蔡等姓），（现代）李修龙等修，1996年计算机排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豆[豆、豊，读音作dòu(ㄉㄡˋ)，古音亦读作lǐ(ㄌㄧ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初期周穆王的御马师造父之师傅泰豆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上古时期的造父是个名人，他是伯益的第九世孙，西周王廷的善御者。在史籍《史记·赵世家》中记载他：“幸于周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乐之忘归。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干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而为赵氏”。造父，就是后来的赵氏鼻祖。

这么一个有大功于西周王朝的名人，其“善御”之技却是跟泰豆氏学来的。

据史籍《列子》记载：

造父的师傅名叫泰豆，是当年有名的驾御马车的人物。造父便跟着他学习驾御马车的技术。

开始时，造父行礼很谦恭，但在泰豆那里三年，泰豆却没有教给他任何技术。造父毫不气馁，仍然更加恭敬小心地服侍师傅。

泰豆看到这个徒弟如此懂得礼节，于是便跟造父说：“古诗有言：‘擅长制造良弓的人，必须先做簸箕；擅长冶炼的人，必须先做皮革。’三年了，你可以跟我学技术了。先注意观看我快走的姿势。什么时候你快走的姿势象我一样了，才可以掌握住六根缰绳，驾御好有六匹马的马车。”

造父恭敬地答道：“我一切照办。”

于是，泰豆立起木桩作为道路，木桩上只能放一只脚掌；按照一定的步伐数目放置好木桩后，踩着木桩行走。他快步往返于木桩之上，却不会摔交和失足。

造父便开始学习走木桩，三天，就完全学会了技巧。

泰豆惊叹道：“你真是太聪明了！学得这么快！一般的驾御马车的人，也不过就你现在这样的水平了。前面你的这些快步行走，用的是你的脚，体会其中的技巧在你心里。推而广之到驾御马车方面，就是在协调缰绳和辔衔的时候，是快是慢让马的嘴唇感觉和你一致，让马的行动法度掌控在你的心中，从而把握住所有的节奏。在你心里得心应手，外面操控得让马也心领神会，这样就能进退走得像用绳墨画的一样笔直转弯像圆规划的一样圆，要去的地方再远也会有气力。真正学会了驾御的技术，结果在衔，衔响应的是来自辔的信号；辔上得到的结果，响应的是来自手的信号；手上得到的结果，响应的是来自心。这样就不是用眼睛去看，不是用鞭子去赶，心境闲暇身体端正，六匹马的缰绳不乱，二十四个马蹄跑得不会出差错；转弯、前进、后退，没有不是中规中矩的。到这样的时候车轮之外就可以不要多余的车道，马蹄之外可以不要多余的地面；就不会觉得山川谷地有什么险，平原湿地，看它们都是一样的了。我的技术全在这了，你要牢牢记住这些！”

造父恨快领会了泰豆所说的话，认真体会，勤学苦练，终于成为一代御马良师。后来，泰豆的子孙们也跟着造父沾光，受到了周穆王的赏赐。

泰豆的后裔以祖上的名字为姓氏，称泰豆氏。后省文简化分为单姓泰氏、豆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祝融氏后代熊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明朝学者罗泌在《路史》中记载：“楚有豆氏。”芈姓熊氏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公族后裔，国祖为鬻熊。

鬻熊是被周文王尊为老师的贤人之一，九十岁而知“道”。当时，自周自文王以下，所有的人都向鬻熊请教，后人还把他的言论收集整理成二十二篇的《鬻子》，奉为至理名言。

到周成王执政后，他将鬻熊的玄孙熊绛封于丹阳(今湖北秭归)，熊绛建立了楚国，熊氏逐为国姓。

另据史籍《通志·氏族略》记载：俞豆氏，芈姓，楚公子食采于南阳豊亭，因氏焉。其后裔有取姓氏为俞氏者，后其中有人改为喻氏；也有取姓氏为豊氏者。后裔传至汉朝时期，有大臣豊如意，后代子孙遂以其字为姓氏，称豊氏。战国末期，楚国地区的“豊”字即“豆”字，后简化为豆氏，但读音作lǐ(ㄌㄧˇ)。

第三个渊源：源于古大理国，出自唐朝时期云南东爨宁部酋长豆圭，属于以先族名字为氏。

五代时期，后晋高祖石敬塘天福二年(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络三十七部首领，率众十万进兵大理，讨灭原南诏权臣杨干贞的“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设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将府、郡部封给有功大臣及当地部族首领。宁州始为步雄部，后属东爨酋，为宁部。大理国后期(南宋末年)，东爨首阿几以浪广割与宁部酋豆圭。豆圭可算华宁县豆氏家族有史籍记载的远祖，过去豆氏家庙大殿正中所供奉的最大一块牌位，大概就是豆圭的。其后裔即为豆氏，曾在明朝时期改为禄氏，清朝时期又恢复为豆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源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农耕官员布小豆，据史籍《魏书·官氏志》记载：“布小豆，改为豆氏。”布小豆氏，为负责长掌管农业生产的官员之一，与谷氏、粟氏等出于同源，属于以官职称谓汉化为氏。

丁零族(高车族)鲜于部的纥豆陵氏，后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以及在后来的唐王朝时期，改汉字单姓为窦氏、豆氏。

鲜卑族慕容部的豆卢氏，后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过程中，改汉字单姓为豆氏。

鲜卑族拓拔部的纥豆陵氏，后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过程中，改汉字单姓为窦氏、豆氏。其中有部分窦氏后因户籍管理工作的失误，也成为了豆氏。

鲜卑族吐谷浑部的赤小豆氏，后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过程中，改汉字单姓为豆氏。

据史籍《北史》记载，豆代田，鲜卑胡，代人，拓拔焘时拜勇武将军，后封长广公，长广王卒于统万镇大将，谥曰恭。子豆周求。

鲜卑族豆莫娄部的豆莫娄氏，后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过程中，由于分支较多，因此改汉字单姓分为芦氏、莫氏、豆氏、娄氏。

其实，该世系中的豆氏、窦氏，实际上是姓出同源。

得姓始祖：鬻熊。

鬻熊是商朝末期人，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曾为周文王之师，被封为护国侯。其先祖为黄帝，黄帝子昌意生颛顼，颛顼四世孙陆终第六子名季连，鬻熊为季连之裔孙。鬻熊曾孙熊绎以王父字为氏，称熊氏。西周成王时期，封鬻熊曾孙熊绎在荆楚，建立楚国，建都于丹阳(今湖北秭归)。春秋时期，楚国一度强大，势力曾扩展到中原，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国所灭，国人多以熊为姓氏，以念亡国。并尊鬻熊为熊氏的得姓始祖。

但豆氏、斗氏也是源出于鬻熊的，因此亦以鬻熊、斗伯比为得姓始祖。

甘肃省榆中县豆家营“豆氏复窦氏：

甘肃省榆中县豆家营村等地有两千余名姓“豆”的人，三十来年前，由于为了书写方便等原因，“窦”被误写成了“豆”，后来人们逐渐全部简化使用为“豆”。姓氏的改变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诸多不便，最近他们向榆中县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请求恢复原来的姓氏“窦”。目前，榆中县有关部门已经接受了窦氏家族人的申请，准备恢复他们本来的姓氏。

今年七十多岁的窦泽咸说，他们兄弟五个人，大哥早年参加工作在外，因为大哥文化水平较高了解家族历史，就一直以窦为姓，而家中的老父亲和其他兄弟一直用豆姓，造成一个家庭里两个姓氏，让一些人产生误解。对窦氏家族的情况比较了解的窦庆民老人说，现在外面工作的窦姓后人全部都用“窦”，而世代居住在村里的窦姓后人，却把姓氏改成了“豆”。

有一次，村中一位窦姓老人的儿子在北京工作，过节时给老人寄钱以尽孝道。因为儿子在外一直用窦姓，给家中寄钱时收款人的姓也填写的是窦，可是这边老人的身份证上却是“豆”，邮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姓氏不相同，结果就是不给取钱。最后，还是由村委会给邮局开出证明后，才取出钱来。

据窦泽咸老人介绍，榆中窦氏在本地已经六百多年了。他们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得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窦家营村还用的是“窦”，自1972年以后，逐渐开始使用“豆”字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村民的文化低、识字少，为了书写方便就把“窦”简写为“豆”；再者，有人误认为“豆”是“窦”的简化字。后来，农村的一些工作人员疏忽，将错就错造成窦姓的书写混乱。现在榆中县涉及窦姓的地名、门牌和身份证等均改变成了“豆”字。但他们向县民政局询问，了解到行政区划的地名等都使用的是“窦”字。

据他们了解，榆中县现有豆家营、豆家岘等窦姓人集中的几个地方，人数大约有两千人左右，人们基本都误写为“豆”姓。向 相关部门咨询后，得知窦姓人恢复原来姓氏符合国家规定，于是他们就向相关管理部门申请，变“豆”姓为“窦”姓。窦家营村党支部书记窦永存说，县公安局户政科已经接受了窦氏后人的请求，目前已经开始着手恢复窦姓人原来的姓氏。

二历史名人：

豆代田：(生卒年待考)，鲜卑族；代人。

拓拔焘时拜勇武将军，后封长广公，长广王卒于统万镇大将，谥曰恭。

豆登桂：(公元1941～今)，甘肃西和人。中国工商银行秦安县支行副行长，高级经济师。

他从1992的11月分管信贷工作以来，对全行信贷工作实行了主办信贷员第一责任追究制的管理办法。

通过近五年的不懈努力，亲自主抓“三项贷款“(不良贷款)下降了3198％，由全市借差行变为全市唯一存差大行，每天上存资金达四千余万元，且保付金充足，为全市系统内资金营运作出了贡献。

他还对国营、集体企业全方位支、帮、促，使食品公司二百一十万元、物资局七十七万元、糖酒公司九十八万元、百货门市部集体贷款六十万元等整体盘活，银企共同发展。

他支持非公有制的十七家战线厂成为该县的支柱产业，产品远销云南、西安、成都、兰州、乌鲁木齐市井出口独联体，同时，于1996年创办了“秦安通达信息中心“，1997年上国际互联网。

1998年创办了《秦安市场信息》报。为泰安小商品市场创立和发展、使之成为国家级文明市场做出了贡献。曾先后被评为先进个人、保卫先进个人、优秀 员。

豆冷伯：(公元1947～今)，陕西永寿县人。著名当代作家。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自1977年起，先后在《群众艺术》、《苏州文学》、《中流》、《延河》、《长安》、《西安晚报》、陕西《百花》等几十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短篇小说；作品获各种奖励十五次。并有诗集《情关山水》、《旅意》；中短篇小说集《人态》、长篇小说《荒隅》、《畸殇》；长篇报告文学《大路雄风》等十二部专著出版行世。《荒隅》被收入中国西部风情文库，《畸殇》获咸阳市1995年五个一工程文学奖。

豆晓峰：(公元1964～今)，张家川人。著名高级兽医师。

他参加并完成的科技项目有六县畜禽疫病普查，获1992年度天水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张家川县畜禽寄生虫种类分布、侵袭规律和防治方法的研究，获1993年度天水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TDP治疗黄牛不孕症试验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获1995年度天水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百万只良种鸡推广及规模养殖技术示范、立足该地资源优势引导规模养殖，获无水市星火二等奖；动物布鲁氏菌病稳定控制达标考核，通过了有关部门的联合验收；绵山羊蟀媒血液原虫病综合防治技术试验研究，受到专家的好评。

他先后在国家级专业技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七篇，在中国兽医寄生虫学会第三次学术会上交流一篇，并被收入论文集。

1998年被县委、县 授予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豆沁太：(公元1968～今)，山西沁水人。地方政工干部。

1992年9月至1994年7月在山西省委党校行政管理专科七班学习。

入学前在沁水县教委工作；毕业后调沁水县委农工部工作。

豆中华：(公元1971～今)，河南淮阳人。著名地方中医师。

1981～1984年河南中医学院学习；1984年至今淮阳县公疗医院任副院长。

擅长自拟中医中药丸剂、 推拿、穴位注射治疗各类疑难杂病；在颈椎病方面有独到的治疗方法，效果显著。深受患者的欢迎。

由于其成绩突出，业绩被载入《中国名医一万家》等多部较具权威性的辞典辞书中。

他决心以自己的专长，悬壶于世，治病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