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使得民众对沙皇制度的不满大增，在首都彼得格勒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的反战请愿，由于军警擅自开枪镇压造成了所谓的“流血星期日”，此事件成为了1905年全俄大革命的导火索。此次革命虽然成功被镇压，然而严重撼动了沙皇的威权。并且也使得改革迫在眉睫。于是沙皇启用斯托雷平进行改革，斯托雷平上任后推行土地改革制度并严厉镇压农民运动，尽管颇具成效，可惜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爆发，俄国加入英法对德奥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大战后期，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俄国长达长达三百多年的的专制统治被推翻。

扩展资料

政治制度

根据欧洲王族家谱年鉴的记载，俄罗斯在1910年时实施的是普鲁士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政体。这个政体建立于1905年10月，并且作为过渡期和自成一格的政体。然而在这天以前，俄罗斯皇帝的权利是专制而且无限的。

在十月宣言修法和第一帝国杜马开始后（1906年4月27日），专制这个字就被谨慎地保存著，但是权力已转为有限的程度。然而这种政权并没有办法成为有意义的宪法，因为还缺少了议会单位。但是无限专制却给了自我限制专制体系一个空间，无论将会永久专制，或是只按独裁者的意见统治及行事，都只会增加各党间的冲突而已。那么，当前看来，俄罗斯的政府系统最好定义为专制皇帝下的君主权力有限体制。

-俄罗斯帝国

非洲：非洲其实还处在部落社会，民族众多

阿拉伯人（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俺就不详细说了）

柏柏尔人（北非土著，主要分布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三国，现多信仰伊斯兰教）

俾格米人（非洲最原始的土著，现生活于赤道附近热带雨林，狩猎、采集民族）

班图人（起源于维多利亚湖周围地带，现在黑非洲的大部分人口都属于班图人，农业民族，比如南非：祖鲁、科萨，卢旺达：胡图）

图西人（起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现在主要定居在维多利亚湖周围地带，游牧）

苏丹人（不同于苏丹国公民，主要分布于撒哈拉沙漠及其边缘地区）

埃塞俄比亚人种（主要分布于埃塞俄比亚，黑白混血）

马达加斯加人（非洲唯一的**人种，属马来人种，古代从印尼、马来西亚过来）

非洲的欧洲移民（主要分布在南非。阿非利加人，其实是以前侵略南非的荷兰人，说古荷兰语，信仰基督教加尔文派，不过他们与现在的荷兰人差别比较大，语言、宗教都不相同，不可能回到欧洲，因此他们已经把非洲当做自己的家园，也是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坚定分子，直到现在仍仇视黑人。英裔，与现在英国人差别不大，因为他们可以撤退到祖国英国去，所以他们是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动摇势力。）

中东：

埃及，主体民族阿拉伯人，国内少数民族科普特人。科普特人是古代埃及人的后裔，不过仅占埃及人口的10%（悲哀），信仰基督教，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就是科普特人。

以色列：80%犹太人，20%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中大约12%为基督徒。

中东阿拉伯人当中一些人看起来比较黑，他们可能有非洲黑奴的血统，当欧洲白人还没开始贩卖黑奴的时候，阿拉伯人已经在进行了，当欧洲白人停止贩卖黑奴的时候，阿拉伯人还在继续。那些黑奴血统主要来自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特别是坦桑尼亚，是黑奴贸易的重要基地。

土耳其：土耳其人的祖先来自于中国北方——突厥人，不过现在土耳其人的**人种血统只有1%左右。土耳其是与西方世界关系比较好的穆斯林国家。

中亚五国当中除塔吉克外，都是突厥血统。

库尔德人：分布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交界地区，在闹独立。

东亚：中、韩、日三国血缘相近

中国，56个民族。不过壮族、土家族很多人的家谱就是起源于中原的汉族。Y染色体90%相同。

韩国（朝鲜），单一民族，朝鲜族。不过，韩国1/4人口的家谱记载起源于中国，据说Y染色体75%与汉族人相对应。基督教和佛教大约各有40%的人口。

日本，有少数民族依阿努族（古代称虾夷），Y染色体25%与汉族人相对应。

印度：人种博物馆，北方有比较多的白人血统，南方多黑人血统。

阿富汗、塔吉克，从血统上来说都是波斯血统。

不过波斯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阿富汗、塔吉克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

帕西人，波斯人血统，而且信仰古代波斯人流传下来的拜火教，主要分布在印度和伊朗，善于经商，极其富裕，人口呈减少状态。

美国：世界各地移民。

加拿大：两大主体民族，英裔、法裔，法裔聚居在魁北克

拉丁美洲：白人、印第安人、印欧混血、黑人

拉丁美洲白人主要来自于西班牙、葡萄牙，其次还有意大利等国。

日耳曼人：德意志族/奥地利族/列支敦士登族/瑞士德意志族、丹麦、挪威、瑞典

斯拉夫人：

东斯拉夫：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

西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拉伐克、立陶宛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是突厥血统的保加尔人与斯拉夫人混血，故名字为保加利亚。

先写这么多，有时间俺再补充

1

伊凡四世即位初期，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王公和领主贵族（波雅尔）的割据势力还很强大，沙皇政权极不稳固。伊凡四世依靠服役贵族和城市市民镇压人民起义，同时不断同领主贵族展开斗争。为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以利于自己对全国的统治，1549年2月底，伊凡四世在莫斯科召开了有领主贵族、服役贵族、高级僧侣和政府高级官员等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编纂新法典以代替《1497年法典》，并宣布实行旨在巩固皇权的改革。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即等级代表会议。

它的召开标志着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的建立。后来，凡遇国家大事，均由贵族、僧侣、城市民众3个等级代表参加的缙绅会议讨论决定。贵族在会议上起着主导作用。会议的期限和议程由沙皇决定。除国家农民的代表偶尔参加会议外，占人口大多数的契约农和债农均被排挤在外。17世纪上半期，会议频繁召开，对巩固沙皇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1613年，缙绅会议选举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为沙皇（见罗曼诺夫王朝）。1648～1649年缙绅会议通过的《会典》表明沙皇政权的巩固。17世纪下半期俄国处于由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转变时期，缙绅会议很少召开。1683～1684年召开了最后一次缙绅会议，通过了同波兰缔结的《永久和约》。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建立，缙绅会议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2

沙皇俄国原是封建专制国家。1905年革命运动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为缓和政治危机，于同年9至10月间宣布召集“国家杜马”，并赋予一定权力。1906年和1907年，产生了第一、二届国家杜马，但随后不久就被解散。后来又产生了第三、四届国家杜马，其权力都不大，但名义上是国家的议会。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建立了“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苏联解体后，1993年，俄罗斯又恢复了“国家杜马”的名称。

根据欧洲王族家谱年鉴的记载，俄罗斯在1910年时实施的是普鲁士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政体。这个政体建立于1905年10月，并且作为过渡期和自成一格的政体。然而在这天以前，俄罗斯皇帝的权利是专制而且无限的。

在十月宣言修法和第一帝国杜马开始后（1906年4月27日），专制这个字就被谨慎地保存著，但是权力已转为有限的程度。然而这种政权并没有办法成为有意义的宪法，因为还缺少了议会单位。但是无限专制却给了自我限制专制体系一个空间，无论将会永久专制，或是只按独裁者的意见统治及行事，都只会增加各党间的冲突而已。因此，俄罗斯的政府系统最好定义为专制皇帝下的君主权力有限体制。

1905年10月17日，情况就改变了，皇帝自愿限制他的立法权力。他认为在没有经过帝国杜马（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的同意下，任何提案皆无法通过成为法律。虽然在1906年4月28日时出现了与上述道德责任相关的法律，并且和组织法一起扩增，但同时皇帝仍然握有解散杜马的权利，并且他也行使了这项权利。

根据1906年2月20日制定的法律，帝国议会和帝国杜马合并成为立法的上议院，并且皇帝的立法权从这个时候开始只有和两议院合作才能正常运作。

受到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于同年8月6日谢尔盖维特发表宣言召开国家杜马，在最初杜马不过被认为和清朝立宪运动的资政院同等的产物，在十月宣言发布之后，尼古拉二世承诺这个议会将用以维护人民的基本自由，国家杜马会在各界广泛的参予下组成，国家杜马将被赋予监督以及立法大权。然而尼古拉二世其实还是想保留它自身专制的权力，在1906年杜马成立以前先颁布了宪法，其中明定沙皇未丧失部长的任命权，也不用向杜马负起行政上的政治责任，甚至可以随心所欲的解散议会。

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简称二元君主制,是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者妥协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世袭君主为国家元首,拥有实权,由君主任命内阁成员,政府对君主负责,议会行使立法权但君主有否决权1871年～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和1889年～1945年的日本是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国家现在,约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少数国家仍保留这种制度　

在这种政体形式下,国家虽然也制定了宪法,设立了议会,但君主仍然保持封建专制时代的权威,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于一身,是权力中心和最高的实际统治者宪法往往是钦定的,是君主意志的反映；议会是君主的咨询机构,立法权是形式的,君主不仅拥有否决议会立法的权力,而且还通过任命或指定议员控制议会；内阁是君主行使行政权的机构,首相由君主任命二元君主制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封建地主阶级长期拥有巨大势力的国家,是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一种统治形式,较议会制君主制带有更多的封建专制君主制的色彩　　

君主立宪制亦称“有限君主制”,是资本主义国家君主权力受宪法限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有二元制和议会制两种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是君主和议会分掌政权,君主任命内阁,内阁对君主负责,君主直接掌握行政权,而议会则行使立法权,但君主有否决权在现代,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只有个别国家实行:约旦、摩洛哥、莱索托、斯威士兰、科威特、巴林等国，主要在中东地区。

1547年1月19日，庄严肃穆的克里姆林宫乌斯宾大教堂正在举行隆重的加冕仪式，当满头银发的大主教马卡里把镶满珠宝的莫诺马赫皇冠郑重地戴在年仅十七岁的大公伊凡四世（又被称为伊凡雷帝）头上的时候，俄罗斯 历史 上新的一页开始了。

伊凡四世加冕成为俄国 历史 上的第一个沙皇，这决不仅仅意味着“称号”的改变，而是代表着一个民族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从这时起，到十九世纪末的仅仅四百年时间，沙皇俄国从一个地处欧亚平原一隅的、面积28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面积达220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这是一种何等惊人的扩张速度！

从伊凡四世起，象征着沙皇统治的双鹰旗帜，就开始在北半球的上空猎猎飘扬。

那么，沙皇俄国为何如此扩张成性呢？它的内在驱动力和外部环境如何？扩张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它本身所具有的东方基因，又是如何形成和助长了它在东方的扩张？另外，沙皇除了他手中高举的军刀以外，他还拥有什么魔力和法宝，驱使那些好战的哥萨克分子，像决了堤的洪水，向广阔的欧亚平原没有遮拦地倾泄而去？这一系列看似简单实则颇费考究的向题，长期以来，引起了人们无限的兴趣。

一架没有栏杆的婴儿车

俄罗斯发祥于欧亚大平原。它的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川大地，既没有高山大川可凭，也没有雄关要隘可守。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国家来说，欧亚大平原是一架没有栏杆的婴儿车，毫无安全可言。因此，它饱受过侵略和奴役之苦，那些神出鬼没的草原飞骑和金戈铁马的鞑靼军队，就曾是酷爱自由与独立的俄罗斯的大敌。在经过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血与火的洗礼后，俄罗斯终于挣脱了鞑靼人奴役的枷锁，但是，就像胜利来之不易一样，要保卫胜利也是极不容易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经常扩张边界，以防止他们的敌人接近他们。

这其实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存规律，一种本能而已。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教授曾经指出：生存和安全是人的头等需要。一个民族的心理也是这样。俄罗斯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也只是出自一个单纯的欲望——继续生存的本能，这是一种对地形所造成的危险的直接反映。

近代地理大发现认为，有没有出海口和领海，几乎成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近代 社会 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方面，俄国也有着先天的缺陷。因为濒临俄国北部和东部的海洋，尽管海岸线很长，实际上却不能用于经济上的需要。唯一起着海上大门作用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白海上的一个港口，但它一年也有9个月的封冻期。

铁路时代出现前，一个国家没有出海口，就等于与世隔绝，它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将停滞不前，对外贸易也将仰人鼻息。因此，寻找出海口的愿望，也是助长俄国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到彼得一世时期，向海洋扩张的愿望就更为迫切了。马克思曾经评论说：“‘俄国需要有水域’这句话，成了彼得一生的座右铭。”

此外，人烟稀少的亚欧大平原，还使俄国远离当时世界上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这就导致了俄罗斯文化上的孤立，从而迫使它不断地寻求与西方的一些中心对话。

俄罗斯的这种地理环境，一方面赋予了它对外扩张的内在要求，另外，也提供了它对外扩张的客观条件。既然亚欧大平原只是一架没有栏杆的婴儿车，它没有山川河流作为屏障来保护一个弱小的俄国，同样，它也不会有障碍来阻挡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日渐强大的俄国。遍布于亚欧平原上的横交错的河流网，四通八达的连水陆路，无疑助长了它向南到黑海、向西到波罗的海的大移动。再加上广阔的东部地区人烟稀少，这就给俄罗斯向东殖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和空前的机会。

有关地理环境引起扩张的观点，在许多学者们看来也是成立的。尼古拉·伯狄阿耶夫在他的论文《论空间对俄国人精神的抑制》一文中，就清楚地写道：“我虽然不是从亚欧平原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国家的同情者，但我也认识到它是为控制广阔土地而斗争的产物。我认为是自卫迫使俄罗斯人赶走侵略者，并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坚定地保卫自己，但由于居住的地方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自然保护条件，他们就不得不经常扩张他们的边界·•••••”

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尽管早期的俄罗斯就野心勃勃地极欲扩张它的版图，但它毕竟还面临着复杂的周边环境。

西面，与俄国毗邻的有立沃尼亚（约相当于今天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沃尼亚以南是立陶宛大公国。俄国的西北方则为瑞典（其版图包括芬兰）。这些国家是俄国向西方扩张的严重障碍。特别是立沃尼亚位于俄国进入波罗的海的咽喉之地。立沃尼亚原为日耳曼骑士团的领地，后来成为独立国家。十六世纪时，立沃尼亚四分五裂，内战频仍，名义上是日耳曼帝国的组成部分，并受罗马教皇的庇护，实际上成为它的邻国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长期争夺的一块肥肉，俄国也想染指其间。至于波兰、立陶宛控制下的白俄罗斯、乌克兰，早就成了沙皇俄国觊觎的对象了。但是，和当时的东北欧强国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比起来，俄国还只是一只初生牛犊，尽管勇气可嘉，毕竟实力有限。不过，随着俄国实力的发展，这些国家也都纷纷成了它的俎上肉。

南面，与俄国连界的是从金帐汗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克里米亚汗国，再往南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前身为突厥人，它们于1453年征服拜占庭后建立奥斯曼帝国，它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地跨欧亚非三洲，特别是控制着黑海与地中海相连结的咽喉要道——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克里米亚本身实力不强，但它得到了强大的土耳其的支持，不仅堵塞了俄国进入黑海的道路，而且还经常袭扰俄国。

东面，与俄国接壤的是位于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以东则是诺盖汗国，再往东就是失必儿汗国了，这些汗国都是从金帐汗国中分离出来的。伏尔加河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一向被俄国扩张主义者称为“天下胜地”。喀山汗国的首都喀山城是通向乌拉尔一带的必经之地，也是东欧、北欧同高加索、中亚地区贸易往来的冲要之道。如果俄国一旦占领喀山，即可获得东进和南下的基地。再加上喀山等诸汗国实力相对弱小，因而就成了俄国扩张主义者的首批祭品。

吉普赛式的斯拉夫人

如果说自然环境造就了俄罗斯的扩张主义的话，那么，这种扩张主义的早期特征则是斯拉夫民族对亚欧平原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移民过程。从许许多多生动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知道了一个喜欢迁徙的民族——吉普赛人。他们携儿带女，轻装简从，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而俄罗斯人的祖先——东斯拉夫人，似乎也有着吉普赛人的习性，在广阔的亚欧平原上漂泊、游荡，艰难地繁衍着他们的生机和文化。

据编年史记载，斯拉夫人对亚欧平原自愿或非自愿的移民，比俄罗斯扩张主义的所有其它表现要早出现几个世纪。一般说来，斯拉夫农民的漂泊迁移，并不像吉普赛人那样浪漫，而是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被迫不断深入内地和向北或向东推进的：寻找没有游牧部落袭击危险的土地；获得自由土地的愿望；希望躲避国家那些贪得无厌的税吏和募兵官。早在六世纪东斯拉夫部落到第聂伯河起，他们就开始利用第聂伯河方便的交通条件来扩大他们的领域。他们顺利地向南移动，远达黑海南岸并且往北到达伏尔加河上游。

从十一世纪开始，斯拉夫人的移民进入第二个阶段。波洛伏齐游牧部落的蜂拥而至，使基辅周围的南部草原生活变得日益不稳定，于是许多斯拉夫人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去，其中许多人的迁移完全超越了过去斯拉夫人的定居线。这批移民的到来，使附近地区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日益强大起来。这个公国位于蒙古人控制的罗斯地区的中心地带，而后来的莫斯科公国，就恰好诞生在这里。

在蒙古人统治的时代，斯拉夫人的扩张主义和移民传统虽然被限定往北方发展，但决不能说它们移民的范围缩小了，恰恰相反，数千逃难的农民逃往卡累利阿以躲避蒙古人的恐怖，因而给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提供了一个要求合并该地区的机会。

斯拉夫族迁徙的第四次浪潮是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的，这时俄罗斯国家已经建立，这次迁徙的浪潮成了任何官方的政治合并的先声，并为俄罗斯后来的边界扩张奠定了基础。当时，立沃尼亚战争在进行，为了反抗无休止的战争加诸农民的横征暴敛和拉枫征兵，也由于响应回到南方肥沃土地去的多年梦想的召唤，数千莫斯科国的农民向南方迁徙，其中大半迁入顿河流域和顿涅茨克河流域渺无人烟的土地。随着最初的农民进一步向南移动，他们建立起一些新的哥萨克社区，这些社区正好处于莫斯科政府的代理人力所不及的地方。因此，俄罗斯向黑海扩张最早的事实就是半逃亡的农民偶然的推进，如果没有他们的先期移民，那么征服和兼并黑海地区的进程就会被大大地推迟了。农民成了俄罗斯扩张的先遣队。斯拉夫农民最后一次迁徙的浪潮发生在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初，这是对开垦拥有诱人的自由土地的西伯利亚的响应，也是再次为反对压在莫斯科国全体农民身上越来越重的横征暴敛的一次无声反抗。提起“西伯利亚”，一般人会感到毛骨悚然，在他们的想象中也许会涌现出沼泽密布、冰雪茫茫的蛮荒景象。人们也许还会认为这里除了偶尔出现几个原始的土著外，就是满山遍野的野狼，间或有几个手持火枪的哥萨克······当然，这只是一般人的想象而已。其实，在一代又一代的拓荒者看来，这里是一片绚丽多彩的土地，到处是美丽的自然风光，这里的生活充满艰辛也富有自由。无论是宁静夏日贝加尔湖阳光明媚的景致，或是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纯朴热情，都令许许多多的拓荒者们心向神往。

但是，无论怎么说，这最后一次农民迁徙的浪潮却大大地促进了政治的统一。这次迁徙严格说来是随着皮货商人之后的，可是，在政府推行它的殖民政策之前，农民迁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商人和教士为代表的俄罗斯官方人士，而且总是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由国家遣往的移民。十七世纪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由于农奴制度的强化，自发移居的农民的数量大大减少了。以后，沙皇政府又严格地规定了农民流入西伯利亚的比例，从此，斯拉夫农民的移民浪潮基本停止。

但是，回顾十七世纪以前的 历史 ，我们发现，俄罗斯农民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走在国家官吏之前的，因此，他们才是亚欧大草原上真正的拓荒者。为了寻求肥沃土地或为了免遭游牧民的袭击或为了逃避国家的兵税，冒险的俄罗斯农民以他们勇敢而不畏艰辛的行动，扩大了俄罗斯人对于自然界的不幸的是，他们勇敢的行动，反倒给他们力求逃避的那国家开辟了扩张的道路。他们越是走在政府的前头，他们就越是助长了俄罗斯扩张主义加快速度。

金钱的诱惑

在促使向外扩张的诸因素中，贸易是最恒久不变的因素。早在俄罗斯统一国家出现之前，这种商业与扩张互为推动的情况就已经出现了。北欧海盗出身的瓦良格人首先发现了斯拉夫人地区巨大的商业意义：他们的领土能够用来连接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的市场与加罗林帝国的市场之间的贸易路线。于是，瓦良格人南下征服斯拉夫人，建立起基辅罗斯，为了实现他们建立商业大帝国的梦想，最初的几个基辅大公执行着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处理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方面，基辅把对外扩张作为对外贸易的补充，几次发动了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最终迫使后者接受屈辱的条约，为基辅罗斯的商品和奴隶贸易进入拜占庭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俄罗斯国家统一以后，莫斯科商人控制并且主持着罗斯地区的贸易事业，伊凡四世时，因为贸易冲突而引发的国际争端达到了严重的关头。1552年对“天下胜地”喀山的迅速征服被伪装成为一次反对伊斯兰教徒的基督教十字军，而1554年和1556年征服阿斯特拉罕时就公然以给莫斯科的贸易打开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为目标。1558年，为了不使俄罗斯被排挤到欧洲贸易活动的外围，伊凡四世冒着极大的危险，发动了耗费巨大的立沃尼亚战争，以求在波罗的海海岸为莫斯科获得一个港口。因为在伊凡四世看来，只要他保有哪怕是最小的一个港口，这个战争就证明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但由于波兰、立陶宛和瑞典三方都反对伊凡插足波罗的海，因而伊凡四世最终一无所得。

在彼得以前莫斯科国领土扩张的最后阶段多半是为贸易事业推动。这种由于经济上的贪婪而引发的对外扩张在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中达到了高峰。前面说过，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是艰辛的，但是那里也埋藏着淘金者的梦想。许许多多希望发财致富的商人和哥萨克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在西伯利亚寻找着发财的机会，他们中间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则长眠于此。

对于商人们的冒险和扩张，沙皇政府是完全同意的。它先是授予大商人斯特罗干诺夫家族一项政府专利权，允许他们在西伯利亚进行殖民掠夺。对于那些自发前往东方的人们，沙皇政府则通过一种纳贡效忠（以毛皮、牲畜等纳贡）的制度把他们管理起来。到1590年，沙皇政府又派出军队永久驻扎西伯利亚，用来镇压地方的起义。

沙皇政府与商人的紧密合作，不仅巩固了它在西伯利亚的势力，而且主持了不断向东寻求皮货的探险。这个殖民扩张进程于1648年达到了顶点，在这一年里，谢苗·迭日涅夫通过白令海峡自欧亚大陆的东北角到达了美洲大陆。

因为贸易的关系，沙皇政府除了在东方冒险外，还在西方与南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在西方主要是争夺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在南方则是为了打通由黑海到地中海的商路，这一切都在证明，是金钱和贸易的巨大诱惑，促使沙皇政府进行着全方位的扩张战争。贸易与扩张，有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俄国的商人阶级也是这样，为了保证贸易道路、商业利润以及殖民掠夺，不断地支持和推动沙皇政府向外扩张。

正教的光辉

宗教原则虽然从来没有靠牺牲政治的利益而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它却常常成为一个有用的理论，因为它能掩盖扩张者为掠夺金银财富而发动战争的凡俗动机。从988年罗斯军队皈依罗斯人的生活方式，鼓舞和发展了他们个人的和公众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东正教赋予俄罗斯人一种世界观，使他们可以向其周围的人们－东面的伊斯兰教徒和西面的罗马天主教徒－定出自己的方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都对他们的政治生存因而也对他们的宗教生存摆出了一种威胁姿态。

基辅和莫斯科公国反对信仰其他宗教的国家的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并且以十字军的形式出现：夺取新的领土以扩充东正教的边界。因此，我们除了看到由地理限制引起的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和经济欲望引起的贪婪外，我们还能看到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另一方面，即由宗教的救世主义产生的热诚。既然俄罗斯被信仰其他宗教的列强长期包围，那么东正教在彼得以前俄罗斯的征服理论中就成了坚定不移的信仰。

伊凡四世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就是以宗教的名义完成的，有些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的征服和扩张有时也假借宗教的名义。莫斯科特列基雅科夫画廊展出的著名圣像《教会的得胜》，就充分说明了伊凡四世是如何假借宗教的名义进行他的扩张事业的。这幅圣像表示沙皇伊凡与大天使米哈伊尔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并列，表示在崇高的东正教征服者的神圣传统中，伊凡乃是神圣的后裔。当伊凡在劲头十足地与立沃尼亚人进行战争时，就把他们都当做是不信上帝的人。他还三番五次地把自己描绘成基督教的监护人，因而被赋予了统一基督教世界的任务，以便与他的伟大前辈康斯坦丁皇帝媲美。

就俄罗斯教会来说，它在配合莫斯科当局扩大边界方面也是毫不示弱的。从1328年俄罗斯的总主教移居莫斯科起，他们对莫斯科大公们日益增强的野心就更加给予道义上的支持。1453年，当东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陷落使莫斯科国成为唯一自治的东正教的政治体系时，教会在努力发展莫斯科国的帝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呼声变得更响亮了。瓦西里三世时期，僧侣弗洛菲正式提出了“第三罗马”的理论。他在给瓦西里三世的文件中阐述了这一理论，他写道：

“至高至贵的君主，基督教正教的沙皇，大公陛下······您将取代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地位。

“第一个罗马因信奉异端而垮台，第二个罗马一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之门也被伊斯兰教徒的战斧所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第三罗马，保持您的皇位以及神圣使徒的教会，使宇宙之内、普天之下，永远照耀着正教信仰的阳光。

“尊敬的沙皇啊！因为一切信仰基督教的王国将统一于您的王国，您也将成为普天之下基督教的沙皇。

“尊敬的沙皇，请自尊自爱吧！全部基督教王国将统一于您。两个罗马已经垮掉了。第三个罗马屹立着，而第四个罗马永不会有。”

这种呼声就是要莫斯科取代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全世界的基督教王国要统一于沙皇俄国，而沙皇将成为全部东正教徒的沙皇。

虽然都主教和教士们在直接影响莫斯科国的领土野心方面并不成功，但他们能够把救世主和宗教使命的生气勃勃的 情感 灌输进莫斯科国的外交政策。到伊凡四世统治时，整个朝廷受到一种基督教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气氛的影响，这种气氛一方面增强了把新教徒赶出波罗的海的欲望，另一方面在东方穆斯林地区加强了基督教广泛殖民的政策。

在十七世纪初，当弗拉莱特总主教与他的儿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沙皇共同统治时，教会有更多的机会指导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到1633年弗拉莱特死之前，他拟订了计划，以便有朝一日罗曼诺夫王朝的俄国能够进行反对波兰的战争，不仅要报复在混乱时期波兰的干涉，而且要使好战的东正教与好战的波兰天主教打仗。他这样做的时候得到了老百姓的有力支持，因为他们把波兰看成是反对基督的化身。随着1652年尼康总主教的就职，俄国更加转向信奉东正教的东方，并且拟就了解放那个地区信奉同一宗教的人们的计划。一旦波兰被迫宣布中立和东乌克兰被兼并，这种野心就与莫斯科现实主义的计划相吻合，即与土耳其打仗。从十四世纪以来，侵略成性的基督教君主的原则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世界野心已经结合起来，到1700年他们终于完全合拍了。这时，沙皇认为，俄罗斯强大到足以向土耳其人挑战了。巴尔干半岛的关键是信奉东正教的各族人民，这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进入巴尔干地区的绝好口实－解放巴尔干。这最终使俄罗斯人的贸易有一个通过战略要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口。

沙皇－帝国意识的象征

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俄罗斯的统治者开始把自己说成是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甚至把自己描绘成金帐汗国的大汗继承人。这种努力把自己装扮成正统继承人的做法，在中国 历史 上也曾出现过，但这种情况在西方似乎更多。

就俄国 历史 来说，早在伊凡·卡利达时期，这位号称“钱袋”的大公在取得“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后，就把它（指称号）扩大为“全俄罗斯之王”。伊凡在这样做的时候宣告说：我们是伟大的留里克家族的后裔，留里克王朝的世袭权起先确定在基辅，后来移往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现在已经在莫斯科确立起来了。这种宣称自己为某一个伟大家族后裔的做法并不仅仅是为了一种表面上的虚荣，而是反映出莫斯科公国所逐渐形成起来的帝国意识形态。因为他们的所追求的目标是收回他们的“世袭领地”（遗产），也就是世世代代扩大领土的幻想。

1473年以后，伊凡大帝在许多场合都用“沙皇”这一称呼号，这是莫斯科公国在帝国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的一个象征性步骤。“沙皇”一词来源于古罗马皇帝的称号“恺撒”，意思是“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原来是俄国人用来称呼拜占庭皇帝的，后来，俄国人也以此来称呼蒙古可汗。

伊凡大帝的这一举动，关系到下列的事实，即留里克家谱把莫斯科公国的家族上溯到古代罗马皇帝。为了给日耳曼皇帝（他也把自己当作罗马统治权的继承人）以深刻的印象，伊凡还使用了双头鹰的国徽（这原来是拜占庭帝国的国徽），对此，恩格斯曾经形象地指出：“当君士坦丁堡刚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莫斯科大公就把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加入了自己的国徽，从而宣称自己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和复仇者；大家都知道，从那时起俄国人就力求占领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是这样称呼君士坦丁堡的）。后来小俄罗斯的富饶平原又引起了他们吞并的欲望。”

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加冕成为“沙皇”，这表明，他也成了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总之，莫斯科的统治者们采用和从战略意义上运用种种称号以及为这些称号附加上意识形态，这不仅想要表示与其他统治者平等，而且等于公开宣布了扩张主义计划，这对于莫斯科的一些敌对国家来说，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莫斯科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还日益觉得他们是金帐汗国的遗产继承者，并把金账汗国曾经拥有的全部领域作为俄罗斯帝国政策的一种最终目标。在俄罗斯统治者看来，只有它才最有资格提出在前宗主的区域内充当领导者的要求。在对伏尔加河中、下游的两汗国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尽管莫斯科曾策动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作为一支基督教十字军而进行战斗，可是，莫斯科国的统治者却是以充当早先金帐汗国旧址的当然继承人来进行这次东方战役的。在俄罗斯的思想里，把沙皇的称号与罗马恺撒的概念联想起来以前，沙皇这个称号同“汗”这个称号早就是同义语了。在伊凡三世取得喀山战役胜利之后，他才第一次采用了“沙皇”的称号。当伊凡四世以“沙皇”之尊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时，他乃是作为金帐汗国的汗的真正继承人而这样做的。在向东征服的过程中，沙皇政府利用许多土耳其部落和蒙古部落把它当做可汗继承人的这种感觉，为它的征服活动创造了心理上的有利局面。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纪，对于加尔梅克和布里亚特人来说，沙皇还是他们心目中的“白汗”。

这样，“沙皇”这一明显表露俄罗斯帝国心迹的称号，就成了一个万能的法宝。在向西方推进的时候，俄罗斯的统治者就把自己看作是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在向东方推进的时候，他又是金帐汗国的继承人了。东正教的俄罗斯尽管曾打着“维护正教信仰”的旗帜对外用兵，但它却是心甘情愿地承认伟大的穆斯林统治者的威望的。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利用了自己辉煌的过去——由基辅罗斯以及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所提供的一切可能的条件，为它的勃勃野心添上一层美丽的谎言罢了。但是，从俄罗斯发动的历次战争的动机来看，我们又几乎可以说，正是这种妄想至高无上的勃勃野心，构成了俄罗斯扩张主义的最大动力。

参考资料：

《俄国史》

个人的大胆揣测：‘措火牛录西哈拉’是蒙古族一部落名称，但无从求证。。。

辽宁蒙古族风采

前 言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辽宁省内的蒙古族人口仅次于内蒙古自治区，现有67万人口。

明末清初，蒙古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和科尔沁部的一部分，自蒙古草原逐步南下，最后定居于辽宁。清王朝定鼎北京后，一些八旗蒙古兵丁、巴尔虎蒙古兵丁和他们的眷属因防务派往辽宁。上述蒙古各部、八旗蒙古、巴尔虎蒙古的后裔构成了辽宁蒙古族的主要部分。辽宁蒙古族主要分布于朝阳市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县、建平县、凌源县、北票县，阜新市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彰武县。

清代，辽宁境内蒙古族的阶级等级分明。统治阶级是蒙古封建王公贵族，被统治阶级分为平民阶层、属下阶层和奴隶(家奴)阶层。满族统治者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统治蒙古族人民。对蒙古族地区的汉族，设置厅、县机构进行统治。属卓索图盟的喀喇沁左、中、右旗，土默特左、右翼旗，属哲里本盟的科尔沁左翼前、后旗，以及清皇家的“苏鲁克”牧场(即养息牧“三陵”牧场)，均在辽宁境内。

蒙古族是一个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创造了大量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音乐舞蹈优美动人，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同时，培育和造就了尹湛纳希、恩格特古斯、罗卜桑却丹等一代名人，由于信仰喇嘛教，寺庙林立，因而与建立寺庙相关的雕塑、绘画、石刻等艺术有过辉煌的成果。在医药事业方面，辽宁的蒙医蒙药独具特点，饮誉中外。在传统体育活动中，赛马、摔跤、射箭等项目代代相传，尤其那达慕大会不仅是对丰年的祝贺，更是蒙古族人民健身娱乐的大展示和相互交往的盛会。在风俗习惯方面，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吸收了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个别风俗习惯，但仍保持着传统的民族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在政治上完全获得了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政治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辽宁蒙古族地区建立了两个自治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23个蒙古族乡、镇和联合乡镇。同时，享有对国家大事的参政议政权利。在经济上，辽宁蒙古族一改旧社会的落后状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中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工业、商业、金融等方面步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有的地方接近小康水平。在文化上，辽宁蒙古族继承和发扬了民族传统，整理和挖掘了大量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完成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中国民间舞蹈集成》的辽宁蒙古族部分，并有新的文化艺术创作。蒙古族地区的广播、电视、**、蒙古剧、蒙文书报出版等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民族教育方面，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成人教育形成了体系，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加。辽宁蒙古族的精神生活不断充实，民族素质不断提高。

民族来源

辽宁省蒙古族来源于多个蒙古部落。明代前期，有兀良哈部(即朵颜、泰宁、福余三卫蒙古人)。明末清初，喀喇沁部蒙古人、土默特都(含蒙郭勒津部)蒙古人、科尔沁部蒙古人先后游牧、驻牧辽宁境内。清前期，一些察哈尔部蒙古人、巴尔虎部蒙古人，八旗蒙古人进入并定居。这些蒙古人的后裔，主要分布、聚居在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市及昌图、康平、法库等县。

（一）、族称来源

蒙古族在尚未形成、统一使用“蒙古”一名之前，其先人与中国古代北方东胡、鲜卑、契丹、室韦等就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蒙古”为民族自称，隋唐时期的蒙兀(蒙瓦)室韦是蒙古族的先世。蒙兀室韦只是蒙古语族诸部中一个部的名称，为“室韦”二十余部之一。“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音译。蒙兀室韦游牧于望建河(额尔古纳河)南岸，后逐渐西迁至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上游的肯特山一带，发展繁衍为许多部，i2世纪末、i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部落统一了漠南、漠北的草原诸部。一个具有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以及、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共同特点的新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即蒙古民族形成了。“蒙古”一名，由一个部落名称演变为民族名称。

（二）部族来源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宋嘉定五年(1212年)前后，蒙古汗国势力逐渐扩展到辽西一带。此后及整个元代的150余年间，蒙古人从大漠南北向南迁徙，以军屯、民屯、建立行政管理机构等形式，定居或活动在辽宁各地。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元亡，蒙古封建统治者势力退回草原，史称北元。居住或活动于辽宁地区的蒙古人便以遗留民、内附民、三卫民等形式继续生活下来。明末清初，喀喇沁蒙古部、土默特蒙古部、蒙郭勒津蒙古部自蒙古草原南下，游牧、驻牧，最后定居于辽宁。清王朝在蒙古族地区推行盟、旗制。卓索图盟五旗，(即喀喇沁左、中、右三旗和土默特左、右翼二旗)以及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左翼前旗、后旗，清皇家的“苏鲁克”牧场(即养息牧牧场)，均在辽宁省境内。辽宁省境内的蒙古族主要是喀喇沁、土默特、蒙郭勒津、科尔沁、察哈尔和巴尔虎等蒙古部人的后裔。

1、兀良哈部 兀良哈蒙古人，元代写作“乌梁海部”。元末明初自贝加尔湖地区向大兴安岭以东到嫩江流域移牧。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在嫩江流域、洮儿河南北以及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一带的兀良哈蒙古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朵颜、泰宁、福余三卫。

明永乐末年，三卫蒙古人不断南移。正统年间，已进到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成化年间，兀良哈三卫的分布已是“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日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日泰宁，自黄泥洼愈沈阳、铁岭至开原，日福余"(《明史·兀良哈三卫传》)。

兀良哈三卫蒙古南迁以后，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东部蒙古封建主科尔沁部首领魁猛可(又写作奎蒙克·塔斯哈拉)率部从斡难河故地，东迁到嫩江流域。因与留居于呼伦贝尔的科尔沁以自别，号“嫩(脑温)科尔沁"。另一东部蒙古封建主(内喀尔喀五部祖先)库登汗虎喇哈赤(又写作和尔朔齐·哈萨尔)率10万众从宣府塞外东迁到辽河流域。其后，嫩江科尔沁部也向南扩张。此东迁二部占据之地正是兀良哈三卫蒙古故地。

16世纪末(约明万历年间)，兀良哈之福余卫为嫩江科尔沁魁猛可所兼并。兀良哈之泰宁卫为内喀尔喀五部之始祖库登汗虎喇哈赤所兼并。兀良哈之朵颜卫则被其西邻喀喇沁部所兼并。

2、喀喇沁部喀喇沁，蒙古旧部。《蒙古秘史》、《史集》、《元史》等书，对蒙古汗国、元王朝时喀喇沁的历史均有记载。

15世纪中叶的明代，驻牧于河套西部地区的喀喇沁部，兵力最强。在其首领孛来的统领下，曾西攻瓦刺，东挟兀良哈三卫。

达延汗(约1474—1517年)统一全蒙古时期，孛来领主曾经统属的哈刺慎(喀喇沁)鄂托克之地，成为达延汗右翼3万户之一永谢布万户的组成部分。《蒙古源流》一书记载。达延汗死后，其孙“巴雅思哈刺(勒)占据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而居”，且以喀喇沁为部名。后来，永谢布人逐渐为喀喇沁人所融合，以致永谢布之名在历史上不复存在。是时，喀喇沁部的游牧地在张家口以北一带。

16世纪中叶，察哈尔部受阿拉坦汗胁迫，“惧为所并"，东迁于辽东边外游牧，巴雅思哈勒统辖的喀喇沁部遂占据其原驻牧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7年)以后，喀喇沁部的游牧地，巳在宣府(河北宣化)、张家口东北，至独石口外、开平(内蒙多伦西北)一带，且成为兀良哈三卫之朵颜卫的西邻。此后，朵颜卫逐渐为喀喇沁部所融合，兀良哈蒙古人成了喀喇沁部的重要成员。

喀喇沁部占据朵颜卫蒙古人的地面，将朵颜卫蒙古人融合于喀喇沁部的历史过程，便是《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喀喇沁部总传》、《蒙古游牧记》所记载的喀喇沁部；元臣扎尔楚泰者，生子济拉玛(者勒蔑)，姓乌梁罕(兀良哈)氏，佐太祖(成吉思汗)定天下有功。七传至和通(花当、观童)，有众6000户，游牧额沁河，号所部日喀喇沁。这是新的喀喇沁部——喀喇沁蒙古人与兀良哈蒙古人的融合体。喀喇沁部的首领青把都(巴雅思哈勒之子)死后，其六子六孙丧失了控制朵颜的权势。最后，兀良哈蒙古人苏布地(又写作速不的、苏不的、速不得)成了喀喇沁部的首领。

苏布地统辖的喀喇沁部，在明末受察哈尔林丹汗“伤残骨肉”、“被其欺凌”，天聪二年(1628年)与后金议和结盟。天聪三年(1629年)归服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喀喇沁部被分为左右两翼旗，以苏布地子固鲁思奇布(和通五世孙)掌喀喇沁右翼旗，以色梭(和通之四世孙)掌喀喇沁左翼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封格嚼尔为扎萨克，掌新置喀喇沁中旗。

清代，喀喇沁部的驻牧地范围，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喀喇沁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五百里，南北距四百五十里。东界土默特及敖汉，西界察哈尔正兰旗牧场，南界盛京边墙，北界翁牛特”。凌源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建昌县、建平县南部、锦州市所属西部与朝阳市接界的各个县的部分地区，都曾经是喀喇沁部蒙古人驻牧的地方。他们的后裔便构成了辽宁省蒙古族的重要成员。

3、土默特部 土默特，蒙古旧部。明代，土默特部成了达延汗右翼3万户之一(明代史籍写作“满官嗔万户一)，游牧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地方。达延汗逝世后，土默特万户驻牧的地方，为其诸孙占据。其一孙阿拉坦汗(明史写作俺答)占据了12土默特，即后来的归化城(呼和浩特)土默特，其另一孙拉布克台吉占据了土默特之乌古新，即后来的东土默特前身。

明嘉靖年间，东土默特蒙古人已经游牧在长城边外，明隆庆时的佚名作者在其《译语》一书中，记叙他在嘉靖甲辰年(1544年)随明元戌袭虏(明代对蒙古人的诬词)所见，写到：“日呵刺慎(喀喇沁)、日莽观慎(满官嗔，即土默特)，兵各二三万，常在宣府边外驻牧，云是分(份)地也”。说明东土默特与喀喇沁部共驻牧于宣府边外了。

察哈尔林丹汗时期，土默特部、喀喇沁部均为林丹汗控制。林丹汗尽夺明廷给各部的“尝额”(补助金)，且控制各部对明廷的边贸。于是，土默特(东土默特二旗的前身)部封建主噶尔图(元太祖十八世孙)、莽古尔岱(元臣兀良哈人济拉玛十一世孙)，为了“以避察哈尔(林丹汗)侵，由归化城移居土默特’’(《蒙古游牧记》之土默特右翼条)。土默特，正是原兀良哈三卫之自锦、义，历广宁(北镇)至辽河日泰宁挣卫蒙古人所驻牧的地方。 ．

清代，移居“土默特”地方的土默特部，其驻牧范围和概况，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土默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里。东西距四百六十里，南北距三百有十里。东界阳什穆(养息牧，在辽宁省彰武县)牧场，西界喀喇沁，南界盛京边墙(柳条边)，北界喀尔喀左翼及敖汉。土默特分左右翼，异姓同牧。主左翼者为元臣济拉玛(者勒蔑)裔。自济拉玛十三世传，至善巴，与喀喇沁为近族。主右翼者为元太祖裔。自元太祖十九世传，至鄂木布楚琥尔，生子固穆，与归化城土默特为近族”。上述土默特左右翼的出现，是土默特封建主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各率众来归” 皇太极后形成的。这个驻牧地，包括了辽宁省内朝阳县、北票县和阜新市市区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全境。在这个范围内的土默特部蒙古人的后裔，构成了朝阳县、北票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

4、蒙郭勒津部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的先人，主体是“蒙郭勒津”部蒙古人。蒙郭勒津，《元朝秘史》(《蒙古秘史》)写作“忙豁勒真”，明代称“满冠正” 、“满官嗔” 、“猛古振” 、“莽观镇”等。清代又有“蒙古尔济”、“蒙古贞”等译名。

明代的“满官嗔”(蒙郭勒津的异译)，常与土默特通用，或作为土默特的代称。满官嗔与土默特部共牧或说是土默特部的一部分，因满官嗔的首领火筛(《蒙古源流》作科赛·塔布囊，或浩赛塔布囊)名声大、威望高，所以明代人只知满官嗔不知土默特，一个时期便以满官嗔之名称整个土默特部。

达延汗时，火筛所统属的蒙郭勒津被分封给其第四子阿尔苏博罗特(我折黄台吉)。阿拉坦汗(俺答汗)时，该部成为土默特之属部。阿拉坦汗之辛爱黄台吉率土默特之一部分在明嘉靖年问驻牧在宣府边外，蒙郭勒津与之共牧。这种局面一直到辛爱黄台吉之孙鄂木布楚琥尔时期(《蒙古游牧记》称是噶尔图时)。

察哈尔林丹汗时，设主帐于广宁以北之地。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林丹汗西攻驻牧宣府边外的喀喇沁部和与之共牧的含蒙郭勒津的土默特部。翌年(1629年)，喀喇沁部和与之共牧的土默特归附后金。蒙郭勒津跟随当时土默特部首领鄂木尔楚琥尔，于公元17世纪20年代，向东迁移到今朝阳、阜新地区定居。居于朝阳地区者，乃是鄂木布楚琥尔所率领的土默特部落之一部，居于阜新地区者，乃是跟随土默特部来的蒙郭勒津部，称土默特。

16世纪末，兀良哈人元臣济拉玛后裔莽古岱(又作莽古尔代)从喀喇沁徙居东土默特，成为东土默特的主人。当蒙郭勒津人迁到东土默特后，便投靠了兀良哈部。天聪三年(1629年)莽古尔岱之孙善巴率众归清。天聪九年(1635年)封札萨克，编为土默特左翼旗。土默特左翼旗管辖蒙郭勒津部所在地，即阜新地区(不含彰武县)。

5、科尔沁部 科尔沁部的始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哈布图哈萨尔的第十四世孙魁猛可·塔斯哈拉，于明嘉靖中期自故地斡难河东迁到嫩江流域，占据了兀良哈三卫原福余卫蒙古人分布之地。留居于呼伦贝尔的科尔沁号“阿鲁”(北)科尔沁，东迁嫩江的科尔沁，号“脑温”(嫩)科尔沁。

至16世纪末，嫩江科尔沁部向南扩展兼并了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其地约在今辽宁彰武东部及康平、昌图一带。后金天命年间，科尔沁部的南端巳占据了辽河中游一带。清崇德、顺治年间，科尔沁部先后编为十旗。科尔沁左翼前、中、后三旗；右翼前、中、后三旗，郭尔罗斯前、后旗，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其中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人的后裔，为辽宁省昌图、康平二县的蒙古族人。科尔沁左翼前旗蒙古人的后裔，为辽宁省法库县北部、彰武县东北部蒙古人的主体部分。

6、察哈尔部 察哈尔部，元室后裔。明嘉靖中，徙牧辽东边外。蒙古语“察哈尔"为“白”之意。察哈尔林丹汗时，势力大增，其统治中心的主帐，设在广宁以北一带，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兵败死于赴青海途中。其子孔果尔额哲率部归降后金，被封为亲王，安置于义州(义县)边外。

顺治初年，清王朝在辽宁省彰武县境内，建一处苏鲁克(养息牧)牧场。顺治四年(1647年)，从察哈尔八旗征调了蒙古16个家族．32户，共236人移牧“苏鲁克” 。他们的后裔是彰武县蒙古族人的一部分。

7、八旗蒙古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清政府调派北京部分八旗蒙古兵及其家属，同满汉八旗兵丁及其家属一起到盛京(沈阳)地区驻防，分拨到新宾、风城、岫岩等县。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岫岩县的大姓有鄂、包、秦、卜、马等。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凤城县的有鄂、陈、康、苏、戴、卜、白、常、巴、谢、韩、何、吴、石、艾、张、王、李、马等姓。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新宾县的有关、宋、张、自、王、石等姓。此外，大连市金州区亦有八旗蒙古人的后裔白姓。

8、巴尔虎部 巴尔虎部，属蒙古游牧八旗。清代在张家口外游牧。巴尔虎部，元代称“巴尔忽惕部”，他们最早居住在俄罗斯境内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尔古津河流域。明末清初，部分巴尔虎蒙古人已南迁到内外蒙古交界处，属于外蒙喀尔喀各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击溃了喀尔喀三部，巴尔虎蒙古也随喀尔喀蒙古南下附清，被清廷安置在张家口外驻牧。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对巴尔虎人重新编旗。当年九月，盛京地区拨来巴尔虎人5000余口，其中壮丁1273名，编为10佐领。驻盛京3佐领，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等7城各l佐领。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寇姓、石姓、白姓等蒙古人，凤城满族自治县马姓(马卡氏)、谢姓(谢京氏)、陶(陶国浑氏)、何(何西勒氏)、吴、敖(皆吴西勒氏)、穆(穆奇德氏)、包(包尔机根氏，即博尔济吉特氏)、梅(梅林其德氏)、沙(沙土鲁氏)等姓氏的蒙古人，瓦房店驼山乡康、寇、赫、韩、卜五姓，大连市金州区七顶山乡车姓，庄河市寇、白姓，铁岭市开原县金沟子乡巴尔虎营子的蒙古人。他们都是清代巴尔虎蒙古人的后裔。辽阳、熊岳仍有一些巴尔虎蒙古人的后裔。

9、喀尔喀部 喀尔喀部，曾驻牧在辽河流域的五鄂托克喀尔喀，又称内喀尔喀五部。此喀尔喀五部的始祖是虎刺哈赤(又作和尔朔齐·哈萨尔·阿尔楚博罗特)。虎刺哈赤死后，其五予将喀尔喀分割统辖，形成了扎鲁特、巴林、翁青刺特、巴岳特、乌齐埒特等内喀尔喀五部。

喀尔喀五部中的巴岳特、扎鲁特和翁吉刺特曾在明代辽东都司所辖的沈阳、铁岭和开原边外一带驻牧，与辽宁省北部界内的一些地方有过关系，这三部蒙古人后裔的一些人还在辽宁境内生活。

10、元代蒙古族后裔 庄河县蓉花山乡《都氏族谱》记载：“都氏皇元宗室一。据明代所修《宁海州志》和山东牟平发现的元代碑文记载，都姓是元初宁海州等处都达鲁花赤必里海的后裔。元明之际居于山东牟平县姜格庄镇北头村。从清初开始，部分都姓为谋生迁到大连地区庄河、金州区、瓦房店、普兰店，至1985年共计有都氏蒙古族5000人。

11、撒哈拉氏蒙古人后裔 撒哈拉氏，汉文为许姓。原籍由蒙古新疆省天山北路撒哈拉地方发源。撒哈拉氏家谱记载：其始祖撒哈拉氏部民兄弟四人，明末清初，随太祖、太宗征克四夷，殁于王事者三人……顺治五年定鼎以后，分旗注册，仅存之始祖慧公，纳入盛京内务府正黄旗吗尔达佐领代管，遂驻防辽阳。顺治八年，退居农业，在辽阳东南鸡鸣寺开荒刨垦红领地……

辽宁省的辽阳市、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沈阳市、阜新市、抚顺市、本溪市、海城、锦西、盖县等地方都有许姓蒙古人。

12、一些汉族人融合到蒙古族中 其一，清代华北地区(关内)的汉族农民因天灾人祸，到蒙古地区谋生，垦荒农耕。据《朝阳县志》载：他们到蒙古地区后，“依蒙旗、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久而久之便融合到蒙古族中。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就有这样一些蒙古族的后裔。《蒙古风俗鉴》载，“汉人从事农业后加入蒙古族的”，在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等地都不少。

清代，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陪嫁的汉族奴仆、匠人及为蒙古王公守陵的汉族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仆依主也融于蒙古族中。法库县四家子乡蒙古族李姓，昌图县东嘎乡、四家子乡的金、王、李、赵、贾、孟、何、高八大姓，俗称“八姓蒙古”。就是清雍正年间随端柔公主下嫁，从河北滦县迁来。他们的先人是蒙古王公的奴仆、匠人，其后裔渐渐成了蒙古族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