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元：楚阳文化守望者

　　一个国家，因为承载着过去的文明，方能凸显现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个民族，因为延续着过去的文化，方能演绎时代特征的源远流长；一个地方，因为积聚着过去的文史，方能展现当代风貌的丰富多彩。

　　智者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其实，又何止于此！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地方对历史文化挖掘和保护力度的大小，既体现着这个地方人文内涵的深浅，也体现着这个地方理解文史与经济互动作用的程度。

　　毫无疑问，搜集、研究地方文史并加以开发、利用，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穿透力是相当大的，其潜力也是难以估量的。但是，这项工作对于个人来说，就属于劳心费力而又难以得到经济回报的“苦差事”。在兴化，偏偏就有这么几个醉心其中且乐此不疲的“苦行僧”。张培元，当得此称。

　　特殊的家庭背景成为他对寻根探源产生浓厚兴趣的诱因

　　不惑之年的张培元，系兴化本城人。少小时就对每晚的必修课——听母亲讲故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关于岳飞、范仲淹、高谷、李春芳、郑板桥等人的传说真实与否，民俗民风的根源与差异有何关联？地方文化是如何传承和演变的？虽然相当模糊，但在秉性执著的张培元幼小的心灵深处，已经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随着年岁渐长，张培元对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慢慢地有所接触和了解，其母系可谓声名显赫：母亲本系大家闺秀，外祖父杨柞山乃兴化工商钜子，继承并扩大祖业，经营“万顺”南货业和当典、钱庄以及丝绸厂、铁工厂等号称“苏北第一家”，并有诗文传世。姨母亦为绵心绣口的女诗人，姨父李远猷更是了得，乃南社成员，擅长书法，曾任兴化建国前的报纸——《昭报》记者。父系亦家世非凡：父亲出身儒商家庭，祖籍湖广荆州府江陵县张家台（今湖北沙市），是明万历年间政治改革家张居正后代。清康熙初年，其后代播迁苏州阊门，其后代移居兴化，张培元即其一脉。

　　1982年夏，张培元在堂叔张炳嘉处，谈起了双方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兴化历史名人掌故。交谈中得知：其族中还有一个名声响亮的人物张道中，系清朝末科秀才，22岁考入扬州两淮师范学堂。张道中是民国时期的书画家，寒社成员，擅长画驴，代表作有《百驴图》、《巴山驴队》等颇负盛名。年考入北京大学，主修国学并潜心于教育学。后改入中国大学法学科，曾聆听过蔡元培讲话的张道中，对教育事业十分热衷。张勋复辟，张道中返回兴化，变卖家产兴办培德小学（今城西小学），后献给国家。张培元闻知，在为祖上骄傲与自豪的同时，对探讨家族历史渊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特殊的工作环境成为他对文史研究产生执着追求的条件无论是在企业办公室，还是在代课教师任上，张培元都没有放弃对地方文史的搜集和研究。

　　2001年，被市图书馆聘为资料员，开展地方文史的搜集、研究和开发、利用。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传递科学知识”职能的图书馆，有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张培元在市图书馆里如鱼得水，他的研究既需要时间和空间上的保证，又需要文献资料的佐证，因而他特别对这里馆藏丰富的古籍资料情有独钟。这，正好与市图书馆将“开发研究古籍”列为工作重点的思路一拍即合。从此，张培元开始了他以一个专业研究者身份进行的地方文史研究，并进入他人生的丰产期。张培元的丰硕成果体现在：首先，他在整理古籍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若干颇有研究价值、被学术界认为已不复存在或不为学术界所知道的史料，从而能够为国内外的学术研究提供服务。如：发现了前所未见的、世界老年保健及食疗创始人陈直的《奉亲养老新书》，为中科院院士、国家老年保健学专家陈可冀教授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发现了公认为已在清代乾隆年间“文字狱”中被毁的、王仲儒的编年体诗集《西斋集》中部分作品，对研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徐述夔《一柱楼诗稿》案、王仲儒《西斋集》案，颇有参考价值；发现了“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的老师、学者陆种园的清代雍正年间木刻本《陆仲子遗稿》，这部遗稿此前只有手抄本，且讹误不少，这一发现有助于更为科学地研究郑板桥诗词传承情况；发现了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有关资料，对确认周恩来母亲的祖籍，以及研究万青选在淮阴的藏书对少年周恩来人生的重大影响大有裨益……其次，张培元与地方文史研究的同好一起，通过网络查询、实地走访等形式，挖掘和整理了大量流传在民间的史料，在不断完善我市历史文化资源、丰富馆藏的同时，又对这些史料进行提炼、加工，形成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反过来又进一步充实了馆藏文献，形成良性循环。如：张培元先后撰写或与同好合写了《“儒学街明清文化街区”资料》、《馆藏部分古籍目录》、《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兴化地籍人士著述古籍目录》、《兴化百家姓寻根》、《儒学街史话》、《昭阳十二景》以及《兴化十家百年老店》等多篇文章，经过新华网江苏频道兴化站等众多网站的发布，以及《扬子晚报》和泰州、兴化各家媒体的转载，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者： 钻石→王老五 2006-5-3 00:3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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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兴化名人--张培元的故事

　　此外，张培元还和有识同道一起，利用现有的文史资料，深入城乡街道、村落，在寻访兴化历史人物、名胜古迹、自然风光、民间风俗的同时，新发现和确证了近处文物遗址。如：西汉樊哙墓、蒯通墓遗址，北宋盐务关卡，元代楠木大厅，明代解氏宗祠、御史黄建中墓、道观兼江西会馆“万寿宫”、许承家“大夫第”，明清陈氏进士第、杨家大楼、中堡“童德大”醉蟹加工作坊遗址，清代进士陆殿鹏故居（即著名作家毕飞宇作品中的“陆府”）、乾隆年间王志广及其“万兴大典”等……这些发现经过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得到市政府及文化、城建等部门的高度重视。

　　特殊的奉献使命成为他对服务社会产生深刻理解的基础家谱是一种收藏宏富、记事准确、有独特体例的历史文献，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历史面貌、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折射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之光。

　　早在上世纪初，大学者梁启超便提出：“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它对于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域，乃至各个民族、氏族和家族的历史，具有其它文献无法取代的价值。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家谱，是一个巨大而又十分难得的文化史料宝库，为人们研究历史学、社会学、人才学、民族学、方志学等多个学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资源。

　　从少年时对自己家族渊源产生浓厚兴趣开始，到对谱牒学的研究登堂入室，张培元经历了一个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的过程。如果说父系、母系特殊的家庭背景，引发了张培元对家谱研究初步认识；那么，有两件事更加促成了他涉足谱牒学的决心。一是早在1977年，张培元到一起学画的同学杨健（现市文化馆美术组组长）家中，杨健父亲向他介绍了自己家族史：杨家祖居苏州，在明末曾出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杨念如，乃名作《五人墓碑记》里提到的五位义士之一。并讲述了兴化也有周顺昌的后代，也是因为《五人墓碑记》中提到的那件事而逃离苏州后，辗转到兴化落脚的。其时正在学《五人墓碑记》这篇课文的张培元，一下子被吸引了，他在听得有滋有味的同时，对姓氏、堂名里面的含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二是在1984年，张培元求教兴化中学五名师：柳印生、朱思愚、任祖镛、谢孝宠、任恕曾。谈起谱牒学研究，五位老师一致认为：这，在当时可能会被认为是“冷门但可以断言，二十年后在中国一定会“热”起来。老师的剖析，更加坚定了张培元的志愿。

　　当然，立足谱牒学研究，对张培元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求谱、寻谱要“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一村又一庄”的？我们问张培元：“你是在怎样的状况下矢志不渝地搞好谱牒学研究的？”他的回答很简单：“苦，真的很苦！”是的，为了求谱、寻谱，踏破了门槛磨破了嘴不说，有时跑一户人家要走几趟、几十趟，有时找一部族谱要走几里、几十里，张培元就靠着他的两条腿、一部自行车走了几年、几十年。然而，如果说张培元的研究是靠他的两条腿、一部自行车来支撑的，还不如说他是靠着自己的一颗诚心、一腔热血来支撑的。也正因如此，才会有人拿出连亲生儿子都不给看的家谱，心甘情愿地让张培元看。当我们被张元培的执著所感动时，张培元向我们介绍了一段小故事：最近我和孔祥年馆长去戴窑，找到一位自称是史可法后裔的老人——史茂林，当时老人因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浑身打颤、讲话困难，但是，当我表示了自己对史可法的敬意并吟出清代诗人张尔荩所撰对联的上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之后，老人迅速对出了下联“二分明月故臣心”，言罢，老人放声大哭。这让我非常感动。老人至今珍藏着清道光年间江都（今扬州市）名士孙宗礼绘制并题有长跋的《史公可法遗像》。经过查考（包含识谱、理谱的过程），我确认老人就是史可法副将史德威的第12世孙，而史德威乃史可法嗣子，这在名著《梅花岭记》中有据可查。“史可法后代在兴化”这一结果的确认，不仅是对老人的安慰，也是值得所有兴化人引以为荣的事。

　　还不仅仅是史可法的后代，经过张培元的研究、考证，发现大书法家颜真卿，北宋大儒朱熹、周敦颐，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明代钜富沈万三和“明四家”之一仇十洲、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等，都有后裔在兴化。此外，张培元还发现和探索了近代重要人物的家族史料及线索，如南通实业家张骞，无锡实业家荣德生、荣毅仁等与兴化的渊源。当然，张培元看人家的家谱也不是白看，他在认真研究、反复考证、旁征博引、详加比勘后，会帮人家将家谱理清，并指导人家如何续谱。

　　目前，张培元通过各种方法与途径征集到的各种版本的家谱有20多种，发现家谱收藏线索30多条。同时，他先后为爱立信保险集团驻香港代表解刚先生，海内外钱氏文化研究会钱万胜先生，《任氏通书》编委会副总篡任天京先生，加拿大大温哥华区“加华博爱会”副会长、著名农业专家徐通真先生，南京理工大学李德昌教授提供了续修家谱及查询、寻根、寻亲等综合服务；分别帮助扬州知名学者顾一平先生、在兴化戴南工作的盐城人士姜树伟寻找《顾氏族谱》、《句容姜氏宗谱》；所撰的《部分兴化家族谱牒简述》一文，为江苏省语言学家鲍明炜、泰州市方言专家俞扬研究泰州、兴化方言的形成提供了佐证。

　　张培元认为：谱牒学研究意义有三：一是补正史之不足，在家谱中能发现许多史书记载中空白和模糊的东西，并考证出用其他方法无法考证的史实，从而为研究地方史乃至中国历史提供证据；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通过家谱能将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消除拜金主义造成的人际关系的隔阂和冷漠；三是造福桑梓，通过家谱的“链接”，引发同姓族人开展寻根、叙祖、认宗等活动，可以吸引海内外人士来兴化旅游、投资、经商。

　　远隔着千年的门槛，张培元遥遥向里张望的神情是那样的专注虔诚。

百家姓有姓从的。

从氏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省均未列入百家姓前三百位，不过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二百七十一位门阀。

今河南省的驻马店市、周口市郸城、新蔡县、信阳市光山县、南召县、平舆县、许昌市，河北省玉田县、遵化市、枣强县，安徽省的芜湖市繁昌县、芜湖县、郎溪县、泾县、庐江县、宿州市、灵璧县、砀山县、定远县、霍邱县、凤台县、阜阳市，山东省的临沂市蒙阴县等。

以及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均有从氏族人分布。其中，山东无棣县、天津市的回族从姓和山东文登之丛姓为同祖同宗，和汉族从姓没有任何关系。

扩展资料

从姓名人：

1，从一

本名从一彪，明太平府繁昌人，明洪武十七年三月恩赐诰命一道钦除清浪卫世袭指挥佥事封武略将军,洪武三十一年调除安陆卫指挥佥事，子从德，孙从忠皆世袭安陆卫指挥同知。

2，从贞

从忠之子，从一之曾孙，明代安陆人，祖籍太平府繁昌县人，宣德八年袭安陆卫指挥同知，居官清俭，萧然若寒士，管领漕运，尤爱惜士卒，州中谣曰指挥从贞运粮惜军，骑的骡马，跟的家人，虽三尺童子皆知颂之。

3，从龙

从贞之子，明代知县，字云峰，安陆人。成化己酉乡试中以举人任麻哈州，后升任河南怀庆府知府，当时民俗皆被发左衽，经从龙治理五年，遂成衣冠人物之俗。

-从姓

解姓是中华姓氏之一，百家姓中排列第271位，源自姬姓，家谱在全国各地都有，解氏在国内各地都有分布，在中华谱库中检索姓氏“解”大约有412条家谱的数据，山东、辽宁、江苏、安徽、河北、湖北、重庆等地区都有解氏族人。

山东诸城、辽宁大连解氏字辈是昭令学殿相传士沛昌”。

山东青岛解氏字辈是母思本维宜”。

山东临沂解氏字辈是震西文学廷念一心言丹松恳子庆佳兰”。

山东东平解氏字辈是炎兆嘉广庆培锡鸿树炳”。

江苏南京解氏字辈是福自天生定正家兆永庆”。

江苏扬州解氏字辈是顺永长国志举”。

江苏仪征解氏字辈是圣自茄如玉有永长国志齐顺”。

江苏泰州解氏字辈是久昌廷宝井忠”。

江苏徐州邳州市解氏一支字辈是红蓝庆玉广祥宝荣茂千激光”。

湖北监利解氏字辈是宗字一之学世传兆庆昌诗书为国保”。

湖北江陵解氏字辈是承家保业思务本维宜式昭令德厚植丕基懋修寅念尚慎自持云孙毓庆福履申之”。

湖北解氏一支字辈是格致诚正立师卓向”。

安徽灵璧解氏字辈是天新道有硕德为传家宝”。

河北廊坊解氏字辈是光其永延忠”。

第79集：内阁制度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即使现在，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这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管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给牌为验。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之地，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

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览天下政务，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

张宪博：在历朝历代都有，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宰相丞相，他的权力是非常大，叫威服下移。所以朱元璋也接受元代灭亡的这种教训。

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刘基故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但是，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也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商传：这个御史台的权力，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官员，都在他的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

中书省权力过大，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格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同时又撤销了总管地方政府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利一分为三，及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会被手下的官员们蒙蔽。

商传：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通政使司，对吧，他为什么要求通政使司的人可以拿着这个外面、下面所有的反应的人民来信，所有的东西拿着打包，直接送皇帝面前，皇帝当的大家打开，所有的人都得紧张啊，我打开不定是说谁的呢，一问你怎么回事，官员很害怕。现在呢他怕这个事，他提出来了，皇上你不要这么看，太累了，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分类吧，你要看哪类的，我们把哪类的给你，皇上一想这很好啊，一点都不好。

为了保证下情上达，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设立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但是，宰相的权力却在急速的扩张，胡惟庸自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负责，中书省事务达八年之久，权力极度膨胀，掌握着生杀大权。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刘基受诏回到南京，因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待御医去刘基家，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胡惟庸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这一案件直接引发的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被废除，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

商传：为什么胡惟庸后来要被杀，他把这个淮西的人，功臣们全串到一起，什么事，你给我办事，我给你办事，大家互相串着办事儿，不需要皇帝，什么事儿都能办，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个事是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另外一个，就是胡惟庸他在弄权这个方面，又犯了最大的忌讳。

张宪博：我不是说所有的事都要经过皇帝的，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那么，这样一级决策就使国家很多事情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那么现在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呢嗯，这一级决策就不存在了，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

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的专权也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以后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

张宪博：如果一天可以，两天，三天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决策权归他了，他实际上呢，撤掉丞相，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所以呢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必须有辅臣。

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一个难题，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辅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辅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醇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两年后，四辅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

张宪博：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然后呢，秋官和东官暂缺，由别的人哪来代替，找了七八个人，但是四辅官这些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经验，他们起自于田间，淳朴无他能，这样的话不适合朱元璋的这种辅政要求。

四辅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力去阅读诸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

张宪博：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重要的中央机构，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一个是通政司，，再一个就是内阁，特别是内阁，这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它的职能，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文，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撤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钟山南麓玩珠峰下，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

张宪博：因为他是篡位，本来不应该他当皇帝，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才能表现出他的忠孝，因为朱元璋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你怎么当皇帝。

朱棣向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制度同样被他摈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势继承了。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解缙，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起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一天晚上，有奏报说宁夏被围，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杨荣看后说，宁夏城防坚固，士兵都英勇善战，这封奏报是十天多前的，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到半夜，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

商传：到了朱棣做皇帝的时候，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他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是他的侄子，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干练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什么人最合适呢，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官员，以他们为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这才叫内阁。

第一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解缙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这是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解文毅公集》，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是解缙当年写的奏疏和颂言文。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的《解缙墨迹卷》，收录了解缙近万字的墨迹，包括了楷书、行书、草书，以及解缙对书法的见解。解缙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草旨，解缙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籍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解缙还奉朱棣之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即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解缙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黯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解缙被谪到广西，不久又谪到交趾，公元1410年，他从交趾回南京，晋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私谒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商传：也许死对于解缙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的，在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让自己适合它，改造自己，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他做不到。

解缙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解缙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在解氏的家谱中还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解洤：解缙的家人还在辽东啊，当时因为是流放，从吉水走路走到辽宁省，很远啊，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受苦，这边是流放之地，朱高炽就这样说，解爱卿家人还在那边，先把他家人放回原籍，发放家产，现在就回来了，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解家的人在那边，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太远了。

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泰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解缙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深为朱棣信任。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1409年，朱棣巡守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又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意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给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看，反映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预机务。

张宪博：朱棣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代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基本就完备了内阁制度。

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20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关系非同寻常。朱高炽即位后，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为，也得到回报，进工部尚书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绳愆纠缪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

李嬊平：每人赐了一枚银章错的，刻的是绳、愆、纠、缪，绳所谓准绳，就是标准，规矩，愆是过失，缪是错误，他赐给他们吃这些银章，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朝政上有什么不足，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没有重视，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来提醒我。

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杨士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秩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为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简洁素雅的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它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朝政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秘阁禁地。

李嬊平：文渊阁是藏书的地方，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的值班的地方，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从记载上说，所谓文渊阁一共有十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那么，它并没有挂内阁匾，原因也就在这，它所谓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他属于地处宫禁吗，而且又经常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

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职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

张宪博：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他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但是内阁议政形式，不能接近皇帝，因为顾问必须得在一起，问吗，对不对，如果都靠着票拟，这就不叫顾问了，就是处理章奏，所以有了票拟之后，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消弱了。

票拟又称条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叫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给皇帝票拟。公元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为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是交内阁议决进呈，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张宪博：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供来的章奏进行建议，或者哪儿不合适，建议皇帝怎么做，它没有，不能够代替六部的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然后呢，提出一些庶政的实施方案，它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

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兵部尚书张凤翼上呈皇帝的奏疏的草本，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草稿经过修改成文之后，会用正楷的字体抄写，加盖公章，就成为题本，呈送皇帝批阅。在明朝，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而由于战乱或火灾，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难以找寻。而当时贴在奏疏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则更是无处找寻了。

高焕婷：题本送到内阁以后，就由内阁大臣，他们主要是根据题本的内容，还要依据明代的典章，史籍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就是票拟，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就叫票签。

从《明会典》的记载上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票拟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如知经筵，修《实录》，即主持对皇帝集皇室的教育工作，以及修国史的工作，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不过《明史职官制》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二十一个字，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诸司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意见，便要照录旨意，作为拟旨的题本，形成所谓的丝纶簿。

高焕婷：题本上的红批，经过内阁大臣抄写，装订成册叫做丝纶簿，也就是常说的王言如丝，齐出如纶，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它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当它发出去执行的时候，那就是齐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它就像纶。

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例如嘉靖二年（公元1523）二月，刚刚即为不久，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没有让内阁票拟，就在都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疏上作出批答，结果出现错误，被六科封还。为此，刑科右给事中黄臣上疏说，我朝设内阁，处以文学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拟，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外，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包括诏、诰、制、册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都由内阁起草，为此内阁被称作为作为政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六部衙门。作为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止是票拟。

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嘱咐六部，都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疏的形式来发起建议，在通过自己的票拟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内阁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的为皇帝分忧，以保证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在皇帝与文官政府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而且，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总之，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不在内阁。

李嬊平：在最初的几年啦，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在她的支持下呢，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都让中使，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到内阁去咨议，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再来决定怎么裁决。

张宪博：实际上票拟出现之后，奏疏可以留中，批答可以拖延，然后呢，甚至可以反复地议，因为皇帝见不着我啊，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而且还会出现中间的，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

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宦官权力也在增长，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说法，这里的寺人就是指宦官。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而且没有宰相之实，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

张宪博：王振由于这个与票拟有关系，因为票拟的问题，所以呢他在里边，就容易蒙蔽皇帝。

商传：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那就什么都别谈、做不成，可是你拟了这个票，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你也白拟，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那后来，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他勾结起来，这权力就大，他要是对着，这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了。       1966年，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仪卫陶俑群，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马吏俑，内臣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近侍俑，骑马旗仗俑，骑马吹鼓俑等，文武内臣，旗鼓乐队，前呼后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经的明朝司礼监太监。

王涛：这个墓葬时明朝中晚期的一个墓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太监的这种权势，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最著名的是魏忠贤，他整个掌控东厂。

在明朝，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也就无法坐好内阁首辅的宝座。

张宪博：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它就是丞相，或者是跟丞相差不多，实际上差的非常远，它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人们在研究场它们，一开始呢就是对这个分别不是很清楚，所以总认为明代是内阁政治。

商传：有人评价叫真丞相，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的，那么应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接近于丞相，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点它就不像丞相，它永远达不到，就是它任何事情要想完成，它通过宦官，他如果不通过，就完不成，宦官是谁，宦官就是皇帝，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过皇帝懒，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之手。

内阁、司礼监、东厂，锦衣卫，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三十年修道炼丹，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除了控制还是控制，除了制约还是制约，没有新鲜的风吹来，朝廷成了一潭死水，自张居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大臣们被皇帝之命是从，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旧，进而贪婪腐败，越来越保守，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

商传：张居正死了，明朝的内阁跨了，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全都是庸碌之辈，到了崇祯一朝，50丞相，就50个内阁，阁老的更换，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十七年换50个人，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

这里是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的环卫起来。文渊阁也在其内，由内阁起草的诏旨，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在高墙环卫之中，内阁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