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的意思是二十四史不是纯粹的历史记载,只是那坐皇朝的二十四个姓的家谱罢了它的意译也可理解为历史是当权者写的,只会记载当权者的生平事迹之类大多数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发家史，没有记载普通人的。比如它不会记载某年某月某个农民种地的事吧。

鲁迅有言，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了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搞混了，或者鲁迅先生曾经在某篇文章引用过类似的话，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有了！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形�禄疃�牡昧χ�帧

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1926年4月14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启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半年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1930年2月24日，梁启超后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尊梁启超遗嘱，委托天津律师黄宗法致函国立北平图书馆，就寄存梁启超图书事声明如下：

迳启者：

关于梁任公先生口头遗嘱愿将生平所藏书籍借与贵图书馆一事，前荷惠寄《善本阅览室规则》、《普通阅览室规则》暨《收受寄存图书简章》各一份，比即抄送任公先生之继承人。兹受该继承人等之委托，正式函达贵图书馆，对于前述章则表示同意，并按贵馆《收受寄存图书简章》第十条内开各项声明如下：

（一）藏书人之姓氏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其代表人为该氏之连续继承人所组织之梁氏亲属会，住所在天津义租界西马路二十五号；

（二）关于寄存图书之卷数，拟俟点交接受时确定之；

（三）永远寄存，以供众览；

（四）关于公开阅览及出贷之办法，悉愿遵照前述各项章则办理，但上述之梁氏亲属会对于寄存书籍，愿保留自行借用之优先权利，并愿遵守一切有关之规则。

以上所开各节，即请查照见覆，如荷赞许，并希克日派员来津点收，至纫公谊。

此致

国立北平图书馆

律师黄宗法（钤印）敬启 十九年二月廿四日

国立北平图书馆收到来函以后，当即派采访部兼阅览部馆员爨汝僖、编纂部馆员梁启超族侄梁廷灿、金石部馆员范腾端、编纂部馆员杨维新四人赴天津点收饮冰室全部藏书，共二千八百三十一种，约四万一千四百七十四册；新书一百零九种一百四十五册，日文书四百三十三册，石刻碑帖五百余种一千四百多件。此外尚有一批墨迹、未刊稿及私人信札。这批书稿主要是梁启超饮冰室所藏书籍。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图书馆筹建手稿专藏文库，大批名家手稿入藏本馆。1954年3月，馆方派冯宝琳与梁氏亲属取得联系，得到梁令娴（思顺）、梁思成及其梁氏家属支持，慨然捐赠全部手稿。

梁启超长女梁令娴女士致北京图书馆的赠书函如下：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来信收到，当时因舍弟思永病危，不幸逝世之后，又办丧事，所以许久没有回信，抱歉得很。

先父手迹，得贵馆负责保存，十分欣兴。文稿三大箱在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请于下星期一日--四月十九日--上午前往搬取。我处有目录一份，其他墨迹也愿一并奉赠，请派人来取。

专此布覆，并致

敬礼！

梁令娴启 一九五四四十六

这批全部著作手稿包括了收入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的全部文稿， 也包括相当一批未入《合集》的稿件。 为答谢梁氏家属，文化部长沈雁冰亲自签署了褒奖状，谢词如下：

梁令娴、梁思成先生以所藏梁启超先生饮冰室文稿三百九十三种计八千二百六十六页捐献国家，公诸人民，特予褒扬，此状。

部长：沈雁冰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七日

　　经历了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囿于习俗，不知冥通宇内群知构成之体，渐积成势，而人群以立。微著几微，见其崖略，固已甚难。及夫造新声势以激厉其灵机，结以经纬，继以瞻顾，则笔削之匠斯其人矣”。此语略有几分自矜，但大体不差。

中国旧史虽然也有“二十六史”之称，但其中所包括的主要是王朝史和皇家“忠烈传”而已，除了极少数如《史记》等之外，为一般官僚所修的史书是不够资格称之为“史”的。因此，中国旧史实际上是“帝王家谱”，中国旧史学家实际上都是给帝王作“忠实录”。由此就带来了旧史学的四大弊病：一是“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即只有朝廷而无国家；二是“知后者而不知有前者”，即只知道有过去而不关心未来；三是“知有我用而不知有民立”，即只有统治者的意识而没有民众的自觉；四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事实”，即只有史书的记载而没有历史的真实。

这四大弊病也基本上涵盖了中国旧史学的主要特征。

按照其给出的逻辑和时代背景来看，基本是正确的。

其实在探究这种问题，尤其是名人理论和思想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不能以现代思维去简单的否定。

譬如说，日心说的提出，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种说法我们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简直错的不能太离谱，谁都知道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但在当时，这种理论第一次反思了地球可能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这在当时就是有正当意义的。

回到正题上，梁启超在论述这句话的是有背景的，什么背景，封建统治正值结束，列国侵略中国的社会大背景下才有的论述。

梁启超在论述这句话的时候，又如下解释：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简单来说，就是我国的历史基本上呈现四种形态或者趋势：

第一，我国的历史编写，只注重对朝廷的编写，而不注重对国家概念的整合。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我国的历史编写，只注重以历朝历代为维度，从来没有大中华的国家概念，也就是说，纵观历史，有周朝、战国、汉朝、五代十国、隋朝、唐宋元明清以及后来的民国历史，看出什么了吗？

我国的历史是以朝代为标准的，从来都没有统一的国家概念，甚至连民族概念都没有，全部被朝代所垄断，而朝代意味着什么？没错，就是家天下的传承制度，对应的就是家庭史，而非国家史或民族史。

第二，我国的历史编写，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等等，什么人会上历史？王侯将相以及良帅贤臣，你见过草莽英雄上过历史封面吗？很少，譬如水浒传108将会被写入正史吗？并不会，否则也不会有水浒传这种历史小说的诞生。

简单来说，我国的历史，都是为王侯将相所准备的，历史留下的也大都是良将贤臣及皇家历史，民众从来都只是一个数字或一个统称，这也就是梁启超先生所言的有个人而不知群体，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关注普罗大众。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才有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而这正是重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是区别，不管你承认与否，现在人民的利益绝大多数都有合法的保证和保护，这就是区别，这才是人民的历史。

第三。我国的历史从来都是过去史，什么叫过去史，就是只写过去，不写现在，通俗的讲，宋朝人编唐史，元朝人编宋史，清朝人编明史以及现在人编纂令人唾弃的清史等等。

这种历史的塑造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其客观性得不到保证，历史从来都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都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长得跟猴子似的朱元璋以及永远是光头的蒋介石等等，这就是区别。

事实上，历史不但有过去，更要有现在，而我们缺的正是对现在的合理编写和批判，很多条条框框都会对现实情况进行限制导致你没法客观的去对今务进行表述，譬如焚书坑儒、譬如文字狱，都是最鲜明的写照。

第四，我国的历史都是写实的，什么是写实，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客观评价，乍看起来这是对历史的最好的表述，

但其实历史并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在梁先生的时代，文人，尤其是历史人员，更应该体现救国救民的思想救赎，而不是简单的记录历史。

尤其是资本主义思潮入侵的时候，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历史就是我们的根基，但是史观和历史却从来只有记录没有思想，不能指导民众思想，那这样的历史就不属于民族的历史，是家历史。

综合来看，梁先生的论述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正确的，没有异议的，在国难当头时期，梁先生的这些话，更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这些话，或许是梁先生的气话，但却又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