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说到这个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荀谌chen，字友若，荀彧的哥哥。荀谌最令人称道的功绩就是公元191年劝说韩馥把冀州让给了袁绍，自此得到袁绍重用，成为和田丰、许攸并驾齐驱的袁绍集团核心人物。我们知道荀彧也曾在袁绍麾下，但荀彧认为袁绍不能成大事，于是离开袁绍转投曹操。

于是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及南阳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帅。——《三国志》

本是同胞兄弟，却处于敌对阵营，这在汉末三国似乎并不令人惊讶。官渡之战前，荀谌作为袁绍谋主，准备进攻曹操，但之后史书中再也找不到荀谌的记载，因此引发了很多人的猜想。有人就认为荀谌在弟弟荀彧的串联下，成为了曹操的“内奸”，泄露了很多袁绍军队的信息，所以官渡战后荀谌销声匿迹。

荀谌、荀彧兄弟加入袁绍阵营的时间

陈群与孔融论汝、颍人物，群曰：“荀文若、公达、休若、友若、仲豫，当今并无对。”陈群所列举褒扬的这些人物分别是荀彧、荀攸、荀衍、荀谌和荀悦。荀彧、荀攸并不用多说，大家都比较熟悉。荀衍、荀谌分别是荀彧的三兄、四兄，荀悦是荀俭之子，荀彧堂兄。

颍川荀氏自荀彧祖父荀淑开始，在东汉朝廷享誉远近，到了荀彧、荀悦父亲这一辈有“荀氏八龙”，而到了荀彧这一辈则就是陈群所说“荀氏三若”。说明在当时人们看来，荀衍、荀谌、荀彧三兄弟都是非常有才华的。

这里其实有个问题，那就是荀谌加入袁绍阵营比荀彧早。董卓入洛阳后，荀彧弃官归家。他对父老说：“颍川是四战之地，如果天下有变，那就会经常受到侵略，应该早离去，不能久留。”但乡人们多怀恋故土，不愿离去。时冀州牧同郡韩馥派人接荀彧，却无人相随。荀彧只得独自将宗族迁至冀州避难。

到冀州后，冀州已为袁绍所得，袁绍见荀彧来，待之为上宾。荀谌和同郡辛评、郭图都在袁绍手下(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荀彧却认为袁绍最终不能成大事。初平二年(191年)，荀彧离袁绍而投曹操。

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彧大概率是在公元190年自颍川前往冀州投奔韩馥(韩馥也是颍川人)。结果等到了冀州，韩馥已经在荀谌、辛评等人的劝说下把冀州让给了袁绍。因此可以推断出，荀谌其实比荀彧早加入袁绍阵营。

进一步其实可以猜测，荀谌、辛评其实本来是韩馥的下属(韩馥出任冀州，肯定会选择带一些本郡的青年才俊帮助自己)。只不过后来辛评、荀谌等人选择了帮助袁绍，这也能解释为何荀彧要去投奔韩馥 ，因为哥哥荀谌本来就在冀州站稳了脚跟，而且有韩馥这个老乡作为冀州牧。

荀彧对袁绍阵营了如指掌

官渡之战的转折点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那就是曹操率五千人火烧乌巢，袁绍军队没有了粮草，瞬间崩溃。而曹操之所以敢于亲自率军火烧乌巢，是因为许攸从袁绍那里叛逃过来，带来了准确可靠的消息，而许攸之所以叛逃曹操，是因为家属被留守的审配治罪。而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荀彧掌控之中……

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三国志·荀彧传》

早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搞定吕布之后，孔融和荀彧关于袁绍和曹操孰强孰弱有一番对话。孔融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等谋臣替他出谋划策，审配、逢纪等忠臣为他做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为他统领军队，恐怕很难战胜啊!”

荀彧却说：“袁绍兵虽众而法令不整肃，田丰刚愎而好犯上，许攸贪婪而不检束，审配专权而无谋，逢纪果决而刚愎自用，这两人料理后方，如果许攸家犯了法，一定不会放过，不宽纵，许攸必然叛变。至于颜良、文丑，不过匹夫之勇罢了，可以一战而擒!”一席话，坚定了曹操战胜袁绍的信心。

如果说因为荀彧曾经在袁绍那里待过，所以荀彧才对袁绍麾下的谋臣武将个个了如指掌，似乎有些牵强，因为荀彧早在公元191年就已经离开袁绍。在官渡之战前，已经过去了七八年的时间，荀彧不可能对袁绍阵营内部“派系斗争”知道的这么清楚。

太祖军粮方尽，书与彧，欲还许以引绍。彧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荧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三国志·荀彧传》

这段记载则更加有意思，曹操在官渡与袁绍相持，军粮即将耗尽，于是曹操给荀彧写信表示自己想要撤军到许都抵抗袁绍。荀彧不同意，他认为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期，现在我们已经拖住袁绍半年的时间，接下来情势肯定会有所变化，正式出其不意的时候，应该继续坚持等待时机。

果然在曹操、荀彧通信不久，许攸来投，接下来曹操火烧乌巢，一举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以少胜多打败袁绍。荀彧如此精准的预料，因此有人认为荀谌就是“内奸”，袁绍阵营内部的信息都是荀谌透露给荀彧的，因此他对袁绍内部了如指掌，也几乎预判了许攸的“叛逃”。

推测与结论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荀谌果真是荀彧安插在袁绍内部的“内奸”吗结合各种史料记载，加以推测，我认为荀谌不是“内奸”。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荀谌如果是“内奸”，之后应该不会消失。官渡之战前，荀谌还作为袁绍谋主准备南征许都，结果不论是官渡之战过程中，还是官渡之战后，荀谌似乎凭空消失了一样。如果荀谌真的在战后加入了曹操阵营，那么他的记载应该不会消失不见。

第二，荀彧之所以对袁绍阵营了如指掌，有两方面凭仗。一是早年曾在袁绍那里待过，而且当时士人之间都相互比较了解;二就是与荀谌书信往来之间透露的信息，虽然兄弟两人处于不同阵营，但书信往来肯定是存在的(诸葛亮和诸葛瑾兄弟也经常相互写信)。

第三，古代战争双方互相派间谍、斥候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荀谌真的是“内奸”，曹操也许就不用等到许攸来投才知道袁绍的粮草辎重储存在乌巢了。而且也不会给荀彧写信准备退军，直接硬钢袁绍就行了。

第四，颍川荀氏作为名门士族，荀谌、荀彧兄弟虽然加入了不同的阵营，但骨子里的骄傲与修养让他们不会做“内奸”。否则，袁绍也不会充分的信任荀谌，一如孙权信任诸葛瑾，刘备信任诸葛亮那样。

综上所述，虽然荀谌在官渡之战后“神奇”地销声匿迹，荀彧对于袁绍阵营、对于许攸的叛逃的似乎“早有预料”。但这应该都是结合方方面面的信息加以研判，从而得出的结论，荀谌不会是“内奸”。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颍川荀氏是汉晋时期的主要士族之一，当时有“汝颍多奇士”之说，而荀氏则是颍川众多士族的代表之一。荀氏见于史籍记载者达一百多人，且在朝廷当文臣谋士居多，主要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世家。其中，就荀彧来说，无疑是最被大家熟悉的一位谋士了。荀彧（xún yù）（163年－212年），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人。东汉末年著名谋士，曹操一统北方中原的首席谋臣和功臣。

荀彧早年被称为“王佐之才”，举孝廉出身，任守宫令，董卓篡夺大权后弃官归乡，率领宗族避难冀州，被袁绍待为上宾。后投奔曹操，官至侍中，守尚书令，居中持重十几年，处理朝廷事务，被人敬称为“荀令君”。后因反对曹操称魏公，令其“心不能平”。于寿春忧郁而亡（一说服毒自尽），获谥为“敬”，后追赠太尉。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末三国时期，荀彧家族除了荀彧之外，还出了不少人才。其中，就以下三位谋士来说，同样在汉末三国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留下了自己的事迹。

首先，荀攸（157年－214年），字公达，颍川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人。荀彧之侄，东汉末年谋士。早在东汉末年，荀攸在何进掌权时期任黄门侍郎，在董卓篡夺大权时，荀彧曾因密谋刺杀董卓而入狱，后弃官回家。到了公元196年，曹操迎天子入许都之后，荀攸成为曹操的军师。曹操征伐吕布时荀攸劝阻了曹操退兵，并献奇计水淹下邳城，活捉吕布。公元200年，袁绍和曹操之间爆发了官渡之战，这是决定东汉末年诸侯格局的重要战役。

在官渡之战中，荀攸计斩颜良，又计斩文丑，又策奇兵派徐晃烧袁绍粮草，又力劝曹操采纳许攸之计奔袭乌巢，又力劝曹洪接纳张郃、高览，皆立下大功。建安八年（203年），刘表强盛。荀攸力排众议，主张趁袁绍诸子不和而先攻河北，被曹操上奏朝廷封为陵树亭侯。荀攸行事周密低调，计谋百出，深受曹操称赞。建安十九年（214年），荀攸在曹操伐吴途中去世。谥曰敬侯。

荀攸在职场和曹操同事二十多年，曹操说：荀公达身上，挑不出一点儿毛病。和他交往越久，越敬佩他的为人。曹丕确定为魏国世子，尊贵无比。

曹操告诫他：“荀公达是真正为人师表的人，你要尽量地有礼敬重。”荀攸生病，曹丕探望他，拜在荀攸的床边，是曹魏众臣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荀攸被称为曹操的“谋主”，擅长灵活多变的克敌战术和作战策略。他生前设奇策共十二计，只有钟繇知道。钟繇整理未全就去世了，故后世不得而知。另著有《魏官仪》，今已佚。

荀彧和荀攸等颍川氏族离开袁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与汝颍分家有关。

汝颍是河南省南阳市境内两个河流名称的合称，而汝颍分家是指袁绍在分封领地时，将荀彧、荀攸等人的功臣父亲荀蕤所得的封地划归给颍川荀氏以外的荀氏成员。这引起了颍川荀氏的强烈不满，认为自己应该优先得到这些封地。于是，荀彧、荀攸等颍川氏族的成员便离开了袁绍，加入了曹操。

但汝颍分家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荀彧、荀攸等人还有其他的不满和原因。例如，袁绍管理不善，指挥失策，人才浪费，在与曹操的决战中多次败北，这让许多人对他失去了信心。同时，袁绍身边还有许多小人，使得他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劣，这也让许多忠良之士感到失望和无奈。

综上所述，荀彧、荀攸等颍川氏族离开袁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汝颍分家只是其中一个直接的导火索。

颖川荀氏的荀_荀攸二人什么关系解说如下

在曹营众谋臣中，荀攸和荀_、钟繇三颍川同乡不仅同时出道，又相互举荐，实为名副其实的曹魏开国三大肱股。其中荀_为汉尚书令镇守许都达十七年，打理国家后勤事宜，全尽萧何之能，并多有战略性建议；钟繇任司隶校尉亦长达十余年，督关中古二都，确保曹操身后平安，后又为大理、相国；荀攸则在前线为军师（包括中军师）供职十八年，期间除了参与军事谋议，还负责军中典选举、刑狱及监军的任务，其功和能虽不及荀_，但绝对是要高于钟繇、程郭，有曹操评价二荀言：“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荀军师之去恶，不去不止。”，于是有了荀令君、荀军师一说，荀攸也为尚书令，曹操又言：“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二荀令君便成了时人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