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制是西周统治者创立的利用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护政治关系的上下尊卑贵贱秩序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分封制和井田制的基础，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财产继承与分配秩序的原则。

　　宗法制的基本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它的内涵对中国姓氏有着直接的关系。宗法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其主要精神为“嫡长继承制”，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准绳的“遗产(包括统治权力、财富、封地)继承法。”

　　宗法制成为我国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享受特权的凭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积极表现——注重家庭建设，提倡尊老爱幼，易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消极表现——强调家庭本位，过分重视人情关系，人为地划分远近尊卑，个人的自主意识和平等权利受到约束。这与现代社会强调平等和法制的意识多少有些背离

　　明代以后，作为越人故地的东南地区，宗族组织反而更加盛行。得益于商业化的一些单寒家族，冲破宗法制为官宦世家所垄断的藩蓠，也修坟墓祠堂，撰写族谱，置族产，按照宗法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宗族组织因而趋向民间，逐步庶民化，普及化。宗族组织也因而成为社会结构的基础，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深层的、长时段的影响。

　　聚族而居，尊祖敬宗，崇尚孝道，讲究门第，以家世的不凡自诩。他们还撰写家法以垂训后代，力图保存其过去的一套家风。通过程朱理学的鼓吹，把宗族伦理提到“天理”的高度。各大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立村寨，形成一村一族的制度。现在中国农村一村往往一姓既是其遗留

　　作为传统宗法制传承典型的徽州宗族组织，其主要功能在于谋求并维护本宗族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因此，选拔精英，以科举仕途求高官，和以经商致富，以捐输捐纳而得官衔，便成为其取得宗族社会地位和特权的途径。重视族内子弟的培养 通过赡济贫穷族员，培养族众对宗族依靠的情感。

　　私人土地所有制在向宗族集团土地所有制转化，似是清中叶以后东南地区出现的一种趋势。虽然具备传统宗族制的一般功能，但又有其特点，这就是经济功能的扩大化。他们承担当地基础设施建设领导者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角色顺德县大良镇东门外的云路，就是在大族的组织下，由胼手胝足的蛋民开发出来的。在宗族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则采取合股的形式来筹集。连沙田的田埸治理、割禾、收租，乃至谷物储所、平抑米价等，有的宗族也下公文、出告示，作出规定，行使司法权。除拥有族田外，宗族还有族墟、族店、码头、族窑，等等。

　　宗族甚至相竞控制重要的经济行业。

　　这些与东南家族企业,某一地人相同合作的商业发展模式(义乌 徽州)有异曲同工之妙

≤徽州古民居的特点≥

徽州古民居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分布广泛。在包括婺源、绩溪在内的徽州地界里的千数以上的大村小庄里，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古民居。据专家说，明代民居数以千计，而清代民居则数以万计。徽州古民居的数量之多，建筑风格之美，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相比。它将民居建筑推到了极至，在中国有史以来的民居建筑中，徽州民居是一座高峰。徽州民居建筑，无论是古民居还是近代的仿古式民居，都有一种强烈的、优美的韵律感。走进徽州，就走进了一座巨大的园林。这里的每一个村落都依山傍水，十里苍翠入眼，四周山色连天。但这村落里却大都极少有树，即便有，也是一些供观赏的灌木或花草，古木大树往往在村外较远的路口或山脚，并不影响村中的视线。从远处看，一堵堵翘角的白墙被灰色的小瓦勾勒出一幢幢民居的轮廓，像一幅幅酣畅淋漓的水墨画，又像一幅幅高调处理的艺术照片。人在山中走，如在画中行，随时随地都能领略迷人的画意，随时随地都能感到醉人的诗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流才子郁达夫被徽州的风光感染，写了一首《屯溪夜泊》的诗。诗中写道：“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徽州民居的外貌是恬淡而清秀的，有着独特的审美趣味。如果你再带着闲淡的心境走进村里，踏着青青的石板小路，静静地穿过几条小巷，再走进几户人家看看，你会有由恬淡进入醇浓的感觉。浓重的文化气氛紧紧包围着你，时时催促你去不停地观看，还觉得眼睛不够用。只要你抬脚迈进一家大门，就会迎面看到厅堂中间挂着的巨幅中堂，接着便会看到中堂下面佛龛上的自鸣钟及其两边摆放着的各种瓷瓶、瓷筒，属于古董类的艺术品，抬眼可以看到，随手可以摸着。

在徽州，木、石、砖三雕最为出名，人称“徽州三绝”，这“三绝”几乎在每家每户都可能看到。那些门坊、门罩、漏窗上的雕刻，一户之内少有雷同，窗槛、裙板、窗扇、斜撑等处，雕刻更为精美。在西递村，有一户人家天井中的十二个门扇上雕刻着二十四孝图，非常精细，虽然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浓重，却极有文化研究价值。

初到徽州的人看民居，满眼都是高大的马头墙灰黑的鱼鳞瓦，以及露了本色的木窗门板等这些居住的地方的景物。其实，徽州民居远不是单纯住人的房子，它是包括祠堂、家庙等建筑在内的整体概念，没有了祠堂也就没有了民居。徽州从外地迁来的富家大户极多，为了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聚族而居，形成了极强的宗法观念和极严密的宗族组织。“社则有屋，宗则有祠”。宗祠是他们住宅不可或缺的配套工程，通过它来凝聚宗族里的人心。

在明代以前，民间是不准祭祀始祖的，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政府开始允许民间祭祀自己的始祖，从这时起，徽州宗祠才大量涌现。最有典型意义的是绩溪龙川胡氏宗祠。它后枕龙山前伏狮山和象山，一条古道横陈前门，道外的龙川溪水环宗祠流过，注入新安江。站在小溪南岸往北看，宗祠中轴线上的影壁、平台、门厅、正厅、前后天井，寝厅和特祭祠等建筑物，均衡而对称地排列着，纵深84米。加上东、西、北三堵无一窗口的高墙，十多米的三重檐门楼以及从平台到寝厅逐步上升的地平、门楼、正厅屋脊和寝厅屋脊又在空中形成三个高峰，这种深邃、高大和宽阔的比例关系，造成了宗祠的雄伟气势，心中渐渐升起一种沉重的肃穆和浩渺的压抑。

徽州宗祠，没有一句话，没有一处说教，无声无息地立在那里；但当你走近它，继而进入它的腹地，就会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包围着你，激动着你，感染着你，使你不由自主地就接受了这种感染，接受了这种思想，哪怕是一种暂时的感觉，这种感觉也会永远地留在你的记忆里。这是古人的文明。现在再来看看徽州民居，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不如说是一种精神。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黄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

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思想伟人，学术巨子，灿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艺术，万紫千红。

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引领 千余年。

徽州文化，总带着一种风韵！带着一种传奇！究竟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又是怎样发展的？

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

山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

虽然山川秀丽，风景绝佳，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

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

人

徽州人，世世代代勤于山伐，不畏险阻，艰苦劳作。

徽州人愈发坚忍不拔，培养了气质，缔造了精神。

水

徽州山水的灵性，化为徽州人的品格。

南宋休宁知县祝禹圭说，“山峭厉而水清激，故禀其气、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而尤以不义为羞”。

“地理环境对徽州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者，即是赋予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

或负豪使气，争为长雄；或刚而喜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其为官者，刚正不阿，多为御史谏官；其为学者，空所依傍，独立思考，多有创见。

正是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文化的融合铸就徽州文化

秦汉以前，生活在徽州的主要是山越人。

山越人以伐山为业，刀耕火种，勇悍尚武，是为山地游耕文化。

从大的方面来说，则属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南方越文化。

另一方面，徽州区域自秦置黟、歙二县，中原汉文化开始渗入。

至东汉初年，即有中原大族迁徙徽州。

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发生动乱。

人民被迫举家迁徙。

如历史上有名的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末黄巢之乱以及宋金战争等，这些大动乱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举迁入徽州。

迁徽后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儒雅，带来了中原文明。

随着人口繁衍与族群扩大，迁徽士民反客为主，而成为徽州的主要居民。

在此期间，一些担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P、徐ぃ瞥︾摺⒑榫诘龋即罅ν菩欣褚堑嘉难а拧保晌罩莸纳缁岱缟小S谑牵性幕ソフ季萘酥鞯嫉匚弧H欢⒉荒芩担性何木腿〈说钡厣皆轿幕/p>

唐人吕温说：歙州“地杂瓯骆，号为难理”；瓯骆，即指越人；难理，指徽人争强好胜、健讼喜斗而言。

徽州难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类记载。

这说明山越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

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中，免不了碰撞和冲突，但更多的是交融与汇合。

这种融合是双向的。

中原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渗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趋于刚健。

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崇尚儒雅的社会风气，维系族群的宗族观念，都明显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质；其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等，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

徽州文化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又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

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从秦汉至隋唐五代，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结果演绎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其基本精神：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传统、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等，构成了徽州文化的主体，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

这些文化因素对徽州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使其后的徽州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异军突起。

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海外贸易颇为兴盛。

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徽州的地位随之大幅提升。

徽州虽不处于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带，但距离杭州并不遥远，“其地接于杭睦宣饶，四出无不通”，宋南迁后，“中兴实为辅郡，四朝涵育，生齿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

辅郡，即畿辅之郡。

徽州无疑属于当时江南最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圈之内。

其后，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徽州在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坐标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局限于徽州本土。

正如胡适所言，对徽人来说，有所谓的小徽州与大徽州。

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则指徽州以外的华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广大空间。

徽州文化既发达于徽州本土，又活跃在华夏大地。

徽州本土的狭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扩展。

最初当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而后则成了一种社会风尚。

徽人通过经商、科举、出仕、游学、移居等种种途径，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

明清时期达到

这种交流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在这种交流中，徽州于经济上聚天下之财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风气。

徽商置业四方，称雄宇内，徽人出仕、游学，遍及各地。

富有特色、独领 的徽州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在各地开花结果。

徽州成为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交汇之地与辐射中心。

徽州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这个广阔的舞台，有赖于此者至大矣。

自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至宋代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宋统治者大力开科取士，使之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

徽州人以其文化优势及时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科举出仕者大增。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两宋时期徽人登科总人数为861人，而在唐五代时期徽人登科者仅10人。

宋代徽人担任过四品以上官职者达30余人，所谓“宋兴，则名臣辈出”是也。

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实现了崛起。

宋代理学的兴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义。

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至南宋朱熹为其集大成者。

朱熹理学甚至影响东亚，远播欧洲。

以徽州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学，对徽州本土影响至深至大。

经过元代的发展，形成了新安理学学派。

“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徽州人成为践行理学的典范。

而徽州本是“程朱桑梓之邦”，“婺源之有朱子，犹邹之有孟子、继曲阜之有孔子也”。

自南宋“咸淳五年（1269）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之后，向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之称，即徽州乃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发祥之地，其所处地位不言而喻。

宋代以后，徽州迎来的另一个历史发展机遇，则是商品经济的兴盛繁荣。

宋元以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

这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

其显著特点是：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长距离贩运贸易发展；商路增辟和新兴商业城镇增加；大商业资本兴起，等等。

总括起来即是全国性市场形成。

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不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一个客观条件，它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机会大致是相同的。

那么，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徽州人，最后是徽商称雄四海呢？这与徽州文化有密切关系。

在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时代，外出经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观念。

徽州人能够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勇于外出经商，并且成为一种风尚，是很不简单的。

这种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正显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

当然，徽州人外出经商有地理条件这个因素，由于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谋生。

但明代各地因饥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极为众多，这些人沿街乞讨者有之，为人帮工者有之，充当奴仆者有之，更多的人则是四处流浪，难以控制，史称“流民”。

终明之世，流民一直是无法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

而徽州人外出则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是因为，徽州文化崇文重教，教育十分发达，“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莫不有学有师。

正是教育的普及为经商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无需赘言，目不识丁是难以外出经商的，即使中小商人，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

至于那些在全国性市场环境下从事商贸活动、进行大商业资本运作的富商巨贾，更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

徽商许多人本来就是儒者，他们以儒家理念来指导其商业活动，贾而好儒，而被称为儒商。

正如戴震所言，徽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

而徽州宗族也有开放的一面，对徽商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他们筹集资金，为徽商创业提供资本；输送人力，以建立徽商对行业的垄断；利用宗法，来强化徽商的商业组织等。

徽州宗族成为徽人外出经商的可靠保障和坚强后盾。

历史记载的徽商

明人谢肇淘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活跃于明清时代的徽商，足迹几遍宇内，从偏远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岛，乃至于海外；其资本雄厚，积累了巨万财富，藏镪百万、千万；他们掌握着某些行业的垄断性经营，如盐业、典当业等；他们拥有各个商帮之首的地位；他们从明中叶兴起，至嘉靖、万历时达到繁盛，在清代又有一个大的发展，称雄于全国商界数百年之久。

徽商活动的意义远远超出商业本身，对当时的经济、文化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促进了社会的变迁。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等等，显露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曙光，具有时代转型之意义。

在这一时代转型的潮流中，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也是推动者；不只是参与者，更是拓者。

即明清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及商人集团的兴起，二者也是一个互动过程，并非是商品生产发展了，全国性市场形成了，然后才有人集团的兴起。

当时，徽商经营的范围甚大，地域极广，影响至深。

“其货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在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团与有力焉，贡献尤大。

徽商乃为这一商品经济发展大潮的领军者，而处于时代发展之前列。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又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从而造就了明清时代徽州文化的昌盛。

经济与文化互动，在徽州历史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徽商取得的财富成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质基础。

徽商对教育科举、文化艺术、建筑园林、公益事业等投入了大量财富；还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徽州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才，从而铸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

明清时代的徽州文化光辉灿烂、万紫千红。

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画、徽州刻书、徽州三雕、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医学，以及自然科学、数学、徽剧、徽菜等，几乎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领域臻于极致，后世难以企及。

其水平之高、贡献之大，世所公认，它们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时也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成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一瑰宝，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徽商的成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明后期文坛领袖、徽人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

其俗不懦则贾，相代若践更。

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又说：商农“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到清代徽州学者俞正燮亦说：“商贾，民之正业。”他们不仅发出了“商何负于农”的质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贾本是民之正业，商与农是平等的，从根本上批驳了商不如农的传统观念。

这种文化自觉，显然是对历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对当时仍在流行的商为四民之末观念的批判，是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传统的挑战。

其意义已不限于地域文化范畴，而是发出了时代的先声。

转型的负面影响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徽州社会的转型中，亦步履蹒跚。

尽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转型的进程中仍不乏亮点，值得关注。

徽派朴学大师戴震，作为18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思想显露出的近代气息，具有早期启蒙之意义，已众所周知。

鸦片战争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刚毅气质和求实精神，发表了许多离经叛道之论，勇于向传统观念宣战，被称为中国思想界三贤之一，特别是其维护妇女权益、主张男女平等的诸多阐发，更展现了朴素的人权观念和平等思想。

咸同兵燹后，寄居徽州的学者汪士铎，对早婚等诸多陋习痛加批判，阐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对儒家仁政、德政进行批驳，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同一时期，徽籍大臣王茂荫所提出的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切中时弊，见解卓越，阐发深刻，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

黄宾虹作为近代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多有创变，独树一帜，成为继渐江之后的又一个高峰。

徽班进京，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源头之一。

在自然科学方面，徽州数学家汪莱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进位制的理论，实为现代计算机原理之先河。

至于徽人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与作用，无需赘言。

其主张固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驳和扬弃，然而，从其批判精神来说，却是与朱熹、戴震这些徽州先贤们一脉相承的。

而以上这些在徽州文化转型中闪光的人物，也无一离不开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回顾徽州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交织着人与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经济与文化的互动。

历经千锤百炼的磨砺，造就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

徽州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广阔舞台而发展起来的。

归根结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所创造的，是高素质的徽州人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广阔舞台，而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徽州文化。

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构成了徽学研究的深厚根底。

而对徽州文化史的探索，无疑是徽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继大型学术丛书《徽州文化全书》出版之后，多卷本的《徽州文化史》又付梓问世，不啻为徽学研究之一盛事。

（文章来源：徽州门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