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字季新。

汪精卫原籍是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祖父以上的坟茔都在绍兴。其祖父汪云（1786~1844），字缦卿，号曼亭，系道光二年（1822）举人，曾在绍兴中过举人，后选授遂昌县训导，对当地教育事业颇有贡献。至父亲汪琡时，举家迁往广东番禺。

汪精卫父亲汪琡（字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先后在广东三水、曲江、英德等县做过幕僚，但薪俸不高，生活清苦。1895年至1896年，汪精卫母亲、父亲相继见背，1897年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游幕于广东北部的乐昌县，“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波折生涯：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1907年初，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刘云门(又名刘正雅，笔名镏鱼山)。四川安岳人，清末最后一科举人，留学日本时在东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与***人毕磊等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北伐时以军医身份随军突进至武汉。在汪精卫宣布“分共”后逃至上海，著114句36韵长诗《哀江南》。曾任上海招商公学校长，专门收容各路因不与蒋、汪合流而衣食无着的知识界人士。1929年萧萸等自发组织了一个***招商公学支部，刘云门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支部活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轰炸上海，刘云门牺牲于日寇炮火中，他的书稿《人类命运论》，同日亦与被炸的商务印书馆一起焚于敌焰。

田健(1932-2000)，山东省肥城县(今肥城市)人。

1945年，田健参加革命，1949年加入中国***。

历任中共平原省军区随营学校第四队区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部机训队文书。解放后，田健历任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代理处长、省委副秘书长。

1984年1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兼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山东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第九届人大代表。

2、田健自述

我于1932年农历四月六日出生于山东省肥城市汶阳镇的田家东史村。当时，我们田家已是一个有22口人的大家庭。有祖父、祖母、伯父、伯母、叔叔、婶子以及4个哥哥，我排行最小。村里刻制田姓家谱，在我出生的前几个月，祖父预测我是男儿，预先把我的名字刻在了家谱上。大概也是这个原因，我倍受祖父的喜爱。祖父走亲访友，几乎都带我一同前往。我7岁在本村上小学，开始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尔后改读国文，学习语言、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父辈非常重视我的学习，尽管那时家庭经济状况不算富裕，但对我所需的学习用具都给予满足。在小学读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差不多总是前3名，因此全家都为我学习成绩优异而感到高兴。在我出生之后，叔兄弟逐渐多了起来。到我上小学时，叔兄弟已经10多个。其中与我同龄的就有4个，比我小3岁的也有6个。小孩子多了，家庭倍加热闹。每天放学后，在院子里吵吵闹闹，还时常打来打去，乱得长辈们不得安宁。我的小叔、姑姑就经常拿着棍棒，像赶鸭子一样往院外撵。那时吃饭也不安静，一群孩子围着一张大桌子，边吃边说话，为吃菜你多我少争个不停。整个家庭只有晚上都睡觉了才得以清静。当时家里尽管人多，还能吃上玉米面做的窝窝头，每顿饭除了咸菜还能吃上萝卜丝或者炒白菜。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因为当时村里还有不少人家连饭都吃不上。记得每年过春节，村里有不少人到我们家里要饭吃，祖父和父辈们都把事先准备好的干粮送给他们。为此，村里很多乡亲都称赞祖父是位善良慈悲的人。祖父在乡里为人好，威望高，村民们有什么事，都愿意找祖父谈，邀祖父为他们解决问题。在我上小学的前后几年，虽然大家庭人口多，但在祖父和父辈们严格教育下，非常团结和睦。记得那时，大伯父田锡琦，又名田景韩，在抗日县政府搞教育工作。二伯父、我的父亲以及小叔也在做抗日工作，很少在家。经常在家的只有5叔和6叔。5叔是全家种田的主要劳动力，6叔主要经营油坊和中药铺，总的说来家境还比较好。可是好景不长，大概是1940年，日寇把据点建在肥城县边院、安驾庄等地。因为我的家在乡里是有名的抗日家庭，日寇安下据点后，在汉奸指认下，首先抄了我的家。家产有的被火烧掉，有的被抄走，大门贴了封条，土地全部被霸占。从此，一家30多口人无家可归，分别避难于亲戚家中。大约也在这年，2伯被日寇逮捕，押在泰安。5叔在一次耙地时，不幸被耙齿尖刺穿腿部，得了破伤风，无处医治而去世。2伯在日寇监狱多次受刑，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祖父为此悲伤至极，卧床不起，不久也与世长辞。为保2伯出狱，家中卖掉了10多亩土地，也未能保释出来。后来据说是汪精卫投靠日寇后释放政治犯，加之我们中共地下党多方做工作营救，2伯才得以出狱。2伯出狱后，立即又回到了抗日游击队。为此，日伪汉奸对我的家庭恨之入骨，加紧了对八路军和抗日家庭的扫荡、抄袭、追杀。1942年4月12日，占据在汶阳镇的日伪乡政府，在乡长田锡昆的带领下，又一次突袭田家东史村。他们妄图逮捕我的父亲和6叔，但未能得逞，他们抓到了我的哥哥田纪雯。汉奸们威逼我哥哥，要他说出父亲的隐藏地点，遭到哥哥的拒绝。汉奸们开枪打掉了我哥哥的一只耳朵，哥哥毫无惧色，对汉奸们破口大骂。汉奸气急败坏，竟连开3枪杀死了我年仅13岁的哥哥。日伪汉奸曾经发誓说，要把我家的人员斩尽杀绝。从那时起，全家又一次逃难，远离老家。在亲朋好友家常住，有的怕担风险，口头不说，心里并不欢迎我们。无奈，只有借其他人家的房子住，房租交不起，吃饭也很困难。这种有家不敢回，终日提心吊胆，吃不饱、穿不暖的处境，真是度日如年。1944年春节过后，我的大哥，伯父的大儿子田德普当时在抗日5专署工作，看到家中这种状况，就让我6叔把我婶子和田纪云、田纪震、田纪雷还有我接到了解放区，我们才得以继续上学读书。1942年，纪云哥先是在解放区一个兵工厂当了一段时间的学徒工，后又在某部队当了一段时间的司号员。因年龄太小，回家过了一段时间，这次是第2次到解放区。纪云哥一到5专署，就进了第三抗日中学。我和纪震、纪雷先入冀鲁豫抗属子弟小学，1945年7月底也考入第三抗日中学。从那时起，我踏入了革命阵营。到抗日中学不久，1945年7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校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那时，我天真地认为，从此国家就太平无事了。谁知没过多久，国民党蒋介石又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在鲁西南大阳湖战斗之后，我和一批三中同学，赴前线当了伤病员的护理员。大约是年秋，我又随从专署办公室主任赴东苑县——即建国后的东明县征粮。就在那次征粮中，我们被当地国民党保安团一股队伍发现，包围了我们，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我们征粮人员因人数太少，寡不敌众，边打边撤，最后退到一个二层楼顶上，眼看有被歼灭的危险。恰在这时，我们的武装民兵对这股土顽进行了反包围。民兵除了真枪实弹攻击土顽外，还把鞭炮装在水桶内叭叭爆炸，土顽恐慌万状，仓惶逃跑。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战斗。 1946年秋，国民党新五军进攻山东，我们随学校北上，从定陶县到聊城的朝城。1948年底，冀鲁豫边区随营学校，招收一批学习机要工作的学员，我被选上。1949年9月，机要训练队结业，冀鲁豫军区决定抽调部分机要人员南下，我第一个报了名，自愿到艰苦的地方工作。 （文/田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