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最少要从“竹简”时代推究？还是要溯求到“甲骨”时代？为什么是“右起，竖行”我想肯定不能用“习惯”和“偶然”解释的

竖行能不能解释为甲骨文是刻字,实际操作从上往下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再有书写工具无论是竹简木简,竹木纹理都是自上而下,书写起来自然是自上而下方便。

不过因为无论左右或者右左,看起来似乎都不存在实用问题,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竹简是有专人制作的，然后再写，这样方便，宫廷尤其如此，而民间那时候会写字的都不多，所以文化基础决定了日后的所谓习惯。这是前提一。

古书为韦编竹简 大部分人为右手强势 拿起书来自然而然的左手持简卷 右手徐徐拉开阅读 长期的多数人的习惯就成为后世的竹简装订习惯 待到纸张棉帛出现后必是延续竹简时代的书写阅读的习惯了

设想一卷竹简，我们看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习惯左手卷成一卷，然后右手向外牵拉着看。从书顶（用现代版书来指出这个视角吧，例如向左翻的书，将封面面向自己，若此时书呈水平放置，则向外的那一侧为书顶，若竖直放置，则向上一侧为书顶）向书看，我们可以肯定它是顺时针向外卷起来的一串竹简，也由此，左手不断的展看，右手牵拉，而后阅读自然方便，也由此，形成了自右向左书写的习惯。

后面改成现在的书写习惯应该是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吧，那时候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形式仿西，比如加标点。书写自左向右，也是仿西。（我不是很确定）

不过现在我认为,从左起是比较“科学”的。

原因在于，基本上，每个汉字的末笔都是向右的，如果横行文，右起笔，必然会造成每写完一字，就向反方向移笔。如果写字很多，必然就很影响效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郭沫若先生，便向毛主席提议：改过去竖向的书写方式为横向书写方式，把从右往左改为从左往右。因为人的眼睛，左右转动所看到的角度和区域，要比上下转动所看到的角度和区域都广阔的多。这样横着书写和看书就会减轻眼睛的疲劳程度。同是郭沫若也建议进行文字简写、使用拼音。

官方文献、文学作品、方志和地方志、白话文、人物传记和家谱、考古文物、学术著作。

1、官方文献方面有宋代政府的公文、官方历史书籍、政治文件等，记录了宋代的文言文语言使用情况。

2、文学作品方面包括宋代诗词、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反映了宋代人们的口语和文言文的使用情况。

3、方志、地方志方面，方志是一种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文献，记载了地方文化、方言等相关的语言现象。

4、白话文方面有宋代的杂剧、讲史、历史故事，反映了人们的口语和白话文的使用情况。

5、人物传记和家谱方面语言使用可以反映人们的言语习惯和文化背景。

6、考古文物有铭文、书信等，这些文物中的文字可以反映宋代的语言和书写方式。

7、宋代的学术著作多以文言文为主，包括各类学派的著作和学者的评论，记录了当时的学术语言现象。

方言字和粤语白话文

现代粤语在正式场合里普遍采用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汉语白话文书写系统，其语法、词汇跟普通话书面语大致相同。这种白话文的语法、词汇和用语与粤语有较大的差别，不过人们似乎已经基本上习惯了这种差异，不觉有大的不便。但当人们用粤语读这种白话文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完全按照字面来读的。朗读者会习惯上根据粤语语法、词汇及用语调整字面文句，用粤语复述出来。

大众媒体为贴近民众，不时会加入大量粤语固有词汇。部分杂志会采用另外一套自己的粤语白话文书写系统，大量按照粤语语法及用语书写，不懂粤语的中文使用者是难以理解这种粤语白话文的。报纸则会采取折衷方法，主要行文都是以普通话白话文书写，但在对话和引言中，会使用粤语白话文书写广东话对白，令文章更为生动，并避免在翻译成汉语白话文时出现失真。

因粤语白话文书写会用到大量粤语独有的粤字，在大五码系统（由台湾公司建立的繁文系统）的电脑中没有收录这些字，书写粤语尤为不便。香港政府早年曾推出一个香港增补字符集，收录了扩增粤字约5000字左右），如“啲”、“嘅”、“攞”、“揸”、“嘢”、“冚”等等。在最新一版的增补字符集中，进一步收录了一些所谓的“粗口字”。此做法备受质疑，因为粗口乃社会的一般禁忌，在社会道德层面，始终“粗口”不被普遍认同。香港政府方面则表示收录“粗口字”乃方便警方录取口供时使用。姑勿论谁对谁错，借着这套增补字符集，大部分粤语口语都可以被书写出来。

由于并非所有电脑都装有广东字增补字集，粤语使用者在网上讨论区等非正式场合，在没办法打出粤字的时候，会折衷地以英文的“o”代替口字旁，写成“o的”、“o既”、“o野”来代替“啲”、“嘅”、“嘢”这类粤字；有时也用更简单的办法，如用英文字母“D”代替发音相同的“啲”字，英文字母“ge”代替发音相同的“嘅”字。 粤语拼音方案

1、香港语言学学会拼音方案

2、香港教育学院拼音方案 粤语输入法

1、轻松粤语输入法

2、红蜻蜓粤语拼音词语输入法

3、实用粤语拼音输入法

4、速打粤语输入法

白话文更妥当、更贴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忽然变成了显学，传统文化忽然遭到学问家们的竭力鼓吹，与此同时，学问家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质疑。1994年7月创刊的《中华诗词》是中华诗词学会的机关刊物，这份刊物的发刊词出自硕学鸿儒之手，发表后被多家全国性媒体全文转载，在海内外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这篇文章指出，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是矫枉过正了，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缘故，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断层。出于为传统文化鸣不平的朴素情感而产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怨念，这本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甲寅》、《学衡》派的流风馀响，并没有新鲜的东西，因此这种怨念依然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范畴，也就不可能导致对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反思。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它是一场真正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它向当时青年心中注入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将具有永远不能磨灭的价值，个性解放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向吃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发起挑战。但是可惜得很，新文化运动不久就转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救亡的呼声淹没了启蒙的呐喊，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最终成为主流。晚年胡适在回忆新文化运动之时，喟叹五四运动没有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当时青年受到多个政党的争取拉拢，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从而使得启蒙的效用大大削减了。（《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后来的研究者多不以胡适此说为然。一般的观点认为救亡压倒启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不是哪个或哪些政治势力的问题。我也不能赞同胡适的这个观点，但是我反对的理由与衮衮诸公殊有分别。我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没有完成解放人性、倡导自由的初衷，实是因为它的手段根本就错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想通过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对社会最大多数人士进行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然而，这种手段却是极端错误的。

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领域的白话文运动开始的。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本人并不懂文学，他也没有什么文学的才华，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赏会还是自身的创作，都只能表明他是一位文学的门外汉。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从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出发，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因此，白话文运动的实质不是文学领域的风格转型，而是一种语言推翻另一种语言的政治意味十足的暴烈的行动。白话文运动意味着，大众的语言要取代知识精英的语言成为统治的语言，知识精英必须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众语言学习的热潮中去。而正是白话文运动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必然要陷入泥沼，也决定了此后八十年中国的历史。�

无论是早先的林纾还是后来的吴宓、梅光迪，他们对于文言文的维护和对于白话文的抨击都集中在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他们错误地认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文学运动，因此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最终就变成文言和白话孰更适宜文学表达的问题，这样文不对题当然不可能赢得论战的胜利。胡适们的倡导白话文，其实何尝有改革文学的志向？他们所希冀的，是知识精英都写人民大众看得懂的文章，这样，人民大众也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知识精英的优秀思想，从而上升到和知识精英一样的层次。然而，这只能是一种传教士式的天国梦想。

没有任何实例能够支持大众可以被启蒙的见解。就算少数才智卓绝的人士可以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接近真理，大多数平庸之辈在面对优秀的思想时显得冥顽不灵地固执。文言文是一种需要长期的训练和大量的知识阅读才能掌握的语言，这样，操文言者与操白话者之间就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文言文为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划清了界限。本来，由于文言文这个堡垒的存在，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根本没有交流的可能，但白话文运动却拆除了这个堡垒，使得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处在同一屋檐下。叔本华指出："每个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社交聚会之所以会对才智卓越之士造成伤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这又导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提出了同等的权利和要求，尽管他们的才具参差不一。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人们都要求别人承认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同等的成绩和贡献。所谓的上流社会承认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唯独不肯承认一个人在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他们甚至抵制这方面的优势。社会约束我们对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现出没完没了的耐性，但具有优越个性的人却必须请求别人对自己的原谅；或者，他必须把自己的优越之处掩藏起来，因为优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损害，尽管它完全无意这样做。因此，所谓‘上流'的社交聚会，其劣处不仅在于它把那些我们不可能称道和喜爱的人提供给我们，同时，还不允许我们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现本色；相反，它强迫我们为了迎合别人而扭曲、萎缩自己。"（《人生的智慧》146页，韦启昌译，上海人民2001年9月）正是这样。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就好像是一次聚会的召集者，知识精英只能为了迎合无知大众而扭曲、萎缩自己。陈独秀和胡适到晚年都认识到了这个严重后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那是白话文运动种下的恶因。�

胡适们仅仅把语言看作是交流的工具，他们并不知道，语言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语言是有阶级性的，由于用文言文作为统治阶级的专用语言，这样中国社会就保证了社会的主流话语始终掌握在知识精英的手中。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不但是一种语言类型的胜利，更是一个阶级的胜利，在无知大众胜利的同时，知识精英被赶出了本由自己统治的语言圣殿。如果说那些失去了自己的国家的民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民族记忆，知识精英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不再能够作为独立的阶级存在。从白话文运动胜利的那一刻开始，知识分子就只能作为依附阶级而存在。而对于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来说，知识分子绝对应该是社会的唯一的统治阶级。�

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是民主思潮的胜利。在文言文尚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知识精英只要对天命负责，而白话文成为僭主后，民众的意欲是社会是非的唯一指向。殊不知西方所谓的民主，是公民（burgess）当家作主，而公民和中产阶级（bourgeois）同义，公民当家作主，是与贵族专制相对立的概念，是作为知识人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政治权利的观念的集中体现，而中国的政权从来都对所有知识精英开放，只有有知与无知的对立，没有世袭特权与永被奴役的对立，中国的民，不是和贵族对立的burgess，而是和知识精英对立的愚民。白话文运动让这些愚民有了自由言说的权利。既然他们在人数上占了压倒多数，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发表那些愚昧的见解，并将之定义为真理，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欲选择迎合他们低级趣味的观点，而对真正优秀的思想说三道四，甚至往往对优秀的人物杀之而后快。白话文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些无知大众当家作主，这就好比把一个重病人交给跳大神的神汉去治疗，安得不受其害！

家谱就是氏族或家族的传记，不需要另外写自传。编写家谱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并要认真对待，不可草率为之，因为家谱是要传世的。建议你先修一幅家谱画（实际就是一部简明家谱。我处代修），然后以此为基础，搜集整理家史资料，编写出一部惠及后世子孙的家谱，这是积德行善、奉先思孝之举。

巫峡夔门，巴楚要冲，交万壑而耸千峰。

顽强的李氏祖先，自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年）移民入川，即在巫山错开峡谷天堑之间，薄土砾石之上，与天地开乐土，与地斗丰仓禀。四百五十余年间，裔孙繁衍，族大丁繁，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人类寻根之薮，实乃人性本源。我族裔孙，感念四百余年来，湖北李氏族裔两送谱书入川，但后历经战乱，又因年代久远时境变迁，终无家谱传世，实为天下之大憾。无家谱，就像游子飘零，也如无根浮萍。

恰逢盛世，又因二零一二年三公合叙，念我族裔孙，失联已久，彼此“相见不相识，相遇两不知”，其状也可憾可惜！二零一六年，湖北李氏族裔再送重修谱书《李氏宗谱》一套，此举重若千钧！叩谢即使分隔千山万水数十代，仍视我支族裔孙血浓于水一家亲！

泪目之下，遂将修续巫奉李氏裔孙家谱大事提上议事日程。

家谱的修续，涉及每一位族人。因为有族人才有家族，众多的家族繁衍生息汇成家史，家史的聚集浓缩最终形成国史。国史便是家史的精华荟萃，中国数千年历史，李氏族裔名垂青史无数便是明证。

修谱之事千头万绪，我们都未亲历其中，但翻阅厚厚五百多页家谱，八易其稿终审定。每位名字的一笔一划，每个分支族裔的点线相连，我们仿佛看见编委成员们夙兴夜寐，眼观远祖生平血脉，宵衣旰食，日思谋划集散成家链的劳碌无怨。每个名字每张照片背后流淌着的汗水，是他们三年多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跋山涉水地寻找核对、编撰校订的艰辛。其间展示给我族裔孙的是其浓烈的家国情怀，超凡的宗族大义和无私的家族大爱。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李氏族裔后代子孙以届堂先贤为镜，追寻其遗志，传承其教化，遇苦难时隐忍奋斗蓄势待发，且得志时谦逊尊贤回报家国。

我们知道，修续家谱犹如史海钩沉，因历史大浪淘沙，先辈留给后辈的资料甚少，其状之艰。编委会成员们所做的，就是让后人能看到过去历史的完整记录和今日正在发生和进行的历史。每一代人，都是经过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整个人生才能在家谱中落笔。从记载的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代人，就了解了这个家庭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长时间生命传承的历史。我们深知，若是在当代，一个名字的两三个字很容易写，但把过去几百年间的李氏族裔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准确无误写出来，却是很辛苦的事。

为尽力完善家谱，梳理四百多年间祖先的血脉族系，不使一户一人漏册，保证每一次落笔都尽量与事实相符，每一个所载名字的准确无误，编委会成员遍寻族人，数钻深山寻坟茔，访耆问宿，还兼现代通讯网络电话联系，反复核准校订。欣慰的是不管在相邻咫尺的近村，还是到数百里之外的远落，只要遇到李氏族人后裔，即使素昧平生，也都热情有加，昭穆有序，这充分凸显出我李氏家族数百年来崇尚礼法，孝悌为先的美德。这些工作，也保证了家谱中所录得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和事实都尽趋准确。

在当代的问题上编委会亦不省不略，他们秉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的就会成为历史，而历史会有很多不解之谜，足够清晰地描述当代就是为未来所言的历史负责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原了李氏族裔不断发展兴盛逐渐壮大的脉络。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未解之谜未竟之事甚多，还得留给后世子孙去继续研究核实和完善。

一部中华文明的传承史，其实就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史，而中华传统文化已深植我们的家族传统之中。四百多年来，巫奉及周边区域的李氏裔孙，战天斗地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贫瘠的自然条件做斗争，艰苦卓绝地不懈努力，逃过了炮火连天的战乱，也熬过了蚀骨侵腹的饥荒，让薪火相传，血脉宗亲连绵不绝，枝繁叶茂，实在可歌可泣。

纵观家谱全册，严谨而完整地收录了《李氏宗谱》的部分内容，也创新性地新增了与巫奉地域有关的三台八景十二峰、民歌民俗、家书、健康养生常识等。其内容丰富纷呈，品味甚高。细细拜读，感触如下：

一是纲目清晰，结构严谨。谱书分为前言、凡例、纲目篇、感赋篇、祖德篇、人物篇、芳名篇、世系篇、组织篇、徽献篇、编后篇共十一章。从李姓由来，到数千年脉络延续，经世事变迁族人徙迁，直至历代经世之才，还录圣贤语录、家训、义学记教化后代，更呈此次修撰详尽事宜等，为后世悉知李氏族裔数千年历史中，族事发展，也为回答“天地之间人之为人，来自哪里又去向何处”等宏大的人生哲学命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二是资料翔实，信而有证。此次续修族谱，是在湖北嘉鱼宗亲提供的家谱基础之上，巫奉及周边族裔后人合力而为。修谱编委会成员是在修谱理事会成立之后，认真遴选，反复斟酌推选出来的，由热心家族事务、德高望重之辈组成。修谱三年多时间，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详尽调查研究中审慎完成。宗谱纵贯四百多年历史浮沉，横通各支脉族裔数千人员，实事求是，难能可贵。

三是白话呈现，通俗易懂。历代谱书均用文言，但世事发展应顺应时代。无论是湖北三公合一修撰《李氏族谱》，还是我巫奉接力续编，都用白话文呈现。谱书每章经编者整理完善，都朗朗上口且通俗易懂，为后世裔孙查阅家谱甚至再续家谱提供了方便，也作出了表率。

四是以谱为例，教化育人。族人的兴盛繁荣，离不开绵延不绝的宗亲文化，更离不开历代先贤的率先垂范。初有春秋老子李耳、后有盛唐李氏帝王将相数百人，再有当代各行各业精英荟萃，无不体现出过去数千年来李氏族裔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卓越贡献。谱例中对此一一记录再现，表达出裔孙誓要继承先贤遗志，重教育、兴文化，教化李氏后裔勤学上进、开拓进取，福报千秋万代的深切心愿。

五是谱例严谨，制作精良。谱书续修过程中，得到了县域地方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研究资深研究人员、县志编撰研究办公室等的指导和支持，使谱书既有老谱书的传统风格，又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谱苑珍品。

今逢新谱问世，裔孙盛会，承蒙耄耋之年祖父重托，不敢推却，但甚觉千钧。恭读宗谱数度，几番垂泪。感念白发苍髯为子孙竭尽心力，后世裔孙当效忠家国报此恩。郑重提笔，抒写心绪，是感悟亦是对列祖列宗的尊崇。

江山代有才人出，族风永续传万代！谨此复命！

璠公三十四世孙永梅

于公元二O一九年五月四日

这不是族谱，是八字单，记载的是出生年月时及其所属五行生克。乾表示男性，坤表示女性。生辰八字，现代人不重视，在古代是家庭中的重要文书，子女的嫁娶，老年人的丧葬礼仪都要用到八字单。如男女婚配，要看双方的八字是否相和，老人下葬，要看老人的生辰八字与所葬地的方位是否相和、立碑、做道场、入家谱等都需要生卒年月日时这些资料。

现代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主要区别如下：

1、语言习惯：文言文是古代中国的书面语言，其表达方式与现代白话文有很大的差异。文言文使用了一些特殊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比如复杂的敬称和古怪的词汇，而现代白话文则更加贴近日常生活，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2、词汇差异：文言文的词汇与现代汉语有很大的不同，一些文言文中出现的词汇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再使用，或者其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汝在文言文中是你的意思，而在现代汉语中则指代你或你们。

3、语法结构：文言文的语法结构与现代汉语也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文言文中的主语和谓语的位置通常与现代汉语相反，宾语的位置则可能在谓语之后。此外，文言文还使用了一些特殊的修辞手法，如对仗和排比等。

4、书写方式：文言文的书写方式与现代白话文也有很大的不同。文言文使用繁体汉字书写，而现代白话文则使用简体汉字书写。此外，文言文的标点符号也与现代白话文不同。

文言文的起源：

文言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商周时期。在商周时期，人们开始使用甲骨文和金文作为记录和传递信息的手段。这些文字大多记录了王室的重要事件、人物、命令和财产状况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字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书写方式，即大篆。

在大篆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更为成熟的文字——小篆。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的政策下形成的，它成为了官方文书和经典文献的标准语言。同时，士人们也开始用小篆来写作和交流，形成了一种统一的书面语言。

文言文是在商周时期甲骨文、金文的基础上，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和发展，最终在小篆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