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源

在远古的周代，有位国王周灵王，他的长子姬晋（黄帝第四十二代后人，字子乔）生于公元前565年，聪明早慧，幼有成德，年少册立，十五岁就辅佐父王治国。但太子晋宽厚仁爱，却生性耿直,说话总是让父亲周灵王不爱听，所以得不到周灵王的赏识。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谷、洛二水泛滥，危及王宫，灵王决定壅塞二水，太子晋直谏阻塞之不当，主张像大禹治水那样因势利导。不料触怒父王，结果被废太子，贬为庶人，逐出王宫，流落民间。

太子位被废，立其弟贵为太子，太子贵即位后称为周景王。周景王因子乔在太子位时得到百姓和大臣的拥护，并对子乔产生痛恨、妒忌，在灵王面前百般挑拨，也成为致使子乔的太子位被废的一个主要原因。贵即位后下令要除掉子乔，子乔得知后连夜携妻带子，逃往自己外公的家乡晋国。晋国国王晋平公早就听说了太子晋的贤名，于是就收留了他。由于晋原来是太子，又是皇室出身，便赐他为王姓，从此子乔就姓王，叫王子乔。

但太子晋被贬后，郁郁不乐，于公元前549年，赍志而终，年仅十七岁。

太子晋虽一生短暂，但他作为王氏立姓开始之始祖，王姓人对其始终不忘，有着追思敬仰之情。太子晋的儿子姬宗敬，做官做到司徒职位时，痛恨祖父对自己父亲的不公，冒着大不敬的骂名，就着民众对他出自王家的叫法，将自己的姬姓改成了王姓。

太子晋后人即为王氏，至其二十世孙秦朝武城候王离有王元、王威两个儿子，王元为了躲避秦朝的战乱，迁到山东琅琊郡，成了琅琊王氏的第一世祖，王威则居太源，是为太原王氏的祖先。

二、王姓相关的其它来源

姬姓，黄帝之姓，中国古老的姓氏之一，周朝的国姓。黄帝的嫡系后裔世世代代以姬姓相沿袭，非嫡系子孙便分成其它姓氏，如周姓、吴姓、王姓、杨姓、魏姓、赵姓、韩姓、孙姓、郑姓、冯姓、卫姓、何姓、张姓、谢姓、华姓、于姓、康姓、孟姓、汪姓、毛姓、戴姓、庞姓、熊姓、项姓、贾姓、郭姓、樊姓、霍姓、管姓、石姓、文姓等。

　周武王灭商，定都镐，史称西周。传21世至周灵王（公元前571一前545年在位)，国都成周，即今河南洛阳，已是东周时代。周灵王之子太子晋，也称王子晋或王子侨，因直谏而被废为平民。其子宗敬仍在朝中任司徒之职，有称时人因其是王族的后代便称其为“王家”，从此，遂以王为氏。至第八代孙王错任魏国将军，才重得显贵。先秦时期，一直活跃于河南洛阳一带。秦末汉初，秦朝武城侯王离之子王元和王威，为避战乱分别徒迁到山东琅琊和山西太原，最终发展成天下最著名的琅琊和太原两大王姓望族，是王姓中最大群体。距今至少有2600年的历史，全国有家谱的王姓90％出自姬姓王氏。

　姬姓王氏除琅琊和太原两大王姓望族外，还有3个分支。周武王之弟毕公高封于毕国，春秋时其裔孙毕万为晋国司徒，功高位重而封于魏，战国时魏、韩、赵三家瓜分晋国。后裔中最有威名的是战国时代"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秦灭魏后，魏无忌之孙魏卑子逃入山东泰山，汉初，魏卑子奉诏进京做官，封为兰陵君。当时因其是王家之后，称其族为"王家"，从此以王为姓。这支姬姓王氏大约有2200年的历史。

　另一分支源出春秋初周平王之后。周平王在位51年(公元前770一前720年)，太子早夭，周平王死后，由其孙姬赤继位，但姬赤的胞弟姬林夺了王位，史称周桓王。姬赤出奔晋国，子孙以其曾为王者而改姓王。一直到唐朝，这支姬姓王氏一直生活在山西临猗一带。史称河东猗氏王氏，己有2700年的历史。

再一分支为东周考王(公元前440一前426年在位)的胞弟桓公揭之后，桓公揭封于王城，古城在今洛阳王城公园。其封地虽小但处于东周王城的西部，史称其为西周桓公。国亡之后，子孙迁到河南伊川和临汝，以居王城改姓王，后来称为王城王氏。这支王姓距今己有2400年的历史。

三、江右锹溪王氏的来源

锹溪始祖偞之公，属太原郡琅琊派系元公之裔，览公第六子琛公的十二世裔孙。官拜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刺史，公因访其祖迹而来锹溪定居。据家谱记载：琛公长子稜公是西晋王导的从弟，少时清显，官丞相从事中郎，出为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太守。侃公是稜公的胞弟，也就是偞之公的十二世宗祖，侃公曾出任豫章广武将军，因为他们的先祖三百年前曾在南昌做官，按理稜公应有后人还在南昌。

自偞之公来德安锹溪定居落业后，生子瓘文，唐时为凌烟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是为锹溪二世祖（晋世四十五世）。瓘文公生子二，定、海（晋公四十六世）。定公生子三，靖、显、晖。海公生子二，明、昭（晋公四十七世）。靖公生子三，滨、复、谊。显公生子二，诚、溶。晖公生子一，哲。明公待考。昭公生子三，澄、密、燮（晋公四十八世）滨公居锹溪旧宅，生子三，平、振、俨。复公为孝感县丞，娶袁氏生子一，衡，公迁兴国洴田（今名泉口坂）。公妣合葬猛虎跳涧。谊公徙居蕲春白沙河，生子二，丽、霖。诚公唐大中五年（851年）登第，咸通间为豫宁令，遂而家焉：公生子三，怡、惇、恒。溶公精地理，欲迁三万（今吴山乡山湾村）未果，生子一、义。哲公生子一，锐，葬新建路口。澄公生子二，庆、宝。庆公欲迁黄土（今九井）未果。密公由锹溪楼下迁九江府（待考）。燮公住珠明庄（今爱民碧山王村），生子二、坪、本（晋公四十九世）。平公居锹溪生子君御，振公（待考）、俨公（待考），衡公娶杨氏生子君湘，君源。丽公生子二、君敬、君懋。霖公（待考）。惇公生子君甫，迁西源庄（今德安吴山乡林居村）。恒公迁枫林郎溜田，马头坑（地名无考）。义公生子君济，君朋迁三万（今吴山乡山湾村）。锐公生子三，君明、君权、君显。明公因避乱早徙居武宁田畔，与家乡音信隔绝。君权公于五代间兵荒马乱时，迁居武宁安乐乡驴驻坪，公享年期颐，葬樟树口尾。显公兵乱时迁武宁五凤山，庆公长子君津，因五代兵乱迁徙瑞邑洪阳上乡颜坑（今瑞昌市洪一乡蛟溪）。庆公次子君泽早逝。宝公生子五，长子君满，第三郎。唐末、昭宗爵封端公，居长溪山祖（今邹桥畈），殁葬栎榔塘畔。宝公次子君演，第五郎，先锋使，殁葬曹家坑。宝公三子君浅，第十郎，字禹源，唐置镇南军节度使，国子祭酒兼御使大夫。公卒葬于黄土坡（今九井李塘冲附先垅）。宝公四子君汴，系官司镇南军，节度使，佐厢兵马，右押衙检校，散骑常侍御史大夫，公天佑三年（907年）殁葬茶培坑。平公生子君源（待考）。本公生子君涧，珠明祖（以上君字辈，为晋公五十世）。

再补偞之公的资料，偞之公初由山东临沂市胶南县迁入金陵任职（今南京），由金陵再迁洪洲（今南昌）官拜洪洲刺史（相当于今南昌市长）因避战乱，于唐高宋永微元年（公元650年）择地隐居德安锹溪，所成为江南（江右）锹溪王氏一世始祖。偞之生子瓘文，瓘文公文学超众，文武双全，深受女王武则天的器重。于垂拱元年（685年）拜凌烟阁大学士，赐封金紫光禄大夫，官至工部尚书。

瓘文公其后裔繁衍五代，人丁兴旺。君字辈有兄弟二十余人：君御，君湘，君源，君敬，君懋，君甫，君济，君朋，君明，君权，君显，君津，君泽，君满，君汴，君浅，君演，君涌，君沅，君涧等。至唐宣宗十二年时，戍寅年（公元858年）锹溪出现过户则百余，人则近千，楼宇连贯，雨不湿脚，良田千亩。锹溪东西两岸及二冲等处，接栋连楹无尺寸空址。我们祖上在锹溪的居地，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爱民乡土塘三组锹溪王氏祖地。

若要论具体精细的方面来说，还需审慎、严谨和仔细。四十九世祖平公，生子君御，居锹溪。衡公生子二：君湘、君源。丽公生子二：君敬、君懋。怡公光启元年（885年）迁冈廉村待考。惇公生子：君甫，居西源。义公生子二：君济、君朋。迁居三万。锐公生子三：君明，因避乱早迁武宁田畔，与家庭音信隔绝无考。次子君权，五代（907—960）兵乱，迁居武宁安乐都驴驻坪。三子君显，迁武宁五凤山。庆公生子：君津、君泽。君津，五代兵乱，迁瑞昌洪阳上乡颜坑。君泽早逝。宝公生子五：君满迁长溪山邹桥坂；次子君演居黄土；三子君浅居黄土（今九井）杨梅绿水界；四子君汴居黄土；五子君涌，兵马副使迁徙不明。本公生子君涧，迁珠明村。

四、关于锹溪王氏的字辈

锹溪王氏始于唐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始有君津、君汴二公首次纂修《锹溪王氏家谱》。定下了40个字派行诗：

君承少师令，世知继仲宗。

公汝廷时泰，天元宇宙洪。

宣和纯正直，福德永兴隆。

文武全忠义，贤能定有功。

锹溪王氏分布全国各地，这40个字也散布到全国各地，曾由王贤勇、王义炳带领几位族人走访了两省15个县的锹溪宗亲，查阅了各县的派序：发现有百分之七十是用唐代40字；百分之三十用自创派序；有的还误用太原派序；有的则跟别支系的派序混合在一起；有的家谱上有唐代40字。但未起作用。特别对自创派序，我们走到他们的庄门，可无法按辈分称呼，只好称其为家门。这些庄门没有记住先祖的两句遗嘱：“居方源自合，念祖派相通”，故造成今天相逢的尴尬。

五、江西德安县锹溪王氏历代世系

1世—晋、2世—宗敬、3世—仕蠲、4世—森、5世—质、6世—升、7世—昱、8世—颖、9世—弼、10世—景、11世—错、12世—贲、13世—渝、14世—息、15世—恢、16世—元、17世—颐、18世—翦、19世—贲、20世—离、21世—元、威、22世—道行、23世—谦、24世—乐、25世—吉、26世—骏、27世—崇、28世—遵、29世—音、30世—融、31世—览、32世—琛、33世—侃、34世—戬、35世—明德、36世—璿、37世—尹寿、38世—施仁、39世—政、40世—廷治、41世—灏、42世—釴、43世—伟、44世—偞之（锹溪王氏始祖）、45世—瓘文、46世—定、海、47世—靖、顕、晖、明、昭、48世—滨、复、谊、诚、溶、哲、澄、密、燮、49世—平、振、俨、衡、丽、霖、怡、惇、恒、义、锐、庆、宝、坪、本、50世—君御、君湘、君沅、君敬、君懋、君甫、君济、君朋、君明、君权、君顕、君津、君泽、君满、君演、君浅、君汴、君涌、君源、君涧。

以下世系以字派为准：

君承少师令，世知继仲宗。

公汝延时泰，天元宇宙洪。

宣和纯正直，福德永兴隆。

文武全忠义，贤能定有功。

瑞衍英华茂，祥开景象新。

通经成玉海、列席聘儒珍。

仪凤辉腾汉，芳芝秀遇春。

伦常敦大本，俊彩耀星辰。

              说明：功字辈89世、瑞字辈为90世

            注：偞之公之上应有研究、偞之公之下无异

                                  （引自中华锹溪王氏联谊总会  王贤勇）

六、关于茅田宗祠

茅田王氏派系

君承少师令，世知继仲宗。公汝延时泰，天元宇宙宏。

宋丹嘉时善，化爱永兴隆。文武全忠义，贤能定有功。

瑞衍英华茂，祥开景象新。通经成玉海，列席聘儒珍。

仪凤飞腾汉，芳枝秀遇春。伦常敦大本，俊彩耀星辰。

王氏宗祠，亦称茅田王氏宗祠，位于湖北省通山县洪港镇茅田村，始建于明代的家族祠堂建筑，属于王氏家族祭祀祖先和先贤的场所，毁于文化大革命，于二OO七年重建，占地面积达1800余平方米。曾被有关专家誉为鄂南第一祠。

七、王氏始祖子乔公在安徽巢湖的传说

王乔洞位于巢湖市北郊石龙山下今紫薇洞景区内,相传春秋时代，王子乔，曾栖身此洞修练得道成仙，“王乔洞”因此得名。

巢湖王乔洞，作为王子乔修炼过的福地，想来王氏宗族的子孙们知之甚少。王乔洞位于巢湖市北郊石龙山下，相传王子乔曾栖身此洞修练得道成仙，“王乔洞”因此而得名。它是个呈弧型的天然石灰岩熔洞。洞长40余米，高5-7米，宽4米左右。主洞口朝南，东岩壁上有明嘉靖年间刻的“王乔洞”三个楷书大字。后洞口略偏北，石窟内两壁上刻有大小佛像520余尊，另有虎，象，马，狮，麒麟等动物石刻多处。此外洞中还有刻碑六块，最早的为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其余均为明清两代遗物。据此推测佛像的雕刻年代在北宋以前。它是安徽省唯一的一处摩崖雕刻石窟，省级文保单位。洞内刻在石壁上的浮雕佛像全部没有头，佛像为何无头？一直是个迷。

八、历代名人名士

从西汉王吉为琅琊王氏这个宰相世家开辟历史以来，经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未年，大约一千年时间，族中有六百余人的名字永远刻在人类文明史上，同时，到唐朝未代宰相王抟止，还造就了有名有姓，有据可考的九十二位宰相，其中权位最为显赫的要属东晋宰相王导，他因拥立司马氏建立东晋政权有功，几乎使王姓之人占据了东晋朝廷的所有重要官职，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与马，共天下”是琅琊王氏势力达到巅峰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琅琊王姓是为天下第一旺族。同时在讲究“忠孝节义”的封建社会里，生活在汉晋时期的王祥、王览兄弟，更以王祥“卧冰求鲤”，王览“舍身救兄”被誉为“二十四孝”之一的美名，从而使琅琊王氏显赫一时。不仅如此，琅琊王氏的女子也不简单，在自西汉景帝皇后王氏始至明熹宗生母王皇太后止，有名有姓，有据可考的三十六位皇后中，就有十二位是出自琅琊王氏，王家三十六位皇后是十二个王朝三十二位皇帝的配偶，又是十六位皇帝及四位太子，六位王爷，十五位公主的生母；在其所配皇帝之中，有吴主孙权、唐玄宗李隆基、宋太祖赵匡胤等盖世明主；在所生皇帝中，有汉武帝刘彻、晋武帝司马炎、北魏昭成帝什翼健等英明帝王。

以上内容部分引自：http://wwwxalywscom/bbs/DefaultaspGroupID=5

(王氏论坛）。

同其他姓氏一样，袁氏很早就有了自己的谱牒。汝南袁氏虽在东汉末年湮灭，但其家谱却传了下来，南朝宋时史学家、文学家范晔在著《后汉书》时得以为弄清袁安子孙世系。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的一部主要记录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奇闻轶事的小说《世说新语》曾引用《袁氏家传》、《袁氏世纪》、《袁氏谱》等资料，说明陈郡袁氏也有世谱传世。

在东晋南朝讲究族望、注重门第的社会风气下，吏部选择官员必稽谱牒，考证谱牒的真伪，从高门士族中取士。谱牒成为门阀士族把持政治、排斥寒门庶族的工具，也是士族间彼此通婚的依据。因此，谱牒盛行，并形成了谱牒学和专门以著述为生的家族。陈郡袁氏在东晋南朝与陈郡谢氏、琅砑王氏、兰陵萧氏并为侨姓大族，贾弼的《姓氏簿状》和王僧儒的《十八州谱》等书对袁氏家族情况定有著录。《隋书·经籍志》有《袁州诸姓谱》八卷，袁姓作为袁州宜春郡四姓之首，被列入该谱。《韩昌黎(愈)集》中有《袁氏先庙碑》，说明在唐代袁姓也有家谱传世。

宋朝进士袁采著《袁氏世范》，被人推崇为仅次于《颜氏家训》的一部家族力作。《古今图书集成》还收录了明朝时汪道昆为潜江（今属湖北省）袁姓所撰家谱写的序。从序中可以了解到，他受袁使君(汉代称州刺史为使君，汉以后用作对州郡长官的尊称)的委托而为袁氏家谱作序。这位袁氏子弟修家谱的目的有三个：一为尊宗，二为敬族，三为合族之间互相体恤。当时袁姓在潜江居住了数百年，已成为当地的望族。这次修家谱，是袁使君受…家人嘱托，经友人鼓动而促成的。考察潜江袁姓世次，自袁使君上溯10代的发展情况比较清楚，遂以德清公为这一支袁姓的始祖，从德清公到袁使君共11代。德清公的后代安斌公、安珍公时，袁姓共分两支，家谱因而分上下两卷，每卷先用一总图标明袁姓的历史演变，再用分图表明各自血缘、亲疏关系，然后分章叙述族上世次，俾使长幼有序。袁姓家谱在宗法上秉承周礼，在谱式上则仿欧阳修、苏洵的谱例，修谱时遵循“必信而传”（即实事求是）的原则，欧谱不注入谱人的生卒年月，袁谱也遵照执行，每对夫妇都不注明生卒年月，以示夫妇终身厮守，同穴长眠之义。丈夫的继室姓氏附在夫妇姓名之后，如果改嫁他人则削掉不录；妾生育有子女者，予以著录，否则一律不予记载。对族中无子者和无子早夭、有子早夭者，分别以“止”、“殇”、“早世”注明，以示区别。

　　湖广或“湖广行省”、“湖广省”，为元朝和明朝时期直属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国家一级行政区。

　　湖广行中书省，全称为湖广等处行中书省，为元朝时直属中央政府的一级行政区，简称“湖广”或“湖广省”，在当时曾被称为鄂州行省，潭州行省，湖广行省。

　　元朝至元十一年(1274年)置荆湖等路行中书省，因拟取鄂州而别称鄂州行省。十四年(1277年)，并鄂州行省入潭州行省，治所长沙。十八年(1281年)，迁省治到鄂州，治所武昌（今武汉武昌）。

　　湖广行中书省为全国的10个行中书省之一，辖境包括今长江以南、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广西、海南全省及 贵州大部、广东雷州半岛，下辖武昌、岳州、常德、澧州、辰州、沅州、兴国等30路。今湖北、湖南西部、陕西南部地区属于四川行省管辖。

　　湖广承宣布政使司，其他称谓有“湖广布政使司”、“湖广布政司”，简称“湖广”，民间简称“湖广行省”或“湖广省”，明朝时期直属中央政府管辖的行政区，治所武昌（今武汉武昌），为明朝15个“布政使司”（即“承宣布政使司”，即当时的2京13省）之一，辖地为今湖北、湖南全境，下辖16个府。（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承天府、辰州府、德安府、岳州府、荆州府、襄阳府、宝庆府、郧阳府、长沙府、常德府、衡州府、永州府、宝庆府 ）。

　　明代分长江以北、大别山、桐柏山以南的河南行省南部并入“湖广”，长江不再成为行政区划的界限；明初，两广与江西、湖南分开。由于广西壮、黎、瑶三个民族反明起义猛烈，明朝皇帝朱元璋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黎族聚居的海南及广西门户钦、廉州划归广东。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1、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移民以湖广行省、贵州行省等地为主，人口达到100余万。据考证表明，这次移民，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迁移往四川，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一）湖广填四川:川北以陕西为主，川东以湖广为主，四川盆地西部以广东人为主。陕南以两湖为主。

（二）江西棚民与客家人:赣南山区来自福建汀州和广东；赣西北类似但形成“南客北湖”局面；赣东北，以福建与本省南丰为主，另有徽州人，直到浙西浙南。

（三）湘东边界:福建广东客家人移去。

2、历史背景

《四川通志》《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陕南包括如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虽然在明代有大量流民曾进入秦巴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人口有所增加，但历经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嘉庆汉阴县志》：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

湖广填四川 文献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也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氏始来陕南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坪后站稳脚跟后，立刻回故里招徕其他吴氏四大房族。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高桥坝房、金井房、柳充房、大路房、高塘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者“丁口见千三百余”。直到现在，吴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吴氏宗族的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增长其实也就是陕南地区人口在清朝中后期爆炸性增长的一个缩影。

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间接纳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抚垦荒和强迫迁海政策使汉阴县人口从明万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区。据各种文献资料，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到达陕南并定居下来的客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到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使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们的耕作方式及蚕桑、茶叶、苎麻、纺织等农副业生产堪称为南方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习惯于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并不满足于在坡地上种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耕作经验，在其定居之地，修筑渠堰，饮水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情况遍及整个陕南。吴氏迁陕第三代裔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为其家谱《先德录》所撰文“质美公行状”篇中介绍：

当是时，堰坪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戒无田。公乃为杨氏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陂时蓄泄。杨用以饶，渠用以昌，不数年，堰坪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我公绍之，夫吴氏乐利百年哉。

初来乍到的吴氏先民来到堰坪后，面临的是整片的山坡，本来就少地的堰坪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适宜种植的土地，而当地人也是靠天吃饭，有雨水就种植，没雨水土地就就荒废着。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年复一年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修筑梯田始于乾隆年间，历经数代人营建，历时一百余年，至今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凭借着汗水和智慧开垦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波澜壮阔的百年移民垦荒史，成为清代前期湖广移民迁徙陕南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1]

3、形成原因

长期战争

湖广宗祠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税收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明末清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湖广宗祠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4、迁移详情

迁移背景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允许条件

湖广填四川纪念活动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主要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迁移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湖广填四川

管理措施

湖广填四川(3)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姓氏简介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第九,潼南县。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向氏家族迁往潼南,铜梁等区县,此外南充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5、迁移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

资源破坏

湖广填四川后的城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物种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湖广”一词，最早是指元代设立的“湖广行省”，相当于湘、鄂、桂及粤黔部分地区，元末明初，因连年战乱，湖广一带田园荒芜，人口减少，明朝政府将江西等省民众迁徙至湖广地区，允许其“插旗占地”，明末清初，历经战乱的四川荒凉凋敝，地旷人稀，清政府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就是广泛流传于巴蜀地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民谣的历史背景。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湖广填四川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湖广填四川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