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凵）山的“（了凵）”字（字为“函”字中去四点）是个不折不扣的冷僻字，电脑没法输入（据说现在的超大字库已能解决此难题了），外地人也多不认识。

网友“溪头荠菜花”援引了一段他人的资料：

唐代，绿林踞山扎寨为匪。唐懿宗派阮况（京都长安人）率兵来此剿匪，纵火焚山，匪灭民安。懿宗以阮况镇匪有功，封为镇南大将军，阮况易名阮枞（镇）江。并旨阮将军就地休憩定居，成为山下阮氏一世祖。阮氏修宗谱，认为将军之名，应与山并举，山中之匪已了，在“凵”中加上“了”字，谐山之原始名莲花，花下有藕，将山名读“藕”山。

这种说法以前我似乎在哪里看过，不知道是谁杜撰的。将“（了凵）”字解释为“山中之匪已了”，又以音与“藕”相同，从而得出“（了凵）”字的造字由来，显然缺乏起码的依据。虽然我没有看到《阮氏家谱》，但凭直觉，感觉这种考证的方法明显是望文生义，想当然的结果。

如果该文作者能随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了凵）山得名之由以及（了凵）字的本意，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最早收“（了凵）”字入字典的是《康熙字典》，该书对“（了凵）”字是这样解释的：

《唐韵》：乌后切，《集韵》：于口切，并音殴。山名，在溧阳。杨慎《丹铅录》：（了凵）山在宜兴县。汉（了凵）亭侯（了凵）山即其地。今桐城有（了凵）山，读若偶，与溧阳宜兴（了凵）山同名异地。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号升庵。他所说的溧阳、宜兴的“（了凵）山”实为同一处，该山在溧阳、宜兴交界处。也就是说，（了凵）山实际是有两处的：即溧阳（宜兴）和枞阳。但溧阳（宜兴）的“（了凵）山”读音为“后山”，而枞阳的“（了凵）山”读音为“偶山”。从杨慎的记载看，溧阳（宜兴）的“（了凵）”山远比我们的“（了凵）山”要早，最迟是在汉代就已经有了这个山名。

《康熙字典》的解释也是有来历的，其资料来源估计是出自我县大儒方以智。方以智在《通雅》十五地名异音里说：

（了凵）山，后、偶二音。升庵言：“宜兴，汉封蒋澄为（了凵）亭侯，当是函字之省。”陈懋仁：音后。今桐城有（了凵）山，音偶。

杨慎的《丹铅录》一书，我没看到。顺着上面的资料，我“百度”了一下，得到了溧阳（宜兴）（了凵）山的很多信息，分述如下：

溧阳（宜兴）（了凵）山的历史其实非常悠久，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晋。周处《风土记》：“昔有（了凵）姓姥姥于此得道。”周处（236年---297年），字子隐。东吴吴郡阳羡（今江苏宜兴）人，鄱阳太守周鲂之子。历史上有“周处除三害”的传说。（了凵）山在宜兴和溧阳的边界，作为西晋时的宜兴人周处，所说较为可信。

《风土记》又说：“汉蒋澄封（了凵）山侯”。“（了凵）山侯”当是“（了凵）亭侯”之误。蒋澄，字少明，为浚遒侯蒋横第九子。蒋横曾协助汉光武帝刘秀平定赤眉军，后被司隶匡路诬陷致死，他的九个儿子遂各自逃难。蒋澄随兄蒋默，逃至阳羡（即宜兴），就住在（了凵）山脚下。后来蒋横冤案昭雪，匡路被族诛，而蒋横九子也都就地封侯。蒋澄封“（了凵）亭侯”，封地在溧阳和宜兴交界的（了凵）山，任婺州刺史。蒋澄六十多岁致仕后，回到阳羡（今宜兴）。

民国年间，蒋介石修家谱时，追溯始祖，考证出奉化一系为宜兴（了凵）亭侯蒋澄的迁支。后来蒋还携夫人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及及司徒雷登大使等到宜兴祭过祖。

枞阳的（了凵）山和溧阳（宜兴）的（了凵）山在历史上有什么关系？是偶然巧合，都是源于“（了凵）”姓，亦或是该山本在溧阳，后来“侨置”我县（“侨置”现象古时很正常，如：曾侨置我县的就有“阴安县”；当代亦有学者考证浙江的会稽山原在山东，后侨置绍兴的）。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已无从而知。如果仅从“（了凵）山”同名这一角度分析，综合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一、（了凵）山的“（了凵）”字原是一个很冷僻的姓氏（从周处《风土记》所述“昔有（了凵）姓姥姥于此得道”的记载推断）。以姓氏为山命名，当地就有“周家山”，县城亦有“苏山”，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足为奇。奇就奇在，这个“（了凵）”姓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消失了，以至于我们都不认识，甚至不知道“（了凵）”字是什么意思。

二、“（了凵）”字是“函”字的省略写法（从杨慎所说的“（了凵）”字“当是函字之省”推断）。这点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

文字知识告诉我们，汉字部首相同，其音义往往都有相通之处。由于时代久远，“（了凵）”字的本意已经消失，但“（了凵）”字与“函”字的读音仍有一定的联系。由“函han”而“（了凵）hou”，由“（了凵）hou”而“（了凵）ou”，语音邅变的痕迹依稀可辨。

由“函han”而“（了凵）hou”，其声母不变，韵母发生了变化。而由“（了凵）hou”而“（了凵）ou”，则是将声母不读。这点和我县东乡一带口语极为相似，如周潭一带读“人”为en，读“肉”为ou等等。

行文至此，我想大家对（了凵）山一名的由来已较清楚，那种将“（了凵）”字解释为“山中之匪已了”，显然是不正确的。

认认真真找资料很辛苦，既希望能够真的帮助你，让你从中受益，也希望得到你的奖励，谢谢！

啸：嘬口发出长而清脆的声音, 类似于打口哨。

其实，不论“弹琴”还是“长啸”，都体现出诗人高雅闲淡、超拔脱俗的气质，而这却是不容易引起别人共鸣的。

下面是关于阮籍和孙登的“啸”

阮籍啸台

啸台遁世伤时喧，孤傲一声修竹乱。

孙登同志效长呼，纵酒谈玄琴相伴。

吟诗抨世云台挫，绝响铮铮广陵散。

志存高远鉴明湖，清士悲声千古牵。

下面是“阮籍啸台”的典故：

尉氏县城小东门南城墙内侧，有一座数丈高的高台。据旧志载此台原高15丈，夯土所筑，台上有很美的厅堂、苍翠的松柏。这便是著名的啸台，也是尉氏八景之一“啸台清风”。可惜的是，如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啸台已没有了往日的美丽壮观景色，看上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土山。

1700多年前，尉氏出了个旷达不羁的人物，名叫阮籍，做过步兵校尉。因阮籍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魏晋交替的动乱岁月，他看到动乱的政治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就毅然弃官还乡，放浪于山水林木之中。阮籍既好饮酒，又善音律，人们常常看到他喝得酩酊大醉，衣冠零乱地走上城墙，时而弹琴，时而啸歌。每当他弹琴啸歌的时候，附近的乡亲父老便聚集城下倾听。他唱的歌词，一经人们写下来，便是绝好的诗章，有人说《阮步兵集》就是这样汇集而成的。

当时，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司马昭深知阮籍才学过人，想聘其女为子妻。阮籍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又怕司马氏加害自己，就借酒大醉60多天，酒醒后，忽然变得疯疯癫癫，不像常人。司马昭疑其有诈，就派人探听真伪。这人来到尉氏，接连见到阮籍所做的许多怪事。

一次，阮籍一人驾车出游，信马由缰，顺着大路走去，直到无路可走，就丢了车辆，号啕大哭。哭罢，回到东城墙上，钻进茅庵，倒头便睡。正睡得香甜，适逢好友来访，两人一边下棋，一边喝酒，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棋逢对手意趣浓。正在此时，家人来报，说是阮籍的母亲病故。他却非要赢下这局棋才回家，友人再三劝他，终不肯回。待下完棋回家时，阮籍既不啼哭，也不理丧，蹲在地上，如醉如痴。朋友来吊丧，他既不作陪，又不谢答，却以白眼视之，一会儿披头散发、仰天狂笑，一会儿饮酒赋诗、抚琴吟唱。晋文帝听到阮籍的这些作为，相信他是真疯了。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阮籍对抗当朝统治者的手段。

阮籍活到54岁便死了。相传，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当时的人们在他弹琴啸歌的东城墙下，筑起一座高台，取名啸台。并且在台旁挖一小湖，让湖光水色映照着古柏厅堂。多少年来，无数学士名流来到尉氏，无不仰慕先贤，登上啸台，吟诗作赋，以寄感慨。

最后，我为你找了一篇文章，是专门分析“阮籍之啸”的

阮籍之啸

——故乡人的解读

朱文濡

《晋书》载：“阮籍，陈留尉氏人。”所以，除去历史维度久远的因素，阮籍是我的故乡人。我关注阮籍，是从大学时一次阅读开始的，得知这位魏晋时代的名士原是故乡人，更惊讶他的卓绝和奇伟。于是，我阅读有关他的历史文献，走访他的后人，参拜他的墓碣，缘于对他人生轨迹的迷惑。最使我迷惑的莫过于阮籍之啸了。或者具体的说，莫过于对阮籍之啸的情状的迷惑了。而对阮籍之啸的理解和阐释，恐怕要以阮籍整个的生命历程为注脚。

阮氏家谱记载，阮姓起源于西周时代，阮氏家族在西周的西部建立阮国，后为西周所灭，但丧失家园的阮氏家族没有向胜利者臣服，而是踏上了流亡之旅。经过一个上千年的沧桑变化，于是，阮姓人的现代分布是从甘肃起向东，经河南转而东南，在这一方向的我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台湾和香港，据说还包括外国如越南，阮姓人繁衍生息、如水流注一般散播开来。

家乡一位阮姓人告诉我说，他们阮姓人性格倔强、高洁。果真如此的话，我想，阮姓人的这一性格特征最突出的体现者,应该是生活于魏晋时期的阮籍和他的父亲阮钰。阮钰文采横溢，精通音律，谙于世事，明哲保身。三国时曹操军马打到阮钰家乡的时候，慕阮钰之名，有意将他纳于麾下。派人打探，得知他为躲避兵祸，背着年迈的母亲逃进山了。在群雄争霸中求贤若渴的曹操不惜放火烧山，将那阮钰掳为己有。并以音乐做媒，最终打动了阮钰的心。自此，阮钰投身曹操帐下，以其文才服侍一代枭雄，据说，其才思敏捷，赋诗拟檄，马上立就。以其文学成就和地位，被后人誉为“建安七子”之一的史实，是足以作证的。

可惜阮钰英年早逝，撇下孀妻孤子，阮籍时年四岁。阮钰的生前好友、曹操的侄子曹爽感伤世事和友谊，为此写下《寡妇赋》一篇，读来使人凄然泪下。曹家人厚道，拟或说是念及阮钰生前的功业，保留了阮钰遗孀和孤子的待遇，使之生活无虞。

将相有种，阮籍禀承了父亲的才思。不仅从小就聪明过人，而且庚至少年，便练得一手好剑法，技艺之精，他自认为可以和当时的成年高手曲城侯一比。由此也可见阮籍年少志远。青年时代的阮籍长得貌丰体伟，不仅文思敏捷，而且曾经以其高超的武艺出阵入敌，立志建立一番功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命运的变数在曹氏政权向司马氏家族转换的过程中展开了。那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王权篡夺的典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之间旷日持久的王权争夺过程中，觊觎、暗算、尤其是高平陵杀戮所暴露出来的人性诡诈和残忍让阮籍惊心动魄。作为曹氏王朝的忠臣，看到曹氏政权衰败之不可挽回，个性倔傲的阮籍却不愿向司马氏集团低头。他面临的选择是：如果不向司马集团屈膝，如何全身守节地躲过灾祸甚至性命的劫难。于是，他言谈谨慎，“口不臧否人物”；为应对司马氏的拉拢，他或酣酒称醉，或偶任小吏。然而，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他选择了离开，离开是非之地远远的。有一个故乡的传说描述了这个情节：阮籍请辞还乡，对这个在士大夫中甚有影响的人物不放心的司马氏集团假借皇帝的名义，只允许他离开一箭之地。为难中的阮籍利用“皇帝金口玉言”的规则耍了一个心计，他接受了条件，但是暗中派人远远地等着那枝射出去的箭，未等箭落地便抢在手中，骑马朝着家乡的方向狂奔而去，一直跑到家乡一个叫做“竹林”的地方把箭插下，此地后来叫做“射竹峰”——这也算是皇上所说的“一箭之地”吧，“金口玉言”，皇上的话是不能更改的。传说中阮籍就这样回到了故乡。

回到故乡的阮籍，相对解脱了外界的监视和自我束缚，一些和他投合的朋友来和他聚会，他们七个人当时都是不拘礼节的风流名士，在一起吟赋为醒，栖息为醉，面对自然，酣畅淋漓，后人称“竹林七贤”。七贤中阮籍和性格豪爽的嵇康最为投合。后来，七贤之一的山涛投靠了权贵，陷害朋友，性倔口直的嵇康成了他巴结权贵的垫脚石和牺牲品，一帮朋友也因山涛的背叛悲剧性地散了。这个事件对于阮籍无疑又是一个打击，使他更加感到人生的乖舛，从此他形只影单，更加孤独郁闷了。正是在这种孤独郁闷中，阮籍演绎了他的人生故事。一方面，他写下了婉约凄美的诗章，是他志情高雅的内心独白；另一方面，他行为怪诞，体现着他对于世事人生的独特理解与率真应对。

说到他的行为怪诞，历史上记载的有这么几个典型事件：

哭少女坟。有一美少女，16岁夭折，家人葬之。第二天，阮籍赴坟吊唁，长跪而哭，尽兴而返。非亲非故，阮籍甚至不认识她的家人，且以长跪小，他这种行为确实让当时的街坊视为古怪离谱。

睡美妇门。街上有一酒坊，一美妇人操持，阮籍慕妇人之美色，每持酒而往，醉而卧其门，只是双目流盼，并无不轨之举，久之，妇人与其夫也不以为怪，任之。

穷途之哭。阮籍郁闷时，常让家仆套车，自驭之。对牛猛抽一鞭，便持酒卧车，仰天而饮，待车停时，或临河绝路，或卡树难行，阮籍以穷途之悲，大哭而返。

在所有的关于阮籍的怪诞离奇行为之中，很少人提到他的啸，我以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疏漏。

阮籍之啸也可以归为这么几个事件。即古战场之啸、丧母之啸、啸台之啸和苏门山之啸。

古战场之啸。阮籍到一个 叫做“鸿沟”的古战场去参观，在那里，当年刘邦和项羽打了关键一仗。打仗期间，刘邦宁可牺牲被项羽扣作人质的父亲的生命而最终赢得了胜利。虽然刘邦后来作了皇帝，但他那奸诈无信，不仁不义的做派为后人不齿。阮籍也是这般见识他的，所以他参观之后，在广武城头长啸一声，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竖子者，小人也。

丧母之啸。母亲病重期间，阮籍和人对弈，家仆来告诉他母亲去世了。阮籍无言，劝对方继续下棋，一直到该局终了，才仰天长啸，“吐血数升”。由这一事件，世人颇有非议，但理解他的人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他“性至孝”。

啸台之啸。啸台当时是一个风景幽雅，居高临水的土丘，估计离阮籍居住的地方没有几步路，从阮籍的一些诗句中知道，他常常晚上到那里抚琴、吟诗，如此还不足以发泄郁闷时，就临水啸叫。

苏门山之啸。阮籍喜欢孤独云游，一次到苏门山，在山顶的一块巨石上，他见到一个世外高人正坐在一块巨石上面眯着眼睛调息养生。估计阮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好朋友嵇康的忘年交——道家长者孙登。这是一次邂逅，阮籍没有心理准备，阮籍同他打招呼，估计先是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就没话找话地向他讨教养生的工夫。而孙登看出了阮籍的言不由衷，就继续眯上眼睛没理他。阮籍很郁闷，就长啸一声，怏怏寡欢地下山了。然而，这一声长啸，却暴露了阮籍的真实心情——一种长久压抑，难以排遣的心理郁结。然而，这一声长啸所暴露的东西，才是孙登所知道的阮籍的思想和为人，也才是一个融生命于自然的出世长辈愿意和晚辈阮籍沟通的意义层面。于是，当阮籍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这也是一个啸声，但却如鸾凤和鸣，山回林应，酣畅淋漓，直抒胸臆。阮籍听来，如醍醐灌顶，矛塞顿开，匆匆忙忙地回到家里，写下《大人先生传》一文，表达了他对一个出世高人的仰慕和自己从他那洒脱飘逸的啸声中得到的感悟。这是一次用啸声所达成的深刻的哲学对话，这是一个没有第三者见证的文化掌故。在历史的烟尘和浪漫的想象中，给后人留下品味不尽、各抒己见的解读空间。据说，从此阮籍不再啸。

然而，阮籍之啸，究竟是怎样一种行为和情状呢？

在我看来，在解读阮籍之啸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已经把啸这样一个行为说得够详尽的同时，也把啸说滥了。滥得你从那么多解释中不知道阮籍到底是怎么啸的，即使在一个作者的文章中，也不能自圆其说，甚至你觉得他不是要自圆其说，而是在摆弄学识而已。甚至还有一位现已声明狼籍文化名人，在一篇散文中把阮籍的广武城之啸解释为一声吐痰似的闷哼，想象力之轻薄佞狂，真乃匪夷所思。

其实，单单就对啸这一独特行为的解读能力来说，可能恰恰是现代文人的缺陷，因为有些啸的行为，是非常俚俗的。例如，把手指含进口中吹出激越嘹亮的声音和变调，在当今，连樵夫农夫也很少人会了，现代文人更不会，因为这种行为往往被视为“不雅”。不雅，会的人就少，会的人少了，解读啸就没有了生活经验的基础。

我曾经很熟悉这种啸法，那是在少年时代，在故乡的河滩丛林中，在和伙伴们玩耍时不经意学会的。不知道是谁先从哪里学来的，后来我们就都会了。的确，当我们在河滩的树林里劳动（割草）的间歇、或在空旷的原野中玩耍时，把拇指和食指（或中指）并作一条缝、或者弯曲单指做缝，含进口中用力鼓吹，激越嘹亮的声音破空而起，方圆数里之内，似乎林梢、草尖、水面连同绵延起伏的原野都在回应着，让你觉得，在一种非常抒情的啸声中人与自然彼此和谐地呼应、感知和存在。你还可以用不同的变调表达你的呼唤意思，你的伙伴—人和狗，会识别你是否在唤他（它）。这种啸法，在我少年时，在家乡尉氏的农村，很多少年都会，在那时我们给它的名字自然很土，叫做“打唿哨”。这种少年行为被成年人看作是俚俗不雅的。一次，我在家里听到一声呼啸，知道是伙伴在邀大伙到村头集合，我也呼啸一声作为回答，表示：“知道了，马上就去”。然后，村庄里连续响起好几起啸声。这时，我母亲，当时的一个小学教师，从屋里出来，表情严肃地径直走到我的面前，问我：“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觉得好象有点不对头，就说“我们都会，怎么啦妈妈？”母亲说：“以后不许这样，像个土匪”。的确，在生活和阅读中渐渐长大后，我很能体会到用“啸聚山林”描写响马生活的生动和贴切。我也曾经很羡慕他们那种快意恩仇、无拘无束的生活。当然，这样一种情感发生在一个农村野孩子身上也是自然的。虽然如此，从被母亲教训之后，我和同伴约好在村庄里谁也不许用这种方法召集人和狗了。

当我在读书中慢慢长大，环境变化和文化濡养使我疏远了那种声音。当我在阅读中邂逅阮籍、渐渐熟悉了他，并对他的啸声感到诧异和迷惑时，从来不认为“指啸”是一种解读方式。但是，有一篇文章讲到，1960年在南京的一座古墓中出土的一幅砖刻壁画上，描摹了阮籍吹指作啸的情状，这使我错愕，但却总是不以为然。

其实，啸有多种方式。蹙口而呼，或撮唇吹曲儿，可以称做“徒口啸”；含一片树叶儿或指头吹出声响可以称做“借物啸”。“徒口啸”可以是叫喊、吟唱，也可以是倾诉式的哀哭。“借物啸”可以是吹曲儿，也可以是呼叫，抒情泻意或传递信息。但无论那种啸法，在表达形式与内涵上都有激越嘹亮与平缓低响、哀伤吟咏与欢快歌唱、愤懑难遣与酣畅淋漓、倾诉内心与感应外物等等的区别。正如某种乐器善于表达某种情感一样，啸的方式与意趣之间也有着类似的限制关系。所以解读阮籍之啸，决不可以离开他的内心世界和具体情景。

勿庸赘言，阮籍是一个的性情中人。他的一生命运多舛。青少年时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与成年后的怀才不遇；孤儿寡母、相濡以沫的生命历程与丧母之痛带给他心灵的永远创伤；无拘无束、率性而为的高孤性情与维护礼俗小节、背叛纲常大道的时代社会与政治风气；高雅的审美格调、对美的迷醉与美的易逝留给他的心灵感伤；这一切等等，都是形成阮籍心境、情感和人格的基本因素。阮籍著有八十二首咏怀诗，词句华丽，格调浪漫，但到处充满了哀伤的底蕴。在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的内心世界。他哀伤自己的少年壮志与怀才不遇：“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朝。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知。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咏怀诗》第十五首）。他对表面礼仪，内中伪善的时代风气表示讽刺和忧愁：“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设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真素谈，户外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咏怀诗》第六十七首）。在命运的险恶环境中，阮籍深深感觉到荣辱祸福之无常，但是，他又是多么仰慕松柏一样的生命：“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蒙氾受其荣。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在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君子在何许，叹息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我情”。（《咏怀诗》第十八首）。在孤独的人生思考中，阮籍曾经羡慕归隐的生活：“事物何纷繁，人道苦不遑。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天阶路殊远，云汉邈无梁。濯发阳古滨，远游昆岳傍。登彼列山岨，采此秋兰芳。时路鸟足争，太极可翱翔”（《咏怀诗》第十三首）。然而，表面上行为率性的阮籍，内心常常是孤独难谴：“中夜不能寐，起坐谈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诗》第一首）。

然而，究竟该怎样解读阮籍的啸呢？在人们关于啸的诸种解释中，我认为首先应该排除“借物啸”的可能。试想一下，在以上所举阮籍啸的几种情景中，或情感激烈、或心结难谴，任何假借外物的发声方法，都不足以高亢嘹亮以至抒情达意，反而极显轻浮、矫情和做作。同样的道理，“或情感激烈、或心结难谴”的情状，也应该适合我们对“徒口啸”的检视。如此，则有一种道教的啸法应引起我们注意——在高岗上，或在空旷处，提丹田气，仰天吼喊，以荡涤浊气，排遣心情，达到身心（气功）修炼的目的。我认为，阮籍之啸与这种啸法应该是相通的，只不过他不是在修炼气功。在苏门山上，他与孙登的啸声对话以及他们之间啸声清与浊的差别，应该是一个恰当的印证。当然，阮籍年少时也曾随浮华公子游玩，在那个以啸为时髦的时代，阮籍和风流倜傥的贵公子们吹指作曲儿，或啸唱诗赋，自然是很“派”很“帅”的风头。然而，在能够表达成年阮籍性情的典型的啸的事件中，均不应该如此理解。阮籍啸的独特在于他这个人的独特——他独特人生中的独特性情。

然而，如此一个独特的历史人物，人们快要把他忘记了——即使在他的故乡尉氏，越来越消失了关于他的踪迹和记忆。

据县志记载，我的家乡尉氏县，因曾经是秦朝大将尉缭子的封地而得名。在县城的东城墙的中段部位，有一座宋代官方修建的古塔—太平寺塔。在古塔北边不远，在一个叫做“东坑”的一泓湖水东岸，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叫做“啸台”的土丘，“啸台”便是因阮籍而得名。记得当时县城还有一家酒厂，生产过一种标牌为“啸台大曲”的白酒。就我所知，这是当时县城所有关于阮籍的文物与文化产品的全部了。然而，时隔20多年之后，有关阮籍这个故乡人，这个历史名人的物质记忆已经荡然无存了。

以县城为中心，方圆20公里之内，如今还有叫做“阮庄”、“阮家”的村落，有些是重名。这些村落里绝大多数居民是阮姓人，家谱记载他们和阮籍是同宗同祖，那个叫做“竹林”的地方，在县城以东15公里处的“阮家”村附近。值得一提的是，阮籍的墓碑，如今作为受政府保护的文物，就竖立在这个“阮家”村里，而墓地的真正所在，村里的阮姓人也不得而知。按照古时人“叶落归根”的观念做判断，这里想必是阮籍的出生地。

“啸台”既然是他登台而啸的地方，居住也应该就在附近，以阮籍当时的身份，应该是居住在附近比较繁华的城镇，大概也就是如今县城所在的地方吧。

让我们尽量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吧。1000多年的沧桑巨变之前，因战乱的原因，中原的人口并不稠密，如今县城的位置，应该是一个在那一带人口集中居住、兼有生产和生活物品贸易中心和地方行政机构所在的城镇；那个土丘应该是一个高高的山包；那个“东坑”，应该是一个大大的湖泊；那个城镇，也应该是古风古雅的样子；而那个如今叫做“竹林”却几乎没有一棵“竹子”的地方，晋时，应该是一个竹林葱郁、流水潺潺，自然风景美不胜收的所在。就在这个地域之内，阮籍孤独地游荡，偶尔地发出啸叫，啸叫他的人生、啸叫他对事与物的感怀。那该是怎样地叫声啊：激越而嘹亮，局促或悠长；以有声的吼喊，哭诉无名忧思和感伤。他的啸声虽是那么的自我，但在他的知者听来，却能够在灵魂深处的战栗中获得通约。

然而，阮籍的知者，在理解他又珍视他的意义上，无论过去和今天，能有几人呢？是的，在人们认识他的有限之中，也多集中在其文学成就方面，但是，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历史层面，从哲学、政治学、人格心理学、民俗学和文化学等多个角度，我们又有多少能力来认识他呢？试想一下吧，一个才华横溢，性情高雅、立志建功立业而怀远大抱负的人，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扭曲了他施展人生抱负的理想舞台，却又被这个丑恶舞台的无形利爪紧紧攫住，不得脱身。在权力争夺的残酷倾轧中，既要保全自己的人格不受玷污，又要巧妙谨慎地躲避权势者们的拉拢，为的是要保全他珍爱的、他也无法不珍爱的、守寡的母亲千辛万苦所养育的生命。他战战兢兢地躲避灾祸，在无形的生命桎梏中佝偻身躯苟活着，却又无法完全按耐住那颗敏感而深邃的活跃灵魂，只是偶尔借助那压抑不住的啸叫，来获得暂时的身心舒卷。然而，当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篡权者就单单逼着这位内心高洁倔傲，和权势者在政治上虚与委蛇的人写下《劝进文》，为他们道貌岸然地走上最高权坛立下这块牌坊时，一生谨慎、善于应对的阮籍最终还是被逼迫到了死角难局，当他以被后人称为神笔的才思写下了《劝进文》不久，还是死在屈辱中。

就这么一个人，在如此一个生命历程中，在故乡的啸台上，在原野中，他那偶尔发出的啸叫，有着多么浓厚而令人惊悸的生命内涵。为着我们民族的精神的历史，也为着我们民族精神的明天，也为着我们生活着的每一个人的精神追求与自由，在我们的今天文化建设中，我们怎能不去永远地记录下这个声音！每当我们凭吊古迹或翻阅历史而面对着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全身心地去聆听一下这个远古的声音呢！

这里说的家族本体文化，是指只与陈郡谢氏一族相关的特有文化现象。

陈郡谢氏家族的本体文化包括：字辈文化、家谱文化、遗传文化、家风族风等等，在此先尝试来领略一下谢氏族谱。

谢家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其中又分为《陈郡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

前一种家谱在书中共引用七处，后一种引用一处。

从全部引文综合分析，这两种家谱的基本内容，包括东晋时两族谢氏人员的名讳、字号、承属关系、官爵、姻娅、子女、子女婚配等等。当时的社会特别重视谱牒，不仅朝廷选官要查寻家谱，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以家谱为据。

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成立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

所以谢氏最早的家谱，有可能是根据谢氏提供的资料由官府修成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东晋建国以后。

一、谢氏《家乘》

家乘是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字。春秋时晋国史书名《乘》，后因称史籍为史乘。

谱牒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有专记帝王诸侯世系的，也有记载一姓一族世系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后者又称“族谱”“宗谱”“家谱”或“家乘”。

魏晋南北朝时特重门第，官方选用人才必须考察谱牒，因此，撰修族谱之风盛行，隋代以后虽然施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取仕，但直至明清时期，许多家族仍编修族谱。

族谱主要内容有姓氏起源、播迁、分支始祖、世代相传的统系、辈字、祠堂、祖茔、族规等，正文前有序和凡例。

二、《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

《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大概出自当时的官谱。至于《隋书·经籍志》中收录的《谢氏谱》十卷，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家谱，即可能出自谢氏族人之手。

谢氏最早的一部完整家谱，是宋朝人汪藻根据《世说新语》和魏晋南北朝及隋朝史书编辑的《世说·陈郡阳夏谢氏谱》。

全谱包括世系表、正文、别族、人名考补四个部分，收录三国至隋陈郡谢氏94人，附录会稽谢氏4人。

这部家谱的现存最早刊本，藏于日本，与宋本《世说新语》汪藻《叙录》放在一起，近年曾以珂锣版影印的形式与《世说新语》联合刊布发表。

三、谢氏修谱

谢氏修谱，约始于东晋、南朝时期。

南朝梁刘孝标为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作注释时，曾引用《谢氏谱》。

此谱分为《陈国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

此外，《隋书·经籍志》著录《谢氏谱》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谢氏家谱》一卷。这些书皆已亡佚。

四、谢氏世系

在谢姓人及其编修的家谱中，都称炎帝为太始祖，申伯为一始祖，并说他是炎帝的六十三代孙，在周宣王五年（前823年）因功被封于申国谢邑。子孙别姜为谢，以地为氏。

这样，就用一条血缘纽带把炎帝和申伯联系在了一起，同时还确定了申伯受封的确切时间，不过，仅就这一时间而言，历史上还有不同的记载。

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书籍是《竹书纪年》，这本书原是一本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安厘王墓中发掘出来的书籍，记夏商以来至魏哀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它的原书在宋代以前已经亡佚，今天所能看到的除几种辑本外，还有一种是由明朝人伪造、假称是南朝人沈约编定的《竹书纪年》。

属于辑本者一般还能遵循历史的原貌，不擅自改写或添加原文；伪造者不仅全部抄袭他书，而且还随意添文去字，望文生意，甚至加注日期。

说申伯在宣王某年确切受封者便出自这本伪造的书中，全文是“宣王……七年，王赐申伯命”，而前者对此事只字未提。

这种确切的受封日期与前述受封时间虽有两年之差，但也大约是其说的根据，当然也不否认可能是另有所据。

至于谢姓有关家谱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做法的初衷，大约也不外乎为了解开人们心中可能存在的疑问，使人有一种确切无疑的历史感，同时也使之树立一种以祖宗为荣的自豪感。

另外，大约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谢姓人还编定了自己传说中的世系，并在这一世系中确定了自己列祖列宗的姓名，以及他们的事迹、婚配、子女、迁徙、寿夭、在位时间等情况，使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了他们在后人心目中的位置。

关于谢姓传说中祖先的名字和世系，不少家谱都有记载，其间虽存在一些差别但大同小异。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风云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外，还有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

在内容众多的宗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便是以孝传家的宗族风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之一，至汉末三国以后，由于世族制度的发展，社会上展开了“忠君”与“孝亲”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忠君”思想从汉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于双亲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首要责任。

这便是六朝时期谢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由于社会舆论的提倡和谢家人的天性，实践孝和以孝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贯穿于谢氏家族的14代人中，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谢尚“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痛过礼”，“十余岁遭父忧”“号啕极哀”；谢几卿在父亲谢超宗因罪流徙时“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痛，遂投于江。

谢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十余乃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谢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及丁父忧，昼夜号痛，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母后遇乱而卒，蔺“号痛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终月余日，因夜临而卒”。其子谢贞，祖母患风疾，“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年十四，父卒，贞“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蒿乃共清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饍粥。”后遇乱，母不知所在，贞“必昼夜涕泣”。

上述诸人，或孝于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于干侄，皆各禀家风，出于天性，充分反映了谢氏家族的家族风貌。

无戒365日更挑战营第77天

阅读链接：

《一起来读世说新语》目录

阮蔡生世居淮安新城北辰坊，另在城内勺湖建有草堂别墅，世代科仕，崇尚治学，热心乡里教育。

阮葵生曾祖父阮晋当时与同乡著名学者阎若璩齐名，撰有《自吟亭诗稿》，两人一起被大吏推荐参加博学鸿辞科考试；祖父阮应韶是监生；伯祖父阮应商是进士，任户部郎中，以直言敢谏多次受到康熙帝的称赞；父亲阮学浩和叔父阮学浚都是进士，而且同在翰林院任编修，同被派至地方担任大权在握的乡试主考官，人称“淮南二阮”；弟弟阮芝生二十四岁中进士，任内阁中书、县令等职，善诗文，与阮葵生一起被当时人誉为“眉山兄弟”。阮氏祠堂的门上写着的对联“一门三进士，七世两乡贤”，反映的就是阮氏处于鼎盛时期的状况。

阮葵生的父亲阮学浩（裴园）系清代雍正年间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提督湖南学政，典陕西、山西乡试，铨京都会试同考官，阶儒林郎加二级，赠中宪大夫通政使司参议。他一生治学严谨，博识多才，曾刊《教学遗规四礼翼注》及《学约》，以训士子。乾隆十六年（1751年），四十九岁的阮学浩，陈情辞官，回乡奉母，在他著名的书屋“勺湖草堂”读书讲学，“十余载遂不出山，日取淮海士，奖掖而成之者数百余人”。阮氏房舍建于勺湖南岸，而草堂建于勺湖之中，后改为书院。雍乾年间，淮安文风兴盛，当时丽正书院（旧址即今淮师），和魁文书院（旧址即今淮中），经常延请裴园公讲授经学。阮学浩见府、县两学维修不善，便发起创立公益团体“洒扫会”，邀约两庠人士集资修葺，而他总是资助银两最多。此外，他还将家藏的书籍百余种，赠送绐丽正书院，供诸生攻读。

阮学浩生有二子，长子阮葵生（1727－1789），字宝诚，又字萍庐、乐君，号吾山，晚号安甫，累官刑部右侍郎，以其《茶余客话》著称于世；次子阮芝生，因叔父阮学浚无嗣，“出为学浚后”，乾隆进士官德清知县，由于为政清廉，诰授奉政大夫直隶永定河北岸同知。

父亲阮学浩在翰林院任著作官凡二十年，著述颇丰，有《娱萱亭稿》、《职思亭诗文集》传世，叔父阮学浚著有《蔃村诗文集》，弟弟阮芝生著有《咏素斋文集》、《听潮集》等。出生在这样极富吟诗弄文风气的家庭中，阮葵自幼受到熏陶，养成写诗的癖好，“二十年间两千篇，丛编蠹简恣涂窜”（《邱丈桐园为予订〈十载删余集〉赋长句寄怀》），自癸酉（1753年）结首部诗歌集《十载删余集》（上、下）起，后来陆续编订《吴舠集》、《彭城集》、《越角吴根集》（上、下）、《红蕉馆集》、《勺湖集》、《晚移集》、《七峰集》（一、二、三）、《西山集》、《瓶花书屋集》、《春淀集》、《春草轩集》（一、二、三）、《听鸿集》（一、二）、《得请集》、《属车集》、《拙庆斋集》（一、二、三、四）等诗集。《拙庆斋集》编订于1789年，即他去世的那一年，可见诗歌创作伴随他一生。

阮葵生无论在成名之前，还是为官以后，都热心乡里的教育事业，一直赞助父亲亲手创立的“洒扫会”。为了使集资能够发挥“一劳永逸”之效，他建议筹款存典生息，还倡导购置田产，交庄民屯粮起租，以备办学之资。故阮氏庄园——鹅钱庄（在今东门外和尚庄东南），素有“一千庄”之称。阮葵生也生有二子，长子阮钟琦，候补布政司理问，但终身未仕，一直在家秉承先祖遗志，监督“洒扫会”同人恪守《会约》，严禁从中贪污作弊。次子阮钟景，顺天府北榜举人，岁在而立就早逝了。

从晚清开始，阮氏家道中落，一蹶不振。虽然遗稿和藏书较广，但逐渐散佚。所幸阮葵生的六代孙阮再庵老人，现年七十有五，尚能记忆追溯先祖遗事，尤其是乾隆四十七年由阮葵生、阮芝生重修沟《山阳阮氏家谱》（勺湖草堂收藏刻版，分上、中、下三卷），竟失而复得，尚存淮安图书馆。这对研究雍乾时期的淮安文化历史、地方掌故以及阮氏家世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山阳阮氏家谱》得知，阮氏原籍是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枣儿村，从武德公一代起，于元末定居淮安。山东潍坊尚有阮氏分支。另据《续纂山阳县志·名人墓》记载，阮学浩、阮葵生父子殁后，均葬于七里塘（今城东乡赵徐村西南）阮氏墓地。著名的文学家天台齐召南，曾为阮葵主撰有《墓志铭》，全文载入《山阳县志》。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在中国东汉黄香（18106），一个文化名人。档次不高，最高的办公室在他的官方为君知府，那是四年级的官员。但在他的人生历程的两大亮点：一是，他9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特别尊重他们的夏季床上枕头风扇寒冷的冬季床上用品的身体，让我父亲的睡眠;第二，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龄，他们广泛阅读儒家经典，仔细研究的伦理学术可以写文章，那么资本的声誉为“天下无双，江夏黄塘汉武帝张还租他的宫殿收藏的东方概念研究孔子曾经说过：“人的世俗的孝顺。尊重他们的长辈，友爱兄弟，是一个基本的生命。黄香这样的行为是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旧传元代国寿选择了历史上24孝子系列为“孝”。书，作为一个男人的典范，黄翔是其中之一。儿子黄曾琼新篁湾崇拜阶段黄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重。黄的历史

1，从胜利姓。据“通志·氏族略”，“元素的名称纂包含的信息，黄，吕最后，黄国建立后，楚破坏，该国为氏的儿子。帝舜时代，东夷部落领导者称为搏弈，专许的避难所，立功帮助大禹治水，是的皇帝顺慈兴双赢的。后代的传说伯益14，都在尖沙咀的谭柱最终李的运输庵，菟丝子邱，梁，黄，江，修鱼的白明的，它享有一个林的，秦，赵，共同赢得最后的名称和14位的。哪个皇有关的业务结束的开始的一周在这个河南潢川建立的黄国的周王朝的标题贵族，也被称为黄栽椁。春秋，楚国称霸只有**的国家，敢于竞争的国家。在公元前648年，黄楚了。黄锅哉孙，后征服国家的名字是王。

2，金天狮后，古老的姓氏书辩证载，黄金天狮起源于后。台骀是古代少昊金天狮分公司，代长水官，颛顼看到在汾河，后世尊为汾水之神。春秋，建立沉，姒，垫，**的亚洲国家，以及后来由金国灭掉。黄郭工家族子孙以国为姓，黄，台骀的后裔。

3，根据东夷起源历史时代的古颛顼，黄种人从河南黄水西迁到山西汾水下游，建立黄国为姓的国家。陆上古时期火神祝融（官方在最后。负责火）吴子后，他的继任者祝融。当周朝，随后密封在黄（今河南潢川西12英里），黄国后来黄国楚摧毁他们的后裔分散各地，他们并没有忘记亡国的恨，然后提交原来的国名，黄说，和尊重的土地，它的祖先被命名为结束。

4，从他的姓氏姓。古代后，朝鲜王，陆，吴，武，金范，丁皆有改为黄姓。

5，从黄晖来源：

①今天姓许，福建泉州，少数民族宝避免元代“反色眼影，”诛杀的变化黄兴。然而，由于不愿意把“托尼”（PU）黄兴故意苗（PU）宝同音异义词，如果被发现，秋季加两点是**的字母，时间长了就成了“黄”姓。

②元代黄兴采取了一些Bomu穆斯林妇女和到许姓黄的姓伊斯兰教的后裔。黄晖，分布在福建地区的四川，河南和宁夏。

6，黄元祖先主要流行在一些地区的江西，福建，云南等省份，如云南威信的频谱在“深”的注释，明确提出：“西记录的频谱元公共生活的祖先。“，并列举了”十禁止谱“之语：”深公话的好男人，黄钢，子子孙孙以上的男性祖先的土地。 “

[编辑本段]六，黄，迁移

1，黄，原始祖先的发祥地 - 黄义，驱逐

黄椅，在此内蒙古东部，燕山，南辽河西 - 西拉木伦河流域。后来迁移到东南迁安县西黄山和束鹿县，黄丘进入山东半岛，加入东夷集团，成为了九嶷山。后来，在大融合成华夏与东夷，黄一和其他许多少昊氏族的后裔，跟随颛顼从山东半岛到中原。

2，潢川黄国迁徙

古**的黄种人在这个河南潢川县古中原地区自公元前648年潢川黄国灭亡后，黄楚的状态，部落少数逃到河南中部，被迫大量内移动的状态，楚腹地，定居在湖北黄冈，黄陂，黄，黄梅，黄石县，这是说的名称Huangguo的蒋夏人转移到移动到楚都郢（现江陵，荆州）的形成黄秦江铃有一个内部移动到江夏路（今湖北云梦县东南一带），后来发展到汉代，最有名的江侠黄石亡国后，黄国信徒的一部分仍然留在故地潢川，坚持自己的家园，顽强的生命。在战国时期，楚顷襄王，黄过瑰家庭的后代黄燮楚考烈王的第一年（262）对任何楚阶段，被封为春申君，潢川县最早的庄园，直到清朝末年，应用潢川市已叫春的城市。后来，黄燮改封吴（江苏苏州），和他的13个儿子，并，一些落户江苏。客家姓氏中包含的休息地，但已采取避难和四方提出的大部分黄鹤乡，江夏县义村，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们30英里的距离。江夏郡（今湖北武汉，区）黄乘研发中心，从战国后期开始，汉丞相黄霸礼物邱孝顺的儿子黄香和子黄总理曾琼松泰魏黄丸是本地江夏华黄石市首个冠军黄枫林，也出在江夏县黄州，它是世界上黄总“江夏县志号。

3，汉至晋迁移

汉，主要是由于任何人员黄的原因分别迁移到北部和南部，北转移到河南固始，南阳转移到赣南，湖南，四川等地，黄先生也有大量的人居福建开始从晋。 “闽书”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原动乱，打扮的人最小的开始，第Ⅷ族，所谓林，黄，陈征，詹，丘，胡也。”据福建早期**的家谱，晋之际，袁芳黄江侠黄石人（字彦锋，也被称为黄允）官方济南知府，后结算福建省道教提倡最小的味道，万卷图书大厦在福州山榴花洞，福建历史上最早黄望族 - 金黄石。上述后侯官黄，莆田黄军事重镇黄和4的黄石等，是黄袁方济南黄的后裔。

唐朝皇帝，移民在隋唐时期，陈政，陈元光开漳州，中原58姓将军与他们的归化漳州，漳州黄就是其中之一。台湾“姜希锕黄石血统表”在这方面的年龄也记载：著名的黄延风，在晋永嘉年间（300年）八姓打扮的人闽人居署指定官方的黄巷填海的财富，唐代学者成立公共死后的忠诚贵州省省长黄磨成宝，黄创公共长子，极话，字匮其鹅，号燕忠（674正月5日-756农历三月5月29日），唐王朝秘书初居湖北黄州江夏安置河南光州固始，黄霞迁往福建侯官县（今福州南后街，东街）黄巷再次，在该国境内，终于感动了泉州蒲县延寿，县医院（涵江区国欢镇名村）。由于的俊逸可减少发布。的698年才德兼首席第三类学者，历任洪文医院编辑，徐州牧，广西周差炻，陈在唐玄宗10动脉，治理是世界上最好的，拥有的杨755年。郑晖，密封成立的市民，从入门级到金字广陆医生，谥“忠”。福建东南望族，濮阳的后裔非常突出，包括外移民部第一次正式的职业生涯丁的总理数字，与冠军相比，有10个：文本冠军七五代Huangren英宋黄雄度，黄婷黄，黄园，明黄的前景，黄师峻三唐煌仁泽，黄越明代，清代国税发[骑士第二位3：宋黄，明黄凤翔接触黄艾3第三次整体：宋黄贵，，明黄扬清黄书麟。 10位总理：宋黄黄迂嗯接触皇族顺明代黄精方，黄明君，黄师郡，黄韬周，清代黄机，黄锡衮，黄挺贵配备赵（封创立他的妻子）邱（盖章籍过敷人）;儿子和三个**的民谣，代码**，**音乐他的子孙蕃昌闽中向前姓韩。五洲王朝马监事陈元，许也早在唐代，蔡，张，黄，福建12姓，和复杂的排名福州黄巷的速度。现在，这个福建莆田的祖先关闭建国公共州刺史黄岸死后的忠诚度的第二个儿子黄典后代安置后广东省南雄市黄。晚唐，洛阳福建黄子边缘父亲事后梁胎俎朱全忠养子，累了官方侍御史，在简阳市东生活后寻求庇护。晚唐五代时期，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朝，王被称为兄弟，中原，黄，尤其是福建固始黄，越过河以南福建去投奔。宋皇樗嗯祖贤广州固始人，5个季度的混乱，福建县长王燕，由于家。经过分析和三：公寓绝望林，黄巷，福建邑排名长乐北乡黄岭福清市排名。另一个例子黄镇，“九世祖黄碣（新唐十国通）从光州固始从王福建，家庭，因为石岩，直健全的头脑，后来转移到众诚”。

5，宋，元时期迁徙的

黄，快速发展，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适度黄起源“包含了宋代，军事重镇皇初祖黄先江夏人，官方也太常寺清，侍中行政枢密院副使，玄孙，翰林院翰林整理黄安旦重建“江Xiajun市皇族谱，被打的皇帝，”军事重镇黄，忠孝两全保险（Tangzhong陈黄碣宋孝子黄档），江夏勇士队，经过四代以上的熊晓鸽，，簪缨世界经济，综合学习“御批。黄湛（汝湛），宋普扬黄巷转移到渡过祖先的后裔分散在广东，居潮州，和广东的发展后，已成为最常见的姓氏。

①进华黄石：祖先黄湘沂孙黄币。濮阳市江夏搬迁婺城区（金正日华盛顿）（现为浦江县，金华市，浙江省）。黄毕晋，黄翔的第10代传人。最初兖州（今山东郓城县）的官员，后来晋升为金陵（今江苏南京）按察，所以家谱，说他是按察公众。当时，金陵守着执行应唔，非常赞赏**的双向口径，他们聘请他作为一个女婿。后因金陵一带战乱频仍，黄辟夫妇隐居在濮阳市。后来的子孙繁殖蓬勃发展，成为东南亚汉濮阳市黄。这个名字黄巧黄巧山，陡峭的山字，也被称为乐，真正戈登字，号十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