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

　　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

　　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

　　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

　　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

　　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的具体主持下，仍然依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

　　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赵熙始终其事，“竟毕其功”。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

　　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更有甚者，以其《经籍志》没有著录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时未曾见到的书。其实，这些认识都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不足以说明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以毋煚《古今书录》为据，乃“开元盛时四部书。至于天宝以后的著述，并不是五代后晋时没有看到，而是史臣们不打算将其混杂到“开元盛时”的著录之中。对此，后晋史官说得十分清楚：天宝以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这里提到玄宗天宝以后的撰述有三类，一是“裁国史之繁略”者，二是“记礼法之沿革”者，三是“诸公文集”，只不过都放在本人的传记当中记述罢了。因此，凡是《旧唐书》纪、志、传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宝以后的撰述，都应视为后晋纂修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

　　其史料来自一是实录。二是唐人所修国史。

寒[寒，读音作gàn(ㄍㄢˋ)，亦可读作hán(ㄏㄢ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黄帝之裔姙(任)姓伯明氏之子寒浞，属于以部落名称为氏。

据史籍《世本》记载，寒，系出黄帝部落联盟，出于任姓。而姙姓系黄帝之裔十二姓之一，与吕、泉、毕、祝、谢、章、薛、过、戈、终同姓。过、戈是寒氏部落的两个分支。寒氏部落的寒哀曾为黄帝驾御马车，当为寒氏族之始祖。

寒氏国所在之地为寒亭，即今山东省潍县县城，寒国是被夏禹所灭的。

夏禹在成为诸侯共主(天子)之后，先举皋陶，“且授政焉”，皋陶死后，又举益，“任之政”。大禹死后，“以天下授益”，称为后益。但大禹在位时，大力培植其子启的党羽，所以禹虽然在表面上遵循传统禅让制度于后益，实际上已造成了启杀后益取而代之并建立夏王朝的基础。

夏王朝建立以后，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贵族的斗争仍没有结束。夏后启的晚年，沉湎于歌舞，其子太康继位后，更加无道，传至仲康失国。于是来自东夷有穷部落的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称为后羿。然而后裔自己也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于原兽”，终于被自己的家臣、来自东夷寒部落的首领浞所杀。

夏启杀后益自立为后(王)，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取代了后羿自主夏政。如此经过四十年左右，才由仲康之孙少康，在有虞氏、有仍氏等部落的支持下，收复夏后旧时民众和联合各诸侯、部落首领攻杀寒浞，“复禹之绩”，恢复了夏的诸侯共主地位。这段历史称作“少康中兴”。

从后启与后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以及从仲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黄炎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逐渐从东夷族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山东省北部与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与薄姑为中心的各方国。

西周初的奄与薄姑，仍是东夷族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族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西周初期，周武王灭了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并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时期，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因此其淮水地区的诸夷，是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后羿是一个著名的弓箭手，百发百中。后羿开始还只是做仲康的助手。到仲康一死，他干脆把仲康的儿子相撵走，夺了夏朝的王位。他仗着射箭的本领，也作威作福起来。他和太康一样，四出打猎，把国家政事交给他的亲信寒浞(亦有文献称为韩浞)。寒浞瞒着后羿，收买人心。有一次，后羿打猎回来，寒浞就派人把他杀了。

寒浞，是夏朝伯明氏之子，今山东潍坊人。寒浞在杀了后羿，夺了王位后，还霸占了后羿的妻妾，并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叫浇，一个叫殪。

寒浞怕夏族再跟他争夺权势地位，决意要杀死被后羿撵走的相，便派儿子浇将相杀死。那时候，相的妻子后缗已怀孕在身，见相被杀，就从城墙一个洞中逃了出来。

后缗，是夏王朝诸侯有仍氏之女，所以逃出后就直奔有仍(今山东济宁)。后缗回到娘家不久便生了个儿子，这个相的遗腹子就是少康。有仍氏因少康是夏后氏之遗孤，对他特别爱护。少康长大后，有仍氏便命他作了牧正，也就是主管畜牧的官。少康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对寒浞和浇满怀仇恨。

少康在有仍部落里作牧正的事，没过多久就被浇知道了。浇振了亲信椒前往有仍寻找少康。但椒还没到有仍，少康便得到了消息，就从有仍逃奔到有虞(今河南虞城)。有虞的诸侯叫虞思，是有虞氏之后，世代与夏后氏亲善，在得知少康是夏相之子后，就热情接纳，并命少康作了有虞国的庖正，也就是掌管膳食的官，而且还将两个女儿(二姚)嫁给他，又把纶(今河南虞城)这个地方分给他住。在纶地，少康有十里见方的土地(一城)，有五百个人(一旅)供其使用。于是，少康便以纶为基础，积蓄力量，暗中收集夏王朝的人，准备复国又安抚在夏王朝中作过官的人。

就在少康准备恢复夏朝的同时，有个逃居在有鬲(今山东德州)叫伯靡的夏遗臣，也在积极地准备行动。少康与他联合进攻寒浞。少康派亲信女艾前去刺探浇的情报，同时派自己的儿子季杼去引诱殪。然后，少康亲自率军消灭了浇，季杼的军队灭了殪，伯靡也率领斟灌、斟寻之师讨伐寒浞，攻下了夏邑。

伯靡和夏后氏的贵族们拥立少康继位为夏王，又重新夺回政权，恢复夏后氏统治。史称“少康中兴”。各地的诸侯、方伯得知少康回到了夏邑，恢复了夏禹的业绩，奉祀夏的祖先和天帝，维护了夏朝原有的统治，又都纷纷带着贡物前来朝贺。

夏王少康从小就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流离生活，因此，上任伊始，便恢复管理生产的稷官和管理水利工程的水正，并挑选得力的人选担任这些与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官职。社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王朝的统治也得以巩固。

寒浞被灭之后，寒氏族人南迁徐州、临淮、江西余干，与越人融合为干越、干吴、扬越，后融入楚国，传衍有干氏、赣氏。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铸剑技师干将即为干氏族人。寒氏、干氏同宗同源，读音皆为gàn(ㄍㄢˋ)。

第二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汉、魏、晋时期西部鲜卑乞伏部首领傉大寒，属于以先祖名字汉化为氏。

西部鲜卑主要指河西鲜卑、陇西鲜卑，一说还包括源出于慕容鲜卑的吐谷浑。河西鲜卑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金城黄河之西)，包括今青海省惶水流域的鲜卑诸部，其中秃发鲜卑最强大，其它可考的部落有乙弗鲜卑(亦称卑和虏)、契翰(契汗、唾契汗)、折掘、意云鲜卑、鲜卑思磐部、车盖鲜卑、麦田鲜卑、北山鲜卑等。陇西鲜卑专指活动于今甘肃省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的鲜卑诸部，除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外，有史可稽的尚有鲜卑鹿结部、莫侯部、吐赖部、勃寒部、匹兰部、密贵部、裕苟部、提伦部、越质部、豆留輢部、叱豆浑部、叠掘部、悦大坚部、仆浑部及大兜国等。河西鲜卑和陇西鲜卑之名始见于西晋末十六国初，部众大都是曹魏时迁至雍、凉之间，散居于河西、陇右，南凉、西秦盛时统辖之，后归属于北魏。

乞伏鲜卑是原居于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高车)南下与鲜卑融合而成，是陇西鲜卑中最重要而又强大的一支，包括乞伏、斯引、出连、叱卢等部。原居于漠北，东汉中后期南迁至大阴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脉)。乞伏(如弗)部原为鲜卑人，其余三部中的叱卢部，即高车十二姓中的吐卢氏。乞伏鲜卑是鲜卑与高车融合后的鲜卑部落。原居于今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南北朝时称高车)，南下与鲜卑融合而成。西秦上层多有屋引氏、翟氏、叱卢氏等高车人可证。

乞伏等四部，南出大阴山后，住牧于河套北。泰始初左右(公元265年)，乞伏国仁五世祖祐邻(拓邻)时率五千户，又南迁至夏(或夏缘，今河套南)，其后部众稍盛，约五万。由此向西迁至乞伏山，即今贺兰山东北抵黄河的银川一带。后祐邻又率部向南迁徙，与居于高平川(今宁夏清水河流域)的鲜卑鹿结部(有众七万余落)“迭相攻击”，结果鹿结败而南奔略阳(今甘肃秦安)。于是祐邻等居高平川，势力渐盛。

祐邻曾孙述延在位时，相当于十六国初前赵雄据中原、张轨初有河西之际，北方群雄割据，使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得以进一步发展。述延讨拥有两万余落的鲜卑莫侯部于苑川(今甘肃兰州榆中)，后迁于土地肥沃的苑川，为“龙马之沃土”。乞伏联盟增至十万余落，一落按五口计算，即有五十余万人。同时，由于内部游牧经济的发展和受到邻近封建国家的影响，逐渐向国家政权过渡，建立了简单的官制。如述延“以叔父柯埿为师傅(相当于丞相)，委以国政，斯引乌埿为左辅将军，镇蔡园川，出连高胡为右辅将军，镇至便川，叱卢那胡为率义将军。镇牵屯山”。各部落首领分镇一方，而统主(联盟首领)则一直为乞伏氏世袭。

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迁至苑川后，势力增强，据有苑川、勇士川(苑川东，今甘肃榆中大营川)、牵屯山(今甘肃平凉)一带。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述延死，祁埿之子傉大寒即位。当时后赵国的势力已伸入秦陇，使傉大寒惧而北迁于麦田无孤山(今甘肃靖远)。

后来傉大寒逝世，其嫡子司繁即位，归降于前秦国苻坚。后在前秦年间(公元351～355年)迁于度坚山(今甘肃靖远)。

公元383年，苻坚遣吕光征西域。公元385年，司繁之子国仁脱离前秦国的统治。公元388年，国仁逝世，其弟乾归继位，定都于今兰州市西北，建立了西秦国。

公元400年后，秦姚兴与姚硕德合伙灭了西秦国。公元409年，乾归自收族众三万余迁往甘肃靖远县，旋乘后秦衰弱之机，复国。公元412年，乾归及其子为国仁之子乞伏公府所杀。炽磐又击败公府，夺位，承父遗策，笼络陇右汉、羌等，重用汉族人士。

公元414年，炽磐出兵灭了南凉国，又逐北凉国沮渠氏势力出湟水流域，将西秦国的势力伸入今四川省西部羌族之地。公元428年，炽磐收拾，太子慕末即位。公元431年，胡夏君主赫连定杀乞伏慕末及其宗族五百余人，西秦国灭亡。乞伏鲜卑的轲弹、乞伏千年投归北凉国，跋跋、延祚投归胡夏国，而昙达则为羌人执送于胡夏。

后胡夏君主赫连定在渡黄河夺北凉国河西之地时，为吐谷浑慕璝所灭，所率乞伏鲜卑等原西秦国降户及赫连部人皆为吐谷浑虏去。因而，乞伏鲜卑有一部分与吐谷浑融合。

后北魏政权灭北凉沟，并逐吐谷浑出陇右，散处于河陇地区的乞伏鲜卑族人皆为北魏政权所统治。乞伏氏及出连氏、叱卢氏等，均成为北魏的“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不论是在北朝作官为吏的上层，还是一般乞伏鲜卑人，后来大多被同化于汉族。

据传说，乞伏氏首领傉大寒在执政期间虽然比较儒弱，惧他族而举族连连北迁，却是个“多产作家”，除了嫡子司繁以外，还有庶子近百。其子孙在归附北魏政权后，在汉化过程中有取先祖名字尾音谐音汉字“寒”为姓氏者，称寒氏，读音作hán(ㄏㄢˊ)。

第三个渊源：源于羌族，出自南北朝时期西羌族寒宕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北史·邓至传》记载：在南北朝时期，一些羌人部落与北魏政权有密切联系，“又有东亭卫、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习山、仓骧、覃水等诸羌国，风俗粗犷，与邓至国不同焉。亦时遣贡使，朝廷纳之，皆假之以杂号将军、子男、渠帅之名。”在史籍《魏书·邓至传》中也提及：“邓至之西有赫羊等二十国，时遣使朝贡。”

寒宕部原居藏东昌都地区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部一带地区，后归附北魏政权后，举族迁入内地，原居地被东女国所占。

在大唐盛世，寒宕部族人归附唐王朝，取部族名称为汉姓寒氏。公元七世纪左右，为吐蕃族所征服。

二历史名人：

寒　塞：(公元1931～今)，傣族；云南西双版纳人。著名元朝官吏。

元朝时期置车里军民总管府(今云南西双版纳)总管，寒塞出任总管，佩金虎符。

寒　九：(公元1931～今)，北京人。著名舞台美术艺术家。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任内蒙古工艺美术专修学院副院长、教授，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内蒙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员、内蒙古舞台美术学会会长。

1949年3月参加华北革大响应号召支边到内蒙，1953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1958年毕业应聘再返内蒙工作，主要仍从事舞美创作。

1978年调内蒙古艺校任美术科科主任，1986年艺术学院成立，先任工艺美术系筹备组负责人，后任系党支部书记，同时兼绘画书法基础课教研室主任。

由于其长期从事舞台美术创作，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设计过歌剧话剧和京剧等不同题材、风格、不同剧种的大中型剧目五十余台，如话剧《保卫延安》、《草原赞歌》、《青年近卫军》、《邢燕子》、京剧《草原**妹》、《气壮山河》、《巴林怒火》等剧目。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由其设计的《草原**妹》进京参加会演被评为优秀剧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的接见和鼓励。

其设计的京剧《气壮山河》参加华北区会演获得好评，此剧的舞美设计（选场）入选全国首届舞美展览。1984年由其设计的《北疆烈火》荣获自治区新创剧目舞美设计一等奖。1980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1983年参加《亲家卖粮》电视剧拍摄，该剧荣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三等奖。1984年创作油画“昭乌达风情”入选自治区现代艺术展览。1987年撰写学术论文《绘画艺术与舞台美术》刊载于艺术学院院报。1987年初评聘为国家二级舞美设计师，1989年改聘为副教授。

从1980年起主要从事艺术教育工作，有关影视设计活动和创作是利用假期完成的。1991年7月离休后，仍从事高考专业课考前补习班，共干了七个年头。1999年春又被内蒙工艺美术专修学院聘为副院长，继续做艺术教育工作。

传略入编《中华魂·中国百业领导英才大典》、《中国人才辞典》。

寒　村：(公元1947～今)，河南偃师人。著名现代书画家、集邮家。

经济师，陕西第十棉纺织厂工会副主席。系陕西省书协会员、省纺织书画协会常务理事。

1976年11月开始收藏，主集古今名人字画。邮票、信封；兼集票证。有书法论文发表于《艺舟导报》、《武汉书法报》、《陕西工人报》等报刊。

书法作品先后数十次参赛获奖，并被陕西干陵博物馆、河南白马寺、曹州书画院、郑州博览中心、文化部、朱德故居等收藏，多件作品被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收藏家收藏，有书法作品入选《学书法》教材。其书法作品多次参加陕西省拍卖会，均获成功。

曾为《信息产业报》题写报头。《东方书画日报》、《中国书画报》等新闻媒体专题介绍过其事迹。

寒　冰：(公元1958～今)，女；黑龙江省人。著名新闻工作者。

主任记者。中国地市报女记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海口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海南省十大杰出青年海口市女界十杰、海口市巾帼建功“女状元”，中国地市级女记者协会副会长、海口市妇女问题研究会副会长。海口市青联委员、海口市妇联会九届执委，第二届全国范长江新闻奖提名。荣誉获得者。

1990年来海南，现任海口晚报特刊部主任、编辑、主任记者。她当过八年中学语文教员，又有十五年记者生涯，已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传媒发表新闻作品三百多万字(有三十余篇获国家级好新闻奖)、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

代表著作有：长篇小说《女记者》、中篇小说《雨夜》、报告文学集《路在脚下》、《丈夫在天涯》、《良知热血催椽笔》、《“逼上梁山”的过海女人》与《寒冰新闻作品集》、《寒冰散文随笔集》等。《丈夫在天涯》被收入“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世纪绝唱》一书中。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新闻信息报》与《中国记者》、《新闻战线》、《新闻传播》、《女友》、《妇女之友》、《女子文学》、香港《镜报》等五十余家报刊杂志，均先后编发了其业绩、专访与新闻照片。

其业绩已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中外名人辞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家名人录》、《中国当代杰出青年》、《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中国妇女儿童事业成就大典》、《中华当代巾帼风采》、《1995年中国新闻年鉴》与《中国报界著名编辑记者辞典》、《中国青少年年鉴》、《中国中青年新闻人物年鉴》等大型资料经典性工具书中。

《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夏朝禹至桀14世17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产生于夏，盛于魏晋南北朝，普及完善于宋。

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体例较完备，私修族谱普遍以其为典范，并进一步予以发展，形成了一套包括谱序、谱例、谱表、谱系、家训、家诫、家规、祠堂、坟地、义庄、仕谱、人物传记和艺文等内容的较完善的私修族谱的体例。

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中国原始社会逐步解体，进入了奴隶社会，确立了王位世袭制。随之产生了记述夏朝世系的家谱。至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前221年），家谱只是记述士大夫身份的一种特殊标志。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6年），氏族宗法组织瓦解，抛弃了公侯子孙的贵族世统本系。至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族谱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崇尚的宗教文化。以后，随着封建门第制度法制化，官修世族大地主的合谱盛于魏晋南北朝（公元265年～589年）。隋唐两朝（公元581年～907元），推行科举制度，士族势力日渐衰弱。至唐朝中期，族谱由以前的官修合谱逐步转向私家修谱而兴盛起来。宋朝（960年～1279年）受“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支配，私修族谱逐步普及和完善。明、清至民国，宗族活动盛行，私修族谱有增无减。

中国族谱随奴隶社会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产生于夏朝

中国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们以血缘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居住在一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家族、氏族村落，形成氏族公社。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以维持氏族成员的共同世系和区别于其他氏族。氏族内的重要事情，都按照一定的习惯和世系安排。

夏朝，中国原始社会瓦解，进入了奴隶社会，并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为了明晰王族世系，子孙继位，产生了记述王族世系的“家谱”。《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夏朝禹至桀14世17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

周朝，以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建立，使嫡长子成为土地和权位的法定继承人。与之相应形成了“尊祖敬宗”的祖先崇拜，从而巩固了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家谱迅速发展。周朝家谱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贵族出于尊祖敬宗和炫耀祖先，在鼎彝礼器上铭刻自己的家系。这些鼎彝铭文，先叙述祖先名字及其美德、功勋庆尝，最后为铸器人的名字。这类铭文鼎彝按辈份作为祭器陈列于宗庙，这就是周代的私修“家谱”。

二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设立史官，记录、整理、保管各贵族的家谱。周王朝中央设有小史掌管王族家谱，负责定位王族世系，区分王族成员的辈份和血缘关系，遇有祭祀，则告诉君王其先祖的死日、名字等。周王朝中央还设有太史、内史，记录、整理、掌管诸侯卿大夫的谱系资料。各诸侯国也设工、史之类的官，记录、管理谱系资料。http://wwwdoc88com/p-1146349882708html

三是出现了一批谱学著作。这些著作中要数《世本》的成就最大。《世本》记录了自三皇五帝一直到春秋战国时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流源、迁居本末、生前创制、死后名号以及其事迹，集各代、各家分散和世系于一书，使之流传后世。

中国族谱随封建门第制度法律化，世族大地主修谱盛于魏晋南北朝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实施官僚制度。氏族宗法组织随之瓦解，但血缘宗法思想并没有削弱。特别是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君臣等级和血缘尊亲观念进一步得到增强。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及地主势力发展，他们往往几代宗族不分居，结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还与大官僚、大商人纠合，结成集团，在政治上垄断政权，把持仕途，占据中央和地方要职，形成门阀。东汉后期，三公九卿太守州牧，多数由这些高门弟子担任，门第制度已成为世家大族垄断统治政权的基础；阶级矛盾激化，世族大家以保卫乡土、宗族为名，笼络人心，组织宗族武装，维护自己的势力；世族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利用宗族关系控制大量劳动力，为其奴役。曹魏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使门第制度法律化。当时中正品第人以家世、才干、品德三项标准并列。到西晋，世族地主专政，把家世提升为主要的甚至惟一的标准。上品高官全为世家大族垄断，寒门、中小地主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家谱自然成为九品中正选择官吏的主要依据。世族大地主利用宗族血缘关系和宗族思想，笼络族众，组织宗族武装遍布全国。族谱也自然成为其有力的工具。当时赋役苛重，大批族人农民只好投奔同宗大地主，转为“私属”，供其奴役剥削。族谱自然成为维护这种局面的工具。为了适应这种需要，魏晋南北朝官府设立“谱局”，诏令专职修家谱。家谱也作为重要文献，保存在各级官府中，出现世族地主家谱的鼎盛。当时修谱以贾弼最有名，他广搜世族大地主的百家谱记，在东晋政府的支持下，撰定《百家谱》，共100帙，712卷。包括18州，116郡大族。

中国族谱随科举制度的推行，私修族谱盛于唐

隋唐两代，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不再以族谱为依据。族谱的作用下降，但氏族门阀观念仍然很盛。唐太宗命修《氏族志》，收集全国的氏族家谱，考证其世系，定为9等。并提出“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把皇族列为第一等武则天时，又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均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官以上者，皆升为士族。唐代中央政权编修的谱牒，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变化。

由于唐皇朝的倡导，并编修大量官谱，社会上私修族谱之风甚盛。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就是那些百代无闻之族，一朝暴贵，也无不追求本系，妄承先哲。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士族势力的衰退，逐步改变了过去绝大多数是官修百家姓氏渊源的合谱状况，私修家谱逐渐兴盛起来。可惜唐末乱世，世家大族家谱大都散失无存。

随“三纲五常”宗族伦理思想的奉行，“家自为说”私修族谱普及完善于宋

宋代以後，中国社会奉行“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宗法家长制的统治思想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机体。以族谱选官和婚配的作用逐步消失，修谱的目的主要是敬宗收族。朝廷不再设“图谱局”，官府再不修谱牒。世族之家的修谱逐步减少，并转向一般官僚地主之家以至普及到百姓之家。私家修谱一般是本族人自己修，而且是挑选受过一定教育在本族有一定威望的人撰修。宋初，文学家欧阳修、苏洵主持修本族族谱，开创了宋代族谱的先河。其後，许多士大夫纷纷为自己的家族修谱。从此，族谱从过去的“奉敕修定”，转向“家自为说”私修，形成了私修族谱的盛行。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体例较完备，私修族谱普遍以其为典范，并进一步予以发展，形成了一套包括谱序、谱例、谱表、谱系、家训、家诫、家规、祠堂、坟地、义庄、仕谱、人物传记和艺文等内容的较完善的私修族谱的体例。  

中国族谱随宗族活动的盛行，明清修谱卷帙浩繁

明代，朝廷置宗人府，编修皇族谱牒，称玉牒。清代自顺治始，开设玉牒馆，由大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尚书等主持修牒。时，玉牒为皇族成员发放俸禄、赐官封爵、指婚定名的基本依据。

明清两代，私修族谱更是卷帙浩繁。家谱、宗谱、族谱、支谱、世谱等名目繁多，并产生专记人物生平事绩的“年谱”。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世家谱》，改变了唐及以前只收录直系长子长孙的做法。北宋至明清民国，合族修谱，支庶兼收，续修不断。明中期，规定每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谱例规定严明，内容丰富。且随宗族活动的变化，修谱南方盛于北方，南方宗族聚居之风盛于北方，特别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很多商人借助宗族活动开展商业活动。海外华侨成立宗亲会，集合同姓人士，不论亲疏，不分派别，建立宗祠，共祀其受姓的始祖，以此联络感情，弘扬祖德，团结互助，发扬民族精神。这些宗亲活动直至民国时期仍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