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类书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工具书，它摘录汇辑经、史、子、集等多种文献中的原文，然后按内容性质等分门别类进行编排组织以供寻检和征引，并以对文献和事物等的类分而得名。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类书应为三国时期编纂的《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日《皇览》。”另外《魏志·杨俊传》注也说，《皇览》一书“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合八百余万字”。可见其内容是很丰富的，可惜此书于唐代便已散失，今天无法考见其面目。

　　至于编写类书的真正原因，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个人认为当时编纂类书是为了写作辞赋的需要。因为两汉辞赋讲究广征博引、文辞藻丽，说得通俗点就是买弄学问，是故《两京赋》、《三都赋》一出便洛阳纸贵。为了辞赋写作时能及时迅速查阅典故，于是类书便应运而生。这一点的情形和字典、词典的编纂是差不多的。

　　二、类书的发展历史

　　自《皇览》以后，历代帝王相继仿效，委派臣下依据皇家藏书纂修巨型类书。齐、梁、唐、宋和清初，此风尤盛。当然，某中也有不少私家撰修类书者。

　　我国古代类书的编纂自三国魏至清末，历时1500多年。据晋代荀勖的《中经新簿》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记载，成书达六七百种之多，但现存不过三百种上下。

　　《皇览》成书之后，纂修类书之风渐起。据《类书流别》记载：晋有陆机《要览》；宋有何承天、徐爱《合皇览》；齐有东观学士奉敕撰《史林》，萧子良集学士撰《四部要略》；梁有萧琛《皇览钞》、刘峻《类苑》、徐勉等奉敕撰《华林遍略》、刘杳《寿光书苑》、陆罩等奉敕撰《法宝联壁》、陶宏景《学苑》、张缵《鸿宝》、朱澹远《语对》、《语丽》；陈有张式《书图泉海》；北魏有《帝王集要》；北齐有祖珽等奉敕撰《修文殿御览》等等。估计六朝人所撰类书，总数在三千卷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成书于齐梁之间，可惜已全部失传。

　　唐代纂修类书近万卷，其中多数已经失传。这些类书中有名的如欧阳询等奉敕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徐坚等撰《初学记》三十卷，白居易撰《六帖》三十卷。

　　当时类书的纂修体例有了很大变化。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称，《流别》、《文选》，专取其文，是为总集；《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是为类书。自《艺文类聚》始，遂合事和文为一编，这是类书编制体例上的一大变革。故《四库提要》称“是书比类相从，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俾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唐颜真卿撰《韵海镜源》，分韵而隶事，这是唐代类书编写体例上的又一创新，在巨型类书门类至多至繁的情况下，提供读者按字检索之便。

　　五代十国时期类书数量不多，并且已全部散亡。宋代类书的编写，再次达到高潮，除官修大部头类书以外，私家著述亦复不少。这和当时的文风以及科举取士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现存宋代类书，比较著名的有吴淑《事类赋》三十卷，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王钦若等奉敕撰《册府元龟》一千卷，无名氏《锦绣万花谷》四十卷、续四十卷，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刘应李《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潘自牧《记纂渊海》一百卷，王应麟《玉海》二百卷、《小学钳珠》十卷，陈元靓《事林广记》前集、后集、续集、别集、新集、外集各二卷，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二十七卷、后集三十一卷，谢维新《古今合壁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等等。其中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最为有名，此四者不仅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而且编排体例也较为完备。

　　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明代类书的数量亦不少，且留存下来的多于佚失的。但明人编书，往往粗制滥造，或任意增删，或引文不注出处，少有可称道者。唯明成祖永乐年间解缙等奉敕编纂的《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辑录宋元以前的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图书七、八千种。此书编成后，因卷帙过多，始终未能刻板。嘉靖时又写正副本各一。副本于明末被焚毁，正本于清代初中期略有散失，而大部分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帝国主义侵略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毁劫一空。

　　清代初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两朝，类书之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编纂的类书，如敕撰《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子史精华》一百六卷，《佩文韵府》四百四十三卷，《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远远超过前代。其中，《古今图书集成》为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分为六个汇编，三十二典，六一○九部。此书收录有不少精美的插图，图文并茂、文字翔实，实为今日查核典故、考经证史的重要依据和凭借。

　　三、类书的编纂体例

　　类书的种类，按其内容性质，可划分为综合性类书和专科性类书。综合性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专科性类书如《太平广记》、《全芳备祖》、《事物纪原》、《子史精华》等。其中，《太平广记》专收小说异闻；《元和姓纂》、《万姓统谱》之类专收姓氏；《全芳备祖》、《植物名实图考》专收植物；《事物纪原》、《格致镜原》专考事物起源；《喻林》收古书中设譬之词：《子史精华》收子史两大部类书中名言隽句。

　　按编录体裁，可分为徵事性类书、徵事兼采诗文类书、专收诗文词藻的类书、汇集图表的类书、编成韵语的类书、综合几种体裁的类书；按编排方式，可分为按类编排的类书和按韵编排的类书。以字韵编写的类书也可分齐句首字、齐句尾字两种。唐颜真卿《韵海镜源》（佚），首创分韵隶事即齐句尾这一体裁。此类著作以《佩文韵府》为代表。清康熙时敕撰的《骈字类编》一书另创齐句首这一体裁，可与《佩文韵府》“互为经纬，相辅而行”。

　　四、其他

　　（一）为何类书编写如此之盛？

　　历史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类书？寻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不难肯定，这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专制”下形成的“怪胎”。它是统治阶级出于笼络士大夫这个政治上的需要，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所谓“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使之“具老死文字间”。（刘埙《隐居通议》卷十三）这一点从最早的类书《皇览》的名字就可看出究竟。为什么要取名《皇览》呢？顾名思义，是编给帝王浏览的。又如《初学记》乃是为唐玄宗诸皇子作文参考而纂修。《大唐新语》记载，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再如宋初敕撰《太平编类》一千卷，太宗每日阅三卷，一年读毕，赐名《太平御览》。其实，无论是唐宋初期之纂修类书还是明成祖之敕修《永乐大典》以及康、乾敕修类书，均是此意。由此可以看出，类书主要是应上层统治阶级首先是封建帝王的需要而编纂。

　　（二）类书是百科全书吗？

　　类书把古代事物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等等分为若干门类（或部），每类之下再分若干子目，然后采集群书中有关资料“随类相从”，分别附录于各门类及其子目之下，以供人们查考。虽然如此，它和西方近现代的百科全书还是有所不同的。西方近代的百科全书是理论知识系统，以学科分目，组织专人进行撰写，叙述有关学科的历史、现状和理论知识。类书是资料汇编系统，不论是官修还是民纂，从一开始便是以历史文献典籍汇编的方式出现的。它按类别把所要研究的有关资料从古到今、分门别类系统地收集在一起，给使用者提供完整的资料或资料线索。由此可见，它“乃学者求知之功力，而非成家之学术。”但就其规模和作用来说，其实与百科全书相近，径称之为古代百科全书，亦未尝不可。

　　（三）类书的评价

　　类书的编制虽然主要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提倡，但是其穷搜博征各种著作，贯通古今，汇通经史，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为我们辑佚、校勘古书，查考典故和其他事物的出处，以及研究古代文学、艺术、历史、应用科学各方面提供了大量资料，是一种极为有用的工具书。

　　尽管瑕不掩瑜，类书也还存在一些缺点：如有的书引文不详出处；或作任意删削；或转抄他书，不按原著摘录，致使以讹传讹，如此等等

　　明初时，宋元留存的书院，多被改建为地方学校和社学。成化、弘治以后书院逐渐兴复。嘉靖十六年（1537）明世宗以书院倡邪学下令毁天下私创书院。十七年以书院耗费财物、影响官学教育再次禁毁书院。到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得以恢复。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掌权，在统一思想的名义下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其去世后，书院又开始盛行。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造成了“东林书院事件”。崇祯帝即位后书院陆续恢复。期间书院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创建的有1699所，出现了陈献章、王守仁等学派。明朝的书院分为两类：一种重授课、考试的考课式书院，同于官学；另一种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在此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后者多为统治者所禁毁。

　　明代初期，书院仍维持着元代的规模。到嘉靖年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 ，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当时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后 在 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既是学术研究中心，又能进行教学的机构。由于王、湛等人的大力倡导，书院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但由于统治阶阶级重视科举制度 ，只号召天下学子精研儒经，不提倡广泛涉猎、率性读书。受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所以书 院虽多，藏书丰富的却并不多见；另外，明代书院教育以“会讲”为特点，重清谈，轻读书 ，藏书事业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王、湛的学生继承其志向，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 ，于是书院越来越多，弥漫了自由讲学的风气，一些著名的书院往往终于成为社会舆论的中 心，针砭时事，评议政治。这样就遭到了当权者的猜忌，发动了四起禁毁书院的案件，其中 以权宦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一案为最，天下的读书种子霎时好像都被剿灭尽了。东林案后， 明代书院就此一蹶不振。

宋光宗赵惇南宋朝第三位皇帝，他是宋孝宗的三儿子，本来他是没有机会做皇帝的，可怎奈宋孝宗看人的眼光实在是太差。起初嫡长子是太子，不过他没有做皇帝的命，24岁就英年早逝了。本来应该老二接班，可是宋孝宗却认为老二太厚道了，不适合，他反而觉得老三更像自己，于是便立赵惇为太子了。然而恐怕令宋孝宗都没有想到的是老三却是其中最不孝顺的一个儿子了。

宋光宗在位五年，活了五十四岁，他一辈子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子赵梃（早亡）、次子赵扩，长女文安郡主、次女和政郡主，三女齐安郡主。不过这三个女儿也都早亡了，可以说留下的也就赵扩这么一个孩子。

要说宋孝宗糊涂，他做事的确非同寻常。按说宋光宗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赵扩，也是嫡子。理应由他接班就是了，这也是没得选了。

可偏偏宋孝宗不同意，他这次看上了魏王赵恺的儿子嘉国公赵抦。这个魏王赵恺就是宋孝宗赵昚的次子，当年他就是认为他太厚道了，所以看不上他，可这次他却看上了自己的孙子。

而对于宋光宗唯一的儿子赵扩他却看不上。他认为嘉王天性懦弱，不适合做皇帝。

这么一来，显然遭到了宋光宗夫妻俩的不满。对于宋孝宗来说，都是自己的孙子，还是一家人。可对于宋光宗夫妻来说，赵抦是外人，他们再糊涂也不愿意把皇位让给外人。

最终赵扩还是做了太子。 

因此，两人本就有嫌隙，这下更让宋光宗时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在别有用心的李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光宗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这也导致了宋光宗心里走向偏激，甚至不愿意见宋孝宗这个父亲了。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当年宋高宗赵构看上的这个孙媳妇李氏，也是看走眼了，李氏别看长得漂亮，但却是一个强势甚至个性有缺陷的人。 

他不断地挑拨宋光宗与其父亲的关系，最终导致宋孝宗的葬礼两人都不愿意出席。结果在葬礼上，这两口子遭到了群臣的愤恨，直接发动了宫廷政变，逼着宋光宗禅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