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之死：

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明·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四载：“嵩死时寄食墓舍，不能有棺椁，亦无吊者”。寥寥数语，向后人勾勒出，明朝嘉靖皇帝的一代权臣严嵩死时的凄凉景象。遍查嘉靖以来的正史和野史传说，均无严嵩死后葬于何地的记载，严嵩墓也成为千古之谜。

严嵩墓在严嵩老家江西分宜县的界桥族谱中虽有严嵩“白田蛇形山墓”、“祖茔枣林山”、“百棺出殡”之说的记录，都因无确切证据而困扰史学界。特别是这些记录的内容与《四库全书》的正史记载相差甚远，未免牵强附会。

改革开放后，在盛世修志的工程中，抢救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当务之急。息县在普查登记历史文物、名人墓葬和碑记的大背景下，严嵩墓“浮出水面”。

在1982年的全国第一次抢救历史文化遗产中，息县文化馆参加编修《息县文化志》的几位同志在历史文物馆藏中发现了一本1962年的《文物记录日记》。内容有“严嵩墓——城西南三里王岗(村)后边”；“严嵩墓志碑——现在何庄的群众家”的记录。

根据考查发现，1956年春，息县城关南大街居民张家义纠合其它4人星夜扒开严嵩墓，墓室内存青石墓志铭刻两块，每块约50公分见方。一块为墓志铭内容，下注：“江西分宜子严世蕃”；一块为阴刻“严氏嵩公志铭”的篆书，内侧为严嵩家谱，为阴刻小楷。

家居息县的河南省文史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顿席珍在接受调查时证实说：“1954年7月，有一天早饭后，我去郊外钓鱼，途经城西三里处的公路南侧一坟地时，看见有一古墓，墓向东南，墓前立一石碑，高一米左右，上书‘明故严嵩之墓’，左下方有‘奉祀男世蕃’五个字”。

据息县印刷厂王乃揆回忆说：“息县城西三里王岗路侧有一块白石(汉白玉)墓碑，高约一米余，上书“明故严嵩之墓”。1954年，息县公安局组织劳教人员将石碑运到管教工厂，将字迹磨去，作为印刷石版用，1957年移交县报社印刷厂”。

据此推断，严嵩死后葬在河南息县已无悬念。那么，严嵩作为一代权臣，为什么没有终老故乡，却客死在距分宜千里之外的息县呢

根据历史记载，严嵩25岁考中进士即入朝为官，终于在他62岁时入阁为相，成为嘉靖王朝重权在握的宠臣长达20年，然而在他暮年的82岁和85岁时，连遭两次“处分”。第一次是在嘉靖41年(1562年)，嘉靖皇帝根据御史邹应龙对严嵩父子的弹劾，“亟放归田，用清政本”的奏请内容，将年届82岁的严嵩革掉相位之职，让其归田回乡；第二次是嘉靖44年(1565年)严嵩因受其子(世蕃)罪所累，被削藉为民，并将其子严世蕃斩首，抄没全部家产。此时，他已经是85岁的老人了。

此时严嵩深知自己的命运操在别人手里，已是无力回天，稍有不慎，性命休矣! 同时他更明白，当年重权在握，主政朝纲20年，得罪的人会少吗此期间，他对不同政见者，诸如绵衣卫沈炼、兵部员外郎沈继盛、兵部侍郎曾铣、前任内阁首辅夏言等均在他为相时获死刑。此一时彼一时，以目前处境，严嵩可谓四处杀机，险象环生。当查抄官军在严嵩家搜查出黄金三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两及各种金银玉器等物时，严嵩已是命悬一念，任人宰割了。此时查抄头领江西巡按成守节却从众多金银器皿中踢出一只金碗，继而扔向严嵩说：“严大人，给你留碗饭吃吧!”好在成守节是奉旨办差，皇上并未让他诛杀严嵩，也是严嵩命不该绝，总算留下一条性命。成守节留下一只金碗，是奉旨成命，还是顺水人情，今天不得而知。但在息县却留下一个严嵩抱着金碗，沿途乞讨的民间传说。

可以想象而知，从一朝权臣堕落为平民，这种反差及由此产生的，比如族人的轻视，仇家的唾骂等等。更为人担忧的是，不知哪一天，皇上又来个第三次“处分”，那还有好果子吃吗何况年已八十有五，与其每天在此惶恐中受辱，不如寻觅一个安静的去处，终老天年。严嵩主政20年，他不可能没有提拔重用的亲朋好友或门生之类的人。严嵩想到了在息县的门生王时中。终于选择离家出走。他的门生王时中，曾同朝为官，曾任工部大臣。我们当地人把在京做官的统称“天官”，这个人姓王，人们叫他王天官。《息县志(1985年版)》第395页载：“王天官墓，位于县城西南王岗庄菜地”。

严嵩墓所在地的王岗村民，也就是王天官的后人们，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代又一代伴随着严嵩的灵魂，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但他们却不能与严氏的后人进行现实的沟通，造成了历史的遗憾。1565年，当严嵩得知严世蕃被斩首，自己被削藉为民的“处分”时，他老泪纵横，无颜在家乡居住，他与族人商量，决定到息县投靠自己的门生，先于他还乡的王天官。在族人的帮助下，携孙子严鸿从家乡的袁水入赣江，穿鄱阳，又逆水而上，到黄州下船，再雇一独轮车，从陆路的新洲、麻城，经大别山之关隘的小界岭，一路上风尘扑扑，历尽艰难，终于到达息县的王天官家。王天官不负恩师期望，将其安顿在家，让他那一颗不安的心终得宽慰。谁知嘉靖驾崩，穆宗即位，一班朝臣对严嵩专权20年的怨恨，一朝爆发，欲治死罪，然而，被命前往分宜缉拿严嵩的官兵却空手而归。朝中有人指出，严嵩与息州的王天官私交甚好，这个“老奸臣”一定在他那里。朝中即命总兵带一队官军，星夜策马赶到息州王天官家。总兵说明来意后，王天官坦然回答道：总兵大人来得正好，我正愁严大人无处安置，那你就把他带走吧。王天官带领总兵到一墓前，钻进墓道，墓室里豆光闪烁，床上挺一老者，发须没面，形如枯槁，老者闻声呼曰：送饭的来啦。其声如洪钟，倒把总兵吓了一跳，因为严嵩在朝中是出了名的大嗓门，故总兵一听便知，这真的是严嵩了。总兵只好应道：“请严大人‘回朝’呐”。“噢，终于盼到这一天了”。严嵩欲起，无奈动弹两下，怎么也起不来。总兵见此情景，这严大人年老体弱，已入墓室，实乃活死人一个，路上车马一颠，必死无疑，如此进京，如何说得清楚，只好向王天官讨教。王天官早已胸有成竹，给总兵写下：嵩死时寄食墓舍，不能有棺椁，亦无吊者。总兵别无他计，谅严嵩也难捱时日，便依王天官的意思急就奏章，上朝复命去了。

原来，1565年3月，严嵩携孙子严鸿投王天官，因其年纪大，一路颠簸，赶到河南息县王天官家已是重病染身，王天官虽好生侍奉，未见好转，沉疴渐重，不久于人世。所以在得知皇上派人缉拿严嵩时，便将严嵩从居室移至新挖的墓室，真乃煞费苦心了。就在嘉靖皇帝驾崩后的翌年(穆宗元年)也就是1566年4月20日，明一代权臣严嵩在弥留之际，突然坐起，满面红光，似有言语。王天官趋前询问，恩师有何吩咐严嵩让人拿来笔墨，在那宣纸上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生死从人说是非”的遗言，后掷笔于地，撒手人寰，享年86岁。

明一代史官王世贞之父王杼死于严嵩之手，心怀怨恨，把自己的情感带进历史。他在严嵩传上写下：“嵩窃政20年，人咸指目为奸臣”云云。把流言写进史书，而又以“奸”定论，只记嵩死时情景而不记墓地，实是为难严氏后人，造成了明朝正史均无严嵩死于何地的记载。

严嵩死后，王天官为尽师生之谊，以其子严世蕃的名义，并遵循江西分宜的地方习俗，在其家乡王岗村为严嵩筑一大墓穴，墓壁设环与棺木的链条相扣接，将棺木吊在穴内空间，是为悬棺葬。王天官死后亦葬于此，两墓南北相距50米。王墓在南为前，嵩墓在北为后，呈投师怀抱之状。师生之谊，可见一斑。

　　杨艳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一、研究的缘起

　　在东方网、大洋网等多家网站笔者读到同样的一则消息：一本由成吉思汗17世后人编写的成吉思汗后裔族谱，日前在陕西蒲城县孙镇潘庄村被发现。这本族谱厚约 8厘米，共有287页，全部由宣纸制成。据史料记载，元太祖成吉思汗本姓孛耳只斤氏，其后裔为何姓王，又怎么落户蒲城的？从这本族谱中我们可知一二。

　　这本族谱在民国年间曾被修订，中间记录了21代数以千计的族人的姓名，上溯元末“朱元璋起自濠江泗，扫荡群雄……顺帝之四子帖木花儿由濮阳兵败新乡渡河留居晁陂”的“始祖以王为氏，历明及清”至民国六百余年的铁木真后裔的动荡变迁。

　　族谱的持有者王继灵对记者说，他的曾祖母张氏携祖父王凤成随部分家族成员是由河南省镇平县入陕于蒲城孙镇潘庄定居的。

　　据悉，河南镇平这支自称元朝后裔的王姓蒙古族分布极广，其后人散布至福建厦门、陕西蒲城及广东、浙江等地，陕西蒲城县孙镇潘庄的“王”族就已繁衍成30户一百二十多口人的大家族。那么，镇平县的蒙古族是否是王室后裔呢？如果是，是哪一支王室后裔？是元顺帝的直系后裔还是其他王室贵族的后裔？

　　于是，作者以此则消息为线索，本着沥清事实的目的，查阅了大量前人的调查资料，并且亲自走访了这支蒙古族的发源地河南省镇平县，发现对晁陂王姓和砚台王姓蒙古族源流进行考证是探讨镇平县蒙古族源流的关键。镇平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西北侧。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镇平县有14个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为蒙古族和回族，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282%、194%。镇平县蒙古族主要聚居于晁陂镇街南街北村和王岗乡砚台村，两地蒙古族人口共计14 676人，占全县蒙古族总人口的6378%，其余散居县城各地的蒙古族也主要源于晁陂王姓和砚台王姓。

　　二、专家的推测与结论

　　自20 世纪80年代至今，对河南省蒙古族做过详细调查并写有论著的主要有中南民族大学的匡裕彻教授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任崇岳教授。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民间传说中镇平蒙古族源流的两个说法：晁陂镇传说的先祖元顺帝四子帖木花儿和王岗砚台乡传说的先祖司脱王，他们结合元史进行了几点合理的分析。

　　首先，镇平县蒙古族先祖可能不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的第四个儿子帖木花儿，而是忽必烈第九子脱欢的第四子帖木儿不花，很有可能因为“妥欢”与“脱欢”谐音又同是第四子而致讹。

　　其次，民间传说中的帖木花儿和司脱王为一人，可能是历史上的淮王帖木儿不花。司脱王被封为平南王，而帖木儿不花曾袭封镇南王，元代是没有平南王封号的，或误以为镇南王即平南王。

　　第三，族谱上有关帖木花儿的各类战事资料与帖木儿不花作战史实的地址和国破后的下落相符等等。

　　最后，匡教授认为，在《元史》中记录的二十多个帖木尔不花或铁木儿不花中，淮王帖木儿不花的事迹与传说中的司脱王、帖木花儿相似，从而推测：司脱王、帖木花儿即淮王帖木儿不花，有关司脱王和帖木花儿的传说应是帖木儿不花事迹的讹传和延伸。按此推测，镇平县这两支蒙古族应该是同源同流。

　　三、笔者的看法与补充调查

　　（一）晁陂镇王姓蒙古族源流

　　晁陂镇位于镇平县城之西，为河南省蒙古族主要聚居地之一。至2004年12月31日止，全镇共48 435人，其中蒙古族12 481人，占全镇人口的2577%；以其街北村为例，街北一村共2 262人，其中蒙古族1 429人，占全村总人口的6317%；街北二村共1 693人，其中蒙古族793人，占全村总人口4684%。

　　1晁陂镇王姓蒙古族族人的说法

　　王元常，男，81 岁，晁陂供销社退休职工，自称成吉思汗第19 世孙，元字派（辈）这位81 岁的蒙古族老人对笔者说：“我是元顺帝第19 代孙，元顺帝兵败出逃，他的第4 个儿子帖木花儿经过河南，留在了晁陂，然后隐姓埋名与汉族同风同俗。”

　　王建林，66岁，男，退休厂长，蒙古族，兆字辈。他说：“我们晁陂蒙古族是元顺帝后裔，与王岗砚台的蒙族不是一支。砚台的是司脱王（音译）的后代，也是保元朝的。司脱王是元顺帝爷爷的第三个兄弟。我们是君臣关系。宗派四十字从第19 世元字辈起字是后来重新排的。”

　　作者在晁陂镇走访了街南村与街北村总计20 人，他们对其族源的看法虽然口径有细微之差，但却大体一致。均认为自己是元顺帝的第四个儿子帖木花儿的后代，并且都表示出了对祖祭的地方———王氏祠堂的认同。

　　2族谱和祠堂碑的记录

　　《镇平蒙族（王氏）族谱》修于1943年，系引墓碑所述。墓碑是自元末明初王氏先祖来到晁陂镇隐姓埋名，后清康熙年间重新对外恢复族籍时所立，于咸丰六年（1856年）重刻。族谱记录：“顺帝之四子帖木花儿由濮阳兵败新乡渡河留居晁陂为我元室支族南迁之始祖以王为氏维列在编泯亦隐自高异也历明及清五百余年。”族谱记载与晁陂蒙古族族人的回答基本一致，认为其先祖为元皇室后裔元顺帝四子帖木花儿。族谱还记载了后世子孙散居地址一览表，其后人除分布镇平县外，在河南省内传至内乡、新野、邓县等地，在河南省外传至甘肃城县、陕西蒲城、安徽霍邱、湖北郧阳及广东和浙江等地。其中陕西一支证实了网上所提陕西蒲城王氏确为六世王辂之后。祠堂碑一则记录了族源：“晁陂王姓蒙古族始祖帖木儿不花，系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脱欢之弟四子……几经辗转隐居晁陂……子孙繁衍昌盛，距今六百二十年。”碑二抄录原族谱。碑三书宗派四十字，与村民所背相同。碑四为蒙古族发源简介等。

　　此四碑所立时间为1996年2月8日。祠堂碑记与族谱中所记录除始祖名字不同外其余基本一致。对于祠堂碑记载的始祖和族谱所记不同，笔者认为，晁陂王氏祠堂为1996年2月8日重建，匡教授的学术研究在1984年已有成果，想必是晁陂王氏后人采纳了匡教授的结论。

　　3笔者的看法

　　结合前人的分析和史料，笔者认为晁陂镇王氏蒙古族的先祖可能是帖木尔不花，而不是民间传说中的顺帝四子帖木花儿，认同匡裕彻教授对于帖木花儿实为帖木儿不花的推测。笔者遍查《元史》都没有帖木花儿其人，元顺帝根本没有叫帖木花儿的第四子，史料记载元顺帝只有以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为首的三个儿子，帖木花儿可能是后来汉族的文人写作时不了解元姓而造成的误传，这也只是推测。但是，对于镇平蒙古族源流问题，笔者认为，匡教授将镇平蒙古族的始祖统一为是淮王帖木尔不花值得商榷。首先，镇平蒙古族不只晁陂一支，如前文所述，该县蒙古族是由两支组成，一支是晁陂王氏蒙古族，另一支是王岗砚台王氏蒙古族。其次，镇平蒙古族族人均认为晁陂蒙古族与砚台蒙古族不是一支。晁陂的王建林说：“我们与王岗砚台的蒙古族不是一支。砚台的是司脱王（音译）的后代，晁陂和砚台的先祖是君臣关系。”此外，这两支蒙古族分别有各自的族谱、宗派，详细记载了其先祖的来历，我们姑且不论族谱记录是否确凿，但是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实晁陂和王岗砚台两支蒙古族同源异流。所以，不能以淮王帖木儿不花一人来代传说中的司脱王和帖木花儿。因此，我们要探寻镇平蒙古族的源流，只对帖木花儿很可能是帖木儿不花做分析和推测是不够的。

　　（二）王岗乡砚台村王氏蒙古族源流

　　砚台村分前砚台与后砚台，为王岗乡所属。王岗乡位于县境西北部，总面积42平方公里，辖16个行政村。至2004年12 月31日止，总人口22 838人，其中蒙古族2 195人，主要分布在砚台村。砚台村除前砚台村村头几家张姓汉族外，其余均为蒙古族。

　　1砚台村本地族人的看法

　　王学芳，50 岁，蒙古族，男，王岗乡文化站站长。他说：“我们的祖先是司脱王，和晁陂元帝之后不一支。我们的祖先到这里基本和汉族的祖先来这里是同时的。我们有自己的宗派字辈，我们的先祖是从邓县的九重来到镇平砚台的。”王令海，50岁，蒙古族，男，砚台阳安寺蒙族小学教师。他这样告诉笔者：“听说，我们的先祖有三兄弟由邓县九重入镇平，一个在花栗树坟村（自然村），一个在前砚台村（营），一个在后砚台村（营）。”砚台被访的十数族人均认为其先祖是司脱王。

　　2砚台王氏祠堂和族谱世系的记载

　　砚台王氏祠堂立碑三块，碑一为裕后；碑二为思孝言录；碑三为本支原世。碑一记载：“王公讳廷玉，明初人也，由邓入镇，卜宅于兹，生子讳本，本子五。”碑为本五子之三王恕之后所立。祠堂碑文上记载的祖先自王廷玉开始，王廷玉以上的祖先并未追溯。族谱世系记载如下：“探马哈儿生子称海，称海生子谨只儿，谨只儿生长子伯颜、次子马扎儿台，马扎儿台生长子脱脱木儿、次子也先贴木儿，脱脱生长子哈剌章、次子三宝奴，哈剌章改名王成，王成长子诏、次子诰、三子谟”。砚台王氏是三子王谟的长子王廷玉之后。祠堂碑记和族谱的记录：砚台王氏的祖先是脱脱王的儿子哈剌章，他改名王成，生了三个儿子，长子王诏迁河北，次子诰迁陕西，三子谟生三子，次子廷元、三子廷贞皆留九重一带。长子王廷玉从邓县九重里来到镇平繁衍世系。问题在于：砚台王氏的先祖脱脱是元史上的哪一个脱脱？对于从王成以下的世系和子孙人名都统一一致。然而，是否哈剌章改名王成？王岗乡砚台村蒙古族族人的说法是司脱王，而族谱和碑志所记录的先祖名叫脱脱王。最后，如果证实砚台蒙古族自有流派，则与晁陂一支蒙古族同源而异流。

　　3笔者的解释

　　首先，元史上不同时期主要有三个脱脱，第一个脱脱是康里氏脱脱；二是扎儿氏脱脱；三是蔑儿乞氏脱脱，他的叔父是伯颜。排除距元亡最远的扎儿氏脱脱（1265 - 1308年），容易混淆的是年代较近的康里氏脱脱与蔑儿乞氏脱脱，但据元史记载康里脱脱于“泰定四年薨，年五十六”，泰定四年是1327年，可以推出康里脱脱生卒年份大概是（1272 - 1327年）。所以以1368年元亡的史实来看，蔑儿乞氏脱脱（1314 - 1355年）的年代更为符合。其次，他的儿子哈剌章在元国破的时候值年三十岁。假设是哈剌章改名王成，是第一代，按照族谱记载，这一支蒙古族繁衍至今已有25代，若以25岁为一代计算，大概正是从1368年元末明初到现在约六百二十余年时间。再者，从史实上看，蔑儿乞氏脱脱曾为元相，后来被贬鸩死云南，平反后其子哈剌章和三宝奴被召回朝，元末兵败，哈剌章和三宝奴出京北逃。所以，传说中脱脱王的长子哈刺章在北逃过程中改名王成，隐居邓县九重是极有可能的。第三，为何民间称其始祖为司脱王而不是脱脱王，使得匡教授未能从史料中查证到司脱王其人，这也可能是匡教授将晁陂和砚台两地的蒙古族始祖认定为淮王帖木儿不花的主要原因。笔者试图从田野调查中解开司脱王之谜。有幸的是，笔者详查河南省内乡县蒙古族源流时，在其脱王后裔世系表中发现了一则民歌：“封荆王加郑王，元代尊称讳脱王。思脱王想脱王，元季贤相美名扬”，并且这则民歌在镇平县以及邓县的蒙古族中广为流传。由此，笔者大胆推断：司脱王这个名字，极可能是民歌中“思脱王”一词在民间的音译误传。

　　四、结论

　　在考证了晁陂镇和王岗乡砚台村王氏蒙古族的源流之后，笔者认为：镇平县蒙古族主要由晁陂和砚台两支王姓蒙古族组成，晁陂蒙古族的先祖可能是淮王帖木儿不花，而不是传说中的元顺帝之四子；砚台蒙古族的先祖可能是元末丞相脱脱王之子哈剌章。在做出推测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段历史源流确无确凿史料证实砚台王廷玉就是蔑尔乞氏脱脱的后人，以及晁陂一支的先祖就是帖木儿不花，族谱碑铭也都是后人编纂，包括现有最早的碑文实证也是大明宣德元年岁次丙年所立（现实物被毁，碑文源于大清光绪三十四年祖传家谱上）。所以，对于镇平蒙古族的族源我们只能结合元史与野史做相关推测，而不能下定论。但是，可以确定：镇平县的这两支蒙古族留居河南是在元末明初，确为元王室遗胄，即同源；但他们又各自有自己的始祖，因而属于异流。

根据部分王姓家谱字辈排列，安徽省合肥市的王姓家谱字辈有：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三十埠乡王岗村 王姓家谱字辈排列为：礼熊隆子，楝念大应，宇清成志，学崇业广，光裕显扬，先声益振，家道永昌。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矿山集镇张院村 王姓家谱字辈排列为：法加传文。

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新安镇高塘村 王姓家谱字辈排列为：叔辅宗中积，邦德素续卿，三之民廷道，学仕师尚尊，和敏承景维，应养启集绍，嘉近文敦勤，辉善鸣建庸。

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溶口乡严潭村 王姓家谱字辈排列为：志国廷曰元，树愧基世泽，启佑永光昌，善继承红绪，恩荣锡庆长。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泥溪乡潘村袁家山 王姓家谱字辈排列为：贤良学朝世大家士之才德优时逢礼聘求懋昭匡辅烈广著治隆课。

由于家谱字辈可能存在差异，请在当地族谱中寻找到更准确的字辈排列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