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怒发冲冠 南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南宋岳飞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城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北宋苏轼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原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满江红·雨夜抒怀 (作者：李敬)四十年来，经风雨，不改名节。历沧桑，长歌当哭，壮志如铁。十载寒窗仰圣贤，万里豪情同日月。怀众生、何惧商旅苦？慈悲切。魏武操，程公节。中山泪，翼王血。轮回处，伤心千古离别。欲挽银河洗国耻，扫除红魔补天裂。朝圣王，不负当年誓、男儿血！

满江红·皎皎昆仑 李叔同（弘一法师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满江红·沧海横流 当代·郭沫若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满江红 当代·郁达夫 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传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到于今，遗饼纪东征，民怀切。会稽耻，终须雪。楚三户，教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酹千杯，蓬莱阙。

满江红·劲节刚姿宋赵希蓬 劲节刚姿，谁与比、岁寒松柏？几度欲、排云呈腹，叩头流血。杜老爱君□谩苦，贾生流涕衣空湿。为国家、仔细计安危，渊然识。英雄士，非全阙。东南富，尤难匹。却甘心修好，无心逐此！螳怒空横林影臂，鹰扬不展秋空翼。但只将南北限藩篱，长江隔！　

满江红·万恨千愁 北宋柳永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始终。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　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死难拚弃。待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　

满江红·飘尽寒梅　宋张先　飘尽寒梅，笑粉蝶游蜂未觉。渐迤逦、水明山秀，暖生帘幕。过雨小桃红未透，舞烟新柳青犹弱。记画桥深处水边亭，曾偷约。　多少恨，今犹昨；愁和闷，都忘却。拚从前烂醉，被花迷著。晴鸽试铃风力软，雏莺弄舌春寒薄。但只愁、锦绣闹妆时，东风恶。　

满江红·拂拭残碑　明文征明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满江红·贺王宣子产湖南寇　南宋辛弃疾　笳鼓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泸深入。白羽风生貔虎噪，青溪路断猩鼯泣。早红尘、一骑落平冈，捷书急。　三万卷，龙韬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待刻公、勋业到□云浯溪石。　

满江红·送汤朝美自便归金坛　南宋辛弃疾　瘴雨蛮烟，十年梦、尊前休说。春正好、故园桃李，待君花发。儿女灯前和泪拜，鸡豚社里归时节。看依然、舌在齿牙牢，心如铁。　治国手，封侯骨。腾汗漫，排阊阖。待十分做了，诗书勋业。常日念君归去好，而今却恨中年别。笑江头、明月更多情，今宵缺。

　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　南宋辛弃疾　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群侯，如椽笔。　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要新诗准备，庐江山色。赤壁矶头千古浪，铜鞮陌上三更月。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　

满江红·中秋寄远　南宋辛弃疾　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但唤取、玉纤横笛，一声吹裂。谁做冰壶浮世界，最怜玉斧修时节。问常娥、孤冷有愁无。应华发。　云液满，琼杯滑。长袖起，清歌咽。叹十常八九，欲磨还缺。若得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别。把从前、离恨总成欢，归时说。　

满江红·建康史致道留守席上赋　南宋辛弃疾　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还又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　佳丽地，文章伯。金缕唱，红牙拍。看尊前飞下，日边消息。料想宝香黄阁梦，依然画舫青溪笛。待如今、端的约钟山，长相识。　

满江红·赣州席上呈陈季陵太守　南宋辛弃疾　落日苍茫，风才定、片帆无力。还记得、眉来眼去，水光山色。倦客不知身近远，佳人已卜归消息。便归来、只是赋行云，襄王客。　些个事，如何得。知有恨，休重忆。但楚天特地，暮云凝碧。过眼不如人意事，十常八九今头白。笑江州、司马太多情，青衫湿。　

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　南宋辛弃疾　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曾识。是梦里、寻常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笑尘埃、三十九年非，长为客。　吴楚地，东南拆。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　

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郎中赴召　南宋辛弃疾　湖海平生，算不负、苍髯如戟。闻道是、君王著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便凤凰、飞诏下天来，催归急。　车马路，儿童泣。风雨暗，旌旗湿。看野梅官柳，东风消息。莫向蔗庵追语笑，只今松竹无颜色。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　

满江红·游南岩和范廓之韵　南宋辛弃疾　笑拍洪崖，问千丈、翠岩谁削。依旧是、西风白马，北村南郭。似整复斜僧屋乱，欲吞还吐林烟薄。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摇落。　呼斗酒，同君酌。□小隐，寻幽约。且丁宁休负，北山猿鹤。有鹿从渠求鹿梦，非鱼定未知鱼乐。正仰看、飞鸟却应人，回头错。　

满江红·病中俞山甫教授访别，病起寄之　南宋辛弃疾　曲几蒲团，方丈里、君来问疾。更夜雨、匆匆别去，一杯南北。万事莫侵闲鬓发，百年正要佳眠食。最难忘、此语重殷勤，千金直。　西崦路，东岩石。携手处，今陈迹。望重来犹有，旧盟如日。莫信蓬莱风浪隔，垂天自有扶摇力。对梅花、一夜苦相思，无消息。　

满江红·小住京华　秋瑾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峨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满江红·燕子楼中　南宋文天祥　燕子楼中，又捱过、几番秋色。相思处、青年如梦，乘鸾仙阙。　肌玉暗消衣带缓，泪珠斜透花钿侧。最无端、蕉影上窗纱，青灯歇。　曲池合，高台灭。人间事，何堪说。向南阳阡上，满襟清血。　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乐昌、一段好风流，菱花缺。　

满江红·试问琵琶　南宋文天祥　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仙阙。　王母欢阑琼宴罢，仙人泪满金盘侧。听行宫、半夜两淋铃，声声歇。　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　回首昭阳离落日，伤心铜雀迎秋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　

满江红·酹酒天山　南宋文天祥　酹酒天山，今方许、征鞍少歇。凭铁◇、千磨百炼，丈夫功烈。　整顿乾坤非异事，云开万里歌明月。笑向来、和议总蛙鸣，何关切。　铙吹动，袍生雪。军威壮，笳声灭。念祖宗养士，忍教残缺。　洛鼎无亏谁敢问，幕南薄薄膻腥血。快三朝、慈孝格天心，安陵阙。

　满江红·太液芙蓉　王清惠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　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　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　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　千古恨，凭谁说？　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　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辗关山月。　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满江红-试问神州　杨豫光　试问神州，普天下，安存气节？最可笑，清宫秽史，世人贪悦！　剃发易裳千古耻，屠城灭汉山河血。到而今，痴女梦萦回，思穿越。　多少恨，声悲咽。哀华夏，传承绝。愧对生平志，妄称豪杰。　精鸟誓平东海祸，老龟愿补云天裂。唤吾辈，兴国定乾坤，锥心切。

　满江红·长安旧感（辛卯年七月一日）　张耀虎　七载长安，今回首、梦酣初醒。　旧巷处、斑斑古道，早非胜景。　遥看终南山雾霭，常闻钟鼓楼笙磬。　故城在、谁忆此中人，徒诗境。　登高望，风物竞；　尘与世，千般影。　想浮生一过，可留名姓？　闲写篇章今古去，笑谈杯酒春秋定。　待他年、通晓五千言，功名盛！

中国文学》“岳飞”条说：关于《满江红》（怒发冲冠）一首，以“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的《金陀粹编》中，至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所编《精忠录》始加收录，故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今人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等文，皆对此词作者、作年提出疑问。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此词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实非后人所易伪托”[1]。作为海内外学术界一直争论未决的悬案，“愚者千虑”，坚信其真伪的症结在于：认为是岳飞的杰作的人（真作说），对作者没有确切的论证，对作年其说不一莫衷一是，而对贺兰山的解释又于理未安。一些深信两位大师的疑问，认为是明人拟作的人（伪托说），则忽略了此词经历的坎坷，对贺兰山又未作全面的历史的考察，更提不出有力的佐证。两方既难于自圆其说，也没法说服对方。于是，《辞海》“满江红”条便说“相传为岳飞所作的‘怒发冲冠’一首，最为有名” [2]，《中国通史纲要》讲到南宋的词[3]，则称“相传岳飞写的《满江红》也是著名的词 ”（相传说），而“实持两端以观望”了。对于这三种说法，如果沿波讨源，根据八十年代两个重要的发现，以及《明史》的确切记载，那就完全可以断定岳飞《满江红• 写怀》（怒发冲冠）绝非明人所能伪托，而只能是岳飞的作品。

智者千虑而为所见局限

人所景仰的国学大师余嘉锡（1884—1955）怀疑岳飞此词为明人所伪托：岳珂《金陀粹编》没有收录，且不见于其他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而赵宽岳坟词碑也未说明来历[4]。愚以为，这是他忽略了此词经历的坎坷，而且也许未能见到《精忠录》所致。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5月，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书《满江红》（怒发冲冠）、立“岳武穆王词”碑，没有词题，末句作“朝天阙” [5]。这绝非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赵宽写了《精忠录• 后序》，赞扬岳飞的品德，可“立教化之端，励人臣之节，使忠良知所勤，而乱贼知所惩” [6]。无可争辩，他是为岳飞那精忠报国的崇高精神所感动，又有了任浙江提学副使的机会，才毅然决然书词立碑的。而1980年12月，在河南汤阴县城岳王庙（内设岳飞纪念馆）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上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碑，为英宗天顺二年（1458）庠生王熙所书，末句作“朝金阙” [7]。毋庸置疑，这和《精忠录》所收都是来自民间，而且绝非偶然的。两碑分别出现，影响逐渐扩大，并成为珍贵的实证。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大学士徐阶编《岳武穆遗文》（附录于其《岳庙集》后），就据岳坟词碑抄入其中。而在元明杂剧传奇中，诸如《岳飞破虏东窗记》（有题《秦太师东窗事犯》的）、《精忠记》、《精忠旗》、《翻精忠》，凡用此词的末句都作“朝金阙”。其实“金阙”即“天阙”，两者都是对皇帝居住的京城宫殿的美称[8]。而所以出现异文，那就涉及此词的坎坷经历了。

在岳飞改定此词刚一年，竟被诬“意欲谋反”而冤死，且词中对赵构、秦桧的投降卖国流露着愤恨。岳飞冤死时，被簿录其家，“奏议文字同遭毁弃”；发还文稿时，“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 [9]。而岳飞冤死后，奸贼秦桧及其党羽仍窃据相位，“至孝宗始荡涤无余” [10]。是后来理学家朱熹（极少赞许武人）一再说“岳侯识道理”、“亦大段是有见识”，民族英雄文天祥也称颂岳飞“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11]，他的诗文才逐渐受到重视并为世人所知的。显然，此词遭遇的不幸正是当时难于流传的根本原因，而终于留存至今也说明了毕竟人心是不可侮的。

至于岳珂专为其祖辨诬编纂的《金陀粹编》，作为岳飞传记资料汇编而未能收入此词，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当时尚未发现。尽管他与其父不遗余力，终生搜求，一再补充刊印，终究无法收入。其次，也很可能是遗漏了。《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与同样保存了岳飞手迹的《书简尺牍三章》，岳珂均未能收入（其中收词只有《小重山》）。而1133年,岳飞“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因无人告知岳珂也被遗漏了[12]。时至今日，王瑞来还发现了岳飞《送轸上人之庐山》诗[13]。再其次，此词确有打破作词惯例之处（详后）。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联，“壮志”与“壮怀”微嫌重复,且出句与对句意义相同，是为“合掌”，犯了诗家的大忌。岳珂精通词学，精于鉴赏，因而不愿把其祖有“毛病”的作品选进“粹编”，或许也是未收入的一种可能性。降及元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压抑汉族的民族英雄。然而，“公论在野人”。不管蒙古贵族的统治如何残酷，居于正统地位的诗文态度如何，俗文学——杂剧照样歌颂岳飞，此词在民间依旧代代相传。因此，出现异文不仅是难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充分说明了人民是历史最好的见证人，未见于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也就势所必然，而不必奇怪了[14]。

湮没300余年后，形势才出现转机。明正统十四年（1449）8月发生了“土木之变”，英宗被蒙古族瓦剌部掳走，扣留一年始归。后历代宗、英宗、宪宗、孝宗约70年，为明代的中衰时期。延及武宗、世宗时代，其统治进入很腐朽的阶段。皇帝宠信曹吉祥、汪直、李广、刘瑾等宦官，政局常不稳定。蒙古族瓦剌部鞑靼部经常侵袭掳掠，刘通、石龙、侯大苟、蓝廷瑞、刘六、杨虎等领导的流民、矿徒起义此伏彼起，庞大的军费开支，更兼朝廷的穷奢极侈，导致财政危机日益加深[15]。时局与“靖康之难”以后的南宋初年非常相似，动员全国上下奋起抗敌卫国就成了当务之急。时势需要民族英雄了，岳飞才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不过，早在岳飞被害后，朱仙镇人民即暗地串连建庙，秘密祭祀，历尽金、元统治时期。到明初（1368年），朱仙镇共有四座岳庙；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朝廷出面建庙，武宗正德四年（1509）又加以扩建[16]。代宗继位后，大学士徐珵（后改有贞）奉命前往汤阴，经查证落实奏准，于1450年在城内修建了岳飞祠，敕赐榜曰“精忠之庙”[17]；1458年，王熙为书岳飞《满江红》词碑。在这前后，朝廷又将杭州原祭祀岳飞的“褒忠衍福寺”正式改名“岳王庙”，并赐额“忠烈”；之后，屡有修葺拓展。而宜兴、九江、武昌等地早就修建了岳飞祠庙。祠庙的纷纷修建，一再为岳飞书词立碑，《精忠录》和《遗文》的成编，实为形势发展使然。这一切，能够初步判定《满江红》（怒发冲冠）只能是岳飞作的。不宁唯是，在前述三种可能性中，无论《金陀粹编》属于哪一种，岳珂终于未收也绝不能证明岳飞确实未作。明清出版的《岳忠武王文集》、《宋岳鄂王文集》所收的都比《金陀粹编》的多，并且都有《满江红》（怒发冲冠）。这个颇具说服力的旁证也说明了此词为岳飞所作是确定不移的。因此不能不说，余先生智者千虑而为所见局限，有点疏失也就理所当然了。

作者作年不容争辩

1983年，在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收集到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从其卷14《诗词歌赋》集中，发现了岳飞在绍兴三年（1133）赠祝允哲（官居大制参）的《满江红》及祝的和作[18]。现将原词略变格式抄出，并录出流传到今天的岳飞《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以便对照研究。

岳飞《与祝允哲述怀》（调寄《满江红》）：“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阒。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祝允哲《和岳元帅述怀》（原调）：“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岳飞《满江红• 写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揣情度理，《写怀》应当是岳飞后来在特定环境、特殊心态中，以原作《述怀》为基础（保留41字），吸收和作的一些词语（10字），表达自己轻视过去（已建勋业不足道）、神往未来（赶走金人，收复失地）的尽忠报国的“壮怀”（新增42字），从而写成了这首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永远具有鼓动性和感染力的绝妙好词。而抓紧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为国家为民族洗雪奇耻大辱,则是两首一以贯之的。

岳飞这一震古烁今的壮志宏图由来绝非一朝,完全有理由说自他1122年应募从军即已开始萦回脑际。经过抗击女贞贵族入侵军的战斗洗礼,1130年6月,他发誓要“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8月,他向朝廷尚书省陈述个人愿望：逐步收复“故地”,以少快“平生之志”,略尽“臣子”之节；1132年7月,他重申“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是自己的志向；1133年夏,他在平定游寇、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紧张战斗中,仍然念念不忘雪国耻、复金仇；1134年夏,他上奏赵构,正式提出“直捣中原,恢复故疆”的建议[19]；1136年夏,他主动率军北进,相继克复了伊、洛、商、虢一带；1140年6月,他大举北伐,计划攻取汴京(今河南开封),北渡黄河,去收复河朔的大片失地。他历经这一切的充实、凝炼、升华,蓄之也久,其发也烈,满腔忠愤喷薄而出,《写怀》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它是岳飞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自然流露,矢志不渝地拯救沦陷区人民的真挚情感的生动写照,掷地作金石声的千古不朽的光辉篇章。

以《中国文学》所收彩图《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石刻》，前书“调寄满江红”、后题姓名盖印章[20]，必定拓自汤阴岳庙中另一块“相传为岳飞手书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碑刻[21]，均无词题；且尚未发现岳飞此词真正的手迹；因而王力先生说“这首词没有题目” [22]。唐圭璋《全宋词》第二册，《满江红• 写怀》（怒发冲冠）词后注曰：“岳集卷五”；第一册“引用书目”中列有“岳集五卷”，下注曰：“宋岳飞撰，明徐阶编，明嘉靖十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23]“岳集五卷”即《岳庙集》，“岳集卷五”即《岳武穆遗文》，《四库提要》是析出分别著录于史部（卷60）和集部（卷158）的。由此证明，词题《写怀》是唐先生据其内容加上去的。以其准确鲜明、合情合理，而为学术界欣然接受了。

特定环境，换言之即写作年代。而这，有建炎初年、绍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十年、十一年诸种说法（所据选本论著从略）。愚以为，当是改定于绍兴十年（1140）秋。

这年7月，经郾城、颍昌两地的恶战，岳家军击溃了金兵的主力，毙其统军上将夏金吾（兀术之婿）。后又大败之，金兵全线崩溃。中原大震，金人大恐，恢复河山的形势空前大好。两河豪杰李通等帅众归岳飞，金人动息，山川险要，飞皆得其实。中原尽磁、相（今河北磁县、河南安阳）等8州之地，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自燕京（在今北京城西南隅）以南，金人号令不行。兀术欲佥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应者。金将乌陵思谋等8人，或谕部下“待岳家军来即降”，或“密受飞旗榜”，或约定以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岳飞上奏高宗：“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而我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24]当他满怀胜利信心、异常兴奋激动，正准备向汴京进军时，赵构、秦桧以“金字牌急递”，命令立即退兵。他愤惋泣下，无可奈何，师还鄂州（今湖北武昌），所复地尽失。他深知“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恢复河山的壮志没法实现了。在无比愤怒、万分沉痛中，他改写《述怀》，因而成就了这首壮怀激烈的千古绝唱。

“有比较才能鉴别”。诸种作年中，以主张绍兴六年者居多，也似乎言之成理。然而，还是远不如绍兴十年秋的无可辩驳。那一年，岳家军出奇制胜，攻占了伊洛商虢等地，因受到牵制,孤军无援,钱粮不继，不得已而又把大本营迁回鄂州[25]，岳飞是沉痛的。这一年，岳家军以弱胜强，重创金兵，又有“河北忠义四十余万”配合，“力图依靠本部的力量攻取汴京”，但受到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阴谋破坏，在“金字牌急递”的“高压”下班师[26]，岳飞则是万分沉痛、无比愤怒了。而按照“小商桥战后，岳飞得知河北一带形势大好”，“十分激奋”，作词“以明志”的说法[27]，人们就有理由要问：为什么词中只有壮志难酬的凄怆，而毫无大胜在望的喜悦呢？！至于绍兴十一年秋所作的认识[28]，那就更值得商榷了。“事到艰难意转平”。4月24日，岳飞与韩世忠、张俊一齐被解除了兵权。8月8日，赵构更罢了岳飞枢密副使的官职；他遂到庐山闲居去了。愚以为，在那种处境写词就应该类似其《小重山》（绍兴九年作）：委婉含蓄地表达他“不满和议，反对投降”或“曲高和寡，知音难遇”，在舒缓宁静的语气中蕴藏无限的抑郁忧伤，从而两词的格调必然相同。但实际不正相反吗？（再详后）一言以蔽之，岳飞此词改定于绍兴十年秋是颠扑不破的。

王 越 伪 托 无 以 为 验

然而，久负盛名的词学大师夏承焘（1900—1986）除了肯定此词的爱国精神和历史作用，赞同余先生的论据以外，又断言“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词中这样写，“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29]。于是，“伪托说”除了把作者、作年视为最大的疑点以外，又认为“踏破贺兰山缺”是“全词最可疑的一句”[30]。其实,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已经明确指出，共有三座贺兰山：一在宁夏中部（卷52“陕西名山”），二在河北磁县（卷49“磁州”），三在江西赣州西北（卷88“赣县”）。可是，“真作说”或囿于所见，或失之拘泥，都咬定绵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边境、长达500多里的那一座，并进而曲为之说：“泛指金人占领下的西北一带关山”[31]，“北方民族居地之泛称”[32]，犹如“用西北、楼兰来说金兵”[3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两方各持已见而互不相下，小小一座贺兰山遂大大影响着岳飞的著作权，颇为耐人寻味。

愚以为，只要对两方所持见解略加辨析，不仅“曲说”既于理未安、也与岳飞的“半生心志”大相径庭是彰明较著的，而且“伪托说”之荒谬也就毕露无遗了。一则正如夏先生所说：唐、宋及明代中叶以贺兰山入诗者，都是实指而非泛指、泛称。二则僻处西北的贺兰山当时属于西夏，宋金并未在那里打过仗，通晓地理形势、洞察金兵行踪的岳飞是绝不会去踏破它的。三则岳飞不是一般习用书本上的典故的词家（详后），而是一心救民于水火的民族英雄。他在下句中沿用“胡虏”、“匈奴”（名异实同）的蔑称、旧称，正如其题记、奏札、申状中的胡虏、金贼[34],都是为了准确地表达其“半生心志”。假若贺兰山犹如西北、楼兰也说金兵，那就既隔靴搔痒，又叠床架屋，更愚不可及了。四则据《明史•鞑靼传》的确切记载，元蒙灭亡后，其贵族退回大草原及东北各地。作为其遗民的鞑靼人对东北、西北的搔扰，从1450年起连年不断，1457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461年即入居宁夏河套，逼近陕、甘、凉；1495年更入据贺兰山后，以与河套相策应。势力更加强大，劫掠更加疯狂。直到弘治十一年（1498）秋，王越才首次击败鞑靼人于贺兰山后。史实清晰地显示了明军和鞑靼人交兵的轨迹。然而，岳飞此词则是从民间沿着元明杂剧传奇、《精忠录》（1455）、岳庙词碑（1458）、岳坟词碑（1502）、《遗文》（1536）的轨迹，历经300余年后，应时势需要而被发现的。两条各不相同的轨迹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交会了，又因为词中贺兰山确实难讲，于是抓住这种奇巧的偶合，也没有任何佐证，对此词的真正作者，就有人“宁信其为后人拟作而不敢遽以为真”了[35]，就“不敢‘保证’”“真是岳将军手笔”了[36]，就被徐著新怀疑为王越了。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以愚管见，徐著新颇具代表性。他佩服孙述宇对此词的“质疑”（详后），并回忆了多次聆听夏先生的教诲之后，“推知”此词“假令不是王越本人所作，也极有可能是幕府中人所代笔，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焉”。其根据是：王越有战功，取得了贺兰山大捷；王越能诗文，有《王襄敏集》[37]。

其根据能证成其推论吗？一、王越不具备写出此词的才力。据《中国文学》，王越并未跻身“明代诗人”行列，但岳飞却荣立“宋代词人”之林[38]。细检《王襄敏集》，殊属平庸。就选入《明诗别裁集》那仅有的一首《与李布政彦硕冯佥宪景阳对饮》(七律)说，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由前后两半合成。“青山”和“黄叶”同在，难道真是“久历边陲”的王越所见？而“雁度西风白草新”也只有在南方才能见到吧[39]！无怪乎《四库提要》说王越：“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而往往伤于粗率。”[40]该集与《遗文》相距不可以道里计。再看汤阴岳庙中王越所题《谒岳王祠》，似抒情言志的小赋，但内容上表现上贫弱拙劣，辞不达理未举，而只剩下了冗长[41]。王越焉能出此绝妙好词？！二、王越生于仁宗洪熙元年（1425。一说宣宗宣德元年，即1426），也实在太迟了。早在南宋绍兴三年(1133)，岳飞即有《述怀》一词。至于在王越登进士第（景泰二年，即1451）前后，由于种种可想而知的原因，他作伪的可能性小到没有；而明代任何人即使作伪，也不能一手遮天。因为到这时，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已经在民间流传300余年了！三、王越死得太快了。据《明史》本传记载：成化十一年（1475），王越因奸人韦英勾结势倾中外的宦官汪直，孜孜以求擢升；十九年（1483），“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诏夺爵除名，谪居安陆”。“弘治七年（1494），越屡疏颂冤,诏复左都御史。”“复结中官李广，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被言官“交章论，乃寝”。十年（1497）冬，起用王越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十一年（秋），“越以寇巢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兵三路进剿。斩四十三级，获马驼百余”。“会李广得罪死，言官连章劾广党，皆及越。越闻忧恨，其冬卒于甘州（今甘肃张掖）。”[42]王越作伪的最大可能在进剿贺兰山前后，但是，却比《精忠录》成编（1455）晚了40余年！比岳飞由《述怀》改定为《写怀》（1140）晚了350余年！这对王越、对明代任何人来说，有心作伪也无力回天！！四、王越幕僚无暇代笔。“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王越为人，“既躁于进取，依附攀援”，“与群小关通”，“为朝议所齮”，“为礼法士所疾” [43]，又死得极不光彩。而上行下效，其幕僚“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尚且不暇，焉能为他代笔？并且，有识之士以其卑劣可鄙，与岳飞不能望其项背，也不屑于为他代笔！

更遗憾的是，徐著新非但推论绝对不能成立，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佐证！

而且，他既“暗于自见”，还引来《明史• 鞑靼传》的“十五年，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寇凉州”，说“词碑题年”(1502)“正与贺兰山大捷的年份相符合，则此词的作年已可十得八九”[44]。此乃“奇文”，有“疑义”。找书一查，嘉靖十一年（1532），始见吉囊；而二十一年（1542）秋，吉囊死去。徐著新所引误嘉靖为弘治，且实属断章取义。原文相对完整应该是：“（嘉靖）十五年夏，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寇凉州，副总兵王辅御之，斩五十七级。又入庄浪境，总兵姜奭遇之于分水岭，三战三胜之。”[45]当是时，王越已死去38年，“墓木拱矣”！而且，既然“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战事确实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庄浪（今甘肃永登），又哪来什么“贺兰山大捷”？！“弘治十五年”这“词碑题年”与“子虚乌有”那“大捷年份”又怎能符合呢？！可见，“此词的作年”也就难得一二了！ 一句话说到底：王越伪托云云,实属无验而言！

踏破贺兰山为的直抵黄龙府

究其原委，“贺兰山”既为《祝词》中先用，岳飞改定时才吸收的，那就应该有其深刻的用心。要揭示其遣词造句的深刻用心，就必须对“贺兰山”作全面的历史的考察。而只要联系岳飞的战斗经历,具体分析、实事求是，那么疑云也就荡然无存了。

而且，既如上述，用宁夏贺兰山解释此词矛盾百出，那么赣州贺兰山（即郁孤台）又如何呢？绍兴三年(1133)夏天，岳飞受命去虔州、吉州（今江西赣州、吉安）镇压“土寇”（诬蔑农民起义）时，或者曾经登临过。但是，它与其“直抵黄龙府”以“取故地上版图”[46]的“半生心志”相乖悖。岳飞说的“黄龙府”所指何处？《辞源》（1986年版）说即辽国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城）；史学界“影响最大的”观点是指“当时的燕京”[47] ；而《辞海》则一“泛指金国大本营”，二“实指上京而言” [48]。愚坚信燕京是确凿不移的。农安即使显赫辽金两朝，对于岳飞既鞭长莫及,也毫无必要。“靖康之难”以后，万里中原尽成“故地”。岳飞“取故地上版图”就是“从头收拾旧山河”，亦即所书“还我河山”的意思。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阿城市南白城乡）既为女真贵族的老巢，就并非汉族生息的“故地”，更不是北宋未收回的“旧山河”。而燕京是金国侵略军的大本营，打下燕京,故地(包括燕云十六州)可复。“方指日渡河”收复汴京时，“恂恂如书生”[49]的岳飞，以黄龙府指燕京，既饱含着诗人词家的幽默风趣,也是他一贯的误会。1122年10月，宋军6000人马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巷战时败溃。岳飞时任“敢战士”小队长,到过燕京城下。之后,他就误称它为黄龙府。1136年9月中旬,岳飞撤军途中和部属闲谈时,提起自己早年曾经到过黄龙城下。还说等咱们大军向北挺进,一直打到黄龙城时,定要大大庆贺,和你们痛饮一番。他所说的黄龙府(城),均实指燕京城[50]。再就现实可能性讲,即使“他将（张俊、杨沂中等）不相为援”[51]，如果投降派不用“金字牌急递”施以“高压”，攻取汴京之后，岳家军与敌后义军合力奋战，也只能力求打下燕京，根本无法直捣会宁府。既壮志凌云又脚踏实地的岳飞，所说的黄龙府只能是燕京。赣州与燕京分处天南和地北，赣州贺兰山因无须“踏破”而与此词的写作无关，是无可争辩的。

因而应该考察坐落在河北磁县城西北30里的贺兰山。它长20里，宽1—5里，西起新坡，东至车骑关，南山为平缓起伏的丘陵，北山稍见高耸。自唐代以来，车骑关就是“贯通南北、往来必经的大道” [52]。北宋末年金兵南侵，这里自然便成了抗金的战场。靖康元年（1126），宗泽驻守磁州，贺兰山就是他北边的防线。岳飞两次从军及料理父丧，往返都经过贺兰山。建炎元年（1127）8月，岳飞诣河北招讨使张所，说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凭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能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53]被待以国士，借补武经郎，充中军统领。岳飞驻军磁州西南35里地(其地后因名岳城镇)，贺兰山就是他的练兵场所。这其间，他对磁州的山川形势了如指掌，对贺兰山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充分的认识[54]。由于宗泽、岳飞驻守期间训练了人民，加强了防御工事，后来磁州从1127年11月被围，直到1129年6月才落入金人手中，而成为最后沦陷的河北州郡之一[55]。但是，人民并没有放下武器。绍兴三年冬，经过深思熟虑的岳飞就把“连结河朔”确定为进军中原的战略方针，而十分注意支持、团结、壮大河北、河东、京东的抗金义军。绍兴五年（1135）冬，“梁兴和另外几名忠义首领,率领了上百名骁勇骑士，夺河径渡，一直向着鄂州的岳家军营奔来”[56]。岳飞很快就上奏朝廷，更增强了收复失地的决心和信心，加紧了进军中原的筹措谋划。宋金和议达成后，岳飞预见到金必败盟南侵，便派出将领李宝渡过黄河，联络磁、相等州义军，做好抗金的准备。绍兴十年(1140)6月岳飞大举北伐时，又派出将领梁兴等过河联络河东、京东抗金义军，约定河朔义军以“岳”字旗为号，牵制金兵，相机杀敌；待到大军过河即群起接应，“掩杀金贼，收复州县”[57]。显然，这一座贺兰山在“连结河朔”中是重要的战略据点，又是“直抵黄龙府”必争之地，对于岳飞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不必为大师讳，忽视这一点则正是夏先生的疏失。

但在这同时，还不能不重视另一点：岳、祝的唱和。岳飞出身佃农，为挽救国家危亡，先后四次从军，力求以身报国家。以英勇善战功勋卓著，到绍兴三年9月，即与大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列。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等官职，建帅府于江州（今江西九江），负责直到湖北江陵的沿江防务，方圆达数百里，直联中原腹地[58]。岳飞故乡早已沦陷，深知人民的苦难、父老的呼声，因而他“誓作中兴臣，必殄金贼主”（在战袍上刺绣），转战南北数千里，始终“以恢复为已任”[59]。在升任独当一面的将帅之后，自然对拯救沦陷区人民更有了信心。就在这年秋天，他作词“述怀”，决心“一统士卒捣巢穴”，洗雪奇耻大辱，“依旧奠家邦”，是毋庸置疑的。而岳飞厮杀半生，戎马倥偬，就目前所知，他与人唱和并述及自己抱负的词，对祝允哲实属仅有的一次。由此可见，这时岳即引祝为知已、同道，而彼此心心相印了。所以，祝在和词中反复致意、再三强调的，是殷切热烈地希望岳飞再接再厉，发扬威武

《满江红·屈指兴亡》

明代：张煌言

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便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上胡笳月。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

汉宫露，梁园雪。双龙逝，一鸿灭。剩逋臣怒击，唾壶皆缺。豪杰气吞白凤髓，高怀眦饮黄羊血。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

《满江红·屈指兴亡》译文

岁月无几，屈指可数，而大明版图自北到南消歇殆尽。在江山变色、民族斗争尖锐激烈的年代里，坚持忠义大节的冰清玉洁的志士又有几个呢赵信城、李陵台都曾是追歼敌人的凯旋处，或者是追思故国的望乡地，现在传来的是幽幽羌调，呜呜胡笳。曲调呜咽幽怨，声声凄厉。

汉宫、梁园的辉煌一去不复返。双龙逝，鲁王也已不在。但自己即使是逃亡之臣，依然怒击唾壶。气吞白凤髓，饮尽敌人血。排开云雾，只为向逝去的帝王表述我的忠心。

《满江红·屈指兴亡》注释

赵信城：在今外蒙古真颜山。据《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卫青追赶单于到达这里，“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李陵台：在今山西大同城北五百里。据《大同府志》，相传李陵不得南归，登临此地以望汉。这里用赵信城、李陵台泛指边关。

梁园：故址在今开封东南，为汉代梁孝五所筑的名园。

双龙：唐王朱聿键和桂王朱由榔。唐王立号隆武，顺治三年(1646)在汀州遇害。桂王立号永历，康熙元年(1662)在昆明殉难。称“双龙”，因为他们建元立号，自为南明一代皇帝。

一鸿：鲁王朱以海，曾为“监国”，与永历同年死于金门。鲁王在抗清战斗中，经常漂泊浙江、福建海上，故贴切地称之为“鸿”。

眦饮：裂眦而饮，意为痛恨之极。

日心：忠心。

排云：指排开云层。

《满江红·屈指兴亡》赏析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岳飞的一阙《满江红》，千古传诵，激励着多少志士仁人的壮怀。张煌言吟诵之作，不禁“仰天长啸”，步其原韵，写下了自己的《满江红》。

过“黄图消歇”，君王逝去，但自己作为忠臣义士，豪气未消，即使成为“逋臣”——逃亡之世，依然怒击唾壶，壮心未已。据《晋书·王敦传》，王敦酒后往往高歌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唾壶为节，壶边尽缺”。王敦其人不足道，但他的这一举动为后人所称扬，此事也就成为有名的典故，其意义在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豪杰气吞白凤髓，高怀眦饮黄羊血”，则是“壮心不已”的形象体现，又是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翻换。世俗以“龙肝凤髓，豹胎鲤尾”为食中珍品，“白凤之膏，丹豹之髓”尤为贵重。眦饮，裂眦而饮，意为痛恨之极。“气吞”、“眦饮”二句，淡化了岳飞原句中原始的复仇色彩，较为雅驯。结句“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捧日心，即忠心。唐钱起《赠阙下裴舍人》有“霄汉长悬捧日心”之句。初读之，或觉此处是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同义反复，但细细体察，二词仍然有别。岳飞之“朝天阙”，义为拜见当今天子，张词之“诉金阙”，意为向逝去的帝王表述忠心。“金阙”，也可指天帝居处。张煌言作此词时，南明君主已无存者，故金阙决不会指现实世界中的帝王居处。由此可见，这首词的结尾比岳飞原作要低沉。岳飞之时，虽中原沦丧，而南宋还有半壁江山存在。张煌言晚岁，中华大地已尽入清人掌握。其词之低回沉痛。盖时势使然。

《满江红·屈指兴亡》作者介绍

张煌言(1620—1664年)，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汉族，南明儒将、诗人，著名抗清英雄。崇祯时举人，官至南明兵部尚书。后被俘，遭杀害，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谥号忠烈。其诗文多是在战斗生涯里写成，质朴悲壮，表现出作家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有《张苍水集》行世。张煌言与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杰”。清国史馆为其立传，《明史》有传。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追谥忠烈，入祀忠义祠，收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

《满江红》是不是岳飞的作品？——解开历史谜团

　　岳飞的诗词，虽留传较少，但这首气势磅礴、悲壮深沉的《满江红》却深为人们喜爱。岳飞写《满江红》词时，中原大地正遭受金人铁骑的践踏。岳飞矢志抗金，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执著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他战功赫赫，治军严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满江红》一词，和岳飞的高风亮节一起，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唱彻神州。

　　《满江红》是在明朝的前期才广泛传播开来的，在宋、元两代极少或根本不见于记载。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所有的人都相信它是岳飞的作品，没有人怀疑过它的作者是不是岳飞。让人始料不到的是，三十年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岳武穆遗文》一篇中对《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提出质疑，从此江湖多事，数十年来关于此词的作者是不是伪作，争论不断。

　　持“伪作说”者，认为《满江红》是明朝人伪作的赝品，此派以余嘉锡、夏承焘为首，如果不计分量不足的“小人物”，则李敖是后期最有影响的一个。持“非伪说”者，认为《满江红》的确是岳飞的作品，中坚力量是历史学家邓广铭、学者唐珪章。下面，咱们来介绍两派学者和他们的论据论点。

　　（一）质疑者的论断

　　首先对《满江红》的作者提出质疑的，是近代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辩证》中的《岳武穆遗文》条下，提出了两点质疑：

　　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朝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录的。赵宽未说所据何本，因而来历不明。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此词亦不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明中叶以后？深为可疑。

　　二、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佗粹编》中的《岳王家集》也没有收录这首词。岳珂平生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与父亲岳霖搜访岳飞遗稿不遗余力。但是，从南宋嘉泰三年（1203）他为《岳王家集》作序到南宋端平元年（1234）重刊此书，共经历了三十一年，仍未收录这首词。因此，这首词可能不是岳飞所作。

　　继余嘉锡之后，词学家夏承焘于1961年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提出了“贺兰山”地名有误。主要论点有：

　　一、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在明代则是北方鞑靼人常常入侵之地，距离岳飞伐金之地数千里之遥，且并非金国土地，若此词果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

　　二、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的“玉门”、“天山”之类的地名，它是实指。贺兰山在汉、晋时期还不见于史书，到北宋时才有记载。唐、宋时人们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直至明代中叶以后仍是如此，因此，以“泛称”解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

　　三、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明将王越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所以，《满江红》不可能写于宋代，而是作于明代。

　　四、明朝的王越和他的同僚们，才可能是《满江红》词的作者。这首词刻在杭州岳庙中的时候，正是明朝打败鞑靼五六年之后。王越是进士及第，不仅武功盖世，“身率三军，决胜千里”，而且博学能文，长于诗赋，戎马疆场之余，作诗、词、赋、文数百篇，后人辑有《王襄敏公集》。这样的奇才，有了争夺贺兰山的阅历，自然会写出《满江红》这样不朽的诗词。

　　1980年，台湾学者孙述宇也发表了《岳飞的〈满江红〉？一个文学的质疑》，对词的作者也提出了两点疑问。

　　一、《满江红》词中用了岳飞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根据这些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伪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

　　二、《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是慷慨激昂、英气飒飒的英雄诗；后者格调低沉、宛转惆怅的忧愤诗，两者“格调差得太远”，因而认定，“《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是后人假借岳飞名义而作，“什九不是”岳飞的作品。

　　总结起来，质疑《满江红》为岳飞所作的论据就是：《岳王家集》未收，贺兰山方向乖背，前后词风格不同，宋元著述未见。

　　对于以上这些质疑者的观点，邓广铭、唐珪章、李安、陈非等学者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二）“《家集》未收”辨

　　《金佗粹编》中的《岳王家集》未收《满江红》，其原因在于：

　　一、岳飞被赐死时，其家存文件全被查封没收，后来虽蒙准发还，也散失很多，并不齐全。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时，其家被抄，家存文稿也被查封，家人难以妥为保管。此后，秦桧及其党羽把持南宋朝政近二十年，期间又屡次大兴文字狱，岳飞的文稿进一步散失。

　　公元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此后，在各方的帮助下，岳飞三子岳霖（1130—1193年）开始收集与其父岳飞相关的各种资料，但是历经近二十年“秦祸”，与岳飞相关的许多资料文稿多有散失，故虽经过岳霖与其子岳珂(1183～1240年)两代人的努力，却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飞的全部遗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在南宋灭亡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作为抵御外侮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声名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压抑，很少大张旗鼓地宣称岳飞，直到明朝建立以后，事情才有所改观。这一历史事实，造成了《满江红》基本上不见于宋、元人的著录，而到了明朝才开始出现，并在社会上流传。

　　历史上，因多种原因，有一些作品湮没多年，过了很久又再次出现，这一情况也不乏其例。如唐朝末年诗人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就被湮没了九百多年，之后又重见于世，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怀疑其真实性。——须知古代私人的一些孤本藏书，往往视为珍宝，不肯轻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经历了一段年月之后方才重新出现的情况，也并不稀奇。

　　二、岳霖、岳珂两代岳家后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他们在这方面有遗漏。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例如南宋学者赵与时《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因此，我们不能根据他们父子当时有没有收集到来断定作品的真伪。

　　三、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做过极大的努力，而岳珂本人在这方面却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其原文云：

　　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俟附益。异时苟未溘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遗。

　　这篇序文写于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到端平元年（1234年），岳珂又把《金佗粹编》（《家集》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金佗续编》重行汇合刻印，距《家集》之初次刊行已达三十一年之久，他在序言中所说“阙其卷尾，以俟附益”者，却仍是一句空话。

　　即如收录岳飞诗《题新淦萧寺壁》的《宾退录》，在南宋嘉定末（1224）或宝庆初（1225）即已印行，岳珂却并未采辑。刊行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云麓漫钞》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岳珂也置若罔闻，没有取相参订，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

　　（三）“王越托名”辨

　　所谓“明朝将领王越托名创造《满江红》之说”根本不能成立，原因如下：

　　 一、王越不具备写出此词的才力。据《中国文学》，王越并未跻身“明代诗人”行列，但岳飞却荣立“宋代词人”之林。细检《王襄敏集》，殊属平庸。就选入《明诗别裁集》那仅有的一首《与李布政彦硕冯佥宪景阳对饮》(七律)说，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由前后两半合成。“青山”和“黄叶”同在，难道真是“久历边陲”的王越所见？而“雁度西风白草新”也只有在南方才能见到吧！无怪乎《四库提要》说王越：“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而往往伤于粗率”该集与《遗文》相距不可以道里计。再看汤阴岳庙中王越所题《谒岳王祠》，似抒情言志的小赋，但内容上表现上贫弱拙劣，辞不达理未举，而只剩下了冗长。王越焉能出此绝妙好词？！

　　二、王越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一说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也实在太迟了。至于在王越登进士第（景泰二年，即1451）前后，由于种种可想而知的原因，他作伪的可能性小到没有；而明代任何人即使作伪，也不能一手遮天。因为到这时，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已经在民间流传300余年了！

　　三、王越死得太快了。据《明史》本传记载：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王越因奸人韦英勾结势倾中外的宦官汪直，孜孜以求擢升；十九年（1483），“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诏夺爵除名，谪居安陆”。“弘治七年（1494），越屡疏颂冤,诏复左都御史。”“复结中官李广，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被言官“交章论，乃寝”。十年（1497）冬，起用王越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十一年（秋），“越以寇巢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兵三路进剿。斩四十三级，获马驼百余”。“会李广得罪死，言官连章劾广党，皆及越。越闻忧恨，其冬卒于甘州（今甘肃张掖）。”

　　王越作伪的最大可能在进剿贺兰山前后，但是，却比《精忠录》成编（1455年）晚了40多年！——这对王越、对明代任何人来说，有心作伪也无力回天！！

　　 四、王越幕僚无暇代笔。“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王越为人，“既躁于进取，依附攀援”，“与群小关通”，“为朝议所齮”，“为礼法士所疾” ，又死得极不光彩。而上行下效，其幕僚“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尚且不暇，焉能为他代笔？并且，有识之士以其卑劣可鄙，与岳飞不能望其项背，也不屑于为他代笔！

　　事实上，现存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刻石立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上面清楚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这说明，《满江红》词的出现要早于余嘉锡所说的明朝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

　　不仅如此，汤阴的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至二年（1451年）间经徐有贞提倡、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后，袁纯又编辑了《精忠录》一书，记载这一经过，并且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其中就有这首《满江红》。该书编成于景泰二年、三年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八十多年。

　　由此可知，《满江红》这首词的出现至迟不晚于15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时间，也远早于王越抗击鞑靼的时间，王越及其同僚所作之说不攻自破。

　　有许多学者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越在贺兰山击败鞑靼，事在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而据学者张璋编选的《历代词萃》所收岳飞《满江红》后评笺中，河南汤阴发现一块《满江红》词碑，下注《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庠生王熙书。而河南浚县的县志也记载汤阴庠生王熙于天顺二年（1458年）书写《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王庙之事。

　　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比王越在贺兰山打胜仗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早了四十年，而且词碑出土于岳飞故里，应该比较可靠。汤阴庠生王熙不能于四十前书刻四十年后才写出的作品，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常识。可见，《满江红》词为王越幕府所作之说，不能成立。

　　至于以靖康之耻与岳飞的冤狱影射“土木之变”和于谦之死，有点牵强。“土木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早于王熙书碑9年。即算“土木之变”情况与靖康之耻有某些类似，王熙何故迟至9年之后才书刻一首无根据的岳飞词来类比呢？更何况王熙书碑时明英宗已放归八年（1450年），与靖康耻犹未雪词意不符。于谦被杀是1458年，正是王熙书碑之年，《满江红》词是指要抗金收复失地，与于谦之死，对不上号。因此，武断地认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为王越攻贺兰山、土木之变、于谦之死等事而作，显然牵强附会，与史实不符。　　

　　（四）“贺兰山”辨

　　对于“方向乖背”的指责，大多数驳斥者认为：

　　一、《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应为泛说，而不是实指。正如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指广义的敌人，而未曾实指女真人一样。既然把斗争对象称做“匈奴”，则不但在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可以入词，就连阴山以及更西边的祁连山也同样可用。似不应因此而责备作者“方向乖背”。

　　二、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必把“靖康耻，犹未雪”等句断为“泛指”。而“靖康耻”是特定的历史灾难，不可以泛指的。明代虽有“土木之变”，但不久明英宗即被放回，且夺门复辟，不能称之为“犹未雪”；在明朝统治期内，中原与河朔地区从未被鞑靼人长期占领过，因而也不能产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

　　三、就南宋的地理位置而言，金人控制着北方，其东西两端即南宋人眼里的东北和西北；就汉唐以来的历史版图而言，整个西北部的大片土地都曾被少数族占领。因此，有不少南宋词作说到金兵时，常用“西北”和西北方向的历史典故。

　　如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南宋名臣赵鼎在他的《花心动》词中写道：“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稍晚于岳飞的南宋词人辛弃疾，在他的《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另一位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词人张元干在他的《贺新郎》中也说：“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他们的“楼兰”、“琵琶”，特别是常常提到的“西北”方位，显然，都指的是当前的敌人金国女真人。我们能指责他们“方向乖背”吗？

　　事实上，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在其词中将长安（今西安）比作东京开封，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经在其诗中将天山比作宋金对峙的前线战场，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况且，西夏与北宋向来有战事，甚至在南宋初年，金人入侵中原的情况下，宋军也曾与西夏作战。

　　四、据黄拔荆教授考证，河北省磁县也有一座贺兰山，与岳飞及其军事生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朝时期的磁县当南北官道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岳飞在这里练兵、与金人交战，前后达六年之久。据此，则《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岳飞抒发抗金杀敌的壮志，陈述自己的战略设想的实写了。

　　有了“贺兰山”这一句，则《满江红》词非岳飞莫属了。

　　（五）“风格”辨

　　所谓风格，指的是作家或艺术家在他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色。

　　其一，岳飞并非专门词家，留下的词作甚少，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因而既有宛转低回的《小重山》，也有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它们写于不同时间、不同心境，当然就会风格迥异。

　　其二，即使是诗词大家，也并非一“格”到底，两种风格兼擅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如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豪放的名篇，也写过“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样的幽怨缠绵之作。如李清照，既写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样的幽怨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