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普，读音作pǔ(ㄆㄨ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古代鲜卑族拓跋氏，属于以先祖名字汉化为氏。

南北朝时期，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即北魏政权的第六位皇帝显祖献文皇帝，把北魏王朝拓跋氏皇族分为七个部分，以七个兄弟分别统率之。其中，北魏献帝的第二个哥哥原名为拓跋·普乃，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其名为姓氏者，称普乃氏，其后分衍有普屯氏、普周氏、普六茹氏等。

在北魏孝文帝实施汉化政策后，普乃氏、普屯氏、普周氏等，有省文汉化为单姓普氏者，亦有改为周氏者。

在史籍《魏书·官氏志》中记载：“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后隋朝时期的上柱国周摇，就是北魏献帝次兄普乃氏(普氏)的后代。

第二个渊源：源于彝族，出自彝族普除普氏族，属于以氏族名称为氏。

在少数民族彝族中有普除普氏族，后取其首音的谐音“普”为汉字单姓，称普氏。

据史籍《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先秦至两汉时期，彝族被称作“嶲”、“昆明”，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状态，就是彝族的先民，如今仍聚居在马头山、底尼、阿戛米等地。

据史学界一些专家的考察，认为彝族祖先有可能是洪水时代的古滇人，从易门甲浦菜子山、赵普寨子山两个新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器、陶片来看，易门早就有古人类居住，这些土著古人与南迁的一部份氐羌族融合成为当地较早的彝族先民。

水塘乡的普氏家族，祖籍在南京，迁至昆明数代后，又被外族驱至易门浦贝，最后又被逐到水塘乡一带。普氏家族有四兄弟分别占居了红木箐、上村、阿戛米、三棵树等山寨。新华浪巴铺的普氏族人在明朝时期入滇，先落籍定远，后分支庙门，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移居浪巴铺)。而凹里簸普氏族人则氏在清朝光绪年间从牟定秧田冲迁入。

自两汉以后，内地汉族人民因各种历史原因陆续迁入云南，部份辗转至易门，与当地的土著彝族先民来往密切，互相融合，世代繁衍，形成了现在的彝族同胞。

第三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元朝时期蒙古族普鲁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蒙古族普鲁氏部落，元朝时期据驻毗沙普鲁地区(今新疆于田)，毗沙在清朝时期称“于阗”，但非汉、唐时期的于阗(今新疆和田)，普鲁地区以盛产昆山美玉和葡萄干。

普鲁，在蒙语中为“火山”之意，普鲁氏部落以为部落名称，后在明朝初期以谐音汉字改为普氏、鲁氏、陆氏等。

第四个渊源：源于鄂温克族，出自鄂温克族达普图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鄂温克族达普图氏，亦称大卜苏氏，世居黑龙江雅鲁河(今黑龙江嫩江支流雅鲁河流域)。后有满族引以为姓氏者，满语为所Daputu Hala，后冠汉姓为普氏、达氏、图氏等。

第五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赫舍里氏，亦称何舍里氏，满语为Heseri Hala，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源于唐朝末期女真族“通用三十姓”之一的纥石列氏，以及金过时期女真族纥石烈部，以部为姓。世居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辉发(今吉林柳河、辉发河以及沙河下游，桦甸、辉南一带，辉发部集聚区，包括辉发城、多壁城等)、佛阿拉(今辽宁新宾永陵镇)、伯都讷(今吉林松源)、长白山、多尔济河、黑龙江色钦及穆理哈村、塔散堡(皆今辽宁锦县南塔山)等地。后多冠汉姓为何氏，亦有普氏、高氏、康氏、赫氏、张氏、芦氏、贺氏、索氏、英氏、郝氏、黑氏、佟氏等。

②满族嘉布塔喇氏，亦称嘉普塔喇氏、嘉塔喇氏，满语为Giyabutala Hala，世居辉发(今吉林柳河)、尼雅满山(今长白山地区)等地。后多冠汉姓为普氏、贾氏。

③满族普佳氏，满语为Pugiya Hala，世居杏山地区(今辽宁锦州)。后多冠汉姓为普氏、蒲氏。

普姓是罕见姓氏（即总人口数在12万到12万的姓氏），当今分布北京、天津武清、河北尚义、山东鱼台、平邑、湖北老河口、云南陇川、泸水、河口、邱北、石林等地。另外，河南、山西(有说法是说多位于山西垣曲一带）也有普姓存在。汉、藏、彝、侗等民族有此姓。

湖北应城市长江埠有两个普姓村庄，有大普村和贾普村，有普姓人口一千人以上，并有代表人物在世界名人榜。潮汕在潮州湘桥区有数户普姓。

蒲松龄的民族归属本来不成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研究者提及这一问题，显然大家都默认了蒲松龄的汉族身份。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蒲松龄的民族归属问题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由此产生了多种说法，并引起争论，一度成为学术热点。

　　总的来看，研究者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多从蒲松龄的先祖、家世入手，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判定蒲松龄的民族归属。其具体见解主要有如下四种：

　　一是汉族说。这一说法为多数研究者所信从，其主要根据是蒲松龄在《族谱序》中自云“吾族为般阳土著”。显然，他本人是自认般阳土著的，其后裔也认可这一点。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一文颇具代表性，该文认为蒲氏祖先包括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是般阳（淄川）土著，判定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当以《蒲氏世谱》为据，而依据目前可资考证的材料看，还无法得出蒲松龄就是少数民族的结论1。

一是回族说。其主要根据是蒲松龄自言其先世出自蒲鲁浑和蒲居仁，而蒲鲁浑姓名不像汉人，当是回回；其次，蒲鲁浑、蒲居仁曾任总管，元代任总管者多为色目人，而色目人中以回回居多。所以“蒲松龄先世确为回回人无疑”2。还有研究者指出，蒲姓属阿拉伯移民常用姓氏，蒲鲁浑为阿拉伯语的汉译，系阿拉伯人名。再次，蒲居仁曾任福建等地都转运盐使，当时担任此职者多为回族人3。对此，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蒲鲁浑、蒲居仁究竟是不是蒲松龄先世，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极不可靠的命题”，即使二人确是蒲松龄先世，也“不见得就能作出他们即是回回，因而蒲松龄的先世为回回的确切结论”4。再者，据相关史料，宋代之前蒲姓之人并不少见，未必就一定是阿拉伯移民姓氏，蒲鲁浑姓名亦是如此，以元代担任总管者多色目人作证据也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

　　一是女真族说。其主要依据是“蒲鲁浑”在女真语中为“布囊”之意，它是女真人习用的名字。元朝总管由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担任，“永为定制”。这里的汉人包括当时北方的汉族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由此可以推知蒲祖蒲鲁浑可能原为女真人5。

一是蒙古族说。其主要依据是，蒲鲁浑是蒙古人的名字，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曾任元朝总管，在民间有着蒲氏为蒙古族的传说。路大荒1957年在其《蒲松龄》一文中曾提及，他访问过许多蒲姓人，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6。1977年出版的《蒙古族简史》一书则明确将蒲松龄列为蒙古族文学家。南开大学中文系所著《中国小说史简编》亦采此说，云蒲松龄“祖先是蒙古人”7。秋欣《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一文亦认定蒲松龄是蒙古族后裔8。后蒲喜章则更进一步撰文提出，“蒲松龄的远祖不仅是蒙古族，而且还是蒙古族中的皇族”9。盛伟亦赞成蒙古族之说，但同时又说：“淄川蒲氏先祖为蒙古族，至于到了蒲松龄及其后世，是否要言其为蒙古族，就未必了。”10

值得一提的是，蒲松龄的民族归属问题还曾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提及蒲松龄为少数民族。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为此发表《蒲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一文，认为“四种说法各有自己的根据和道理。总的说来，说蒲松龄是少数民族是比较有道理和根据的。当然这不能作为定论”。同时又指出：“不论蒲松龄属于哪个民族，都不决定、也不影响他现在的后裔的民族成份。”11 对蒲松龄的民族归属问题，应当依据相关材料进行认真辨析，而不是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总结的：“无论怎么说，蒲鲁浑这个名字确实‘不类汉人，认为蒲松龄是少数民族的诸多说法均由此生发而来，并非毫无道理’。……但无庸讳言，这些说法所持的根据本身还有许多疑点，推导出的结论自然就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因此，这个问题至今还只能说是一个谜团。解开这个谜团，则有待于新的可靠的资料的发现。”12显然，对这一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学术空间。

注释：

1 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光明日报》1981年7月26日。

2 伯颜《蒲松龄先世为回回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 参见白崇人《蒲松龄应是回族人》，《北京晚报》1980年12月20日；《蒲松龄为回族人后裔考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蒲松龄为回族人后裔考》，《蒲松龄研究》1992年第1期。

4 王枝忠《〈蒲松龄先世为回回说〉质疑》，载其《蒲松龄论集》第18-2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5 参见苏兴《蒲松龄的远祖约是女真族》，《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齐鲁书社1982年版；《蒲松龄的远祖约是女真族补证》，《蒲松龄研究》第5期，1991年。

6 路大荒《蒲松龄》，《前哨》1957年第1期。

7 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简编》第1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8 秋欣《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呼和浩特文艺》1978年第5期。此处介绍参考了王庆云《蒲松龄民族成分研究补说》（《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

9 蒲喜章《也谈蒲松龄远祖的民族成份》，《蒲松龄研究》1999年第2期；《从〈蒲氏族谱〉看蒲松龄远祖的民族所属》，《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2期。

10 盛伟《蒲论三题》，《蒲松龄研究》2000年3、4期合刊。

11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蒲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人民日报》1981年8月14日。

12 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第3-5页，南京大学2000年版。

据说,他考试时,一时不好写开头,就乱写:"自二柳夹泉以来,"其实这是他在路上看到一眼泉两旁有两棵柳,考官不知道,以为他写的是典故,而自已不知道,就送了他"柳泉居士"这个称号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清朝文学家。世称聊斋先生。他的远祖曾为元代总管；明万历以来，蒲氏家族“科甲相继”，虽不显贵，也算是诗书门第。可是到了蒲松龄的父辈，已家势衰微，他的父亲蒲盘（pán）不得不弃读经商。蒲盘有子四人，“为寡食众，家以日落”，乃为儿子析居，每人授田二十亩。蒲松龄从此独立生活，“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篙满之”，狼嗥鼠鸣，境况萧然。(蒲松龄《述刘氏行实》，以下引文不署主名者，均为蒲作。)薄产不足自给，蒲松龄一生，只能“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

蒲松龄自幼由父亲教读，“经史皆过目能了”。学习八股文之余，“辄喜东涂西抹，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聊斋丈集·自序》)。十九岁时，“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得到学使施闰章的赏识，说他下笔有神，文有异香。科举以时艺试士，视诗为魔道。蒲松龄少年意气，入泮之次年却与同邑友朋结“郢中诗社”，把盏吟诗，寄兴风雅。青年时代的蒲松龄，就有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追求。

蒲松龄三十一岁时，因乡试受挫，应同邑进士、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聘，协办文案，充当幕宾，远离家乡，出游江淮。当时淮扬地区连年水灾，民不聊生。在作幕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官府的黑暗、豪绅的贪残以及人民的苦难。“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块磊愁。”(《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呈孙树百刘孔集》，见《聊斋偶存草》)蒲松龄往往把现实所激起的忧愤，倾注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之中。淮南水乡虽与齐鲁山色异趣，但难以消除蒲松龄的内心惆怅：“独上长堤望翠微，十手心事计全非。”(《堤上作》)岁月蹉跎，坎坷潦倒，前途茫然，不如归去。康熙十年(1671)秋，蒲松龄毅然摆脱作幕生涯，回到了家乡。

南游归来，蒲松龄屡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间最长，设馆三十年，才归老家居。毕际有是明代尚书毕自严之子，清代顺治乙酉(1645)拔贡，曾任扬州府通州(今南通市)知州，于康熙十八年归田。毕家有石隐固、绰然堂、效樊堂诸胜，更有一座藏书甚富的“万卷楼”，为蒲松龄读书和写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授徒之余，蒲松龄继续撰写《聊斋志异》，还曾编过《庄列选略》，“惟与弟子辈闭门叹赏，而又不敢出以示人”(《〈庄列选略〉小引》)。他对文学的追求似乎更加执着和勤奋。毕际有似乎也能够理解蒲松龄的坎坷遭遇和狂放不羁。他们两个诗酒论文，相处甚得。蒲松龄《哭毕刺史》诗有云：“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看来他是把毕际有当作穷途知己的。

康熙四十八年(1709)岁暮，蒲松龄撒帐回家，从此结束了塾师生活。虽然“聊斋有屋仅容膝”，不能与毕家的绰然、效樊诸堂相比，但毕竟是自己的故居，他垂老归来，“心境闲暇梦亦适”(《斗室》)，感到无比快慰。

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松龄七十一岁高龄，才补了个岁贡生，他不免啼笑皆非。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的夫人刘氏去世，蒲松龄悲痛欲绝，亲撰《述刘氏行实》，寄托哀思。自此，他格外孤寂，每每“对酒无欢只欲愁”(《哭毕刺史》)。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二十二日，蒲松龄也辞世而去，享年七十六岁。

蒲松龄一生著作很多，诗、文、词、赋、戏曲、俚曲等均有佳作，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为其代表作，艺术成就达到古代文言小说的高峰。另有《聊斋诗集》《文集》等。

蒲姓的历史名人有蒲松龄、蒲坚、蒲祖孝、蒲济、蒲元祥。

蒲松龄：明代小说家、文学家，著有《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小说家之；蒲坚：唐代著名将领，曾任河东道副总管，后历任河中道、郸州刺史；蒲祖孝：宋代诗人，是南宋“二十四桥明月夜诗社”的成员之一，著有《蒲氏家谱》等文学作品；蒲济：明朝政治家、文学家，曾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务，著有《钱塘遗事》等文学作品；蒲元祥：元代著名将领，曾参与抵御外族入侵取得多次胜利，因功被封为保定王。

这些著名的蒲姓历史名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和成就，为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你好，字辈是中国华夏文明姓氏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如蒲氏家谱字辈：继承千秋业 振兴万世功

每代嫡系均对应一个字。

字在前为长辈，字在后为晚辈。

故有前辈之说。

辈份之别，附图示

[编辑本段]蒲松龄简介

蒲松龄民族有争议,（1640年—1715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康熙五十四年） 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清代杰出文学家，小说家，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近42年，直至61岁时方撤帐归家。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病逝，享年76岁。

关于蒲松龄先世的族属有四种说法：即回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女真族说。其中回族、蒙古族二说均已被学术界排除。汉族这一说法为多数研究者所信从，其主要根据是蒲松龄在《族谱序》中自云“吾族为般阳土著”。显然，他本人是自认般阳土著的，其后裔也认可这一点。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一文颇具代表性，该文认为蒲氏祖先包括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是般阳（淄川）土著，判定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当以《蒲氏世谱》为据，而依据目前可资考证的材料看，还无法得出蒲松龄就是少数民族的结论。根据蒲松龄《述刘氏行实》上的记载来看（刘氏乃蒲松龄之妻），蒲松龄全家信佛重僧且圈养家猪，不符合山东地区回族人及其后裔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另外蒲松龄的先祖在元代担任过般阳路总管，当时朝廷对路总管人选的任用有明确的规定——《元史·世祖纪三》载：“世祖二年春，二月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由汉人担当各路总管是元朝定制。蒲松龄在自撰《族谱序》也提到“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所谓“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是忽必烈“罢世侯、置牧守”以前的大蒙古国时期。因为在此时期，蒙廷对汉地进行间接统治，委付汉人世侯直接统治，汉人总管的任用才可能“不避桑梓嫌”，才可父子相继或祖孙相传。由此补证了蒲松龄先祖为元代汉人的说法。

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始终不得志，71岁时才破例补为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感触。他毕生精力完成《聊斋志异》8卷、491篇，约40余万字。内容丰富多彩，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学中志怪传奇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叙次井然，被誉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此书是“专集之最有名者”；郭沫若先生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评价过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聊斋志异》书成后，蒲松龄因家贫无力印行，直至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方刊刻行世。后多家竞相翻印，国内外各种版本达30余种，著名版本有青柯亭本、铸雪斋本等，近20个国家有译本出版。全国《聊斋》出版物有100多种，以《聊斋》故事为内容编写的戏剧、**、电视剧达160多出（部）。

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计有文集13卷，400余篇；诗集6卷，1000余首；词1卷，100余阕；戏本3出（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俚曲14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寒森曲、翻魇殃、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复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以及《农桑经》、《日用俗字》、《省身语录》、《药崇书》、《伤寒药性赋》、《草木传》等多种杂著，总近200万言。还有初中课本中的《狼三则》、《口技》、《山市》。

蒲松龄的座右铭：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蒲松龄博采

蒲留仙先生作《聊斋志异》时，每临晨携一大瓷缸，中贮苦茗，具烟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成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成。

[编辑本段]族属

关于蒲松龄先世的族属有四种说法：即回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女真族说。

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提及蒲松龄为少数民族，引起蒲 松龄纪念馆对蒲氏世谱详加考证撰文《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再 次说明蒲氏族谱第一篇序言是蒲松龄在康熙27年写，已说清蒲氏 祖先是般阳(淄川)土著，连蒲鲁浑和蒲居仁也是当地人，因此才说 “元代受秩不引桑梓嫌也。”而且写此《族谱序》时是经过“珂也有 心，搜故抄而询黄发，趾也助以笔札，校窜年余，略能成册，松得受 而考核传志之，”这说明修谱十分慎重，是经过文献故抄和口头调 查，反复核实之后并得族人之助才定稿的。因此断定蒲松龄的民族 成分还是以这部族谱为据。至于因蒲鲁浑象个少数民族的译名或 因蒲居仁在福建任过都转运盐使而说他是少数民族都是不足为证 的。如说蒲氏是回族，无论在蒲氏家族或蒲氏作品中都没有反映出 来。所以就目前可资考证的资料看，不能得出蒲松龄是少数民族的 结论。如此关于蒲松龄的民族成分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学术界 多从蒲氏自述，归其汉族本源说。

一是汉族说。这一说法为多数研究者所信从，其主要根据是蒲松龄在《族谱序》中自云“吾族为般阳土著”。显然，他本人是自认般阳土著的，其后裔也认可这一点。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一文颇具代表性，该文认为蒲氏祖先包括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是般阳（淄川）土著，判定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当以《蒲氏世谱》为据，而依据目前可资考证的材料看，还无法得出蒲松龄就是少数民族的结论。

一是回族说。其主要根据是蒲松龄自言其先世出自蒲鲁浑和蒲居仁，而蒲鲁浑姓名不像汉人，当是回回；其次，蒲鲁浑、蒲居仁曾任总管，元代任总管者多为色目人，而色目人中以回回居多。所以“蒲松龄先世确为回回人无疑”。还有研究者指出，蒲姓属阿拉伯移民常用姓氏，蒲鲁浑为阿拉伯语的汉译，系阿拉伯人名。再次，蒲居仁曾任福建等地都转运盐使，当时担任此职者多为回族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蒲鲁浑、蒲居仁究竟是不是蒲松龄先世，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极不可靠的命题”，即使二人确是蒲松龄先世，也“不见得就能作出他们即是回回，因而蒲松龄的先世为回回的确切结论”。再者，据相关史料，宋代之前蒲姓之人并不少见，未必就一定是阿拉伯移民姓氏，蒲鲁浑姓名亦是如此，以元代担任总管者多色目人作证据也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

一是女真族说。其主要依据是“蒲鲁浑”在女真语中为“布囊”之意，它是女真人习用的名字。元朝总管由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担任，“永为定制”。这里的汉人包括当时北方的汉族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由此可以推知蒲祖蒲鲁浑可能原为女真人。

一是蒙古族说。其主要依据是，蒲鲁浑是蒙古人的名字，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曾任元朝总管，在民间有着蒲氏为蒙古族的传说。路大荒1957年在其《蒲松龄》一文中曾提及，他访问过许多蒲姓人，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1977年出版的《蒙古族简史》一书则明确将蒲松龄列为蒙古族文学家。南开大学中文系所著《中国小说史简编》亦采此说，云蒲松龄“祖先是蒙古人”。秋欣《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一文亦认定蒲松龄是蒙古族后裔。后蒲喜章则更进一步撰文提出，“蒲松龄的远祖不仅是蒙古族，而且还是蒙古族中的皇族”。盛伟亦赞成蒙古族之说，但同时又说：“淄川蒲氏先祖为蒙古族，至于到了蒲松龄及其后世，是否要言其为蒙古族，就未必了。”

蒲松龄故居在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是一座幽静古朴的庭院，坐北朝南，院落前后四进，西有侧院蒲松龄简介，门楣上悬挂着郭沫若题写的匾额“蒲松龄故居”。

院内月门花墙，错落有致，山石水池，相映成趣。北院正房三间蒲松龄简介，为蒲松龄诞生地，也是其书房“聊斋”，室内陈列着他74岁时的画像，上有其亲笔题字。南院有平房两间，旧称磊轩，是以蒲松龄长子蒲箸的字命之。西院系新建的陈列室，陈列蒲氏家谱、手迹和其多种著述以及英、俄、日、法等中外各种版本。

聊斋正房后，新建了6间展室，展出了中外蒲氏研究家们的多种论著，以及当代文化名人老舍、臧克家、丰子凯、李若祥、俞剑华等书画家为故居作的书画、题词100余幅。

沿故居门前的石路东走100米至聊斋园，聊斋园占地360余亩，园内景点主要有蒲松龄艺术馆、狐仙园、石隐园、满井寺、观狐园、柳泉、松龄墓园、聊斋宫等，其建筑独特新颖，恢宏壮观，为华夏一绝。

狐仙园和艺术馆，主要以聊斋故事为主题设计建造。内设蒲松龄生平及著作、蒲公西铺设馆生涯、名人书画等展室，展示蒲公一生及其对世界文化之贡献。石隐园，原系毕氏之花园，蒲公设馆毕府三十年，写下大量有关石隐园的诗词佳篇。园内怪石林立，绿树成荫，将此园移址，再现蒲公舌耕笔耘之阅历。满井寺为古寺重建，以双重门拱牌坊为入寺山门，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钟楼等雄伟建筑。神佛均用香樟木精工塑造，栩栩如生，吸引四方游客光临顶礼膜拜。

聊斋宫为聊斋园主要景点，外景琼楼横空，碧湖青山，看似天上宫阙。宫内设《罗刹海市》、《席方平》、《娇娜》、《画皮》、《尸变》等聊斋故事，采用现代彩塑、**特技、灯光声乐等手法，逼真地活化了蒲公笔下的神妖鬼狐艺术形象。

漫步聊斋园，将避开都市闹城的喧嚣，尽情体验一代文豪蒲松龄笔下所描绘的鬼狐世界、冥冥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