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歌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陈诸卫 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 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 金魏陶姜 戚谢邹喻 柏水窦章 云苏潘葛 奚范彭郎

鲁韦昌马 苗凤花方 俞任袁柳 酆鲍史唐 费廉岑薛 雷贺倪汤

滕殷罗毕 郝邬安常 乐于时傅 皮卡齐康 伍余元卜 顾孟平黄

和穆萧尹 姚邵堪汪 祁毛禹狄 米贝明臧 计伏成戴 谈宋茅庞

熊纪舒屈 项祝董粱 杜阮蓝闵 席季麻强 贾路娄危 江童颜郭

梅盛林刁 钟徐邱骆 高夏蔡田 樊胡凌霍 虞万支柯 咎管卢莫

经房裘缪 干解应宗 丁宣贲邓 郁单杭洪 包诸左石 崔吉钮龚

程嵇邢滑 裴陆荣翁 荀羊於惠 甄魏家封 芮羿储靳 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 乌焦巴弓 牧隗山谷 车侯宓蓬 全郗班仰 秋仲伊宫

宁仇栾暴 甘钭厉戎 祖武符刘 景詹束龙 叶幸司韶 郜黎蓟薄

印宿白怀 蒲台从鄂 索咸籍赖 卓蔺屠蒙 池乔阴郁 胥能苍双

闻莘党翟 谭贡劳逄 姬申扶堵 冉宰郦雍 却璩桑桂 濮牛寿通

边扈燕冀 郏浦尚农 温别庄晏 柴翟阎充 慕连茹习 宦艾鱼容

向古易慎 戈廖庚终 暨居衡步 都耿满弘 匡国文寇 广禄阙东

殴殳沃利 蔚越夔隆 师巩厍聂 晁勾敖融 冷訾辛阚 那简饶空

曾毋沙乜 养鞠须丰 巢关蒯相 查后荆红 游竺权逯 盖后桓公

万俟司马 上官欧阳 夏侯诸葛 闻人东方 赫连皇甫 尉迟公羊

澹台公冶 宗政濮阳 淳于单于 太叔申屠 公孙仲孙 轩辕令狐

钟离宇文 长孙慕容 鲜于闾丘 司徒司空 亓官司寇 仉督子车

颛孙端木 巫马公西 漆雕乐正 壤驷公良 拓拔夹谷 宰父谷粱

晋楚闫法 汝鄢涂钦 段干百里 东郭南门 呼延归海 羊舌微生

岳帅缑亢 况后有琴 梁丘左丘 东门西门 商牟佘佴 伯赏南宫

墨哈谯笪 年爱阳佟 第五言福 百家姓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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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的来历

姓，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先决条件，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姓，与原始的姓并非同一概念，而是包含了古代的姓与氏两方面的内容。 中华民族的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初期的人，以为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血缘关系，往往以此作为本氏族的名称，即氏族的微号，这就是图腾。“图腾”系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摘要》中明确指出：“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有些图腾，后来转化为人的姓。由于那时的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称号，即一个氏族名下的成员都出自一个母系祖先。“姓”的造字属于会意，古形体是由“人”和“生”组成，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用“女”与“生”组合成姓字，最早见于秦国该石《诅楚文》，意思是女子所生为姓，生而有姓。因此，中国早期的许多姓，如姬、姒、姜、赢等，都带有“女”字。 氏是姓衍生的分支，出现较晚，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为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氏”的造字方法是象形，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解释为木本，即植物之根；后来转注为姓氏的氏，就是取水之源头、木之根本的意思。 《左传·隐公八年》记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是说，帝王立有德之人为诸侯，根据他的出生血统赐给姓，分封给他土地并且根据封地命名氏。由此可见，先秦时的姓与氏，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社会职能上说，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姓是决定是否能够通婚的依据，氏则是用来区别贵贱的，正如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所说：“氏所以别贵贱的，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回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能”。

战国时期，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姓氏成为表明个人及所生家庭的符号，亦即郑樵所云：“三代（即夏、商、周三个朝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见于文字记载正式将姓氏混用的，是西汉时的司马迁，他在《史书》中写秦始皇曰“姓刘氏”。此后，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都是一个意思，即实际是专指姓。尽管如此，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仍然有贵与贱之分，其区分依据就是看有无“地望”，即“以地望明贵贱”。地望，就是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庭，意思是世居某郡，以当地所仰望。 随着姓氏的产生，姓氏之学逐渐兴起。《汉书·艺文志》所裁《世本》15篇，据说系战国时史官所撰，是中国最早系统记裁姓氏来源的典籍。 此后，姓我著作层出不穷，例如：西汉有史游的《急就章》；东汉有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应劭的《风俗通义·姓氏篇》；南朝宋有何承天的《姓苑》，齐有王俭的《姓谱》，梁有王僧孺的《百家谱》、徐勉的《百家谱》；北齐有魏收的《魏书·官氏志》；唐代有官修的《氏族志》，柳冲的《大唐姓系录》，韦述的《开元谱》，柳芳的《永秦谱》，张九龄的《姓源韵谱》，林宝的《元和姓纂》；宋代有无名氏的《百家姓》，邵思的《姓解》，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郑樵的《通志·氏就篇》；明代有吴沈等的《千家姓》，凌迪知的《古今万姓统谱》；清代有熊峻运的《新纂氏族笺释》，任若海的《太平图话姓氏综》，张澍的《姓氏寻源》，等等。这些姓氏书，尽管由于受时代的=阶段的制约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可为今天的姓氏研究提供许多有用的资料。 那么，从古至今中国人到底有多少姓呢？据《半月谈》报道，“中华民族的姓氏多达11939个”。这些姓氏，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几乎都有一番来历，都蕴含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归纳起来，分门别类，大致有以下十几种来源： 一、以国名为姓氏。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周朝，大小诸侯国遍布神州，有许多国的王族以国名作为姓氏。 二、以邑、亭、乡名为姓氏。邑指采邑，也叫食邑、采地或封地，是奴隶社会时期诸侯封给卿、大夫的连同土地上劳动的奴隶在内的土地。乡、亭都是古代行政区划，秦汉时，大体上十里一亭。每乡约12500户，十亭为一乡。 三、以居住地为姓氏。一般是无封土之人采用这种方式，其中复姓较多，大都表示出不同环境的居住地点。 四、以先人的名或字为姓氏。 五、以祖上谥号为姓氏。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死后，根据其生平行为褒贬善恶所加的称号叫溢号。 六、以爵位为姓氏。爵位是君主国家对贵族所封的等级。 七、以亲属的排行为姓氏。 八、以官职为姓氏。 九、以技艺为姓氏。 十、以德行或著闻之事为姓氏。 十一、因赐姓、避讳而改姓。赐姓即天子、皇帝赐给臣民的姓。避讳，是指凡遇到皇帝或尊亲的名字都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 十二、因避仇、避祸而改姓。 十三、少数民族的姓及其改姓。古代北部、西部和西北部的匈奴、鲜卑、羌、氏、羯等少数民族原有的复姓、三字姓、四字姓，经过多次民族融合，有的已改成单姓，和汉族的姓氏融合为一体。 十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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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新的百家姓：

新华网北京2006年1月10日电（记者 李斌、张建松）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我国新的“百家姓”顺序已经新鲜出炉。

新顺序是：李，王，张，刘，陈，杨，黄，赵，周，吴，徐，孙，朱，马，胡，郭，林，何，高，梁，郑，罗，宋，谢，唐，韩，曹，许，邓，萧，冯，曾，程，蔡，彭，潘，袁，于，董，余，苏，叶，吕，魏，蒋，田，杜，丁，沈，姜，范，江，傅，钟，卢，汪，戴，崔，任，陆，廖，姚，方，金，邱，夏，谭，韦，贾，邹，石，熊，孟，秦，阎，薛，侯，雷，白，龙，段，郝，孔，邵，史，毛，常，万，顾，赖，武，康，贺，严，尹，钱，施，牛，洪，龚。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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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齐为太学博士，尚书仆射王晏深相赏好。晏为丹阳尹，召补功曹，使撰东宫新记。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而僧孺与高平徐夤俱为学林。文惠太子欲以为宫僚，乃召入直崇明殿。会薨，出为晋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举士，为始安王遥光所荐，除仪曹郎，迁书侍御史，出为钱唐令。初僧孺与乐安任昉遇于竟陵王西邸，以文学会友，及将之县，昉赠诗曰：「唯子见知，唯馀知子，观行视言，要终犹始。敬之重之，如兰如芷，形应影随，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着，子之有之，谁毁谁誉。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谁其执鞭，吾为子御。刘略班艺，虞志荀录，伊昔有怀，交相欣勖。下帷无倦，升高有属，嘉尔晨登，惜馀夜烛。」其为士友推重如此。

梁天监初，除临川王后军记室，待诏文德省。出为南海太守。南海俗杀牛，曾无限忌，僧孺至便禁断。又外国舶物、高凉生口岁数至，皆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就市，回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僧孺叹曰：「昔人为蜀部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并无所取。视事二岁，声绩有闻。诏征将还，郡中道俗六百人诣阙请留，不许。至，拜中书侍郎，领着作，复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迁尚书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坠沟中。及是拜日，引驺清道，悲感不自胜。顷之即真。

时武帝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沈约以下辞人同作，帝以僧孺为工。历少府卿，尚书吏部郎，参大选，请谒不行。出为仁威南康王长史、兰陵太守，行府、州、国事。初，帝问僧孺妾媵之数，对曰：「臣室无倾视。」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还，妾遂怀孕。为王典签汤道湣所纠，逮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调。友人庐江何炯犹为王府记室，僧孺乃与炯书以见其意。后为安成王参军事，镇右中记室参军。

僧孺工属文，善楷隶，多识古事。侍郎全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当以石为针，必不用铁。说文有此砭字，许慎云：'以石刺病也。'东山经：'高氏之山多针石。'郭璞云：'可以为砭针。'春秋：'美疢不如恶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无复佳石，故以铁代之尔。」

转北中郎谘议参军，入直西省，知撰谱事。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徵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竞行奸货，以新换故，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隆安在元兴之后，或以义熙在甯康之前。此时无此府，此时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五，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窃以晋籍所馀，宜加宝爱」。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离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及弼子太宰参军匪之、匪之子长水校尉深世传其业。太保王弘、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序，而伤于寡略。齐卫将军王俭复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焉。普通二年卒。

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馀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两台弹事不入集，别为五卷;及东宫新记并行于世。

虞羲字士光，会稽余姚人，盛有才藻，卒于晋安王侍郎。丘国宾，吴兴人，以才志不遇，着书以讥扬雄。萧文琰，兰陵人。丘令楷，吴兴人。江洪，济阳人。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刘孝孙，彭城人，博学通敏，而仕多不遂，常叹曰：「古人或开一说而致卿相，立谈间而降白璧，书籍妄耳。」徐夤，高平人，有学行。父荣祖位秘书监，尝有罪系狱，旦日原之，而发皓白。齐武问其故，曰：「臣思愆于内，而发变于外。」当时称之。

论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观江、任之所以效用，盖亦会其时焉。而淹实先觉，加之以沈静;昉乃旧恩，持之以内行。其所以名位自毕，各其宜乎。僧孺硕学，而中年遭踬，非为不遇，斯乃穷通之数也。

拓展阅读： 《南史·刘绘传》原文及翻译

原文 ：

刘绘字士章，愃弟也。豫章王嶷镇江陵，绘为镇西外兵参军，以文义见礼。时琅邪王诩为功曹，以吏能自进，嶷谓僚佐曰：“吾虽不能得应嗣陈蕃，然阁下自有二骥也。”

性通悟出为南康相郡人有姓赖所居名秽里刺谒绘绘戏嘲之曰君有何秽而居秽里此人应声曰：“未审孔丘何阙，而居阙里。”绘默然不答，亦无忤意，叹其辩速。

后历位中书郎，掌诏诰。敕助国子祭酒何胤撰修礼仪。永明末，都下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时张融以言辞辩捷，周颙弥为清绮，而绘音采赡丽，雅有风则。时人为之语曰：“三人共宅夹清漳，张南周北刘中央。”言其处二人间也。

鱼复侯子响诛后，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绘为表言其事，绘须臾便成。嶷叹曰：“祢衡何以过此。”后魏使至，绘以辞辩被敕接使。事毕，当撰语辞。绘谓人曰：“无论润色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

隆昌中，兄悛坐事将见诛，绘伏阙请代兄死，明帝辅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为太子中庶子。安陆王宝晊为湘州，以绘为冠军长史、长沙内史，行湘州事。宝晊妃，悛女也。宝晊爱其侍婢，绘夺取，具以启闻，宝晊以为恨，与绘不协。遭母丧去官，有至性。服阕，为晋安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绘为雍州刺史，固让不就。众以朝廷昏乱，为之寒心。绘终不受，乃改用张欣泰。转绘建安王车骑长史，行府国事。

及东昏见杀，城内遣绘及国子博士范云等赍其首诣梁武帝于石头。转大司马从事中郎，卒。

译文 ：

刘绘字士章，刘愃的弟弟，豫章王萧嶷镇守江陵，刘绘任镇西外兵参军，因善解文章义理受到礼遇。当时琅邪人王诩任功曹参军，因有办理公务的`才能而受到重视，萧嶷曾对幕僚们说：“我虽不能得到陈蕃的后嗣，但是我的幕府中自由两位能人。”

刘绘性情通达聪悟，出朝任南康相，郡里有一人姓赖，住在秽里，拿着名片来拜见刘绘，刘绘同他开玩笑说：“您有什么污秽，因而住在秽里？”这人应声答道：“不明白孔丘有什么缺陷，因而居住在阙里。”刘绘听后哑口无言，但也不认为他顶撞冒犯，而是叹服他的辩才敏捷。

后来历任中书郎，负责起草诏诰。后又受黄命协助国子祭酒何胤撰写礼仪。永明末年，京都人士热衷谈文章义理，都聚集在竟陵王西邸，刘绘成为少壮派中最杰出者。当时张融因言辞善辩敏捷，周颙更加清丽，而刘绘的言谈富丽华赡，素有风范。当时人们为此这样说：“三个人共宅而居，中间夹着清漳水，张融在南，周颙在北，刘绘在中央。”意思是刘绘处在张、周二人中间。

鱼复侯萧子响被杀后，豫章王萧嶷想请求朝廷批准安葬他，召刘绘起草奏章，刘绘一会儿就写成了。萧嶷叹息说：“祢衡凭借什么超过这（刘绘的才能）。”后来北魏使者来朝，刘绘因言辞善辩受命接待使者。接待完毕，应当摆写答辞。刘绘对人说：“不要说润色不容易，仅仅只是听懂我的话就很难了。”

隆昌年间，刘绘的兄长刘悛因犯事获罪将要被诛杀，刘绘拜伏在殿前请求代替兄长受死，当时是明帝辅佐政事，出面营救，才得以免死。明帝即位后，（刘绘）任太子中庶子。安陆王萧宝晊任湘州太守，任命刘绘为冠军长史、长沙内史，主管湘州事务。萧宝晊的妃子，是刘悛的女儿。萧宝晊很疼爱他的一个侍女，刘绘想夺为己有，侍女将此事禀告萧宝晊，宝晊很恼怒，从此与刘绘不和。刘绘逢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间很是纯孝。服丧完毕，任晋安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管理南徐州事务。

等到梁武帝起兵，朝廷派刘绘担任雍州刺史，刘绘坚决辞让不接受任命。当时众人都因为朝政昏乱，感到心寒意冷。刘绘最终不接受任命，朝廷于是改派张欣泰。调刘绘担任建安王车骑长史，管理府国事务。

等到东昏侯被杀，城内众臣派刘绘和国子博士范云等人带着东昏侯的首级到石头城迎接梁武帝。刘绘转任大司马从事中郎，死于任上。

拓展阅读： 《南史萧颖胄传》原文及翻译

原文 ：

萧颖胄，字云长，弘厚有父风。起家秘书郎。高帝谓萧赤斧曰:“颖胄轻朱被身，觉其趋进转在美，足慰人意。”迁太子舍人。遭父丧，感脚疾。数年然后能行，武帝有诏慰勉之，赐以医药。

颖胄好文义，弟颖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楼，诏群臣赋诗。颖宵诗合旨。上谓颖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颖胄勋戚子弟，自中书郎除左军将军，知殿内文武事，得入便殿。出为新安太守，吏人怀之。后除黄门郎，领四厢直。迁卫尉。

明帝废立，颖胄从容不为同异，乃引颖胄预功。建武二年，进爵为候，赐以常所乘白瑜牛。明帝每存俭约，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酒枪，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颖胄日:“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帝不悦。后预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日:“陛下前欲坏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惭。

后为庐陵王后军长史、广陵太守，行衮州府事。是年魏扬声当饮马长江帝惧敕颖胄移居人入城百姓惊恐席卷欲向南度颖胄以魏军尚远不即施行魏军亦寻退。和帝为荆州。以颖胄为西中郎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时江祏专执朝权。此行由祏，颖胄不平，曰:江公荡我辈出。”

初、梁武之起也，巴东太守萧惠训子瓒、巴西太守鲁休烈弗从，举兵侵荆州，败辅国将军任漾之于峡口，颖胄遣军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国建康。时颖胄辅帝王，有安重之势。自以职居上将，不能拒制瓒等，忧愧发疾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书者假为赦命。及建康平，萧瓒亦众惧而溃，和帝乃始发丧，诏赠颖胄丞相。丧还，武帝车驾临哭渚次，葬依晋王导、齐豫章王故事。谥日献武。

译文 ：

萧颖胄，字云长。弘仁宽厚，有父亲遗风，自家中征召，授秘书郎。齐高帝曾对萧赤斧说:“颖胄淡红色的官服穿在身上，走动起来更觉俊美，足可称慰人意。”颖胄升迁太子舍人。遣父丧事，因伤感患上脚病。数年后才能行走。武帝下诏安慰劝勉他，并赏赐他医药。

萧颖胄喜好文学，弟弟萧颖基喜好武勇。一次，齐武帝登烽火楼，下诏群臣赋诗。颖胄所作诗深合武帝意旨。皇上对颖胄说：“你能文。弟能武。宗室中便不乏人才。”皇上由于萧颖胄是有功皇亲的于弟，以中书郎任左军将军，知殿内文武事，能够进入皇上便殿。出任新安太宁。官受百姓都怀念他。后来，又任黄门郎，领四厢值，迁任卫尉。

齐明帝图谋废旧君立新君，颖胄举止行动之间安然不迫不表异议。于是认为颖胄有参与之功。建武二年，颖胄进爵为候。明旁将平常所用拉车的白瑜牛赏赐给他。明帝常存节俭之念有一次想把太官元日上寿同的银酒枪毁掉，重铸银两，尚书令王晏等人也称颂明帝的盛德。颖胄说：“朝廷的大礼，莫过于正月初一这三元之礼，这种器物已是旧物，算不上奢侈。”明帝很不高兴，后来萧颖胄参加宫内私宴。见银器满桌，就说。“陛下先前想要毁坏酒枪，这种节俭之念感怕应该移在这些银器上吧。”明帝听了很惭愧。后来，萧颖胄又任庐陵王后军长史、广陵太守，行南兖州府事。这一年，北魏扬言要攻打南齐。明帝害怕，赦令萧颖胄将城外居民移入城内。百姓大为惊恐。不少人准备举家南渡，萧颖胄认为魏军离得很远，没有立即施行移民计划，北魏军队不久也退了回去。齐和帝镇守荆州时。萧颖胄任西中郎长定、南郡太守，行荆州府事。当时江祏把持朝中大权，这些安排都由江柘祏操纵，萧颖胄心中不平，说:“江公是要排挤我辈出京“。

自初，梁武帝萧衍起兵，巴东太守萧惠训之子萧瓒,巴西太守鲁休烈都不服从。他们举兵侵犯荆州。在峡口打败辅国将军任漾之。萧颖胄赶忙派兵抵抗。而梁武帝萧衍已平定江州、郢城,包围建康。此时，萧颖胄辅佐和帝，有安邦定国,举足轻重之势。他认为自己位居上将,竟不能击败萧瓒等人。忧愧交加，发病而死，荆州秘不发丧，派与他字体相似者继续伪造他的教俞命令，等到建康平定,萧瓒也因士兵畏惧而溃败，和帝这才发丧。下诏追赠萧颖胄为丞相。萧颖胄灵柩回到建康，武帝车驾临幸哭迎到江边。安葬仪式依照晋代王等、齐代禄章王旧例，谥号为献武。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孙吴建国时，又有些进展。西晋末大乱，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其中士族只是少数，极大多数还是劳动民众。他们带着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产基础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东晋末和梁末两次祸乱以外，南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这也是生产力得以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依据下列事例，可以说明南朝发展中的经济状况。

人口增加

长江流域向来人口稀少，最大的荆、扬二州，当西晋武帝太康全盛时，荆州有三十五万户，扬州有三十一万户。西晋惠帝割扬州七郡荆州三郡置江州，又割荆州三郡属梁州。西晋怀帝又割荆州五郡置湘州。荆州所属二十二郡割去了一半，但多数户口仍在荆州所属襄阳江陵及江州所属武昌一带地区。东晋时，北方流人大量南来，主要侨寓在荆扬二州。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户口占江南全户口的半数。所谓三州，实际仍是太康时的荆扬二州（江州本是荆扬二州的一部分，荆州割归梁州湘州的八郡，不是户口稠密地区），假如北方流人户口和东晋以来荆江扬三州一百三十余年繁殖的户口，总数相当于荆州割去的八郡户口数，那末，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仍应有六七十万户，全江南应有一百二三十万户（不包括豪强藏匿的户口）。但四六四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的户口数，全国只有九十万六千余户、四百六十八万余口。当时江南以外，尚有徐、南兖、兖、豫、青、冀、司、雍、梁、秦等州以及益州全部，全国实际户口，决不能只有此数。陈朝国土最小，陈宣帝时有户六十万，隋灭陈，得陈户五十万，男女口二百万。二八○年，西晋灭吴，得吴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陈朝地比吴国略小，陈亡时户口也略少，自吴亡至陈亡，中间经过三百余年，户口似乎一点变动也没有，显然是不合实际的。东晋和南朝的户口数过度不合实际，原因主要在于士族享有特权。东晋元帝依靠士族立国，法禁宽弛，列入《百家谱》的士族固然特权最大，不入谱的北来士族以及东南原有的士族，也各享特权。这种特权之一是“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即并若干户为一户，士族出名作户主。户主势力愈大，所附私户数也愈多。东晋时山遐作余姚令，到县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万余人。县中豪强，群起攻击，山遐要求朝廷再留二十天，追查私附，朝廷不许，免山遐官。会稽郡所属共十县，人口约三十五万（这是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数，东晋时人口也许较少），假如平均每县人口为三万五千，余姚一县私附竟多至万余人。余姚不是士族聚居地，豪强藏户已如此众多，其他郡县可以类推。

侨郡县并无一定境界，朝廷不问侨寓士族所占田亩数，当然不征租税和徭役，岁月积久，兼并愈甚，土断与侨寓两种主张成为政治上严重的斗争。所谓土断，就是主张把侨郡县士民作为土著，民众向朝廷纳租税服徭役，不再让士族独占这些利益。所谓侨寓，就是主张维持士族在侨郡县里一向独占的利益。土断对朝廷有利，凡有可能代替东晋自立朝廷的人都主张土断。三六四年（东晋哀帝兴宁二年），桓温实行土断，制定严法禁止挟藏户口，并在全国大查户口，普禁藏户，彭城王司马玄藏匿五户，被桓温惩罚，朝廷因此收入大增。桓温失败后，土断制废弃不行。四一三年（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刘裕又实行土断，省去不少侨郡县。宋孝武帝时，雍州刺史王玄谟请在雍州实行土断，宋孝武帝下诏并省雍州所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宋完成了土断制，但士族制度既然存在，就无法变革挟藏户口的积弊。

齐高帝新建齐朝，想整顿黄籍。黄籍是普通民众的户口簿，是朝廷征取租税徭役的根据。黄籍向来是一个大弊窦，官吏受富民（非士族的地主和富农、商贾，商贾不一定要入仕，但可得士人免税的利益）贿赂，给纳贿者或注军功，军功户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冒；或出钱一万余，伪造祖先爵位，就可以称士族；或因秃发，假托僧人；或迁徙无定，不立户名；或户存而黄籍不载，或人在而注已死亡，如此种种，弊端极多。免役免税的户口愈增，贫苦民众的负担也愈重。齐高帝设专官检查黄籍。齐武帝继续检查，罚纳贿改籍人到边地充戍役。四八五年，富阳（浙江富阳县）妖人唐寓之作乱，三吴纳贿改籍人来投奔的多至三万。齐武帝派兵进击，斩唐寓之。这次作乱，是富民反抗检查黄籍，畏罚叛变，根本不是农民起义。唐寓之虽然失败，纳贿改籍人的反抗依然强烈。四九○年，齐武帝不得不取消检查，承认宋代黄籍上一切弊端完全合法有效。

梁武帝不敢再检查黄籍，却想从整理士籍入手，依据东晋贾弼之所作《士族谱》，宋刘湛所作《百姓谱》，设立谱局，改定《百家谱》，凡八十卷，东南士族另立一部，不在百家之内。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东南士族的谱系，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继续纳贿改黄籍，结果只能是百家土族、东南士族和富民冒名的士族并存，各按自己的势力去剥削劳动民众。梁郭祖深说，民众为避免重役，或自断手足，或投靠士族作附隶，称为属名。梁朝的属名，就是东晋的私附，足见豪强挟藏户口，一向保持不变。

自桓温首创土断制，至梁武帝定《百家谱》，都说明士族与朝廷争夺民户，朝廷并不能改变这个形势。因此，长江流域人口实际是增加了，在偶存的几个户口数字上却看不出人口的增加。

农业前进

江南地势卑湿，人口稀少，农民向来用火耕水耨法从事生产。所谓火耕水耨，就是烧去田里杂草，灌水种稻，草和稻并生，高七八寸，一并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长。这样简单的耕种法，生产量自然很低微。西晋武帝时，杜预奏称东南水灾特别严重，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必须高地蓄水，多筑陂堰，每遇水雨，堤坏泛滥，低田损毁，延及陆田。过去东南地旷人稀，不妨用这个旧法，现在户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岁陂堰放水，为害实多。请令地方官决去曹魏以来新造诸陂堰，修缮汉朝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借免水灾。晋武帝听从杜预的建议。魏吴对立，魏在边境上造陂堰，不顾吴境受灾害，西晋统一后，旧边境上人为的水灾可以减轻，至于火耕水耨的逐渐改革，主要由于户口日增，村舍相接，不得不改进耕作技术，以免水火的灾害。在人力薄弱的地区，自然还会保持着落后的旧耕种法。

扬（包括东扬州——会稽郡）、荆（包括雍州——襄阳和江州）二州，人口较多，农业也最发达。依据史书所记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兴修了不少水利。例如东晋时，曲阿（江苏丹阳县）立新丰堰，溉田八百余顷，乌程（浙江吴兴县）筑荻塘，溉田千顷，勾章（浙江慈溪县西）修复汉时旧堰，溉田二百余顷。宋齐梁相继修复芍陂（在安徽寿县南）堰堤，溉田万顷。宋时修复汉六门堰（河南邓县西），溉田三万顷。江南多湖沼，泄水可变成湖田。宋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又求始宁（浙江上虞县西南）休崲湖（崲音皇huáng）作湖田。宋孔灵符奏请迁徙山阴县（浙江绍兴县）贫民到余姚（浙江余姚县）、鄮（音贸mào浙江鄞县东）、鄞（浙江鄞县）三县开垦湖田。作堰溉田和泄水成田，都是显示农业在发展中。用粪作肥料，不见记载，宋武帝功臣广陵人到彦之微时以挑粪为业，挑粪很可能用作肥料，因为荆扬等地，火耕水耨法已不能继续行施，必须采用施肥法。《史记·吴世家》记吴楚两国边邑妇女争桑树，引起战争（前五一八年），足见远在春秋时期，南方丝织业已很普遍，东晋以来，愈益发达。耕织都前进，树立了社会财富的基础。

手工业发展

南朝在手工业方面，有三个重要的进步，一个是炼钢术，一个是造纸术，一个是制瓷术。

炼钢术——人类使用铁的发展过程，按照炼铁技术的限制，形成熟铁、生铁、钢铁三个阶段。首先得到的只能是熟铁，因为当时的技术（主要是风箱），还不能熔化铁矿石。熟铁缺乏炭素，性柔软，不能制造需要有相当硬度的工具，作用远不及青铜器，也不及石器。技术前进一步，能够熔化铁矿石，这就得到了生铁。生铁含炭素过多，性硬而脆，耐磨性较高，可以铸造农具，但还不能制造武器。熟铁比生铁难熔化，用炼生铁的方法（熔铁炉中铁矿石与木炭混合在一起）来炼熟铁，因风箱通风力量不够强，熟铁不曾熔化，却在高温下吸收了百分之零点二五至百分之一点七的炭素，这就成为渗炭钢。再加以淬、锻等工，挤出铁中所含熔渣（杂质），就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有了这种钢铁，才能代替青铜在武器上的地位。中国古代炼铁技术的发展是迅速而卓越的，远在春秋前期，已经能够熔炼生铁，铸造农具和大鼎。按照铁的发展次序，春秋前期既有生铁，春秋以前应早有熟铁，只是缺乏硬度，不能用来作重要的生产工具。春秋后期，《吴越春秋》所记干将莫邪夫妇剪爪发投入炼铁炉因而制成宝剑的故事，暗示冶炼家开始摸索出渗炭钢的制炼法。战国时有钢，不仅可从文字记载上推知，并已有实物发现。到西汉武帝时，钢铁武器完全代替了青铜武器。炼成渗炭钢是伟大的成就，中国取得这个成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早。不过，渗炭钢要制为纯钢，必须锻炼百来次，费人工太多，而且愈锻炼愈柔软，不适宜于战时的实用。曹操曾制百辟（避）刀五把，是百炼的宝刀，他说，我的儿子里有不好武而好文学的，每人给一把。足见百炼的钢刀，是不能上战场的。锻炼较少的钢制武器，又可能因熔渣和含炭量多了些，容易折断。要刚柔得中，生产较易，就得在制炼法上再前进一步。这一步在南朝时期实现了。

《重修政和证类本草》铁精条下引陶隐居（陶弘景）说“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鍒（音柔róu熟铁）作刀镰者”。杂炼生鍒法后世一直保持着。在近代炼钢法应用以前，它是一种进步的技术。《天工开物》里说这种炼法是熔铁炉中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火力到时，生铁熔化，包裹和渗入熟铁，生铁多余的炭素被缺少炭素的熟铁所吸收，也排挤出一些熟铁所含的熔渣，生熟铁都成为钢铁。取出加锻，再炼再锻，反复数次，就成质量较纯的钢铁。这种炼法，费功较少，产量较多，既可制刀剑，又可制农用的镰（能制镰刀，价不会太高），对发展生产力是一个贡献。陶弘景一生历宋齐梁三朝（四五六年——五三六年），所说杂炼生鍒法的应用，当与他同时或在以前。吴越在春秋时期最先发明渗炭钢，有冶炼技术的传统。齐时上虞人谢平创制刚（钢）朴，号称中国绝手。刚朴不知是何物，按朴原意为树皮，刚朴可能是指生铁熔液包裹熟铁（象树皮包裹树干）而同成钢铁，如果是这样，那末，谢平就是杂炼生鍒法的发明人了。南朝著名制造兵器的冶所是在会稽郡所属的剡县（浙江嵊县）三白山，看来会稽郡冶炼技术较高，谢平是尤高的冶炼家。东晋初年，会稽郡民众避重役，从海道逃到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好些非汉族居民因此知造兵器。可见会稽一向是南方冶炼技术较高的地方。

扬州在南朝，是鼓铸的重要地，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业）有东西二冶，工人多用囚徒。铁的产量多，梁铸铁钱，堆积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梁武帝用铁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足见南朝铁产量是丰富的。梁武帝曾令尚方造刀剑，装饰极精巧。尚方有横法钢，仍是百炼的柔钢，技术可能比旧的百炼法有些改进。

造纸术——西汉时已有纸，经东汉蔡伦改良，纸的功用大进一步。至东汉末建安时，左伯改良造纸法，纸的功用又前进一步。左伯是东莱（山东黄县）人，东莱一带成为造好纸的重要地。陈朝徐陵《玉台新咏序》里说“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梁元帝《咏纸诗》“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足见南北朝时，美色纸出在北方，南方造纸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剡溪（在浙江四明山区）一带四五百里盛产藤，取藤皮造纸，质地极佳，余杭（浙江余杭县）由拳村也出好藤纸。唐时书家以用藤纸相夸。制造藤纸开始在东晋时。范宁令属官说，“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藤角纸即藤纸。东晋末，桓玄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写在帛上和纸上的字迹，各装成一帙，常置手边。南朝书家写字多用麻纸，麻纸别称布纸，就是用破旧麻布制造的纸。麻纸可供二王写字，精美可以想见。王羲之曾一次赠送谢安纸九万张，当是这种麻纸。在纸上涂**防蠹药物称为黄纸。当时好纸已能大量生产，因之桓玄下令废竹简，用黄纸代竹简。隋灭陈，获得大量陈朝藏书。这些书籍多是陈宣帝时用纸抄写。纸到南朝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是和造纸技术的发展相适应的。

制瓷术——实物证明，商和西周的带釉硬陶器，可说是最原始的瓷器。两汉瓷器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但制作技术继续在提高。三国西晋制瓷术又有进境，脱离原始状态转入成熟的初期。西晋文士作赋，茶、酒和瓷器联系起来，说明瓷器已是日常生活的用具。现在发见的瓷器，三国以迄南北朝都是青瓷，出土地点遍及南北。不过，制瓷术最高的地方还是在会稽郡。据现有的发掘资料，孙吴西晋，会稽制瓷业已渐发达。东晋和南朝将近三百年，会稽遭受战乱较少，是一个士族聚居地。士人享乐生活里饮茶也是享乐的一种，讲究茶具，对制瓷技术起着推动作用。茶具以外，日常生活用具及特制殉葬的明器，种类也很多，越窑和各地窑业成为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到唐朝，越窑声名更大，陆羽《茶经》说，“瓷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照陆羽的比较，越窑所制茶具是最好的。陆龟蒙赞美越瓷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句，大抵青瓷的制作，越窑确已达到最高境。唐时越瓷无疑是东晋南朝时越瓷的继续发展。

商业通畅

东晋和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开始发展，以皇室和百家士族为首的统治阶级，在这个经济基础上过着奢侈腐朽生活。一般他说来，统治阶级用政治势力从农民手工业者搜刮得钱，通过商业用钱取得各种消费品，消费品的大部分是由农民手工业者生产出来的（小部分是奴婢、罪徒等人的无偿生产），通过商业，农民手工业者得以收回一部分钱来进行再生产。因之，社会经济在政治较好、剥削较轻、商业通畅的情况下，可以有缓慢的进展；在政治苛暴，但商业仍能流通的情况下，也还不至于全部窒息；只有遭受破坏性特别强烈的战争，商业完全停顿的时候，社会经济才呈现崩溃现象。梁末侯景大乱，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其余大体上属于前两种情况，也就是长江流域经济上升的趋向，其中商业起着一定的流转作用。

建康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城中有四个市，又秦淮河北岸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建康以外，京口、山阴（会稽郡治）、寿阳、襄阳、江陵、成都、广州等地也是商业城市。史称建康“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音劣liè相等）于二京（长安、洛阳）”。商业主要为官人供给消费品，所有商业城市都是和建康一样。齐朝暴君东昏侯，极其*侈，妃妾服装，都选用最珍贵的材料，向商市购买金宝，付钱比普通价高数倍。他宁愿用其他方法去搜括民间钱物，却不敢不付给商人所索的高价，这说明官和商相互依存，谁也缺少不了谁。

士人向来有免税权，因之士人多兼营商业。东晋王彪之整顿商市令里说，近查山阴市多有不法商人，或随地开设店肆，或隐漏估税，假冒豪强的名号，拥有贸易的厚利，凌践无势力的平民，独占居要害的地点。其他城市，情形大致相同。这里所说不法商人，或者就是兼营商业的士人，或者是和士人勾结、仗势横行的奸商，普通商人是不敢这样做的。又如东晋谢安有一个同乡罢官从广州回建康，带来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建康人争出高价买蒲葵扇，这个同乡获利数倍。宋孔道成从会稽来建康，带货船十余艘，满载绵绢纸席等物。梁武帝弟萧宏，贮藏布绢丝绵漆蜜纻（细麻）蜡等杂货数十屋。萧宏在建康有数十处商邸，招待各路商客，廉价买进客货，贮藏起来，待价出售。萧宏又用高利贷的方法，吞并别人的田、宅、邸、店，建康和三吴不少人因此丧失产业。士人和贵族经商求富是普遍的，不过，对整个商业说来，主要经营者仍是社会地位卑微的商贩。

南朝重要产盐地，在江南是吴郡海盐县（浙江海盐县），在江北是南兖州盐城县（江苏盐城县）。海盐县海边有大片盐田。盐城县有盐亭（制盐场所）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运，每年常有船千艘往来。经营盐业的自然是豪强，其中有商人也有士人。

军人（小军官，凡小军官都是素族，士人不作小军官）也是一向享有免税权，军事重镇寿阳、襄阳，与北方有商业上往来，在这里军官可以贩运求富。

南朝和海南诸国通商，主要是经由广州南海郡的番禺（广州市），交州的龙编、西卷。自宋朝开始，有林邑、扶南（柬埔寨）以至天竺、师子国等十余国与南朝通商，梁时商业尤盛。输入货物多是象牙、犀角、珠玑、琉璃、吉贝（又写作古贝、木棉布）、香料等，中国输出货物多是绫绢丝锦等。《宋书·夷蛮传论》里说外国珍货，为富贵人所喜爱，所以“舟舶继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属（往来）”。梁时，外国商船有时一年到来十几批。当时北魏贵族已经腐化，也需要南货（南海货）供消费，梁就多输入南货在边镇与魏互市，交换北方产品。做交广二州官，很快就致巨富。宋时垣闳作交州刺史，任满回来，带资财值钱一万万。凡作广州刺史，无不暴富，俗话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的说法。从官吏贪污的钱数来看，当时中外交易的货物，数量并不小。

南方水上交通便利，也是商业发达的一个原因。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风灾，毁坏官商船多至一万艘。此后官商船当愈来愈多。孙吴时，海上大船长二十余丈，可载六七百人，装万斛重的货物。梁时，大船可载二万斛。南朝造船技术比孙吴有很大的进步。由于人口增加，有较充足的劳动力用以开发农业，手工业商业也随着发展起来，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一个时期里，长江流域起了很大的变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描写西汉时长江流域的经济状况说，江南卑湿，人多夭死。地广人稀，生活依靠稻米鱼羹。种稻用火耕水耨法，懒散成俗，缺乏积蓄，少有冻饿的穷人，也少有千金的富家。经过东汉和孙吴，经济逐渐上升，到东晋南朝时，长江流域成为富饶的地区。沈约《宋书·孔季恭等传论》里说，江南地广，田亩肥沃，民众勤于本业（耕织），一郡丰收，可供数郡食用。会稽滨海傍湖，良田有数十万顷，上等田地，一亩值一金，北方上等田地还比不上它。荆州扬州盛产鱼盐木材、丝绵布帛，运销四方，满足天下人的需要。看司马迁和沈约的两种描写，显然，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面貌大不同于西汉时期了。

劳动民众改造长江流域的面貌，使它从贫困进入富饶，但富饶的享受者当然是那些剥削者，沈约所说良田，主要是为士族文武官员所占有，满足天下人的需要也只是满足剥削者的需要，劳动民众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下面简单地分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大类。

皇帝——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主要是用沉重的租税、徭役及铸劣质钱来实行苛暴的剥削。

劳动民众为维护偏安的汉族政权，负担着过重的租税。东晋初年，承用西晋户调法，晋成帝改为按田亩实数收租制，平均每亩取十分之一，税米三斗，称为度田收租制。这是对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租米，积欠至五十余万斛。晋哀帝减田租，亩收二斗。晋孝武帝再对地主让步，废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岁称全丁，十三岁称半丁）每口税三斛。这一改变，对非地主的民众是极大的不利，为和缓反对，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税。过了六年，增税米为每口五石，服徭役人免口税的制度，不久也就无形取消了。贫民与王公平等纳税，负担不平等到什么程度！宋齐梁陈，口税有增无减。口税以外，又课丁男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禄绢禄绵供官禄）。害民尤甚的还有苛税多种，其中有所谓资税（财产税）。晋刘超做句容县官，以前县官亲到四乡估评百姓家产，刘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百姓自写家产数目投函中，写讫送还县官。百姓依实投报，课税收入，超过往年。收资税不扰民的官只有刘超一人，可见其余都是扰民官。宋时资税，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因此，人民不敢种树垦地，屋破不敢涂泥。齐萧子良说当时官吏苛敛，民间桑树房屋都评价抽税，往往斩树发瓦，折钱充数。梁郭祖深说，官吏迫胁良善，比豺狼还要凶恶。齐时征塘丁税，萧子良上表称，浙东五郡，塘511 丁税每人一千文，贫民典卖妻子，不能足数，仍多积欠。这些苛杂税制，迫使民众加速地失业破产，沦落到佃客奴婢的地位。

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是抽百分之四的商业税。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抽税钱四百，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称为输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随物价百分抽四，称为散估。估税以外，还有过路杂税。如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贼曹（检查员）一人，直水（水上检查）五人，检查违禁品、来历不明人以及柴炭鱼苇等物。大小各津并十分税一。士人经商免税，商人纳百分之四的税，小贩过津口纳百分之十的税，朝廷设估税的理由是“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税），欲为惩励”，实际却是励士人惩商人，励商人惩小贩。

西汉以来，通行五铢钱。孙权在江东铸大钱，一个当五铢钱五百，又铸当一千的大钱。东晋时沈充私家铸小钱，市上与孙权钱并用。宋铸钱极劣，一千钱长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比鹅眼钱更劣的钱，称为綖（音延yán）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商贾不敢行用。后来禁用鹅眼、綖环等钱，专用古钱（五铢）。古钱多被奸人剪凿破损，公家收税，必须圆大，人民纳两钱代一钱，或加七百买好钱一千，负担严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无告。梁铸钱多种，轻重不一，币制纷乱，后废铜钱改铸铁钱，纷乱更甚。陈废铁钱，改铸五铢钱，一钱当鹅眼十钱。又铸六铢钱，一当五铢十，行用不便，人民愁怨。南朝钱法紊乱，轻重屡变，主要是造轻钱取利。齐武帝时孔觊指出铸轻钱的原因是由于朝廷“惜铜爱工”。所谓惜铜，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钱；所谓爱工，就是粗制滥造，不管质量的恶劣，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取民众的财物。

繁重的徭役对农业生产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力。东晋范宁说：“古代役民，一年不过三天，今世役民，几乎一年不得三天的休息。”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人丁服军役三中取二。远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须充杂役。梁郭祖深说，人民充军役身死，有的主将给死者妄加叛亡恶名，死无对证，按叛亡惩罚，全家同村，悉遭破坏。人民被迫或自斩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这是因为士族有免役特权，附属在士族户下，为户主服役，比服官役要好一些。梁武帝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见妇女也不能免役。只看这些事例，再看范宁说的那句话，可以想见东晋南朝徭役害民的严重。

上述各种苛暴的剥削，都是以皇帝的名义，通过全部官吏来进行，所有劳动民众都得接受这种剥削。皇帝以外，还有两种主要剥削者，一种是从来就有的地主，一种是齐梁新起的僧尼。

地主——东晋南朝是少数大地主的政权，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晋刁协家有田一万顷。谢混家有田业十余处。宋沈庆之家财累万金，有产业在娄湖（在江苏昆山县），指地告人说，钱都在这里。孔灵符产业殷富，有墅（庄园）在永兴（浙江萧山县），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又有果园九处。当时大族，都拥有广大土地，这些只是偶见的例证。

他们土地的获得，有所谓赐田，如王导有赐田八十余顷在钟山（南京城东北）西。有所谓求田，如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始宁休崲湖，决水为田。有所谓悬券，如萧宏放高利贷，借钱给人，文契上预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到期不还，驱逐业主，收归己有。更强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泽。如刁协家专擅京口山泽，蠹害贫民。齐萧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县）、临城（安徽青阳县）、定陵（青阳县东北）三县封闭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山林湖泽被势家占有，百姓误入捕鱼，罚布十匹，汲取饮水，刈割柴草，都有罚禁。甚至有些统治者也感到横暴太甚，民愤难抑，在法律上规定霸占山泽的禁律，事实上禁律依然是一些空文。

势家大族拥有部曲，作为私有的武力。部曲本是大地主胁迫本族贫人、佃户及附近农民组成的私人军队。大地主作将帅时，部曲当作亲兵随从出战，在平时，用部曲压迫民众，霸占山泽田宅。部曲有部曲将，这一种人是大地主的爪牙，是附属于大地主的一种剥削者。

南朝士族又拥有称为门生的一种人。晋陶潜有脚病，使一门生与二儿舁篮舆。陶潜是贫士，还有一个门生为他服役。宋徐湛之有门生千余人，都是三吴富家子弟，衣服鲜丽，随从徐湛之出入。谢灵运有门生数百人。齐刘瓛每出游，一门生持胡床随行。门生对主人似乎有些象亲随人的身分。梁顾协标榜廉洁，有门生新来投靠，不敢献厚礼，只献钱二千文，顾协发怒，赐杖二十。姚察有门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綀（音束 shù葛类）一匹，姚察厉声驱出。顾协姚察不收礼物，算是例外，其余当是以收门生礼物为敛财的一个方法。东晋南朝最重门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士族，也不敢希望获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钱买做门生以后，得服事贵人，自觉身分提高。贵人出仕，更得随从到任，分润赃物。例如益州历任刺史，莫不大事聚敛，多至万金，随从宾僚，都是京城穷子，出去做郡县官，尽量贪污致富。刘秀之

徐姓起源

　　徐姓起源有三：

　　源出嬴姓

　　伯益之子嬴若木封于徐国说。据《元和姓纂 》和《通志·氏族略 》所

　　载，伯益曾助大禹治水有功，虞舜封其子若木于徐国(今山东南部郯城一带)，“自若木至

偃王三十二世，为周所灭，复封其子宗为徐，子宗十一世章羽，昭三十年，为吴所灭，子孙 以国为氏。”(语见《通志·氏族略》)。

　　源出殷民六族

　　据《中华姓氏大全》所载，周公的长子伯禽，受封于鲁国，分到了“殷民六族”，中含徐姓，是传说中的徐姓源起。

　　他姓改徐姓而来

　　据《百家姓溯源》所载，五代时，李升改姓徐，名知诰，其后代亦以徐为姓。另外，南京徐姓，大多为宋朝秦桧后代，因不耻于秦桧所为，均改为徐姓。

徐姓名人

　　徐若木

　　伯益之子，伯益曾佐大禹治水，为禹治水成功立下 了汗马功劳，因此在

论功行赏时，伯益的儿子若木被封到古代的徐城，建立了徐国。因若木首封徐国，其后代便以国为氏，称为徐氏，徐若木便为徐姓的得姓始祖(今葬于山东郯城县，建有“中华徐氏始祖陵”)。

　　徐驹王

　　是中国历史上西周早期诸侯国徐国的国君。徐偃王之父，周公旦时期，一直到周成王、周康王时期，西周和徐国的战争非常频繁。在周成王元年(前1042年)，参与了以武庚为首的商朝残余贵族针对周朝叛乱——武庚叛乱，徐子自称徐驹王，反抗周公的东征。徐驹王起兵直接攻打周朝一直打到黄河边，《礼记·檀弓》篇中记录了徐国大夫容居的回忆：“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

　　徐尚

　　战国时人，以苏秦为首的合纵连横谋士。

　　徐福

　　秦朝方士，相传他因到东海为秦始皇采长生不死药一去不返，相传其留居今日的日本而成为日本人的祖先即神武天皇。

　　徐敬业：唐朝将领。是唐初名将李世绩(原姓徐，赐姓李)之孙。他是唐睿宗时反武则天起事的领导者。

　　徐安真：中唐时重臣。安禄山叛乱时与朝中其它五位重臣隐居今湖南省汨罗与平江交界处。湖南徐姓从此兴望。

　　徐熙：五代南唐画家，出身江南名族，一生以高雅自任而不肯出仕。善画花竹、禽鱼、蔬果、草虫。

　　徐铉：五代宋初文学家、书法家。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早年仕于南唐，官至吏部尚书。后随李煜归宋，官至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淳化二年(991)被贬谪为静难行军司马，不久就死在贬所。有《篆书千文》、《成武王庙碑》，摹《峄山铭大钲铭碑》等传世。

　　徐梦莘：南宋史学家。有感于靖康之耻，遂发愤研究宋金和战关系。1194年(高宗绍熙五年)，著成《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起自1117年(北宋徽宗政和七年)止于1126年(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引用官私著述二百余种。

　　徐琰：元曲作家及名宦。

　　徐再思：元代散曲作家。与贯云石为同时代人，今存所作散曲小令约100首。作品与当时自号酸斋的贯云石齐名，称为“酸甜乐府”。后人任讷又将二人散曲合为一编，世称《酸甜乐府》，收有他的小令103首。

　　徐寿辉：中国历史上，曾是一位拥兵百余万，纵横驰骋大江南北，震撼大半个中国，最终导致元朝的封建统治土崩瓦解的农民起义军领袖。

　　徐达：濠州(今安徽凤阳)人，明代名将，勇猛有谋略，为朱明王朝的建立 立下奇功。

　　徐耀：清咸丰年间农民起义领袖。1851年率嘉定民众起义抗暴。

　　徐寿：中国近代化学与机械专家，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

　　徐继畲：中国清朝学者，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最重要的著作是一本介绍了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的《瀛寰志略》。

　　徐有壬：1829年道光九年进士，清朝江苏巡抚，与王韬友好;徐于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时苏州失陷前，为战败绿营兵叛逆弑于苏州官邸内，布政使薛焕接任江苏巡抚、署(代理)两江总督。

　　徐广缙:中国清朝官员，于1848年2月3日-1848年7月4日期间，奉旨接替耆英担任两广总督。全名为“总督两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的该官职，是兼辖广西地区的广东、广西两省之最高统治者，亦为清朝封疆大吏之一。

　　徐松：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清代著名学者。一生致力于史地研究，成 绩卓著，有《西域水道记》等地理著作，为清代研究西北历史地理的先驱者之一。

　　徐邦道：清末将领，在甲午战争中涌现出的名将

　　徐庆璋：清末名士和官员，在甲午战争中曾募款救灾，救活灾民无数。

　　徐用仪：清末大臣，在甲午战争时以主和闻名。

　　徐延旭：清末维新派。上疏清光绪帝明定国是，“以一定心，而维时局。”主张破除资格并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

　　徐希颜：清末北洋舰队将领，在甲午海战时阵亡。

　　徐绍桢：清末及民国将领。清末曾任统领、总兵、江北提督等职。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江浙联军总司令。民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卫戍总督、参政院参政、广州卫戍总司令、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大本营参谋长、广东省省长、临时参政院参政等职。

　　徐振鹏：清末及民国初年海军将领，曾参加甲午海战。

　　徐静仁：清末及民国初期的爱国民族企业家，大生企业集团创始人。

　　徐迟：现代散文学家。1931年开始写诗﹐50年代的前七年﹐他两次到朝鲜战场﹐4次去鞍钢﹐6次到长江大桥工地。1976年以后﹐徐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活﹐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等一系列反响强烈的作品。

　　徐靖远：原名九范，山东省寿光市人，中共党员，是著名爱国抗日将领。曾任八路军抗日救国军纵队司令1942年8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郑州黄河渡口。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徐特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早年赴日本考察教育

，留法勤工俭学。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中央委员。

徐姓的家谱

　　真正意义上的徐姓家谱出观于魏晋以后，东晋贾弼之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谱》，南朝官修《百家谱》、《十八州谱》、《新集诸州谱》等，其中都包含有徐姓人的谱牒。到了唐代，唐太宗命高士廉修《氏族志》，徐姓被列为上等。南宋陈过庭在《徐氏族谱叙》中说：“传之唐之太宗，奏天下谱牒，退新门进旧望，左膏粱右寒微，合193姓1891家，而徐氏亦与首称焉。”此后的《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姓氏录》、《姓族系录》、《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元和姓纂》等一系列官谱中有关徐姓的部分，都保存了一些唐代徐姓家谱资料。除了官谱之外，魏晋到隋唐时期私修家谱的风气也非常盛行，这一时期的徐姓人也私修了不少家谱，国家谱局的巨制官谱正是对这些为数众多的私谱汇总整理而成的。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涤荡和封建割据之间的混战，唐以前的家谱大都散佚，谱学作为学问也很少流传，这便是史书上所说的“谱学中绝”。

　　有关徐姓家谱的编纂原则和要求，我们还可以从以下这两部家谱的凡例看个大概。这两部家谱分别为：《洞庭南徐徐氏家谱》，乾隆四十年修，《徐氏宗谱》，光绪十九年修。两部谱不是一个家族，不在一个地区，相差二百多年，因而，在内容、范围与侧重点方面，存在许多不一致之处。其中《徐氏宗谱》更加详尽，除具有一般意义上得凡例之外，还有详加说明凡例内容的“宗谱规条”，使人一目了然。

　　家谱修成之后，印数是固定的，编号分颁给族内有关人员保管、珍藏，并有详细记录。保管者仍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如《慈南徐氏宗谱》就有这样的规定：“一每岁元旦藏谱者各携谱至宗祠，当众验阅一过，随给馒首两枚。二逐年春秋两季，将谱各向日翻晒，以免蠹蚀鼠伤等情。三各房分藏之宗谱，如有藏贮不谨，蠹坏遗失者，作不孝论。四统谱归宗长掌管，以备族人检阅。但检阅时必须在宗祠，点烛、焚香、沐手敬读，以照诚谨。珍视之情，跃然纸上。在其他宗族的家谱上，也都有类似的不准外借、盗卖的规定。如有违犯，惩罚是逐出宗族。

　　徐姓各家族均是一个宽容和充满同情心的家族。反映在家谱中，对于一些已经客观存在而又为别的姓氏家谱所不能容忍或人谱的内容，如养子，僧道、妻父等，在某些徐姓家谱中都能够被收录。

　　《徐氏宗谱》规条中，即有族人出家为僧道，可注明出家某庙某寺，这种僧道可人谱，也是笔者所仅见，也只有在徐姓家族中能有这种涵量。其他如《慈南徐氏宗谱》、《月湖徐氏宗谱》，或直接收录，或辟专章收录族内养子。《新何徐氏宗谱》不仅收录养子，还收录妻父之名，理由是：“娶妻必载妻父之名：以女子不出名，故详其所生也。”在《稠泉徐氏五修族谱》最后，还专设“生生录”、“纪生录”两部分，以随时记录家族中出生或故去的人物，这在别的家谱中也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