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石碑留存成吉思27

中牟东漳南2里许校氏祖坟古碑上的文字已漫漶不清，但根据可知的文字分析，校姓可能是蒙古皇族后裔。

今年5月，《西夏遗民扎根濮阳》一文见报后不久，记者就接到来自中牟的校立纬先生的电话。校先生说，他家祖坟位于中牟东漳附近，那里竖立的一通清代石碑上，刻有几行隐约含糊、让人不明就里的文字，一位著名的元史专家曾据此做出初步的鉴定：中牟校家是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的后裔！

拔都是蒙古西征统帅，后来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庞大的钦察汗国（也叫金帐汗国），他的后裔怎么会定居在黄河之滨？中牟校姓现在的民族身份都是汉族，相貌、语言、生活习俗也都与汉族毫无二致，如果真的是蒙古人后裔，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什么没能留下更多的家族史料？

校立纬说，他们没有濮阳“西夏村”那么完整的家族史料，跟新安李春光家族一样，到目前为止他们能够找到的依据，只有那通墓碑。而墓碑上简略的文字语焉不详，留下重重疑问。

为了解开这些疑问，校先生努力了20多年，因找不到更多的第一手史料，至今还没能完全弄明白。校先生说，他给媒体联系，没有任何炒作的目的，只是希望借助大河报广泛的影响力，获得一些有关其家族的新资料，帮助他解决这些家族疑问。

咄咄怪事“较姓”全体改为“校姓”

俗话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可见中国人对姓氏的看重。对于中国人来说，姓氏不只是个符号，更是一种血缘的纽带。一般情况下，没人会把自己的姓改了，即便由于某种原因改了，第二代或第三代也会改回来。但清代乾隆年间，中牟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两个村的“较姓”人全部自愿改姓为“校”。他们为什么改姓？这成为中牟县志的一宗迷案。1982年，中牟的校立纬先生发现这一现象后曾百思不得其解。

幼年时，校立纬就听长辈说，校姓是“鞑子”，元朝灭亡时逃难到河南的。1982年，因偶然原因，30多岁的校立纬萌生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先到北京图书馆查元史资料，没有任何结果。回来后找校姓老年人询问，得知东漳南2里许的校氏祖坟还幸存有一通石碑。

“□□元时□□藩服食邑山西洪洞县浩繁□□□□趁在草莽册牒沦亡各以封号记族遂□校氏厥凌□□□至□□□科校郡庠邑庠校较互见之后□莫不报捷□□□子子孙孙一见之后知校较虽异但□□□本”

这是20多年前，校立纬从祖坟墓碑上抄录下来的文字。墓主人叫校秀书，是清朝乾隆时人，墓碑立于嘉庆年间。因风蚀严重，墓碑上的不少字漫漶不清。他先后去了三次，蹲在碑下仔细辨认，才把能认的全认出来了。

对于这段铭文，校立纬最先感到疑惑的，是自己的“校姓”与“较姓”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后来在河南省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查阅中牟县志，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之前，县志记载有19个“较姓”人士的事迹，如“较于亲”、“较遂养”、“较尉侯”、“较务本”等，没有一个“校姓”人士；而此后，县志上出现了10多位“校姓”，如“校儒道”、“校儒魁”、“校无违”等，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较姓”。这些“校姓”人从何而来？原来的“较姓”人哪儿去了？

继续翻阅县志，校立纬发现一些相关地名也发生了变化。县城南边的“较庄”改为“校庄”，而东漳附近的“较家岗”改为“校家岗”。

种种情况表明，中牟的“较姓”主动放弃了原来的姓氏，全部改为“校姓”！

是什么原因让整个家族的人全部换了姓氏？巧合的是，校家祖坟那块墓碑的主人校秀书就生活在乾隆年间，而那段铭文应该是打开中牟“较姓”全族改姓之谜的钥匙。

按照铭文记载，改姓发生在“校较互见之后”：乾隆年间的某次科举考试中，中牟的较姓与外地的校姓不期而遇，他们都很清楚自己源自同一祖先，从元朝末年到清朝乾隆年间，他们已经失散了300多年，但双方相见之后竟然欣喜若狂，“莫不报捷”，向各自的族人报告这一喜讯。大约外地的校姓为长，以至于中牟的较姓经全族商议，举族改了姓氏。

300多年的时光不仅不能相互隔绝，反而产生强烈的认同愿望。是什么样的血缘亲情和家族经历能酝酿这么大的力量？

按照墓碑铭文所说，“较”、“校”都不是他们原来的姓氏，而是“各以封号记族”，出于某种需要，他们必须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元朝末年，说自己变为“草莽”、需要隐藏身份的是什么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像中牟校姓家族世代相传的那样，他们是“鞑子”，是蒙古人。元朝末年，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民间流传的用月饼传讯“八月十五杀鞑子”，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形。

“较”、“校”形相似，音相近，大约是逃匿到中牟的这支取“较”音，而另外一支取“校”音，所以相见之后中牟这支“矫正”了一下。

这时已是满清的天下，他们不需要太多避讳，所以才有机会和心情从容相见。

对于墓碑的主人校秀书来说，这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所以他的墓碑打破常规，在碑的正面刻下铭文，记录此事。

专家分析校姓可能是蒙古皇族后裔

“□□元时□□藩服食邑山西洪洞县浩繁□□□□趁在草莽册牒沦亡各以封号记族遂……”

对校立纬来说，墓碑上这短短的几十个字还存在太多的疑问。根据墓碑和家族传说，虽然依据不很充足，也可以初步判断中牟校姓是蒙古人的后裔。但校立纬追根溯源的心愿还远远不能得到满足，能不能对家族的来历有进一步的了解呢？他先后拿着简短的铭文向元史专家请教，虽然碰过壁，但也有专家给他做出了认真的答复。

南京大学教授高荣盛的回信，让校立纬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按照墓碑记载，校姓祖先的确如传说的那样，是位藩王。

高荣盛教授说，“食邑”指封地；“草莽”相对于“在朝”而言，指平民百姓，意思是元亡后该王成为一般百姓；“册牒沦亡”，是说家谱散失；“封号”应指该王的封号。

高教授说，铭文所说的“藩服”即“藩属”，一般指诸王或者属国，但不一定指蒙古藩王。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查出当时山西洪洞县是谁的封地，以及后来有什么变化。

这位著名教授耐心的解答，消除了校立纬许多疑问。问题的关键就是查出当时山西洪洞县是谁的封地了。继续查找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包括洪洞在内的山西南部一带，是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的封地！拔都是蒙古西征的统帅，是庞大的钦察汗国的建立者。他怎么会在山西有封地？

校立纬在网上查找到另一位元史专家，希望得到帮助。但那位专家没同意。校立纬在网上看到了他的网址，只管把铭文发了过去，希望能引起他的兴趣。结果一周后专家就回了信，他对铭文具体字眼的解释与高荣盛教授相同，对洪洞县的问题解答是：

“洪洞县元初属平阳路（后改晋宁路）。1236年，元太宗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把平阳路分给其兄、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拔都家族为封地，后来拔都又把这块大分地细分给各支子孙。拔都及其后裔在今俄罗斯立国（史称钦察汗国或金帐汗国），但仍享受分地的部分赋税（五户丝和包银），并且可以派自己的下属到分地担任达鲁花赤，可能也有某一支王族中的某人来到分地，并定居下来。”

这位专家希望校立纬提供更多的史料，以便帮助确定其族属。几天后，专家又来了一封短信，表现出谨慎的态度：“我的意见只供你参考，因为没有看见你家原来材料，不能断定，所以请你不要据此宣布说是我的鉴定。”

专家的指点给了校立纬很大的帮助，但专家嘱咐他做的事情，其实他早已做过，多年来在家族内反复询问，也没查找到家谱资料，大概都散失了。而能查找的地方志他也都查过，第一手的资料只能等待机会去发现了。

蒙古皇族后裔怎么来到了黄河边？

蒙古人有个习俗，长子成人后分给他一些牛羊，让他远远地走开；老二成人后也分给他一些牛羊，走得较近；最小的孩子跟父母住在一起。成吉思汗分封诸子，也遵守了这个古老的习惯，把长子分封到了最远的地方。

如果中牟校姓真是拔都的后裔，他们本该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在俄罗斯200多年后，他们也应该成为当地的居民。他们怎么来到了中国，来到了黄河边？

关于这个问题校立纬还没找到任何直接的资料。只能根据史料做一些合乎逻辑的推测。

拔都有四个儿子，从现有记载看，只有他的长子撒里答曾经到过中国。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有矛盾，长子术赤系与四子拖雷系友好，而与二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系不睦。1248年，贵由汗去世，此时拔都已成为年纪最长、最有实力的宗王，他帮助拖雷的儿子蒙哥（忽必烈之父）继承大汗之位。1251年，蒙哥正式即位后，拔都派

他的长子撒里答不远万里回蒙古本土朝觐。1255年，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帐中去世，蒙哥任命撒里答为钦察汗，返回汗国继承汗位。据西方史书记载，撒里答在回家途中，或者抵达伏尔加河畔不久就去世了。

由于拔都的势力在西方，中国的史书对他的家族记载极少，而西方史书则有大量记载。拔都的四个儿子中，二子、三子后裔世系记载得很清楚。四子年幼即去世，没留下子嗣，而关于撒里答则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他没有儿子，有的说他至少有两个儿子。

校立纬据这些资料推测，当初撒里答回来朝觐蒙哥时，是带着家眷的，或者他在这里的一两年又娶妻生子，当拔都死讯传来，他走得肯定比较仓促，顾不上带家眷。而不幸死在半路，或者刚到伏尔加河就去世了，没来得及派人接家眷，所以他的后代就滞留下来，无家可归了。蒙哥汗念及两家情谊，就安排他们到拔都的封地——平阳路居住，这支拔都后裔就在山西洪洞县定居下来。

而元朝灭亡时，作为蒙古皇室的远亲，既得不到照顾，又面临极大危险，不得不隐姓埋名，远遁他乡。

根据查找到的资料，校立纬大致了解了当时的路线：整个家族先逃到了河北栾城，然后其中一支再南逃河南，最后落脚在中牟。墓碑铭文所说的“校较互见”的“校姓”，就是河北栾城的一支。他曾写信与河北栾城校姓联系，对方回信说，老人们都知道河南有个校家岗，有的还听上辈儿传说与河南校姓有过来往，他们的家谱也失传了，有人说是河南校姓拿走了。

校立纬说，元朝末年逃难时家族人口可能足称“浩繁”，不像别的移民那样形单影只，孤苦无依。落脚中牟这支，一到中牟就建了两个村庄，一个是县城南边的“较庄”，一个是东漳附近的“较家岗”。由于家底厚，他们很快就发展为当地一大望族。一般情况下，他们应该留下相当丰富的家族资料，但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如果家族真实身份暴露，有可能惹来很大麻烦。所以“册牒沦亡”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清朝之后，家族没有太多的危险了，又与河北同族相认，当时家族内部对自己的身份还是清楚的，相信应该会写下有关资料。可惜经过100多年的社会动荡，这些资料丧失殆尽了。

对于自己的蒙古人身份，如今中牟的校姓人并不完全认同，甚至有人对蒙古人之说很不乐意，忌讳别人说自己是“鞑子”，以汉族身份为荣。1999年，校家祖坟新立了块石碑，就把自己的族源追溯到周朝。校立纬说，他给家族德高望重的尊长介绍过墓碑上的铭文和自己多年研究的结论，对方接受了。

多年前，校立纬就有过做DNA鉴定的想法。最近他看了本报关于美国一教授为成吉思汗后裔的报道，又萌发了兴趣，他给那位做鉴定的牛津大学教授赛克思写了信，询问他是怎么得到成吉思汗基因图谱的，是不是可信，但赛克思至今也没回信。

主要分布在蒙古,甘肃,等少数民族聚集地

栾城北长村有近千名校姓人 他们是成吉思汗后裔？ \x0d\ \x0d\（ 2007-01-28 09:55:58） 稿件来源：燕赵晚报 \x0d\ \x0d\ 近日，一位名叫校飞的读者给本报打来电话，他说，栾城县北长村有近千名校姓人，鹿泉永壁村有近200名校姓人，这些校姓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成吉思汗，并称他有一系列证据。成吉思汗真的有后人生活在石市郊县？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曲折故事，他们又为何姓校？1月24日，记者带着疑问，来到距省会15公里的栾城县北长村一探究竟。 \x0d\\x0d\ 〔背景〕河南校氏最新考察认为：校氏乃成吉思汗后裔 \x0d\\x0d\ 记者首先接触的是栾城北长村的校飞和鹿泉永壁村的校运丰，他们都是校氏祖先考证的热心人。记者注意到，他们的长相、生活习惯和普通汉族人没有明显不同，他们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也写着“汉族”。 \x0d\\x0d\ 河北科技大学教师校飞，栾城北长村人。他说，多年来，河南中牟校姓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认为校氏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河南的媒体曾对此进行过专题报道。而有证据证明，河北栾城及鹿泉校氏，与河南中牟校氏乃是同族同宗。 \x0d\\x0d\ 校飞向记者展示了他特地从河南省带回的一幅墓碑铭文拓片，碑文来自河南中牟的校立纬家一块清朝时期的祖坟墓碑。碑文为：“不朽皇清国子监太学生抡庵校公讳秀书，应赠孺人韩氏□□□”。右边铭文为：“□□元时□□藩服食邑山西洪洞县浩繁□□□□趁在草莽册牒沦亡各以封号记族遂□校氏厥凌□□□至□□□科校郡庠邑庠校较互见之后□莫不报捷□□□子子孙孙一见之后知校较虽异但□□□本”。据一位元史专家的解读，“藩服”是“藩属”的意思，一般指诸王（或属国）；“食邑”就是封地；“草莽”指平民百姓；“册牒沦亡”指这家的分封文书或家谱之类散失了。 \x0d\\x0d\ 校飞解释说，中牟的“校”姓祖先在元朝时是元藩属国的人（藩服），封地在洪洞（食邑山西洪洞县），家族兴旺（浩繁），元亡后，逃难中丢了“册牒”，并以“封号”改姓为“校”和“较”。 \x0d\\x0d\ 近日，校氏人就此请教了元史专家，专家介绍，包括洪洞在内的山西南部一带，是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的封地。拔都是蒙古西征的统帅，是庞大的钦察汗国的建立者。据此可以推断：中牟校家是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的后裔。 \x0d\\x0d\ 〔调查〕栾城校姓开枝散叶河南校氏来自栾城 \x0d\\x0d\ 河北科技大学教师校飞说，如今，河南中牟县、巩义市蔡家庄校姓人都确信自己的祖先是成吉思汗，且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而有证据证明，河南中牟县、巩义市蔡家庄的校姓人来自石市栾城县的北长村。 \x0d\\x0d\ 校飞向记者展示了他复印的河南校氏家谱中的一段话：“始祖自明初由直隶栾城七世祖南游越河晋居吾□遂家蔡庄面有明哲弘治间墓志可考。” \x0d\\x0d\ 这段碑文告诉我们，校氏的始祖曾由栾城迁徙到了河南蔡庄（现为蔡家庄）居住。家谱的书写年代是清朝嘉靖年间，由此推算，栾城校氏始祖迁徙到河南蔡庄的年代大致在明永乐年间。 \x0d\\x0d\ 在中牟县志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本记载：“较于亲字伯元其先栾城人迁于汴因家中牟”，证明河南中牟“较”姓也来自河北栾城。 \x0d\\x0d\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寻根心切的河南校姓人到河北来寻亲，他们先找到唐山的滦县，没有找到校姓人，后来，他们又找到石市栾城，终于找到了在北长村居住的校姓人。而北长村人，也高兴地认下并接待了这些远来的亲戚。之后，北长村人也多次到河南“走亲”。 \x0d\\x0d\ 一支校姓人定居鹿泉 \x0d\\x0d\ 河北考试院退休干部校运丰来自鹿泉永壁村，他说，永壁村200余名校姓人就来自栾城北长村。 \x0d\\x0d\ 在栾城县北长村，记者在一条胡同里看到一块古老的石碑，现在碑文已模糊不清，但能看出“永壁”、“长男”等字样。校运丰说，这块石碑本是一块墓碑，上面的字前几年还能看清，幸好他当年完整地拓了下来。碑上原文是“长男元成于乾隆16年迁获鹿永壁”。校运丰说，在乾隆年间，栾城校家人口日益增多，祖上留的地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元成和弟弟一起来到鹿泉永壁，盖了房子，把家安好后，弟弟返回栾城，元成则留在了永壁，并在此娶妻生子，这块石碑就是元成的后代为元成所立。从碑文记载时起，校姓在永壁已经繁衍了8代。 \x0d\\x0d\ 校运丰说，北长村和永壁村人很多年以前就认了亲，最早是徒步“走亲戚”，两个村的人每年一聚，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既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厂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徒、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历代帝王修谱昭

明太祖乡谱诏

朕承天底定，抚辑承民，宵肝站兢恐难保，又咨尔意兆，各具天良，务立矩，度之防快，睹维新之命，溯芳规于及祖考，懿行于前贤，敦厚本原，懋昭上理，虽扎乐俟诸世以而孝弟木，诸人心苟能自克振拔，则可治之，不淳如或即此奋心，亦何不古，率土钦哉，毋负腾意。

译文，我得助天力，平定天下，抚慰人民。但每晚站兢，惟恐难保永久。又问过别人的意见，认为各人都具有天理良心，务必要订立规矩，引度他们，要防止急噪图快，看来要完成维护新朝的使命，就要追本溯源，从我们祖先父辈那里寻找治国之道，实行前辈的德贤，忠诚于本源，劝恳地讲明道理。虽有历代礼乐法规，等待人们世世代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但人多心杂，不能人人都自觉克制自己，振作起来，怎么办要使不淳厚的人从此发奋图强，为什么不用过的祖训教育他们，成为全国都敬佩的人不要辜负我的意愿。��

宋宁宗修谱圣谕�

联闻唐人重姓氏，而谱谍具，后世文儒贵戚之家浸以论湮而难考，然自犁锄之卿相，降为录率之世家，视其子孙，自立和如耳，诚能自立虽微而浸著，不能自立虽著而微，人家子孙百世之各能自立，庶几于厥祖也。此联之所以改望于天下者。��

清顺治乡谱诏

敦孝弟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训子弟以禁非为，明礼仪厚风俗。

译文：修谱的目的是：敦促人们孝顺父母，爱护兄弟，以重视搞好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忠实的对待宗族，以显示内部的和睦，教训孩子的年轻人，禁止他们为非作歹，明白礼貌和谦让，以养成浓厚的良好习惯。��

清顺治规定六训�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祖孙；�各安生理，无诈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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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圣谕十六条�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家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惩慝逃已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警岔以重身命。

先儒修谱论�

程子曰：家法坏，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坏，人家不知来处，故谱不可不修。�

致堂胡氏日：谱谍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颠倒无据或妄委其姓氏，古人户贯而混，亡宗支，何上托汉婿，而骨姓刘以朱耶，而附李属籍者也。

五峰胡氏曰：甚矣!谱之不可作也，谱谍作照而穆有序，而亲疏不遗，百世之下犹足，以知其一本，而万殊谱谍不作喜，不庆忧，不吊不以至亲相识如途人者先矣!�

景濂宋氏曰：甚矣，谱之难稽也，君子当尽其心于所，不知信其心于所，可古人有古，三世不修谱为不孝。

新安程氏曰：扑之修要在明一本而浚其源，所以尊祖敬宗也!究万派而清其流，所以别亲疏之远近也!辨隆杀之等，别亲疏运近之识尊卑之次次弟也，行吉凶庆吊之礼，敦孝友睦姻任恤之行，所以崇宗族之典礼也。

兆溪陈氏曰：凡作谱者为祖宗重也，人之重乎，祖宗则所存，惟仁而匪仁。不存所行，为义而匪义，不行恐得罪于祖宗也。

深山董氏曰：先祖有善而弗明，日不智，而弗佛日：不仁，止谱之由作也。

白涯彭氏曰：谱之保姓受氏也，天子赐之，司农协之，宗法已联属之，而后孝弟之，教成朝廷之，势尊天下之，家正保族者，保天下之道也，个保其族而天下治矣。

山谷黄氏曰：世之巨族者。微有谱则失其所从也，考其所由分世日益远，族日益繁，必至于不想维而昭穆之辨淆矣。

一峰罗氏曰：自宗法废而谱乘兴矣，其本之所出尊尊也，别其支所由分亲亲也，尊尊亲亲只道尽而族之，大本立也。

修谱的作用

� 一、寻根、留本。古人云：“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来。人们常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你并不知道其中的由来，通过修谱追根溯源，你就会知道了你从哪里来。

人从娘腹中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在世上几十年，但总要静静地离开人世，古人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就是人之本，人生一世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在世上，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子孙连祖先是谁都不知道，那不是枉活一生，白活一世，换言而之，你的孩子也就是失去了根本。

过去和现在，有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打碑，一者表示后人的孝心，二者是不忘先人，但它又能保藏多外世代变迁，人为的损坏，年代长久日月的风化，也就失去了树碑的作用。而几千年谱书之风，代代相传”从远古至历朝历代，乃至到今天，先祖的名字流传至今，着不是修谱的作用吗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的根底在哪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一个人连自己的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负先人养你特别我飞鹏卢氏，已有100多年没有修谱了，早我们采方中发现不知道自己祖父母名字的人为数不少，更谈不到自己是哪支哪房，所以说这次修谱，意义重大，一者可以帮你查清你的祖先是谁，让你的名字与先祖一起流芳千古，二者你如果真的断线，把你的祖辈、父辈和你一周记载下来，让你的后人代代相传，永远知道你们是他们的先祖，将来和他们一起流芳千古。

二、清缘、备查。古人云：“子孙不知姓氏所从来，以昧昭穆之序者，禽兽不如也。”意思是说，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有血缘关系的本族人，有一种生生相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家庭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一个人不管漂泊多远，总是望不了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人们有着他自己祖宗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的习惯，这就是谱，只要有了谱书，凡与族人有关的人和事，谱上都有记载，比如，你要知道卢氏来由、远祖世系，可查卢氏由来，这次续谱，这套资料来之不易，她是我卢氏修谱中贡献最大的无名英雄，他叫卢本立，桃源县清林乡人，在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他耗费数千元，利用节假日三次飞往北京查寻复印下来的，我卢氏族人要感谢他对我族续谱工作中无私的贡献。你要知道范阳堂到底是回什么事可查范阳堂—卢姓的堂号。你要知道老、新派别，可查老新语录。你想给自己的子女取个好名字，你想了解卢氏先人在各个历史朝代的功绩和对社会的贡献，一套谱书在手，卢氏家族的情况都有。

三、增知、育人。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几十年来由于对自己子女缺乏家族观念的教育，导致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庭观念和人伦的教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上下不分，孝义全无，有老不养，有子不教，嫖娼有余，赌不竭力，吃喝玩乐无度，为官不体恤黎民，馋奢无底，为民不尊师长，横蛮逆行，用什么教育他们，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收录了历代经典，不如，如何立志如何敬业如何治学如何治家如何做人等等，有很多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她能很好的陶冶我们的情操鼓舞我们热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国贡献，为族争光。

四、血肉联情。俗话说：“亲不亲，故乡情。”“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大流通的社会中，在国际一体化世代，人们不可能禁锢封闭。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这是今后人子孙必行之路，通过联宗族谱，本族同一血脉的同胞更进一步加深了解。一个人走在外，路人(路上随意向隅的人)不如乡人(自己家乡的人)，乡人怎与血肉之情相比。经济开发中的往来，生死祸福的降临，人与人之间自然也非常必要相互提携、帮助，有了谱书，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哪怕相见恨晚，血肉亲情一定更好、更深厚。

五、承前启后。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上对先人，二是下对后辈，先人千心万苦创业，育人，为卢氏家谱为社会创下了丰功伟绩，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丢掉，必须通过修谱，为他们立传，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后人来说，我们应该给他们留点什么是金钱美女房屋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美如玉。”先人只能留给后人知识，精神财富，思想财富，留给他们祖宗的品德，儿孙们才有生财之道，才能发迹万贯，这些都溶聚在我们的谱书之中，只有把这些留给他们，才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人。

综上所述，修谱何用回答是：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

姓氏起源不详。

"効"与“效”为一姓。“效”为误写。问题出在1958年文字改革后“效”与“効”通用（词典上“效”字后加括号“効”），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身份证制度，由于当时计算机文字输入条件的限制，一些地方的户籍部门为图简便，有些是効姓人自己为图简便，在制作身份证或平时书写时时将姓氏“効”变通为“效”，于是出现一个姓氏两种写法的问题。作为姓氏，正写应当为“効”，効姓后人应该切记，以免讹传。

効氏族人的分布，已知聚集地，有河南舞阳、禹州、巩义、开封；甘肃定西和陕西泾阳等地。舞阳有“効集”，禹州有“効家巷”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宁远、李家堡都有“効家川”。散居人口分布区域较为广泛，除中国大陆一些地区和城市外，在台湾、国外澳大利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亦有効氏移民定居生存。

有关情况：

一、除了“効”，还有“校”与“较”。作为姓氏符号,“校”比“効”常见。校姓人主要聚集地，已知有河南中牟（东漳村、韩寺大洪、兴隆岗、城关镇东关、姚家校庄）、南阳，河北栾城县（北长村）、鹿泉市永壁村和江苏（兴化市陈堡乡校家庄）有“校”姓（南阳、江苏兴化读音hao）。其中河南中牟达5000多人口。关于“校”姓，在辞典和有关史料中可以找到根据，如：校，姓也。周礼，校人之后，以官为氏。见姓谱。按唐有校杰，为士曹。校人：①马官之长，周礼，夏官，校人，“校人掌王马之政”；②主池治之小吏也。孟子，万章：“子产，使校人畜之池”。周礼，夏官，校人。姓，唐有校杰。校人，周代官名。①马官的头目。周礼，夏官，校人，“校人掌王马之政”。②管理池沼的小官。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於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注：“校人，主池沼之小吏也。”校（姓谱）周礼校人之后，（路史）周公族之后有校氏。（校正）掌管牧马的官。左传，成十八年，“弁纠御戎，校正属焉。”校人。官名。以官为氏。但关于“効”为姓氏，至今未见任何文字记述。根据考证，“较”与“校”应出一源，于清朝时期统归为“校”。其根据，一是方志有相关引证，中牟清朝县志有关校姓人记载乾隆20年（1755年）前全部为“较”姓，而在此后（乾隆27年、[公元1762年]）“较”皆改为“校”，同时期坐落在县城北东的“较家岗”改成“校家岗”、县东南的“较庄”改成“校庄”。 此外根据辞源，较量同（校量），兢胜。校本作“较”。

二、河南校姓人士有关校氏族源为蒙古族且系成吉思汗子孙的考证应当关注。近年河南校氏家族问祖探源比较活跃，一些有识人士（如校永泉先生等）的研究引经据典，很有深度。据有关探考，中牟的“校”姓先祖元朝时是元藩属国的人，封地在洪洞，家族兴旺，元亡后逃难，丢了“册谍”，以“封号”改姓为“校”和“较”，其中一支逃难到河北栾城（校），一支逃难到河南中牟（较），分别定居，繁衍至今。其根据是在河南省中牟县东漳村南二里“校秀书”墓碑铭文（由此将校氏祖先追溯至孛儿只斤氏（蒙古黄金贵族）、成吉思汗）。校秀书，清朝乾隆时人，《中牟县志》有传；立碑人其侄孙、痒生校逢庚，碑文是：“不朽皇清国子监太学生抡庵校公讳秀书 应赠孺人韩氏○○○ 右边铭文：○元时○○藩服食邑山西洪洞县浩繁○○○○趁在草莽册牒沦亡各以封号记族遂○校氏厥凌○○○至○○○科校郡庠邑庠校较互见之后○莫不报捷○○○子子孙孙一见之后知校较虽异但○○○本”。碑文中有“藩服”和“食邑”的字样，元史专家解释：藩服”就是“藩属”，一般是指诸王(或属国)；“食邑”就是封地。相关历史背景是：洪洞县元初属平阳路(后改晋宁路)，1236年，元太宗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把平阳路分给其兄、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时已故)之子拔都家族为分地，后来拔都又把这块大分地再细分给各支子孙。拔都及其后裔在今俄罗斯立国(史称钦察汗国或金帐汗国)，但仍享受分地的部分赋税(五户丝和包银)，并且可以派自己的下属到分地担任达鲁花赤，可能也有某一支王族中的某人来到分地，并定居。而根据《郑州晚报》的报道，中牟校氏的传说之一：木交王为元朝末年的镇京总兵。受命边疆平叛后因拒不回京，龙颜大怒，派兵擒拿。木交王为保存后代，让3个儿子分别到山东、河北、河南隐匿，去山东的姓“较”，去河北的姓“效”（効），去河南的姓“校”，而当地知悉方志的人也认为他们是“百分之二百”的蒙古人，其迁徙和一个叫“木交王”的蒙古族高官有关。 以上说法，也有引证：一是物证。中牟东漳东村的校全胜藏有前几年在校姓先人聚居的校岗挖出的石狮等物，人物的形象异于中原汉人，还有一个应为系在高大马匹脖颈上的硕大“铜铃”；还有人见过从校岗出土的重达百多斤的“样刀”和“大铁弓”，这都容易与蒙古人联系起来。二是“人证”：记者采访时，“校姓人问记者是否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是连鬓胡，眼珠浅黄，而且性格温良，这是长期隐姓埋名不惹是非沿袭下来的”。“另外校文学副台长（注：校文学：中牟广播电台副台长）还说，蒙古族人小拇脚趾的指甲盖是一个整块，中牟校姓的人也是，而汉族人小拇脚趾的指甲盖是相连的两块。这个说法在随行采访的几个人身上得到了印证”。三是民俗。一个是中牟校姓人不看《元王失江山》的戏，因为该戏讲的是蒙古人失去大好江山的事，校姓人觉得是个耻辱，不让后代看；另一个是校姓人不杀“鞑子”，民间流行“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游戏，中牟的校姓人从来不玩。 [1]

三、効姓人与校姓人的关系。根据舞阳効志军提供情况，当地効氏传说：効氏为蒙古“交力王”之后，因被奸党陷害，满门受祸，隐名逃奔，遂老大取“効”姓，老二取“校”姓，老三取“较”姓，三字均不离交，含有标志寓意，便于后人认同归宗。这个说法与中牟校氏的传说之一较为接近。2006年元月，河南舞阳与河北校氏人士汇聚郑州，经“共同发掘”，认为开封、巩义、河北、郑州的校和甘肃定西、河南舞阳、禹州等地的効是同宗，考证有可能是蒙古人，疑似成吉思汗的后人[2]。而校永泉也提供了河南中牟的‘校’姓传说，认为“‘校’‘较’‘効’三姓同宗同祖。河南省舞阳的‘効’姓，虽然过去不曾有过联系，但他们也有着同样的传说，我相信这个传说的真实性，虽然目前尚没有文字证据”。

四、另一方面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蒙古民族中兴至问鼎中原是在十三世纪。而有史料表明早在隋唐时期中原已出现効氏。如：2007年6 月13日在効氏网页留言发现以题为“石破天惊”提示了“张君妻効姬墓志”。经查，首题为《唐故洛阳县淳俗乡君効夫人墓志铭并序》，记载有“ 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二月六日葬”、“河南洛阳出土, 张钫旧藏，现藏河南新安铁门镇千唐志斋博物馆”。这个资料在北大图书馆可以搜到，原件在新安县铁门镇“唐千志斋博物馆”。其重大意义在于：可以得知早在唐朝时期効氏人即在中原生活，由“効姬夫人”的存在，应当联想到欧阳询《皇甫诞贴》中的“効长丘”，说明“効长丘”显然应为人名；进而由此推论効氏在中原的生存年代可以追溯于隋朝，即公元618年以前，这个事实，与“効氏渊源于蒙古人说”存在矛盾。

基于以上情况，探问効氏渊源，有三条路径：一是或许源自古籍、辞源记载，由“校”而来，这与蒙古民族没有关系。但是“効”究竟如何由“校”演变而来，目前既未发现有关记述，连说法也没有。二是或许就是中牟校永泉、舞阳効志军考证及先人传说，効氏的原始姓亦是孛儿只斤氏（蒙古黄金贵族），有一条从成吉思汗——术赤——拔都的脉络；三是根据唐朝“効姬夫人”这一事实往前探究。

据隋唐已经在中原出现効氏的史实，应当推定効氏根在中原，而且历史较为久远。由于时间关系，相对而言，这是根据“効姬墓志铭”应当得出的推论（河南舞阳効氏家谱记载：効氏远祖应在山西文水和陕西三原）。

五、不能不关注的问题是：1、无论河南効姓，或是河南、河北校姓，均有几乎一致的“祖上兄弟三人、避祸分手、字不离交”的传说，而甘肃定西効氏也有类同传说以及“祖先从三原迁徙而来”的说法，这些说法彼此可以呼应、印证，似不能断然认为是“巧合”，从姓氏的形成看，为“避祸”而改变原有姓氏、出现新的姓氏的情况也是存在的；2、定西効氏祖上传下来有敬“家神”的习俗，而“家神”据说也是“鞑子”、起于元朝，与蒙古人有关，家神的有关名号也较为特殊，彼此是偶合还是存在某种关联，也有待于探究。3、中牟校氏向记者提示的其族人有关人种特征如“连鬓胡、眼珠欠黄、小姆脚趾盖是整块”以及性格特征等，在定西効氏族人中是否亦有所体现？

中国人的姓氏虽然繁多，但在姓氏学的角度大部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如好多常见姓氏都从古代“祝融八姓”演变而来，一般都有说法，但是“効”作为姓，不仅很少，而且依古姓演绎而追根溯源，不能排除从另外的途径探究；同时历史上中国北方汉族并不纯粹，而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若干民族的融合，而这种融合确实又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这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关于効氏渊源的探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关问题的认识，需要继续探索，需要实证，需要时间和新的发现，如一时无法澄清，就只能存疑了。但是存疑并不妨碍我们要做的事情，存疑本身就具有认识价值，是认识的进展，时到达目的地的必由之路。

何氏家谱

前言

我何氏根深叶茂，源远流长。肇自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皇帝。皇帝姓公孙，名轩辕，因居于姬水，故又姓姬。所以，何姓最初实为姬姓。传至桓叔成师，共30世。周平王二十六年<公元前745年>，桓叔次子万封于韩原<今山西芮城县西>，史称韩万，子爵，仕大夫，故亦称武子万。至万重曾孙厥，厥因救赵氏孤儿脱险，历史对他评价很高，正式以韩为氏，尊万为韩姓始祖。传至亚仲公韩信，共26世。

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王政杀韩王安。二十九年<公元218年>，韩相国平之子张良为韩报仇，雇力士于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未遂，始皇疑六国皇室贵族所为，派人四处侦灭，适韩王安次子允，偕夫人张氏，子隆，孙骘，曾孙信等匿居庐江郡东乡津，以撑船为业。秦探登舟查问姓氏，韩允指“河”姓，讹韩为何得以脱险，遂一家改姓何氏，从庐江郡迁扶风郡北隐居，何姓遂由此而来。汉高祖元年<公元206年>亚仲公信复迁庐江郡治舒县定居，复姓韩不到十年，时逢韩王姓，淮阴侯韩信被汉王刘邦怀疑谋反先后被戮，有仇家借此生由陷害亚种公韩信，信长子堿，次子蔗为避父仇又遁迹庐江郡<今安徽>西部山区，遇吕后侦探诘问姓氏，兄弟又分别指以何姓，讹韩为何脱险。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尊允为何氏受姓始祖，正式改名何堿、何蔗、从此不复姓韩，定居庐江郡治舒<今安徽庐江县>。传至何全皋共30世。何全皋，长子何中立，字大体，唐大中三年<849年>生于袁州<今山西>宜春郡新喻县大石桥何家街，后移籍洪州<今江西>豫章郡高安县临江镇南京街铁索桥。任河阳节度使，魏博左司马。因父何全皋被军人所害，料难袭父职，逃奔京都长安<今西安>，改授兵部司马，继迁河南节度使，封简命侯。咸通中，南诏陷播州，乾符二年，夜郎复叛，何中立被封平播将军，谨奉禧宗之命，挂大将军印，领兵伐播。三战皆捷。后因兵少难攻，请命益师。乾符三年，朝廷派杨端合兵助阵。播平，封中立祖为播州总管，赐以爵士，许以子孙世袭，永镇边疆，设总管府于播东九龙镇<今团泽镇九龙场>，距中立祖墓仅数里<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洪水村养马塘>。中立祖传至懋公共23世。

我祖懋公及堂伯祖、堂叔祖忠、思、惠<景庆子、清公孙>，恩、勤、殷、德<景富子、灏公孙>叔祖志、恕、慈<景秋子海公孙>，因杨氏谋反而停袭。杨端28世孙杨应龙于明万历19年<1591年>谋反，滥杀属官、百姓，恩公于宋世臣等愤极赴京上书。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明廷命李化龙总督十五省区官兵24万赴播围剿，万历28年<公元1600年>杨应龙困于海龙囤，决战114天，囤破应龙自焚。其时恩、思、殷三公领兵助剿，但忠公孙汉良被应龙逼而附逆被诛杀。万历二十九年<公元601年>明廷废播州，分设遵义<属四川>平越<属贵州>两军民府，改土归流，废世袭制，将我何氏受封田土收回出售民间。恩，思，殷有功于朝，其后裔分赴各地办差。

因上述诸因，各房天各一方。堂叔伯思、惠雁居青山，恩葬青山将军山，殷葬青山枣园寺捕鼠穴，德移居后坝。叔祖志迁湄潭，恕迁南乡平水里，慈迁遵义。传至我支"必"字辈<2003年>共17世。

我何氏从公孙轩辕皇帝<姬姓世系>传至桓叔公成师，以姬姓共30世近千年。从桓叔子韩万<晋韩世系韩姓始祖>传至亚仲公韩信，以韩为姓共26世近600百年。从亚仲公韩信次子何蔗<庐江世系何姓始祖>传至何全噑共30世近千年。从何全噑子大本公何中立<遵义世系，入播始祖>传至何懋共23世700年。从何懋予<"邦"字>传至今<2003年>我支“必”字辈，共16世四百年。自皇帝至今<2004年>为帝为王为后为蔗人者共125世近四千年。

我遵义何氏出自蔗公。何氏受姓虽晚于兄弟姓氏，但据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却居全国第十七位。自始祖中立公入播以来，何氏在遵义亦属大姓。但由于传之久远，又缺乏统一完整的族谱，族种相互联系甚少。同姓之间视如路人。为缅怀祖先业绩，发扬我族优良传统，族内早萌发了重修族谱的意愿。2003年清明节，何洪举在中桥何氏将军坟扫墓之时，倡导重修族谱，得到各地宗亲的支持，实为幸事。

族谱摘录

1、 何氏宗谱

庐江郡县出韩王安，为秦所废，其子孙避秦乱则转音为“何”；原出自周武王弟叔虞之后，其音为“角”。三何竞爽丕开东海，箕求四友斋芳，大展庐江学问。晋何元静，字思澄，作游山诗见重于沈约，为侍郎御史，少与族弟水部逊散子郎，俱擅文，名谚云：东海三何。子郎独多。宋何长瑜，与谢灵运、荀雍、羊睿，以文章相赏，号日四友，秉性仁厚，土多归之，往城断狱以春秋，民化恩礼之治。汉何武，扬州刺史，秉性仁厚，好讲上类，士多归之，在任无赫赫之声，常步九江，广得郡守戴，不法状圣圣慎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圣，子容为盗板击庐江狱。武平心决之得不死矣。报服去任后，人常见其德恩思之释。

何敞，字文高，官河南太守，郡有冤狱，以春秋至义断之百姓阴德，廷尉天报九九子孙，白衣尚书诏赐双双弟兄。

汉何比干，字少卿，武帝朝廷尉，时张汤持法严而比干以仁恕判之，所全活者千余人，惟汝号曰何公，忽有老妪造门，曰：公先世阴德及公之身又治狱多平反，今天赐策以广公后因出怀中，策九百九十枚，曰：子孙佩印符如此算。

南北朝何点，字子皙。或驾柴车或蹑草履，随意所适，必醉归。人谓之通隐，梁帝赐以鹿皮，中召见引入华林园，诏拜常侍，点以手将帝鬓曰：乃钦臣老耶遂辞之，弟胤字子李，世称点为大山胤，为小山慕会嵇之胜弃家而往，诏起关禄大夫遣司马王果劝驾不应谓果。曰：卿何不表留同我隐。果曰：不闻有此例。胤曰：檀弓巷皆言物始。何必曰：例诏赐白衣尚书禄命山阴库钱月给五万皆固辞。

南北朝何敬容，字国礼官史部尚书，性好清洁，衣冠必丽，武帝朝常有侍臣袍服卷摺。帝恕曰：卿衣带如绳，将何所缚。敬容希旨每以，衣常不整伏床熨之暑月背为之焦。

何昌寓，字俨望，敬容之父。独立不辞所交皆名士为宰相，以清白称有姓闵者乞宫自告子骞笑遥遥华谓矣，赏梅赋诗。扬州东阁之与玩瓯为记零陵溪上之娱。

南北朝何逊为扬州法官，宅有梅花一株，逊常吟咏于其下，后迁洛阳，思花，再请往其任上许之抵扬州，花方盛开，逊于东阁延名士醉赏之。

何彦章谪居零陵，曰：玩瓯溪上，乃作亭自为之记仙游湖侧弟兄炼丹乘鱼云母溪边女子食粉皆轻身。 何氏九仙其世代莫可嵇考兄弟九人，居仙湖侧丹成各乘鱼飞去世于唐。何仙姑，增城人，何泰之女也。生时紫云绕室，住云母溪一夕，梦神教食云母，粉可得轻身誓不嫁，往来山岭其行如飞，唐太后遣使召见中路，不知所之，仙姑永州产幼时遇异人与一桃，食之，遂辟彀能遁，知人吉凶。

明何瑞徵，河南人，崇祯戊辰榜眼，广静寡欲，文渊之却馆鼎新咳唾，成株景明之美才胜逸。

明何文渊，广昌人，守温州广静寡欲，一郡大治后，为刑部侍郎，金者却之有馆历吏部尚书。

明何景明，字仲默，信阳人，与李崆峒等号四杰，美才胜逸咳唾成珠。

明何恩，官宣尉司使中军，有功于朝，请入圣庙。

明何彦清，播州安抚使，安民勤政平播有功，请入圣庙。

晋何琦，字万伦，繁昌人，好古博学，苦家无以养，出为泾县令。母亡，遂杜门谢客，高尚洁志，累召不起，后桓温过其境，曰：此中有人。

唐何番和州人，为大学士十余年学成，行高诸生不敢与齿。宋，同舍将往附蕃正色叱之故六馆无受污者后韩愈为之立传。宋何琬，字子浙江龙泉人柙宗常书其名于屛曰政事何琬文章弃涛涛亦同里之人也。

晋何准，字幼则，充之弟，高尚其志，洁身寡欲，胶州府累辟不就，充为剽骑将军，劝准仕，准曰：第五之名，何减剽骑，准兄弟中第五。故云其穆帝后也，稚好出剑，挺英气于少年，善谈老庄，着才名于幼岁。

明何直，东莞人，少英伟。好出剑，历湖广。布政二十年。无微遣一心夷上夙夜寅畏，尤功臣所难。

三国时何晏，字平叔，东莞人，美姿容面如传粉，以才名著。官吏部尚书，善谈老庄，士大夫多宗之。

唐何叔度，潜江人，少笃行。谊姨与叔度母厚母亡，奉姨若母姨卒塑望必往哭之，哀官太常有声子尚之为吏部归省叔度问曰：汝日倾朝送，可有几人对曰：数百。笑曰：此吏部耳非为何德彦也昔。毁浩作豫章令郊钱者篆及江亭往曰：故旧无后相窥世谓尚之立身简约实奉叔度之遗教云。

晋何克，字次道，潜江人，初辟王敦兄，时卢守贫甚，敦于坐中，称曰：家兄在郡，定往人士皆可许允。曰：所闻异是敦御之庾。

亮尝为曰：气度风概有万夫之望。累迁尚书令辅幼主正色，立朝以社稷为己任谥文穆。

唐何易，为宜昌令，治民有则家给人足，人皆息讼狱中草满度庭，可张罗人有落花讼庭间草生囹圄静之歌。

梁何凤为建安太守，极仁慈伏腊每放归家皆依期而至，位居乌府里赐柏台。

明，何敏中，洪武以才行卓异，任祁门知县，上书言时政得失，朝廷嘉之，行人赐以樽酒，陛徽州府，后转嘉兴府，所至有政声。

2、 庐江谱序

始祖讳中立，字大本，唐河阳节度使，弘敬祖之后矣。于僖宗乾符二年，奉旨平播，殁于播之东乡，至今碑迹尚存，是为何姓之始祖也。后因杨氏叛乱，谱系失传。复由恩、思、勤三祖于明之僖宗五年纂修家谱，以遗至今。

后来寻流必溯其原始支派演之，有自探末求其本，乃识支分之有间尝考我庐江世系，由季唐逆而溯之，遥而嵇之。秦汉以上，而至于唐虞三代，三皇五帝间诚帝王之后裔也。何则按公孙轩辕皇帝之次子少昊，金天师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