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查到



三槐堂王氏得姓自周灵王太子晋，得派自太原，分支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三槐堂是北宋初年王祜在自家庭院手植三棵槐树而成名的，后人将王祜的祖父王言（唐末任梨阳县令）追尊为三槐堂王氏始祖。因此，三槐堂第一代为王言，第二代王彻（王言长子，余不详），第三代王祜、王祉，第四代即王祜所生三子，长子王懿、次子王旦、三子王旭（王祉有无后裔不详）。第五代十人，即王懿生子王睦、王琼、王贽三人，王旦生子王雍、王冲、王素三人，王旭生子王粹、王质、王玄、王瑞四人。第六代，有记载的共二十人，他们是：王克、王准、王恰、王整、王检、王靖、王厚、王固、王坚、王巩、王本、王硕、王凝、王常、王奥、王毖、王规、王复、王元、王忖等，其中王固、王常、王奥、王巩是王素的儿子。第七代中的王皋（王巩之子，字子高，殿帅府太尉），为三槐堂南渡三沙始祖，王皋的兄弟以及他的前辈（王言之后裔）均为其他支派的三槐堂王氏。

三槐堂南渡三沙王氏，是指北宋末金兵入侵、宋高宗南渡时，三槐堂第七代王皋举家护驾孟太后（又称隆祐太后）、后又护驾宋高宗南渡而来，定居苏州荻扁乡（又称荻川），生三子：长子王易，字吾置，袭殿帅府太尉，迁太仓沙溪，称东沙支；次子王铎，字吾伍，世守荻扁乡，称中沙支；三子王胤，居无锡沙头，称西沙支。东沙、中沙、西沙各支均以王皋为第一世。三沙王氏后代几经迁徙繁衍，散居各地，枝繁叶茂。下面略述迁居江阴的各支。

东沙第九世，有贵八公于元代中期迁居江阴砂山化成乡（周庄镇）万安桥，是为三沙王氏江阴始迁祖。第十世，其堂侄士珍公、安一公（均为贞三公子）迁居祝塘（士珍后裔为民支，安一后裔为军支），恒（贵二公子）、敏（世荣即贵七公子）于元至正末年自常熟尤泾里徙江阴顾山古塘。恒孙裕（第十二世）复徙常熟山塘，为山塘始迁祖；敏则世居古塘，是为古塘始迁祖。

敏生二子，即十一世堂、恕。堂（1325—1357）字希太，生三子：善、和、彝；次子恕，字希仁，生二子：即十二世礼、贤。贤字思中，有才名，喜吟咏，有诗集行世，贤生三子，即十三世俊、伦、伟。伦嗣于礼为后，生五子，即十四世溱、洧、洪、格、澄，五人生子达十五人，俊之孙七人，其时天下太平，古塘王氏经三代人之努力，开始进入家族繁盛时期，蔚为古塘之大族。伟字隐南，游学江阴，定居华溪，为不忘古塘祖地，更名华塘（现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地区），生子四人，孙十一人。

贵八公后裔第十二世元吉迁居江阴千家场斜坝、杨舍花园，第十三世林迁居江阴谢家桥黄泥坝（现江阴市城东办事处辖境内），檎迁居横河巷头上、沙湖碾砣桥（现江阴华士镇与张家港市杨舍镇泗港街道相邻区域），森迁居江阴唐沙（现江阴市城东办事处辖境与张家港市金港镇相邻区域），贵二公后裔第十三世经迁居江阴北漍镇（现与顾山镇合并）清水洞桥。

中沙第十世，有吉一公迁居江阴华墅（称在镇支），吉二公迁居江阴清化乡（称清化支，清化乡1949年后分属周庄镇、华士镇）。第十一世，有子良公迁居江阴马嘶水潭，以道公迁居江阴南新桥（今均属新桥镇）。第十二世，有居敬公迁居江阴云亭。第十三世，有维善公迁居江阴筑塘梧村（今属华士镇），庠公迁居江阴杨舍白鹿（现张家港市杨舍镇白鹿街道）。

西沙第十世，有天民公迁居青旸镇南马家湖（今属青阳镇桐岐办事处），其弟天惓公迁居马镇东常村（今徐霞客镇上东村），东常后裔又迁居泗河镇时家圩（今南闸街道），嵩公迁居江阴宝池乡（今周庄镇北部）。第十二世，有让公迁居江阴荡南（今属祝塘镇）。第十三世，有文度公迁居江阴，其后裔又分沙头支、无锡在城支。今年调查，又发现西沙二世王胤长子之后裔生活于江阴桐岐（现亦属青旸镇桐岐办事处）王家弄村，正准备续修新谱。

据有关资料，三沙王氏现有东沙分支八十一支，中沙分支四十一支，西沙分支一百六十八支，三沙合计共有二百九十个分支，堪称三槐一脉中的一个大家族。

东沙王氏始迁江阴古塘祖王敏，据《东沙古塘王氏宗谱》卷七《世系表》记载：“敏，贵七子，字伯明，仕元为荣怀元帅府万户，尝设关扼伪吴，有保土功。至今称王万户关及王舍人桥，遗迹尚存”。其事迹在王应辰《古塘始祖万户伯明公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元末明初在张士诚准备渡长江南下之际，“公相视地势，仗义誓众”，集合乡兵以备。在张士诚渡江至福山后，“将因粮于四境，怵公有备，不敢犯，独公所保，克全无害，人皆服公先见。”“以故数十里内，烽火无惊，纺不停经，耕无悬耜 ，士民德公甚，为梁以旌公伐，至今土人犹名王舍人桥。”“自丙申（1356）讫丁未（1367）前后十二年，公且战且守，务在保境安民，终士诚之世。”

古塘王氏真正兴旺发家，始于王伦。王伦（1418—1499），字德常，号西岩，为东沙王氏第十三世。自此古塘王氏人才辈出，有经营工商业的，也有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再有世守田里而务农的，在手工业、政界、农业、文化等领域中作出了一定贡献。现已了解到，王伦兄俊，后裔居地有小墅桥东街、常熟祁村南王家巷、常熟小东门钟楼头、后巷里、五房庄、常熟小石桥等。王伦第五子澄，生四子（第十五世）：授、抚、揖、按，居地有瑶岸、曹家庄、赵家巷、上车场（今周庄镇路口桥下沙里）、锡城中市桥、华德桥、西塘市、长泾镇、马镇一保南巷、常熟菜园村、石井苏庄、云亭北街等。

明清之际，由于战乱，古塘王氏不断向外地迁徙，以求生存。其中，有迁居无锡县五房庄、后巷里、南龚巷、荡上等，又有徙居常熟县河头大坝、车路坝、南村坝，也有迁居江阴长泾镇、董庄桥及北渚等地。以上仅为顾山古塘王氏部分迁徙分布情况，尚不包括以上迁徙地后又再迁的情况。

明朝正统年间，王伦弟伟（字德彰，号隐南）游学至江阴凤过乡（也称凤戈乡）见华（花）溪地面，水清土厚，可乐可耕，遂迁居于此，并改名为“华塘”（花塘），意思不忘顾山古塘之意。后至十五世时，子孙留居华塘（前王村、后王村）者外，有迁居蓉湖柳塘（今江阴月城及武进芙蓉），后有迁居善政桥、晖墩、丘村等地者。

现根据华塘原谱记载及其他已独立修谱的资料归纳其后，华塘王氏的分布大致为：

峭岐：前王村，后王村，陈铁村，小村上，庄家村，凤戈庄，孔家浜，楼下，灰墩汪家村，西张村，邱缸爿，钓台村，上场，吉家村，许家村，陈子白殷家庄，顾家跳。

周庄：茂墅东墩。

要塞：王家场，果园里，顾家村，范家埭，高家衖，黄石桥钱家村，塘坝头，萧家村，蒲鞋桥王龙村，东桥，徐三村，黄泥坝，板桥，陆家村，焦家村，戴家弄，王家村，严家埭，贯庄，双牌。

山观：尤家埭，户岐村，金童桥。

南闸：灰墩下村，河西，施园场，后塍，曲里吴家埭。

云亭：江家冲，龚家宕，周家村，李家村。

璜塘：皋岸曹家村，大住基，东元塘，东胖官村，保家庄，跳里。

青阳：朱家坝，牌楼头黄家村，坝上李家村， 严家坝，南村头，塘头桥，俞家浜，西阳村，严家坝，茅柴村，邱家村，西衖，北街。

月城：赵家村，蒋家村，中腰坝，陈四房庄，月城桥北街，戴庄李家村。

西郊：梅园里。

文林：茂墅,西旸村。

祝塘：王家住基。

夏港：於王村再迁申港王家店、中街、史巷里及恐龙园旁丁庄村。

城内：三元坊巷。

张家港市金港镇香山青墩。

外迁的有：宜兴，常熟梅里，靖江，无锡等地。

东沙古塘王氏还有迁居山观（今江阴市城东办事处）成章坝等地者。

世居荻扁的王氏中沙支，分“在镇支”（今华士镇）与“清化支”（今周庄镇南部、华士镇西部）。十一世子良公（德二公三子）迁居江阴马嘶为“水潭支”、以道公迁居新桥为“江阴南新桥支”（均属今新桥镇）。十二世有居敬公迁居江阴云亭为“江阴云亭支”（今云亭街道）。十三世有维善公迁居筑塘为“江阴筑塘梧村支”（“筑塘”即今祝塘镇，梧村今属华士镇）、庠公迁居杨厍西北为“江阴杨厍白鹿支”（今张家港市杨舍镇）。清化支地名：长房：连三基、侯士巷，二房：北庄、地板上、常熟东乡浜家市。清化老王巷支地名：老王家巷（老王巷）、龙丼上又名草塘龙丼（丼，读端，去声）、华墅中渡桥、雷家基。南新桥支（水潭支）地名：南新桥、华墅、虎圣堂、常州北外西篁村、无锡东外常庄巷、杨厍前溪巷。

王氏西沙支，第十世有天民、天惓兄弟俩在元末明初战乱中失散，分别到江阴青旸、江阴马镇定居，天民公后裔成为“江阴青旸马家湖支”（今青阳镇），天惓公后裔为“江阴马镇东常支”（今徐霞客镇上东村）和“江阴泗河时家圩支”（今南闸街道）。第十世又有嵩公迁居江阴敔山湾，后裔为“江阴敔山湾支”（今云亭街道）和“江阴宝池支”（今周庄镇），十二世让公迁居江阴荡南为“江阴荡南支”（今祝塘镇五福村）。第十五世有文度公迁居江阴邑城为“江阴支”。江阴今临港新城地区有“小沙头支”，始迁祖待考。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以来东常支、敔山湾支、宝池支合修《东常王氏西沙支谱》，计修入敔山湾支、宝池支、顾家桥支、瓠岱桥支、尖上支、江阴大街支、尖上支（现属无锡）、丁塔支（现无锡堰桥）、黄山港支，东常支（又分小二房支、号里窑上支、旸岐支、东房分、西房分、船形分、老三房分、祝塘南街、马鞍桥支、后土头支、里庄里支、江阴北门西门支），注明另修有秦泾桥支、马家湖支。

三槐堂三沙王氏在江阴的繁衍分布既广且多，长期居江阴666个姓氏之首（目前居第二位，在张姓之后），江阴135万人口（不含外来工新市民）的5%左右，精确统计有待日后。所谓“长天秋水家声远，一脉三槐世泽长”，非虚语也。

这个你要去村里，问村委会的人。村委会掌握这种资料。如果一个村里有不同的姓，就有不同的家谱，每一个姓的来源不一样。比如姓张的是明朝洪洞搬来的，姓李的可能就是清朝旁边李家村来的，姓刘的又可能是抗日战争时来的。

1关于“江西老表”的由来，学术界有两种说法：

1）一种说法是湖南人认为自己祖上与江西人祖上是表亲戚关系，因此就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 

2）另一种说法是赣地的先人们很相信风水，另外在迁移的途中也便于掌握方向，老是爱带着一个表（古时的罗盘），因此外省人称江西人为“老表”。

2现在的“江西老表”指的是江西人，但不包括江西境内婺源及上广玉吴语区。也写作“佬表”，是江西人对同省老乡的称呼，带有一定的亲昵性。江西老表也成为外省人对江西人的一种较亲切的称呼。

此外，有些明清以来至近代江西向外省的移民，也保持了“老表”的称谓，如湖南，闽北，皖西南等地。

扩展资料：

民间其他关于“江西老表”来历的说法：

1元末明初之际，湖南湘东许多地区因战乱而一片荒芜，大批江西人迁入湖南。后来在明清之际又有大批江西人迁入，甚至有些地方十户之八九来自江西。而这些迁入湖南的江西人后代回到江西祭扫祖陵时，喜以老表称呼当地的江西族人，意为表兄堂亲。

此即江西填湖广的相关传说，也是关于老表一词起源最为流行的说法。

2相传元末时期，朱元璋未当皇帝时在江西遇难获救，为了报答当年江西人的恩情，曾许诺若得天下，江西人如遇事可以老表名义直接找他。

3源于赣南客家地区，从粤东迁来的广东人称当地人为“老表”（因为两地人同是客家人），后来流传到江西全境，成为“老乡”的别称。

4江西自古盛行道教和风水之术，附近省份的人看风水喜欢请江西的风水先生，作为风水术士，表盘是必带之物，外省人便以老表称呼这些江西风水师。久而久之，也就用来称呼所有江西人。

5江西原多以姓命名的村庄，如：“王家村、李家村、张家堡等”村中男丁多为一个姓氏一个宗族，村中建有宗亲祠堂，而女性有不远嫁的习俗，导致邻村远房表兄弟姐妹较多，外地人戏称：“江西老表”意思是关系较为复杂越理越亲。

参考资料：

——江西老表

新浪网：为什么叫我们江西老表

我是从百度上看到过来的，你家这个家谱的排序和我们一样，不知是不是一家子 听老一辈说是李家老祖是俩儿子 一个上了南一个上了北 分开了 之前去老家找过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这都多少年了 子孙后代也不知如何了 你这顺序和我们都是一样一样的 加后面是德 在后面是钰 再后面没问了 而且之前我们也不知道的时候 到了我们应该是德这一辈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个德 我们也错了 起了个玉 还是玉石的玉 再到我们下一辈更乱了直接乱起了 加这辈应该算是我爸这一辈了还是个家庭的家都弄乱了

李满族最早使用的汉字姓，唐朝黑水靺鞨都督赐姓，渤海国、乌惹族著姓。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金人姓氏蒲察曰李。明建州女真首领阿哈出、李满住家族赐姓，铁岭女真参散千户李亦里不花，以此为姓。老姓包括：傅察氏、瓜尔佳氏、李佳氏、李尔佳氏、萨克达氏、伊喇氏、库雅拉氏、罕楚氏、西林觉罗氏、鄂济氏、吴库哩氏、锡勒尔吉氏、礼林德利氏、扎克塔氏、穆和林氏、舒穆禄氏、纳喇氏，以及加入满族的塔喇巴齐克氏（蒙古族）、博尔济氏（蒙古族）、伊奇里氏（蒙古族）、李雅拉氏（蒙古族）、谟锡哷氏（蒙古族）、李氏（汉族、朝鲜族）等。

太多了，想知道详细的可以去满族在线这个网站上看看，我家老姓是在那人给查到的 很牛逼很专业

四川古文化序列概述

　　 赵殿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盆地是巴蜀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探讨四川古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序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并涌现出一批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这里在吸收前辈和今人学者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作为引玉之砖。本文主要是概述一下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汉代以前古文化的地域分布、年代序列、发展过程的简况，略谈各期各区文化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和古蜀历史发展的简要历程。

　　长江上游的古文化最早产生于一二百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两处早期人类化石——“巫山猿人”和“元谋猿人”。 “巫山猿人”出土在四川省巫山县大庙镇龙骨坡村，发现有四颗猿人牙齿和一段下颌骨，距今年代约204万年前⑴，同出的有石器和兽骨，称为“龙骨坡文化” ⑵。“元谋猿人”出土在云南省元谋县上蚌那村，发现有两颗猿人的上门齿，距今年代约170万年前，同出的有石器和用火遗迹⑶。这些发现对探索人类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也证明长江上游有悠久的古文化历史，是人类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在数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阶段，长江上游发现有多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在四川盆地就有“资阳人”⑷、“铜梁人” ⑸、鲤鱼桥文化⑹、富林文化⑺、回龙湾洞穴遗址⑻等众多文化遗存，表明数万年前长江上游己是古人类的一处重要聚居地。

　　进入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的古文化遗存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各地区文化面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开始形成一些区系文化类型。它们之间文化因素和面貌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又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上产生过各种形式的联系。各地区性文化本身特色都非常明显，它们之间横向的区别远大于纵向的联系，因此还未能形成清晰的年代谱系。对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分区来进行介绍的，各区的年代先后参差不一。不过从总的时代来看，大约存在着一种从盆地外缘向内部发展的趋势，其中可能主要是从北面、东面和西北面向盆地中心区域发展。但它又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文化交流。要理清其中的关系，尚需做大量的工作。

　　 从现有资料分析，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步分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中期、晚期三个发展时期，可以划分成六个地区文化类型，各自又有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里大体按年代早晚分区作一简述，并对其文化关系和发展序列进行初步的分析。

　　 汉水上游的新石器在长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代最早。距今7000年左右的“前仰韶文化”时期，在汉中西乡发现了“李家村文化”， 它与陕西老官台文化、河北裴李岗文化时代相当，以圈足碗、平底钵、小乳突状三足器为特色⑼。在仰韶文化阶段，汉水上游出现了龙岗寺等一批典型遗址和墓地，主要遗存属于半坡类型，距今年代为6000-6000年左右⑽。此外还发现几处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龙山文化阶段的遗址，距今年代在4、5千年前，说明汉水上游地区也存在着以磨光黑陶和红胎黑皮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⑾。

　　川北山丘区，是四川盆地内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代较早的地区。其中广元中子铺遗址下层文化发现有类似李家村文化的小乳突状三足器，距今年代为6、7千年前，可能与李家村文化有一些关系。但中子铺遗址的典型器物是细石器和夹砂绳纹陶罐等，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⑿。中子铺遗址上层文化则以夹砂红褐陶、饰绳纹、口沿呈花边状的陶罐等为特色，与广元张家坡、邓家坪，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绵阳边堆山等遗址共同构成了川北山丘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地方文化类型，距今年代为5500年左右至4000年前⒀。它们与川西平原和川东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有较密切的关系。

　　川东三峡区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又一个发展较早的地区，主要遗存分为两个阶段。在仰韶文化阶段，三峡以东出现了发达的彩陶文化——大溪文化，典型器物有彩陶瓶、碗，红陶豆、罐，黑陶杯等，距今年代为6300-5000年左右。不过大溪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在江汉平原的西部，最西只到达巫山大溪遗址，并未在四川盆地内发展起来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川东三峡地区出现了丰富多样的古文化，近几年在三峡库区发掘和初步命名的有哨棚嘴一期文化⒂（或称中坝文化）、魏家梁子文化⒃、老关庙文化⒄等，典型器物有宽平沿盆（罐）、花边口绳纹深腹罐、钵、碗等，时代距今约在5000-4000年间。这些文化与三峡以东的湖北龙山文化、川西平原区的宝墩文化、以及川北、川西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都有一些关系，构成了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文化群体。

　　 从川西北高原峡谷区，沿横断山脉向南，到川西南高山河谷区，是一个文化和民族走廊地带，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川西北高原峡谷区的岷江上游河谷中，曾发现有类似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文化遗存，时代可能早到距今5000年前，但并未深入到四川盆地之内⒅。另有一些地方特色突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现，如中路文化等，在5000-3000年前形成自身的发展序列⒆。川西南高山河谷区的安宁河、雅砻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典型遗址有横栏山遗址⒇、礼州遗址（21）、轿顶山遗址（22）等，地方特色明显，有些年代可延续到距今3000多年，并与商周秦汉时期西南夷一些少数民族文化遗存有某种联系。

　　 四川盆地中心区的新石器文化出现较晚，大约到4500-4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才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宝墩文化” （23），很快建成了颇具规模的史前城址群（24），并与继后出现的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化有直接的关系，成为四川考古学文化和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四川盆地大约在距今4000年以后逐步进入青铜时代。四川正式形式成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是在距今4000-3200年左右青铜时代前期的“三星堆文化”阶段。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宝墩文化”（又曾称为“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基础之上，广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特独面貌的一种考古学文化（25）。它以三星堆遗址的第二、第三期为典型代表，以小平底罐、高柄豆、三瘦袋足器、鸟头形器把等为典型陶器群（26）。其分布范围主要是在从成都平原到三峡内外的一条带状地区，至少可分为典型遗址除了三星堆遗址之外，还有新都桂林村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早期阶段，三峡以西的中子铺遗址、哨棚嘴遗址的中期阶段（27），万县中坝子遗址（28），以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上层、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29）等数十个遗址，成为当时四川盆地当时一种主要的考古学文化。

　　 三星堆文化阶段在三星堆遗址形成面积达360万平方米的宏伟的古城，出现了密集的房屋遗址和相关聚落群体，发现了众多祭祀坑和灰坑、作坊、墓葬，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金器和象牙等珍贵文物，表明三星堆遗址己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方国（30）。它以其独具特色的原始宗教信仰、神奇优美的造型艺术、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等为显著特征，成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在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篇章（31）。

　　在三星堆文化兴起之后，宝墩等到史前城址群迅速废弃，被三星堆古城所取代。三星堆文化本身尚可分为两期和若干段。不同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又可以分为几个区系类型。大约在距今3200年前后，三星堆文化逐步被新兴的“十二桥文化”所取代。三星堆遗址也于距今3000年左右被彻底废弃，四川盆地的古文化中心转移到成都地区，古蜀文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十二桥文化”是四川盆地青铜时代中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距今年代约在3200-2600年前。它介于“三星堆文化”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巴蜀文化”，构成了四川盆地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又一个重要环节。十二桥文化以1985-1989年发掘 的成都十二桥遗址为典型代表（32），近几年来在成都市西部先后发掘了抚琴小区（33）、指挥亍（34）、新一村等十多个文化面貌相似的古遗址，构成了“十二桥遗址群”。在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也发现有的许多接近于十二桥文化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35）、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是遗址（36）、三峡以西的中坝遗址、哨棚嘴遗址的晚期阶段，以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等数十个遗址的上层遗存，乃至于汉水上游的部分遗址和宝鸡茹家庄遗址（37）等。其分布范围大大超过了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分布广泛的一种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特别是近两年发现发掘的成都金沙遗址（38）和黄忠遗址，大大丰富了十二桥文化的内涵。

　　 十二桥文化以尖底器物为重要的器形特征，包括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还有高直领壶、侈口罐、浅圜底釜等。以十二桥遗址下层和新一村遗址为代表，十二桥文化可分为商周、西周到春秋两期，各自又可分若干段（39）。十二桥文化早期包含有某些三星堆文化因素，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也应归属于十二桥文化的范畴。十二桥文化晚期除了尖底器形制变化之外，还较多 地出现矮圈足豆、侈口罐、浅圜底釜等器物。十二桥遗址木建筑群、羊子山遗址大型土台（40）、彭县竹瓦亍多组列垒（41）、特别是金沙遗址大批金、铜、玉、石礼器的发现，包括金带、玉琮、铜人、石虎等，证明十二桥文化是继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春秋时期十二桥文化类型的遗址大多曾被洪水冲毁，从而留下了某种文化缺环。

　　 四川盆地青铜时代晚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古蜀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这就是以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铜兵器”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上称之为“巴蜀文化” （42），近几年来为了将它们与三星堆、十二桥等早中欺期巴蜀文化区别开来，改称为“晚期巴蜀文化” （43）。“巴蜀式铜兵器”的典型器物有柳叶形剑、长校矛、烟荷包式钺、三角形戈等。铜容器以釜、鍪、甑为典型器物组合。铜礼器以垒 、壶、鼎、豆等，而且常常以五件为一套。还出土有许多巴蜀式印章。晚期巴蜀文化的遗址发掘的比较少，仅有成都市青羊宫遗址（44）、上汪家拐（45）等几处。但战国时期巴蜀文化的墓葬群和铜兵器己广泛分布于四川盆地全境和附近一些省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群体。成都市商业亍大型船棺葬（46）、新都战国木椁墓（47）、涪陵小田溪土坑墓群（48），可能是巴蜀王族或国王的陵墓。表明晚期巴蜀文化阶段形成了古蜀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巴蜀文化在较宽松的管辖之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一直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这就形成了秦汉初期四川地区本土文化与汉文化的一个相互融合的阶段。从考古学文化来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的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铜兵器群”，在秦并巴蜀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得到保持和发展，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49）、什邡城关镇（50）等一批大型船棺葬、土坑墓群，一直沿用到战国末年至西汉时期，典型器物则在与外来文化因素结合中不断变化。涪陵小田溪巴王族陵墓也有的晚至战国晚期（如3号墓年代在公元前278年以后）。与此同时秦汉文化因素迅速传入，出现了羊子山172号墓（51）等以秦汉典型器物为主的墓葬。都江堰水利工程也在这时兴建起来，巴蜀地区成为了“天府之国”。

　　 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的汉武帝以后，四川地区的古文化面貌与新兴的多元一统的汉文化基本融为一体，长江上游古文化的发展到此告一段落。

　　 这里再适当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探索一下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和古蜀历史的发展历程。

　　 考古资料是古文化发展的某种反映，但它不等同于历史，更不可能全面解释历史。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分区，主要依据的是物质文化实物资料的划分，各阶段的界限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象历史学那样以某个事件或具体年代明确划分开。也就是说，考古学文化地划分并不等同于历史的分期，两者不应进行简单的类比。另一方面，重大的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阶段，又会在物质文化上反映出来。所以某地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也必然与当地的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特别是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时期更是如此。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主要介绍考古学文化资料的基础上，适度结合有关历史文献，对长江上游重要考古文化所表现的古代文明发展和古蜀历史的历程，进行了一些宏观的探索。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古蜀国曾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等几代首领是大体可信的。从四川盆地历史沿革和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古文化序列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系。几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己对两者的联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半个世纪来，研究者己基本认同以船棺葬和“巴蜀式铜兵器”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 “晚期巴蜀文化” 或“巴蜀文化”，是“开明氏蜀国”的物质文化遗存，表现了巴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之前最后一个历史阶段的面貌。三星堆遗址深入发掘之后，多数学者己倾向于三星堆文化的繁荣阶段是“鱼凫氏蜀国”时期的看法。近十几年来十二桥文化遗址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填补了三星堆文化与晚期巴蜀文化之间的缺环，从而提出了“十二桥文化”有可能是“杜宇氏蜀国”时期物质文化遗存的观点。至于“三星堆文化一期文化”即“宝墩文化”阶段，则可能与蚕丛氏或柏灌氏蜀王有关。这就初步确认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蜀国的物质文化遗存。这就为深入研究古蜀王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利条件（52）。

　　 从文明进程的角度看，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巴蜀文化、秦汉初期的古文化分别处于古蜀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与秦汉文化的不同阶段，经历了从古国、方国到帝国这样一个完整过程，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也集中代表了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

　　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的描述和归纳，可以具体地概括以四川盆地为重点的长江上游古文化序列。李学勤先生最近强调指出：“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53）。希望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努力，会更好地展示四川盆地以巴蜀文化为中心的古文化发展进程和具体面貌，探讨其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