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源流

潘（Pān）姓源出有四：

1、出自芈姓，[mǐ ]为春秋时楚国公族潘崇之后，以祖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颛顼后裔陆终生有六子，第六子名季连，赐姓芈。周成王时，封其后裔熊绎在荆山建立荆国，公元前740年，荆君熊通自封为武王，他的儿子于公元前689年改国号为楚，称楚文王。据《姓氏寻源》和《潘氏家谱》及《史记·楚世家》所载，公族子弟潘崇助楚穆王继位有功，受封为太师，其后代子孙以祖名为姓，称为潘氏。从此，潘姓在楚国成为有势力的家族，潘姓因此而来。

2、出自姬姓，为周代周文王裔孙伯季之后，以邑名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让其子伯季食采于潘邑（今陕西省西安、咸阳一带），其子孙遂以邑名为姓，称为潘氏。

3、出自姚姓，为上古舜帝之后，以国名为氏。据《中国姓氏》载，舜帝生于姚墟称姓姚，建都潘（今北京市延庆县东北），后潘地移至今陕西省兴平北。商朝时，舜的后裔建潘子国，商末被周文王所灭，其子孙遂以国名为姓，称为潘氏。

4、出自他族改姓：

① 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改鲜卑破多罗氏为单姓潘。

② 清康熙末年，台湾岸里大社（今台湾省台中市神岗）酋长阿穆归顺清廷，被赐姓为潘；光绪时，台湾高山族相率归化清廷，也被赐姓潘（这也就是台湾高山族人大多姓潘的重要原因）。

③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如满、水、京、蒙、土家、彝、瑶、仫佬、回、壮、布依均有潘姓。

潘崇。楚成王时，潘姓中有名为潘崇者曾为太子商臣之老师，在楚成王预谋另立太子时，潘崇极力支持太子商臣，并成功地使之继位为楚穆王。潘崇因助商臣继位有功，被封为太师，楚穆王并且还把自己任太子时的财产全部赐给他。从此潘姓在楚国成为有势力的家族。后人念潘崇兴潘姓有功，便尊他为潘姓的得姓始祖。这种观点，其正确性可能是相当高的，因为古籍中出现的春秋时代的潘姓人氏，几乎都是楚国的人物。

迁徙分布

春秋战国时，潘姓主要在今湖北省境内发展，此后，有向山东、湖南迁徙的少数潘姓人。汉时，有潘姓北迁至荥阳中牟（今属河南省）的，至三国时发展兴旺而为荥阳郡一大望族，以东汉献帝时尚书左丞潘勖为始祖。东汉灵帝有潘乾因仕宦而迁江苏溧阳，此地以潘乾为始祖。吴国有右将军潘璋由发干（治在今山东省冠县）而迁建康，而吴国还有浏阳侯潘濬，为汉寿（今湖南省常德）人，而孙权妻潘夫人为浙江会稽人，这说明在三国以前，潘姓已播迁于上述地方，其中以中牟潘姓最为兴旺，晋时，潘勖之裔孙潘才因任广宗太守，而落籍广宗（今河北省威县），后又发展成为潘姓历史上第二大郡望，此期亦有潘姓人播迁广东。北魏时，破多罗氏改汉姓潘，并逐渐在洛阳形成潘姓的第三大郡望，其开基始祖为潘威。此期潘才的八世孙潘绍业因任随州（今湖北省随县）刺史落籍当地。唐初，陈元光父子开漳，有河南固始人潘节随其入闽。此期潘绍业的曾孙潘求仁因任杭州刺史而定居当地，其间并有移居陕西的潘勖的后人兴旺发达起来，而江夏（今湖北省武昌）的唐秘书监潘肃仁自称是汉寿潘濬的后裔，由此可见，自东汉末至唐朝，潘姓从中牟望族中又衍分出许多支脉，而潘威的后裔则从洛阳望出，又兴盛播迁于怀朔（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陕甘等地。豫章潘姓兴盛于唐代，至五代南唐时成为当地名门望族。宋时有潘节后人迁广东、云南。元明清时，潘姓已分布于全国各地。如今，潘姓人分布广泛，尤以广东、江苏、安徽、内蒙古、河南、四川、湖北、浙江等省区多此姓。上述八省潘姓约占全国汉族潘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九。潘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五十二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二。

历史名人

潘崇：春秋楚成王时太师，助楚穆王继位有功，被穆王封为太师，兼掌上环列之尹。

潘璋：干（今山东省冠县）人，三国时东吴名将，关公父子败走麦城后，被潘璋所擒。（与下明代潘璋有别）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省）人，西晋文学家、名臣。善缀辞令，长于铺陈，造句工整，充分体现了太康文学讲求形式美的倾向，所以在当时与陆机受到同样的推崇。以“美姿容”著称，在文学方面，长于诗赋，文词华靡，与同时代的文学家陆机齐名，其《悼亡诗》为世传诵，明人辑有《潘黄门集》。

潘综：晋代乌程（今属湖州）人。孙恩起义，与父骠路遇兵。兵砍其父，乃伏身保护，被砍四刀。一人曰：“杀孝子不祥。”于是父子俱得免。后官遂昌长。南朝宋元嘉间改其里名曰纯孝，免其家三世税租。

潘尼：潘岳之侄，官至太常卿，在文学上与潘岳齐名，世称“两潘”，其诗注重词藻，多应酬赠答之作，明人辑有《潘太常集》。

潘美：大名（今属河北省）人，北宋名将，在灭南汉、南唐、北汉时立下奇功。宋太宗雍熙三年（即九八六年）攻辽，潘美因指挥失当，使名将杨业陷敌牺牲，而受降级处分。

潘阆：大名人，宋太宗时进士，其诗词笔调清新，往往有出尘之语。

潘翼：青田人，宋代学者，学贯诸子百家，工古文，邑人登科者多出其门。

潘璋：字栗夫。金华人。明·成化八年进士。历任工部营缮司主事、都永主事，四川按察司佥事，陕西按察副使。曾往荆湖管理竹木证赋，政不苛而课入甚丰。提督学政，力崇正学，造就甚众。着意培养之合州士人邹知。后以刚直敢言驰名于世督修宋濂墓，并撰写墓志铭。卒于官，蜀士闻之，相率哭于三公祠下，且奉入名宦祠。

潘耒：江苏省吴江人，清初学者，博涉经史及历算声韵之学，曾参与纂修《明史》。

潘大临：黄岗人，宋代诗人，与弟大观皆以诗名，有《柯山集》遗世。

潘自中：字时乂。宋代松阳人。曾江州司理，不媚上，不诬人，力雪冤案。

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浙江省乌程（今吴兴）人，明代著名水利家。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由大理寺左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四任总理河道，先后达二十七年，习知地形险易，成绩显著。著有《两河管见》、《宸断大工录》、《河防一览》等。

潘之恒：歙县（今属安徽省）人，明代文学家，撰有《叙曲》、《吴剧》等剧评，并有诗集《涉江集》。

潘柽章：江南吴江（今属江苏省）人，明末清初学者，著有《国史考异》，顾炎武推其精审。

潘平格：浙江省慈溪人，明清之际思想家，强调在日用实际上去追求真理，提出“浑然一体”、“见在人心”的理论，著有《求仁录》。

潘亦隽：江苏省苏州人，清初画家，其族弟潘奕鏊、潘奕钧、潘奕荫、潘奕藻等都是知名画家。

潘作梅：字肖野，号戒平。清代乌程（今属湖州）人，安吉籍。雍正元年拔贡。官海宁学正。冷官二十年，不慕荣利。博学多艺，精书法。画山水得倪云林逸致。

潘祖荫：字伯寅。江苏吴县人。年十七应顺天乡试挑取誊录。年十九以其祖太傅潘世恩年八十赐寿恩赏举人。咸丰进士，光绪元年授大理寺卿，署礼部右侍郎。次年，署刑部右侍郎、补礼部右侍郎，兼署工部左侍郎。四年，调户部右侍郎，仍兼署工部左侍郎。五年，转户部左侍郎，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调刑部尚书。著有《四本堂文集》二卷、外集二卷，诗无专集，《晚晴簃诗汇》自《癸酉消夏南苑唱和集》中录存二十余首。辑有《癸酉消夏南苑唱和集》一卷等。

潘宗耀：字绳武，号虹桥。清代永嘉人。嘉庆六年举人。历丹徒、江浦知县，士民爱戴。有《五梅一研斋诗钞》。

潘子忠：广西岑溪县人。中国***党员。1929年参加广西百色起义，担任中国红军第七军的基层干部，随部投入创建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红七军集中河池整编，任连长，随主力北上，转战桂黔湘粤赣边。参加湘赣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同年进入中央苏区，他历任红七军副营长、营长、红三军团某团副团长，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调任某师特派员。1935年夏，在四川过草地途中牺牲。

潘鼎新：名毓，又名平界，字祖义。华容人。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率兵响应萍浏澧起义，事败逃亡日本，入同盟会。次年8月，参与组织共进会。1908年回国，参与创办《商务报》。未几，焦达峰在湖南联络大举，被委驻守岳州。辛亥长沙光复，他组率义军攻入华容县城，旋率部驰援武汉。南北议和成立时，任共进会及湖北同盟会干事。“二次革命”时，任讨袁军总司令部代理参谋长。事败，再亡日本。护国战争时回国举兵讨袁，被授予陆军中将、二等大缓嘉禾章。后转入报界，在天津任《泰晤土报》华文版主笔。曾出任东北边防军驻热河特别党部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及热河省政府秘书长，遭软禁，被救后定居北平，闭门读《易》。“七七”事变后，将幼子送赴抗日前线，他遭日军捕押，折磨致精神失常。出狱后病卒家中。

潘天寿：浙江省宁海人，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擅长写意花鸟和山水画，布局善于“险、破险”，笔墨有金石味，朴厚劲挺、气势雄阔，融诗、书、画、印于一炉，亦能人物，并长于指画。著有《中国绘画史》、《治印谈丛》等。

潘汉年：宜兴归径人。1925年入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国民军日报》总编辑。1928年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先后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冀文化总同盟”党组书记。1933年任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1935年起在香港、广州、武汉、上海等地领导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55年因“内奸”问题被逮捕判刑。1977年含冤病逝。

　　宋濂（1310—1381），明朝开国元勋，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谥号文宪。潜溪（今浙江义乌）人，汉族。元末明初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送东阳马生序》 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 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宋濂其人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上海潘家后代现状

取个名字好难zx

超过23用户采纳过TA的回答

关注

成为第3位粉丝

清朝末年，京城出了个大新闻：

著名收藏家潘祖荫集齐了西周时期两件最大的青铜器——

一件叫大盂鼎，一件叫大克鼎。

世说“海内三宝，潘有其二”，这“三宝”说的是清末挖掘出的三件青铜器——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潘指的就是潘祖荫家。

潘家是名门望族，潘祖荫的祖父就是状元，父亲也官至内阁侍读。潘祖荫是清朝著名的收藏家、书法家。他自幼极富天赋，涉猎百家，精通经史，23岁殿试得了第三名探花。

传闻潘祖荫一生钟爱收藏，做官赚的钱全用来买古董了，再加上世世代代200余年的积累，他的收藏之广、之多你往后读就知道了。

当时那两件惊动众人的传奇大鼎，一件是左宗棠送他的，一件就是他自己买的。

但是他晚年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膝下无子。

这像老天跟潘祖荫开的一个大玩笑。他一生攒下了一座“博物馆”，却没有一个人来继承。

那时候，潘家后代相继早逝，到潘祖荫临终前，他的后代，就只剩孙子辈的潘承镜刚过门3个月的妻子潘达于了。

那时的潘达于，才18岁。

两年后，潘祖年也撒手人寰，家中只剩潘达于一个女子。潘祖年去世时，拉着潘达于的手，只说了一句：你一定要好好看着这些宝贝，不要随便给人看。

那么问题来了，潘祖荫的遗产到底有多少呢？

潘祖荫去世后，弟弟去北京安顿他的家产，准备把他的收藏运往苏州老家，就近保管。

当时，青铜器和书画典籍足足装了4船，其中就有著名的国宝，大克鼎和大盂鼎。多年后，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曾经对潘家表示，“你们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

02

潘家是中华第一藏宝大户，尤其那两尊旷世宝鼎，更是海内外收藏人士梦寐以求的。这下家中没了男人之后，被各路人盯上。

潘达于每天的日常“事务”，最伤脑筋的就是应对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是花钱来收购，有的就直接来骗，这里面有太多故事。

清末权臣端方就曾对潘家人百般纠缠，想要“借”走两尊宝鼎。幸好，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成了断头鬼。

后来据说，还有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漂洋过海，一路打探到了潘家。他提出以巨资外加一幢洋楼来换两个大鼎，被达于一口回绝。

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国民党在苏州盖了一栋楼，说要搞个展览，让潘家把两个鼎拿过来展出，潘达于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骗局，也婉言谢绝了。

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苏州，苏州城里的人纷纷逃到城外。潘达于随家人到太湖边的光福避难。

出去了，又心心念念惦记着两个大鼎，于是又折了回来。



1937年的那个中秋，是最黑暗的一个中秋。当时正是淞沪会战时期，日本人的飞机把苏州的电厂给炸毁了，苏州全城没有电灯。

潘达于只能借着漏到屋子里的微弱月光，在自己的两位亲戚和家中两位木工的帮助下，在后厢房地上挖开一个大坑，把打造好的木箱扛进来，把两个大鼎放进去，再放到坑里边，上面再用方砖铺好，把挖出来的碎渣土，小心翼翼地铺撒到院子里，不留下一点儿痕迹。

果然，攻陷苏州后，日本兵七次闯进潘家，掳走的财物无数，可是他们把潘家翻了个底朝天，硬是没找着这两件华夏瑰宝。

7年后，埋在地下的木箱的木头烂了，地上垮塌出来一个大坑。潘达于做了个很大胆的布置，她把大鼎又搬出来，放在后厢房，把破衣服、烂鞋子、空瓶子堆在上面，即使有人走过，看到这个地方破破烂烂的，也不会去注意它。

就这样费劲千幸万苦，和各种势力斗智斗勇，潘达于保护着潘家的文物和这两个华夏大鼎，躲过了中国也是文物们最艰难的日子。

03

1951年，上海华东军政委文化部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 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 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 之观瞻及研究。”

已经神秘失踪了60多年的两个宝鼎再次现身，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喜出望外。那天，专家们激动的围绕在两个大鼎周围，神情中传递着兴奋。潘达于却不由地默默流了泪。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回馈给潘达于2000万元（旧币）的奖励和一张奖状。奖状上写着：

“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

她一分钱都没要，只留下了那张奖状，挂在床头50年。

守了一辈子的东西都交给国家了，她心里还是惦记。每次去上海，总悄悄去博物馆看看。



1980年2月，潘达于带曾孙在上海博物馆观看大克鼎

有一次小孙子问她：奶奶，咱们家的东西，为什么不放到家里，要搬到这儿来啊？

她淡然地回答说：放到这里好，第一，很安全，博物馆保管得好好的；第二，大家都可以看，多值。

其实要知道，当时并没有限制文物交易的法律，这些宝贝随便一件卖出去，都够支撑潘家富贵的生活世世代代。

1959年的时候，国务院调令，把大盂鼎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大盂鼎和大克鼎分开了。

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潘达于经常能看到，但是她看不到大盂鼎，所以总是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这两个鼎像两姐妹，有个重逢相聚的机会。

这个愿望，她藏在心里50多年，直到2004年才说了出来。

当时，上海市文管会流散文物管理处许勇翔处长就马上跟中国历史博物馆商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用严密的安全手段，把大盂鼎运到上海。

在她100岁生日那天，上海博物馆为她专门举办了一个特别的展览。

100岁的潘达于，被女儿从轮椅上搀扶起来，围着展台转了一圈又一圈，用苏州话说着：

“真的一点儿也没变，实在太好了。我为它们寻到了好人家。”



04

在捐出大盂鼎、大克鼎之后，1956年，她向国家捐献字画99件，1957年、1959年又分别捐献出字画150件、161件……之后，她把潘家所有珍贵藏宝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而捐献文物时，潘家已并不宽裕。潘达于一生达观处世，对金钱看得极淡。孙子潘裕翼说：

“奶奶要给我做件衣服，都是拿旧的面料进行再剪裁，破了就补一补。直到现在我还留着奶奶做的衣服。”

她对后代的期盼也并非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她总说，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就很好、很实在。

很多人不理解，潘达于在最乱的世道里守了那些文物一辈子，把它们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怎么就在战争胜利后交出去了呢？

想想她的经历，也许起初只是因为一句承诺，要守护着它们，到后来，这些文物真的跟自己的家人一样。从1937年，她拿出1000大洋，给家里380件青铜器拍照片建档案开始，可能就把这380件青铜器，当成她380位女儿。

我们会卖自己的女儿吗？我们只会为她们找个好人家吧。



我们总说文物不是尘封的古董，更不是可用金钱衡量的商品，因为这里面有代代相传、从未淡却的悠久历史，和日积月累、牵动人心的传奇故事。

大克鼎、大盂鼎，是西周的礼制的印证，是中华礼仪之邦的起源，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器物，而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中华文明的见证。

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了解历史，还要去博物馆看看那些文物？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从何而来。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根，对自己的民族都不了解，就会陷入一种虚无主义，何来自信和坦然。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有一些东西消失了。因为很多年以后，没有人记得它们了，人也好，事也好，文明也好。

所以我们有那么多博物馆、那么多守护人，他们在守护的，是整个华夏的文明，是我们血脉传承的根。

如果今天的年轻人，连根都不要了，何以再谈自豪感。

大克鼎的守护，是潘家，而更多国之重器的守护，靠的是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

许多年来，一代代的国宝守护人，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是尝试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的人对它们产生热情。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比如《国家宝藏》的播出。

去年年底央视一档叫《国家宝藏》的综艺节目火了，这部讲述文物前世今生故事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竟然在传说中二次元聚集地的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也说明文物和历史的魅力从未黯淡。



如今距离《国家宝藏》第一季收官，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更令人关注的是，如何将节目带给大家的深思延续下去，就像传承一件文物一样传承民族的文化。

于是一本《国家宝藏》同名书籍顺应而生，希望用这种传统的表达方式，记录下细节里的文物和它们的前世今生。

在字里行间里，没有明星和豪华的背景，有的是文物本身的全记录和珍贵清晰的细节展示。

故事里，细节中，是血脉的追忆

潘承镜年纪轻轻就亡故了，只留下一个新婚才三个月的妻子潘达于，并没有子嗣。

潘家弟子在读书之余，最大的兴趣就是收藏。比如潘祖荫精通古籍整理和校勘，他收藏的金石图书之富，甲于天下，许多重要的文物典籍在他手中成为潘氏的家藏之物。经过百余年的积累，潘家人不遗余力收藏的历代古籍、青铜器、书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万物盛极则衰，辉煌的顶峰后就是衰弱的开始。潘祖荫一直无后，弟弟潘祖年将自己的两个儿子过继给他，没想到两个孩子相继夭折。后来潘家后代潘承镜被过继给潘祖荫和潘祖年，成为两家的孙子。然而，潘祖荫似乎命中注定无后，潘承镜年纪轻轻就亡故了，只留下一个新婚才三个月的妻子潘达于，并没有子嗣。

潘家弟子在读书之余，最大的兴趣就是收藏。比如潘祖荫精通古籍整理和校勘，他收藏的金石图书之富，甲于天下，许多重要的文物典籍在他手中成为潘氏的家藏之物。

　　潘祖荫（1830～1890）清代官员、书法家、藏书家。字在钟，小字凤笙，号伯寅，亦号少棠、郑盦。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潘世恩孙。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近四十年。光绪间官至工部尚书。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有《攀古楼彝器图释》。辑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

　　人物关系

　　纠错

　　中文名

　　潘祖荫

　　国 籍

　　中国

　　出生日期

　　1830

　　逝世日期

　　1890

　　职 业

　　清代官员、书法家、藏书家

　　主要成就

　　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

　　1、潘崇。春秋楚成王时太师，助楚穆王继位有功，被穆王封为太师，兼掌上环列之尹。

　　2、潘 岳（247-300）：西晋文学家，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以文学才华及“美姿容”而著名。在文学方面，长于诗赋，文辞华靡，与陆机齐名，世称“潘陆”，并有成语“潘江陆海”可证。其《闲居赋》《悼亡诗》为世传颂，明人辑有《潘黄门集》。亦称为潘河阳、潘安。“貌比潘安”，是大家都懂得应用的一句话，用来形容姿容美好的男子。这位潘安，就是晋代的大才子潘岳。

　　3、潘 尼（约250-311）：西晋文学家，字正叔，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官至太常卿。与叔父潘岳以文学齐名，世称“两潘”。明人辑有《潘太常集》。

　　4、潘 美（925-991）:北宋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字仲询，大名（今属河北）人。宋初，从太祖平定叛臣李重进，率军灭南汉、南唐、北汉，其功居多。雍熙三年（986）北伐，“美独拔寰、朔、云、应等州”，因攻辽时指挥失当，致名将杨业被俘绝食而死。旋以业妻折太君劾，削秩三等。后加至同平章事（宰相）。卒年六十七,赠中书令，谥武惠。真宗咸平(999)二年，配飨太宗庙庭，追封郑王。

　　5、潘骞：为震公次子，即潘美之弟，字国英。其从兄征伐， 屡建大功，在开宝年间，被封为武威将军节度使，镇守江西九江，深受百姓拥戴。宋咸平二年被追封为晋平王。其立兄潘美之幼子惟文为嗣。（骞公40世孙潘朝法敬书）

　　6、潘大临 宋代诗人，字邠老，黄岗人。与弟大观皆以诗名。从苏轼、黄庭坚、张耒游，雅所推重，有《柯山集》。

　　7、潘 阆（？-1009）：宋诗人，字梦空，号逍遥子，大名（今属河北）人，官至滁州参军。诗风清浅而少雕琢，以五律居多，著有《逍遥集》。

　　8、潘 翼 宋代学乾，字雄飞，青田人。贯穿诸子百家，著九域赋、工古文，邑人登科者多出其门。王十朋自少从游，每叹不能竟其学。

　　9、潘季训（1521-1595）明代水利家，字时良，号印川，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曾以御史巡按广东，行均平里甲法。并曾四任总理河道，总结出一套治黄方法。有《两河管见》、《宸断大工录》、《河防一览》等。

　　10、潘平格（1610-1677）：明清之际思想家，字用微，浙江慈溪人。强调在日用实际上去求真理，提出“浑然一体”、“见在真心”的理论。著有《求仁录》。

　　11、潘柽章（1626-1663）：明清之际学者，字圣木，号力田，吴江（今江苏）人。著有《国史考异》，顾炎武推其精审。

　　12、潘 耒（1646-1708）：清初学者，字次耕，又字稼堂，吴江（今江苏）人。师事顾炎武，博涉经史及历算声韵之学，曾参与纂修《明史》。

　　13、潘奕隽：清初书画家，平生著述甚多。所著《丛三松堂集》，遍诵艺林。

　　14、潘恭寿：清初画家，其族第多人都是其时着名画家。

　　15、潘韬：清代将领，吴川人。乾隆中任闽浙督标水师营参将，守护台湾有功，官至南澳镇总兵。

　　16、潘仕成：清广东番禺人，字德畲。好藏书。道光间辑刊《海山仙馆丛书》，首开于古籍之外，兼刻西欧翻译诸书之例。鸦片战争时曾聘请法国专家仿造西洋战船，向清廷申报，未被接纳。

　　17、潘龄皋：清末进士。字锡九，河北安新人。历官甘肃布政使等。

　　18、潘光旦：（字仲昂，1899—1967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江苏省宝山罗店镇人。主要从事社会学、优生学、心理学的研究与教学劳动。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学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生物学、遗传学，获学士、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并讲授优生学、遗传学、家庭题目、心理学和进化论课程。1934年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系主任。1952年任中心民族学院研究部第三室主任。他是最早发觉家谱具有多元文化效用的大学者。他为了研究家谱，在住宅辟一室收藏家谱，静心研究，多日不出。有朋友说他喜欢读他姓家谱，而不修自己家谱，潘听了笑而不语，好事者送上槛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媚”。

　　19、潘世忠：（1889--1930）江苏青浦赵巷乡（今属上海市）人。中学结业后，以勤工俭学赴法国深造，在飞行学校学习。以技术优秀获得法兰西国际航空联合会证书。回国后，任航空学校教官，兼任学校工厂厂长。潜心研制种种类型飞机。以自制飞机作飞行演出，为航空界人士所折服，系我国第一个驾驶自制飞机的人。1915年，在南苑航校研究设计的航空炸弹获得成功。1917年张勋复辟时，驾机讨伐，迫其投降。1920年1月，被任命为航空厂厂长。后以脑伤致疾卒。

　　20、潘德明：1908年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少年时借居上海。是我国第一个以自行车和徒步形式进行环球旅行的旅行家，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青年亚细亚旅行团，行至越南时只剩他子然一身，但他坚持不懈，乃以7年的时间，历经40余国，1937年7月返回上海。于1976年逝世，终年68岁。他有6位子女，多为画家，大儿子潘薇生为大连人。

　　21、潘序伦：（1893-1985）：中国会计学家。江苏宜兴人。20年代，在上海开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建国后，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名誉校长。著译有《会计学》、《审计学》、《劳氏资本会计》等。

　　22、潘梓年：（1893-1972）：中国哲学家。江苏宜兴人。抗战时期，在南京开办“新华日报”，任社长近十年。建国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全国人大代表。

　　23、潘菽：（1897-1988）：中国心理学家。原名有年，曾用名淑，字水叔[菽]，江苏宜兴人。中国科学劳动者协会、九三学社主要首创人之一。建国后，曾任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心副主席。

　　24、潘汉年：（1906112-1977414）:江苏宜兴陆平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首创人和***之一。恒久领导敌区隐蔽斗争和统战劳动，功绩卓著。上海解放后任常务副市长等职，协助陈毅市长为改革旧上海做了大量劳动。1955年蒙冤关押达二十余载。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心《关于潘汉年同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确认“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员。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进献。”

咸丰八年、九年（1859年）是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的人生重大转折之年。

在此之前，左宗棠因为三次科举不利，虽有“再世诸葛亮”之才，也只能有实无名地委身湖南巡抚衙门，做一个屡建拱卫长沙之功，却始终没有正式官阶的“师爷”。

但即便做师爷，天资豪爽，圭角毕张的左宗棠也是睥睨一切的，在当时的湖南官场，自巡抚以下，即便是二品总兵，见到左宗棠，无一例外，都要规规矩矩地行礼请安。

除了这一份恃才傲物，左宗棠的骨子里还有晚清官场稀缺的忠介，自他以师爷身份步入官场，直到后来封爵拜相，其直烛巨奸，不顾身家，绝无附会的强人本色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

按理说，在讲究中庸圆滑之道的晚清官场，如左宗棠这样既傲，又刚，还正的“异类”，是很难出头的，即便出头，迟早也是要 掉的。但左宗棠却创造了一项奇迹，自从渡过咸丰 那一劫之后，他是否极泰来，一路开挂，几十年几乎未遭到掣肘。

何以至此呢？

晚清的官场老鬼太多，时局太艰难，朝廷确实需要他这么一位刚直霸道的人物，来制衡一些人物，横扫一些局面。

而说到左宗棠强势崛起的真正起点，也有一些“吉人自有天相”的味道。

据刘禹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载——“施城吴老人，年九十矣，幼时曾见樊公（永州镇总兵樊燮），其言曰：樊公谒见骆帅（湖南巡抚骆秉章），帅令谒左师爷，未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极而退，未几，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

照刘禹生的说法，左宗棠是因为樊燮藐视他，一怒之下脚踹了这位朝廷二品武官，之后又以刀笔弹劾樊燮，让他彻底卷铺盖，滚回了老家。

除了这一说，还有另一种说法，左宗棠没有脚踹樊燮，而是狠狠地给了对方一个大耳瓜子。

然而，让左师爷始料未及的是，受辱又丢官的樊燮并不是任人宰割之辈，之后他走湖广总督官文的门路，官文直接上奏咸丰，甚是狠毒辣地给左宗棠扣上了一顶“劣幕”的帽子。

在晚清官场，“劣幕”这一顶帽子是可以轻松要了左师爷性命的。

果然，咸丰看到官文的弹劾奏章，勃然大怒，他颁下谕旨给官文，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到一丝左宗棠是“劣幕”的实据，又或者将一些证据栽赃到左宗棠的头上，官文就可以直接叫他人头落地了。

如此说来，这阶段的左宗棠简直是小不忍，直要丢了性命。

当然，也有人说，左宗棠虽然孤傲蛮横，但官场险恶他还是懂得的，不至于因为这么一件小事鲁莽行事，他与樊燮之间的缠斗，不是因为樊燮没请安，而是因为樊燮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左宗棠看不惯以骆秉章的名义上了一道弹劾他的奏章，樊燮因此落马后怀恨在心，遂拿他师爷的身份，找茬子大做文章，想以此回敬一刀。

细细想来，左宗棠脚踹掌掴一说更接近民间对左大帅的传奇演绎，刚正师爷与作恶总兵互相弹劾一说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但不管怎么说，左宗棠在咸丰九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坎。

此坎其险恶，虽然未必会叫他人头落地，但从此在官场销声匿迹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晚清官场中的湘人集团对左宗棠展开了一场甚是有名的营救。

当时的晚清官场，湘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京城有人，地方有势的庞大集团。得知左宗棠有难后，湘人集团中实际地位不亚于曾国藩的胡林翼担负起了居中运筹的角色，在地方上他联合曾国藩伺机声援左宗棠，在京城，他及时和任职翰林院的郭嵩焘形成了联手。

营救左宗棠最漂亮的一步棋，是由郭嵩焘执子的。他以上等的鼻烟壶为礼，拉入值南书房的潘祖荫入局，请他出面给咸丰密上了一道保举左宗棠的奏章。

对晚清官场而言，这道奏折不仅有名，而且十分重要。

“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划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 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 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这一密保奏章，可谓是仗义执言，读来令人振聋发聩。

有此雄文开道，本就器重汉臣的肃顺接应而起，向咸丰大力进言，曾国藩、左宗棠皆是匡扶社稷之才，慎防不如重用。

那一时刻，恰逢清廷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社稷动荡，急需用人，咸丰终于放下对汉臣的戒心，将两江总督的大位实权交到了曾国藩手里。

对于左宗棠，当得知左宗棠已年近五十，咸丰最终表态，正是为国效力之际，如果才堪大用，当尽快用之，过几年精力也就衰了。

就这样，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亦赏识左宗棠之才，随后便让他在湖南招募五千人，自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年近五十，本是沙场征战的暮年，但左宗棠却从这里走向了后来的铁血辉煌，这一点不仅让国人赞叹，也让当时的外国人叹为观止。

然而，这段历史讲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许多人都知道“ 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很有名，但这句再造了晚清官场第一强人的名言，有多贵重？许多人并不清楚。

左宗棠一生鲜有送礼献财的时候，晚清即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物，进京过崇文门，都要按规矩交下一笔孝敬朝廷的过门费，但左宗棠却从不理会此等陋规，但为了感谢潘祖荫当初的那一句话，他却罕见地给对方送了一次重礼。

想来，那也是千里马对伯乐的一种重谢。

大盂鼎，道光年间从陕西眉县崩现而出，它是西周康王时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出土后便被贩卖到了文物市场。

岐山首富宋金鉴得知后，使重金把宝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不久即被岐山县令周庚盛以“私藏重器，有不轨之心”巧取豪夺了去。

周庚盛非爱名器之人，得到宝鼎后，他不久即转手，将这一稀世珍宝卖到了京城。

道光三十年，宋金鉴上京赴考，得中翰林，之后他寻遍京城古玩店，最终与宝鼎重逢，花了三千两白银将之重购回来，并运回了岐山老家。

同治年间，宋家交道衰落，宋家后人宋允寿将宝鼎运往西安，当时在左宗棠府中做幕僚的袁保恒（袁世凯叔父）得见这一宝物后，花了七百两白银购买下来，然后送给了酷爱古物的左宗棠。

得到这尊青铜宝鼎后，左宗棠想起了痴迷青铜器的昔日伯乐恩人潘祖荫。然而，当左宗棠有意要将这尊宝鼎转赠潘祖荫的时候，这位晚清的大藏家却怀疑此鼎为赝品，迟迟不愿收下。

到了同治十三年，藩祖荫终于知晓宝鼎乃稀世珍宝，于是接连给左宗棠写信，急催直要，得鼎心情之切，可见一斑。左宗棠得信，没有犹豫，连忙花重金运费三千两白银将宝鼎送进了京城潘祖荫府邸。

藩祖荫得到大盂宝鼎后，延请金石名家王石经篆刻了两方印，一方为“伯寅宝藏第一”，另一方为“南公鼎斋”，可见其珍爱之心。

只是，动荡乱世，私家珍藏大盂鼎这一稀世国宝谈何容易！从随后近一百年的沧桑变迁看，潘祖荫的后人没有辜负先辈间的历史佳话。

藩祖荫没有子嗣，从其弟潘祖年那里过继来的两个儿子也相继早夭了，这等于潘氏兄弟后来都没有儿子。自潘祖荫离世后，其弟潘祖年便将兄长所藏的文物运回了苏州老家，有一段时间，大盂鼎被供方在潘家大院的厅堂上，被视为传家之宝。

潘祖年活着的时候，对家藏宝物把持极严，定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然而潘家的香火实在不旺，潘祖年故去时，他的孙子也早已病故，因而看护家藏宝物的重任最后落在了潘家孙媳妇潘达于的肩上。

让潘家先辈欣慰的是，小女子潘达于虽没读过多少书，但知大义，有担当。民国初年，英国人获知潘家藏有国宝，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购宝鼎，出价高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潘达于不为所动。

抗战时期，苏州沦陷时，为防国宝落入日本人的魔掌，潘达于带领潘家族侄在二进院的堂屋里挖了耗时几天几夜的深坑，之后将宝鼎埋在地下，之后又将堂屋恢复成原样。后来，日本人曾到潘家宅院掘地三尺，但没有料到潘家的藏宝坑在堂屋里，终未获得。

转眼到了1951年。

潘家后人见人民 极为重视文物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 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另一潘家珍藏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并希望将两件宝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7月26日，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国宝大盂鼎从此得以重见天日，并在1952年年藏入了新建成的上海博物馆。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更在之后成了中国禁止出境的64件国宝级文物之一。

晚清脊梁左公，若是泉下有知，当为大盂鼎的最终归宿，今日的盛世中国感到欣慰。

（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咸丰(89)晚清(21)左宗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