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里有人姓左。在《百家姓》中名列187名，人口很多，有出自官和国名，或者出自姜姓、出自他族改姓而来，而据《姓考》及《吕览》所载，古有左国，以国为氏。历史上的左姓名人也有很多：左延庆、左雄、左慈、左思、左丘明、左宗棠、左宝贵等等，不胜枚举。左姓宗祠有一四言通用联“作春秋传；成蹇谔名”，上联典指春秋时史学家左丘明，下联典指东汉涅阳人左雄去学校学习

正规的厨师学校，拥有一套系统化的培训模式，学校除了要拥有现代化硬件设备外，还要采用劳动部门要求的规范教材，聘请国内外行业认可的从业人员进行授课，配合规范系统的教学课程安排，只有这样，学员技能学会才能得到充分保障，这是其他任何培训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

“师傅带徒弟”的学习模式，学员的学习过程是非常不正规且非系统学习，师傅要在时间、心情、工作的实际需求等多方面达到统一的时候，会传授徒弟少许的烹饪技能，另外，好厨师不等于好教师，会“教”才是关键，酒店里技术好的师傅很多，但厨师学校的老师不仅有技术，更受过教育学、心理学培训，更懂如何“教”。

专业厨师培训学校以培养专业复合型厨师人才为办学目的，与酒店内“师傅带徒弟”不一样，学校不但要培养学生的厨艺，更重视学员的厨政管理能力与厨德的培养，学校会聘请国内外知名餐饮机构从业人员对学员进行厨政管理培训。

由于酒店运营以营利为目的的特殊因素，酒店聘请厨师是服务于客人，而不是服务于徒弟。在一般的酒店，由于运营的需要，师傅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单独悉心教授“徒弟们”的，这就导致了“徒弟们”的学习效率非常低。与此同时，酒店既然让你拜师学艺，酒店就不会让你闲着，“免费劳动力”怎么会不用，但又因为由于技术不到位，酒店老板又不会让你上灶，打杂便成了主要工作。所以95%以上的学徒者，至少是从业三年后，才开始接触最基本的烹饪知识。

对于专业的厨师人才培训院校，是以培养实用型技能人才为目标，师资队伍素质建设便成为职业培训院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同样在成都新东方烹饪学校，学校实操大师全部都由川菜名厨、大师、酒店行政总厨、厨师长执教。正所谓，每一个大师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而学校就是博采众家之所长汇一家之气。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接受“师傅带徒弟”培养模式的学习者无疑只能接受“一家之言”，失去了与更多厨艺大师的学习与交流的机会，对于自身的成长与发展有抑制作用。

无论学习什么技能，大家都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能就业？是否好就业？事实上，职业培训就是就业培训。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般三星级以上的酒店是不会让主厨带徒弟学习的，只有小型的餐馆才能允许带徒弟，即便有朝一日“学成出师”，除了有人情世故的牵绊外，想要跳槽也是非常难的，即便有幸进入高级酒店，而与专业厨师院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对于众多没有烹饪技术的学员而言，在初学期间，基本功的学习与反复的实操练习是非常重要的，在专业厨师院校学习的最大优势就是，不但有充裕的反复练习的时间与机会，学校还会提供实操教室、油、肉、蔬菜等练习食材，而这些在酒店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老板不是老师，同事不是同学。在学校学习的第二大优势就是，学校营造起来的良好的学习氛围，学员可以在比、学、赶、帮、超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学习兴趣，激发学习潜力。

众所周知，在酒店拜师学艺给后厨“打杂”不可避免。行业间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第一年服务员，什么都接触不到，如果老板心思坏，说不定第二年你还在这个位置。第二年，传菜员，老板会说很多大话，什么要学技术必须每一样都搞懂，有助于你以后发展什么的。第三年，才是配菜的，这算是你学厨师练基本功的开始，也开始进入到门道了。第四年，切配。这个时候你可以好好练刀工。第五年才是跟师傅学炒菜，但是上灶也很少。而在学校学习，按照课程安排，会保障一天八小时的学习时间，并且每天都会有“一人一灶”，亲自上灶的实操练习。在酒店打杂除了清洗、切配等打杂工作外，真正的学习时间应该是每天不足一小时，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学习效率。

日本天皇没有姓氏，因为他们认为皇帝是不是神人。使用（敬）的方式，如日本 日本皇室门牌号码+姓名，王储的女儿叫“恭王国王内心的爱子”皇廷宫号，是爱子的名字，在王子（公主）的称号。他的父亲叫“浩宫德仁”。何宫宫德仁号为名称。是“继宫明仁”3793

为了完整性，将前一部分合在一起。

　　句读：

　　吾孙氏族谱，尊六公为始祖。自吾高祖勒石南茔始，六公也。后闻瑄弟家有传祖影图一轴，禧请观之。非轴矣，仅存幅，旧绢耳。想绢底原托一纸，纸去而字之在绢者，模糊难辨。禧不胜叹曰，此宜公之也，损坏则修补之；不修补而损坏至此，今欲考辨已莫从矣。一日，语枢弟。枢曰：“吾家有重庆兄录其真者。”禧不胜喜。寻得，见中为一世祖，大公递而叙之，列于左右，以至九世。其间，祖妣讳氏，有全存者，有半存者，有缺焉无存及画之以圈者。噫！是录也。虽有世次，然而支派漫无可考，又可胜叹哉！及阅四世，右列六公解氏；五世右列士忠，其氏姓则缺然。质之南茔碑记，六公解氏，子士忠宫氏无疑矣。士忠生子二，长积于氏，次建程氏，载于碑记者，历历分明。所宜列旧影六世右，乃六世未列，而列于七世左者，何也？至七世与八世、九世，列有百余名，而旧影、今谱再未相同一名氏，何也？且……

　　释文：

　　我孙家族谱，尊六公为（孙家的）始祖。自从咱先祖有墓碑刻字记载开始，就是六公了。后来听说瑄弟家里有祖传下来的先祖的一轴画像，我（名叫“禧”）请来观看。但已经不是画轴了，仅存画幅，剩下旧绢而已。料想绢底儿上面原本托有一层宣纸，纸没了而渗留在绢底儿上的字迹，模糊难辨。我不胜感叹：此物应当为孙家公有，损坏了就及时修补；因没有及时修补而损坏成这样，现在想考辨都无从下手了。有一天，（将此事）说给枢弟听，枢弟说：“我家有重庆兄抄录的真迹。”我非常高兴。找来一看，见中间是一世祖，太公们（列祖列宗）顺着次序，排列在左右，直到第九世。其中，女性祖先的姓氏名讳，有全的，有半存的，有完全缺少只是画一个圈儿的。啊，这就是关于旧画像的记录了！（图像中）虽然有世代的顺序，然而支派繁杂无从考证，又怎能让人不感叹啊！看到（图像中）第四世，右边列出的是六公妻子解氏；第五世右边列的是士忠，但（妻子）的姓氏则缺少了。对照南茔的墓碑文字，六公（娶的是）解氏，儿子士忠（娶的是）宫氏无疑了。士忠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娶于氏，次子立程氏，记载在碑刻中，十分清楚。应该列在旧图的六世右边，但六世没有列，而列在七世的左边，为什么呢？到七、八、九世，列有百余个人，而旧图与当时的族谱记载再也没有一个名、姓相同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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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读音作bǎo(ㄅㄠˇ)，亦可读作pù(ㄆㄨ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西汉朝时期官员宝室令，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西汉时期，王朝为管理内宫，设有专门的处所，起先负责为宫中女子有病就室治疗，称“宝室”，后逐渐演变成掌管皇后、贵人获罪而囚禁之所，称“暴室”。设有宝室令(暴室令)一人，隶属于光禄勋管辖，官秩六百石，位七品。

宝室令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位姓氏者，称宝氏，读音作pù(ㄆㄨˋ)。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东汉朝时期官员宝室丞，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东汉时期，宫中有专门的布帛印染晾晒之处所，称曝室，实际上就是染坊，设有掌管官吏一员，称曝室丞，后仿照西汉时期宫内定制，也将有罪的后妃囚禁于曝室，故而曝室又成为宫内附设的监狱，由于多关押的是贵人、嫔妃，因此又称为宝室。宝室丞多由君王亲信的宦官担任。

宝室丞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位姓氏者，称宝氏，读音作pù(ㄆㄨˋ)。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宋朝时期孔子后裔，属于以为氏。

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字子庄，宋仁宗赵祯宝元二年(公元1038年)封为文宣公兼知县事，宋至和二年(公元1054年)改封衍圣公。自其起始有“衍圣公”之尊称，其庶支后裔中有因以先祖为官之年号“宝元”为姓氏者，称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第三个渊源：源于 ，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中的宝氏，出自经名首音的汉译音祸谐音。

在元朝时期，就有三位名同人不同的“宝合丁”，此外还有“宝合丁刺只”、“宝童”、“宝哥”等。清朝时期，在云南的 起义军中也有一位将领名叫宝文明。

宝氏 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和云南省，读音作bǎo(ㄅㄠˇ)。

第四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宋、元时期成吉思汗的后代，属于以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

①蒙古族卓索图盟(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宝氏，源出成吉思汗二弟合撒儿之后，属于“黄金家族”的孛儿只斤氏后裔，取氏族名称词首为姓氏。蒙古族宝氏原居内蒙古呼和浩特，后来迁到土默特右旗、辽宁朝阳县大平房、东大道等乡镇及其周边区域。在古代，由于等级要求森严，宝氏家族的台吉(贵族)只能和扎萨克(旗长)家族联姻。蒙古族孛尔只斤氏，今冠汉姓为鲍氏、包氏、宝氏、博氏、奇氏、罗氏、波氏等，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孛尔只斤”在古突厥语中意为“蓝眼睛的人”。

②蒙古族宝勒格沁氏，源于金国时期博勒和氏，亦称宝里吉特氏，世居喀喇沁(今内蒙古喀喇沁旗)。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称Boorigit Hala。所冠汉姓有宝氏、暴氏、包氏，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③蒙古族宝古氏，亦称宝济氏、包多机根氏，世居科尔沁(今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地区)。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Boogi Hala。后冠有汉姓宝氏、鹿氏者，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④蒙古族失宝赤氏，亦称实宝禅氏，世居哈喇乌苏齐巴汉台(今新疆塔城地区)。后满族有引为姓氏者，满语为Siboocan Hala。所冠汉姓有宝氏、宫氏、龚氏，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⑤蒙古族宝日努德氏，所冠汉姓有宝氏、吴氏，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第五个渊源：源于改姓，出自明朝洪武年间官员于宝，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该支宝氏，源于明朝洪武年间，钱塘人于宝奉命到云南腾冲地区征粮，恰逢兵变，粮薄丢失，为避祸而弃官流落迤西云南县，即现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以名为姓易为宝氏，后逐渐繁衍发展，遂成西南地区的大族。

现其后人在祥云、龙陵、腾冲、芒市、缅甸等地，其家谱记载该支宝氏目前在世族人约三千余，专设有家会统管祭祀，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第六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清之际女真族保佳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保佳氏，亦称鲍佳氏，满语为Boogiya Hala，世居安楚拉库(今吉林安图松花江上游二道河一带)。所冠汉姓有鲍氏、宝氏、包氏，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二分布：

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土默特右旗，辽宁省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市大平房与东大道等乡镇，河南省的焦作市，云南省的腾冲县红豆树村、大理州祥云县，保山地区昌宁县、潞江、滇西各县市，河北省沧州市大楮村，北京市、台湾省台北市、香港特别行政区，缅甸王国的瓦城、木姐、腊戌、佤邦等地，均有宝氏族人分布。

三家乘谱牒：

土默特右旗宝氏家谱，著者待考(德力格)，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蒙文手抄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朝阳县大平房镇八棱观村宝广文家。注：当时立《宝氏家谱》时为兄弟四人，其中的世系代数不是目前蒙古族宝氏家族所统计的二十四代。《宝氏家谱》中记载族人的爵位大都是台吉(贵族)，其中有二级台吉、三级台吉、四级台吉。在《宝氏家谱》中，族人中喇嘛的数量很少。

四历史名人：

宝力道：（公元1932～今），浙江东阳人。著名现代教育家。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一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曾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社会 有南京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南京作家协会主席、南京文联名誉主席、江苏大众文学学会会长、省鲁迅学会会长、省作协理事、中国马列主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三江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等。以文艺美学现当代文艺思潮的研究见长。

著有《鲁迅的思想和艺术新论》、《艺术与人学》、《文学初步》、《马思列斯文艺论著选诗》、《马列文苡经百题》、《鲁迅－中国文化革命主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和《世界学术名著导引丛书》等。

专论有《艺术规律与“人学”》、《文艺编至论》、《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论文学的人性、人道主义和阶级性》、《论文艺理论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和《世纪之交文艺理论的思 》等三百余篇。

曾多次获省市级、国家级优秀著作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其文学教学和研究受到同行专家认可，《论文艺学家－包忠文》等专论多篇对其学术人格、科研贡献作了较切实的评价。

宝　声：（公元1941～今），北京人。著名现代画家。

文化部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中国书画艺术委员会委员。196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从师卫天霖、李瑞年、吴冠中、白雪石等前辈。

系香港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翰墨书画院院士、河南中原书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传略入选香港出版《世界名人录》第四卷十二页。传略入选香港出版《世界艺术家名人录》首卷。作品《八仙图》获香港第二届“世界华人艺术大奖”作品《八仙过海》被 收藏。四十米长卷作品《五百罗汉图》发表在人民日报主办市场报。

作品《十八罗汉图》入选山东莱阳编《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书画家》画册、山东莱阳编《世界传世名画法书鉴赏》画册、山东烟台编《亚洲艺坛名流》画册。

作品《八仙过海》入选北京编《20世纪中国著名美术书法家作品拍卖库》画册。

作品《张颠疾书图》获河南“画圣杯奖”。

作品《柏柿如意》参加98海峡两岸名人名家书画展，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作品《年年有鱼》参加97北京赴香港庆回归展。

作品《福禄寿》发表在大型画报“中华英才”专版介绍。

作品《孔子像》入选山东曲阜纪念孔子诞生2550年书画大展画册、入武汉编《世界东方文人书画家全集》画册、入选四川编《当代中国书画名家精典》画册、获河南“东方杯”诗书画印精品大奖赛二等奖，入选《中国东方艺术家》画册。

作品《贾岛觅句图》入选文化部编《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大典》

传略入选中国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编《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入选《中外名人辞典》、《中国当代创业美术》、《中外名星辞典》

宝　音：（公元1954～今），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

内蒙古呼和浩特玉泉区长和廊街道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呼和浩特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1970年12月—1978年9月在呼和浩特市农机厂工作，1978年9月～1987年12月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学校工作，1987年12月～1991年3月在玉泉区长和廊办事处工作，1988年9月任副书记，1991年3月～1994年9月任玉泉区五车路街道党委副书记，1994年9月至今任现职。

工作数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脚踏实地，具有较强的领导协调能力、任职以来，始终把经济工作，社区服务等项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克服了资金不足的困难，采取挂靠，联办等形式，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指导。

1997年参与创建的“人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上缴税金达3万余元。在抓办事处企业的同时，注重发挥居委会主任的积极性，采取“四三三”、“三三三”等政策，使居委会都建起了自己的经济实体。积极支持兴建各种商点，启动扶困早市，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97、1998年税收任务连续超额完成，积极开展社区文化建设，大庆期间成功地承办了大召庙会，为民俗文化的发展、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98年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改善了办公条件，由原来的平房，改善为现在的400多平方米的楼房。

宝　泉：（公元1958～今），蒙古族，内蒙古奈曼旗人。著名地方公务员。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民政局局长，锡林浩特市人大代表。

1975年9月～1978年3月在巴盟中旗当知青；1978年3月～1980年1月在内蒙古象专学习；1980年1月～1994年8月在锡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校、内蒙古党校学习，锡市人大常委会工作；1994年8月至今在锡市民政局工作。

宝　泉：（公元1959～今），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著名机电工程师。

库伦旗力元水泥有限公司生料车间主任，助理工程师。

1979年参加工作，历任库伦旗第一水泥厂电工车间主任、机电科科长、生产科科长。

自参加工作以来，始终致力于机电设备的研究，他的一些小改小革不断被应用到生产中，为节能降耗、增产增效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他的时英钟计量熟料准确度较高，磨机强力通风，合理机配提高了台时产量l5吨，节电12度，年节约资金约三万元。

宝国枝：（公元1960～今），蒙古族，女；辽宁阜新人。

化德县石油公司员工，化德县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1976年7月～8月在化德县朝阳乡新富村下乡；1976年8月～1980年5月在化德县百货公司上班；1980年5月～1997年11月在化德县石油公司工作；1997年11月至今下岗待业。

1976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新富村，粮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同吃同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增长了知识，被社员称赞为上山下乡的好青年。在百货公司工作期间，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待顾客像对待亲人一样，热情、服务、周到，被公司评为优秀班组长。

在石油公司工作期间，历任审计员、会计员、团委书记，对工作尽心尽职，配合有关单位做好该公司的审计工作，给领导当好参谋，带领青年团员，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被该公司和盟公司评为优秀先进工作者。

宝福凯：（公元1963～今），云南腾冲人。著名医学微生物学专家。

宝福凯， 1962年4月生，教授，研究生学历，硕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3年博士后研究经历。1985年昆明医学院医学系本科毕业，1987年研究生毕业，2002年11月-2005年12月在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学习和科学研究工作。现任昆明医学院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教研室主任、病原生物学学科带头人，昆明医学院实验动物质量检测站技术负责人、微生物检测室主任。系美国微生物学会(ASM)、美国纽约科学院（NYAS）、美国螺旋体研究会会员，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免疫学会会员。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做出显著成绩。主要研究方向：（1）蜱传虫媒病原体和蜱传虫媒传染病（tick-borne pathogens and tick-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的病原学、免疫学与分子生物学；（2）结核病病原学、免疫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主要成员参加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美国NIH项目4项、云南省计划项目1项、重点项目1项，主持或参与过多项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教育厅基金项目的研究。至今发表论文及综述50多篇，其中国际权威杂志《Nature》1篇，《Cell》1篇，《J Exp Med》1篇，《J Infect Dis》1篇；SCI收录8篇，影响因子累计达826；获发明专利1项（排名第二）；参编本科教材、专著3部。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