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姓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第41个姓氏，常见于两广及华北地区。目前苏姓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046%，总人口约580万。

苏的名字和图腾：

苏，即紫苏，叶称贵人。苏的本义是种草。紫苏是唇形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它的茎是方形的，叶子在两边，或背部略带紫色，夏天开红色或淡红色的花。茎，叶和种子可入药，它们的嫩叶可用于调味，种子叶可用于榨油。苏族要以苏曹为原始图腾，苏曹的形状是其族徽和族名，居住的地方叫苏，建造的城堡叫苏夷，最终发展为国和姓。

苏姓的起源与演变：

苏氏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姓氏。颛顼的儿子叫老童，是老童的儿子，老童的儿子李、在时代先后担任朱荣的家眷。武辉之子吕仲，吕仲有六个儿子，后来发展成六大部落，有六个姓氏。吕仲的长子范，是他自己的姓氏，居住在昆吾，即现在山西运城东北的安邑镇，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昆吾部落，历史上称为昆吾氏。

夏朝中期，约公元前1800年，怀帝封为昆吾氏后裔，今河南辉县以西苏陵苏氏。有以苏草为图腾的苏氏，苏草就是紫苏，是一种中草药。李肃两代，商朝末年，苏国灭亡，百姓以苏为氏，苏人四散。一群苏族人向东迁移到姑苏，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一条往北到西野苏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临漳县西部。在灭商后，北方的一批苏仁人继续北上，到了后，又到了万县西南的苏。留在苏陵的苏族人投降了周朝。首领苏奋生以牧民的身份入朝，被封于苏，都城为文，即今河南文县。公元前650年春秋，蜀国灭于狄。苏芬生，第一个有名的苏姓，被后人祭为苏姓始祖。吉苏这个姓氏至少有3800年的历史了。苏姓之一，南迁湖南眉山，成为眉山人。到了宋初，它又进一步南移，与土著混杂在一起。其中一部分成为瑶族先民，大部分成为湘粤桂汉族苏氏。

外源基因的整合：

第二个来自外地家庭，改姓。秦汉以后，北方部落逐渐强大，向南扩张。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连年不断，中原政权更迭频繁，北方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中原人民南迁东进，北方汉族开始大量融入外来基因。加入苏姓集团的外族主要有汉晋辽东乌桓部苏姓、南北朝北魏鲜卑族巴勒族、北宋西夏党项苏姓、金代女真族苏姓等。直到清朝，满洲八旗的民族，如伊勒里族、苏加族、苏杜里族、苏加族等，都改成了苏晗姓。这些少数民族长期与汉族杂居，逐渐同化为当地的苏姓汉族。

历史上苏姓的分布与迁徙：

先秦时期，苏主要活动于河南、河北一带，战国时期，一路南迁湖北、湖南，一路西迁陕西。秦汉时期，苏姓已东传，迁至山东，陕西西部的苏姓已发展为贵族世家。晋代时，苏姓已见于东南的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和南方的广东。唐朝时期

明朝时期，苏姓约有37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4%，是明朝第六十四大姓氏。宋元明六百年，全国人口增长率20%，苏姓人口负增长，比宋朝少9万人。广西是苏姓第一大省，约占苏姓总人口的19%。在中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广西、福建、山东、广东，苏姓约占苏姓总人口的50%，其次是江西、安徽、浙江、河北、江苏、山西，苏姓集中35%。南方苏姓在这600年间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宋代苏姓大省四川的人口在明代急剧下降。宋元明六百多年来，苏姓的总体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主要从北方向东南、从西部向南方迁移。全国重新形成了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和山东北部两大苏姓人口聚居区。

当代苏姓的分布与图谱：

苏姓当代人口580多万，居全国第41位，约占全国人口的046%。自宋代以来，苏姓人口增长率在1000年间一直呈形。目前在我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河南三省，约占苏总人口的38%。其次是广西、山东、河北、四川和台湾省，这五个省的苏姓占25%。广东拥有15%的苏姓人口，是苏姓人口第一大省。全国形成了南方的闽台、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和西部的四川三个苏姓集中分布区。

苏姓分布在广东、琼桂、闽台、云南大部、湖南南部、江西浙江、四川南部、陕西、宁夏、甘肃大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北部。苏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054%以上，其中中心区占13%以上。上述地区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33%，居住着约44%的苏姓人。在云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四川大部、重庆、贵州、湖南和江西、浙江南部、青海东部、河南和湖北、山东大部、山西、河北、京津、安徽北部、江苏北部、辽宁、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和新疆西北部，苏姓在当地人口中的分布比例为036%-054%，其覆盖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324%，居住人口约45人。

苏姓传统文化；

王和堂的苏姓郡县主要有功夫、扶风、河内、武义、蓝田、洛阳等。苏氏姓氏有武功、扶风、蓝田、洛阳、鲁山、鲁山等。“马山”的堂名名叫苏东坡，是宋代有名的。苏东坡，四川马山人，与父亲苏洵、哥哥苏辙同为著名文学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东坡父子称“三苏”，《三苏文集》传世。

苏姓的重要对联有五幅，如下：

锥形刺；为忠诚而战。

相互之间的争论；五教五诵。

山中三杰；沧浪亭。

武源苦竹；传颂世代功德，铭记庐山。

雪飞花，反映中郎节；《金莲绚烂》，惠学士随笔。

《家训》格言苏宣，唐代著名人物。他经常用自己做人的经验告诫儿子。他认为天下人不可能都是贤愚之辈，只有靠自己的才能立足于世，他主张先量后练。他认为儿子苏祥有宰相的才能，就按照宰相的标准劝谏他。他要求儿子在重大事件面前打破大义，沉着应对；尊儒守制；“不要和人太亲近”；“勤于思考，不要因小事而疏于控制”，“钱不要太多”，“钱多则伤义”；“远方的妻子们，请检查你们的孩子

苏姓是一个彪炳史册的古老姓氏，人才辈出。历史上注明的苏姓人物有：战国纵横家苏秦、西汉名臣苏武；东汉冀州刺史张苏；东晋名臣苏君；北魏和西魏大臣苏绰；隋朝大将苏维；唐朝将军苏，诗人苏元明，五位姓苏的宰相：苏良思、苏为道、苏辙；北宋文学家、画家苏轼，散文家苏洵、苏辙，文学家苏果，诗人苏舜钦，天文学家、药剂师苏颂；南宋画家苏汉臣；元朝名臣苏天爵；明代篆刻家苏宣；清末年军将军苏天福；项将军；苏，中华民国早期***；当代化学工程师苏，流行病学家苏德龙。

苏姓血型：

苏族人的血型分布如下：O型占354%，A型占284%，B型占279%，AB型占83%。

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朝的臣属民族，随着金朝的逐渐衰落，蒙古的势力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朝政权的统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国。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扩张其疆域，1217年灭亡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7年又灭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对西夏的远征中病逝。蒙古军队的对外战争具有征服性质，为了减少蒙古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的进度，蒙古军队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了残酷而野蛮的政策。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区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杀和奴役，无数财产被掠夺损毁。战争的结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阔、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影响力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基本实现了世界一统、天下大同的格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元朝的建立

蒙古帝国可汗蒙哥于1259年在四川驾崩，享年52岁。其四弟忽必烈与七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阿速台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会自称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设立中书省，总管国家政务。1260年5月，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法令，并建元中统。由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自行集会称汗，并且推行汉法，明显违背了蒙古传统，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统派的强烈不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四年的汗位战争。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定为一尊，但他推行的“行汉法”主张却造成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结果导致其他几个蒙古汗国纷纷敌对，忽必烈的政权遂只包括“中国”（并非完全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与蒙古高原地区，从此蒙古帝国不复存在。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这是蒙古帝国政权由世界性大一统帝国转为中原王朝的分水岭，蒙古政权之前对中原地区推行的是极具游牧性质的掠夺式统治，中原地区仅是其属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时才转型为以中国为主要占领地的王朝，且在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现，故“大元”的建立应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刘秉忠规划下，建都于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虏6岁的宋恭帝及谢太皇太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陆秀夫背着9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中国（南宋）灭亡。

之后，元军曾进攻过周边一些地区，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试图征服日本的战争最为著名，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造成元军失败的最大原因。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原因。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为忽必烈建造战舰的高丽人有意建造和设计质量极其低劣的船只是导致忽必烈的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编辑本段]科学文化

元朝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较高的成就。天文学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位，数学、医学也都在世界先进之列,科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修订新历法，经4年时间制订出《授时历》，通行360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他还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其后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再加上济州河、会通河等其它几项重大工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碰撞，曾经激起过无数绚丽的火花，为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间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西辽、金朝、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元朝不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而且还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德里苏丹国、波兰、匈牙利、罗斯公国、英格兰、法兰西、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元上都文化的多元化和繁荣

上都，又称上京、滦京，地处中原与漠北的交界处。上都是蒙元帝国继哈刺和林之后建立的第二个都城，也是标志着蒙元帝国走向辉煌的历史名城。

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为了对刑州、河南、陕西关中等地进行治理，忽必烈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州、抚州一带，在滦河上游的冲击平原——金莲川广招天下名士，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形成了忽必烈总理中原军国事务兼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库、智囊团。确立了崇尚懦学的王道思想，兴复“文治”，以“实天下太平之基”。

1256年，忽必烈奉蒙哥汗旨，命刘秉忠“于岭北滦河之阳，筑城堡，营宫室”。北依龙岗，南临滦河，放眼金莲川，1259年建成开平城。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开平升为府，一跃为夏都，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1263年扩建开平府正式加号为上都，设上都总管府。当时的北平称作燕京，1264年改为中都，八年后改为大都。

上都是蒙元大帝国走向全盛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忽必烈大汗的潜藩时期的领地，是成就元王朝帝王大业的发祥地。元世祖忽必烈继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之大成，马上打天下，马下治臣民，文韬武略，多有建树。三代相继，成为蒙元帝国的全盛期。

大元帝国先后有六个皇帝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元王朝中期以来，发生的“南坡之变”、 “两都之战”、 “上都兵变” 等宫廷斗争和流血冲突，都证明了上都极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地位。

大元帝国的广袤的地域和稳定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和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外国使者、传教土、商人、游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见，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王恽《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126t年)，发郎国(欧洲)使者曾到开平朝见忽必烈， “献卉服诸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同年高丽王王植也派王子率高丽参知事李藏用等18人抵卉平。庞德四年(1300年)缅国木连城首领阿散哥遣其弟者苏率91人的使团来中国。元成宗在元上都召见者苏。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的使者马黎诺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顺帝召见。

上都常有阿拉失、波斯、突厥等商人往来，被称为“色目商贾”或“回回商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兄弟带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极高的礼遇。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详细记述了上都的宫殿、寺院、宫廷礼仪、民情风俗，向世界介绍了上都，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国外的科学家也来到上都工作，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波斯科学家扎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任筹建天文台，至元八年(1271年)， 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称北司天文台)。忽必烈汗赐封扎马刺丁为提点，为元王朝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长。扎马刺丁研制子多种大型天文仪器，并制定了“万年历”。曾任北司天文台少监的冯天章及著名科学家郭守敬都曾受到扎马刺丁的影响。

上都城有着众多的佛寺、道宫、回回寺和文庙。除了蒙古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很活跃．著名的两次佛道两次大辩论影响深远。佛道两家争辩，由朝庭下旨组织辩析．两家相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 第一次，1255年在漠北哈刺和林，佛教代表少林寺长老福裕驳倒了全真教派的首领李志常。第二次1258年“蒙哥委托忽必烈在开平召集汉地佛道两教代表人物进行第二次辩论。参加辩论的佛教僧侣300多人，道士200多人，达官显贵和儒士200多人，吐蕃(土波) 人班弥恒、八思巴作为统领释教的帝师和克什米尔僧人那摩等宗教首领也参加了辩论大会。各抒己见，不同思想文化争鸣，轰动朝野。

上都由于是蒙元政治文化中心，又在世界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行着多种语言文字。官方通用蒙古文，其文字有畏兀字和八思巴新字。有汉文、藏文和亦思替非(古伊朗波斯)文。

孔庙、八思巴帝师寺地位崇高。懦学、蒙古字学、医学、天文学都很兴盛。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在上都即大汗皇位。即位诏书大讲“文治”．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 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中统二年(1261年)世祖皇帝向全国颁发了一道诏书， “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有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至元四年(1267年)拨巨款重建孔庙。至顺二年(1331年)和

至元二年(1336年)两次颁发诏令，向上都孔庙赐碑。

有庙即有学。孔庙得到尊崇，儒学也广为传播。中华文化三大传统，懦、道、佛都有了深入发展。懦家思想核心是“仁”， “仁爱”。崇尚道德．道家以自然为法， “道法自然”，崇尚无为的自然主义，主张“天人合一”，佛家从“解脱”坐标观照人生，信奉“无常故苦”的价值判断，为人们提供了解脱方法和途径的精神依托。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人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三家融合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切。二是对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三是重视心性修养。儒、道、佛得深入阐释和东西方多种宗教与学说的广泛发展都说明了蒙元文化的多元化与繁荣。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蒙元时期文化和多元性和广收兼容有着显著的特点，这是和贯通欧亚的广袤疆域与文化大视野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大融合相一致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中华文化也正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基础形成的。

令世人瞩目的是在元王朝近百年的发展中，文化艺术特别是元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元杂剧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多种词曲和技艺的发展成果，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在中华文化史上与唐诗、宋词相媲美。著名的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成为名传千古之人。 《窦娥冤》、 《西厢记》等一大批佳作，在戏剧和文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对后来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杂剧留存下来的作品有150种左右，成为人类戏剧和文学艺术的瑰宝。

诗歌、书画也有了高水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书画和诗歌大家。赵孟頫书法师承王羲之。圆转遒丽，人称赵体。诗画俱佳。元好问多有传世之作，是有名的诗人和诗评家。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华大文化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的广袤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宽广的内涵。中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交汇，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的时空。上都作为元王朝的夏都和蒙古大汗的发祥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与大都相比，上都视为“蒙古人的故土”。与大都相比，同样作为蒙元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上都文化更多体出了蒙古文化的本色。多了萨满教、质孙宴、马奶宴、白翎雀歌舞，品茗芍药等草原特色。元世祖忽必烈潜藩之际即在上都所在的金莲川建立幕府，为元王朝的建立作了思想、文化、理论、人才等多方面的准备。从36岁的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苦心经营十年，46岁时(1260年)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道国学古录》卷十)上都距原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哈刺和林较近，是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对联络、控制拥有强大势力的漠北蒙古宗亲贵族，在政治、军事上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化上同样成为蒙古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是融汇蒙古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集大成之地，是蒙元时期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说，上都文化是蒙元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蒙古文化高度发展，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历史性的高度。作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强国，也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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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太湖葛氏字辈：“绳其维孝友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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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乡葛氏字辈：“山玉春必泰永臣开国贤兰贵京大华紫伦登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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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岳阳葛氏字辈：“贤堂方正大起先摩”。

湖南临澧葛氏一支字辈：“正大光明启祖志定”。

湖南临澧葛氏一支字辈：“正大光明启祖德贤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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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监利、洪湖、湖南兰庭葛氏字辈：“正大光明齐承先绪”。

湖北葛氏一支字辈：“先列文章永存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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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枣阳葛氏字辈：“万金玉文治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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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武威、天津葛氏字辈：“兴天生明元基”。

甘肃永登葛氏字辈：“景同延春正祖德永世明”。

浙江义乌葛氏字辈：“千万继承英明光道谊诚敬宗文德尚贤衍蕃邵达（永）显（绍）曾（崇）元（隆）康（世）宁（德）富（彰）贵（敦）咸（贤）孚（务）寿（本）和（允）顺（纯）贞（良）祥（秉）世（怀）善（公）昌（正）修宜慎树立钦培学景芳”。

上海葛氏一支字辈：“君仲天应元林成学士尚益邦”。

北京葛氏一支字辈：“铁德国玉……”

葛氏永和堂一支字辈：“维绍纪周居仁贤良明元士广修齐何太”。

葛氏一支字辈：“开国发传永万年古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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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氏一支字辈：“明仲文广兆学(增)士现”。

葛氏一支字辈：“传家有道训子以经克绍廼祖永茂尔宗”。

葛氏一支字辈：“雨以彩勤家道永昌立新斯德忠良宽厚必振其宗”

葛氏一支字辈：“。。青树永敬远…… ”。

葛氏一支字辈：“万海泽鸿明 ”。

葛氏一支字辈：“忠君仁爱国 ”。

葛氏一支字辈：“有德天胜福 传家百代兴 ”。

元曲四大家 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

元曲四大家与元曲四大悲剧和四大爱情剧的作者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元曲四大悲剧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还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元曲四大爱情剧：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还有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四大南戏是：荆、刘、拜、杀：《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不是关汉卿写的）和《杀狗记》。

关汉卿是元代杂剧作家。号已斋（一作一斋）。大都（今北京市）人。亦说祁州（在今河北）、解州（在今山西）人。约生于金末或元太宗时，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关汉卿曾写有（南吕一枝花）赠给女演员珠帘秀，说明他与演员关系密切。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

关汉卿生平事迹不详，根据零碎的资料来看，他是金末元初人，活跃于约1210年至约1300年（元成宗大德）间。主要在大都（今北京）附近活动，也曾到过汴梁、临安（今杭州）等地。以杂剧的成就最大，一生写了60多种，今存18种，最著名的有《窦娥冤》；散曲今在小令40多首、套数10多首。

关汉卿塑造的“我是一颗捶不扁、炒不爆、砸不碎、煮不透响当当一颗铜豌豆”的形象也广为人称。水星上有一座环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

马致远（1250年-1323年），字东篱，中国元代初期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人。作品以反映退隐山林的田园题材为多，风格兼有豪放、清逸的特点。有描述王昭君传说的《汉宫秋》以及《任风子》等。《汉宫秋》被后人称做元曲的最佳杰作。作品收入《东篱乐府》。

与关汉卿，白仁甫，郑光祖等人并称元曲四大家。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县）人，生卒年不详。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和散曲家，与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齐名。生平甚无记载，只知他“为人方直”，不善与人交往，一生写过18种杂剧，其中《倩女离魂》（全名《迷青琐倩女离魂》）著名。伶人称他为郑老先生，死后由伶人火葬于杭州灵隐寺。除杂剧外，郑光祖写曲词，有小令六首，套数二曲流传。

据文学戏剧界的学者考证，郑光祖一生写过18种杂剧剧本，全部保留至今的，有《迷青琐倩女离魂》、《刍梅香骗翰林风月》、《醉思乡王粲登楼》、《辅成王周公摄政》、《虎牢关三战吕布》等。

从这些保留的剧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剧目主要两个主题，一个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另一个是历史题材故事。这说明，在选择主题方面，他不像关汉卿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现实，他的剧目主题离现实较远。他写剧本，大多是艺术的需要，而不是政治的需要。

以描写青年男女爱情故事为主题的剧本中，《迷青琐倩女离魂》是他的代表作。剧本以唐朝陈玄佑的《离魂记》小说为素材，其大致情节是：秀才王文举与倩女指腹为婚，王文举不幸父母早亡，倩女之母遂有悔约的打算，借口只有王文举得了进士之后才能成婚，想赖掉这门婚事。不料倩女却十分忠实于爱情，就在王文举赴京应试，与倩女柳亭相别之后，由于思念王文举，倩女的魂魄便离了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奔赴京城。而王文举却不知是倩女的魂魄与他在一起，还以为倩女本人同他一起赴京。因此，当他状元及第三年后，准备从京城启程赴官，顺便打道去探望岳母，便先修书一封告知倩女的父母，王文举偕同倩女魂魄来到了倩女身边，魂魄与身体又合一，一对恩爱夫妻得到团圆。

全剧集中刻画了倩女追求婚姻自主，忠贞于爱情的形象和性格。在婚姻上，决不轻易任人摆布。当她的母亲想要悔约，要她与王文举兄妹相称时，她便一眼看穿了母亲的用意，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当倩女的魂魄离开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赴京路上，王文举以为倩女本人奔来，先是说怕倩女的母亲知道，劝她回去，情女果敢地说：“他若是赶上咱，待怎样？常言道，做着不怕！”王文举劝阻行不通，使用礼教来教训她，说什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说她“私自赶来，有玷风化”。倩女更坚定地说：“你振色怒增加，我凝睇不归家。我本真情，非为相谑，已主定心猿意马”。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鄙视。

郑光祖在《倩女离魂》一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感情真挚热烈的少女形象，因而使这一剧堪与《西厢记》相媲美。也正由于此，使郑光祖“名香天下，声振闺阁”。郑光祖的历史剧，似乎不及他的爱情剧引人入胜，但是，他在描写人物内心活动方面，还是独具一格。

《王荣登楼》虽然在剧情、结构方面无甚可取，但词曲工丽，对人物心境的描写却颇具匠心。明人何良俊认为郑光祖元曲，当在关汉卿、马致远、白朴之上，他说；“王粲登楼第二折，摹写羁怀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至后《尧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为妙绝。岂作脂弄粉语者，可得窥其堂庑哉”。刘大杰也说，这些曲词，“表现出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愤慨，情感的真挚，意象的高远，语言的俊朗，能与人物当时的心境相映衬。”

郑光祖一生从事于杂剧的创作，把他的全部天才贡献于这一民间艺术，在当时的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伶人都尊称他为郑老先生，他的作品通过众多伶人的传播，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与苏杭一带的伶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死后，就是由伶火火葬于杭州的灵隐寺中的。

除了杂剧外，郑光祖还写过一些曲词，留至今日的，有小令六首，套数二曲。这些散曲的内容，包括对陶渊明的歌颂，即景抒怀，对故乡的思念，以及江南荷塘山色的描绘。无论写景抒情，都是清新流畅，婉转妩媚，在文学艺术的研究上有很高的价值。

同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尽管他们的作品数世纪来为人传诵，但他们本人的身世却鲜为人知。郑光祖也是这样，他默默地在艺术园地耕耘，把他的艺术成果奉献给民众，而又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人世。

马致远生于1250年，约卒于1321年，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大都（今北京）人。马致远以字行于世，名不祥。晚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生年当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间。曾任江浙行省务官。

马致远着有杂剧十六种，存世的有《江州司马青衫泪》、《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半夜雷轰荐福碑》、《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梁梦》、《西华山陈抟高卧》七种。马致远的散曲作品也负盛名，现存辑本《东篱乐府》一卷，收入小令104首，套数17套。其杂剧内容以神化道士为主，剧本全都涉及全真教的故事，元末明初贾仲明在诗中说：“万花丛中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姓名香贯满梨园”。

白朴，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生于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至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在世，此后行踪不详。祖籍（阝奥）州（今山西河曲县），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晚岁寓居金陵（今南京市）。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杂剧家。

白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白华为金宣宗三年（1215年）进士，官至枢密院判；仲父白贲为金章宗泰和间进士，曾做过县令，叔父早卒，却有诗名。白家与元好问父子为世交，过从甚密。两家子弟，常以诗文相往来。

白朴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本应优游闲适，读书问学，以便将来博取功名。然而，他的幼年却偏偏遭逢兵荒马乱的岁月，他只得同家人在惊恐惶惑中苦熬光阴。他出生后不久，金朝的南京汴梁已在蒙古军的包围之下，位居中枢的白华，整日为金朝的存亡而奔忙，无暇顾及妻儿家室。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军树炮攻城，哀宗决计弃城北走归德，白华只得留家人于汴京，只身随哀宗渡河而上。次年三月，汴京城破，蒙古军纵兵大掠，城内士庶残遭杀戮，财富遭到空前洗劫。战争中，白朴母子相失，幸好当时元好问也在城中，才把他和他的姐姐收留起来，在乱兵和饥荒中救了他的性命。四月底，元好问携带白朴姐弟渡河北上，流寓聊城，后寄居于冠氏（今山东冠县）县令赵天锡幕府。元好问虽也是亡国奔命之臣，生活至为艰辛，但他视白朴姊弟犹如亲生，关怀备至。白朴为瘟疫所袭，生命垂危，元好问昼夜将他抱在怀中，竟于得疫后第六日出汗而愈。白朴聪明颖悟，从小喜好读书，元好问对他悉心培养，教他读书问学之经，处世为人之理，使他幼年时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白朴的父亲白华于金朝灭亡后先投南宋，做了均州提鲁。然不久，南宋均州守将也投降元朝，白华遂北投元朝。蒙古太宗九年（1237年），白朴12岁时，白华偕金朝一些亡命大臣来到真定，依附在世守真定的蒙古将领史天泽门下。同年秋，元好问由冠氏返太原，路经真定，遂将白朴姊弟送归白华，使失散数年的父子得以团聚。父子相见，白华感到极大的快慰，他有一首《满庭芳·示列子新》词，表述当时的心情：“光禄他台，将军楼阁，十年一梦中间。短衣匹马，重见镇州山。内翰当年醉墨，纱笼支高阔依然。今何日，灯前儿女，飘荡喜生还”。他也十分感激元好问代为抚育儿女之恩，曾有诗谢之曰：“顾我真成丧家犬，赖君曾护落窠儿。”

随着北方的安定，白朴父子也就在真定定居下来。从此，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写作诗赋，学习科场考试的课业。他对律赋之学颇为上进，很快即以能诗善赋而知名。其时，元好问为修撰金朝历史书籍，也常出入大都，从而往来于真定，关心着他的学业，每至其家，都要指导他治学门径，曾有诗夸赞白朴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勉励他刻苦用功，成就一番事业。然而，蒙古统治者的残暴掠夺，使白朴心灵上的伤痕难以平复，他对蒙古统治者充满了厌恶的情绪，兵荒马乱中母子相失，使他常有山川满目之叹，更感到为统治者效劳的可悲。因此，他放弃了官场名利的争逐，而以亡国遗民自适，以词赋为专门之业，用歌声宣泄自己胸中的郁积。

随着年岁的增长，社会阅历的扩大，白朴的学问更见长进。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白朴36岁。这年四月，元世祖命各路宣抚使举文学才识可以从考者，以听擢用，时以河南路宣抚使入中枢的史天泽推荐白朴出仕，被他谢绝了。他既拂逆史天泽荐辟之意，自觉不便在真定久留，便于这年弃家南游，更以此表示他遁世消沉，永绝仕宦之途的决心。然而，眷妻恋子的情肠终不能割断，他也经常为自己矛盾的心情所煎逼，感到十分痛楚。

尽管如此，他还是要远离那车马红尘之地。他先到汉口，再入九江，41岁时曾北返真定，路经汴京。此后，再度南下，往来于九江与洞庭之间，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金陵定居下来。这前后，可能因为他的真定原配去世，他曾为妻丧而回到过真定，逢着这个机会，又有人建议他去朝中做官，却被他谢绝了。此后不久，他即返金陵。从此，主要在江南的杭州、扬州一带游历，直到81岁时，还重游扬州。而后，他的行踪就无从寻觅了。

白朴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间，但他却并不可能真正遁迹世外，对现实熟视无睹。加之，他的足迹所至，恰恰是曾经繁华一时，而今被兵火洗劫变为的荒凉境地。前后景象的对比，更激起他对蒙古统治者的怨恨。他以诗词来宣泄这种怨恨，控诉蒙古统治者的罪恶行径。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白朴游至九江，再入巴陵。九江昔日的繁华，却被一扫而光，留在他眼底的是萧条冷落，他不禁无限伤感地叹息道：“纂罢不知人换世，兵余独见川流血，叹昔时歌舞岳阳楼，繁华歇”。至于金陵怀古，杭城“临平六朝禾黍、南宋池苑诸作，”处处抒发遗民的心情，“伤时纪乱，尽见于字里行间。”其感物伤情从笔下款款道出。

白朴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为江山异代，田园荒芜而感伤、而悲戚，但他更多地是为自己一生九患的身世伤怀。一部《天籁集》，可以说处处倾诉着他对怆凉人生的感慨。他除了用词曲表达他的意志情怀外，还写下了不少杂剧，为元代杂剧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才华

关汉卿，号己斋叟。其代表作为《窦娥冤》

白朴，字太素，号兰谷。其代表作为《墙头马上》

马致远，字千里，号东篱。其代表作为《汉宫秋》

郑光祖，字德辉。其代表作为《倩女离魂》

关汉卿，据《录鬼簿》记载，曾为太医院尹。所以田汉剧作《关汉卿》中他对珠帘绣说，如果算读书人，我地位在你之下（“八倡九儒”），算太医，我地位在你之上（“七匠八倡”，医生算匠人）。马致远曾经做过官，可能是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