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姓，春秋时鲁国大夫勤成之后。唐代有勤姓，曾为馆陶尉。

注：封为馆陶尉的勤姓应为“勤思齐”，依据为：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唐朝诗人李白路经安徽历阳和州（今和县）鸡笼山，曾拜谒勤将军故宅，并写下《历阳壮士勤将军名思齐歌》一诗：

勤姓起源

太古历阳郡，化为洪川在。江山犹郁盘，龙虎秘光彩。

蓄泄数千载，风云何霮？。特生勤将军，神力百夫倍。[1]

勤思齐，唐高宗乾封年间（约公元666年）生于历阳（今和县）鸡笼山麓，卒年不详。自幼从寺庙僧道老人习经文练武艺，且膂力过人，名闻一方。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女皇武则天招考文武人才，勤思齐经举荐进京参加武举殿试，获女皇赏识，授游击将军，赐锦袍玉带，朝野荣之。后拜为横南将军，坚守边疆，与当时朝中大臣慕义结十友，即燕公张说、馆陶公郭元振（当时二人担任过丞相）。后终老故里，隐居鸡笼山（武皇帝当时将鸡笼山封于勤家）。

开元九年(721年)，塞北有屈强之胡来犯，燕公张说极力举荐“勤思齐”镇守边疆。详见《全唐文》（卷223）《举陈光乘等表》：

开元九年(721年)正月日，洛州临武县主簿陈光乘（摄监察御史在河北）、夔州归州镇将勤思齐（见在桂州）、前申州参军戴师倩（遭忧在都）。敕：戴师倩、勤思齐，或身自有犯，或逆人缘坐，未可擢用，亦不须追以前状。准七月二十二日制，内外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官，有奇材异略堪任将帅者，封状进内。陛下垂心万机，亲择将帅，欲大顿天纲。今者塞北有屈强之胡，汉南屯不羁之马，使边郡忧患，朝廷旰食，此天下士君子饥待虏饣盍，渴待虏血，决命於匈奴之时也。臣所举前件三人，光乘积学而善谋，求之古人，吴起、韩信敌也；师倩沈勇而能断，求之古人，彭越、吴汉类也；思齐忠壮而异材，求之古人，张飞、许褚等也：皆怀道藏器，仰望明时，羞自媒，莫能上达。臣闻拔人於死者，必舍生而报恩；荣人於辱者，必尽节而雪耻。至如师倩、思齐，亦尝生窜死地，其为屈辱甚矣，如蒙拯将坠之命，起已废之魂，一言所及，百年可尽，凡情尚知此，况感激之人哉？陛下发使召之，旬月可到，试以军事，必立奇功。若不如所言，请受面欺之罪。

浏阳勤姓

勤亮为勤氏入湖南浏阳始祖。

勤亮，唐太宗贞观年间出生于山含山（可能是今安徽含山县），举孝廉、中进士、升御史后，于开耀元年（公元681年）知房州（现湖北省房县），而亮公的长子延公也于永隆元年（公元680年）知均州（今湖北省丹江口市。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唐中宗被废为庐陵王，并先后迁于均州、房州等地。中宗在均州、房州的时候，延公、亮公都殷勤伺候，经常率领同僚以天子礼朝拜中宗，并劝中宗隐忍以待复位。周武氏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中宗被召还东都，临别时对亮公说，如果复位一定拜他为相。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等率羽林军入宫，迫武则天退位，拥中宗复位。中宗召见亮公兑现以前的允诺，其实就在中宗复位成功时，亮公已有归隐之意，当时父子相谓曰：“事济矣，可谢职求安去。”亮公入朝，见中宗仍旧重用武三思，乱政坏纲，于是去意更坚。

亮公不但自己辞官不做，还命儿子延公也辞去官职，随后在房州父老的恳切要求下回到了房州，公元707年，勤家人辗转来到浏阳，在“浏南株梓山”（今南区大圣境内）择址建屋，亮公赋诗一首记录此事，其中一句为：“山含山脉厚分支远，浏水源深衍派长。”不久后，亮公留下长子延公一家在此居住，自己率其他家人回到了老家。

勤家人从此扎根浏阳繁衍生息，在浏阳度过了漫漫长远的1300年历史。勤开俊老人说，亮公临走时留下嘱咐，“世世以长守浏，居不可易，其余任其择处”，于是勤家各代除长子一家留在浏阳外，其余各房便花开各地，江苏、福建、湖北等地都有，远的甚至到了安南（现越南）。此“家规”相传10几代才改变，勤姓在浏人口也才开始渐渐增多，到“欲”字辈人口最多，当时仅“欲”字这一辈的人就有100多个，可时值宋末动乱，元兵入浏大肆屠杀，为与元兵作战、躲避战祸迁徙，勤氏人口锐减，仅剩下“欲孝公”一支继续留在浏阳。

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

已经回答过你，中国是父系社会，家族传承是依靠男性的。

如果家里只有女孩，为了延续家庭就会发生招女婿入赘的故事。入赘女婿是当儿子看的，更因为所生儿子（即孙子）跟女家姓，于是女家家庭的“香火”得到了延续（所以啊，招女婿和孩子随女家姓的有原因的）。

女性出嫁后就是男家的人了，不再属于原家族成员。因此原家族家谱中只有该女性的名字和在家庭中的关系，但记载也就到她何年何月出嫁到哪里为止。有些会旁注她生有几个子女（也就是可注可不注的）。

该女所生子女都记录在男家的家谱上。

常见袁氏家谱中的字辈有：

“文、宏、世、君、洪、文、学、志、崇、凤、守、先、正、懂、梁、宽、承、胎、列、德、克、勤、廷、池、嘉、伐、茹、纲、纪、兆、尔”等，有些家谱中的字辈也有定下24个的往往是用字派、派行标注，采用类诗体形式来给后辈定下世代传承。

袁氏家谱字辈：

1、广东汕尾袁氏字辈：“寿德容碧凤我锡成居奇元胜占向聚桂学建家道克昌永世垂芳光明伦华国帝君振兴邦”。 

2、江苏丰县袁氏字辈：“道开永毓长兴隆吉庆昌令德有天佑敬修启祯祥乐圣成恩厚经纬效宏章正发建新景晋宪贯英芳”。 

3、浙江嵊州袁氏字辈：“昭明志诚端正方福荣华富贵道德文章玉殿英雄忠和位育体用交通教化昌隆良知爱敬牲善从同能行恩恕元理本公毓才作圣长发度洋显名新启智慧宏开”。

4、平凉市袁氏字辈：“传广昭宪庆瑞连贵思祥丕承登龙脉良泽乐兴常正宗昌开明仁礼德洁清”。

5、辽宁大石桥袁氏字辈：“勇福家景世季长青”。

6、湖南中湘袁氏字辈：“映遍兆光泽远名扬传家孝友华国文章承先启后长乐永康贻谋世守咸怀忠良”。

7、山东寿光候袁氏字辈：“京城守业起保恩崇义训延庆肇荣修星光日月启风云梅竹魁好武氏泽宪清国伟立功”。

有研究金代科举学者说：武氏三状元在金代科举志中，除武明甫外，其他两位缺乏史料依据，因为词赋或经义第一未必就是状元。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下面的三个理由足以作为历史凭证：

首先，元好问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文集里就有这样一段话：“金源氏有中国，以科名选士。时瑰奇俊伟者，不惟荟萃一国，且钟聚于一家。如河东李献甫、献诚、献卿、献能兄弟一状元三进士，时人号为‘四桂’；陵川武明甫、俊臣、天佑、天和叔侄三状元一进士，时人号为‘四凤’。故当时称科目盛者，不曰河东李，则曰陵川武云。”

其次，历修《陵川县志》记载明确，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一个县里，又特别是在一家，出现一门三状元一进士都不是件小事，所以县志记载的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武氏的家谱更是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

再次，章宗帝御题的“三状元第”匾额，在1948年土改时才被拆除，陵川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迄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