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寺（Hanshan Temple）

过枫桥古镇的石板路小巷，或是站在枫桥桥头，抬眼即可见碧瓦黄墙的寒山寺坐落在绿树丛中，院内青松翠柏，曲径通幽。唐朝诗人张继途经寒山寺，写有《枫桥夜泊》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韵钟声千载流传，寒山古刹因此名扬天下。

寒山寺在苏州城西阊门外5公里外的枫桥镇，建于六朝时期的梁代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唐代贞观年间，传说当时的名僧寒山和拾得曾由天台山来此住持，改名寒山寺。1000多年内寒山寺先后5次遭到火毁（一说是7次），最后一次重建是清代光绪年间。历史上寒山寺曾是我国十大名寺之一。寺内古迹甚多，有张继诗的石刻碑文，寒山、拾得的石刻像，文徵明、唐寅所书碑文残片等。寺内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庑殿（偏殿）、藏经楼、碑廊、钟楼、枫江楼等。

寺内景观

寒山寺正殿，面宽五间，进深四间，高12．5米。单檐歇山顶，飞甍崇脊，据角舒展。露台中央设有炉台铜鼎，鼎的正面铸着“一本正经”，背面有“百炼成钢”字样。这里包含着一个宗教传说：有一次中 国的僧人和道士起了纷争，较量看谁的经典耐得住火烧。佛徒将《金刚经》放入铜鼎火中，经书安然无损。为了颂赞这段往事，就在鼎上刻此八字以资纪念。

殿宇门桅上高悬“大雄宝殿”匾额，殿内庭柱上悬挂着赵朴初居士撰书的楹联：“千余年佛土庄严，姑苏城外寒山寺；百八杵人心警悟，阎浮夜半海潮音。”高大的须弥座用汉白玉雕琢砌筑，晶莹洁白。座上安奉释迎牟尼佛金身佛像，慈眉善目，神态安详。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十八尊精铁鎏金罗汉像，乃由佛教圣地五台山移置于此。

佛像背后与别处寺庙不同，供奉着唐代寒山、拾得的石刻画像，而不是海岛观音。画像出自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罗聘之手，用笔大胆粗犷、线条流畅。图中寒山右手指地，谈笑风生；拾得袒胸露腹，欢愉静听。两人都是被头散发，憨态可掏。

寒山寺里比较有特色的是寒拾殿。此殿位于藏经楼内，楼的屋脊上雕饰着《西游记》人物故事，是唐僧师徒自西天取得真经而归的形象，主题与藏经楼的含义十分贴切。寒山、拾得二人的塑像就立于殿中。寒山执一荷枝，拾得捧一净瓶，披衣袒胸，作嬉笑逗乐状，显得喜庆活泼。相传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两位菩萨转世，后来又被皇帝敕封为和合二仙，是样和吉庆的象征。寒山与拾得皆喜吟诗唱偈，寒山有《寒山子诗集》存世，诗风朴素自然，通俗易懂，有“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之说，后人又收辑拾得的诗附于其后。寒、拾塑像背后嵌有千手观音画像石刻，上有清代乾隆年间苏州状元石韫玉的篆书“现千手眼”。殿内左右壁嵌有南宋书法家张即之所书《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共二十七石。这部《金刚经》是他为追荐亡父而书，苍劲古拙，透出英武刚烈之气。后面还有董其昌、毕懋康、林则徐、俞樾等人的题跋共十一石，神采纷呈，各有千秋。

在藏经楼南侧，有一座六角形重檐亭阁，这就是以“夜半钟声”名闻退还的钟楼。关于“夜半钟”的说法，历史上曾经聚讼纷坛。北宋欧阳修认为唐人张继此诗虽佳，但三更时分不是撞钟的时候。南宋的范成大在《吴郡志》中综合了王直方、叶梦得等人的论辩，考证说吴中地区的僧寺，确有半夜鸣钟的习俗，谓之“定夜钟”。如白居易诗：“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于鹄诗：“定知别后宫中伴，应听缑山半夜钟。”温庭筠诗：“悠然旅思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都是唐代诗人在各地听到的半夜钟声。自此，这场争论才逐渐平息。

现今寒山寺里的古钟已非张继诗中所提及的那口唐钟了。甚至明代嘉靖年间补铸的大钟也已不知下落。一说当时“遇倭变”，销熔改铸成大炮；一说已流人日本，如康有为诗云：“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枫。”为此日本国内还曾大力搜寻，但徒劳无功，遂留下千古之谜。如今的大钟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苏巡抚陈葵龙督造。巨钟有一人多高，外围需三人合抱，重达两吨。钟声宏亮悠扬，余音轰条。

僧人撞钟之所以要敲108下，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说每年有12个月、24节气、72候(五天为一候)，相加正好是108，敲钟l08下，表示一年的终结，有除旧迎新的意思。二是依照佛教传说，凡人在一年中有一百零八种烦恼，钟响108次，人的所有烦恼便可消除。每年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一百零八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

相关传说

寒山寺名称的由来

相传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8年），有两个年轻人，一名寒山，一名拾得，他们从小就是一对非常要求的朋友。寒山长大以后父母为他与家住青山湾的一位姑娘订了亲。然而，姑娘却早已与拾得互生爱意。

一个偶然的机会，寒山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心里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酸、苦、辣、咸、涩，唯独没有一丝甜味。他左右为难，怎么办呢？经过几天几夜痛苦思考，寒山终于想通了，他决定成全拾得的婚事，自己则毅然离开家乡，独自去苏州出家修行了。

十天半月过去了，拾得没有看见过寒山，感到十分奇怪，因为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一天，他忍不住心头的思念，便信步来到寒山的家中，只见门上插有一封留给他的书信，拆开一看，原来是寒山劝他及早与姑娘结婚成家，并衷心祝福他俩美满幸福。拾得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寒山出走的原委，心中很难受。他懂得“朋友之妻不可欺”的道理，所以深感对不起寒山，他思前想后，也决定离开姑娘，动身前往苏州寻觅寒山，皈依佛门。时值夏天，在前往苏州的途中，拾得看到路旁池塘里盛开着一片红艳艳的美丽绝顶的荷花，便一扫多日来心中的烦闷，顿觉心旷神怡，就顺手采摘了一支带在身边，以图吉利。

经过千山万水，长途跋涉，拾得终于在苏州城外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好朋友寒山，而手中的那支荷花依然那样鲜艳芬芳，光彩夺目。寒山见拾得到来，心里高兴极了，急忙用双手捧着盛有毒斋的篦盒，迎接拾得，俩人会心地相视而笑。现在寒山寺存有一方碑石，上刻“和合二仙”图案，据说就是这两位好朋友久别重逢时的情景。过去苏州民俗中婚嫁用的人物图画挂轴，以及江南许多地方春节时贴在大门上的门神，内容都是两个人，一个手捧竹篦盒，一个手持荷花，相互笑容可掬，一副逗人喜爱的模样，也称“和合二仙”。据说也源于这个美好的传说。

民间还传说，“和合二仙”为了点化迷惘的世人，才化身寒山、搭得来到人间的，甚至寺名也由于“和合”在此喜相逢并成为住持，而由“妙利普明塔院”更改成“寒山寺”。由于“和合”思想深得人心，加上张继诗句“姑苏城外寒山寺”的广为流传，所以尽管后来在宋朝时，曾将寺名重新改为“普明禅院”，但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寒山寺”。从元末至清末，寒山寺曾五次惨遭次劫，但事后总能复建，足见寒山寺在历代人们心中的地位。而且直到现在，寒山寺供奉的佛像仍是寒山、拾得，可见由他俩首倡的“和合”思想已在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说拾得后来还远渡重洋，来到“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传道，在日本建立了“拾得寺”。看来“和合二仙”早就告诫过：中日两佃人民应该既“和”又“合”，而不应兵刃相见。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友人也特别喜爱中国的寒山寺。是呀，和平、合作、友谊、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最强音！

旅游指南

气候

苏州四季皆宜旅游，尤以4－10月最佳。在此期间，你既可欣赏到桃红柳绿的自然风光，又可品尝鲜桃、碧螺春、糖藕等时令特产。

游苏州园林，或是探访周庄、同里等水乡古镇，最好避开双休日和节假日。只有在人少的时候，才能体味出她独特的韵味。

苏州的景点大都很早关门，特别很值得一游是姑苏城外的寒山寺，17：30就关门了，节假日也不例外，这一点如果是自助游就要特别注意时间的安排。

住宿

建议入住中山大厦附近，位于闹市区人民路，毗邻步行街-观前街，距拙政园、狮子林、北寺塔很近。

交通

乘游3线、3、6、9、17、21、31、301路车枫桥站下。

美食

饮食：游人可在寒山寺中品味佛门素馔。

是戏说野史 说顺治并非在二十四岁亡于天花，而是在这一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于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左右圆寂。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觐见父亲，但都没有得到顺治的相认，所以康熙才会写出“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篇。至于其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选择五 台山修行，则是因为梦见董小宛在那里。这种说法的有关记录，主要存在于《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而他苦恋着的，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关的附会。 但从《清世祖实录》的详细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皇帝被明确记载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则“大渐”了。“大渐”这个词在皇帝身上应用，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词表示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记载是“丁巳，夜，子刻”。这里，“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记日。“子刻”，虽然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三点到一点，但在旧历的记时方法中，表示的是“开始”——记时是从“子时”开始往后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推算。所以“丁巳子刻”，应该是初七这一天的凌晨零点或一点的时候。中间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学研究专著中，都解释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将顺治的去世时间，拖延了十二小时。这样，从原始的《清世祖实录》这一史料中证明，顺治皇帝病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档案馆藏有的《玉牒》，则是清朝皇帝的家谱。它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记录。塔克世子孙后代这一支，称“宗室”，使用**；塔克世兄弟的子孙各支，称“觉罗”，使用红色，而且在家谱格式上，分“横格”和“竖格”两种版式。横格玉牒只简单记录世系，竖格玉牒则不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还详细记录该人的生卒和婚姻。记录顺治皇帝情况的《玉牒》，其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没有说明病因。 另外，档案馆还存有顺治皇帝的《遗诏》。该《遗诏》长五百四十八厘米，宽九十三厘米，黄纸墨迹，卷轴状保存。遗诏中，顺治皇帝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事做了自责，同时宣布由八岁的儿子玄烨即皇帝位。这份遗诏，由于充满了自责，使不少人猜度它并非出自顺治帝，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但仅以自责内容就判定《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也有些牵强。如果沿着顺治帝的成长轨迹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这种白责也并非解释不通。首先，顺治是一个初主中原的满族皇帝，对这片土地与人民、生活与文化充满陌生，要实施统治，就不得不尽力熟悉与适应它，并且迅速地背离自身的传统，这是一种深深的矛盾困扰，其自责，在情理之中。另外，顺治早年曾深受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思想影响，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经常把各种灾害或者动乱归于自己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屡次下诏白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在十六年 １６５９ 正月讨平李定国实现一统大业后，面对各种举行祝贺的请求，他冷淡地说能有今天的这种事业，并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实现的，拒绝贺礼。十七年 １６６０ ，在祭告天地、宗庙时，他对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过简单的总结，通篇是自谴自责之词，并且下令暂时终止官员上给自己的庆贺表章。这些史实都可以在《清世祖实录》中翻看到。所以说，这份《遗诏》充满自责，也并不完全违背顺治皇帝的思维方式。 由此，关于顺治帝在二十四岁这年离宫出家、朝廷以其病逝为托词的猜度，不过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传奇故事而已。但顺治帝在十七年（１６６０年）十月，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由茆溪森和尚为其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则是史实。只不过剃光头发意欲出家的顺治帝，最终在茆溪森的师傅玉林琇谆谆规劝和要烧死茆溪森的压力下，又决定留俗了。这一史实的记载虽然不见于官方档案，但广泛见于本文上述的僧侣著作中。这些著书立说的僧侣，都是被顺治帝邀请入宫阐释佛法的著名人士。由于他们在记述净发的时期内，生活在顺治帝的周围，而且是各自著作中的分别记录，所以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因此普遍为史学研究者所认可。在关于规劝顺治还俗的语录记录中，最被人称道而且看起来最见效的一段劝导是，面对顺治帝的提问——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不都舍弃王位出家了吗？玉林琇回答，他们是悟立佛禅，而现在从出世法来看，最需要您在世间护持佛法正义，护持一切菩萨的寄身处所，所以，您应该继续做皇帝。正是这段规劝，最终令顺治帝回心转意，蓄发还俗了。

个人的大胆揣测：‘措火牛录西哈拉’是蒙古族一部落名称，但无从求证。。。

辽宁蒙古族风采

前 言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辽宁省内的蒙古族人口仅次于内蒙古自治区，现有67万人口。

明末清初，蒙古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和科尔沁部的一部分，自蒙古草原逐步南下，最后定居于辽宁。清王朝定鼎北京后，一些八旗蒙古兵丁、巴尔虎蒙古兵丁和他们的眷属因防务派往辽宁。上述蒙古各部、八旗蒙古、巴尔虎蒙古的后裔构成了辽宁蒙古族的主要部分。辽宁蒙古族主要分布于朝阳市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县、建平县、凌源县、北票县，阜新市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彰武县。

清代，辽宁境内蒙古族的阶级等级分明。统治阶级是蒙古封建王公贵族，被统治阶级分为平民阶层、属下阶层和奴隶(家奴)阶层。满族统治者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统治蒙古族人民。对蒙古族地区的汉族，设置厅、县机构进行统治。属卓索图盟的喀喇沁左、中、右旗，土默特左、右翼旗，属哲里本盟的科尔沁左翼前、后旗，以及清皇家的“苏鲁克”牧场(即养息牧“三陵”牧场)，均在辽宁境内。

蒙古族是一个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创造了大量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音乐舞蹈优美动人，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同时，培育和造就了尹湛纳希、恩格特古斯、罗卜桑却丹等一代名人，由于信仰喇嘛教，寺庙林立，因而与建立寺庙相关的雕塑、绘画、石刻等艺术有过辉煌的成果。在医药事业方面，辽宁的蒙医蒙药独具特点，饮誉中外。在传统体育活动中，赛马、摔跤、射箭等项目代代相传，尤其那达慕大会不仅是对丰年的祝贺，更是蒙古族人民健身娱乐的大展示和相互交往的盛会。在风俗习惯方面，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吸收了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个别风俗习惯，但仍保持着传统的民族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在政治上完全获得了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政治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辽宁蒙古族地区建立了两个自治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23个蒙古族乡、镇和联合乡镇。同时，享有对国家大事的参政议政权利。在经济上，辽宁蒙古族一改旧社会的落后状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中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工业、商业、金融等方面步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有的地方接近小康水平。在文化上，辽宁蒙古族继承和发扬了民族传统，整理和挖掘了大量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完成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中国民间舞蹈集成》的辽宁蒙古族部分，并有新的文化艺术创作。蒙古族地区的广播、电视、**、蒙古剧、蒙文书报出版等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民族教育方面，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成人教育形成了体系，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加。辽宁蒙古族的精神生活不断充实，民族素质不断提高。

民族来源

辽宁省蒙古族来源于多个蒙古部落。明代前期，有兀良哈部(即朵颜、泰宁、福余三卫蒙古人)。明末清初，喀喇沁部蒙古人、土默特都(含蒙郭勒津部)蒙古人、科尔沁部蒙古人先后游牧、驻牧辽宁境内。清前期，一些察哈尔部蒙古人、巴尔虎部蒙古人，八旗蒙古人进入并定居。这些蒙古人的后裔，主要分布、聚居在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市及昌图、康平、法库等县。

（一）、族称来源

蒙古族在尚未形成、统一使用“蒙古”一名之前，其先人与中国古代北方东胡、鲜卑、契丹、室韦等就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蒙古”为民族自称，隋唐时期的蒙兀(蒙瓦)室韦是蒙古族的先世。蒙兀室韦只是蒙古语族诸部中一个部的名称，为“室韦”二十余部之一。“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音译。蒙兀室韦游牧于望建河(额尔古纳河)南岸，后逐渐西迁至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上游的肯特山一带，发展繁衍为许多部，i2世纪末、i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部落统一了漠南、漠北的草原诸部。一个具有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以及、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共同特点的新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即蒙古民族形成了。“蒙古”一名，由一个部落名称演变为民族名称。

（二）部族来源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宋嘉定五年(1212年)前后，蒙古汗国势力逐渐扩展到辽西一带。此后及整个元代的150余年间，蒙古人从大漠南北向南迁徙，以军屯、民屯、建立行政管理机构等形式，定居或活动在辽宁各地。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元亡，蒙古封建统治者势力退回草原，史称北元。居住或活动于辽宁地区的蒙古人便以遗留民、内附民、三卫民等形式继续生活下来。明末清初，喀喇沁蒙古部、土默特蒙古部、蒙郭勒津蒙古部自蒙古草原南下，游牧、驻牧，最后定居于辽宁。清王朝在蒙古族地区推行盟、旗制。卓索图盟五旗，(即喀喇沁左、中、右三旗和土默特左、右翼二旗)以及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左翼前旗、后旗，清皇家的“苏鲁克”牧场(即养息牧牧场)，均在辽宁省境内。辽宁省境内的蒙古族主要是喀喇沁、土默特、蒙郭勒津、科尔沁、察哈尔和巴尔虎等蒙古部人的后裔。

1、兀良哈部 兀良哈蒙古人，元代写作“乌梁海部”。元末明初自贝加尔湖地区向大兴安岭以东到嫩江流域移牧。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在嫩江流域、洮儿河南北以及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一带的兀良哈蒙古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朵颜、泰宁、福余三卫。

明永乐末年，三卫蒙古人不断南移。正统年间，已进到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成化年间，兀良哈三卫的分布已是“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日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日泰宁，自黄泥洼愈沈阳、铁岭至开原，日福余"(《明史·兀良哈三卫传》)。

兀良哈三卫蒙古南迁以后，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东部蒙古封建主科尔沁部首领魁猛可(又写作奎蒙克·塔斯哈拉)率部从斡难河故地，东迁到嫩江流域。因与留居于呼伦贝尔的科尔沁以自别，号“嫩(脑温)科尔沁"。另一东部蒙古封建主(内喀尔喀五部祖先)库登汗虎喇哈赤(又写作和尔朔齐·哈萨尔)率10万众从宣府塞外东迁到辽河流域。其后，嫩江科尔沁部也向南扩张。此东迁二部占据之地正是兀良哈三卫蒙古故地。

16世纪末(约明万历年间)，兀良哈之福余卫为嫩江科尔沁魁猛可所兼并。兀良哈之泰宁卫为内喀尔喀五部之始祖库登汗虎喇哈赤所兼并。兀良哈之朵颜卫则被其西邻喀喇沁部所兼并。

2、喀喇沁部喀喇沁，蒙古旧部。《蒙古秘史》、《史集》、《元史》等书，对蒙古汗国、元王朝时喀喇沁的历史均有记载。

15世纪中叶的明代，驻牧于河套西部地区的喀喇沁部，兵力最强。在其首领孛来的统领下，曾西攻瓦刺，东挟兀良哈三卫。

达延汗(约1474—1517年)统一全蒙古时期，孛来领主曾经统属的哈刺慎(喀喇沁)鄂托克之地，成为达延汗右翼3万户之一永谢布万户的组成部分。《蒙古源流》一书记载。达延汗死后，其孙“巴雅思哈刺(勒)占据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而居”，且以喀喇沁为部名。后来，永谢布人逐渐为喀喇沁人所融合，以致永谢布之名在历史上不复存在。是时，喀喇沁部的游牧地在张家口以北一带。

16世纪中叶，察哈尔部受阿拉坦汗胁迫，“惧为所并"，东迁于辽东边外游牧，巴雅思哈勒统辖的喀喇沁部遂占据其原驻牧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7年)以后，喀喇沁部的游牧地，巳在宣府(河北宣化)、张家口东北，至独石口外、开平(内蒙多伦西北)一带，且成为兀良哈三卫之朵颜卫的西邻。此后，朵颜卫逐渐为喀喇沁部所融合，兀良哈蒙古人成了喀喇沁部的重要成员。

喀喇沁部占据朵颜卫蒙古人的地面，将朵颜卫蒙古人融合于喀喇沁部的历史过程，便是《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喀喇沁部总传》、《蒙古游牧记》所记载的喀喇沁部；元臣扎尔楚泰者，生子济拉玛(者勒蔑)，姓乌梁罕(兀良哈)氏，佐太祖(成吉思汗)定天下有功。七传至和通(花当、观童)，有众6000户，游牧额沁河，号所部日喀喇沁。这是新的喀喇沁部——喀喇沁蒙古人与兀良哈蒙古人的融合体。喀喇沁部的首领青把都(巴雅思哈勒之子)死后，其六子六孙丧失了控制朵颜的权势。最后，兀良哈蒙古人苏布地(又写作速不的、苏不的、速不得)成了喀喇沁部的首领。

苏布地统辖的喀喇沁部，在明末受察哈尔林丹汗“伤残骨肉”、“被其欺凌”，天聪二年(1628年)与后金议和结盟。天聪三年(1629年)归服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喀喇沁部被分为左右两翼旗，以苏布地子固鲁思奇布(和通五世孙)掌喀喇沁右翼旗，以色梭(和通之四世孙)掌喀喇沁左翼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封格嚼尔为扎萨克，掌新置喀喇沁中旗。

清代，喀喇沁部的驻牧地范围，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喀喇沁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五百里，南北距四百五十里。东界土默特及敖汉，西界察哈尔正兰旗牧场，南界盛京边墙，北界翁牛特”。凌源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建昌县、建平县南部、锦州市所属西部与朝阳市接界的各个县的部分地区，都曾经是喀喇沁部蒙古人驻牧的地方。他们的后裔便构成了辽宁省蒙古族的重要成员。

3、土默特部 土默特，蒙古旧部。明代，土默特部成了达延汗右翼3万户之一(明代史籍写作“满官嗔万户一)，游牧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地方。达延汗逝世后，土默特万户驻牧的地方，为其诸孙占据。其一孙阿拉坦汗(明史写作俺答)占据了12土默特，即后来的归化城(呼和浩特)土默特，其另一孙拉布克台吉占据了土默特之乌古新，即后来的东土默特前身。

明嘉靖年间，东土默特蒙古人已经游牧在长城边外，明隆庆时的佚名作者在其《译语》一书中，记叙他在嘉靖甲辰年(1544年)随明元戌袭虏(明代对蒙古人的诬词)所见，写到：“日呵刺慎(喀喇沁)、日莽观慎(满官嗔，即土默特)，兵各二三万，常在宣府边外驻牧，云是分(份)地也”。说明东土默特与喀喇沁部共驻牧于宣府边外了。

察哈尔林丹汗时期，土默特部、喀喇沁部均为林丹汗控制。林丹汗尽夺明廷给各部的“尝额”(补助金)，且控制各部对明廷的边贸。于是，土默特(东土默特二旗的前身)部封建主噶尔图(元太祖十八世孙)、莽古尔岱(元臣兀良哈人济拉玛十一世孙)，为了“以避察哈尔(林丹汗)侵，由归化城移居土默特’’(《蒙古游牧记》之土默特右翼条)。土默特，正是原兀良哈三卫之自锦、义，历广宁(北镇)至辽河日泰宁挣卫蒙古人所驻牧的地方。 ．

清代，移居“土默特”地方的土默特部，其驻牧范围和概况，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土默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里。东西距四百六十里，南北距三百有十里。东界阳什穆(养息牧，在辽宁省彰武县)牧场，西界喀喇沁，南界盛京边墙(柳条边)，北界喀尔喀左翼及敖汉。土默特分左右翼，异姓同牧。主左翼者为元臣济拉玛(者勒蔑)裔。自济拉玛十三世传，至善巴，与喀喇沁为近族。主右翼者为元太祖裔。自元太祖十九世传，至鄂木布楚琥尔，生子固穆，与归化城土默特为近族”。上述土默特左右翼的出现，是土默特封建主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各率众来归” 皇太极后形成的。这个驻牧地，包括了辽宁省内朝阳县、北票县和阜新市市区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全境。在这个范围内的土默特部蒙古人的后裔，构成了朝阳县、北票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

4、蒙郭勒津部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的先人，主体是“蒙郭勒津”部蒙古人。蒙郭勒津，《元朝秘史》(《蒙古秘史》)写作“忙豁勒真”，明代称“满冠正” 、“满官嗔” 、“猛古振” 、“莽观镇”等。清代又有“蒙古尔济”、“蒙古贞”等译名。

明代的“满官嗔”(蒙郭勒津的异译)，常与土默特通用，或作为土默特的代称。满官嗔与土默特部共牧或说是土默特部的一部分，因满官嗔的首领火筛(《蒙古源流》作科赛·塔布囊，或浩赛塔布囊)名声大、威望高，所以明代人只知满官嗔不知土默特，一个时期便以满官嗔之名称整个土默特部。

达延汗时，火筛所统属的蒙郭勒津被分封给其第四子阿尔苏博罗特(我折黄台吉)。阿拉坦汗(俺答汗)时，该部成为土默特之属部。阿拉坦汗之辛爱黄台吉率土默特之一部分在明嘉靖年问驻牧在宣府边外，蒙郭勒津与之共牧。这种局面一直到辛爱黄台吉之孙鄂木布楚琥尔时期(《蒙古游牧记》称是噶尔图时)。

察哈尔林丹汗时，设主帐于广宁以北之地。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林丹汗西攻驻牧宣府边外的喀喇沁部和与之共牧的含蒙郭勒津的土默特部。翌年(1629年)，喀喇沁部和与之共牧的土默特归附后金。蒙郭勒津跟随当时土默特部首领鄂木尔楚琥尔，于公元17世纪20年代，向东迁移到今朝阳、阜新地区定居。居于朝阳地区者，乃是鄂木布楚琥尔所率领的土默特部落之一部，居于阜新地区者，乃是跟随土默特部来的蒙郭勒津部，称土默特。

16世纪末，兀良哈人元臣济拉玛后裔莽古岱(又作莽古尔代)从喀喇沁徙居东土默特，成为东土默特的主人。当蒙郭勒津人迁到东土默特后，便投靠了兀良哈部。天聪三年(1629年)莽古尔岱之孙善巴率众归清。天聪九年(1635年)封札萨克，编为土默特左翼旗。土默特左翼旗管辖蒙郭勒津部所在地，即阜新地区(不含彰武县)。

5、科尔沁部 科尔沁部的始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哈布图哈萨尔的第十四世孙魁猛可·塔斯哈拉，于明嘉靖中期自故地斡难河东迁到嫩江流域，占据了兀良哈三卫原福余卫蒙古人分布之地。留居于呼伦贝尔的科尔沁号“阿鲁”(北)科尔沁，东迁嫩江的科尔沁，号“脑温”(嫩)科尔沁。

至16世纪末，嫩江科尔沁部向南扩展兼并了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其地约在今辽宁彰武东部及康平、昌图一带。后金天命年间，科尔沁部的南端巳占据了辽河中游一带。清崇德、顺治年间，科尔沁部先后编为十旗。科尔沁左翼前、中、后三旗；右翼前、中、后三旗，郭尔罗斯前、后旗，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其中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人的后裔，为辽宁省昌图、康平二县的蒙古族人。科尔沁左翼前旗蒙古人的后裔，为辽宁省法库县北部、彰武县东北部蒙古人的主体部分。

6、察哈尔部 察哈尔部，元室后裔。明嘉靖中，徙牧辽东边外。蒙古语“察哈尔"为“白”之意。察哈尔林丹汗时，势力大增，其统治中心的主帐，设在广宁以北一带，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兵败死于赴青海途中。其子孔果尔额哲率部归降后金，被封为亲王，安置于义州(义县)边外。

顺治初年，清王朝在辽宁省彰武县境内，建一处苏鲁克(养息牧)牧场。顺治四年(1647年)，从察哈尔八旗征调了蒙古16个家族．32户，共236人移牧“苏鲁克” 。他们的后裔是彰武县蒙古族人的一部分。

7、八旗蒙古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清政府调派北京部分八旗蒙古兵及其家属，同满汉八旗兵丁及其家属一起到盛京(沈阳)地区驻防，分拨到新宾、风城、岫岩等县。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岫岩县的大姓有鄂、包、秦、卜、马等。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凤城县的有鄂、陈、康、苏、戴、卜、白、常、巴、谢、韩、何、吴、石、艾、张、王、李、马等姓。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新宾县的有关、宋、张、自、王、石等姓。此外，大连市金州区亦有八旗蒙古人的后裔白姓。

8、巴尔虎部 巴尔虎部，属蒙古游牧八旗。清代在张家口外游牧。巴尔虎部，元代称“巴尔忽惕部”，他们最早居住在俄罗斯境内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尔古津河流域。明末清初，部分巴尔虎蒙古人已南迁到内外蒙古交界处，属于外蒙喀尔喀各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击溃了喀尔喀三部，巴尔虎蒙古也随喀尔喀蒙古南下附清，被清廷安置在张家口外驻牧。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对巴尔虎人重新编旗。当年九月，盛京地区拨来巴尔虎人5000余口，其中壮丁1273名，编为10佐领。驻盛京3佐领，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等7城各l佐领。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寇姓、石姓、白姓等蒙古人，凤城满族自治县马姓(马卡氏)、谢姓(谢京氏)、陶(陶国浑氏)、何(何西勒氏)、吴、敖(皆吴西勒氏)、穆(穆奇德氏)、包(包尔机根氏，即博尔济吉特氏)、梅(梅林其德氏)、沙(沙土鲁氏)等姓氏的蒙古人，瓦房店驼山乡康、寇、赫、韩、卜五姓，大连市金州区七顶山乡车姓，庄河市寇、白姓，铁岭市开原县金沟子乡巴尔虎营子的蒙古人。他们都是清代巴尔虎蒙古人的后裔。辽阳、熊岳仍有一些巴尔虎蒙古人的后裔。

9、喀尔喀部 喀尔喀部，曾驻牧在辽河流域的五鄂托克喀尔喀，又称内喀尔喀五部。此喀尔喀五部的始祖是虎刺哈赤(又作和尔朔齐·哈萨尔·阿尔楚博罗特)。虎刺哈赤死后，其五予将喀尔喀分割统辖，形成了扎鲁特、巴林、翁青刺特、巴岳特、乌齐埒特等内喀尔喀五部。

喀尔喀五部中的巴岳特、扎鲁特和翁吉刺特曾在明代辽东都司所辖的沈阳、铁岭和开原边外一带驻牧，与辽宁省北部界内的一些地方有过关系，这三部蒙古人后裔的一些人还在辽宁境内生活。

10、元代蒙古族后裔 庄河县蓉花山乡《都氏族谱》记载：“都氏皇元宗室一。据明代所修《宁海州志》和山东牟平发现的元代碑文记载，都姓是元初宁海州等处都达鲁花赤必里海的后裔。元明之际居于山东牟平县姜格庄镇北头村。从清初开始，部分都姓为谋生迁到大连地区庄河、金州区、瓦房店、普兰店，至1985年共计有都氏蒙古族5000人。

11、撒哈拉氏蒙古人后裔 撒哈拉氏，汉文为许姓。原籍由蒙古新疆省天山北路撒哈拉地方发源。撒哈拉氏家谱记载：其始祖撒哈拉氏部民兄弟四人，明末清初，随太祖、太宗征克四夷，殁于王事者三人……顺治五年定鼎以后，分旗注册，仅存之始祖慧公，纳入盛京内务府正黄旗吗尔达佐领代管，遂驻防辽阳。顺治八年，退居农业，在辽阳东南鸡鸣寺开荒刨垦红领地……

辽宁省的辽阳市、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沈阳市、阜新市、抚顺市、本溪市、海城、锦西、盖县等地方都有许姓蒙古人。

12、一些汉族人融合到蒙古族中 其一，清代华北地区(关内)的汉族农民因天灾人祸，到蒙古地区谋生，垦荒农耕。据《朝阳县志》载：他们到蒙古地区后，“依蒙旗、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久而久之便融合到蒙古族中。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就有这样一些蒙古族的后裔。《蒙古风俗鉴》载，“汉人从事农业后加入蒙古族的”，在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等地都不少。

清代，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陪嫁的汉族奴仆、匠人及为蒙古王公守陵的汉族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仆依主也融于蒙古族中。法库县四家子乡蒙古族李姓，昌图县东嘎乡、四家子乡的金、王、李、赵、贾、孟、何、高八大姓，俗称“八姓蒙古”。就是清雍正年间随端柔公主下嫁，从河北滦县迁来。他们的先人是蒙古王公的奴仆、匠人，其后裔渐渐成了蒙古族的成员。

张汶祥刺马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

1、张汶祥刺马案

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文祥立碑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2、太原奇案

清末道光年间，太原有一富翁张百万，育有两女，其二女玉珠早与曹文璜订下婚约，但由于曹文璜家道中落，张百万将其二女改许配与一个姚姓大户。但张玉珠钟爱曹文璜，于是两人私奔，并前往投靠交城县令友人陈砥节，途经一间豆腐铺，得豆腐铺莫姓老汉同情及借出毛驴帮助逃走。 

张百万发现二女失踪后，误以为二女在大女金珠处，前往金珠家里，猜测玉珠藏身衣柜内，于是将衣柜抬走，实情藏身于衣柜内的是一名和尚，其实和尚昏晕，张百万又误以和尚已死，于是替和尚换上其二女衣衫，扬言其二女已病死，之后将和尚送上灵堂。

其后，和尚苏醒逃去，又经过莫姓老汉的豆腐铺，于此处换回衣服。原来此和尚乃一名花和尚，其后因调戏有夫之妇，遭妇人丈夫吴屠户杀死，并将其弃尸于井内。

张家灵堂走尸，加上和尚命案，两案一时全城沸腾。阳曲县令杨重民遂开堂公审，因闻说和尚原身上衣物在豆腐铺发现，鉴于事件轰动，杨重民为求早日结案，草率将莫姓老汉视为凶手，并屈打成招，上报刑部以结案。

至于吴屠户杀死和尚后，打算搬往晋祠，途中遇上曹文璜，吴屠户酒后向曹泄露他为和尚命案中真正凶手。

曹文璜返到太原，打算将毛驴归还莫姓老汉，始知他遭诬陷，遂替莫老汉申冤，岂料县令杨重民得悉错判后，反诬陷曹文璜为帮凶。

玉珠的丫环秀香在探监时得知事件真相之后，于是就赶赴交城寻访玉珠，其时玉珠投靠的陈砥节正巧升任山西提刑按察司，两案终于真相大白。

3、名伶杨月楼冤案

案发于清朝慈禧垂帘听政期间，即同治、光绪之交，曾间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文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相争论。

扩展资料：

刺马案发生原因：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

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名伶杨月楼冤案

-清末四大奇案

阊门是古苏州城门之一，同时也是 苏北人心中的移民圣地 。苏北地区，简单说是江苏以北，依据部分学者的定义， 一般是指江苏省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其范围大致为明、清时的淮安府和扬州府 。在苏北地区的家谱中，大多记载其祖先由苏州迁移而来，提及具体的地点，又多指苏州阊门， 如施耐庵、郑板桥等家族家谱记载都是来自于苏州阊门 。其后，一些地方志也采用此说。

迁移的原因，大概有两种：

其一，朱元璋强制移民说。 如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载：“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怨，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这种说法当是最可靠的说法，虽然史书记载明初朱元璋曾将苏州富民迁往濠州，也即后来的凤阳，但在兴建中都以后，又陆续迁移一批，其中也包括苏州。

其二，各种传说。 如吴必虎《《 历史 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一书记载苏北移民故事：“听老辈说，苏州人北迁的原因是江南有麻蜂螯人，被螯即死，人们只好向北逃，直到过了长江才没得事。”这种说法可信度当然不高，类似的还有自然灾害影响等等。

不过苏州阊门之说，至少是清中后期以后的事情，尤其是在近代，才广为流传开来 ，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当然， 所谓苏州阊门，大概也仅是移民的聚集地之一，且因阊门所在靠近码头，水陆交通便利，所以逐渐成为苏北人的祖籍地。

根本原因，就是洪武赶散！当初，张士诚入主苏州，轻徭薄赋，尊绅重文。所以，城内百姓对他还是比较拥护的。朱元璋破城后，认为苏州人协助张士诚抵抗，罪大恶极！由此做了两个决定，一是课重税，二是将壮劳力迁至苏北苦寒之地。由此也照成苏州有一个不同于他处的习俗：冬至大过年！因为，迁往苏北的人口，每年农忙完毕，沿路乞讨回苏会亲。大约都是在冬至前赶回苏州。故此，那一日，姑苏城内，哭声震天！

明洪武年间，天灾大水，苏北平原一片汪洋，人畜俱绝矣。朱元璋命富庶苏州将阊门一带百姓强制迁赶至苏北平原，插草为田(用草杆在地里播上，做好草杆标识，这块儿地就是你家的了)，安置百姓。所以苏北平原大部分人的先祖来自苏州阊门。

周氏一汝南堂

娼门，这个地方好啊，许多人都愿意去

盐城建湖东桥村大多都姓乔，家族族谱上记载盐城乔氏来自因为洪武赶散从苏州阊门一代迁至苏北建湖，到现在已经繁衍生息20多代，乔氏在建湖又分庆丰镇东桥村，和恒济镇的南桥村，建湖乔氏最有名的也就是出生在东桥村的外交部长乔冠华。

家谱中写着从阊门迁出的这些人祖上，大多与明初的“洪武赶散”事件有关。

苏北大量的现存家谱中记载着其先祖是明初，而且无一例外地称苏州阊门人，没有具体的街巷。其实“苏州阊门”只是个地域概念，自从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在此相土尝水建筑阖闾大城以来，阊门是苏州城的主要城门。

隋炀帝开挖江南运河（大运河江南段）以后，阊门是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要道。之后成了康熙、乾隆皇帝南巡的必经之地，《红楼梦》里称之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就其原因而言，乃是其水陆要冲的交通地位决定的。

明清时期，这一带更是南北货运的集散地，阊门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南码头”、“北码头”、“万人码头”等 历史 地名，这些看似很不起眼的地名，却承载着这个地区的 历史 ，传递给后人的信息是它昔日的辉煌。

洪武初年，阊门的交通地位已经确立。朱元璋打下苏州后，生怕苏州百姓不服他统治，即所谓“大族相聚为逆”，于是，便想到了用大规模迁徙移民之法。

一方面可以削弱苏州百姓结派抱团，与朝廷为敌的力量；另一方面，可以补充苏北地区因战乱而丧失的劳动力。苏州百姓历来恋家，当然不愿远离家乡去苏北，于是强硬的“赶散”就不可避免。所有被送往苏北各地的人，都是从阊门码头启程的，背井离乡时最后看到、也是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巍峨的阊门城楼，在越行越远的当口，这是苏州留给这些被“赶散”人的最后记忆，也是永恒的记忆。

在到达新的栖息地生活后，会口耳相传地告诉他的子孙们，不要忘祖———苏州阊门是你们的祖先呆过的地方。

于是，后人在编修家谱、族谱时，就把他们的始祖定为苏州阊门人。

今天的盐城人几乎都会告诉你祖籍是“苏州阊门”的，是“洪武赶散”让他们的祖先从苏南来到苏北的，这种文化现象与山东人所说祖籍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是相同的。

那什么是“洪武赶散”呢？

“洪武赶散”是明朝初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一般称作“洪武迁徙”。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

洪武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全家迁徙到外地垦荒屯田。 这就是 历史 上所说的“洪武迁徙”，亦称“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始于明朝初年，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冯仁宏撰《新安镇源流》（见《新安镇志》）记载称：“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姓，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朐南（原海州以南地区），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因为当时这些被“赶散”者，无一出自自愿，而是强制性的，加上是武装押送，事情集中发生在洪武年间，故称为“ 洪武赶散 ”。

苏北许多县的人口始祖多从苏州迁徙而来，不少旧宗谱均有记载，也有称“红蝇赶散”、“红蜂赶散”或“红巾赶散”、“红军赶散”。

兜转六城门，是苏州的一句老话。

六城门中，最热闹繁华的要数阊门，曹雪芹在《红楼梦》书中称它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明朝中叶，苏州出了个有名的才子唐寅(伯虎)，他的家，就住在离阊门不远的桃花坞廖家巷一带，读一读他写的一首诗，可以领略当年阊门的繁华:

《阊门即事》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阊门:数百年前的繁华/

阊门是苏州建造得最为宽阔高大的一座城门，它的位置处在城西稍偏北。古人把天地分为八个方位，分别和天上的八路天风相通，这路天风，是最重要的，叫做阊阖风。

由于通天气，可以得到天神的保佑，所以就起名叫阊门。而且，吴国的战略目的是与楚国争雄，故而又叫破楚门。在城门上建有高楼阁道，巍峨雄丽，高悬“气通阊阖”四字大匾。

早在唐朝，苏州的物产和经济就在全国首屈一指，因为靠近运河，阊门就自然而然发展为苏州最繁华的地段，远远超过了城里。

阊门最兴盛的时代，当属明清时期。

那时，从运河边的铁岭关向西一直到吊桥，是全国最大的商业贸易集散地之一，人口总数达到近百万。各色店铺、茶楼、酒肆、饭馆、货摊，比比皆是，应有尽有。

可惜，阊门昔日的繁华断送在一场罪恶的大火中。太平军东进时，溃败的清军将领马德昭在逃窜时纵兵点火，从浒墅关直到阊门，绵延20多里，四野焦土，一片废墟。

由此，阊门元气大伤，苏州的商业中心开始向城内发展，先是西中市，逐渐往东，民国以后，才有了观前街的崛起。

直到抗日战争前夕，苏州主要的金融机构和商号还在西中市一带，至今仍能找到当时颇为 时尚 的西式店面建筑外墙，一座座矗立着，给这段让人渐远渐去的 历史 留下了抚古思今的新话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西中市:

西中市:隐约可见的民国风情

走进阊门，面前是一条街。这条街叫西中市，长约453米，宽约14米，今天看来，有点破旧，有点杂乱，但也透出一种原生态的市井风情来。

在 历史 上，这里是进城的主干道、主河道。大约在清末民国初，许多商号就集中在这条街上。这些商号纷纷造房子，于是就占河道，店挨着店，给西中市带来了新的生机。

清代这条街是绸庄林立，一旁的德馨里，从咸丰时期开始，就是官方金库出入的代理机构。1860年太平天国进入苏州前，清政府命令，烧毁城外的商业区。极盛一时的阊门大街，随之变成一片焦土。

而后，清政府在原来的大街上，修了一条三米来宽的小路，就是现在的“西中市”。

苏州素有“金阊门银胥门”的说法，民国时期，苏州城的24家钱庄，有20家就集中在西中市。区域内有“雷允上老店”、“老中国银行大楼”等31座民国建筑。银楼、药材店，也都大量集中在这里。

五十年代以后，这里的繁华慢慢淡去。

西中市老街，属于阊门 历史 街坊，阊门一直是苏州最繁盛之地。

阊门 历史 上称得上颠峰时期的，至少曾有过两次。一次是明中叶到清中叶，一次是清末民初到30年代前期。第二次的颠峰，便是以西中市，在民国时期的辉煌为主。

西中市的第一条巷，叫专诸巷。一般人都认为，这里因为住过春秋时刺客专诸，后来此地形成了巷，人们就叫了此名。

专诸巷

西中市的东头，南面一条巷叫吴趋坊，至少在晋代已是代表性的街道。据说唐寅的父亲，在这吴趋坊口开了家酒楼，这里当年也是黄金地段。

吴趋坊

吴趋坊口往东，再走不过七八步路，是一座不起眼的桥，这里是苏州城内，三横三竖河道网络中，第一横河和第一竖河的交汇处，这条第一直河上，架着的一座水泥桥，外貌极其普通，却是大名鼎鼎。

东汉时，因为有个大户人家，皋伯通住在附近，此桥就叫成了皋桥，直到今天。

皋桥

一条有特色的街，以其原有的素丽，穿过 历史 尘埃，展示在世人面前。许多人将西中市列为观赏苏州旧城风貌的一个免费景点。

/苏北移民:“阊门寻根”的 历史 由来/

在苏北的泰州兴化一带，不少人称睡觉为“上虎丘”，如果这一觉还做了梦，则管做梦叫“上苏州”。

这样的说法很奇特，但并非空穴来风，细数这些人的家谱，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先祖，和许多今天生活在苏北的人的先祖一样，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由苏州迁徙至苏北的。

史料记载，600多年前的一次大移民，也就是“洪武赶散”，使得数十万江南百姓自苏州阊门迁移至苏北。背井离乡600多年，寻根问祖便成了这些昔日江南人后裔的夙愿。

“洪武赶散”是明朝洪武年间江南地区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移民迁徙事件，据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抑制江南地区富豪望族的势力，惩治曾激烈抵抗朱元璋部队的“吴王”张士诚旧部，也为了快速恢复经过战乱后人少地多的苏北江淮地区的经济，遂将苏州城内数十万百姓遣散至江淮地区。

不过从移民在苏北的分布和数量来看，移民们都是阊门人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苏州阊门和移民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京杭大运河是近代交通发展以前沟通南北的唯一水道，所以出阊门、入大运河，是苏州向北去水路的最佳路线。

由于移民们要过江，所以必须走水路。在苏北平原调查时，移民的后裔也多说他们的祖先当年从水路来，有的地方至今还留有正月初二祭船神的习俗。

由于阊门所处的交通地理位置，官方也就很自然地在阊门附近的驿站设局驻员。办理有关移民的一切公务。

旧时寺庙往往又是“慈善机构”，阊门外除寒山寺外还有几座大寺院，也就有条件和可能接待和临时安置来自苏、松等五府众多的被迁之民。

阊门一带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迁民的集中之地。成了他们惜别家乡的标志。从苏南迁往苏北的人们，寄居他乡，不少人想回乡又回不得，只好把离别阊门时潸然泪下的情景用各种方式留传给后代，聊解思乡之情。

天长日久，苏州阊门的故事逐渐丰满，有枝有叶，在苏北平原广为流传。

因为过去没有说明自己是那个镇，那个村，所以大家一起集合到一个地点阊门，从这里迁徙到各地，所以祖宗留下的家谱都是从阊门迁徙而来的道理。

王氏三槐堂苏州阊门世隔百年又回到这片土地。

乾隆出行不仅要先拈香敬佛，在他的随行侍从中还有太监和尚等一路照应。乾隆十年清宫内务府杂录档记载：“随驾往圆明园去随侍等处总管首领太监所用马匹车辆开后，钦安殿太监道士四名用牛车一辆，万善殿太监和尚五名用牛车一辆……。”圆明园内有乾隆帝的专用佛堂，并配备有太监和尚、太监喇嘛，而乾隆帝每次去圆明园仍要从宫中带太监和尚等随行，若外出巡幸同样也要带太监和尚、太监喇嘛等。拈香敬佛念佛珠已溶入乾隆帝日常生活习惯中，成为他每天必修的“功课”。从现存清代档案中可以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证。例如乾隆帝在每月的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每年的元旦（正月初一）、浴佛日（四月初八日）、上元日（正月十五日）都要书写《心经》，并亲定御笔心经面签、套签、及袱子带签式样，妥为保存。仅在慈宁宫东斜廊红油金龙大柜中就存放有乾隆帝御书金塌《心经》三十六册、御书墨刻《心经》一百四十九册、御书墨刻《心经》并绘大士像五十卷、御书墨刻《心经》一百卷两样、御书《心经塔》十轴以及大量的《清净经》、《护命经》、《金刚经》等等。再如，熬茶念佛珠，是藏传佛教的一种仪式。宫中膳档记载了乾隆帝为悼念孝贤纯皇后，在夜深人静时，虔诚地熬茶念佛珠，怀念心爱的皇后。孝贤纯皇后克勤克俭，不忘满族习俗，深得乾隆帝敬重。乾隆十三年（1748）随高宗东巡，病死于德州船上，乾隆帝极度悲哀。深夜，在内宫，一个人默默地熬茶念佛珠，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真情表露，是不需要做给任何人看的，也就是说乾隆帝是真信佛的，而不仅仅是为了统治需要的做作。乾隆帝不但重视形式上的礼佛，而且对佛学的研究造诣也很高，当然，对佛学的研究深入与否，并不能直接地判明此人是否崇信佛教。 三、乾隆帝钦定修建京城寺院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到乾隆时期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全国陆续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寺院，对这些寺院的维修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所需经费数额浩大。虽然大部分寺院的维修是地方或寺院自行解决，但按规定大寺院和官建寺院的维修工程必须报中央，经批准方可动工。寺院是佛教发展的基础，乾隆时期全国佛教寺院的修整和发展，是和乾隆帝崇佛信佛分不开的。乾隆帝六下江南，六上五台，四次东巡……，终乾隆一朝，各种巡幸活动近一百五十次之多，被戏称为“马上朝廷”。每次出巡，乾隆帝大都要到沿途所经地方的寺院去拈香。因此除了清廷拨巨款维修这些寺院外，地方官府及商贾等亦纷纷报效，出钱捐款，取媚邀宠。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巡，清宫《起居注册》记载乾隆帝沿途到过各种寺、庙、观等共计110多座，而在乾隆二十七年一年中，乾隆帝到过的寺、庙、观多达近180座。乾隆帝到处拈香，客观上促进了寺院的修建和发展，仅以乾隆年间北京寺院的修建为例，就可以说明乾隆帝崇信佛教及对寺院发展的重视。乾隆时期对北京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和修整，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对皇家寺院以外的京城寺院的改扩建工程，一是对皇家寺院及紫禁城、三海、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园囿中的佛堂及寺庙的改扩建和新建。 早在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继位之初，他就颁下定例：“皇上阿哥每年造八宝塔十万座，刷印绿色救度母佛像十万尊，岁底送各寺庙，”11同时又命内务府造办处每年造十万个擦擦佛分送各寺庙。雍正十年（1732）四月内务府奏请修理官建寺院，但至雍正十三年（1735）只修理了大高殿、弘仁寺等四座庙宇。乾隆即位后，继续派员修理，至乾隆五年（1740）陆续修理德寿寺等二十二处，其中十八处寺庙修理完竣，乾隆帝到过其中的十三座寺院拈香敬佛，其余未“驾幸”的几座寺院由内大臣开列清单以供乾隆帝日后参拜。乾隆中期，乾隆帝下令北京大规模普查和修缮寺院，内务府大臣负责此项工程，并从内务府广储司银库支领银两。乾隆十九年（1754）内务府大臣奏报西南城庙宇应修应拆四十三座，绘图缮写清册呈乾隆帝御览。乾隆二十年（1755）奏报：“遵旨查办整理各城庙宇内，除西南城庙宇业经奏请修理……今臣等率员查得西北城庙宇七百七十座内，殿宇墙垣佛像尚属整齐，毋庸修理者六百六十四座，……查得药王庙、大慧寺等庙宇四十二座今拟粘补修理。”12乾隆二十一年（1755）“查得东北城一路共有庙宇三百五十五座，毋庸修理者二百八十九座……”13乾隆中期清宫内务府普查了北京四城及城内城外十五里以内附近要路的庙宇近2000座，除无庸修理者及稍有不齐者，但本庙尚有香火，令住持自行修理外，由内务府拨款修理了百余座寺院。此项工程由乾隆帝钦命内务府大臣和硕庄亲王允禄负责，京城所有庙宇情况、应拆应修庙宇清单、所需费用等全部绘图缮写清册呈乾隆帝御览决定。也就是说京城大规模修缮寺院是在乾隆帝亲自主持之下，由清宫内廷拨款维修的，这在有清一代是罕见的。因为按照清廷的传统，除皇家寺院，京城其他寺院的维修、管理应由礼部及理藩院负责，而不是由掌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负责。据传乾隆时期北京有寺院3000余座，城内几乎每个街巷都有寺宇，京城的香火之旺超出以往各朝，这当然和乾隆帝的崇佛做法密不可分的。

的确是有文宪记载过：凡家宅遇神庙，寺庙相冲射，大凶（这正犯了庙角煞），可用大石一块（石敢当），以朱砂书写「玉清」二字化解。 「石敢当」形态质朴粗犷，并不事精雕细琢。最简单的，是直接在一石碑上刻“石敢当”三个字；有的则在碑身加上其他的神祗或符号图案以增强辟邪功效，如在上半部分画著一个虎头，有的则将石头雕刻成狮头等造型，有的刻上八卦等。 古制「石敢当」高四尺八寸，阔一尺二寸，厚四寸，埋土中八寸，实高四尺。后则简以椭长石头代之。以「石敢当」化解屋宅对着庙宇造成的刑煞也不失是一个法门，但中国香港住屋环境多数细小陜窄，在家居用「石敢当」来化煞实在有点难度。 介绍一个较简单但同样能化解此刑煞的法门吧！就是 --- 山海镇！ 山海镇 尖物、屋角、墙壁刀角（即壁刀煞，若是三栋以上房子连在一起之长壁刀煞则需用山海镇化解之。 山海镇乃是风水镇宅、化煞转祸为祥之镇宅宝物。山海镇是台湾常见的门楣辟邪物之一， 「山海镇」跟「八卦镜」、「石敢当」、「兽狮牌」一样，属于风水上治煞工具。主要由镜子做成，有的是用木牌，上头画著五座山及一面海，写着「我家如山海，他做我无方」，也就是我家已经化作自然山水，任何的煞气对我家一概起不了作用。 「山海镇」用于风水中最凶悍的外力煞，如「路冲煞」、「弯弓直箭」、「逼凶」、「天斩煞」、「隔角煞」…等。山海镇有的在方形、圆形的木板上或镜面上画山、海图案，并在两侧写上「我家如山海、他作我无妨」，依清代《绘图鲁班经》记载，凡大门面对巷道、门、路、桥梁、山峰、土堆、枪柱、船埠、豆蓬柱等项，皆可通用。山海镇做为辟邪物主要是借助山、海的力量，来镇制门前风水冲煞，『山海镇』上又多书绘了三重八卦、日月，南、北斗和九星及旺财符令等，加强辟邪、镇煞兼旺财的力量。 阳宅所犯之八曜煞、路冲、巷冲、路箭，或厝角、厝刀煞、电柱、高塔、高楼、高山，会影响宅主玻财、犯小人或身体多病或不众财、官符口舌、车祸、血光等一切所犯之外型煞，用大船入港山海镇最妙用。 [使用方法]： 效果： 1镇宅．化煞，通常于用较大的煞气：如开门见山、天斩煞、反弓煞，或同时有二种以上的煞气时使用：如犯官帽煞(主官司缠身)、屋角煞(对内脏造成伤害)、壁刀煞(主血光)、庙角煞、电线杆、高楼尖峰、五黄煞、明堂见大树等安置在正对煞气之处即可。 化解天斩煞--两栋大楼间的狭窄空隙，形状如一把刀从半空劈下，在风水上称为「天斩煞」，面对天斩煞的房屋，要留意血光官非、事业不顺、财帛耗损，还要多注意家人健康。将山海镇安置在窗口或门前（面对天斩煞的方向），可收化解之效。 化解尖角煞--现代大楼造型多锐角，经常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