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222－285），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历官曹魏尚书郎、河南尹、度支尚书、镇南大将军、当阳县侯，官至司隶校尉。功成之后，耽思经籍，博学多通，多有建树，被誉为“杜武库”。着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及《春秋释例》等。

　杜预出身在曹魏 的高级官僚家庭。祖父杜畿是三国曹魏的名臣，担任河东太守十六年，因为与荀彧、耿纪关系密切，因此不受曹操的信任，直到曹丕即位，才有爵位，担任了关内侯，进入朝廷担任了尚书。曹丕代汉称帝后，杜畿进封为亭侯，一百户。以尚书担任了代理司隶校尉，直到黄初三年，杜畿依然是尚书，《三国志》曹丕本纪记载“秋七月，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廪以赈之。”可见曹丕对他也是不重用，早在黄初二年，与杜畿同样是荀彧荐举的司马懿就已经是尚书右仆射了。一直到黄初三年的十月，曹丕征吴，杜畿才升任尚书仆射，杜畿留守洛阳。四年九月曹丕再次去许昌时，让杜畿留守，并且受诏制造龙船，尚书仆射是百官师长做这种事本身就是不应该，结果杜畿在孟津试船时遇难，曹丕对他的遇难还有些难过，但是也只追赠太仆，陈泰为尚书仆射去世追赠司空，尚书仆射的地位很高，仅追赠太仆不是尊敬。

　父亲杜恕在曹丕统治时期长期在家，没担任官职。直到魏明帝曹睿即位才担任散骑常侍等职务，他为人忠义、正直，与朝廷中的权臣关系不合，太和三年因为弹劾大将军曹真的弟弟曹璠与曹氏集团矛盾，被外派任职，随后称病在宜阳的一泉坞隐居。魏明帝去世后，许多人为他上书，而且与当时的执政司马懿是姻亲关系，所以再次任职，担任他父亲长期治理的河东太守。曹爽执政期间，因为曹爽是曹璠的侄儿，因此利用杜恕与上司矛盾的机会陷害他，治他死罪。嘉平元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废黜了曹爽，杜恕也因此减死发配。杜预因为父亲长期与朝中皇亲国戚和权贵的矛盾而得不到任用。

　杜预虽然生长在官宦人家，但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子弟。他从小博览群书，勤于着述，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当时的人曾给他起个“杜武库”的绰号，称赞他博学多通，就像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他特别爱读《左传》，自称有《左传》癖。

　杜预的《左传》癖

　据《晋书 杜预传》所记载：（杜预）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唯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

　当时，在朝廷中，“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于是，杜预就有了“左传癖”的称号。他精心研究《左传》，其学术成果之一，首先是《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左传正义》等成书传世。

　《春秋》和《左传》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二者在纪事时间上大体一致，但《左传》较《春秋》在前后年代略有超出。在书写方式上，二者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春秋》是一部信史，是较完整地保存秦代以前历史的史书，书中的材料真实可靠，因此具有权威性。但它记事十分简略，基本上是一事一条，多数的枯燥无味的标题性记载，最长的有40多个字，短的只有一个字。因其事情发生久远，后代人往往需要经过考证、注释以后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左传》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记事翔实。它以丰富的史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生动具体。其文笔也简劲有力，语汇丰富，描写也很生动，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它原来只是《春秋》的注释材料，但没有与《春秋》合着，而是独立成书。

　为了使人们在读史时相互借鉴，互相弥补，杜预把这两本书按年代合编在一起，取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便让人们相互对照着看。书中，《春秋》被称为经，《左传》称为传，这就是“名不见经传”一词的来历。杜预的研究成果除了史书所记以外，还有比较有影响的《春秋左传正义》一书，这是历史上有影响和通行的《左传》的注释本，也是杜预研究《左传》的成果之一。

《左传》，相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著，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更是先秦散文著作的代表，它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

《左传》中的人物与事件是按照历史资料来编写的，但作者在记叙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这种思想在伦理道德、政治主张、强调等级制度、尊卑观念等方面接近儒家。

首先，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历史趋势。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表现了新旧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描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道德评价。比如庄公十年叙述“曹刿论战”中曹刿与鲁庄公的一段对话，就是通过曹刿的话语传达出作者的思想。同时，《左传》创立了“君子曰”的新形式，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评价，以此表明作者的态度。

其次，强调人的意义，重视民的作用。春秋时期，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广泛兴起，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逐步上升，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已经理性地认识到人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昭公十八年记载，夏五月气候干燥，因而宋、卫、陈、郑等不少国家都发生了火灾。郑大夫裨灶主张用宝物祭祀神灵以祈求福佑，子大叔也认为宝物具有“保民”、“救亡”的作用，而郑相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认为靠“天道”无法解决人事的问题。结果是郑国没有进行祭祀，由于加强了人的管理，也没有再发生火灾。桓公六年记载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周大夫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记载都鲜明地表现出，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左传》更强调人的意义。

《左传》还注意暴露丑恶，褒扬美善。作者本着“不隐恶”的态度，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诸如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僭越篡逆、互相残杀和贵族们的荒*无耻、奢侈糜烂的生活以及他们虚伪奸诈、贪婪残暴的性格，进行了如实的记录和描写。宣公二年记载的“晋灵公不君”，写晋灵公不行君道，暴虐成性，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取乐，只因煮熊掌不熟便杀了厨师，最终酿成了晋国的政治灾难。《左传》更注重褒奖美善，记述了许多人物不顾个人安危奔赴困难的感人事迹，歌颂了这些人物的爱国情怀。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的“弦高犒师”，为郑国争取了主动，使来犯者不敢轻举妄动；定公四年，吴军入郢，楚臣申包胥哭秦庭感动了秦哀公，出师击退了吴军，挽救了楚国；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中，孔子以智慧、以勇武、以礼仪保护了鲁定公，收回了被晋国占领的的鲁国边邑，打击了晋定公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