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桂林兴安

堂号：鲁阳 名人：曾国藩 始祖：曾雨亭

家谱前言：

本氏修谱序说，尊敬祖先就要立宗祠，立宗祠就必须要聚集族人。懂得做人的道理必须以亲睦族人为重。而修族谱则把远近的族人都联络起来，崇尚亲亲睦邻的纯正风气。本氏家族，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本人现在就本家族人，先后记载使百世以后的子孙继承下去，源清流洁，这就是我的目的。

家族来源：

曾姓来源比较纯正，据有关史料查证，主要出自姒姓，为夏禹的后裔。相传帝舜时，鲧的妻子因梦食薏苡而生禹，故帝舜便赐予禹姒姓。据《世本》、《元和姓纂》及《姓氏考略》所载，相传夏禹的第5世孙少康中兴了夏室后，曾把自己最小的儿子曲烈封于一个叫“鄫”的地方，在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北。少康的这一房子孙所建的鄫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大约相袭了近两千年，一直到春秋时代，即公元前567年才被莒国所灭。这时候，怀着亡国之痛的太子巫出奔到邻近的鲁国，并在鲁国做了官。其后代用原国名“鄫”为氏，后去邑旁，表示离开故城，称曾氏，就此世时代代承袭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曾氏家族长久以来未曾有被外族或外姓冒姓的记录，现在曾姓的中国人，都是一脉传自太子巫，系出上古圣君夏禹，名副其实的四千年前是一家。所以，对于同姓联婚，曾氏家族一向严格禁止。

宗规：

曾氏出自山东，孔门著名弟子曾参就是山东人。曾子之后曾子方于西汉时家于长沙（今属湖南），是为长沙房；曾项家于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是为扶风房，其后人分别迁居于冀州（治今河北冀县）、青州（治所在今山东淄博东南）。王莽之乱时，曾据率宗族千余人自山东南迁至庐陵（治所在今江西吉安市西南）之吉阳乡，是为吉阳房。曾据后人曾略居于抚州南丰（今江西广昌县东），是为抚州房。西晋永嘉二年（308年），曾氏有一支迁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此外，曾氏族人还迁居于韶州（今广东韶关）、虔州（今江西赣州）、交州（今广州）、蜀郡（今成都）、豫章（今江西南昌）、吴郡（今江苏功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南阳（今属河南）江夏（今湖北鄂城）、襄阳（今属湖北）等地。唐末，曾氏开始迁往福建。

辈份表：

宏闻贞尚衍 兴毓(yu)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 懋(mao)修肇(zhao)彝(yi)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请见:曾氏宗亲网http://wwwzengshinet/Class4html

wwwzaobaocom/chinese/surname/pages/story_zenghtml

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气势凛然。组图/记者常立军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江湖”。江西与湖南，这对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居”，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关系暧昧而微妙，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

大洋洲的考古发掘，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时间轴上的移民]

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

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并非只在明朝。

大宋年间，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武城曾氏42派），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将全家从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丰）迁湖南茶陵西阳乡（綦溪）。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在历史上很常见。

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大量北人南迁，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不过长沙、常德、益阳和浏阳、醴陵等地，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而南宋时只有9个。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据罗氏族谱记载，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最后的结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官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作物种类增加缓慢，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两千万人，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

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意义了。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

明朝的移民，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民众被迫南迁。洪武大移民，始于政府主动调控，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然而，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

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

[空间里的移民]

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对称性”。

两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阳湖，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环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两省不仅纬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类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一峰突起，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在江西，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赣州盆地。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经过的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浏阳盆地，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而规模庞大、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活复刻”。

两个空间之间，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袁州（宜春）—醴陵，从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对称性”

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最明显的应为气候，虽然是同一纬度，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可以阻挡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气流更易进入，湖南则恰好相反，北部无高山，寒流侵袭可直入，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寒流阻滞不前，暖湿气流难以进入，因此，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而湖南南部，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时，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

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

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标本化的移民]

吉安为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

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从庐陵来，庐陵是哪里？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西汉时属豫章郡。

湘东一带乃至湘中，有大量的族谱记载本氏族迁自江西庐陵，即使排除掉少量伪造附会的，吉安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以确信的移民迁出地。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之乱后落脚的地方，这里有数座曾氏宗祠。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曾氏、罗氏两家的宗祠，还有两家的合祠“萃合堂”，曾罗两姓在此繁衍、联姻，已成世代之好。祠堂前的空地上，树立着两块碑，记载着族人引以为傲的科举荣耀。曾罗两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祠堂旁的啸岗书院即为族人所建。

据住在祠堂旁老宅里的曾氏后人曾宪中所述，他们自山东迁来后，最早的落脚地在永丰，然后开枝散叶才到了这里，其间迁往湖南的分支，也不在少数，曾国藩的那一支，就是从永丰迁出。这一点，也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得到证实。

作为曾经的名门望族，曾氏族谱的可靠度要高于其他普通姓氏，吉安可以确定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迁徙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宗族凝聚的作用，没有造成整体的离散，族人的文化传统因此得以保留延续，这一点，于曾氏一族尤为明显。

湖南罗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号，豫章罗氏发源于南昌，吉安的罗姓也基本来自于南昌一带。吉安地区罗氏追溯源流时仅断自唐吉安刺史罗崱，并明确其先祖来自浙江钱塘。后罗崱后裔严遵祖训，亦断自罗崱。但宋代举人罗绋的女婿、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并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吉安）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

如今的吉安，湖南人曾经的故乡，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吉安离湖南很近，与株洲市南部接壤，中间仅罗霄山脉相隔，一山分水，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域，分省时按山川形便原则，罗霄山脉就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边的吉安，很多湖南人曾经的故乡，是一座怎样的城？

我们在吉安，感受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的“清新”，这里的绿化实在是美得让人感到“治愈”，浓密的森林几乎将城市包围，而探访中发现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从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昌盛、禅宗广布，吉安名人辈出，文化积淀丰厚且景色宜人，无愧于历史上“江南望郡”的称号，故乡如此之美好，让我们深感宽慰。

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中备受尊崇。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古树有着荫蔽保佑的象征意义。

[古村落里见“江湖”] 江西更纯粹，湖南更多元

如果有人问，江西与湖南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回答：江西比湖南更有“古意”。

这种“古意”，以古村、古城、古树、古楼、古墓诸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场景中，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古代”的奇妙体验。

此次，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作为探访地。青原区以青原山命名，同样以青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禅宗一代宗师青原行思，南宗青原系的开山鼻祖，吉安因此也是禅宗祖庭之地。

进入陂下古村，富水河边路边有成排的古樟树，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这些樟树的树龄多在800~900年间，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风水林，这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的理想追求，人们之所以栽种风水林，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理想的地方必须符合“藏风”、“得水”、“乘生气”几个要求，除了形局佳、气场好，还要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而栽种树木就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极好的办法。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树名木随处可见，虽然它们不能用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却可以通过它们得知近千年来的区域气象变迁。

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但相比于江西，不仅数量上要少，格局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最初的模样。江西的古村，则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时的格局，我们所到的陂下古村，祠堂原有36座，现存25座，古井有18口，牌坊四座，古建数量极为庞大，村子入口处就是著名的敦仁堂，为胡姓宗祠，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祠堂，祠堂门口是“朝天门”牌坊，气势凛然，它由江西特产红砂岩修筑而成，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赭红色，色彩鲜艳却不会显得俗气。

牌坊宝顶上站了一个小人，为“魁星点斗”，也是基于对科举的一种崇拜。

受历史上理学氛围浓厚的熏陶，江西人极重名节，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体现出来，几乎每家每户门头上都有一个字匾，这很像是我们如今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它彰显出每户人家对于理想的不同追求。陂下古村的字匾内容非常有趣，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柱国名宗”，想说的是胡氏景星公一脉精英辈出，已成国之栋梁。“南极星辉”是为男人祝寿之意，还有比较生活化的“万紫千红”、“焕然一新”、“庭园秀色”、“春暖”、“芝兰其室”，吉祥语类的“常青”、“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彩凤呈祥”，玄幻仙境风格的“紫气东来”、“华光普照”、“光射斗牛之墟”；充满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的有“光前裕后”、“运启文明”、“维新标贤”、“德令昭光”，有点自我吹嘘感的是“风华正茂”，还有一处大户人家，字匾上写的是“率真”，可见是一家性情中人。还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报体写着“曙光”，大概和“旭日东升”的意思差不多吧。最有趣的大概是一处写着“敦伦”的民居，如果不经意，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国首都“伦敦”，其实敦伦在古代是敦促人伦的意思。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曾说“中国建筑是内向的”。陂下古村即是如此，村中古建筑众多，巷道皆为封闭式，只留四门进出，无数个内向的院落建筑组成了一个“整体内向”的建筑群，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性格在建筑上的体现。

村中水系依然保留并沿用古代形制，这种体系集聚积、沉淀、净化、排泄四大功能于一体，被称作“五水朝东”，每几户人家共有一个水池，不同的水池有着不同的功用，数座水池之间有明渠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体系，古代村落规划之完善令人惊叹。

村中尚有古墓，就在民居之间的两棵巨大的连理古樟树之下，墓建筑得古朴精致，与自然、民居融为一体，一点都不显得突兀，江西古代堪舆名家辈出，江西人对于风水的重视，随着移民的大潮，被带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则在建筑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响，又融入了更多的外来因素，因此显得更为多元化。

富田镇也是一处人文繁盛之地，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乡就在距离陂下古村不远的山野间。

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拜谒，此处山水极美，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桥，石兽石马石翁仲隐没在草丛中，千古名臣，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时光流转，唯有浩气长存。读书，出仕，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这样的生命历程，传统知识分子在此曾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站在遗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

“移民圣地”瓦屑坝：南方版的大槐树

北人南迁，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王趯（yuè）墓志，清晰记载了两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多来自江西。那些记载着迁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后却是一段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的历程。然而族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信史”，太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让它变得并不是那么可信，除了迁徙本身可以确定，其他的各种细节，都早已迷失在历史的烟云里，或成为一种记忆符号，在世间流传。

被符号化的移民出发地

江西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瓦屑坝村这个地名，当地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瓦燮坽村”的地方，如今这里属于莲湖乡，村里处处都是瓦屑坝的痕迹，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瓦屑坝移民先祖遗址碑”就在湖边孤零零地立着，还有一座后人修的牌坊，正中写着“移民圣地瓦屑坝”。

瓦屑坝的名字来源很直观，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窑址，破碎的瓦屑堆积在这里，因而得名瓦屑坝。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地远不止瓦屑坝一个地方，吉安、宜春（袁州），都是重要的移民出发点。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的中部，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此可通过水路经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前往湖广地区，移民数量的庞大造成了一种类似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符号记忆效应，以至于提及江西移民，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来自于江西的瓦屑坝。

瓦屑坝并不在鄱阳县城里，它在湖边。

开始的路很好走，湖区的杉树笔直挺拔，一路美景。快到瓦屑坝时，村里正在修路，遍地的泥水和坑洼，我们艰难行进，路边的村民友善地为我们指路，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到达瓦屑坝遗址时，我们的车已成泥车。遗址在湖边一处空阔处，之所以叫瓦屑坝，源于这里曾经有一道河坝，眼前是交错的河汊，先民们曾在此上船，去往未知的远方。

岸边草丛中有“庭璜公庙”，经询问附近村民得知，是村中胡姓先祖。如今，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有祠堂一座，经常有外地的胡姓前来访祖，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来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湖南的也有，但比较少。

瓦屑坝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与安徽

乡关何处？也许一代人清晰记得，后世的人的记忆则会日渐模糊，尤其是在经历了数次的迁徙之后，最初的故乡早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记忆。正如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

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虚构性已经被证实。

历史学家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分。

那号称“南方版大槐树”的瓦屑坝又如何？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

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鄱阳县本地人的曹树基曾对此有过细致的考据。他通过大量族谱与《明实录》的比较，证实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其内容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据曹树基考证，瓦屑坝的移民主要流向为湖北与安徽，流向湖南的并不算多，迁徙方式主要为官方组织，走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然后再登陆分散。

瓦屑坝移民是史实，并不等于所有从江西迁出的人都来自瓦屑坝，其真实移民规模远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宏大。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考据到自己来自何方时，那些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共识”和“集体记忆”，记忆在口口相传的时间长河里被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

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其实更多来源于移民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谁也不想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过的地方吧。而从具象到抽象，完整的真相早已无存，故乡就是这样日渐模糊起来。

我们在通往瓦屑坝移民先祖纪念遗址的路上，遇到开车经过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里当过六年的支书。说起湖南移民，他摇头说那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那时候江西人太多了，粮食不够，容易造反啊。每个家族五抽三，三个抽两个，必须走。据说那时候家里兄弟五个，家族势力也大了，难以管理。当时的目的就是一是把政治搞稳，二是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移民，他的解释并不是很“学术”，却更加朴素易懂。

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

渠，较常见姓氏，分布较广，主要分布在山西、山东、江苏、河南等省，尤以山西和江苏丰县人数居多。渠姓出自于姬姓，为周代卫国始祖、周武王弟康叔的后代。古代主要名人有：1。渠孔，春秋时卫国人，抵御少数民族戎的进攻；2。渠伯纠，周桓王时的宰相；3。渠参，汉朝时被封为赞侯；4。渠澄清，徐州人，明朝宣城训导；5。渠本翘，山西祁县人，清末进士，近代著名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山西渠氏是明清时期晋商的杰出代表，其中开设的票号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商业资本高达1000万两白银，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以渠家为原型，今天山西祁县的渠家大院和山西平遥的百川通票号就是当时的缩影。根据人口普查统计，每10万人当中约有582个姓渠的，全国渠姓人口大约有75000余人。

祁县渠家大院

渠氏家族是明清以来闻名全国的晋中巨商之一，在祁县城内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渠源潮）、旺财主（渠源浈）、金财主（渠源淦）。渠源潮（嫡孙渠晋山字仁甫）的住宅位于祁县城内东大街33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它占地5317平方米，建筑面积3271平方米。为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内分八个大院、19个小院、 240间房屋。明楼院、统楼院、栏杆院、戏台院巧妙结合，错落有致。悬山顶、歇山顶、卷棚顶、硬山顶形式各异、匠心独运。大院外观为城堡式，墙高十余米，高大的拱式大门洞，上有玲珑精致的眺阁。院内建筑布局合理，主侧院主次分明，院落青石奠基，水磨青砖砌墙。院与院间隔有牌楼、过厅，明楼、统楼遥相呼应。石雕栏杆石雕门，工艺精湛；砖雕篆文砖雕景，高雅美观。该院堪称民宅建筑艺术的佳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颗民居瑰宝，是“渠半城”的一处典范建筑。在大院中开辟的晋商文化博物馆，意在弘扬晋商精神，树立“商可富民兴晋”的观念，激发人们振兴山西经济的雄心。陈列展分晋商总览、著名商号、巨商大贾、爱国义举、商界盛事、渠氏家族、晋剧渊源七大系列，28个展室，采取原状陈列和系列展出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实物、、模型、雕塑等手法，配以灯光、电声等现代手段，揭示晋商文化的内涵，艺术地再现了晋商的辉煌。渠家大院的原建筑已基本修复，展览内容将陆续增多。

曾略一房下传第八世孙曾致尧（950-1007年），字正臣，南丰人，北宋散文家，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第，官至礼部郎中，后改任吏部郎中。曾致尧为官体察百姓疾苦，颇有政声，卒后赠谏议大夫、太子太师，封密国公。曾致尧一生著述甚多，著有《仙凫羽翼》30卷、《广中台纪》80卷、《清边前要》30卷、《西陲要纪》10卷、《直言集》10卷、《为臣要纪》3卷。曾致尧的裔孙曾巩、曾布都是杰出的人物。曾布为嘉祐进士，曾参与王安石变法，任三司使，在徽宗年间为相。曾巩也为嘉祐进士，世称南丰先生，官至中书舍人，北宋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致尧的后裔曾广渊、曾广新昆仲同迁粤东兴宁县，分居九龙岗、龙归洞。曾致尧的第五子曾易占的后裔由赣入闽，在宁化短暂居住后，又直下汀江中游，迁入闽西上杭县十二铺水南里。闽西上杭县十二铺水南里的曾氏后裔又有分迁粤东镇平及闽中福州府的。曾裕振自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迁居广东潮州府程乡县徐溪乡。据香港新界《曾氏历代宗亲谱》说：“纡淳，官封鲁国公，宋政和壬辰年（1112年），徙福建宁化县石壁下居焉。生子仲辉，辉子桢孙、佑孙，因宋元兵扰，不能安居，由宁化徙广东长乐县家焉。”《江阴曾氏续修宗谱》载：“始迁祖孝宽，北宋宰相曾公亮子，自晋江迁江阴。”《海虞曾氏家谱》载：“始迁祖怀，世为晋江人，宋室南渡，自京城迁居常熟。后官至右丞相，赐第县治西衮绣坊。本族一世祖懈，明代自县城迁居东乡二十九都曾家湾”； 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曾有昌奉旨出仕琼州统帅，举家迁居于琼。曾有昌（1201-1294年），字仁伯，能文善武，具有儒将风度。他在琼举办学堂，抚庶安邦，政绩卓著。他的5个儿子都入仕为官。其长子曾元谨任督视江淮军马；次子曾元瑜任沿江招讨使；第三子曾元琮任徐闻县尹；第四子曾元琦任安抚使；第五子曾元珍授元帅府经历，元大德三年（1299年）海寇侵境时，仅只19岁的他仍率兵征战，殉职沙场。曾有昌一族在海南繁衍生息，其后裔遍布海南各地。因此，大都海南曾姓尊曾有昌为曾氏入琼始祖。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曾立的第十五世孙曾纡惇由江西南丰迁居宁化石壁。曾纡惇为曾据后裔。（宁化蕉岭《曾氏族谱》）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原居将乐县盖阳大坪堡(明成化六年后属归化县，今为明溪县盖阳镇大坪村)的曾传华迁居将乐陇源村山坊自然村。将乐陇源村山坊自然村为曾氏单姓村。宋时，曾庆禄，字元朗，官至总戎指挥，携子曾五二自江西南丰迁居宁化会同里（今曹坊乡）马龙坪。曾庆禄为曾洪立的第九世孙、南城张家山曾氏始祖曾定的第五世孙。曾五二有9个儿子。元延祐三年（1316年），曾五二的长子曾智先徙居潭飞漈（南城堡）又曾洪立的第十六世孙曾曾孟元，授福建汀州府通判，致仕寄居清流县。（宁化方田（南城）、曹坊（曾家背）《曾氏族谱》）元末时，曾裕振（宁化中彦的第十六世孙）为奉政大夫，因避元末兵乱，由赣州迁居福建宁化。（嘉应州石坑、阜山《曾氏世系》）元末明初，曾巩后裔从江西省南丰徙迁至建宁县均口乡、里心下坊湾、曾家。明永乐九年（1411年），曾冕从江西石城徙居石家庄，明正统元年（1436年）迁徙宁化方园里（方田）。其后裔分衍江西的石城、宁都，福建的延平、松溪、寿宁、浦城、汀州、归化、嘉应州及四川省等地。（宁化方田《曾氏族谱》）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曾宗仁、曾宗理兄弟随舅舅廖高叔从江西南丰迁徙至明溪盖洋大陂。据明溪盖洋镇大坑《武城曾氏族谱》载，曾宗仁、曾宗理系曾珪第五子曾隐的后裔。曾宗仁的儿子曾仁智迁居新桥增坊（三元区岩前增坊）。其第四世孙曾元勤、曾元俭迁居宁化龙王潭；曾元忠迁居清流；曾元恕、曾元懋迁居明溪曾家埠。明溪曾氏后裔播迁至将乐山坊、福州等地。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曾洪立第六十二世曾肇（讳开，号介）自清流徙居宁化大唐边，后衍龙上里、曾家背等地。（宁化方田（南城）、曹坊（曾家背）《曾氏族谱》）明代时，江西南丰县的曾姓族人迁居福建明溪县夏阳镇瓦溪村。这支曾氏先祖郡望山东武城，后迁徙湖南宁乡，又从宁乡迁居江西南丰。明末清初，武城曾参的六十三代裔孙曾荣参加抗清斗争，失利后隐居将乐县阳岸都大磜上村(今光明乡台上村大磜上自然村)。他成为这一支派将乐曾姓的开基祖。此后，曾荣的部分后裔相继迁居光明乡渠许村黄岚自然村、界源村沙溪自然村，万安镇万安、良坊、孙坊等村，安仁乡泽坊村五福墩(现该自然村已不存在)、新洋等自然村。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福建明溪县夏阳镇瓦溪村曾氏开基祖曾闻光的第三世孙曾兴发迁居将乐县南胜都下坑村(小拔村辖属自然村)，成为将乐这支曾姓的开基祖。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曾兴发的第三世孙曾广光和曾广儒分别从将乐小坑村迁居将乐县的水东村(小拔村辖属自然村)和大布村(今古镛镇山门村辖属自然村)。后来，留居在下坑村的曾氏也陆续移居小拔村水东、杨厝、下瑶等自然村。曾广儒的部分后裔相继移居将乐的曾厝、溪口村(古镛镇桃村辖属自然村)和乾滩村(水南镇辖属村)。现小拔村水东、杨厝、下瑶等3个自然村曾氏已续17代，有59户，近300人。清至民国时期，江西南城、南丰和福建长汀县等地曾姓族人陆续迁徙将乐的溪南、三班、水南、新兴等地。民国25年(1936年)在万里长征的湘江战役中，一些长汀籍的红军战士失散，其中曾繁珰、曾祥祯、曾祥棣三人由湘赣入闽，经顺昌县洋口镇流落将乐龙栖山等地谋生，并娶妻生子。新中国成立后，这三人的部分子孙已移居将乐县城百花等社区。抗战时期，福建沿海地区部分曾姓居民避难来到将乐县城和高唐等村居住。抗战胜利后，他们中的部分曾氏留居在此。20世纪50至60年代，福建惠安、莆田、仙游移民到将乐；福州等地知识青年到将乐插队后留居将乐。1958-1959年，闽清、长汀等地曾姓族人到将乐森工企业就业而定居于此。三．迁移南宋时期，由于避战乱，宁化部分曾氏族人迁徙广东长乐县，其后裔播迁至广东的兴宁、梅县、平远、镇平、五华、龙川、惠州、河源、和平、广州、新宁等地。（见宁化蕉岭《曾氏族谱》）南宋末至元初时，曾纡惇的裔孙曾桢孙迁居广东第乐，曾佑孙迁居广东兴宁。（广东《梅县志》）曾六十四郎从宁化石壁迁居福建上杭，后衍永定、石城，续衍台湾。（平和、台湾《曾氏族谱》）明初时，宁化曾裕振有两个儿子。长子曾天秩，号顺辰，元朝进士，官至大理寺。曾天秩去世后，其妻聂氏率丈夫的弟弟曾天祯及自己的4个儿子迁居广东梅州。曾天秩4个儿子的后裔散播广东归善、和平、蕉岭以及江西等地。（嘉应州石坑、阜山《曾氏世系》）明代始，建宁曾姓部分后裔迁陆续徙至江西省广昌、南丰等地。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曾贤善（字宇文）从宁化招贤里迁居石城新田上。（《翠华曾氏重修族谱》）清代时，将乐曾荣的后裔迁居顺昌县大干乡甲地村、邵武市张厝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