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谥文定。大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朝末年儒学（实学学派，以及经学领域中的汉学学派）、西学、天学（天主教神学）、天文学、数学、水利学、农学、军事学等领域学者，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宰相级）、内阁次辅（相当于第一副首相）。徐光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基督徒，作为热忱而忠贞的教友领袖和护教士，被誉为明代“圣教三柱石”之首。

徐继畲，晚清名臣、学者，《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字松龛，又字健男，别号牧田，书斋名退密斋，山西代州五台县人。道光六年进士，历任广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畲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的熏陶，曾随父寓京师，师从著名文学家高鹗等名人。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著有《瀛寰志略》、《古诗源评注》、《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彻底打垮,皇帝“东狩”,国都沦陷,各国公使进驻北京。面对古今未有的大变局,当权官僚认识到:不能不注意研究世界大势和国外情形,不能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不能不跟外国办交涉、通往来。最具代表意义的是1866年初奕訢的奏折:“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於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於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籍资筹计……。” 派员出国的任务提出后,大小官员竟无人敢应。此时,总理衙门副总办,63岁的斌椿不顾“此行古未有,祸福畴能许”的劝阻,欣然领命前往。斌椿是汉军正白旗人,从小读经作诗,后入仕为官,重复着传统文人的道路。但其眼界和胸襟比传统的士大夫宽广:一是喜爱远游,“九州曾历七”,愿意“采风至列邦”;二是乐结“西儒”,特别是结交了美国驻京使馆参赞卫廉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等人,通过他们接触了一些近代科学知识。 斌椿启程前,总理衙门明确为其规定了任务:“饬将所过之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 1866年3月7日(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一行五人自上海乘法国轮船“拉布得内号”起程。随员是清一色的旗人,有斌椿之子广英、同文馆学生凤仪、德明、彦惠。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颠簸,5月初到达法国马赛。 他们在欧洲游历的时间有三个半月,共游历11国。其中,在英国驻留的时间最长,达38天,其次是法国32天,在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汉诺威、比利时等国停留的时间都比较短,为2至4天。英王以及北欧各国国王都热情接见了斌椿。他们参观了欧洲各国风景名胜、城市市容、工厂、议会等。8月19日,斌椿一行自法国马赛起航,于11月中旬回到国内。斌椿回国后写出旅行日记《乘槎笔记》和诗稿《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随员德明撰出《航海述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各国的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经济技术,甚至是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见闻。 首次出国考察的意义 从近代对外关系的角度看,斌椿是近代中国官员迈出国门的第一人。这次出国考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这次出国考察增进了中外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比如,在伦敦“游人男女老幼以数千计,见我中国人在此,皆欣喜无极,前后追随”。最感人的是在瑞典,斌椿等人泛舟游览时,彦惠忽感腹痛,船主立刻上岸找药,“主人见华人,便慨然应诺,乞诸其邻而与之”。游罢归来,船主说:“贵国从无人至此,今大人幸临敝邑,愿效微劳。”说完便“不收渡资,荡舟而去”。 斌椿还发现,在西方文化界有许多学者对中国文明表示钦佩和爱好。在法国,他拜访了法国“翰林”茹良,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茹良精通汉语,翻译了《四书》、《三字经》等中国书籍。在俄国,他会见了一位老学者,“能翻写满汉文字,极其精通”。与这些汉学家的交往,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其次,斌椿记载了西方的见闻,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他们像刚从暗室走向阳光地带的人一样,面对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眼花缭乱。主要记载以下几方面的见闻: 1沿途景观。如对马赛市景的描述:“街市繁盛,楼宇皆六七层。雕栏画槛,高列云霄……街巷相连,市肆灯火密如繁星。”他们游览英国宴舞宫,“阶用文石咸铺毛毯,两旁遍植鲜花,芳菲满砌,灯火照耀,无丝毫幽暗处也”。他们也游览了鸟兽奇异甚多的动物园。斌椿震惊于西方的繁盛和豪华,在伦敦对英国王子惊叹曰: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此胜境。在游览瑞典皇宫后,他同样发出“使臣非亲到不知有此胜境”的感慨。 2西方的新事物。对于首次出国的斌椿来说,所见的新东西确实不胜枚举。欧洲日常生活中许多司空见惯的东西他都逐一进行介绍,认为“各法奇巧,匪夷所思”。比如火输小屋(电梯)可容六七人,可开至顶楼;暗消息(电铃)手一按则即知某屋唤人,传语亦然。斌椿在欧洲多次乘坐火车,对其描述也最为具体:“一行五十辆或六十辆不等,咸以铁环联之。第一车系蓄火机……第二车载煤,随行添用。第三车沿途刊印新闻纸,携带信文。后则一、二、三等客车。再则行李货物。”他还以诗歌盛赞火车的迅捷:“宛然筑室在中途,行止随心妙转枢;六轮自具千牛力,百乘何劳八驾驱若使穆王知此法,定教车辙遍寰宇。”认为只要乘坐火车,就能够比“八骏日行三万里”的周穆王走得更远。 3西方技术。斌椿曾在伦敦照像,对“西洋照像法”有切身感受:“摄人影入镜,以药汁印出纸上,千百本无不毕肖也。”他参观了伯明翰棉纺厂,在游记中详细展示了一幅19世纪中叶欧洲机器棉纺织的生产图景。“由弹而纺而织而染皆用火轮法……织机万机刻不停梭,每机二三张以一人司之,计自木棉出色时至纺织染成,不逾晷刻,亦神速哉。” 4西方民主政治。斌椿没有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不闻不问,他参观了英国议会:“(公议随)高峻宽敞,各乡公举六百人,共议地方公事。意见不合者听其辩论,必仡众论佥同,然后施行,君若相不能强也。”他还介绍了英国的基层民主制度,“英属各乡镇皆公举一人司地方公事,如古治郡者然”。 斌椿出国考察引起了一些开明官员、士人的关注,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起程前,国内著名学者徐继畬、桑樸齐把自己的世界史地著作《瀛寰志略》、《海国番夷录》赠给斌椿,以资参考。回国后,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欣然为《乘槎笔记》作序,在序言中,李写道:“中外限隔,例某綦严,苟无使命,虽怀壮志,徒劳梦想耳!”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斌椿回国后无所作为,归国仅四年就去世了。走马观花式的游历并未使其思想发生根本变化。自西方的胜境重又回到风气未开的国内。传统观念的心理积淀,国内浓重的顽固排外气氛,使其思想摆脱不了圣教诗礼的束缚。但斌椿从亲身感受出发进行了中外比较,在答谢英王时说过下面的话:“来此兼旬,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为一切政事,好处颇多。”这表明,斌椿已经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应该再盲目虚骄了。因此,回国后他大声疾呼:吾人读书弗泥古,矜奇炫异亦可休! 对于斌椿考察欧洲,长期以来人们评价并不高。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一事实,从闭关走向开放,中国人走向世界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而这一过程的起点就是斌椿考察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