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最能够代表中国的食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粽子，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食物，有纪念意义，另外一个呢，就是水饺，这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制作方法，还有汤圆也是象征着团团圆圆，这几个都是中国所独有的一些食物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这是对我国古代小农百姓的真实写照。

身为后人，我们对古人的生活，总是怀着一番遐想的。古人的生活是怎样呢他们平常吃的什么食物穿的衣服又是什么样子呢

中国的史书，历来被称为帝王家谱。的确，史家们总是着重笔墨于王侯将相的征伐，而忽略对普通百姓的关注。

所幸的是，还是有不少相关的古籍流传下来，笔者整合资料，今天就来谈谈春秋战国时期，小农百姓的饮食风俗与衣着习惯。

主食的种类与分布区域

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因为地域不同气候不同，故而主食也有所不同。其种类大概有黍、稷、稻、麻、麦、豆几种。

稷是指小米，这种农作物奈高寒，有很强的生长能力，是为“五谷之长”;黍是指黄米，亦是北方的主要粮食之一。《诗经·国风》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可见，这两种谷物是当时中原地区普遍种植的农作物。

小米与黄米在古代有很多的名称，小米又被称为粟，其优良品种又称为梁，根据种类的不同，又有“黄梁”、“白黍”等名。

稻，是指大米，因为需要温暖的气候与湿润的雨水，所以普遍种植于南方地区。

麻，是指一种植物，其所结的果实称麻子，古称苴。

麦，就是麦子，无需赘言。这种农作物在战国时期普遍的种植于长江黄河地区。春秋前期，周郑交恶，于是“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豆，在古代被称为菽，亦有大菽、小菽之分。

豆在古代的地位似乎比稷等农作物还要高，据《墨子·尚贤》所言：“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孟子》亦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这些记载都将豆类排在了首位，其地位可见一斑。

以上几种谷物，是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主食。

人们处理主食的方法大概有三：

其一，煮。这大概是最常见的百姓的做法了;

其二，炒。古代的军队，一般将谷物先炒熟，然后调和水来做干粮。因为这一类干粮往往被放在壶内，所以有“箪食壶浆”之说;

其三，磨成粉，这种粉可和面制饼。磨粉的过程称为“碾”，《太平预览》解释碾为：“石碢轹谷曰碾”。

荤菜

荤菜的种类有很多，大致以牛、猪、羊、鸡、狗为主。但在南方地区，渔猎盛行，故南方也有鱼、鳖、蚌等供人食。

除了以上几类，人们还可以去野外捕猎。《孟子》云：“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一句是劝诫人们按时节以进入森林伐木，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便知森林山泽等地是供人们随意进入而不加禁止的，所以人们也能进入山泽进行捕猎。

对于肉类，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三种烹制方法：其一，煮成肉羹;其二，烧烤;其三，制成酱。

春秋战国时期，大抵呈西周食肉的风俗，现列周代八珍于此：

淳熬：将美味的肉酱铺在饭上，再浇上特制的油。

淳母：淳母与淳熬相似，只不过肉酱下面是用黍磨成粉后制成的饼。

炮豚：先取一只小猪，宰杀后清洁干净内脏，然后在里面塞入枣子，再用芦苇将小猪包起来，外面涂上一层泥巴后，放在火上炙烤。等泥巴烤干，将小猪取出，表面涂上一层稀粥，放入盛有油的鼎中煎炸，煎炸后再将鼎置于盛有水的锅中煮上三天三夜。三天后，在食用时用肉酱与醋来调味。

炮羊：参见炮豚。

捣珍：将牛肉、羊肉、糜肉、鹿肉与璋肉中最嫩的里脊部分取出，搅拌在一起后反复的捶打，然后放入锅中煮熟，去掉肉膜后以肉酱、醋调味。

渍：指用美酒浸泡被切细后的牛肉。

熬：指将肉配上桂皮、姜、盐后烧烤。

肝臀：将狗肝用肠脂包起来，随后用肉酱拌湿，放在火上烤。脂肪烤焦时，肝也就熟了。

西周八珍，大概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肉类食品的主要做法，但这类肉食却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

奢侈的贵族们，吃肉的方法可多了去了。吴王僚就是因吃“炙鱼”而被专诸刺杀，楚成王临死之际还想吃熊掌。对于这些“肉食者”，平民百姓们只能在诗中发出他们的愤慨：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经·伐檀》

蔬菜水果与饮料

春秋战国之时，虽然战乱频繁，但饮品可不少。谈到饮品，酒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酒分为几类：比较淡的，清澈的，叫做清酒，也就是“澄”;还有一种甜酒，唤做“醴”;除此外还有白酒与香酒(鬯)。

饮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两大系统因素。就物

质层面说，饮食文化主要取决自然因素；就民族性层面看，则主要由文化因素制约。文章

认为，早在距今10000年——4000年前的时间里，中国便形成了以粟、菽、麦等“五谷”

为主要食物原料的黄河流域饮食文化区、以稻为代表主食原料的长江流域饮食文化区、以

肉酪为主要食料的中北草原地带饮食文化区三大饮食文化不同风格的区域类型。又经过约

四千年之久的演变，至19世纪末，在今天的中国版图内，出现了东北、中北、京津、黄河

下游、黄河中游、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西南、青藏高原、东南等11个子属饮食文

化区位。由于中国历史上是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小农社会，因此饮食文化

是以“滞进”方式存在的，“惰性”是其变化特征。文章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把握四点

原则：一、通过文献研究、田野与民俗考察、模拟重复等方法再现历史真实；二、把饮食

文化视为历史上人们有思想、有感情的活动；三、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饮食文化

民族性风格的主要因素；四、冷静公正、实事求是是饮食文化研究必须恪守的原则。文章

同时指出，菜肴品种只是饮食文化的物质构成之一，远不是民族或区域饮食文化的主体。

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菜品文化研究，主要是以大中城市饭店餐馆的经营品种为对象。而这

些菜品，既不是农民等普通民众的，也不是市民主体的，不属于国民大众日常饮食的范畴。

关键词 中国 饮食文化 区域性 民族性 变化规律 研究方法

区域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这一点应当是文化学的基础理论和文化学者的常识性共识。同样，

饮食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也是国际食文化学者无分歧的认识。从区域性入手考察中国饮食文化及其历史演变，是笔者一贯坚持的原则性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最近十余年来为愈来愈多的研究者所注重，中国食文化学者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笔者与中国十几个省区的二十余名学者分工合作的“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工程就是这一理论原则和方法的体现。本工程以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东北、京津、黄河下游、黄河中游、中北、西北、青藏高原、西南、长江中游、长江中游、东南等十一个饮食文化区位为研究对象，是每个食文化区位的发展通史，共由十二册组成。全套丛书约六百万字，目前正在考虑出版事宜。由于中国疆域广阔，自然地理差异大，各地区食生产方式与内容不尽相同，多民族成份存在和彼此的文化差异等因素，于是决定了中国版图之内众多不同风格饮食文化区位的存在。而随着人们食生产活动的不断深化发展，这些彼此差异、不同风格的食文化区位又处于缓慢渐进的历史动态过程之中。认识这种历史存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区位的历史发展，不仅对了解过去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理解今天和创造明天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中国饮食文化的区位性是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形成并与时演变的

中国饮食史上的区位性，可以说是伴随饮食史的开端即显露出来了。原始人类赖以活命的食物原料，完全靠“上帝”的恩赐，即直接向大自然索取。因此，这时的饮食文化特征基本是由人群生息活动范围内的动植物种类、数量、存在与分布状态及水源等纯天然因素决定的。食物原料是天然的，食物形态基本是原料自然形态的分割剥离，没有或很少有原料的再加工。距今一万年左右，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出现了。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四千余年前，在经历了五、六千年漫长时间的食生产和食生活之后，中国史前时代的食文化区位特征明显形成。这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生产方式的明确和以谷物为食料主体倾向逐渐强化的特征。这一时期具体体现为：粟、菽等五谷杂粮结构的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稻为基本食料的长江流域食文化区，以及中北广阔草原地带的畜牧与狩猎食文化区三大史前事文化区域类型。鉴于食物原料的广泛性，本文只就最具决定意义的粮食品种讨论，而将蔬果、畜禽等暂且搁置一边。

黄河流域等北方地区是以粟、黍为主要粮食品种的农业文化带。一般认为粟、黍同属，黍糯、粟不糯，、稷通常主要是指粟。考古资料表明，粟最早驯化与栽培于中华大地。粟的驯化和种植，大约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粟的祖先是狗尾草，是广泛分布于史前时代黄河流域的野生高淀粉含量植物，也应当是黄河流域史前先民野生采集阶段的主要植物性食料。从植物生态学角度来看，粟的最早被黄河流域史前先民驯化成功是理所当然的。粟能适应各种生长环境，自生能力极强：叶面蒸发量很小，是一种较耐干旱的作物；大旱之际粟的叶子纵卷，甚至假死，以减少水分蒸发，一旦获得水分便很快恢复生机，对土壤要求也不高，非常适应黄土高原降雨量小与易干旱的生态环境。因此，粟首先被驯化成功了，并且成为北方地区绵延四、五千年之久的最重要的粮食品种1。粟去壳后即为小米，营养价值很高。尤其重要的是，粟的坚实外壳具有很强的防潮防蛀性，因而易于贮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最早从粟发展起来的农业国家。

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中有早期的粟粒、粟壳及炭化粟粒等的遗存已累计二十余处。其中发现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粟粒距今已有7300余年，遗址中的346个窖穴中88个有粮食堆存，一般厚达03－2米，有的窖穴堆积竟厚达29米。堆积物虽已腐烂，但出土时部分颗粒仍然清晰可辨，有人估计贮藏量约在10万斤以上，足够250人吃一年。这是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早期粟食物。磁山遗址发现的粟，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全世界发现的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粟2。研究者普遍认为，目前在世界各地栽培的粟的品种，绝大多数都可能与中国栽培粟有亲缘关系。此外，陕西的西安半坡遗址、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以及广泛分布于华北、西北地区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都发现了粟的遗存。自从粟被驯化以后，直至20世纪，在约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上一直是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居民的主要食料，可以说正是粟支撑了数千年之光辉灿烂的黄河文明。

粟的种植与周部族有较深的渊源，也许粟的驯化和栽培也与周部族有至为重要的渊源关系。周人因擅长农事而兴盛起来，其始祖“弃”因富有农事经验而被虞舜任命为农官，职责是“教民耕稼”，大概相当于后来秦、汉封建国家中央政府主管农业的“大司农”一职。因而，弃被誉称为“后稷”。“后”是至高伟大之义，先秦时“天子”之王才能称为“后”，而“稷”就是粟。也就是说，周部族是靠以粟为主的农业起家的，周人的始祖弃是种植粟的专家。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词—“社稷”，社稷一词是由“社”—土地神和“稷”—谷神合称而成，祭祀社稷是中国自史前时代便开始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是农业的，也是粟的，表明以粟为代表的渊源久远和肇基深厚。这一点，若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中央政权所在地自夏国以来三千余年基本上没有离开黄河中下游中枢线的事实，应当是足够发人深省的。“社稷”一词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而中国历代封建国家政权的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又无一例外是以“农为邦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典型的“农为邦本”、“农业立国”思想传统是起源于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也一直是以黄河流域农业为主要支撑的。

粟之外，菽是另一最主要的粮食品种。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是中国特产，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栽培，它的祖本野生大豆在我国南北方均有广泛分布。大豆是中国人驯化最早的菽类品种，而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民俗学考察来看，大豆最早的驯化地和主要食用分布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主要仍是北方地区。先秦典籍中频繁和大量出现的“荏菽”、“菽”、“藿”都是指大豆，“藿”许多时候又泛指豆叶。“菽者，众豆之总名”（宋·罗原《尔雅翼》），“古语但称菽，汉以后方谓之豆。”3距今三千余年前，豆类已经成了中国人最重要食物原料之一。春秋战国时的文献记载，往往“菽粟”并列：“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种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4“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5“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依而食菽粟者。”6等皆是例证。菽与粟两者均是庶民百姓的活命之本，仰食之天，“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7；而国家粮食储备也以此两物为根本，诸侯或因“菽粟藏深，而积怨于百姓。”8食菽粟民众尚不仅力耕之农，“工贾不耕田，而足乎菽粟”9，只有上层社会成员才不象广大庶民那样三餐是赖、世代仰给。《汜胜之书》记春秋战国时代北方农人“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天之本也。”10而按当时户田百亩的常规说法，则“五口之家”种豆田为二十五亩，“八口之家”豆田则达四十亩，即豆田占全部农田比重的25%或40%，大豆的为先秦民人所仰食可见11。当然，这主要是北方农业区的情况。豆的种植所以有这样高的比重，就是因“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12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并高效利用了大豆的稳产易保藏、耐饥壮力和效用广（既为三餐主副食的饭、羹原料，又是牛马使役和猪等肉食牲畜的饲料）等众多特点。荒年无有他谷而仅以豆充饥的记载多见于封建中世以前的文献中。直到战国末年，当中原的政治家已经习惯从统一和全局的视角来认识所有社会问题时，菽也是列在北方第一谷和南方第一谷的粟、稻两者之后备受重视：“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园，小菽则搏以芳，称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虫。先时者必长以蔓，浮叶疏节，小荚不实；后时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13菽的种植农艺研究具有北方、南方的普遍意义，因为它均是北、南方居于第二位的谷物品种。先秦时，菽是黄河食文化区人们食物原料结构最重要的“五谷”之一。“五谷”当时主要是指稷、菽、麦、黍、麻（《周礼·天官·疾医》郑玄注）或稷、菽、麦、黍、稻（《孟子·滕文公上》赵歧注），关于“五谷”及菽在“五谷”结构中地位的认识，唐以前的文录主要反映的是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情况。

入汉以后，由于耕作技术的发展，粟、麦的亩产提高和它们更宜作三餐主食的固有特点，以及其他食料的有效开发与利用等原因，大豆种植在耕田总数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但大豆在汉代，甚至直至赵宋以前的十余个世纪里，其在庶民膳食结构中的地位仍未根本改变。大豆一直是重要的“五谷”之一，北方农业区则尤其如此，作为与麦、粟轮作种植的品种，其播种面积仍不可能太少。因此西汉人的观念中仍极重视菽，政治家仍主张以“欲实菽粟货财市”14的政策来裕国强国。入汉以前，大豆主要食用方法是主食的“豆饭”、“豆粥”；副食的“豆羹”、“藿羹”15；调料的“酱”、“豉”以及同时兼作药用的“大豆黄卷”—豆芽等。“以洮（淘）米泔和小豆而煮之”的“甘豆羹”等“皆野人农夫之食耳”是汉代的基本民情16。大豆磨粉食用是封建中叶以后的事，近现代始增大比重。两汉及至赵宋以前的十余个世纪里，除了传统的使用法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豆酱、豆豉和豆腐的普遍食用。先秦时，酱的使用在庶民之家尚非十分普遍和倚重，作为咸味调料那时寻常百姓多是直接用盐，而汉时则大不然：酱已成为与传统的“醢”（以各种肉料为之）并列而存的一大咸味调料种类：“酱以豆和面而为之也。”“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17已成生活常识。酱类品种很多，其中以豆为原料的酱又分作“以供旋食”称为“末都”的酱和长贮的“大酱”；又因用盐多少而有咸或略酸味的区别等18。自汉而后，酱在人们日常食事中的地位始终居于调味料的首位：“可以调食，故为之酱焉”19；“酱，八珍主人”20；“酱，食味之主”21等一类说法反映了这种历史实情。而其对寻常百姓来说，则更是三餐是赖、一日不可或缺；对于他们酱不仅是调味之将（庶民百姓可无“百味”可调，通常只是一盂豆饭、一瓯豆羹的“一饭一汤”而已），而且还是每餐必备的佐食之肴，是一品经久不变的副食。“百家酱，百家味”，是中国历史上一句经久的俗谚，它表明酱是庶民百姓家千家万户各自长年贮备的最重要食料。正因为如此，一旦不慎生了蛆虫，人们也舍不得丢弃，于是造出一种自慰的理论来继续食用，另一句不文明的俗语则表明了这种历史文化：“井里的蛤蟆，酱里的蛆”，意即无大害，除去之后仍可食用。其实，这是中国人因窘迫的经济生活而生的求生存的思想，它更表明了庶民对酱的依赖之重。豉的历史要晚于酱，酱本来是诸多“醢”的一种，而豉则是由豆酱衍化发展出来的。豉的出现当不晚于春秋，东汉王逸注《楚辞·招魂》“大苦咸酸”句云,“大苦，豉也。”故历来经诂学者均认为“古人未有豉也……盖秦、汉以来始为之耳”；“古来未有豉也，止用酱耳。”22但汉代人普遍食用豉则是毫无疑义的，西汉初年豉便是城邑中商人经营的主要日常消费食品之一：“糵麴盐豉千答”23；也是百姓家常备的调料之一：“芜荑盐豉醯酢酱”24。豉的种类也很丰富，从含盐量多少和风味差异上看，可分为淡豆豉和咸豆豉两大类25。酱、豉之外是“豆酱清”即“酱清”或“清酱”26，同样是汉代人十分青目的美味调料。此外，以大豆为原料制作酸味的酢，也是汉魏南北朝时的通习，其最常见的是“大豆千岁苦酒”和“小豆千岁苦酒”等27。至于藿，作为重要的菜蔬原料，至少一直沿用到宋代。在此之前很久，藿曾是市易的主重要菜蔬品种28。

豆腐，应当是于汉代便被中国人认识的大豆制品。至迟于两汉之际时，豆腐的制作与食用应当在庶民社会开始普及化29。但是，由于迄今尚未十分清楚的原因，史文记述空疏，长达十个世纪之久才于五代时见到“豆腐”二字的明确记载。但以目前发现最早记有“豆腐”一词的《清异录》中以“小宰羊”雅称豆腐俗贱之物的情况来推断，则早在五代（907—960）之前很久豆腐便成为庶民常食已是毋庸置疑了。总之，自唐以后豆腐作为很便宜的市易肴料，更广泛地被下层社会广大民众喜食、习食和有能力购食了，这是促使大豆从“豆饭”、“豆粥”等主食料逐渐退出并同时在副食的天地里更多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豆腐的大宗有水豆腐和干豆腐两大类，每类又都有南、北不同风格之分（水豆腐南称嫩豆腐，北为老豆腐；干豆腐南方则成为千张、百叶）。入宋以后，以豆腐为原料的加工品种开始增多，并且随着都市餐饮业的发展和人们食生活的渐趋丰富，豆腐制品也便逐渐增多。清人李调元的《豆腐》30打油诗便非常形象写实地反映人们对豆腐的加工利用：

家用可宜客非用，合家高会命相依。（豆浆，制豆腐之前必先泡豆磨浆，故豆浆是庶民之家相依为命的饮料，且极价廉易得）

石膏化后浓如酪，水沫挑成皱成衣。（豆腐皮）

剁作银条垂缕滑，划为玉段载脂肥。（水豆腐）

近来腐价高于肉，只恐贫人不救饥。（泛指水、干两种）

不须玉豆与金笾，味比佳肴尽可损。（豆腐干等）

逐臭有时入鲍肆，闻香无处辨龙涎。（臭豆腐）

市中白水常成醉，寺里清油不碑禅。（油豆腐）

最是广大寒彻骨，连筐称罢御卧寒。（冻豆腐）

才闻香气已先食，白楮油封四小甔。（豆腐乳）

滑似油膏挑不起，可怜风味似淮南。（豆腐脑）

豆腐的细加工品种非常丰富，如“熏豆腐”、“酱油茶干”、鸡汤豆腐丝、五香干豆腐卷、五香豆腐丝、油豆腐、茶干等均已见于清代及其以前的食谱等大量文字记录中了31。

制豆腐必先泡豆磨浆，故豆浆的利用更应在豆腐之先。照笔者豆腐发明当在西汉的理解，豆浆的利用自也至迟在西汉时期。这不仅由于西汉时大量使用的旋转磨主要用途是用来研磨浸泡过的豆等谷物原料的，事实上早在磨发明之前的谷物加工具杵臼即有此功用。因浸泡过的大豆一经粉碎性加工过程，便有浆汁析出，而且越是研磨或舂捣精细浆汁便析出越多。而早在豆腐发明之前，即在大豆主要用来烧豆饭、煮豆粥和豆羹阶段，为了使组织坚硬的大豆能与其他易烂熟的谷物协调烹饪，一般也要先将大豆浸泡相当时间（这样既适口也可节省燃料、事功）。富贵大家待客以豆粥能“咄嗟便办”，原因即是“豆制南煮，豫作熟末，客来，但作白粥以投之”32。若是考虑到三代时人们用杵臼舂制“糍”、“饵”等主食品的情况，则捣击泡豆出浆并加以利用的历史还应当更早许多。西汉时，都市之中甚至有以豆浆出售而成巨富者：“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33这里的“浆”，既不是酒浆，也不是水浆，而应是包括豆浆在内（当以豆浆为主）的各类果汁、酵汁饮料的统称，文中的“张氏”即略近现代意义的张记饮料店。

由豆浆制成的豆腐脑和各种风味的豆花，同样是古往今来广大下层社会民众喜食和常食的副食或风味小吃食品。“豆腐，……其最嫩不能成块者曰豆腐花”34，即点腐时使浆聚而不凝；而点豆腐之后不加压去水，则成豆腐脑：“点成不压则尤嫩，为腐花，亦曰腐脑。”35

黄豆芽，是中国人很早就利用为蔬食原料的大豆的活性转化形态，作为有目的的培养而利用豆芽，这无疑是比简单和直接利用大豆原始形态的一大进步。黄豆芽在先秦典籍《神农本草经》中记为“大豆黄卷”36，这一称谓其后沿用很长时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中亦有“黄卷一笥”的记载37。黄豆芽（当然也包括其他豆类的芽），很早并长期和大宗被用作历史上庶民阶级几乎每日必食的“豆羹”的主要原料，直到今天仍是南北城乡广大民众四季常食的蔬菜品种，尤其是北方漫长冬季里大众的传统食料。当然，今天人们食用豆芽的方法，除了二、三千年传统的汤煮之法外，炒、炝、拌、渍、馅料（煮、蒸、炸等），或与其他原料配合的更多烹调方法是古今不可同日而语的。

大豆之外的菽类品种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可以分作主食和副食的两大类，如主要用作豆饭、豆粥或豆馅、豆粉等主食原料的黑豆（乌鸡豆）、白豆、绿豆、褐豆、青豆、斑豆38、赤小豆（又称红小豆或小红豆等）、稆豆（又称黑小豆等）、豌豆（曾有胡豆、戎菽、回鹘豆、毕豆、青小豆、青斑豆等称）、蚕豆、豇豆、扁豆、黎豆、花豆、眉豆、脑豆、芸豆等；主要用作菜肴原料的刀豆、扁豆、豆角、龙豆、垅船豆、四季豆、荷兰豆、绿豆芽，以及用于主食原料诸类品种生长青嫩时的籽、荚、叶、苗、秧等的用来蔬食。一些品种的豆实同时可以制粉、酱、豉、麸、粉丝（或条、片）等，作为肴品原料丰富人们的餐桌，改善人们的营养状况。

肉美鱼鲜，动物性食料味美、耐饥、壮力、养颜、益智等许多养生功效是中国人很早就充分认识到的常识性道理。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常餐鱼肉的福气的。以五谷为主要食料，即基本营养源于此；各种蔬菜的主要功用仅是“充”—充实、补充而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39，这一距今足有二千四、五百年的看法，反映了中国人早期的膳食综合观念。“养”、“助”、“益”、“充”四字并非单纯的并列修辞需要，事实上是包涵着一定意义的性质和程度差别理解成份在内的。至于各种食物原料都蕴涵何种营养成份并如何营养人们的身体与健康，那都是暝暝不清的，至少在二千数百年前的当时甚至以后很久都在中国人的隐约感觉和迷朦揣摩之中，他们只能用简单的实验—生活实践观察比较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和混杂着许多唯心、唯灵成份的思考来试图彻底理解和解释这一切。于是，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人都视“养”—营养—的基本问题的砝码是“五谷”。中国历史上维系了二千数百年之久的历代统治者的“重本抑末”或“重本轻末”基本国策，从根本上说来盖源与此；中国人的似乎过于眷顾以大豆为主的菽类食料，其情结亦在于此。李时珍对菽类评论说：“北人用之甚广，可作豆粥、豆饭、豆酒，炒菜、麨食，磨而为面，澄滤取粉，可以作饵顿糕，荡皮搓索，为食中要物。以水浸湿生白芽，又为菜中佳品。牛马之食亦多赖之。真济世之良谷也。”40李时珍的这一评语，是对诸多豆类品种对庶民百姓的充饥养生作用的充分肯定，中国人在漫长的数千年里大大得益和仰重于菽类食料，他们于调顺时节三餐是赖，荒欠之年唯其为重；果腹调食、养生疗疾，离之不可一日。中国人所得益的，正是他们虽苦苦思索却仍冥冥不能解的菽类独特丰富的各种营养成份。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众—庶民大众是靠以大豆为主体的菽类食料来维系健康的，而这一点首先，并且在相当长时间里是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明末著名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6？）曾在他的《天工开物》中说：“凡谷无定名，……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遗稻者，以诸书圣贤起自西北也。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而来（小麦）、牟（大麦）、黍、稷居十三。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41宋应星的这句话，值得认真推敲：首先，他正确的指出，汉代以前黄河流域食文化区人民大众的主食结构是以粟为主要品种的“五谷杂粮”，当时稻在北方粮食结构中只占极小的比重。其次，汉代时的黄河流域食文化区在当时中国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当然，宋应星的话是仅就汉代的文献而言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宋氏并没有否定汉以后直至唐一段时期黄河流域北方食文化区基本食料结构的意义。再次，唐以后随着南方人口的持续上升和和生产、经济的累积发展，南北人口与经济的对比发生了极大变化。唐代时，在社会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为正常时期，全国人口的北南对比为六比四，而中央财赋收入的重头则在南方。南方财赋的主体是稻米，这就是宋应星于唐后七个多世纪所说“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一语的确切历史内涵。不同的是，宋氏议论的明代末期，而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明帝国版图内人口分布的比例则已经发展成一比二不足了，约六千七百万人口分布在以稻米为主要食粮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食文化区42。第四，也大约是在唐代前后，随着谷物食料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亩产量的提高和食料种类的增多，如宋氏所说，麻和菽开始退出了主食的行列，而在副食“肴”的天地里充分发挥着潜能。

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同样表明，我国又是世界上小麦的起源中心之一和栽培小麦的最大变异中心之一。“麦”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竟有约近八十种大同小异的写法，这既表明麦的变异品种多，同时也说明距今三、四千年前麦已经是一种非常广泛栽培食用的谷物品种43。田野考察发现，我国西南和西北高原迄今还生长着一种具有典型野生性状的原始小麦，专家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现在我国原有的普通小麦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44麦最初主要是蒸、煮粒食，入汉以后粉食逐渐成了主要和基本的食法。此后，“北麦南稻”一直是中国北、南两方食文化区的重大区别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具有二千多年之久，堪称中华民族“国食”的面条、馒头、饼、饺子、包子等都是主要以小麦粉为原料制作的，它们同样也是黄河流域及广大北方地区食文化的传统与代表性食品。麦面食品广泛流行北方地区的原因，除了麦“种在冰上，收在火上”的寒播、暑收生长习性之外，还在于其比较粒食米饭而更易于制作、贮放、携带、食用的特点和优点。

最能代表中国的食物应该是饺子。饺子是中国传统的食物之一，以其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营养丰富、制作方便等特点而深受世界各地人们喜爱。饺子是中国春节传统的食品之一，也是表示家庭团聚的重要食品。除此之外，中国菜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色食物，如北京烤鸭、四川火锅、广东早茶、湖南辣子鸡等，也是中国代表性的美食。

中国各地的饺子种类非常丰富多样，下面列举一部分：

1 北方饺子：以牛肉、羊肉、猪肉为馅，味道重，常常搭配辣椒油、醋等佐料。

2 南方饺子：以鲜肉、虾、蟹肉为馅，口感清爽，调味相对温和。

3 云南过桥米线中的饺子：使用瘦肉和香菇、芹菜等炒馅，搭配特制的酸辣酱。

4 四川的水饺：一般用猪肉加上各种蔬菜作馅料，搭配四川特制的香辣酱汁，味道鲜美辣呛。

5 湖南的米粉饺子：以猪肉为主料，搭配上香菇、笋、豆皮等多种食材，口感非常嫩滑。

6 宁波的汤饺子：这一种汤饺子以虾、瘦肉为馅，搭配上吉香酱、葱、姜等辅助食材，非常开胃。

7 福建潮汕饺子：使用虾仁和肉末，加入鲜菇、葱、姜等食材，煮完之后清香可口。

　你喜欢吃白萝卜吗你知不知道白萝卜在古代被叫做什么吗让我来告诉你吧。

　白萝卜在古代被称为什么

　白萝卜是我国最古老的蔬菜之一，在古代又称雹突、紫花菘、莱菔、罗服、萝菔等，其根称支罗服或萝菔根，其子称之为萝菔子。唐代丘光庭所著《兼明书》卷五中提到：“近读《齐民要术》，乃知蔓菁是萝菔苗，平生之疑涣然冰释，即医方所用蔓菁子、皆萝菔子也。汉桓帝时年饥，劝人种蔓菁以充饥;诸葛亮征汉，令军人种萝菔。则萝菔蔓菁为一物，无所疑也。”

　白萝卜的营养价值

　1萝卜的含水量较高，约94%，热量较低，膳食纤维，钙，磷，铁，钾，维生素C和叶酸的含量较高。

　2萝卜中含有丰富的消化酶，该消化酶不耐加热，所以萝卜适宜生吃。白萝卜的食用效果1增强机体免疫力

　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对预防癌，抗癌有重要意义。

　2促进消化

　萝卜被称为 “自然消化剂” 根茎部分含有淀粉酶及各种消化酵素，能分解食物中的淀粉和脂肪，促进食物消化，解除胸闷，抑制胃酸过多。帮助胃蠕动，促进新陈代谢，还可以解毒。

　3保护肠胃

　促进胃肠液分泌的作用，能让肠胃达到良好的状况。

　4预防富贵病

　吃萝卜可降血脂、软化血管、稳定血压，预防冠心病、动脉硬化、胆结石等疾病。白萝卜的选购选购的时候要选择根茎白皙，表皮光滑，而且整体皆有弹力，带有绿叶的萝卜。此外，挑选的时候要在手里掂一下，分量较重，感觉沉甸甸的比较好。以防买到空心萝卜。白萝卜的存储

　萝卜最好能带泥存放，如果室内温度不太高，可放在阴凉通风处。如果买到的萝卜已清洗过，则可以用纸包起来放入塑料袋中保存。

　白萝卜的烹饪小技巧

　从萝卜顶出3~5厘米处维生素C的含量最多，易于切丝、条，快速烹调。胡萝卜中段含糖较多，质地较脆嫩，可做凉拌菜。萝卜从中段到尾段有较多的淀粉酶和芥子油一类的物质，有些辛辣味削皮生吃，是糖尿病患者代替水果的上选。白萝卜的搭配宜忌宜白萝卜 + 豆腐，帮助人体吸收豆腐中的营养宜白萝卜 + 紫菜，清肺热 治咳嗽宜白萝卜 + 豆腐皮，有利于消化宜白萝卜 + 腐竹，有利于消化宜白萝卜 + 豆腐干，有利于消化宜白萝卜 + 豆腐丝，有利于消化宜白萝卜 + 油豆腐，有利于消化宜白萝卜 + 北豆腐，有利于消化宜白萝卜 + 三角油豆腐，有利于消化宜白萝卜 + 羊肉，消积滞、化痰热宜白萝卜 + 鹅肉，润肺止咳忌白萝卜 + 黑木耳，引发皮炎忌白萝卜 + 何首乌，

古代食器种类很多,主要的有:

簋(gui),形似大碗,人们从甗(yan)中盛出食物放在簋中再食用。

簠(fu),是一种长方形的盛装食物的器具,用途与簋相同,故有“簠簋对举”的说法。

豆,像高脚盘,本用来盛黍稷,供祭祀用,后渐渐用来盛肉酱与肉羹了。

皿,盛饭食的用具,两边有耳。盂,盛饮之器,敞口,深腹,有耳,下有圆形之足。

盆盂,均为盛物之器。

案,又称食案,是进食用的托盘,形体不大,有四足或三足,足很矮,古人进食时常“举案齐眉”,以示敬意。

箸,夹食的用具,与“住”谐音,含有停步之意,因避讳故取反义为“快”,又因以竹制成,故加个“竹”字头为“筷”,沿用至今。以上食器的质料均可选用竹、木、陶、青铜等。一般百姓大多用竹、木、陶制成,贵族的食器则以青铜居多。古代统治者所用的筷子,有的用金、银或象牙制成。

鼎,最早是陶制的,殷周以后开始用青铜制作。鼎腹一般呈圆形,下有三足,故有“三足鼎立”之说;鼎的上沿有两耳,可穿进棍棒抬举。可在鼎腹下面烧烤。鼎的大小因用途不同而差别较大。古代常将整个动物放在鼎中烹煮,可见其容积较大。夏禹时的九鼎,经殷代传至周朝,象征国家最高权力,只有得到九鼎才能成为天子,可见它是传国之宝。

镬是无足的鼎,与现在的大锅相仿,主要用来烹煮鱼肉之类的食物;后来它又发展成对犯人施行酷刑的工具,即将人投入镬中活活煮死。

甑,是蒸饭的用具,与今之蒸笼、笼屉相似,最早用陶制成,后用青铜制作,其形直口立耳,底部有许多孔眼,置

于鬲或釜上,甑里装上要蒸的食物,水煮开后,蒸气透过孔眼将食物蒸熟。

鬲与鼎相近,但足空,且与腹相通,这是为了更大范围地接受传热,使食物尽快烂熟。鬲与甑合成一套使用称为“甗”。鬲只用作炊具,故体积比鼎小。

炊具可分为陶制、青铜制两大类。一般百姓多用陶制,青铜炊具为贵族所用。

古代酒器

尊,是古代酒器的通称,作为专名是一种盛酒器,敞口,高颈,圈足。尊上常饰有动物形象。壶,是一种长颈、大腹、圆足的盛酒器,不仅装酒,还能装水,故后代用“箪食壶浆”指犒劳军旅。

彝、卣(you)、累、缶(fou),都是形状不一的盛酒器。

爵,古代饮酒器的总称,作为专名是用来温酒的,下有三足,可升火温酒。角,口呈两尖角形的饮酒器。